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文元設計誣陷陶鑄的陰謀如何出爐

星島環球網  2010-07-02

　　1967年9月8日，姚文元在由他們一夥控制的《人民日報》上拋出了《評陶鑄的兩本書》的文章，對陶鑄進行誣陷，給他加上了許多大得嚇人的帽子，使陶鑄蒙受了不白之冤。

　　《評陶鑄的兩本書》是個政治大陰謀

　　陶鑄的這兩本書，究竟是什麼樣的書？

　　一本是《理想，情操，精神生活》，1962年由中國青年出版社出版。書中收集的《松樹的風格》、《太陽的光輝》等10篇文章，大部分是根據陶鑄對高等院校的師生、共青團幹部和青年所作的講話整理而成的，部分是為報刊撰寫的。在這些文章中，陶鑄結合社會主義時期青年工作的具體情況，滿腔熱情地引導青年既要關心政治，又要努力掌握科學技術知識；既要樹立崇高的革命理想，又要具有腳踏實地的科學態度；既要有太陽那樣的寬闊胸襟，又要有松樹那樣的堅貞品格。這是一本宣傳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宣傳唯物辯證法，對青年進行共產主義思想教育和革命傳統教育的好教材。

　　另一本是《思想·感情·文采》，主要是陶鑄關於文學藝術問題的講話，1964年由廣東人民出版社出版。陶鑄在這些文章中，就如何繁榮社會主義文藝創作的問題，發表了許多精闢的見解。例如：黨要按照藝術的規律來領導文藝；在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的前提下要放手讓作家去寫作；文藝創作有獨特的思維方法和表現方式，因而不能採取簡單化的態度；以反映現實生活的題材為主，從多方面來反映我們的社會現實；文藝工作的領導者要以平等的態度待人，要充分發揚民主等等。這些見解，在今天看來仍然是中肯的，富有現實意義的。這兩本書出版后，在廣大青年和新聞、文藝工作者中間產生了廣泛的影響，受到了熱烈歡迎。《理想，情操，精神生活》出版后，重印過26次，發行150萬冊。

　　但是，就在陶鑄被林彪、陳伯達、江青一夥突然襲擊，以莫須有的罪名誣陷后，一篇篇黑文鼓噪而上。《評陶鑄的兩本書》就是他們陰謀部署中重要的一著棋。在這篇黑文中，姚文元別有用心地採用歪曲原意、斷章取義、顛倒黑白、栽贓陷害等惡劣手法，樹立了一個誣陷革命老幹部的黑「樣板」，提供了一個製造冤獄的黑「經驗」，在林彪一夥的「大批判」中，起到了所謂「典型示範」的作用。

　　蠱惑人心的「罪狀」

　　《評陶鑄的兩本書》，洋洋萬餘言，字字露殺機。林彪、「四人幫」誣人治罪的家什，幾乎都被姚文元搬來向陶鑄打去。所謂「奴才與叛徒」，所謂煽動「懷疑一切、打倒一切」的極「左」思潮，就是其中兩條最蠱惑人心的「罪狀」。他們妄圖從歷史和現實兩個方面置陶鑄於死地。

　　陶鑄的原話是這樣說的：「大家大概都知道孫中山先生吧，他說過：『政就是眾人的事，治就是管理，管理眾人的事，就是政治。』這話有點道理，但不完全。因為這抹殺了階級的區別。是資產階級去『管理眾人的事』呢？還是無產階級去『管理眾人的事』呢？這是含糊不得的。」陶鑄說得明明白白，政治的階級性是「含糊不得的」。但姚文元在引文時，故意將這一段「含糊不得」的話用刪節號砍去了。並據此定罪說：「陶鑄對於國民黨的那些極其腐朽反動的唯心論，以及劊子手蔣介石的黑話，是記得很牢，背得很熟的。這些反革命的貨色在他『精神生活』中佔有頭等重要的位置。只有叛徒的嘴巴里才吐得出這樣反動的東西。」如此這般，就給陶鑄作了「叛徒」和「奴才」的結論。

　　江青、陳伯達一夥，當時還散布流言，說什麼陶鑄在南京監獄中曾給蔣介石寫信，自稱是蔣的「學生」，向「蔣校長」求饒。姚文元在黑文中也閃爍其辭地說，陶鑄說過他是蔣介石的「學生」。其實這封 「陶鑄給蔣介石的信」，是「造反兵團」一伙人偽造的。江青、陳伯達、姚文元就拿來蠱惑人心，治人以罪。

