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淳《讀魯迅讀到鼻子出血》

讀魯迅讀到鼻子出血

江淳

    當「民族魂」的大旗緩緩落下，一顆20世紀中國的文化巨星隕落了，天空烏雲翻滾，大地為之震顫，眼淚如洪水匯入滾滾不息的黃浦江。魯迅（1881-1936）誕生在一個「白茫茫一片大地真乾淨」的時代，一個「無邊落木蕭蕭下」的文化的冬天。他是中國20世紀孤獨而痛苦的先知，一個汲取中西文化精華於一身的偉大靈魂。魯迅先生是不朽的，他要化作泥土，讓國人踏出一條個性獨立、社會自由的康庄大道，他始終在喚醒麻木的國民，赤手空拳與黑暗搏鬥，試圖用匕首、投槍刺穿專制的鐵幕，為這個不可救藥的民族刮骨療毒，吶喊一生！

    最早讀魯迅是在少年時期，一位南京知青把一本《彷徨》落在我家了，那時鄉下課外書極少，我抱起書本就啃，雖然還不能完全理解先生深邃的思想和崇高的情懷。 20多歲在部隊買過一本《魯迅傳》，一直讀到天明，鼻血終於流了下來。從此與魯迅先生接下生死之緣。2005年11月初冬，一個細雨霏霏的早晨我踏上去紹興的旅途：去看望一位美女文友沁芳，但最重要的目的還是參觀魯迅故居「百草園」、「三味書屋」等，去魯迅紀念館瞻仰先生的高大塑像並留影珍藏，痛徹緬懷這位文化巨人，探秘先生思想的精神源頭。臨回前還特地買了一本《魯迅精品集》以示紀念。倘若紹興沒有魯迅，那次愉快的精神之旅恐怕難以成行。一個城市因為一個人而揚名海外，一個民族因為一個人而有了脊樑。一個沒有自由思想靈魂的民族不過是一群木偶。魯迅沒有死，魯迅精神當與時間永存，當與華夏民族永不分離。

    6 月25日23時57分，我國著名畫家、清華大學教授吳冠中在京逝世，終年91歲。大師吳冠中生前的幾句話讓我久久難以釋懷、為之驚愕：「下輩子不當畫家」：「越到晚年我越覺得繪畫技術並不重要，內涵最重要。繪畫藝術畢竟是用眼睛看的，具有平面局限性，許多感情都無法表現出來，不能像文學那樣具有社會性。在我看來，100個齊白石也抵不上一個魯迅的社會功能，多個少個齊白石無所謂，但少了一個魯迅，中國人的脊樑就少半截。我不該學丹青，我該學文學，成為魯迅那樣的文學家。從這個角度來說，是丹青負我。」 吳冠中說：「中華民族文化的歷史，是前人的腳印，今天走向哪裡，需要探索創新。」在他眼裡，「叛徒」實際上就是創新的代名詞。「我不該學丹青，我該學魯迅，這是我一輩子的心態，越到晚年越覺得繪畫技術並不重要，內涵最重要。詩才是最高的藝術境界。」吳冠中坦陳：下輩子想當魯迅。

    中學課本驅逐魯迅先生的部分文章讓我感到匪夷所思，近幾年網路狂徒對魯迅的辱罵與攻訐更是寧人嘔吐。中國難道已經強大到不需要魯迅了嗎？甚至毛澤東也說過掏心窩的話：魯迅之子周海嬰《魯迅與我七十年》中的一段話:「1957年,毛主席曾前往上海小住。湖南老友羅稷南先生抽個空隙,向毛主席提一個大膽的設想疑問:要是今天魯迅還活著,他可能會怎樣?這是一個懸浮在半空中的大膽的假設題,具有潛在的威脅性。不料毛主席對此卻十分認真,深思了片刻,回答說:以我的估計,(魯迅)要麼是關在牢里還要寫,要麼是識大體不做聲。一個近乎懸念的尋問,得到的竟是如此嚴峻的回答。羅稷南先生頓時驚出一身冷汗,不敢再做聲。」 任何人讀到這段對話,都會出一身冷汗。但1971年11月20日毛澤東於武漢也說過這樣的話：「魯迅是中國的第一個聖人。中國的第一個聖人不是孔夫子，也不是我。我算賢人，是聖人的學生。」一個組織當他需要思想支撐時，一個思想變成了他奪取政權的工具，當取得政權后當權者往往容易走向他自己的對立面。沒有任何立國者與競選人能前後一致、兌現他向民眾的全部承諾。歷史就是這樣神奇而荒誕。但魯迅的精神內核不會因任何人的攻擊而有絲毫貶損，太陽不會因暗夜而無光，把凱撒的還給凱撒，把上帝的還給上帝。

    「魯迅的骨頭是最硬的，他沒有絲毫的奴顏和媚骨」，「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牛」，「我以我血薦軒轅」。魯迅認為，要讓一個喪失了人格的民族免於滅亡，「第一要著，是在改變他們的精神」(吶喊•自序)，使之找回靈魂，還為主體。這就是「立人」，讓趴著的奴隸站立起來做人。

