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失的「農民工二代」

2010-05-12  來源：法律與生活



法律與生活2010009期封面：迷失的「民二代」

　　迷失的「民二代」

　　他們曾是「留守兒童」，他們曾是隨「民一代」父母進城尋夢的「無根兒童」。在他們身為「民一代」的父輩漸漸退出城市舞台的同時，他們陸續湧入大大小小的城市——在不屬於他們的高樓大廈間尋夢。這是一個數以億計、遊離在城市邊緣的龐大群體。他們的夢想與現實之間，有一道難以跨越的鴻溝。在「留不下的城市」和「回不去的鄉村」之間，越來越多的「民二代」偏離了人生航向，迷失在犯罪的叢林里。

　　一個「民二代」的城市生存圖景

　　文/卞君瑜

　　他們既不是傳統意義上的農村人，也不是正宗的城市人。他們遊離在城市社會的邊緣，成為現實社會中的邊緣人群。

　　留不住的根

　　梁峰(化名)現在是寧波市鄞州區一個玉製品工藝廠的車間工人，這個19歲的年輕人看上去有些憂鬱，給人的印象是平時不喜歡與外人接觸。而在他的內心深處，卻隱藏著一個不堪回首的秘密——他曾有過一年半的牢獄生活。

　　梁峰的老家在河南新蔡縣。梁峰說，他很小的時候，父母就在廣東打工，是如今人們口中典型的老一代農民工，而他在老家上學，因為沒有人管，他根本讀不進去書，上到初一就輟學回家了。然後，他跟父母到了廣東，當時他也沒有想那麼多，以為到廣東也可以找個工作，但是到了之後，才發現，因為他太小，根本沒有人敢用他。本來父親想把他送到什麼地方再學個一技之長，但是他根本沒有興趣。在廣東生活了一段時間后，他隨母親回了家。

　　母親帶他回家有兩個打算。一是梁峰在城市裡沒有事干，天天在外面瞎跑，母親怕他染了不良習氣，做了什麼壞事；二是在外打工多年的母親知道，在城市打工，只是暫時的，將來終究還是得回老家來生活的，她想趁梁峰年輕的時候讓他接觸一下農村的生活，對農村人來說，莊稼活是本份，讓他先學著干一些農活，以免將來把根給忘了。

　　但這是梁峰最不願意看到的，因為他已經在城市裡生活過了，而城鄉之間的反差讓他忽然對原來的生活軌道產生了一些厭惡，但那時候，他又別無選擇。

　　剛回家的時候，母親讓梁峰下地幹活兒，他根本不去，母親趕也沒有用。後來，母親沒有辦法，就對他說，讓你爸回來管教你。父親是一個很嚴厲的人，他對梁峰的教育就是，一句話不投機，上去就打。梁峰害怕了。這個時候，鄰村一個叫做小光的、比他大兩歲的男孩要到寧波打工，梁峰從家裡偷了500元錢，跟著小光來到了寧波。

　　那是2007年3月7日，梁峰記得很清楚，他來到寧波的時候，天還沒有亮，整個城市還處於一片平靜之中。

　　到了寧波，梁峰才發現，雖然城市到處高樓林立，車水馬龍，但是卻沒有他的一席之地。因為他一沒有技術，二沒有文化，要想找到一個合適的工作很不容易。最後，在寧波流浪了一個星期後，終於在別人的介紹下，梁峰找到了一份在飯店做服務員的工作。這個飯店在寧波的市中心，不大不小的，生意很不錯。飯店雖然是一個小天地，但是卻讓梁峰大長見識。「有些人真是有錢啊，吃一頓飯花個千把塊錢，眼連眨也不眨！」梁峰時不時在心底發出這樣的感嘆.