　　姚文元抓住陶鑄說過的一兩句話，就把陶鑄誣為煽動極「左」思潮的罪魁禍首。「文化大革命」初期，陶鑄曾被陳伯達、江青一夥指責為「死保各地的走資派」、「最大的保皇派」，戴上「右」字型大小的帽子。就在這篇文章中，姚文元也誣稱陶鑄「壓製革命群眾，支持、包庇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和牛鬼蛇神」。就在陶鑄被非法監禁8個月之後，他們又突然宣布陶鑄是極「左」思潮的代表。姚文元還在文中說：「在當前勝利的形勢下，我們必須十分注意鬥爭的大方向，……十分注意不讓陶鑄式的人物從右的方面或『左』的方面或同時從兩方面攪亂了我們的陣線。」真是翻手為雲、覆手為雨。

　　顛倒黑白的讕言

　　姚文元還顛倒黑白，說陶鑄宣揚 「資產階級反革命派的理想」，發泄「對無產階級刻骨仇恨的感情」，推銷「腐朽不堪的文采」，等等，把陶鑄描繪成一個十惡不赦的罪人。

　　姚文元說陶鑄宣傳的理想是「資產階級反革命派的理想」。一說陶鑄宣揚「社會主義思想，就是要用一切辦法去保證國家迅速工業化」；二說陶鑄鼓吹的「共產主義理想」就是「舒適的房子」，就是「使所有的房間在晚上都亮起電燈，使所有的人都穿上整齊漂亮的衣裳，出門都能坐汽車」；三說陶鑄宣傳的「崇高的理想」就是當「航海家、飛行家、科學家、文學家、工程師、教師」。

　　姚文元攻擊陶鑄有「對無產階級刻骨仇恨的『感情』」，就是根據陶鑄在《太陽的光輝》一文里說過的這麼一段話：「儘管太陽是人類生存不可缺少的，但總還有人批評太陽的某些過失。譬如當大暑天驕陽似火，曬得人們流汗的時候，人們就會埋怨，說太陽的光和熱發射得過分了。而且大家都知道並且也都指出過，太陽本身上還有黑點。雖然這些都是事實，但誰個曾懷疑人類可以不需要太陽呢？誰個曾因為太陽本身有黑點就否認了它的燦爛光輝呢？沒有。我想，我們的黨，我們的黨領導下的偉大事業，也正是如此。」陶鑄的這個比喻貫串著實事求是的精神，貫串著按照事物本來的面貌認識世界的精神。但是，姚文元卻斥之為大逆不道，指責為「惡毒地咒罵我們偉大的社會主義事業、偉大的黨、偉大的領袖」。

　　姚文元說陶鑄「宣揚了整套整套的修正主義的文藝路線」，污衊他所談的文采是「腐朽不堪的文采」，把他專門用來殘害無產階級作家，摧殘社會主義文藝的幾條棍子———「人性論」、「寫真實」論、「創作自由」論、「中間人物」論、「有鬼無害」論」等等，集束向陶鑄打去。

　　「萇弘血化碧，哀痛總能消」

　　在《評陶鑄的兩本書》一文中，姚文元一口氣給陶鑄羅列了幾十個罪名。什麼「漏網的大右派」、「修正主義者」、「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忠實的執行者和宣傳者」、「資產階級的忠實代理人」、「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混進來的反革命兩面派」、「叛徒」、「奴才」、「赫魯曉夫式的野心家」、「篡黨的陰謀家」、「卑劣的實用主義者」、「投機商人」、「偽君子」、「見不得陽光的鬼物」、「土地主」、「南霸天」等等，不一而足。

　　面對著林彪、「四人幫」一夥所掀起的腥風血雨，面對著姚文元的所謂「歷史的判決」，在姚文元的文章發表后的第22天，即1967年國慶節，陶鑄滿腔悲憤地寫了四句詩：「性質縱已定，還將心肝掏。萇弘血化碧，哀痛總能消。」兩年以後，在身患癌症、被強迫去安徽之前，他仍然壯懷激烈地寫下「如煙往事俱忘卻，心底無私天地寬」的詩句。

　　1969年11月30日，陶鑄遭受林彪、「四人幫」的殘酷迫害，不幸在安徽合肥含冤病故，終年61歲。

如說陶鑄也遭受林彪的殘酷迫害，好像沒有什麼事例。

陶鑄也不是什麼好鳥,文革的先鋒,想整別人結果被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