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視中國社會的爭議二代：從富二代、窮二代到官二代

2010/7/17  消息來源：南方新聞網  

　　[導讀]在二代標籤的背後，是這個社會早已瀰漫的仇富、仇官心理的進一步放大。這种放大已經發生質的變化：人們日益擔心，社會的優質資源將日益被少數人壟斷，大部分人會失去改變自身命運的機會。

　　



　　南風窗2010011期封面：轉型中國的二代現象


　　轉型中國的二代現象

　　大約從2009年夏天開始，富二代、窮二代和官二代這幾個新鮮辭彙開始在網路上躥紅。而在2010年全國「兩會」上，二代話題正式進入最高民意機構的視野，代表和委員發表自己的看法，或者忙著澄清社會輿論的質疑。主要來自網路的這些概念，已經成為公共話語。

　　在政策層面，各級黨政系統也出台或者醞釀應對之道。比如黨校對富二代的培訓，提高用人制度的公信力，提高經濟落後地區教育水平和弱勢群體子女的受教育機會，等等。而在社會層面，「快樂男聲」中富二代和評委的交鋒，六成女大學生願意嫁富二代等等這樣的新聞總是能吸引很多人的眼球。

　　中國有句古話：英雄不問出處，富貴當思原由。人生而平等，人事實上又是不可能完全平等的。完全的出身決定命運，就是種姓制度或者「血統論」；而完全剷除出身的作用，實際上也只能衍生出新的不平等。但轉型中國的二代現象，自有其特殊內涵。

　　轉型中國的二代現象一方面是反映社會垂直流動的程度，或者說公職和職位向所有人平等開放的程度，另一方面是二代之間的溝通問題。在二代標籤的背後，是這個社會早已瀰漫的仇富、仇官心理的進一步放大。這种放大已經發生質的變化：人們日益擔心，社會的優質資源將日益被少數人壟斷，大部分人會失去改變自身命運的機會。而這正是任何一種極端思潮誕生的社會土壤：以極端的方式重新洗牌。

　　導讀：

　　富二代群體自稱有更大的壓力和煩惱

　　膠囊公寓成為窮二代希望改變地位前的縮影

　　官二代現象演變成「仇官」社會心態

　　搶的哲學

　　自從實行市場經濟以來，社會階層的分化和各種劃分版本就層出不窮。和嚴謹的社會學意義上的劃分不同，類似「富二代、窮二代和官二代」的劃分實際上是網路輿論對於直觀社會現象的反應。因此，不奇怪的是，這些辭彙每一個的興起，都是和一些引人注目的極端的社會性事件聯繫在一起的。比如富二代的飆車，基層的官位世襲現象，大學生自殺事件等。

　　尤其是在就業和謀取更好職位的時候，當更追求職業前景激勵的年輕人在關係、家庭資源、甚至是行賄競爭等的較量中敗下陣來，一種「出身決定命運」的悲觀情緒勢必會蔓延。而當看到其他的人在享受到父輩積累的財富和人脈資源的蔭庇，卻又自認為理所當然，擺出一副傲慢姿態的時候，不平、不滿和憤恨的情緒就會滋長。有時候就演變成網路上的對罵戰。

　　毋庸諱言，自從實行「讓一部人先富起來」之後，代際之間的公平問題就遲早會出現。曾記否，改革開放伊始，「搞導彈的不如賣茶葉蛋的，拿手術刀的不如拿剃頭刀的」，讀書無用論甚囂塵上。「讀書改變命運」是國人的宗教式信條。每一次這個信條的動搖，都折射出社會大變動的衝擊。而到了今天，「讀書無用論」已經遠遠不足以表達人們對於社會不公的不滿和自身命運的焦慮。

　　近日，新華社調研小分隊的文章《我國貧富差距正在逼近社會容忍紅線》，以及全國總工會公布的勞動報酬佔GDP比例連續下降22年的數據，引起了社會各界的廣泛關注。總結而言就是，資本和勞動的分配嚴重失衡，這直接影響大多數普通人的收入水平；土地和資源帶來的暴富，以及土地和資源的稀缺性，決定了「有錢的越來越有錢，沒錢的越來越沒錢」。而表現在社會層面就是「屁股決定腰包」，收入高低靠的不是聰明才智和勤奮勞動，而是靠「搶身份」和「搶行業」。搶行業就是搶上游產業，資源壟斷性產業；搶身份就是公務員和事業單位身份。