　　城市的「過客」

　　這種反差刺激了梁峰潛藏在心底的物慾，並隨之慢慢發酵。

　　過了沒有多長時間，一股想擁有一部手機的慾望將梁峰推向了深淵。梁峰說，那時，他忽然發現，幾乎人人都有一部手機，就連常來飯店裡收破爛的，也有一部手機。當時，一部手機最便宜的市場價也要上千元，而他口袋裡卻只有不到200元錢。想有一部手機的願望如一隻貓一樣住在他的心中，將他的心給撓得痒痒的。

　　2007年4月的一天，梁峰下夜班回家，當時已是夜裡11點多了，街上的行人漸漸少了。在通過開明街地下通道的時候，梁峰的眼前一亮。走在他前邊的一個女子背了一個包，更重要的是，一邊走一邊在用手機打電話。梁峰說，那一瞬間，他什麼也不想了，衝上去抓住那個女子的手機就跑，在跑的同時，又把那個女人的包給順手搶在手裡。打電話的女子當時一愣，上去抓住了梁峰，梁峰掙脫后，跑出了地下通道，女子一叫，被附近的巡防隊員聽到了，沒有費多大工夫，就將梁峰抓住，扭送到了派出所。

　　寧波市海曙區法院經過審理，因為梁峰作案時還不滿18歲，以搶劫罪從輕判處有期徒刑一年半。梁峰說，當看守所的大門關上的那一瞬間，他的心降到了冰點，他背上行囊，原本是到城市裡來尋夢的，但在那一刻，他終於體會到了夢碎的滋味。

　　在浙江省少管所里，梁峰呆了一年多，在這期間，他學會了一門手藝。梁峰剛進少管所沒有多久，記者隨海曙區法院的法官去回訪這些少年犯。梁峰當時的情緒很低落，他對記者說：「如果當初我不到寧波來，也就不會犯罪了！」

　　他被判刑后，不知為什麼，家人一直沒有來看他，他想讓記者幫助他聯繫上他的家人，讓他們來看看他。後來，記者想方設法和梁峰的家人取得了聯繫，梁峰的母親趕到了寧波，這位母親哭訴著她的不解：「這孩子在家很老實，到了城裡咋就學壞了呢？」

　　2009年年初，梁峰走出了少管所。經過這一場磨難，他成熟了很多。在少管所里，他參加了法院組織的關愛媽媽活動，認了一個女律師做關愛媽媽。出來后，他並沒有選擇回家，而是重新留在了城市，他說他過不慣在農村的生活，他想在城市裡打工賺錢。在關愛媽媽的幫助下，他找到了現在這份工作。剛開始，他害怕別人知道他的過去，後來他才發現，這種擔心是多餘的，這個城市雖然冷漠、殘酷，但也是包容的——除了企業的主要領導外，別人幾乎不知道，也不關心他的身份。

　　梁峰在企業里幹活很賣力。他說他現在終於明白了，城市夢並不是每一個人都能實現的，做人還是現實些最好，有些東西不是自己的，「就想也不要去想」。他給自己在城市中的身份下了個定義，就是一個「過客」。

　　過去的那段經歷，讓梁峰認識了很多和他一樣遭遇的年輕人，說句不好聽的話叫做「獄友」。這些人和他一樣，出來后，幾乎都沒有回到老家，而是散落在各個城市裡，但大家還互相聯繫。而令梁峰感到黯然的是，前幾天，他剛聽說和他一起服刑的兩個朋友，又在其他地方「犯事」進去了，「再進去判得就重了，現在他們已經是成年人了！」梁峰說。

　　遊離，遊離

　　梁峰說，經過這麼多事，他算明白了，現在不管是叫他們新生代農民工也好，還是「民二代」也好，一定要明白自己所處的位置。其實大家到城市裡，猛然換了一個環境，並且是一個光怪陸離的環境，如果把握不住，就可能「一下子栽倒在地了」。所以，對於像他這樣的人來講，遇到什麼事，一定要三思而後行，不然後悔就遲了。

　　記者問他怎麼看待現在的身份，他說他明白，他現在既不是傳統意義上的農村人，也不是正宗的城市人。即使工作、生活在這個城市，他們的根仍不在這個城市，而處於城市社會的邊緣，是現實社會的一個邊緣階層。

　　梁峰稱，據他觀察，他周圍有很多和他一樣的人，即使在城市裡找不到好的工作，他們也不會返回家鄉，而是繼續在城市尋找機會。他們既遊離於農村社會體系之外，也遊離於城市社會體系之外，「很容易成為社會遊民」，如果稍有不慎，就會誤入歧途。為此，他感到很擔心。

