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軍事崛起不是為打美國而是為不被美國打

　　 「沒有偉大的敵人，便沒有偉大的美國」

　　在美國有一句格言：「沒有偉大的敵人，便沒有偉大的美國。」美國是一個需要敵人的國家。美國的戰略文化，就是製造「敵人」的文化。美國必須不停地尋找「敵人」，不停地疾呼「威脅」，不停地渲染「危機」。

　　美國為什麼需要敵人？美國按照什麼標準選擇敵人？美國如何有效地利用敵人？美國如何戰勝敵人？這些內容構成了美國戰略觀中的「敵人觀」，也形成了美國戰略思維的一個經典傳統。

　　◎五角大樓內的「招聘敵人啟事」

　　美國戰略學家托馬斯·巴尼特在《五角大樓的新地圖——21 世紀的戰爭與和平》一書中寫道：在柯林頓政府的第二個任期期間，我在五角大樓辦公室的一面牆上發現了這樣一則個人廣告。

　　招聘敵人啟事

　　成熟的北美超級大國尋求有敵意的合作者以進行軍備競賽、第三世界衝突和一般性對抗。候選者必須有足夠威脅，以說服國會滿足軍事需要。具備核戰能力者優先；但如果擁有重要生化武器資源，非核候選人也可考慮。請將求職信並艦艇和空軍中隊照片寄至：

　　美利堅合眾國

　　華盛頓，哥倫比亞特區

　　五角大樓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

　　這雖然是一則幽默，但是真實地反映了美國在冷戰後確實是患了「敵人缺乏症」，藝術地表現了美國在全世界尋找敵人的急迫心情。

　　◎美國的「用敵」藝術

　　1981年1月20日，共和黨人里根就任美國總統后，將蘇聯明確定位為「敵人」，而不是簡單的戰略競爭者。里根認為，蘇聯是美國的頭號敵人，必須採取戰略進攻，才能夠遏制蘇聯擴張，保證美國安全。美國以蘇聯為敵，贏得了冷戰的勝利，獲取了冷戰的紅利，嘗到了有敵人的甜頭。

　　1993年末，柯林頓總統曾經脫口而出地說：「啊！我想念冷戰。」想念冷戰，就是想念敵人，想念那個有敵人的年代。冷戰結束后，美國失去了敵人，柯林頓總統感到失落。

　　查爾斯·克勞薩默在冷戰結束時說：「國家是需要敵人的。一個敵人沒有了，會再找一個。」

　　美國著名歷史學家小阿瑟·施萊辛格認為：「美國需要一個敵國，來給外交政策帶來焦點和連續性。美國在兩次世界大戰中以德國為敵人，在冷戰中又與蘇聯為敵。到了一定時候，又會宣告其他潛在敵人的存在。」

　　美國的政治家和專家們好像尋寶一樣熱衷於尋找敵人。因為「敵人」對於美國具有極大的價值，主要體現在：有敵人，就有挑戰和競爭，就有動力；有敵人，美國就能夠團結和凝聚國內民心；有敵人，才有軍隊與軍工集團的特殊利益；有敵人，才能夠號令諸侯，保持美國的霸主地位。

　　◎美國的「選敵」標準

　　美國選定敵人具有一定的綜合性標準，但主要有以下兩點。

　　一是意識形態標準。對美國來說，理想的敵人就是意識形態上與己為敵，種族和文化上與己不同，軍事上又強大到能夠對美國的安全構成可以使人相信的威脅。美國在對德國、日本、蘇聯的定性上，都堅持了意識形態標準。美國對德國、日本的戰爭和對蘇聯的冷戰，一個基本的根據就是認為它們都反對美國信念的主要原則，而這在美國民眾中幾乎也成為共識。20世紀90 年代以來，美國在對外政策辯論中的主要問題，就是哪一個國家可能是這樣的敵人。按照價值觀的不同來劃分敵我，這一觀點雖然也受到一些政治家的質疑，甚至在冷戰時期就出現過超越意識形態的議論，但是沒有從根本上動搖美國對這一標準的堅持。在特定時期和特定情況下出現的超越意識形態的議論，只能說是美國政要的一種實用主義權術的表現。

