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傑---中國的信仰復興、社會重建與制度轉型——「以神為本」叢書總序

中國的信仰復興、社會重建與制度轉型——「以神為本」叢書總序

余傑  ── 《觀察》首發    轉載請註明出處
Wednesday, July 21, 2010

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百名來自世界各地的華人牧師、傳道人、教會同工及基督徒知識分子和專業人士，在美國舊金山參加了由神州傳播協會主辦的「一代人的見證」大會。在大會的閉幕式上，與會者共同發表了一份歷史性的文件《舊金山共識》，該文件對中國大陸的社會轉型及基督信仰所承擔的歷史使命有如下之看見：


    「中國這一場變革與以往三千年所有變革不同，這是一場有十字架的變革。上帝拯救的大能已經臨到中國人，福音日益廣傳，教會紛紛建立。在中國走向更加自由、文明的公民社會的進程中，基督徒群體正在發揮越來越大的建設性作用。在上帝的恩典中獲得新生的大批基督徒，在中國當前最為需要的仁愛、信實、公義、和平、饒恕等方面，活出了有目共睹的生命見證。」


以一八零七年英國宣教士馬禮遜入華為標誌，新教紮根中國已經兩百年有餘。然而，近代以來，基督教始終被視為西方殖民主義的先鋒和與中華文化格格不入的「外來者」，用近代史家蔣廷黻的說法，基督教是「騎著炮彈到中國」的。鴉片戰爭之後，中國兩千年來一以貫之的儒、道、法、釋交融的統一的世界觀破裂，中國傳統的士大夫演變為現代知識分子，並分裂為不同的群體，為中國的現實與前途而爭論不休。有趣的是，在反對基督教的立場上，他們卻出奇地一致：守舊士紳階層為了捍衛文化自尊而反對基督教的宇宙觀和倫理觀，新式知識分子基於近代西方的啟蒙主義和科學主義而反對「落後」的基督教，更激進的群體則是以馬克思主義這一新銳武器對基督教作猛烈的批判。因而，基督信仰在中國社會一直被邊緣化或自我邊緣化。一百多年來中國的社會變革及文化和政治運動，處於萌芽狀態的中國教會和中國基督徒，不僅未能力挽狂瀾，甚至未能爭取到自身的宗教信仰自由。此種狀況，在近二十年來終於有了明顯之改變：中國大陸中心城市許多新興教會開始自覺地走向公開化，越來越多的公共知識分子受洗成為基督徒，教會和基督徒積極介入文化、藝術、教育、傳媒和慈善等領域，福音在中國傳播出現了嶄新的格局與趨勢。教會和基督徒正在中國當下及未來的社會轉型中發揮不可或缺之影響力。


中國社會正面臨一次前所未有之轉型，此次轉型之深刻與廣泛，有甚於晚清「三千年未有之變局」。而中國社會轉型之核心部分，除了在政治制度上由專制轉向民主之外，更為重要的乃是國人基本價值的確立、道德倫理的重建及精神世界的更新。如史家唐德剛所云，中國的近代化宛如在驚濤駭浪中「出三峽」：由鴉片戰爭而激發出洋務運動，由甲午戰爭而激發出戊戌變法，由庚子拳亂而激發出辛亥革命，由巴黎和會而激發出五四運動，由日本入侵而導致共產革命席捲中國大陸，皆為被動之應對，故而「先天不足，後天失調」。中共建政六十餘年來，以無神論治國，一手謊言，一手暴力，妄想以謊言和暴力維持恆久之穩定。於統治者而言，為專制與獨裁一色；於老百姓而言，為鮮血與眼淚齊飛。一九八九年「六四」之後二十多年以來，中國以低人權、高能耗、毀滅環境之「優勢」，換取了高速卻畸形的經濟增長。在「大國崛起」的顧盼自雄的背後，是貪污腐敗的加劇、貧富鴻溝的加深，是數百個權貴家族壟斷國家的權力與財富，而數億農民工只能在自己的祖國「暫住」。孫志剛之死不瞑目、孫中界之斷指明志、唐福珍之點火自焚、張海超之開胸驗肺……只是每年超過十萬起「群體性事件」之冰山一角。雖然有一群御用文人鼓噪「中國站起來了」，實際上中國仍然離民主憲政制度遙不可及，中國人仍然沒有過上自由的和有尊嚴的生活，中國社會的危機仍然無比深重，中國仍然不是一個現代國家。美國學者亨廷頓說過，中國是偽裝成一個國家的文明，中國的現代國家建構遠未完成。那麼，中國現代化的敗局，根源究竟何在？