　　梁峰打工的企業老闆對梁峰評價很好，說這個小夥子，雖然以前走過彎路，但是現在讓人很放心。老闆說了這樣的一件事，去年8月份，廠里有兩個工人因為小事發生了糾紛，最後毆鬥，梁峰在現場，就遠遠地躲開了。通過這件事，讓大家對梁峰的看法有了很大的改變。梁峰還對記者說，一次他上街，看到一個小偷在偷一個工地上的東西，就上去對那個小偷說，兄弟，還是好好做人吧，這樣做不好。那個小偷罵他多管閑事，梁峰說，如果你不想像我一樣，你就做吧，我在裡面蹲了一年半，你想體驗一下，就去吧。那個小偷聽了這話，就自己離開了。梁峰說，他當時看到那個小偷，就想起了自己。那個小偷從年紀上來看也不大，如果就這樣下去，「肯定一輩子就毀了」。

　　談起以後的打算，梁峰說，先這樣做著，然後再找機會，如果有機會了，就多賺些錢，沒有機會，就掙些死工資。而他從出來到現在，已經三年沒有回家了，他說他沒有臉面回家，等將來賺到錢了，再回家去看看。

　　在19歲的梁峰看來，這個城市裡的機會就像在街角巷尾飄過的那縷清風一樣，無處不在，雖然大多時候，當你為它駐足時，它卻不知所蹤。

　　迷失，在城市的邊緣

　　特約記者/毛空軍

　　筆者採訪的近20名「民二代」服刑人員，沒有一人談到自己的法律觀念淡薄。受「發大財」、一夜暴富、仇視富人等心理驅使，他們中的很多人迷失了自我。

　　追夢人

　　和大多與自己同齡、夢想著衣錦還鄉的人一樣，孫理想(化名)絕不會想到，自己有一天會在監獄里，回首自己6年來在城市裡的迷失歲月——儘管現在，他仍只有24歲。

　　孫理想的老家是河南省濮陽市濮陽縣的一個農村。家裡說窮不窮，說富不富，除了曾當過小學老師的父親的退休金外，每年還有3000多元土地承包給別人的收入。地。初中畢業后，孫理想不想繼續上學了，便幫著父親在家種

　　2004年2月，他來到北京海淀區大鐘寺市場打工，給一個小肉店的老闆幹活，每月工資600塊錢。他在之後又輾轉幾個地方，工資都沒有什麼變化。2006年1月，嫌在北京掙錢太少的孫理想返回老家，但兩個月後，他便呆不住了。朋友王雲回家探親，孫理想見王雲西裝革履，提著大包小包，非常羨慕，覺得王雲發財了，可自己出去打工幹了兩年沒有掙到錢，卻灰溜溜地返回了老家。

　　在一次敘舊的酒桌上，王雲告訴他，自己在北京干保安，每月工資1500元，吃住免費。孫理想的心又活了，想跟隨王雲一起打工，兩人一拍即合。

　　2006年3月，他們一同來到北京，一星期後經王雲引薦，孫理想如願以償當上了保安。2007年年底，他思念自己的父母親，給父母親買了200多元錢的營養品，又帶了1000多元錢作為路費和花銷，踏上回家的路程。

　　這次探親，孫理想並沒有給父母留一分錢，那1000多元錢除了留下路費外，其餘的都花在和朋友一起喝酒上了。

　　而自打工到被捕，孫理想一直沒有向家裡匯過一分錢，「家裡也從來沒有向我要過錢」，他說。

　　孫理想詳細羅列了他在北京打工期間的花銷賬目，平常抽紅梅牌香煙4元一包，每月150元；到外面喝酒吃飯每月300元左右；每月網費300元左右，最後「剩不下幾個錢」。

　　孫理想當保安半年之後，迷上了上網吧與網友聊天。他和筆者談起上網時，異常興奮：「有時一天上兩個小時，有時一天上個通宵，結交了許多女網友。」

　　孫理想確認對方是女網友的方式是通過視頻，他得意地說這些女網友和自己年齡差不多，但遺憾的是，沒有一個成為他現實生活中的女朋友。

　　至於聊天的內容，他只用一句話概括，「聊些亂七八糟的東西」。

　　隨著上網聊天次數越來越多，時間越來越長，孫理想打算自己買一台電腦，這樣隨時可以上網聊天。

　　當他把攢錢買電腦的想法告訴王雲時，王雲說：「咱們廣場里有許多屋子，都配有電腦，順手牽羊弄幾台不就行了嘛？我朋友也想整一台，明天正好周末，許多屋子沒人，咱們去尋摸一下，順兩台回來就行。」