　　二是力量標準。就是把世界上除了美國以外，發展速度快、最有實力和潛力、未來可能挑戰美國的國家找出來，作為美國的敵人來對付。這樣的國家，就是那些新崛起的國家。在美國的戰略思維中，崛起者就是競爭者、挑戰者、敵對者。冷戰末期及冷戰後，日本曾經成為美國對手名單上的首選對象。後來，美國又一度回過頭來把俄羅斯當做主要敵人的候選者，但是轉念一想，俄羅斯雖然具有潛在的危險性，但它「只不過是個受傷的野獸，是一個正在為成為民主國家而努力的前超級大國」，在短期內對美國不會構成威脅。1997年以後，美國選來選去，最終還是鎖定中國，把中國看作美國的主要敵人。美國輿論普遍認為，中國的長遠目標是向美國的全球支配地位提出挑戰，美國「必須以敵對態度同中國交往」，否則就等於綏靖、姑息。

　　按照美國「選敵」的標準，中國是絕對符合條件的「敵人」。由於中國在意識形態上與美國不同，又是大國崛起中最有潛力的一個國家，因此中國在美國「選敵」的政治遊戲中，在美國「選敵」的花名冊上，就只能高居榜首、穩居一號了。

　　中國「和平崛起」，必須「軍事崛起」

　　中國人講發展，是講和平發展；講崛起，是講和平崛起；講統一，是講和平統一；講外交，是講和平外交。其實，強大的軍事力量，紮實的軍事崛起，是這一切和平願望的基石。

　　◎想要和平，就要準備反對戰爭

　　古羅馬作家韋格修斯有一句經典名言：「如果你想要和平，那麼就準備打仗吧！」這句話一直被西方國際關係理論界的現實主義者奉為至理名言。

　　希臘古訓說：「要想和平，就準備戰爭。」

　　中國古代兵書《司馬法》有句名言：「天下雖安，忘戰必危。」

　　套用先賢的話，當代中國人說：「要想和平崛起，就必須軍事崛起」，「想要和平，就要準備戰爭」。

　　和平，具有不同的歷史形態。19 世紀大英帝國治下的和平是以殖民地征服為基礎的；20世紀後半期，和平以美蘇冷戰的形態出現，是核威脅下的令人不斷打著寒顫的冷和平；冷戰後，是美國一超獨霸下的和平；21 世紀的世界需要多極制衡的和平。

　　21世紀的中國需要的是能夠保障自己和平發展、和平崛起的和平。而這樣的和平，既不能靠對強者的友好而得到，也不能靠韜光養晦的示弱來獲取，只能靠自己的勇氣和力量來贏得。

　　中國的和平崛起，是以其他國家特別是以美國的和平對待為前提的。如果美國既不支持中國和平崛起，又不局限於、不滿足於對中國的和平遏制，而是對中國崛起進行軍事遏制，甚至進行戰爭壓制，以武力阻擋中國的和平崛起，就只能把中國逼上梁山，迫使中國只能通過戰爭來捍衛國家崛起的權力，突破霸權國家的武力遏制、戰爭遏制，實現戰鬥崛起。中國不能為了和平而不崛起。就如同在台灣問題上一樣，中國堅持和平統一，但是，中國不能為了和平而不要統一。當和平統一無法實現時，以戰止「獨」，以武促「統」，就是必要和必需的。當然，即使中國被迫戰鬥崛起，也不同於歷史上一些新興大國的擴張崛起和霸權崛起。

　　◎想要安全，就要強大

　　西奧多·羅斯福說：「如果沒有武力作為後盾，外交是毫無用處的；外交家是軍人的僕人而不是主人。」老羅斯福的這段話，中國自然不能完全認同。但是武裝力量對於國家安全的作用，則是不能否認的。外交玩的是智慧，但是智慧只有建立在力量的基礎上，成為運用力量的藝術，才能夠切實發揮作用。對於一個崛起的大國來說，保證國家安全，既要有大智慧，也要有大力量，光靠大智慧玩「空城計」是難以持久的。