正本清源，中國近代以來仁人志士的奮鬥與拼搏，大都沿著啟蒙主義、理性主義、科學主義、民族主義、民粹主義的路向展開，一路激化下來，終於釀成「人定勝天」的、「在一張白紙上畫最美的圖畫」的共產革命。追求的是一個人人平等的烏托邦的目標，收穫的卻是一個弱肉強食、道路以目的動物莊園。在近代化的道路上，在每一個歷史轉折關頭，中國選擇的都是那種最壞的選擇，甚至連次壞的都不是。中國最大的悲劇便在於，或一心學習法俄，或拚命效法德日，偏偏就是與英語國家偉大的清教徒傳統和新教倫理擦肩而過。而正是清教徒的信仰與文化，締結出了五百年來真正的、穩定的個人自由與大國崛起。英國首相丘吉爾將英語國家視為 「英語民族」，在其巨著《英語民族史》中將共同的信仰、價值、文化和政治制度視為超越種族的生理特徵的連結紐帶。作為《英語民族史》的續集，英國歷史學家安德魯•羅伯茨在《一九零零年以來的英語民族史》中指出，英語民族的崛起對於世界進步而言具有決定性的促進作用。正如學者劉見林所論：「源於英國的以市場經濟、憲政民主、法治和新教倫理為特徵的盎格魯－薩克遜模式已經被歷史證明是一個現代國家想要健康、繁榮發展，人類想要自由、和平生活的迄今為止最為不壞的選擇；英國和美國能夠在幾個世紀里一直保持著對世界的主導，並且先後打敗了法西斯主義和共產主義這兩大強敵，這既是盎格魯－薩克遜模式優越的證明，同時也為該模式在全世界的推廣鋪墊下了堅實的基礎。」我們認為，與清教徒的信仰與價值擦肩而過，乃是中國近代化「屢戰屢敗」的關鍵原因。

西諺云：「凡經歷誹謗而不衰的宗教必定是神聖的。」近兩千年之基督教歷史，近五百年之更正教歷史，已經確鑿地證明了基督信仰的神聖性和普世性。而清教徒傳統和新教倫理，是基督信仰中經過現代化淬鍊的、歷久彌新的精華部分。這種信仰由荷蘭而至英國，再由五月花號帶到美洲新大陸。一六二零年，新英格蘭普利茅斯殖民地著名的《五月花號公約》，便是用「以上帝的名，阿門」作為開場白。在美國還沒有誕生的時候，這些遠赴重洋的清教徒便深信，他們將擁有一個締結盟約的國家，它由一個有先見之明的上帝宣布建立，並受其引導。《牛津基督教史》指出，這個國家被促使成為一個「傳教地區」，並且在上帝的治理下受到一種「由神欽定的旨意」的感動。在此維度下審視美國之崛起，我們會發現確實是得到上帝祝福的崛起，正如美國學者喬恩·米查姆在《美國福音：上帝、開國先賢及美國之建立》一書中充滿激情的論述：「這是我們的故事：一個年輕的國家是怎樣克服自身最醜惡的本能驅使，從而悟出自由是所有美德中最重要的一項。有了自由，所有其他的方方面面——從社會公正的理念到宗教信仰，到社會財富的增長——自然就水到渠成了。」

那麼，「英語民族」被上帝祝福的歷史與現實，難道僅僅是「他者的故事」嗎？「英語民族」建構在「有教堂的資本主義」根基之上的民主與富強，能給中國及華人世界以何種啟示？換言之，「他們的故事」有無可能轉化為「我們的故事」？由基督信仰帶來的，第一步是個人生命的洗滌與歸正，第二步是整個國家民族的懺悔與轉向。對華人教會和華人基督徒來說，信仰的復興必定是真理的復興，即在於基本認信、教會建造、神學思考，能否在領受大公信仰、古舊福音的根基上，以更整全的世界觀、屬靈觀，在華人世界完整地表達、傳揚和踐行福音。當年，離開英國、遠赴美洲新大陸的清教徒是「反對國教者」（國教即英國聖公會），他們尋找的不是發財致富的機會，乃是自由敬拜上帝的樂土。如今，中國的基督徒亦是信仰自由和良心自由的堅定捍衛者，正在讓「主的名在全地何其美」，讓由基督信仰衍生的仁愛、信實、公義、和平、饒恕等價值成為中國的核心價值。倘若中國只有經濟的發展和政治的改善，而沒有信仰與價值的重構，則未來之命運依舊堪憂；倘若中國的崛起僅僅是武力的崛起和財富的積累，那麼王力雄在《黃禍》中悲觀的預言未嘗不會變成可怕的事實。

