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間諜有多凄涼：一旦被俘就按「死亡」處理

2010年7月18日

　  當年，他們在台當局威逼利誘下淪為間諜；在牢里經過數十年的改造后，這些台灣間諜們重獲自由，但卻一無所有；如今，他們靠每天的拾荒度日，同時開始發起向台灣當局的索賠運動。  
　　姜建國在接受本報獨家專訪時屢次強調，「我們是香港不該養而養我們，台灣該養我們而不養」  
　　下午3點之後，是找不到姜建國的。  
　　這個已經71歲的台灣老間諜，每天3點開始就從自己住的十五六平米的公屋出來，去附近撿紙皮、廢報紙，直至深夜。  
　　2007年1月1日，這個拾荒的老人在香港成立了「海峽兩岸受難者協會」，決心向台灣當局索賠。  
　　威逼利誘下淪為間諜  
　　被推選為協會會長的姜建國，早年畢業於上海第二醫學院。1981年，他攜妻女到了香港，棄醫從商。１９８５年５月，姜建國從大陸購買蠶絲運到台灣，被台當局沒收。姜建國親自赴台交涉，結果在台灣「軍情局」的威逼利誘下，被招募成台灣間諜。  
　　在電話那頭，姜建國回想起當年的情景還有些氣憤，他告訴《國際先驅導報》：「當時台灣單個聯繫我的是一個姓張的，我至今不知道他具體叫什麼。當時他說加入'組織'，保證沒有事的。後來他讓我去大陸發傳單，我說，'這怎麼會沒有事呢？如果我在大陸被抓了，怎麼辦？儘管殺頭是不會的，但十年八年牢是要坐的。'他承諾說，'一旦有事，你的家屬我們會照顧好，會安排的。'」  
　　很快，姜建國被台灣「軍情局」委任為中校處長，並在台北接受特工訓練后，開始執行間諜任務，月薪不到４０００元人民幣。  
　　１９８６年，姜建國潛入上海，竊取了上海某港口的建造計劃，獲得獎金４０００美元。同年，他在大連用微型相機拍攝某軍港時，被埋伏已久的大陸公安人員當場抓獲，並因「特務罪」判處有期徒刑１５年。  
　　拾荒度日，窮困潦倒  
　　「2001年8月15日早上，監獄長送我出了監獄的大門。我是9月1日回到香港的。」姜建國說，「可過了關，回到原來的家，發現什麼都沒有了，已經改成公路了。我只好去住了旅館。」  
　　第二天，姜建國到台當局駐港機構「中華旅行社」求助，結果對方再三敷衍，讓他自謀生路。此後，他只能在香港靠領救濟金維持生活。  
　　僅僅靠救濟金生活，遠遠不夠。於是姜建國每天下午3點開始，就滿香港地去撿紙皮和廢報紙，每天賣得幾十塊錢貼補生活。「晚上我一般都要等到超市關門，11點半多，等他們把不要的紙皮丟出來。」香港的冬天，一般都在１０攝氏度左右。姜建國患上了退化性關節炎。  
　　姜建國還告訴了《國際先驅導報》他的「外快」來源--「去當電影公司的臨時演員」。  
　　「有事的情況下，那邊打電話叫我去一次，一般給100塊錢；如果是後半夜，給120塊錢。我已經演了好多戲了，比如演古裝劇，演個老兵拿著旗子'嗚嗚'地走，滿場跑來跑去。」  
　　「有時候運氣好些，1個月有３次到５次演戲機會。但最近兩個月都沒有叫我了。」姜建國不無遺憾地說。  
　　七元西裝，過期饅頭  
　　「那你多久沒有買過新衣服了？」記者問道。  
　　「哎呀，哪有什麼新衣服？」姜建國猛地喊了出來，「有什麼穿什麼。」  
　　然而，接下來姜建國的話讓記者大吃一驚。  
