「太陽」故事

「太陽」故事

來源：一寧網   時間：2010-06-07 18:56   作者：雷頤

太陽崇拜是遠古人類普遍的現象，世界各地都有遺跡和習俗流傳下來。據說，中國還是世界太陽崇拜的五大發源地之一。德國學者、自然神話學派的代表人物麥克斯•繆勒（Max Muller）提出，人類所塑造出的最早的神是太陽神，最早的崇拜形式是太陽崇拜，太陽神話是一切神話的核心，一切神話都是由太陽神話派生出來的，在漫長的歷史中：「太陽從僅僅是個發光的天體變成世界的創造者、保護者、統治者和獎賞者——實際上變成一個神，一個至高無上的神。」（《宗教的起源與發展》中譯本，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86頁。）作為「太陽崇拜」的發源地之一，直到現代，「太陽」在中國仍常常被賦予特殊意義，甚至影響到許多人的命運。

曾任中共中央統戰部副部長、顧問的金城在「延安歲月」中長期擔任負有重要使命的陝甘寧邊區「交際處」處長，他在《延安交際處回憶錄》（中國青年出版社1986年版）一書中，詳述了一起因「葵花向日」引起的長達幾十年的冤案。「延安整風」在1943年夏發展到「搶救運動」的「審干」階段，一時間延安「突然被籠罩上了混亂和不安的陰雲。所有的機關、學校、團體失去了正常的工作秩序。平時並肩戰鬥、肝膽相照、生死與共的戰友，一夜之間變成了仇敵。」在逼、供、信之下，許多單位竟有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國特」、「日特」、「CC」、「漢奸」……金城感嘆道：「特別令人不解的是，這些『特務』所坦白出來的『來歷』及『罪惡活動』離奇古怪，不可思議，竟和神話相差無己。」（《延安交際處回憶錄》第177頁）他了解甚詳、多次為之辯白解脫的彭爾寧「葵花向日」「特務案」即其中一例。

彭爾寧1939年畢業於中國大學，曾參加過「一二•九」運動，於1940年來到嚮往已久的延安，入自然科學院學習農業。整風運動開始后，「他以把個人的一切交給黨的感情，在學院牆報的報頭上畫了一朵彩色的向日葵，用以比喻革命青年、人民群眾心向共產黨。」然而不幸的是，此時「太陽」尚未專用於「我們心中最紅最紅的紅太陽」毛澤東，相反，「日本」的本意是「日出之國」，於是這朵「向日葵」就被一口咬定是「心向日本帝國主義」。由於彭爾寧又是從淪陷區歷盡千辛萬苦經閻錫山的第二戰區輾轉來到延安的，所以必然是「日特」兼「國特」。對此罪名，28歲的彭爾寧開始自然完全否認，但在一番折磨下屈打成招，不得不承認自己「日特兼國特」。他妹妹妹夫恰在不久前來到延安，自然也成「日特兼國特」受到關押審查。他的父親是老同盟會員、此時為國民黨高官，但對國民黨非常不滿也來到延安，住在交際處，是由金城負責的重點統戰對象。這位老先生堅決不相信自己的兒子、女兒、女婿是「日特兼國特」，對他們被關押非常氣憤。但有關方面此時還要交際處與他談話，要他也「交待問題」。這一下老先生的倔脾氣上來，火冒三丈，大聲怒斥，最後絕食抗議。金城詳細了解了案情的經過，認為是冤案，只得一方面多次與其談心，好言勸說，請老先生息怒，理解、相信共產黨的政策；一方面接連給中共中央、毛澤東寫了七份報告書，為彭辯誣。1944年2月初，他寫了第八份報告；春天，「審干」進入甄別階段，結果證明百分之九十都搞錯了，許多被誣陷受冤枉者獲得平反、釋放，恢復了名譽。但是，「彭爾寧日特兼國特案」卻未獲平反，雖然彭爾寧等人不再被關押，但在隨後的幾十年中一直戴著沉重的「特務分子」的枷鎖，在工作、學習中處處受歧視、打擊；「文革」中更因此受到殘酷迫害。直到1980年，這樁三十八年的冤案才被徹底平反。此時彭已進入古稀之年，一生其實已經過去。如果不是枉成「特務」，他是受尊敬、受優待的「三八式革命幹部」，親人都是「革干」家屬、子弟，然而……一朵「向日葵」，就這樣決定了一個人的命運，決定了一家人、甚至眾多親屬的命運。