    魯迅「主張一條『先覺者的個性解放→立人→立國』的道路」來拯救我們民族的淪亡。發展這生命，就必須自強，勇於「走異路，逃異鄉，去尋求別樣的人們」。魯迅深惡國人慣於得過且過，他痛心疾首的吶喊：「世上如果還有真要活下去的人們，就先該敢說，敢笑，敢哭，敢罵，敢打，在這可詛咒的地方擊退了可詛咒的時代！」 「希望本無所謂有，也無所謂無，這就像地上的路，其實地上本沒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不是很大的鞭子打在背上，中國自己是不肯動彈的。」「以無賴的手段對付無賴，以流氓的手段對付流氓。」「希望是附麗於存在的，有存在，便有希望，有希望，便有光明。」「青年們先可以將中國變成一個有聲的中國。大膽地說話，勇敢地進行，忘掉一切利害，推開了古人，將自己的真心話發表出來。」1936年9月5日魯迅留下遺書（10月19日逝世）：「我的怨敵可謂多矣，倘有新式的人問起我來，怎麼回答呢？我想了一想，決定的是：讓他們怨恨去，我也一個都不寬恕。」

    你不能佔有你不理解的事物，魯迅思想博大精深、空前絕後，歷史上略可與之比肩的只有曹雪芹和譚嗣同寥寥幾位。曹雪芹為那個行將就木的族群編織了一個悲痛凄楚的祭典，哭損殘年；譚嗣同為那個風雨飄搖、日薄西山的王朝奔走呼號甘願赴死，血灑刑場。曹雪芹、譚嗣同、魯迅和吳冠中的人格和精神高度不是常人可比，一個博大偉岸的情懷才能走進另一個孤獨深邃的靈魂，體會先知之痛，產生共鳴，啼血而歌，為芸芸眾生播撒福音而不惜生命。「中國一向就少有失敗的英雄，少有韌性的反抗，少有敢單身鏖戰的武人，少有敢撫哭叛徒的弔客；見勝兆則紛紛聚集，見敗兆則紛紛逃亡。」「真的猛士，敢於直面慘淡的人生，敢於正視淋漓的鮮血。」在當今信仰危機、道德滑坡、全民拜金、社會潰敗的轉型期，重溫魯迅精神，始終堅持知識分子的「獨立精神與自由思想」，「懷疑、批評與抗爭」到底，仍然是醫治我們社會病痛沉痾的一劑藥方。魯迅的「野草」將鋪滿大地，生生不息；魯迅的「地火」將蔓延到每一個鄉村和城市。猛醒吧！我的同胞，惟有抗爭才有希望，不然我們仍然是剪掉辮子的阿Q。珍愛魯迅，蔑視強權，爭取自己應有的權利才是出路。

    魯迅落葬時，在數千人誦唱的輓歌與哀樂聲中，一面大旗莊重地覆蓋在了他的靈柩上面，旗上寫著「民族魂」三個大字。

    郁達夫先生在《懷魯迅》一文中說：「沒有偉大的人物出現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憐的生物之群；有了偉大的人物，而不知擁護、愛戴、崇仰的國家，是沒有希望的奴隸之邦。因魯迅的一死，使人們自覺出了民族的尚可以有為，也因魯迅之一死，使人家看出了中國還是奴隸性很濃厚的半絕望的國家。」

    謹以此文獻給剛剛逝世的著名畫家吳冠中先生，有魯迅陪伴，吳先生在天堂一定是快樂的！

出賣靈魂的秘訣
魯迅

　　幾年前，胡適博士曾經玩過一套「五鬼鬧中華」〔２〕的把戲，那是說：這世界上並無所謂帝國主義之類在侵略中國，倒是中國自己該著「貧窮」，「愚昧」……等五個鬼，鬧得大家不安寧。現在，胡適博士又發見了第六個鬼，叫做仇恨。這個鬼不但鬧中華，而且禍延友邦，鬧到東京去了。因此，胡適博士對症發葯，預備向「日本朋友」上條陳。

　　據博士說：「日本軍閥在中國暴行所造成之仇恨，到今日已頗難消除」，「而日本決不能用暴力征服中國」（見報載胡適之的最近談話，下同）。這是值得憂慮的：難道真的沒有方法征服中國么？不，法子是有的。「九世之讎，百年之友，均在覺悟不覺悟之關係頭上，」——「日本只有一個方法可以征服中國，即懸崖勒馬，徹底停止侵略中國，反過來征服中國民族的心。」

　　這據說是「征服中國的唯一方法」。不錯，古代的儒教軍師，總說「以德服人者王，其心誠服也」〔３〕。胡適博士不愧為日本帝國主義的軍師。但是，從中國小百姓方面說來，這卻是出賣靈魂的唯一秘訣。中國小百姓實在「愚昧」，原不懂得自己的「民族性」，所以他們一向會仇恨，如果日本陛下大發慈悲，居然採用胡博士的條陳，那麼，所謂「忠孝仁愛信義和平」的中國固有文化，就可以恢復：——因為日本不用暴力而用軟功的王道，中國民族就不至於再生仇恨，因為沒有仇恨，自然更不抵抗，因為更不抵抗，自然就更和平，更忠孝……中國的肉體固然買到了，中國的靈魂也被征服了。

　　可惜的是這「唯一方法」的實行，完全要靠日本陛下的覺悟。如果不覺悟，那又怎麼辦？胡博士回答道：「到無可奈何之時，真的接受一種恥辱的城下之盟」好了。那真是無可奈何的呵——因為那時候「仇恨鬼」是不肯走的，這始終是中國民族性的污點，即為日本計，也非萬全之道。

　　因此，胡博士準備出席太平洋會議〔４〕，再去「忠告」一次他的日本朋友：征服中國並不是沒有法子的，請接受我們出賣的靈魂罷，何況這並不難，所謂「徹底停止侵略」，原只要執行「公平的」李頓報告——仇恨自然就消除了！

    本篇最初發表於一九三三年三月二十六日《申報·自由談》，署名何家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