上帝救恩之浩大，遍及人類生活的每一個領域，在南非、南韓以及蘇聯東歐地區的社會轉型和價值重建過程中，教會和基督徒都發揮了不可忽視之作用。對於今天的大中華文化圈來說，「基督信仰、價值重建與社會轉型」，不僅是教會及教會中的牧者和基督徒公共知識分子必須面對的挑戰，亦是所有關心中國未來命運的華人理應深入思考的公共議題。先有基督信仰，才有價值重建，進而才有社會轉型，此一因果鏈條和先後秩序絕對不能顛倒。然而，在現實生活中，中國人在爭取各項自由與權利的時候，常常將本來是「第一自由」和「第一權利」的宗教信仰自由放在次要的位置上。人們不知道，如果沒有宗教信仰的自由，也就沒有良心的自由，其他一切的自由也亦成為水月鏡花。如果我們認為宗教信仰自由沒有吃飯穿衣重要，那就只能說明我們的靈魂還沒有蘇醒，我們還過著行屍走肉般的生活。一個人對靈魂的關注度不夠，必然就對自由的需求度不足。個人是如此，國家民族亦是如此。所以，哪裡有神的名得以彰顯，哪裡才有公義、自由與幸福。一個拒絕神的民族能夠走多遠呢？

我們在反省中國近代化的歧路時，不得不承認此一事實：在國家與民族層面，清教徒傳統和新教倫理，以及奠基於其上的盎格魯－薩克遜模式，久違中國矣。我們更相信，中國社會轉型之成敗、順逆、優劣，關鍵在於選擇何種信仰與價值。換言之，能否以清新剛健的清教徒精神取代傲慢冷酷的唯物主義、能否讓「以人為本」奠基於「以神為本」之上，將決定中國未來的基本面貌。「以人為本」，究竟以什麼人為本，以人的什麼為本？人的權利、自由與尊嚴是自足的嗎？人可以靠自身的力量克服人的罪性，進而改變社會的敗壞與墮落嗎？我們堅信，人的一切都是造物主所賦予的，唯有十字架上的耶穌基督才能為人類贖罪，唯有上帝的公義與慈愛才能讓人類社會保有平安與穩固。是故，中國之崛起，究竟是無神之崛起，還是有神之崛起，與中國和世界都關係甚大：若是前者，則中國會成為世界的禍害，這種禍害甚至比昔日之納粹德國和蘇聯更大；如果是後者，則中國會成為世界的祝福，正如過去一百多年來美國在全球所扮演的角色那樣。我們當竭力避免前一種結果的出現，並努力催生后一種結果的實現。儘管我們知道，在「人人皆可為聖賢」中國文化傳統中倡導「以神為本」的理念難於上青天，但無論如何艱難，亦要奮力踐行。上帝從未遺忘或拋棄為數眾多的中國人，但神州要成為真正的神州，實在是有賴於每一個愛神的人的晝夜思想和奔跑傳道。

由此，我們萌生了寫作「以神為本」叢書的設想。該叢書計劃分為「基督與生命」、「基督與世界」與「基督與中國」三大系列：以「基督與生命」系列，展示一群牧者與平信徒的重生經歷、家庭生活和主要事工，既然每一個基督徒的生命歷程都是榮神益人的見證，那麼記錄與傳播這些見證，便可以讓眾人在一滴水中看見天空、從一粒沙中看見大地，並達成以生命感召生命、以事工連接事工之目標；以「基督與世界」系列，梳理宗教改革以來近五百年大國興亡的脈絡，探討「英語民族」一直保有民主與富強的根本原因，此原因不在於商業、航海、科技發明及工業革命，而在於改革宗信仰、清教徒精神與保守主義文化之生生不息的活力，以此為未來的中國勾勒激動人心的願景；以「基督與中國」系列，探討在當下中國的法律（憲法）、文化、經濟、教育和公民社會的建構中，新教倫理正在發揮的和即將發揮的巨大作用，「山重水複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雖然今天的中國已然病入膏肓，但上帝的公義和慈愛恰可對症下藥，為困境之下的中國提供一條通往光明之路。