美國芝加哥大學政治學教授約翰·米爾斯海默在接受中央電視台採訪時說：「任何一個美國人都知道，要使美國的安全達到最大化，就要保證美國是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要保證生存，最好的辦法是在某一個地區成為最強大的或者在全球成為最強大的」。「中國現在還沒有很強大的軍事力量，中國在軍事上還很弱」。「我想，大的競爭還是會體現在經濟角色和軍事角色上。經濟角色在兩個角度中是很重要的：第一，軍事理由和安全理由。你必須要有很強的經濟實力，才能夠建立起足夠強大的軍事力量來保護自己。第二個原因是人們需要財富，人們都想生活在一個繁榮的國家，因此在市場上取勝總是被格外看重的。有強大的經濟力量，是能夠生存的關鍵，但是如果沒有強大的軍事力量，就會冒很大的風險」。「中國對此非常清楚，……歐洲的鐵蹄和日本對中國的入侵，產生了很多可怕的事情。因此對於中國人來說，不發展強大的軍事實力來保護自己是非常愚蠢的。軍事力量的競爭是任何時候都不會消失的。我想在將來，在中國和美國之間出現的競爭，很可能不是意識形態的競爭，而是經濟實力和軍事實力的競爭」。「你必須自己保護自己，保護自己的惟一方法就是變得非常強大。……美國不想看到一個強大的中國。如果中國今後成為最強大的國家，中國也不想看到其他國家崛起，不希望任何國家崛起」。

　　美國專家的分析雖然不完全符合中國的實際，但是他表達的那種「只有強大，才有安全；要想安全，就要強大」的典型的美式戰略理念，對中國具有借鑒意義。21 世紀的中國要想安全，就必須強大。

　　◎追求和平崛起，不畏懼戰鬥崛起

　　中國和平崛起的基礎和條件是400多個戰役打出來的。中國要實現和平崛起，就必須實現軍事崛起。中國的軍事實力，必須強大到世界上任何強敵都不敢、也不能用軍事力量來遏制中國崛起的程度。

　　中國在崛起過程中最大的挑戰和考驗來自霸權國家對中國崛起的戰爭遏制。克勞塞維茨說過，「一方絕對忍受就不成為戰爭」，而中國的和平崛起，不可能是一種絕對忍受的崛起。中國的和平崛起不排斥在反遏制戰爭中崛起。當霸權國家試圖以戰爭遏制中國崛起時，中國就必須以軍事力量維護和保衛國家崛起的戰略進程不被終止。

　　中國要和平崛起，為什麼一定要實現軍事崛起呢？因為和平崛起是雙方面努力的結果：美國要允許中國和平崛起，就既不能進行冷戰遏制，更不能進行軍事壓制和戰爭壓制。2004 年7月9日香港《信報》文章《地球上從來沒有和平崛起》的作者認為：「世界上所有強國都希望崛起是和平的，不動一槍，不發一彈，但是地球上從來沒有發生過和平崛起。一部美國崛起的歷史是戰爭歷史，美國奪取霸權的歷史是戰爭歷史，美國維持霸權的歷史依然是戰爭歷史。當今時代，和平是願望，霸權是事實，把自己武裝起來是根本。日本富裕了，卻因為在軍事上依賴美國而不能崛起。美國雖然已經崛起了，但是仍然不斷增加軍費，保持絕對的軍事優勢。僅僅為了保家衛國，為了和平，中國需要原子彈，需要朝鮮戰爭的英雄氣魄，需要強大的軍隊。」這位作者的觀點，很有見地。

　　冷戰後，美國在亞洲對中國採取包圍戰略：在中國東部，美國與日本、韓國建立軍事同盟，利用台灣牽制中國；在西南，美國支持印度在南亞次大陸的擴張；在中國的南海，美國也積極動作，暗中推動對付中國的南海國家聯盟。可見，為了和平崛起，中國必須軍事崛起。中國的軍事力量越強大，對霸權主義的威懾力越大，越有利於中國的和平崛起。

　　和平發展，和平崛起，已經成為21世紀中國核心的國家利益。發展權和崛起權，已經成為中國必須加以捍衛的國家主權。任何企圖阻撓和遏制中國發展與崛起的勢力，如果他們的遏制突破了和平遏制的限度，而以武力手段進行戰爭遏制，中國必須用戰鬥來保衛自己國家的發展和崛起。