　　「你知道我買衣服到哪裡買嗎？（香港）通州街的天光市場。那裡早上5點多，就有地攤擺出來了，什麼東西都有，很便宜的。衣服兩三塊一件，貴些的五塊。」他苦笑著說，「有些東西買來蠻好啊，我買了一件西裝，才七塊錢嘛。蠻好啊！」  
　　「那平常都吃些什麼呢？下館子嗎？」  
　　「哎，不可能出去吃的。我們沒有這個經濟實力。報紙上說的周國騤一日三餐都是西紅柿湯泡饅頭，這個報道不假，有的饅頭還是我給他的呢。我每天晚上去超市門口等著撿紙皮，有些超市裡當天到期的饅頭，人家就一包包地從後門扔出來。我看蠻幹凈的，也沒有壞，我就帶回來自己吃，也給他（周國騤）吃。」  
　　無錢治病，四處躲債  
　　姜建國在出獄后，其原來在香港的妻女不知去向，他也就和原來在上海認識的一個叫劉玲的女子結了婚。  
　　不久前，劉玲從上海到香港看他，結果因突發盲腸炎，住進了香港的瑪嘉烈醫院。由於無錢付手術費，「我太太住了一個晚上，然後只做了止痛就出來了。那麼多錢，再住下去不得了啊。」  
　　「當時我問我太太，你挺得過嗎？她說，挺得過。」而《國際先驅導報》記者從醫院給姜建國寄來的賬單上看到，儘管是政府醫院，但一個晚上的住院費用高達３３００港幣，急症室的費用是５７０港幣。  
　　姜建國說，「醫院來了一封催促信，讓我們趕緊還錢，不然要告我。我寫了一封信懇求他們，說我現在老了，給他們做做雜務工能抵債嗎？我也跟他們講了（我正在）向台灣方面索賠，請他們寬限幾天。」  
　　至於劉玲，姜建國已經讓她回上海去了，「暫時躲一躲啦，有什麼辦法？」  
　　妻離子散，前景渺茫  
　　除了在上海的太太，姜建國最挂念的，就是他與前妻生的女兒。一提到女兒，他的語氣異常激動。  
　　「我被抓的第二年，我老婆把房子賣了。是我在上海的哥哥告訴我的，因為他收到了我女兒偷偷摸摸寄來的信。」姜建國現在還記得女兒那封信上的每一個字--「爸爸在上海坐牢，請伯伯代我照顧爸爸，媽媽要帶我去哪裡，我還不知道…」  
　　姜建國出獄后，還登報找過他的女兒，還托香港和國外的朋友幫他找，但至今沒有消息。  
　　「去年8月，我到台灣去。回香港時，'中央軍事情報局'一個姓高的處長到機場送我，他說，'你有什麼困難，跟我們講，我跟長官說。'我說，'我可以不要錢，但你得給我女兒啊。你們說好了，要照顧好（我女兒）的，結果你們是把我女兒賣掉了，還是殺掉了？'」  
　　那個高處長說，「你可以去網上找。」姜建國當時就火了，「我根本不懂電腦嘛，我坐牢的時候沒有電腦。我根本不懂，怎麼找嘛！」  
　　在採訪結束時，姜建國反覆地問《國際先驅導報》，「你說等我把（向台當局索賠）這件事情鬧起來后，我女兒能不能看到你們的報道？如果能看到，她會不會來找我？」  
　　台情報部門專鑽台商空子  
　　處於敵對狀態時期的兩岸，是世界上最活躍兼最危險的情報戰場之一。  
　　潛入大陸的台灣間諜，一般由台灣「國防部軍事情報局」（簡稱「軍情局」）負責派遣，其前身是國民黨臭名昭著的「軍統局」。1985年，「國防部」情報局與「國防部」特種情報室合併，成為「軍事情報局」。其總部在台北陽明山下的芝山，設有情報學校訓練間諜，軍方內部稱該處為山竹營區。  
　　據了解，台灣「軍情局」專收買小本經營或生意上有困難的台商做間諜，如此做法容易一拍即合。某些生意麵臨失敗的台商，為使生意起死回生，往往鋌而走險當間諜。這些去當間諜的台商，通常受訓10天就會被安排工作。  