　　第二天，兩人穿著保安服，東轉轉西溜溜。孫理想發現了目標：那是一間新世界購物廣場辦公室，辦公桌上有兩台蘋果筆記本電腦，正在充電。兩人把插頭拔掉，拿著電腦準備離開時，孫理想在出門前回頭突然發現，屋子牆角上方有個攝像頭，在門后的小桌子上放著一個7英寸電視大小的接收器(顯示器)，孫理想連接收器一起拿走了，他自以為沒有這個接收器，攝像頭就成了聾子的耳朵——擺設。

　　他沒有想到，他的盜竊行為早在他們取走顯示器之前已經全部儲存在顯示器中，況且購物廣場已安裝了許多攝像頭，對此一清二楚。公安機關接到報案后，不費吹灰之力便將兩人抓獲歸案。

　　由於孫理想犯盜竊罪，被判有期徒刑2年，王雲是主犯，被判處有期徒刑4年。

　　2010年4月2日，是孫理想刑滿釋放的日子。談到釋放后的出路和未來時，他躊躇滿志：「釋放后我哪兒也不去，還要在北京找工作打拚。因為我在北京跌倒，就要在這裡爬起來，我要拾起我的創業夢和城市夢。別人說我們來京打工是為了擁有發財夢和城市夢，我舉雙手贊成。我個人認為，我幹上了保安就是已經擁有了發財夢和城市夢，儘管是曇花一現，但我畢竟曾經擁有或者實現過。我不怨天尤人，我依然是那句話，我美好的未來不是夢！」

　　孫理想在監獄里，養成了看報紙的習慣，他提到了今年年初中央一號文件里首次提出的「著力解決新生代農民工問題」，也從電視、報紙、雜誌上看到在今年「兩會」上，代表和委員們將目光聚集到「我們這個群體身上」，因此，他說自己「滿懷信心」，並又一次引用了一句歌詞，「彩虹(陽光)總是出現在風雨後」。

　　我要的自由呢

　　柳平(化名)，1990年1月出生，初中二年級文化，家住甘肅省鹽官鎮的一個農村。家中有5口人，以種地為生。

　　柳平初中沒有畢業就不想念書了，想來北京打工。但其曾經學習成績相當不錯，儘管常常打架逃學，成績仍在全年級名列前茅。至於每次考第一的原因，他解釋為老師上課無非是講點方法，其他的自己都會，照著課本例題做就行了，至於課外題，買點書看就會做。

　　在2006年年初，16歲的他毅然決然地輟學來京打工。談到來北京打工的目的，一是不想讓家裡、學校管教，希望能自由自在地生活；二是想掙錢——家鄉比較貧困。

　　打工的地方是北京市大興區舊宮邊上的一家服裝廠，干做衣服的活，月工資900元，包吃住，確實比較自由。柳平每月自己掙錢自己花，從未向家裡匯過一分錢。他平時喜歡上網，花在網吧里的錢每月大概400元。如果廠里沒有活干，他會一整天都泡在網吧里。在網上他交了一個很漂亮的女朋友，並給她花了4000多元錢買了一條金項鏈，但戀愛談了不到一年，他就犯了罪。

　　柳平認為自己第一次犯罪是因為年齡小，怕苦怕累。他被4名年長的人拉下水，在不到半年的時間裡，連續在大興舊宮附近，入室盜竊8起，專門盜竊錢和手機，被捕后被判刑一年。

　　他在大興看守所服刑不到半年，又被送到河北省衡水市監獄服刑。

　　2009年2月釋放后，柳平回到了老家，結果呆了兩個月，覺得在老家「太沒意思」了。「干」呆著沒有事干，鄉鄰又冷眼相看，自己心裡也挺惆悵的，他自然而然又思念起北京來，覺得老家和北京相比有天壤之別。橫下一條心，柳平簡單收拾了一下自己的東西，又像小鳥一樣飛回北京。