　　中美無大戰，但中國必須有「大軍」

　　21世紀，為了保證中美無大戰，中國必須有「大軍」。這個「大軍」，不是單指規模，還要體現在質量上。中國軍事崛起，不是為了打美國，而是為了不被美國打；不是在短時間裡和美國去競爭軍力上的世界第一，而是要保證自己不被世界第一的美軍打擊和戰勝。所以中國的軍事崛起，對美國軍隊不是威脅，而是要免除美國軍隊對中國的威脅。

　　◎21世紀，中美無大戰

　　21世紀中美兩國無大戰，首先是因為在20世紀下半期，美國和蘇聯這兩個國家間的戰略競爭結束了「大國之間總有大戰」的歷史，開闢了一個「大國之間無大戰」的新時代。

　　關於「大國之間無大戰」時代的出現，緣於美國前國防部長羅伯特·麥克納馬拉提出的「相互確保摧毀」成為美國戰略核計劃的永久性基石。當美國創立這個新的「相互確保摧毀」規則時，它簡直就是永遠消滅了大國間的戰爭。美國人認識到這一點花了幾乎20年的時間，不僅成功地將這一規則輸出給其他大國，還與蘇聯簽署了第一個《戰略武器限制談判條約》，從而大大減少了全球核戰爭的威脅，並將競爭規則含蓄地固定下來。

　　在20世紀後期，大國之間不能有大戰作為一種新的軍事觀、戰爭觀，在西方戰略理論界和政界就形成了共識。而朝鮮戰爭又使美國人開始研究有限戰爭的概念，使得冷戰期間、核武器條件下的大國戰爭觀發生了根本變化：不是勝利高於一切，而是代價高於一切。這就從根本上決定了大國之間無大戰。

　　其次，中美無大戰與美國這個國家的特點有關。美國與德國、日本不同，在它崛起期間沒有發動過世界戰爭，它惟一發動過的一場大戰是比世界大戰文明得多、理智得多、代價也低得多的冷戰。所以，在所有的帝國主義國家中，美國還是一個比較理智、比較文明的帝國主義者。

　　第三，中美無大戰更與中國這個國家的性格和特點有關。中國在歷史上就是一個防禦性的國家。現在，中國崛起呼聲甚高，卻反覆聲明不稱霸，走和平發展道路，呼籲建設和諧世界。而且，中國不搞擴張。「中國特色」這四個字就是不打算把中國模式作為向世界普及和推廣的通用模式，只是限於中國使用、中國專用。

　　第四，中美無大戰，也是時代潮流的必然結果。世界在走向文明，大國戰略競爭也在走向文明。美國對中國雖然會有遏制，但是為了美國自身的利益也必須遏制有度。無度遏制、惡性遏制，會傷害中國，也會損害美國。

　　◎21世紀，中國必須有「大軍」

　　中國有大軍，才能保證中美無大戰。中國有大軍，不僅不會引發大戰，還是防止大戰的根本保證。一個國家的政治權力需要制衡，這個國家才能夠成為民主國家；國際社會需要制衡，才能夠形成民主世界；世界軍事力量也需要制衡，才能夠維持世界和平。美國和蘇聯的軍備競賽，客觀上形成了一種軍事制衡，結果是以軍備競爭防止了戰爭，避免了大戰的災難。軍備競賽不可取，但是軍力制衡不可無。中國的安全需要中國強大，世界軍事平衡也要求中國必須強軍。

　　應對美國威脅，中國必須有大軍。冷戰結束，強大的美國並沒有放慢強軍的步伐。美國通過發起新軍事革命，繼續快速提升軍事力量，其新軍事革命的許多方面都是針對中國的。美國戰略學家托馬斯·巴尼特說：「我們絞盡腦汁重新規劃我們在亞洲的軍事部署，以對付中國正在上升的影響」。「無論是五角大樓還是華爾街，都在2000年把中國納入了它們的視野」。面對這種戰略態勢，中國人當然不能兩眼只盯著「大錢」，還必須建設「大軍」。

