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人故事：北京姑娘面對日本丈夫的家暴與外遇

電話中約好，在市川車站南口見面。因為是初識，自然要說一下特徵。記者是老調新彈，告訴她：「我手裡拿著一份《日本新華僑報》。」她倒也爽快，說：「我右眼被日本丈夫打后的痕迹還在。非常好認。」聽后，記者只覺得骨鯁在喉。
到了車站，記者還沒有來得及拿出報紙，就認出她了——她的右眼眶周圍顯露著青紫色，眼球上面除了應有的黑色和白色以外，還布滿著網路狀的紅色血痕。
從車站到她家需要走15分鐘。至今，記者已經記不住一路上和她說些什麼了。只是覺得當時腦海的熒屏上閃現出一個又一個問號：何必要從中國來挨日本人的打呢？挨打過後，為什麼還要被拋棄呢？同時，記者又在內心裡暗暗地提醒自己：不要過於民族化，不要過於情緒化，好好了解一下事情的背景。
走進她的房間，只見屋內空蕩蕩的，她黯然地說：「所有的電器和傢具都被他拿走了，剩下的是被褥。大概他的新女人也要用新的被褥……」這時，記者猛然想起的是中國盛唐「詩聖」杜甫在詩中傳遞的那份悲情—— 「只聞新人笑，哪聽舊人哭……」
坐下。記者想鬆弛和緩一下情緒，便說：「你家裡的榻榻米保存得真好，看起來和新的一樣。」她忿忿地回答：「地上鋪的地毯也都被他捲走了。」
這樣，記者掏出了筆記本，聽她講述一個離奇但不遙遠的人生故事……
●情感世界裡面發生的事情，很難用簡單的是非標準來判斷
走出中學的大門，她就進入了富麗堂皇的香格里拉飯店，做會計工作。這一點，她與同齡同學歷的人相比，也感到自己是幸運的。
在新的環境里，她親身體會到英語的重要性，更為校園時光的流逝而惋惜。一年後，她果斷地辭退飯店的工作，到一所大學學習英語。
又是一年。讀了一年英語后，她考入位於北京繁華鬧市的王府飯店。原來，說好是再做會計工作，進去后又被告知：會計的定員已經滿額，你到日本餐館去工作吧。
一個新的環境，一片新的世界。在這裡工作期間，是她至今為止，感覺最好的時期。經濟上，每個月收入是不錯的，自己花起來還是綽綽有餘；工作的內容雖然屬於「侍候」人的行業，但工作的對象大多是「大款」「大腕」和外國人。恰值豆蔻年華的她，不可能不去注意那在街頭店內時時出現的「回頭率」，用她自己的話說，就是「把眼界抬得太高了」。
她有一個男朋友。對方追求了她10年。進入到實質階段時，她發現對方在生活上「不行」。畢竟是21世紀了，「不行」就是不行！為了結束這段令人心碎的情感，她把目光移向中國人以外的種族。
一位歐洲某國家的駐華使節與她情投意合，交往過後又說不能和她成家，但可以給她介紹一個高鼻子藍眼睛的洋人。她不是用嘴，而是用鼻子發出了「哼」的一聲后，驕傲卻腳步沉重地離去了。
就在這時，廚房裡出現了一位從香港「稻菊」飲食集團來的日本人廚師——伊藤。兩個人第一次目光對視時，都有一種瞳孔驟然放大的感覺。那麼，就跟著感覺走吧。
她覺得伊藤有些「鬼聰明」，會說一個單句一個單句的英語，會說讓北方人聽起來猶如外語的廣東話，會說一些拿不到桌面上的中國普通話單詞，當然，還會說一口流利的日語。最後這一點，今天說來有些可笑，但在當時呢？有過熱戀經驗的人，大概都能體會到其中的韻味和價值。
京城的園林風光沒有玩遍，也走得差不多了。到第三個月的時候，兩個人要結婚了。眼看著「鬼子真的要進村」了，她的父母出面反對，用長輩的經驗勸說她：「孩子，他沒有知識、沒有文化，只會在廚房裡鼓搗鼓搗，將來不會有大出息的。你還是止步吧。」
她拿出了家中小女兒特有的任性，和現代大多數青年一樣，對父母反對的婚姻，都要致力於成功。當然，婚禮沒有講什麼排場，只是請親朋好友吃了一頓飯。伊藤說自己沒有錢，每個月要從工資中給癱瘓的父親寄去15萬日元。結婚時，伊藤把25萬日元交給了岳母，不知這算不算是聘禮。