　　第二次來京打工，他在昌平區的一個大排檔里當服務生，工資每個月1100元錢，管吃管住。但活很累，時間又長。從早晨6點起床后，就由老闆開著兩節車廂的麵包車，拉著他去早市採買大排檔做客飯用的食材。他負責搬運東西，由於買的東西太多，光搬就得花1個小時。

　　回到大排檔卸下東西后，還不能閑著，柳平得負責擺228張桌子，每張桌子配4把椅子，累得他夠嗆。

　　談到重新犯罪時，柳平說得非常輕鬆：「2009年5月14日下午，快吃晚飯的時候，我回到了我住的昌平區回龍觀。我住在二樓，當我準備用鑰匙打開我的房門時，卻看到了隔壁的門開著，我就收起了我的鑰匙，進了屋子裡。一進門我就看到了屋子裡有一把椅子，一個黑皮包就放在椅子上，我把黑皮包拿起來就走，屋子裡的其他東西我也沒有顧得上拿。也沒進自己屋子，而是找了一個僻靜地方打開了黑皮包，裡面光有一部諾基亞手機，價值1300元。我把手機裝起來，把皮包扔到了垃圾桶里。被盜的人，在我走後不久就報案了。由於我住在隔壁，警察連我一塊帶走了。我到了派出所就承認了，然後被判刑。這次被判有期徒刑一年，時間是2009年5月14日至2010年5月13日。」

　　兩次進城，兩次入獄，柳平說他悟出了一個道理：在大城市裡，如果沒有文化，又和他一樣一點苦也吃不了，是掙不了錢的。

　　同筆者談起他年紀輕輕就有過兩次入獄的經歷時，柳平坦言以前沒有想過，現在有點後悔。村裡的初中同學，有的學習成績和自己相比差遠啦，但是他們考上了大學。「真的很後悔」，柳平又重複了一次。

　　談到釋放后的打算時，柳平說他想上技校，因為老家的人已經在蘭州市給他找了一所技校，等上完學，有了知識，他還要來北京打工。他相信，那時候自己的年齡大了，懂的事也多了，不會再像以前那樣，做事亂來，不考慮後果。

　　當筆者告訴柳平，自己採訪了近20名新生代農民工服刑人員，沒有一名服刑人員談到自己的法律觀念淡薄時，柳平沉思了一下說，自己不是不懂法，也知道該幹啥不該幹啥。第一次犯罪的原因是年紀小，怕苦怕累；而再次犯罪時，卻存有僥倖心理，看見別人的財物就心癢，想據為己有。

　　他想規勸和自己一樣來城市打工的同齡人，「不要見到認識的人干某些犯罪活動來錢快，就去效仿，要正確認識自我，當一個人被發財的慾望、一夜暴富的慾望、仇視富人的心理駕馭后，很容易迷失自我，走上不歸路。」

　　5月13日，是柳平重新獲得自由的日子，自由是他曾經對城市生活一個最原始的詮釋，但卻屢屢與它擦肩而過，柳平相信，20歲之後的路還很長，自己不會再次錯過。

　　(本文作者為北京市某監獄的管教民警)

　　他們夢歸何處

　　文/卞君瑜毛空軍

　　一方面，「民二代」擁有更為強烈的城市情結，權利意識明顯提高；另一方面，對生存現狀的迷茫，令他們很容易誤入歧途——走上犯罪道路。

　　2010年春節剛過，一場缺工潮席捲了長三角和珠三角地區。媒體爭相報道這些地區農民工勞動力的短缺帶給企業的生存危機。

　　而幾乎與此同時，北京外來務工人員勞動力市場卻呈現出另一番景象，一位北京西客站地區的民警向記者描述：元宵節前後，北京西客站每天平均滯留30000多名外來務工人員，地上地下黑壓壓到處都是人。這些在春節后潮水般涌到都市的農民工，一時無處安身。