「東方紅，太陽升。」「延安整風」之後，「紅太陽」開始特指。尤其在十年浩劫，「太陽」竟成「敏感詞」，許多人因此罹罪。

杭州作家申屠奇曾經發表過一個《尋太陽》的故事，大意是西湖邊的寶石山下，住著一對年輕的夫妻，加的叫劉春，女的叫慧娘。有一天，太陽突然被東海海底的魔王搶去，劉春於是隨金鳳凰去找回太陽，但不幸死在路上。劉春的孩子保俶見風長大，又繼承父志，緊隨金鳳凰，歷經千辛萬苦，最終戰勝魔王，搶回了太陽。西湖邊的「保俶塔」和「來鳳亭」，就是後人為了紀念保俶和金鳳凰建造的。沒想到「文革」中申屠奇卻因此被打成「反革命」。因為「江青說：社會主義的太陽很明亮，你還想尋找什麼樣的太陽？你要到東海去尋找，不就是召喚蔣介石反攻大陸嗎！」（哈米：《我在寶石山打了個瞌睡》，《博覽群書》2006年第1期）

南京師院外語系教授、翻譯家楊苡譯有《呼嘯山莊》、《天真與經驗之歌》等多部名著。她始終記得，自己學會的第一首兒歌時還沒上小學，是跟哥哥楊憲益學的，以後，她一直對兒歌、兒童文學深有興趣，所以在教書、譯書之餘，她還創作了一些頗有影響的兒歌、兒童文學作品。

1959年，上海少年兒童出版社找到她，給她看了一組宣揚從小就要勤勞獨立的兒童畫小樣，請她為這些畫配上一組兒歌，書名為《自己的事自己做》。此書一出版就獲得「建國十周年優秀兒童文學作品獎」，以後不斷再版，還出版了很多開本更小的農村版小冊子，行銷近百萬冊。但隨著「階級鬥爭」越來越緊，書名後來被改成《我來學著把事做》，因為《自己的事自己做》有宣傳「個人主義」之嫌。但「文革」中，她卻因這本書受到嚴厲批判。第一項罪名是這本書「銷行數十萬冊、流毒甚廣、宣傳個人第一主義」。而第二項罪名更是嚇得她「戰戰兢兢、魂不附體，從此跟兒童文學永別了！」這第二項罪名是「惡毒攻擊我們心中最紅最紅的紅太陽！是可忍孰不可忍！……」但她實在想不起自己如何「惡毒攻擊我們心中最紅最紅的紅太陽」，打開書一看，「才發現我在第一行便犯了大忌，當時真是百感交集，只能怪自己太缺乏政治敏感了！」這第一行赫然寫道：「我和太陽來比賽，看看是誰起得快，拿起衣服穿身上，我比太陽起得快。」「原來如此，這叫做『禍從口出』！」（楊苡：《與兒歌結緣》，2004年6月1日《人民日報》）

太陽上面有黑子，也給一些作者帶來厄運。

在2005年10月31日播出的鳳凰衛視「魯豫有約」中，葉永烈談了自己的「文革」中的遭遇。當時他在上海科影廠工作，因為他上大學時就曾為系列科普著作《十萬個為什麼》寫過不少作品。沒想到「文革」一開始，著名的科普作品《十萬個為什麼》就被列為「大毒草」。他說：「《十萬個為什麼》被列為大毒草的原因，現在可能覺得很可笑，為什麼，比如說太陽為什麼有黑子，這是個很正常的一個為什麼，可是當時太陽是影射紅太陽，這就麻煩了，紅太陽怎麼會有黑子呢？太陽黑子是我寫的。還有一篇是我寫的，就是那個關於喝了鹽滷為什麼會死人，因為我那個一開頭就寫道，在電影《白毛女》裡頭，楊白勞喝了鹽滷自殺。可是在文化大革命中，《白毛女》已經經過改編了，那個楊白勞變成了反抗的楊白勞，就不再喝鹽滷了，那麼那個書裡頭還是老的版本，他就說你誣衊貧下中農。」因此，他被戴上「大毒草作者」和「文藝黑幹將」兩頂「帽子」不斷被批判。1967年冬，他被紅衛兵抄家，他的相片、信件、稿件被抄走許多。

「太陽的黑子」在「文革」中也成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書記處常務書記兼中央宣傳部部長、國務院副總理陶鑄的「罪狀」之一。