　　而正是在搶的過程中，各種潛規則和壁壘暗地叢生。我們不否認明規則依然存在，不斷健全的公平競爭機制保證了仍然有一部分艱苦奮鬥的底層人士佔到了那個決定腰包的「屁股」。但這些資源都是稀缺的，公平競爭的機制建設總是趕不上潛規則滋長的速度。這些「屁股」們也日益形成自己的買賣「價格」體系。

　　由於政府公共物品服務方面對於民眾起點公平的保障嚴重不足，個人和家庭為此付出了過於沉重的代價(比如為了孩子讀書條件好一點，或者承受高房價，或者承受高昂的擇校費)。等到要「還債」的時候，相關的人們也不得不加入到對於稀缺性資源的尋租大戰中去。

　　成功的總是少數，大多數的失敗者在煎熬掙扎之餘，也就不能不藉助網路一抒胸臆。

　　共識

　　人們之所以如此關心二代現象，恐怕是因為資源分配不公日益固化，在社會代際之間遺傳，社會斷裂得不到有效彌合。本來，年輕意味著新銳和突破。但現實也昭示，體制的力量更大。

　　古今中外的國家發展歷史有一個共同的規律，就是承平和繁榮已久，社會裡面行業和集團之間的固化現象勢必會出現。通過構築壁壘，坐享其成，而生產性和創造性力量日益衰微。轉型中國的二代現象所反映出來的問題，最讓人憂慮的就是這一點。

　　值得一提的是，二代現象反映的並不僅僅是一個窮人的上升問題。雖然二代之間的價值觀衝突已經很明顯，但無論是富、官還是窮，如何安身立命都是共同的根本性追問。無論何人，上面還有一個掌握最強大塑造能力的國家權力。富二代和官二代，貌似榮耀，但價值觀和倫理拷問，正如烈火一般，也在炙烤著他們。

　　比如富二代，接班並非僅是一個家族的事情，也不僅是經濟問題，更是一個政治問題。如何走出父輩所謂財富原罪的陰影？如何學習和認識中國式的政經關係的微妙哲學？而官二代，在政治倫理和制度建設日益完善的情況下，是否能夠有嶄新的形象出現，而不墮入中國歷史上的衙內魔咒？什麼時候，民眾才不會普遍地只是從一個個腐敗案件中「子女」、「身邊人」等辭彙中才看到他們的影子？

　　財富總歸是要回報給社會，權力終究要被圈在為民服務的籠子里。無論是富二代，官二代，還是窮二代，財富、權力和知識本身並不能自動成為相互連接的紐帶。仇恨只能帶來惡性循環，而形成能夠共享的共識是無論何種出身的人們都要面臨的問題。財富和權力只能帶來外在的物質的差別，但心靈上的隔閡才是真正的悲劇。轉型中國需要的不是權力和資本的歡宴，而是「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自由發展的條件」。

　　尤其是在社會性報復和泄憤事件頻發的今天，不能不讓人擔心，這些事件會刺激不同群體之間隔閡的加深。二代們應該從中得到經驗和教訓，讓歷史不在更年輕一代人身上重演。面對改革造成的斷裂和隔閡，要從二代們開始實現和解。而政府的目光也就不能僅僅是著眼於「政治上可靠」這樣的宏大層次，在制度透明和公平競爭方面應付出更多努力。

　　如今，無論貧富，人們都在尋找改變自己命運的道路。但無論有多少政治機巧和智慧，無論有多少職場謀略，改革分化後代際之間能否形成共享的價值觀，能否打破改革中的社會斷裂，這是社會成長的重要方面，也是從社會層面檢測這個國家未來活力的試金石。沒有「公平正義的光輝」，最終的可能結局是「叢林的戰爭」。

　　「富二代」憑什麼接力中國？

　　文_本刊記者 陳統奎 發自上海

　　5月2日，公司的一名男採購員要結婚，董銘可操心了，他不僅把自己那輛價值140多萬的保時捷凱宴拿出來，還借了6輛名車，組成一支豪華的婚車隊，為新郎做足了面子。這位年僅29歲的「少帥」這樣解釋自己的舉動：「那個人為公司出力，你肯定要幫他，我們像男方一樣，我們把場面搞好，員工多有面子啊。」

　　董銘說要經營一家有人情味的企業，讓「企業就像一個家」。

　　如果你覺得這是「感情用事」，那你就錯了。董銘還說：「領導者不能忘記一件事——他們的權威，是由追隨者賦予的。」恩威並重，這是中國式管理的中心思想，無恩之威乃強權，董銘不喜歡。董銘從父親手中接過浙江威力鍛壓設備有限公司掌門人之位一年多了，越來越忙，周末和節假日常常加班，「杭州一日游」是他最奢侈的放鬆方式。接班了——這三個字對董銘來說，不，對那些完成交接班的富二代來說，都是沉甸甸的。