　　一份來自科研機構的調查報告顯示，在目前中國近2億的農民工隊伍中，出生於上世紀80年代、90年代的農民工佔到60%以上，成為當前農民工隊伍中的主體。

　　「沒有家的感覺」

　　廣州大學廣州發展研究院所做的一項調查顯示，80%～90%的老一代農民工將打工收入寄給家裡，而65%～70%的新生代農民工將收入用於自己的吃穿住行，工資很少寄回家，家中似乎也很少對他們提出經濟上的要求。與父輩的「生存型」比較，新生代農民工多屬「發展型」，打工賺錢養家已不再是他們最主要的動機。

　　而與父輩的另一個區別是，第一代農民工普遍將謀生作為第一目標，建築工地是他們的聚集地，新一代農民工的目光則投向三產服務業、製造業、紡織業、電子業等行業，賺錢只是他們外出打工的部分目的。他們希望在城裡買房，能像城裡人一樣生活。

　　因為有著更多的企盼，他們找工作時也往往更「挑剔」，除了待遇上有所要求外，對精神方面的要求也很高。而這種挑剔，也讓企業主們感到很是「頭疼」，有的企業為他們專門建起了休閑區，以供大家消遣用。寧波江北一家電子企業的人力資源部經理對記者說，現在的農民工，很難伺候，一點苦都不能吃，並且脾氣也大，一點不如意，就扔挑子走人了。

　　記者採訪了大量新生代農民工，發現雖然生活在城市，這些新生代農民工內心其實還是孤獨的。他們每天工作在流水線上，到月底拿到手的是微薄的薪水。他們渴望改變自己的命運。

　　王成標的父母是典型的「民一代」，自己被父母留在老家的爺爺奶奶身邊一直到上初中。爺爺奶奶年事已高，管不了他，他自己學習一直好不了。初中沒有畢業，就跟著父母到了寧波。來了之後，他就被城市光怪陸離的生活迷住了，「做一個城市人

　　真好！要啥有啥！」王成標說。

　　後來，他才發現，雖然城市這麼美好，但是屬於他的卻不多，他的父母租的是小區的車庫，又潮又濕，空間又小，就這，還佔去了母親半個月的工資。同時，他還發現，在城裡打工是很累的活兒，他的父母都在一個電器加工廠做雜工，每天回來累得倒床就睡，幾乎沒有空閑的時間。王成標忽然也感到空虛和失落。

　　王成標在16歲的時候，終於擁有了第一份工作，就是在父母打工的廠里做雜工，但是幹了不到一個星期，他就不做了。「那活兒太累了，我根本干不下來。」王成標說。此後，他就遊盪在城市，從而學會了上網，學會了把頭髮染成黃色，有些東西雖然買不起，但也讓他認識了。

　　18歲的時候，在父母的好生勸說下，他進了一個工具廠學起了車工，這一學就是兩年，終於出師了。此後，他就在這個城市以打工為生。王成標說，這幾年，他一共換了六七份工作，但是一直沒有賺到錢。談到換工作的原因，要麼是「工作太苦」，要麼是「車間主任的臉色難看」，要麼是「不適合自己」。過了今年春節，他看到招工的多了，心就又活了，把原來的工作給辭了，重新找起了工作。

　　對於未來，王成標說他心裡一直沒有底。與他的父母輩相比，他的生活狀態一直也沒有改變，租住在最便宜的民房裡，一個月的房租要400塊左右，他曾想買一台電腦，但是又

　　怕放在這樣的房子里丟了，同時又因為生活不安定，他也不敢接網線，所以，每個月到網吧上網，都要花去一筆錢。王成標很想在寧波擁有一套房子，過上那種像模像樣的生活。但是他知道，這些都是「想想而已」，城市的門檻太高了，像他這樣的情況，將來唯一的退路，還是在遙遠的農村。而對農村，王成標說，他的記憶已經模糊了，鄉間的氣息對他來講已經陌生，這幾年，他過春節也不願意回去，因為回去實在適應不了老家那一下雨雪就泥濘的鄉間小路和一到晚上就黑乎乎的天地。他不知道這種生活何時是個頭，但是他只能就這樣往下走。

　　和王成標相比，小白在寧波已經打工10年，他說他有技術，但是就是融入不進這個城市，戶口、工作、房子，都是一道道門檻，「我就是一天24小時上班，也買不起一套房子。並且隨著年齡越大，會越來越感到失落。」