　　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台灣間諜幾乎全部經香港潛入大陸。1964年10月，大陸試爆第一顆原子彈，震驚世界。該年台灣經香港派多名間諜潛入大陸，展開所謂「神斧行動」，刺探原子彈機密及沿海軍事部署情報，結果全軍覆沒。  
　　間諜工作最為危險，除非受過嚴格的專業訓練，行事縝密，而情報系統又能保持絕密運作。  
　　台灣間諜的任務包括搜集軍事、政治、經濟和科技等方面情報，以軍事最重要。台諜搜集大陸軍情，主要又針對三方面：所謂瞄準台灣目標的導彈類型和數目、解放軍最新動態、大陸軍事防線之死穴。台灣軍方認為，若能經常掌握這類最新情報，台軍就能提高應變能力。  
　　台灣間諜索賠計劃獨家披露  
　　「我們不管政治，只管生活」，這就是台灣老間諜們決定接受本報採訪的共同理由  
　　「等我拿到了錢，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我家的米缸填滿。買足了米，再把油鹽醬醋買好，其它的就再說了。」這，就是「海峽兩岸受難者協會」會長姜建國的願望。  
　　姜建國告訴媒體，他們這群晚景凄涼的台灣老間諜，為在有生之年討回公道，正準備集體向台灣當局索賠。  
　　協會內部有明確分工  
　　這些台灣老間諜們大多都在上海提籃橋監獄服刑１０年以上。出獄後台灣當局對他們置之不理，結果只好靠拾荒度日，其中最年輕的５８歲，最年長的８２歲。  
　　「這對我們太不公平了。我們為他效勞賣命，結果到頭來老了，身體差了，他們什麼都不管，讓我們自生自滅。」  
　　姜建國在跟媒體提到他發起集體索賠的想法時表示，「我原來在台灣認識一個姓魏的，是派到大陸的間諜，現在已經88歲了。他在上個世紀80年代成立了'劫後餘生敵後回歸同志自救會'，當時是國民黨'執政'台灣期間，他就在'立法院'門口跪下，然後有很多人聲援他。我就是受到他的啟發。」  
　　「如果我單獨去索賠，台灣那邊只會隨意打發我、敷衍我。我15年坐牢，這期間的工資一直沒有給。去了，也就給我一兩千打發，連路費都不夠。我只想拿回我15年的工資。」  
　　2007年1月1日，姜建國發起成立了「海峽兩岸受難者協會」，併到香港警務處註冊審批。目前，協會共有香港籍台灣間諜7人，如果加上內地和海外的，共60多人。「12月26日《東方日報》（香港）登報后，還有幾個通過《東方日報》找到我們，要求加入協會。」  
　　從姜建國用筆草草寫在信紙上的協會章程上看到，協會內部有明確的分工，協會的核心成員主要是香港籍的台灣間諜，由會長姜建國、秘書長陳景聖以及組織、財務、內務、聯絡等部門組成7人核心成員，包括簡志鈞、周國騤等。  
　　「協會秘書長主持日常事務工作，重大事務由會長或委託秘書長召開7人常務會議，至少有四人以上參加，並以多數通過決定。協會每月召開常務會議一次，總結審核本月工作及安排下月工作。協會辦公地址每天有人當值辦公。」  
　　在這份姜建國起草於2006年12月8日的章程上，他還特意強調了協會的合法性：「協會在香港註冊為合法的組織，…協會成員必須嚴格遵守當地的法律法規，如若違犯後果自負。」  
　　要到中正紀念堂門口靜坐  
　　姜建國透露，協會在接到《國際先驅導報》的採訪要求后，還特意召開了常務會議，討論能否接受內地媒體的採訪。在會上，老頭們找到了一個共同的接受採訪的理由--「我們不管政治，只管生活。」  
　　隨後的幾天，姜建國陸續向《國際先驅導報》獨家透露了他們的索賠計劃。  