我們希望這套原創性的叢書，在兩個維度上給漢語思想界帶來嶄新的啟示：一個維度是呈現基督信仰所帶動的個人生命的更新與國家民族的重建，讓那些尚坐在死蔭幽谷中的同胞看到，基督信仰既可以讓個體生命脫胎換骨，亦可以讓國家民族起死回生；另一個維度是梳理宗教改革以來五百年之世界歷史和新教入華以來兩百年之中國歷史，讓每一個關注中國及華人世界的未來的人深深地相信，基督信仰對這五百年和這兩百年的光照與穿透，神的祝福與詛咒各有安排，神的恩待與懲罰并行不悖。毫不誇張地說，在中國的文化史、思想史乃至中國人生命史上，這是一項前無古人的創舉。上帝讓我們生活在此一時代、此一文化背景之下，並將這一恢宏壯闊的異象賜給我們，必有其超乎我們所思所想的美意。當我們承擔這一事業的時候，既需要足夠的謙卑，也需要充沛的自信。我們更期望，有越來越多弟兄姊妹們加入到這個事業之中，與我們風雨兼程，一起傳這當傳的道，一起打這場美好的仗。


二零一零年二月九日初稿，成都

二零一零年三月八日定稿，北京


「以神為本」叢書第一批共三本，已經由台灣基文社出版，將在香港書展上首發，

    內容簡介：


    《一生一世的仰望》

    《一生一世的仰望》為「基督與生命」系列訪談的第一卷，訪談者為中國大陸著名的基督徒公共知識分子余傑和王怡，訪談對象為洪予健（加拿大）、金明日（中國大陸）、陳佐人（美國）、張伯笠（美國）、遠志明（美國）、劉同蘇（美國）、林國璋（香港）、伍渭文（香港）等八名全職牧者。本書試圖通過這些各具特色的牧者的生命見證和傳道經歷，探討基督信仰對個人的生命更新、教會的組織建造、社區的生活塑造乃至國家的制度轉型所發揮的作用。無論對基督徒還是非基督徒來說，這些如同雲彩一樣的見證，都會帶來極具啟發性的生命體驗。


    《我們有翅膀如鴿子》

    《我們有翅膀如鴿子》為「基督與生命」系列訪談的第二卷，訪談者為中國大陸著名的基督徒公共知識分子余傑和王怡，訪談對象為蘇南洲（台灣）、彭強（中國大陸）、蘇小和（中國大陸）、島子（中國大陸）、於歌（中國大陸）、基甸（美國）、莫非（美國）、查常平（中國大陸）等八名非全職的教會帶領人、基督徒公共知識分子、專業人士和有基督教背景的機構的負責人。本書試圖通過這些具有公共性的基督徒的信仰歷程與專業成就，特別是他們在「文化基督化」方面的努力，探討中國文化與基督信仰之關係，以及整個華人社群實現「福音化」的遠景。


    《誰為神州理舊疆》

    《誰為神州理舊疆》是余傑繼《白晝將近》之後第二本以基督信仰為中心的著作，本書討論的重心是「中國的信仰重建與社會轉型」。作者從「願景」、「公義」、「文化」和「世界」四個角度審視中國的歷史、現實與未來，並得出這樣的結論：中國如同一艘大船，正處在驚濤駭浪的 「出三峽」之中，基本價值的缺席如同大船沒有指南針一樣危險；所以，信仰重建是社會轉型的前提和保障。今天的中國，最需要基督信仰、清教徒的生活方式和保守主義的價值觀。作者呼籲，所有「因真理得自由」的教會和基督徒，都應當承擔起讓上帝的公義和慈愛充滿神州大地的「大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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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dnesday, July 21, 2010

收檔啦...
基督教還想移植到中國這樣的儒教國家??

100%生個怪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