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大學中國人多麼

馬永貞 發表於 2010-4-8 21:45

「先有哈佛，後有美國」，這是提到哈佛時大家常說的一句話。哈佛的歷史確實比美國歷史長，後者是１７７６年成立，而哈佛大學早在１６３８年就已得名，而它初具雛形則是在１６３６年。這樣算來，哈佛比美國要老１４０歲呢！

　　８月２６日，「大眾講壇」請來山東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方輝教授舉行了「感受哈佛」的專題講座。方教授現為山東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博士生導師，兼東方考古研究中心副主任等職，曾作為訪問學者多次赴加拿大多倫多大學、美國哈佛大學和英國倫敦大學從事研究工作。

　　哈佛的來歷

　　在Ｈａｒｖａｒｄ　Ｙａｒｄ——那座由校區最古老的建築圍成的院落內，有一座青銅雕像，雕像的方形花崗岩台基上刻著「創始人，約翰·哈佛，１６３８年」的字樣。從字面上看，一般人當然會認為哈佛的奠基者便是這位正襟危坐的約翰·哈佛先生，但實際情況卻並非如此。

　　「哈佛」的成立要追溯到１６３６年。當時，最早的一批來自英格蘭的移民為了解決孩子們的教育問題，在馬塞諸薩州的劍橋鎮建起一座學院，但並沒有校名。１６３７年冬，一位同樣來自英格蘭並剛剛畢業於劍橋大學的年輕人移居到新大陸，並在與劍橋鎮隔河相望的查爾斯鎮定居下來，這位年輕人就是約翰·哈佛。哈佛實現了自己的夢想，成為該鎮教堂的助理牧師，不料第二年９月哈佛卻因染肺病離開了人世。臨終前哈佛留下遺言，將自己平生積累下的一半財產（約值７８０英鎊）和４００冊藏書捐贈給查爾斯河對岸的那所成立不久的學院。７８０英鎊在當時可以說是個天文數字，尤其是對於這個剛剛起步、百廢待興的學校而言，可謂雪中送炭。這也是新學院成立以來所接受的最大一批善款。為表示感謝並紀念這次善舉，馬塞諸薩州議會決定將這所還沒有校名的學校定名為「哈佛學院」。不過，為哈佛先生塑像卻是２００年以後的事。

　　１８８３年，建校二百多年的哈佛大學已經有相當的發展。飲水思源，學校董事會決定為哈佛先生塑造一尊青銅雕像。但時過境遷，當時找不到任何哈佛先生的畫像和有關的文字描述，只好從在校學生中找出一位長得像古典英國人的英俊青年冒名頂替，結果謝爾曼·霍爾被選中。百餘年來，塑像是「假」哈佛早已是公開的秘密，但這並不妨礙世界各地慕名而來的參觀者對哈佛先生的仰慕。人們在塑像前駐足仰望，留影紀念，對於那些年輕人來說，更不會忘記觸摸一下塑像的腳。據說，他能為那些莘莘學子們帶來好運。

　　哈佛與中國的淵源

　　在「哈佛」與中國的淵源中，值得一提的是１９３６年哈佛大學３００周年校慶時，中國哈佛大學校友會捐贈給母校的禮物——一座龜背大石碑。它見證了上個世紀初我國最早一批留學生在「哈佛」的生活與學習經歷。碑額上盤卷的龍和碑身上的花卉紋飾，用高浮雕手法刻成。承托碑身的那頭昂首似龜的動物，古代叫做贔屓（音：ｂｉｘｉ），是傳說中一種力大無比的動物。石碑靜靜矗立在哈佛園的一角，白色的碑體，十足的中國古典風格，與周圍以紅磚色為基調的西式建築物相得益彰。

　　哈佛大學早在１８７０年就開設了中文課程，是最早開設中文課程的美國大學，這也使得它在上個世紀初成為北美乃至整個西方最為著名的中國學研究中心。哈佛的中國學研究長盛不衰，主要得益於學校兩個重要的學術機構，一是費正清東亞研究中心，一是哈佛－燕京學社。