　　「陳景聖是秘書長，他年紀輕一些，也靈活一些。我叫他去接觸一些（香港立法會）議員。他們結果對我們相當同情，願意寫信給他們台灣的朋友，包括台灣'立委'李慶華。我們決定到台灣后，去找台灣'立委'李慶華，然後通過他去找李俊敏，進而擴充我們的力量。」  
　　目前為止，姜建國還沒有找到能幫助他們打索賠官司的律師。於是，他告訴《國際先驅導報》一個更大膽的計劃，「我們也想好了。我打算寫大字報，把我們的遭遇寫下來，請求律師協助我們打官司。我們準備到中正紀念堂門口靜坐。我們不想多拿多少錢，只想要回我們的工資。」  
　　「我們準備去台灣，討回我們的公道，協會的7個常委一起去。去了可能也得不到什麼，甚至安全也得不到保障。但我們7個人一起去，同時媒體也開始關注，他們也不敢對我們怎樣，我們7個人不會一起從地球上蒸發掉的。」  
　　「台灣方面也可能先會對我們採取哄騙的手段，給些小的禮遇，應付一下，因為前幾次都是這樣對我們的。台當局也可能會收買我，我是主要組織者。給我錢的話，我也會拿，但會向協會公開。我會拿來為我們的工作增加後座力。」  
　　拒絕台灣「軍情局」封口費  
　　目前在索賠準備工作上，姜建國已經花了好幾千元，包括印製了協會的信紙、信封。老頭們一般兩三天碰一次頭，基本都在姜建國那十五六平米的家裡開會。姜建國說，他們還準備在春節前再開一次協會的常務會議，研究怎樣討回公道，向社會求助。  
　　這群台灣老間諜打算集體向台灣當局索賠的消息傳開后，台灣方面也迅速開始行動。  
　　姜建國告訴媒體，「１月１７日，我收到台灣'中央軍事情報局'一位自稱王的人打來電話，說11日給我寄出了一封信，要求我現在不要對外說話，要我不要衝動，耐心地等收到信后再說。我猜想可能是要收買我。我當時要求與上次去台灣接待我的情報處高處長或梁參謀講話，但王說他們出差了。我質問他，'你代表誰，能答覆什麼問題？'但他始終不吭聲。」  
　　１月１９日，姜建國收到了來自台灣「軍情局」的那封神秘來信。「自稱'鍾志強'的人說給我3000美元封口費。收錢后，我就什麼東西都不好講了。不能再向任何人透露與工作有關的事務，也不再以任何事由索賠。我自然不答應。」  
　　當記者問及他如果再這麼鬧下去，怕不怕台灣當局報復時，這個７１歲的老間諜明顯遲疑了一下。他說，「目前，台灣方面還沒有威脅我們。但這樣的機關什麼都做得出來，我有預防，心理也有準備。反正我也沒有什麼怕了，70多歲了，我怕什麼？」  
　　姜建國說：「姓魏的搞了'敵後同志回歸自救會',不了了之；我現在搞的是'海峽兩岸受難者協會'。他是兩岸關係不正常時的第一代（間諜），我是第二代（間諜）。我準備在報紙上呼籲，讓那些正在為他們（台灣當局）效勞的第三代（間諜），叫他們馬上清醒，看看我們這兩代老特工，淪到怎樣的下場？」  
　　「當時派進去（大陸）的有5000多人，後來只剩500多人了。我現在呼籲年輕一代不要為這樣的'政府'，或者說所謂的'國家'賣命，他們根本是既不民主也不人道。如果你們的下場最後和我們一樣，後悔莫及！」  
　　台「軍情局」慣於過河拆橋  
　　台灣「軍情局」對待被逮捕的間諜，不僅會立刻宣布其「死亡」，而且還會千方百計阻撓一旦出獄的他們回到台灣  
　　台灣「軍情局」對待間諜的絕情早已聞名。此次姜建國發起的索賠運動，已不是間諜們的第一次「造反」了。  
　　能把活人說成「死人」  