1967年9月8日的《人民日報》發表了姚文元的《評陶鑄的兩本書》這篇「大批判」文章，他氣勢洶洶地寫道：「一九五九年五月，正當修正主義分子彭德懷拋出他瘋狂地復辟資本主義黑綱領的前夕，陶鑄在《太陽的光輝》一文中，擺出一付『海瑞』的架式，公開地、惡毒地咒罵我們偉大的社會主義事業、偉大的黨、偉大的領袖。他一面說，人們以『東方紅，太陽升'』來形容我們偉大事業的朝氣勃勃『，』以太陽來歌頌我們的黨和領袖『；一面公然借攻擊』太陽『的』過失『，指桑罵槐地說：』當大暑天驕陽似火，曬得人們流汗的時候，人們就會埋怨，說太陽的光和熱發射得過份了。而且大家都知道並且也都指出過，太陽本身上還有黑點。『」「』太陽本身上還有黑點『。這不是赤裸裸地咒罵我們的黨和偉大的領袖嗎？在你眼睛里，豈但是』黑點『，社會主義簡直就是漆黑一團。用資產階級的眼睛看問題的人，光明和黑暗是顛倒的。他們比瞎子還要瞎。在這位修正主義者看來，』太陽『的社會主義光輝曬得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受不了，現形了，』流汗了『，』過份了『，這就是』太陽『的』過失『所在。其實，這正是』太陽『偉大的地方。那些躲在陰暗角落裡的牛鬼蛇神、臭蟲虱子、細菌病毒，只有讓它們見一見』太陽『的光和熱，才會死亡；真正的勞動人民，正是在太陽光輝下鍛煉得堅強起來的。不曬太陽，不流汗，身體怎麼會健壯起來？咒罵』太陽『的』光和熱『，其實就是咒罵無產階級』過火了『，咒罵社會主義、人民公社』過份了『，這是十足的資產階級的黑話，正好暴露自己是見不得陽光的鬼物。」「陶鑄不是在《松樹的風格》中讚美』松樹『』在夏天它用自己的枝葉擋住炎炎烈日『嗎？毛澤東思想的陽光是抵擋不住的，硬要向光明宣戰，只能使自己從黑暗中墮落進更黑暗的地方去。」

其實，陶鑄發表於1959年的《太陽的光輝》本意為當時已經千萬巨大災難的「大躍進」辯護的，認為成績是「九個指頭」，是「太陽的光輝」；缺點、錯誤只是「一個指頭」，只是「太陽的黑子」。為使人更清楚地了解以姚文元為代表的「文革」文風，恕我詳引陶文如下：「我看用太陽的光輝來比喻我們黨所領導著的六億五千萬人民所從事的社會主義的偉大事業，是再恰當不過的了。我們試想想看：山川大地壯麗奇瑰，可謂多彩多姿了，但如果沒有太陽的照耀，它們將頓然失去光彩；萬物生靈蓬蓬勃勃，可謂生機萬類了，但如果沒有太陽的浴澤，它們將逐漸枯萎以至死亡。更不要說，太陽的光與熱給我們的生存所帶來的必需的東西了。」「我看廣大人民群眾對這一點理解得是很深刻的。他們用』黑夜『來形容過去剝削階級的統治；他們以』長夜漫漫何時旦『的心情來渴望解放，爭取解放；他們以』東方紅，太陽升『來形容我們偉大事業的朝氣勃勃；他們以』如日之恆『來祝福我們偉大事業的日益發展和鞏固；他們以太陽來歌頌我們的黨和領袖。這都是很明顯的例證。」「但是，又有誰說過太陽毫無缺點呢？儘管太陽是人類生存不可缺少的，但總還是有人批評太陽的某些過失。譬如當大暑天驕陽似火，曬得人們流汗的時候，人們就會埋怨，說太陽的光和熱發射得過分了。而且大家都知道並且也都指出過，太陽本身上還有黑點。雖然這些都是事實，但誰個曾懷疑人類可以不需要太陽呢？誰個曾因為太陽本身有黑點就否認了它的燦爛光輝呢？沒有。我想，我們的黨，我們的黨領導下的偉大事業，也正是如此。」另外，陶鑄在《松樹的風格》中列舉了松樹難以勝數的種種優點，其中之一是「在夏天它用自己的枝葉擋住炎炎烈日，叫人們在如蓋的綠蔭下休憩」，這種「要求於人的甚少，給予人的甚多，這就是松樹的風格」。由「松樹的風格」，他聯想到「共產主義風格」，大大歌頌、提倡了一番共產主義風格。

《評陶鑄的兩本書》原題為《修正主義者的醜惡靈魂――評〈理想•情操•精神生活〉和〈思想•感情•文采〉》，在寫作過程中多次送毛澤東審閱。毛澤東在送審稿上作了多次批語和修改：「文元同志：看了一遍，很好。題目似可改為《評陶鑄的兩本書》，小題目不要。此外，有些地方似太簡略，宜於加以發揮。」「姚文元同志：看過，極好。我只改了幾個字，加了一段話，是否妥當，請酌定。」（毛澤東：《對〈評陶鑄的兩本書〉一文的批語和修改》，《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二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版第401頁）

在20世紀60年代的中國，太陽依然能從一個「發光體」「實際上變成一個神，一個至高無上的神」的歷史，使人們痛定思痛，得出了中國必須走出「現代迷信」、依然面臨破除「蒙昧主義」的任務的結論。種種「太陽故事」已經過去，但正如金城所說：「我們今天舊事重提，是為了讓人們永遠記取這一沉痛的教訓。」（《延安交際處回憶錄》第188頁）

雷頤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