　　因為沒有歸屬感，對於新生代農民工來講，他們只能生活在城市邊緣。與父輩們不同，他們有自己的追求，法律意識也高，如果稍有些不如意，他們就會去找有關部門投訴。他們很關心國家事關他們的改革問題，例如戶籍、居住、勞動環境等，但是和以前一樣，他們還是找不到「方向」。「兩會」期間，記者曾走訪了100多名新生代農民工，發現他們擁有更為強烈的城市情結，自主意識、權利意識也在增強。他們大部分都表

　　示不打算返回家鄉，而是準備「在寧波生活下來，做新寧波人」。

　　接受記者採訪的農民工都會對記者說，他們生活在這個城市，努力在尋找自己的快樂，但更多的時候，感到的還是城市的「冰冷」。談到媒體上都在報道的「民工荒」，他們會說，其實沒有民工荒，城市的高房價和生存壓力，把大家都嚇跑了。一名來自山東的農民工說，現在中國缺的不是農民工，而是如何讓農民工在城市中有「家的感覺」。

　　迷茫之後

　　在大量「民二代」湧入城市的同時，也帶來了很多社會問題，其中犯罪問題尤其突出。

　　北京市海淀區法院針對2008年、2009年的新生代農民工犯罪問題做了一項專門調查，2008年，該院受理的「80后」、「90后」農民工犯罪人數為1591人，2009年為1684人。

　　據浙江省寧波市江東區檢察院的檢察官介紹，2009年全年，該院共受理審查起訴的佔總數56.2%的犯罪嫌疑人都為「80后」農民工，其犯罪最顯著的特點是以謀取不法經濟利益的侵財性犯罪為主，尤其以盜竊、搶劫犯罪最為突出。

　　而另一名北京市某監獄的工作人員對記者憂心忡忡地表示，目前，「80后」、「90后」外來務工人員犯罪現象已出現較為明顯的分化，對比之下，「80后」犯罪多以侵財為主，刑期相對較短，但是，「90后」外來務工人員的犯罪呈現多樣化，刑期從有期到死緩不等。

　　江東區檢察院的檢察官分析，首先，一些「民二代」進城后心理失衡、抗生活壓力能力差。他們多為獨生子女，雖然生在農村，但父母對他們偏愛有加，從小嬌生慣養，很少干過農活。他們一方面對電視、電影里看到的「高檔次的生活」心生艷羨，另一方面卻又不具備勤勞致富的耐心和能力。但又心有不甘，於是鋌而走險。很多「80后」農民工犯罪嫌疑人的犯罪動機都是因為「幹活辛苦，盜竊、搶劫來錢快」。

　　其次，不少「民二代」文化素質較低，法制意識非常淡薄。大部分人讀到初中，有的甚至是小學就選擇輟學。由於素質偏低，生存技能差，適應城市生存能力不強，只能從事勞動強度大、收入又低的工作，並逐漸淪為城市新的貧困群體。再加上由於受教育程度低，本身的法制觀念淡薄，容易走上犯罪的道路。

　　無獨有偶，寧波市中級人民法院有一項數字調查表明，近年來，在他們處理的未成年人案件中，有70%都是新生代農民工。寧波市海曙區法院主管刑事的副院長張丹丹稱，他們受理的未成年人犯罪案件，90%都是「民二代」。這個數字令政法機關的工作人員深感震驚，寧波市中級法院刑庭的法官表示，他們今年將把此作為一項重點課題來調研。

　　對此，一些社會學專家指出，因為現行的體制和經濟能力，新生代農民工生存在城市的邊緣地帶，他們希望給自己的夢想找一個寄託的地方，但是，他們不能一直面對迷茫。


　　話語：

　　在監獄中採訪了近20起新生代農民工犯罪的案例，我總結出，導致新生代農民工犯罪的直接或間接原因大致有以下幾點：

　　1.文化程度較低。新生代農民工服刑人員中，文盲、小學、初中文化的居多，其中絕大多數初中尚未畢業，由於文化水平不高，導致職業技能差，謀生能力弱，大多集中在對職業技能沒什麼特殊要求的服務業和建築業兩大領域。犯罪頻發區也集中在這兩大領域。