　　哈佛的東亞研究中心創始人是費正清。費正清可謂西方現代中國學之父，從１９２９年進入英國牛津大學到１９９１年去世，他致力於中國問題研究長達５０年之久，一生著述宏富，代表作有《美國與中國》、《觀察中國》、《劍橋中國史》等。他所創立的當代中國學，是有別於偏重語言學、文化學、傳統漢學的中國學。和歐洲傳統漢學的最大區別在於，他特彆強調運用多種檔案、多種語言、多種社會科學方法研究中國，從而導致一種被稱之為「新漢學」的中國學的形成。在半個多世紀里，費正清以獨特的視角審視、考察中國，他的研究不僅影響了幾代美國漢學家和西方的中國學界，而且直接或間接地影響了美國政界和公眾對中國的態度、看法以及美國對華政策的制定。直到今天，美國諸多有影響的中國問題專家皆出自其門下。

　　有一些例子能夠說明，哈佛的漢學研究在美國政府對待中國問題方面的權威性。中美建交之前，推動開展破冰之旅的基辛格博士，早在２０世紀７０年代初開始他前往中國的著名「秘密外交」之行前，就曾專門來到哈佛朝聖，讓母校的中國研究專家們為其面授機宜。另外，江澤民主席、溫家寶總理分別於２００２年２月和２００３年１２月訪美期間，之所以都選擇在哈佛大學舉行演講，也是因為這裡雄厚的中國學研究基礎和深厚的中國情結。

　　哈佛與中國的學術交流

　　有著「東亞研究基地」和「中西方文化交流的橋樑」之稱的哈佛－燕京學社，以其獨特的運作方式和學術影響力享譽世界。說其獨特，是因為它雖身在哈佛，但其運作卻又獨立於哈佛，它的經費主要來源於美國鋁業大王查爾斯·馬丁·霍爾於１９２８年設立的私人基金會，捐助者的意願是拓展哈佛大學對東亞研究的興趣。其具體舉措有三項：一是出版《哈佛亞洲學報》並建立以東亞文化為內容的圖書館（即「漢和圖書館」，也就是現在的哈佛－燕京圖書館）；資助中國的大學本土人文社科學科的發展；邀請東亞國家的優秀青年學者到哈佛大學留學訪問。目前，哈佛－燕京圖書館藏書量已超過１００萬冊，成為北美乃至全球藏書量首屈一指的東亞圖書館。曾經受到資助的國內大學包括燕京大學、嶺南大學、金陵大學、華西協和大學、齊魯大學和福建協和大學等，都運用這批資金髮展自身的人文學科，為所在地區高等教育、尤其是人文學科的發展做出極大貢獻。

　　哈佛是最早接受中國留學生的美國大學之一。早在２０世紀初，哈佛便開始接受中國留學生。１９０８年，美國國會正式宣布退還「庚子賠款」的半數，計１１６０餘萬美元給中國，作為資助留美學生之用。１９０９年至１９２２年，受清華留美預備學校（即清華大學前身）庚子賠款資助前往美國留學的學生中，有２１位選擇了哈佛。１９２８年哈佛－燕京學社成立，以私人基金會的名義資助東亞學的研究，前往哈佛求學的中國留學生逐年增加。１９４５年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時，哈佛大學的外國留學生中，以中國學生為最多。

