終結廉價勞動時代 須正視勞工權益覺醒

2010年6月10日           僑報


　　台資企業富士康和日資企業本田汽車的相繼加薪開始引發蝴蝶效應，中國大陸罕見的工人爭取加薪等權益的運動開始瀰漫，大陸各地方政府陸續宣布將所轄企業的最低工資上調5%至27%。

　　本次本田及富士康的加薪，不僅宣告了曾經一度輝煌的出口加工貿易經濟發展模式的末路，宣告了中國廉價勞工的生產方式已經不再適合中國當下的社會生產力水平，還預示了中國勞工權益新覺醒時代的到來。

　　在前一篇社論中，我們提到，數據顯示，過去30年中國經濟出現了驚人地飛速增長，但是勞動報酬在國內生產總值中所佔的比重並沒有同步大幅提高，勞動者的收入並沒有隨著國民財富的增長而增長，企業利潤除去稅收和灰色支出等形式外，都以資本收益的形式進入企業主的腰包，這也是中國貧富差距懸殊的重要因素之一。按照市場經濟的法則，「廉價勞工」雖然對企業效益沒有損失，甚至有短期效益，但社會公平所付出的代價非常大，兩極分化最終變成社會成本，從而侵蝕社會和諧的機體，反過來會影響到經濟的發展。

　　勞動力成本在企業利潤中所佔比重近年在不斷下降，和由此造成的貧富差距的拉大，這與中國領導層強調的「和諧社會」理念不符。包括官方媒體在內的中國媒體對本田罷工事件及富士康自殺事件的報道，毫不迴避對收入差距不斷擴大的強調。顯然，對中國而言，增加勞工薪資絕非僅有經濟學上的意義。中國政府希望確保工人能夠從經濟增長中更多地獲益，以促進社會的穩定與和諧。

　　早在2007年中國「兩會」上，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強調，要把共同建設、共同享有和諧社會貫穿於和諧社會建設的全過程中。「以人為本」的施政理念，必然邏輯地推導出：分享改革和發展的成果是民眾的權利，改善民生是政府的責任；和諧社會的主體是民眾。中國當下的問題是，以農民工為主體的勞動力密集型產業從業者，作為弱勢群體，所分享的社會資源愈來愈少、佔有的社會財富越來越少。無論是看得見的社會福利保障，還是隱形的休息權等等，都有廉價勞工時代累積的巨大欠債。

　　在中國的許多地方，很多勞工在惡劣條件下從事十幾個小時的工作，沒有勞動保險、沒有社會福利保障，甚至沒有節假日；在國家的政治架構中，他們缺少利益代言人，也缺乏通暢的利益訴求管道；阻礙人們自由流動的城鄉二元結構、戶籍制度依然存在，勞工的工傷賠償、勞動糾紛、教育和培訓、子女入學等問題，仍然沒有制度性的解決辦法。

　　富士康的「12跳」以悲劇的方式將中國現代工人階級的境況展示出來。儘管平心而論，富士康的勞動條件，在同類企業中，並不算差。但我們認為，問題不是出在富士康一家企業，而是廉價勞動的發展模式，和由此而產生的勞動方式所帶來的悲劇。到今天，新一代勞工已經不能忍受「血汗工廠」或「精神血汗工廠」般的工作條件。在標準化和專業分工的作用下，藍領工人們只是從事簡單重複作業的「經濟人」，很容易淪為「賺錢的機器」上的螺絲。因此，有必要讓勞工們的「社會人」層面的人之屬性得到良性發展。當一個社會不重視人的社會屬性，不能為他們的生存和發展創造良好的環境時，深刻的社會危機可能會暗流涌動，引發一系列重大社會問題將不可避免。

　　我們應該意識到，中國近來勞資糾紛頻發，應歸因於中國勞工的維權意識日漸蘇醒，這是有關當局必須正視的現象。滯留在低水平的勞工權益，已經成為中國產業升級、經濟轉型、社會和諧、國富民強的瓶頸。當大量工人爭取自身權益意識覺醒時，中國依靠低成本勞動力的勞動密集型、出口加工型產業也就必然面臨轉型。因此，中國廉價勞動力時代的結束已不可避免，提升和保障勞工權益，讓工人有尊嚴地勞作、生活，就成為這一歷史時期的要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