　　2.法制觀念淡薄。一些新生代農民工在法庭上交代完犯罪情況后，甚至會問，我可以回家了吧？他們很多實施了犯罪行為還不知道已經構成犯罪。

　　3.生活水平、質量較低。由於他們對社會財富和資源的佔有比例較低加上社會分配不公，對財富的認知程度缺乏，價值觀念迥異，自我價值無法體現，干任何事情都以自我為中心及羨慕同齡人的生活方式等諸多客觀原因組成。

　　4.處於城市生活的邊緣生存狀態，將視覺和現實人為地畫上等號，缺乏明確的心理歸屬感和生活自信心。由於他們的生活水平普遍比較低，無法加入社會的主流。容易被社會忽視，造成一種被拋棄和遺忘的錯覺，極容易出現人格上的自卑、畸形，乃至較強的反社會情緒，加重了心理無法承受的能量，一旦這種能量爆發，將給社會造成不可彌補的損失。

　　5.就業狀況不穩定。他們在出門打工之前帶有很大的盲目性，往往聽信老鄉或熟人的介紹，在不做任何調查了解的情況下，帶上很少的路費和生活費就來到完全陌生的大都市。由於盲目流動，導致新生代農民工的就業形勢嚴峻(今年年初乃至春節后形成的用工荒問題另當別論)，加上一些用工單位和個人不講誠信拖欠工資，而農民工的合法權益保障機制和體系及相應的救濟手段很不完善，惡化了農民工生存環境，從而誘發了犯罪。

　　6.生活以同鄉同村等方式結群或者組織為主。選擇在一起打工謀生的目的，一來彼此互相有個照應，二來可以用家鄉話欺騙客戶和偷工減料。這種方式就成了誘使他們步入歧途的溫床。

　　7.社會貧富差距拉大，造成了社會地位極大落差，產生失衡心理，而引發犯罪。他們既羨慕他人出手闊綽，盡情享受生活，又不願意通過雙手去創造財富，就會鋌而走險實施不勞而獲的犯罪行為。

　　8.文化生活單調。業餘生活枯燥乏味。由於長年累月過著一種重複的「幹活——吃飯——睡覺」的單調生活，基本沒有什麼業餘文化活動。即使有一點空閑也通過打牌、賭博、看黃色錄像、上網等方式消磨時間。他們學習效仿影視、網路遊戲中的搶劫、盜竊、傷害等犯罪伎倆，犯下了不可饒恕的罪行。

　　9.合法權益得不到有效保護和救濟。農民工生存環境惡化，政府保障手段滯后和不到位，從而誘發犯罪。

　　10.邊緣化的生存狀態。

　　11.社會不良思潮的引導。

　　——毛空軍

　　對待二代新市民(新生代農民工)這一特殊群體，與其在他們走上犯罪道路之後再「打擊、保護、挽救」，不如給他們一個平等的成長環境。當前的形勢下，一是要改革戶籍制度，努力消除農民工的身份限制，打破城鄉二元結構，建立城鄉統一的勞動市場，改革戶籍管理制度、消除農民工的身份限制，建立城鄉統一的戶籍登記制度。二是制定、完善保護農民工的法律、法規和政策。農民工權益的維護涉及面廣、難度大，必須有法可依，納入法制化的軌道。要堅決消除對農民工就業的不合理限制和歧視性政策，補充和完善保護其「國民待遇」和合法權益的條款，同時，要儘快出台針對農民工權益維護統一的法律、法規。針對農民工目前依法維權能力較弱的情況，要動員各有關方面，開展對農民工的法律援助，幫助他們維護合法權益。

　　因此，當務之急就是政府各部門共同協作，優化社會環境，加強社會管理，合理分配教育、醫療等社會資源，為二代新市民創造良好的成長環境，使外來農民工能在當地安居樂業，融入社會主流文化，降低外來務工人員及其子女走上犯罪道路的可能性。

　　——寧波市中級人民法院法官劉世宇

　　福音：2010年3月7日，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副部長楊志明表示，針對金融危機發生后，一批非法經營者欠薪逃跑和拖欠農民工工資問題，人社部已經向人大常委會建議修改《刑法》，增加欠薪逃逸罪。

　　(實習生謝琳對本文亦有貢獻)

來源： 法律與生活    編輯：邱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