　　可是，不久前幾番傳出「富二代」在公路上狂飆名車傷人、生活窮奢極侈之類的負面新聞，使得「富二代」幾乎與「紈絝子弟」劃上等號。辦公室設在上海的富二代組織「接力中國青年菁英協會」(簡稱：「接力中國」)剛表示，計劃以「新一代企業家」的新提法代替「富二代」這一「負面稱謂」，網上就迎來一片討伐聲，網友們不允許他們「換馬甲」。社會對富二代的成見之深可見一斑。

　　「代表社會教育這幫人」

　　2007年，董銘給《第一財經日報》去了一封信，訴說「一個民企接班人的煩惱告白」——大學畢業回來進入父親的企業，常常失眠，食量銳減，神色憔悴，心態焦慮不堪，白頭髮多了……陳雪頻編髮了這封來信，之後100多家平媒轉載，中央電視台《對話》欄目，鳳凰衛視《魯豫有約》等著名電視欄目紛紛邀請董銘等「富二代」做節目，「富二代」群體粉墨登場。

　　那段時間，各種媒體像奪食的鷹嘴一樣爭相報道「富二代」，出於天然的批判性思維，記者們把挖掘「富二代」負面消息作為己任，給公眾描述了一個「紈絝子弟花天酒地」的群像。此前，人們剛對第一代企業家的「原罪」問題爭論不休，仇富心理成為中國社會的一個不安因素。這個靠著第一代企業家的財富而享有優厚物質生活的群體浮出水面，引發了複雜的社會心理：羨慕、妒忌、反感、厭惡……

　　這類社會心理並不利於導向一個良善社會。然而究其原因，根本在於巨大的貧富差距鴻溝。按照現行美元匯率計算，中國人均國民收入大約排在第128位，即使按照經濟學家們喜歡用的「購買力平價」，中國的人均國民收入仍然排在全世界第107位，落後於納米比亞、貝里斯、烏克蘭等國。輸家太多，贏家太少——中國社會發展如此不均衡，不管哪個群體崛起都會引來社會不安。

　　2008年，富二代群體還沒有人意識到這種社會心理的危害性，當年在上海舉辦的一個富二代論壇公然打出「新貴崛起」這樣的主題。據一位資深財經記者描述，當年在上海一些投融資活動現場，他看到一些大學剛畢業或仍在讀大學的富二代，拿著幾千萬從全國各地趕過來參與投資，一副副「富二爺」的表情。上海一些有識之士開始為這群稚嫩的「富二代」擔憂，設想成立組織把富二代群體中的上進分子凝聚起來，一方面幫助這群人成長，一方面引導他們回報社會。

　　時任《第一財經》編輯的陳雪頻便是7名發起人之一，後來擔任理事長的陳豪也是其中一位。陳豪善於交際，認識很多富二代朋友，政府關係也不錯，他的父親是浙江嘉興地區的著名企業家。《解放日報》一位記者貢獻了「接力中國」這個「雄赳赳，氣昂昂」的名稱。「接力」二字準確表達了富二代群體從第一代企業家接過家族企業之棒的意思；「中國」二字則承載了這一群體的抱負，他們要引領中國大陸經濟繼續向前邁進。

　　鑒於在中國大陸註冊社團機構的複雜性，他們選擇在香港註冊成立了「『接力中國』青年菁英協會」，並掛靠在上海市楊浦區工商聯青年工作委員會下，然後成立「上海睿萊文化傳播有限公司」作為日常運作平台，辦公室設在上海蘇州河畔一棟別緻的小樓里。一年多來「接力中國」吸引了100多位成員，加入的不單是企業家第二代，也包括新一代的年輕創業家。「這兩股力量將是中國大陸民營經濟未來的核心力量。」首任理事長陳豪說。他希望這個組織能走出像馬雲、郭廣昌、柳傳志、王石等這樣的大企業家。

　　今年31歲的季偉特是「接力中國」監事會監事，他父親是民營不鏽鋼管行業的龍頭企業、上海上上不鏽鋼管有限公司的董事長。在他看來，「接力中國」是「代表社會教育這幫人，把他們吸引過來，教育好」。有了「接力中國」，「父輩們放心多了」，他們甚至托關係介紹兒子加入這個組織。而加入「接力中國」，除了一次性8萬元的會籍費，必須要有兩名會員推薦，還需經過長達3~6個月嚴格審核。「接力中國」強調「上進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