　　中國是一個具有大智慧的國家，但「中國智慧」也存在著弊端：過於崇尚「大智慧」的作用，而鄙薄「大力量」的價值。在中國，「不戰而屈人之兵」是大戰略、大智慧的最高境界，但是，「不戰而屈人之兵」也要靠大力量的作用。智慧是運用力量的藝術，沒有力量的智慧，只能是空想和空談。諸葛亮的空城計能夠成功，是因為他有力量。在21世紀實現中美無大戰，靠中國有大智慧，也要靠中國有大力量。21世紀的中國，既要崇尚大智慧，又要崇尚大力量；既要有大智，又要有大軍。

　　中國的軍事能力不能老是處於「弱」的境況，武器裝備不能老是處於「劣」的狀態。中國的軍事崛起，中國的強軍事業，就是要儘快改變先輩們曾經不得不以高昂的代價在「敵強我弱」的艱難條件下進行軍事鬥爭的局面。建設強大的軍隊，告別「以劣勝優」，是中國軍事崛起的必然追求。

　　在今天的國際事務中，國家的軍事力量始終是堅強後盾；在國際關係中，軍事力量始終是一隻看不見的大手。戰爭，只是軍隊發揮作用的一種有形形式。和平，才是軍隊價值的持久體現。儘快建設和始終保持一支大軍，是中國必須進行的安全投資、發展投資和崛起投資，中國必須把一部分生產力轉化為戰鬥力，把一部分財富轉化為軍事能力，把一些「錢袋」變成「子彈袋」。

　　中國有大軍的根本目的，是為了有效遏止和避免戰爭。把軍隊建設的主要目的由「贏得戰爭」轉變為「避免戰爭」，是美國戰略理論界在二戰後提出的思想。這一思想，對於全面核戰爭來說，確實如此。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可以認為，通過建設大軍來避免大戰，是中國軍事建設的一個重要戰略思想。

　　◎中國軍事崛起，不是為了打美國，而是為了不被美國打

　　中國在一個較長的時間內，在軍事上不可能也不需要超越美國，但是中國軍事崛起的最低限度必須是不被美國軍隊打。由於中國軍事崛起的目標不是戰勝美國軍隊，而只是要保證中國軍隊不被美國軍隊戰勝，所以，在這個目標上的中國軍事崛起，對美國軍隊不是威脅，而是要免除美國軍隊對中國軍隊的威脅。這就是中國軍事崛起的特徵，即中國特色軍事崛起的自衛性、防禦性、和平性、有限性、必要性、重要性和迫切性。這也決定了中國軍事崛起不可能也沒有必要去與美國進行軍備競賽，因為軍備競賽的目標和含義，是競賽的雙方都要縮小對方在軍事力量上的戰略優勢，是以在軍事上具有壓倒和戰勝對方的力量為目標的。如果中國的軍事力量成為世界第一，那也不是壞事，也不是對美國的威脅，而是世界和平力量的增強。就像鄧小平早就說過的那樣，中國是一個維護和平的力量，中國越強大，世界越和平。

　　中國軍事崛起，要具有能夠有效維護和實現國家統一、遏制和打擊分裂勢力的力量。中國軍事崛起，要使美國在中國強大的軍事力量面前，承擔不起以戰爭遏制中國的代價，不能做出以戰爭遏制中國的決策，從而把美國對中國崛起的遏制始終限制在和平遏制的限度之內。

　　美國卡托研究所高級研究員道格·班道在2009年11月27日的《環球時報》發表文章說：「美國決策者最為擔憂的並不是中國的經濟發展，而是軍事力量。……然而不管中國由8?000 人和151 架飛機參加的國慶閱兵有多麼耀眼，北京的軍事力量還是遠不如美國。」因此，說中國在中、近期會對美國安全構成威脅，近乎於痴人說夢。

　　真正的問題是美國攻擊中國的能力。前五角大樓官員查斯·弗里曼也承認，中國「無意在美國進行一場戰爭，但是我們卻做了大量的在中國領土上打擊中國人的計劃」，現在中國是在發展能夠阻止美國干涉的軍事力量，為阻止美國的干涉，中國在發展足以抗衡華盛頓核壓力的核力量，發展導彈和潛艇以打擊美國的航母，用非對稱作戰手段致盲美國的衛星，破壞美國的電子系統。

　　可見，中國軍事崛起，不是為了打美國，而是為了不被美國打。對於中國強軍的這一目的，美國人心裡也很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