伊藤沒有耐性，想回日本了。她有些擔心，擔心伊藤每月掙的35萬日元能不能養活得起家口。聽說中餐廳的經理曾經在日本留學，她就去請教。那位經理說：「35萬日元不算多，但也勉勉強強養家了。不過，日本人有一點可以讓人放心，他只要有一口吃的，就會讓你也有一口吃的。」
她像吃了一顆定心丸似的安心下來。2006年9月18日，她帶著對未來的美好期許，和伊藤一起回到日本。
當然，在中國的時候，伊藤因為她沒有把速食麵泡好就端過來，一拳把她眼睛打青的事情和臨行前伊藤又從岳母手中借走15萬日元的事情，都曾讓她對伊藤的感情發生過暫短的懷疑。但是，她又具有現代年輕人的時代特徵：只要有愛，愛過了再說！
●情感世界里的常態與變態，因人而異自有選擇
到了，燈火輝煌的東京。一下飛機，伊藤沮喪地說：「我常年在外，在東京已經沒有家了，我們先住飯店吧。」那種輝煌，她頓時感覺全無。
在飯店住了3天後，伊藤帶她到京都旅遊。她覺得京都的古色古香與自己出生地的文化古都北京非常相似，四面環水的金閣寺在夕陽斜射下更是熠熠生輝。她沒有想到，自己的前途卻沒有這般燦爛。
回到東京，伊藤帶她找房子。伊藤曾經打過工的一家壽司店的老闆娘發了善心，不要頭金、禮金，讓他們住進了正空閑著的員工宿舍。她呢，急忙給北京打電話，略帶興奮地告訴家裡：「不像你們說的那樣啊，我可沒有被伊藤賣掉。」
接著是找工作。專售瓷器的山城屋出面幫忙，把他們介紹到一家新開張的日本料理店，伊藤仍然做廚師，她挽起袖口來涮碗。好景不長，第一個月拿到了工資；第二個月發工資時老闆不見了。沒有工資還幹什麼呢？她勸伊藤另找工作，伊藤抬手抽了她一記響亮的耳光，自信地說：「在日本公司工作要講究忠誠的，老闆肯定還會回來的。」
第3個月發工資時，老闆仍然不知道在哪裡。她勸伊藤打官司，伊藤又說打官司費錢費時不合算，還是蔫蔫地不幹了為好。這樣，兩個人64萬日元的工資，來無影去無蹤地為了「忠誠」打了水漂。
到日本的第三個月，她懷孕了。伊藤雖然在上野一家料理店找到工作，錢卻從來不交給她。她只知道伊藤為了租房，從老闆手裡借了50萬日元；伊藤說他還欠有200多萬日元的稅債，家中也常有「日本直販」寄來的催款單。她無奈，一面拖著孕婦的身軀在新宿附近一家中華料理店內辛勤地涮碗，一面用中國人妻子對付中國人丈夫的」三個高招」來對付伊藤這個日本人丈夫：高聲吵鬧、威脅離婚、要回娘家。
結果，她沒有取勝，反而是常常遭到暴力的懲罰。一次，她又被伊藤手打了，當場口吐白沫，暈了過去。等她醒來的時候，人已經是在急救車上了。
不過，伊藤每次動手之後，都是立即賠禮道歉；每次把她的眼睛打得青紫后，都是立即送上熱手巾給她熱敷；每次施加暴力以後，都有一番充滿激情的愛撫舉動。她雖然難以忍受這種暴力，但能有什麼辦法呢？好在暴力之後還有「愛」。
●情感世界產生裂變的時候，給人的回味是無窮的
在日本生孩子，是可以從地方政府那裡拿到補助款的。為了解決經濟上的困境，她和伊藤商定回中國生孩子，以把這筆補助費全額拿到手。誰知，伊藤拿到補助費后，只給了她12萬日元，另外的則留給自己的日常飲酒生活做了「補助」。
伴隨著女兒的問世，家庭中的人際關係由兩點變成了三點。在數學理論上，兩點可以連接成一條直線，三點就可以構成一個平面了。一條直線易折易斷，一個平面則相對穩定了。3個月後，她把襁褓中的女兒從中國帶回來，以為女兒總可以拴住爸爸的心。
15歲就離家出走到外面學徒的伊藤，對女兒也真是疼愛。買了西瓜，自己捨不得吃一口；早上上班以前，要給孩子做好飯。因為孩子的到來，他還用分期付款的方式買了一架攝像機，準備把女兒咿呀學語、蹣跚學步的人生起點都記錄下來。
