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體下跪」也是一種社會抗爭

廣東化州新安鎮梅子坑村因與鄰村發生耕地糾紛，引發沖突，梅子坑有6村民被以故意傷害罪刑拘。日前，近百村民在化州市政府門前長跪，一個小時沒人理會，被指「在這裡下跪也沒有用」。7個披著「冤」字白衣的村民跪在最前面，當時天正下著雨，場面異常悲慘。（5月18日《南方農村報》）
本以為莊河市的千人下跪，跪掉了一個「冷血市長」孫明，今後民眾想見市長會容易點，哪知仍然如此。看了整篇報道，心中一個揮之不去的疑問是，現代社會民眾想見一面市長，為何會如此困難？即使古代衙門，民眾擊鼓三通，官老爺也得升堂辦案。何況是被稱為人民公僕的現代官員？
公權力的傲慢，在今天已成社會常態，於是民眾下跪「抗議」，也屢成社會熱點。前幾天還發生了湖北公安縣數百名教師集體下跪縣政府的事件，看到這一幕幕讓人心酸的圖片，我想任何有良知的人，也會如鯁在喉。民眾如今可能也只有下跪的自由了，這是他們真實的處境。這種下跪背後的潛臺詞是，我承認你權力的強大，但期望你迫於道德或輿論壓力，能傾聽一下弱者的聲音。有人把下跪稱為弱者的「武器」，只是這種亮出武器的方式過於屈辱。
甘地曾把絕食看作是非暴力反抗的最後手段，我想中國民眾的「集體下跪」，也算是非暴力反抗的新手段。它比絕食對自身傷害要小，但比絕食更為屈辱。甘地把非暴力看作是一個教育公眾的過程，讓它滲透到社會各個層面，直到民眾自己最終變得不可戰勝。如今我從這種帶有傳染性的「集體下跪」，似乎也隱約地看到了這種力量。
民眾通過公開自己的訴求，喚起地方政府和社會的關註與決斷，本來就是現代社會實現治理的方式。民眾正是用這種方式參與到公共事務中的。他們通過對自己負責，達成對組織和國家的負責。這種參與熱情，理應受到保護，地方官員也理應做到與之呼應。當訴求能在公共空間得以聲張時，民眾才可能實現與政府和社會的互動。從這種互動中，民眾感受到的也是社會機制在向積極方向轉變。
但實際情況並非如此，一些地方官員已喪失了與公民對話的能力。由於官員常年身在官場，使民眾與政府的交流機制名存實亡。很多官員一看到民眾要求對話，首先感到的是緊張與恐懼。他們根本不把坐到談判桌邊，協商解決問題看作是社會治理的方式。民眾迫不得已發明了「集體下跪」這種屈辱的抗爭方式。很顯然，「集體下跪」也是眼下最安全的一種抗議方式。至少不會像遊行示威那樣，以暴力抗法的名義被投入監獄。然而，即便民眾在雨中以屈辱的方式集體下跪，這些地方官員也還是冷眼旁觀，毫不體恤民眾艱難。
「集體下跪」雖然屈辱，但仍然是一種社會抗爭。在民主社會裏，社會抗爭從來就是民眾常態的政治參與形式。在非民主和民主社會之間，沒有一個刻板的邊界，而是一個民主形態不斷遞增的漫長過程。在這個過程中，社會抗爭對民主化的推動作用尤顯重要。它是在革命暴力和議會政治之外，達成社會民主化進程的一種更為平和的方式。公民與政府關系的變化，也主要是由抗爭政治來調整的。
就轉型期的今日中國而言，現在需要的是對非暴力的社會抗爭事件建立常態的制度認同，使民眾因社會不公引發的各種矛盾，能被正常化解在社會機制中。只有這樣，社會才能不總是搖擺在暴力潛伏或爆發的兩極之間，才能迫使地方政府建立高水平的協商機制，通過社會抗爭機制的反復作用和磨合，社會才可能地步入民主法制化的軌道。
必須認識到，每一次社會抗爭事件，哪怕是屈辱的「集體下跪」，也是社會向民主轉型的一次努力。只有讓抗爭政治常態化了，公民的民主與自治意識才會日趨成熟。不能把社會抗爭和社會穩定對立起來，而是要和保護民眾權益統一起來，重新調整和界定政府與社會的關系，重新審視政府治理的原則和動機，真正實現和社會各類群體、組織的良性互動，這樣才能達成多元化的社會治理方式。在這個過程中，一旦民眾形成了普遍的制度認同，也就意味著社會自治機制初具雛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