　　早年負笈海外留學哈佛的中國學生數量到底有多少，我們沒有統計，但他們為開拓中國的現代科學技術和文化教育事業做出了重大貢獻。他們當中的許多人，都成了不同學科領域的奠基者。比如：竺可楨，氣象學家，中國現代氣象學開創者，１９１９年畢業於哈佛大學氣象學系；胡剛復，物理學家，中國第一個從事Ｘ射線研究的科學家，１９１８年獲哈佛大學理學博士學位；吳宓，國學大師，西洋文學家，１９２１年畢業於哈佛大學比較文學系；趙元任，語言學、音樂學大師，１９１５年入哈佛攻數理哲學，１９１８年獲哲學博士學位；梁實秋，現代作家、理論批評家、翻譯家，１９２４年入哈佛大學研究院，受教於美國著名文學評論家白璧德；梁思成，建築歷史學家、建築教育家和建築師，１９２７年入哈佛大學美術研究院研習，等等。現在越來越多的中國學子到哈佛求學深造。２００３年，在歡迎溫總理的致詞中，哈佛校長給了一個數字，他說哈佛的在校中國內地學生有３５０人，教授和研究人員近５００人。如果加上其他職工和在哈佛大學附屬醫院的博士后研究人員，來自內地的中國人大概有近２０００人。他們的存在是哈佛大學了解中國的最直接的資源。

　　我在哈佛學考古

　　我是考古出身，我的三次哈佛之行都是因為專業的原因，親友對此大多不能理解：難道我們的考古也要向哈佛學習？事實確是如此。「考古」這個詞早在一千多年前的宋代就出現了，但傳統意義上的「考古」實際上是古器物學，在我國叫「金石學」，其研究對象固然是金（青銅器）、石（碑刻等）一類古代文物，但獲取資料的手段和研究方式卻仍然沒有超出書齋式考據之學的範疇。現代意義上的考古學出現於１９世紀中葉的歐洲，是在地質學和生物學的基礎之上發展起來的一門新學科，無論在獲取資料還是在研究手段上，強調的是其科學性。哈佛大學很早就瞄準了以瑪雅文明為代表的中美洲考古，並藉助北美洲得天獨厚的土著印第安人民族學資料，發展出自身以考古學、體質人類學和文化人類學為內容的人類學傳統。與舊大陸考古學重視「物」的傳統不同，北美考古學更重視「物」背後的「人」。

　　我國許多學科的奠基人都是哈佛的畢業生，考古學也不例外。李濟和梁思永，這兩位海峽兩岸公認的中國考古學奠基者，都先後畢業於哈佛大學人類學系。由於歷史的原因，李濟於１９４９年選擇了赴台，梁思永則於１９５４年英年早逝，社會上知道他們的人並不多，但他們兩人學成回國后，分別於１９２６年和１９３１年領導了山西夏縣西陰村遺址和河南安陽殷墟的發掘，開啟了我國學者獨立進行科學的考古發掘的歷史。

　　哈佛與中國考古學的關係並不僅僅是這些。從１９７７年起，年輕的張光直先生由耶魯轉到哈佛任教，哈佛與我國考古學的關係開始步入了一個新的階段。張光直早年在台灣大學師從李濟，在李濟的引薦下考入哈佛大學，並於１９６１年獲得人類學博士學位併到耶魯大學任教。１９７７年我國改革開放剛剛啟動，精明的哈佛人看到了張光直身上潛在的價值，不惜重金將張光直挖到自己門下。從此，中國考古學界通過張光直，與哈佛、與美國乃至整個西方學術界建立起廣泛聯繫。張光直先生雖然於５年前辭世，但由他奠定的中西方學術橋樑正由他遍及世界各地的眾多弟子不斷地拓寬、加固。

　　２００１年９月，我作為哈佛－燕京訪問學者來到哈佛，給了我近距離感受哈佛的機會。哈佛的辦學理念可以從其校徽和校訓中感知一二。由哈佛學院時代沿用至今的哈佛大學校徽上用拉丁文寫著「ＶＥＲＩＴＡＳ」的字樣，意為「真理」。哈佛校訓的原文也是用拉丁文寫的，意為「以柏拉圖為友，以亞里士多德為友，更要以真理為友」。因此，人們概括哈佛的辦學理念是「求實崇真」。你在校園裡也許看不到這樣的口號，但你會看到為達此目標而不斷進取的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