　　台灣前「立委」林正傑的父親林坤榮，也是台灣派往大陸的間諜。林坤榮在1956年被派往大陸從事間諜工作時，只有33歲，那時林正傑才3歲。開始間諜工作不到兩個月，林坤榮就在廣州被捕。  
　　林坤榮原以為台灣當局會因為他的被捕，會對他的家人多加照顧。可直到他出獄后才知道，在台灣當局的眼裡他已經「死了」。當局並沒有對他的家人有任何特殊的照顧，甚至他在大陸被釋放后，台灣當局也不願意讓他回到台灣。最後他的兒子林正傑以「立委」的身份向當局施壓，台當局才在林坤榮出獄3年後，允許他與妻子在香港見面，而後才允許他由香港回到台灣。  
　　台灣派往大陸的間諜李俊敏，被台灣「軍情局」「除籍死亡」7年，卻又「復活」的新聞，前些天在台灣媒體上很是熱鬧。姜建國告訴《國際先驅導報》，李俊敏在坐牢時，和他是同一個小組的。「當年我們在上海提籃橋監獄改造時，上海市把所有反革命分子集中起來，其中我們這些海外的，包括從香港、澳門、日本、菲律賓滲透進來的間諜一共17人，被編成1個小組，叫作'反革命中隊第1組'。」  
　　姜建國說，李俊敏被放出來前，台灣當局以「李俊敏精神病」為由，一再阻撓李俊敏的妻子和兒子去大陸接他。最後母子兩人耽誤了3天，才把李俊敏接回台灣。  
　　「軍情局」的「傳統信條」  
　　「只能戰死、不能投降」，是台灣「軍情局」的所謂「傳統信條」。據傳是起源於當年黃埔軍校學生畢業時，蔣介石都會贈送一把短劍，要求他的學生在戰場上碰到有可能被俘虜時，必須以短劍自殺，就像日本人武士道的切腹自殺一樣。  
　　被認為是台灣軍情系統創辦者的戴笠，對這種要求頗為認真。台灣「軍情局」也就一直把「情報員寧願死亡、不可被俘」，當作必須執行的信條。正因為如此，數千名潛入大陸當間諜的台灣情報員，只要一失蹤或被俘，就被台灣當局理所當然地宣布為「死亡」。就算若干年後被釋放，也很難獲得允許再次進入台灣。  
　　據台灣媒體報道，曾經在大陸工作多年的台灣間諜張志鵬，於2001年公開希望台灣當局能夠獎勵他和他在大陸被捕的同夥為台灣所做的「犧牲」，並稱若不獲同意，他將立即轉赴香港，向大陸自首，並公布台灣間諜在大陸的分佈情況。可對張志鵬的要求，台灣當局一直不理不睬。直到2006年4月，張志鵬已經準備起身赴香港了，台灣當局才匆匆把他攔下。由於張志鵬是在台灣政界有影響力的老間諜，台灣當局不敢對他採取過分的手段，但也沒有答應他的任何要求。  
　　而2001年，已退伍的台灣「軍情局」中校周楚光，在台灣「立法院」與10名同在大陸刑滿歸來的老間諜舉行公聽會，同聲抱怨台灣當局拋棄他們。周楚光告訴記者，1953年他被派到大陸收集情報時，還是30餘歲的少校軍官，但1964年在大陸被捕入獄，1992年申請回台後，連同薪餉和補償只領到新台幣135萬元。  
　　另一名台諜岳正武則說，1960年他和其它4人一組，由「中美聯合情報中心」派遣空投到青藏高原，進行情報搜集，1992年才回到台灣。整整30多年，他都沒有拿過台灣的薪俸，好不容易回到台灣，台灣當局對他們依然沒有任何補償。歷史和政治的殘酷給這些間諜們的一生開了一個大大的玩笑。

回復 1# 一個中國人
假的吧？間諜到大陸只為了發傳單？！

回復 2# Guest from 172.17.36.x
國民黨的間諜還能做什麼？

回復 3# Guest from 76.112.19.x

只有土共才派間諜發傳單。因為除了發傳單，土共不知道還要幹些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