眼看著小日子要越過越紅火的時候，日本低落經濟破壞的觸角延伸到她的家庭。伊藤情緒低落，說公司里不時地裁減員工，自己也沒有幹勁了。她非常擔心，又無能為力，想盡一切安撫丈夫，甚至用小時候描紅模子練出來的那份不能稱為書法的筆法揮出一個「忍」字，並把這張字紙掛在廁所的門前，讓伊藤不時地過目，不時地省思。誰料，心字頭上一把刀，忍是需要功夫的，功夫不到家的伊藤終於沒有忍住，自作主張地把工作辭退了，整日沉浸在喧鬧誘人的「彈子房」裡面。
從來就沒有救世主，要過好日子只有靠自己。她憑藉著中國女性的信念，又把女兒送回國內撫養，自己要承擔家庭的重擔。
找工作，談何容易？伊藤說要給她介紹工作，還寫了一封日文信，並把她帶到新小岩車站附近一家店前。伊藤有點難為情地說：「你一個人進去吧，我在旁邊的咖啡店裡等你，這樣方便一些。」她也是糊裡糊塗，拿著信就往店裡闖，門口一個彪形大漢突然擋住她的進路，問她要幹什麼。她本來就不會說幾句日語，著急了就更說不出來，擠了半天才說出一個「阿魯拜伊斗」(鐘點工)，並把信遞了上去。大漢看了看信，揮手讓她進店。進去后一看，才知道這裡是用嘴為客人做性服務的地方。她呆住了，又看見一個女士走過來，旁若無人地脫去僅有的一件上衣。她嚇得腿抖了起來，「嗚嗚」地哭著跑出了這家店。她找到伊藤，捶他、打他、罵他，可這有什麼用呢？關鍵是不能離開他呀！伊藤還覺得很遺憾，說：「你看，一天兩、三萬元收入的工作讓你給搞沒有了。」
她別無選擇，還是得找工作。總算是功夫不負有心人，最後找到白天在中華料理店涮碗、晚上在拉麵店涮碗的工作。伊藤呢，每天在家做模型飛機玩，彷彿又回到了童年時代。
●情感世界的排列組合，還透出民族意識的玄妙
男人倒霉的時候和走運的時候，對妻子的態度是截然不同的。伊藤也不例外。他在她的柔情下重新燃起工作之念后，在銀座找到一家日本料理店的廚師工作。而且很快做了廚師長。不過，問題也很快出來了。
伊藤經常徹夜不歸。這意味著什麼？不言自明。有人做過這樣的分析：與中國人結婚的日本人，其中相當一部分是不被日本社會接受或者本身排斥日本社會的人。他們(她們)在自己追求的涉外婚約中，產生過新鮮的乃至優越的國際化感覺，也隱含著某種失敗的挫折感和寂寞感。當日本社會特別是日本的異性重新向他(她)伸出雙臂敞開情懷的時刻，他(她)也會義無反顧地重返其中。
她能有什麼辦法呢？借酒澆愁，只能是愁更愁。出去娛樂，回來要被拳打，被用煙頭燙臉，被用雨傘戳胸，被捆起手腳。假如，這一切能夠換回丈夫的「家心」，也就做罷，事實上並未如此。
她要把女兒從北京接回來，讓伊藤看著女兒、看著妻子，恢復那男子漢的兒女情長。伊藤同意了，並把她送到成田機場。
她從北京往回打電話，要麼是沒有人接，要麼是一個女人的聲音：「你的電話打錯了。」幾天後，家裡的電話更是切斷了。
她自知不妙，再往回趕，只見家中似被掃蕩一番，能夠使用的傢具器物都被拿走了，甚至包括她的內衣。
她以淚洗面，硬是把伊藤叫回來，得到的是一頓毒打、一通捆綁和一紙伊藤已經簽好字的「離婚屆」(離婚登記書)。房東也來了，說：「伊藤辦理了退房手續，你只能住到這個月底
「我怎麼辦？就這樣回國嗎？」她在悲憤中帶著哭聲問。
記者說：如果日本政府允許它的國民毫不負責地對待「日本人配偶者」招之即來、揮手即去的話，這個政府就失去存在的意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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