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精衛「賣國」真相....且隨春秋大易，無愧芳草斜陽

引用不知名網友一首好詞:

   太初閣下，卓爾離群。 篤志民生，一念成仁。 身名何渺，但得丹心。
   時危未許心能白，且隨春秋大易，無愧芳草斜陽。

不知有誰可以告知此詞出處, 拜謝.

一：明槍暗箭，內憂外患

在中國的歷史教科書上，汪精衛是個高度臉譜化的人物，很多人對他的了解基本上到「漢奸」就算完了。實際上抗戰以前的汪精衛所展現出的，幾乎是個政壇道德完人的形象，不貪財不好色不戀權不畏死，年紀輕資歷老功績高長得帥，全身上下都是光環，這樣一個人會去「投敵」，可以說是讓不少人大跌眼鏡、百思不得其解的。至於日後有人評價此君「為了和蔣介石爭權奪利才投靠日本」，基本屬於無稽之談。縱觀汪精衛的前半生（對此就不做詳細介紹了，不是重點），對權力可說是毫無追求，事實上作為民國時期憲政思想的領軍人物，汪精衛的眼界遠遠超出後來的某些農民政治家（所謂農民政治家，就是一進城就開始享福的那一類），權力在他的眼裡，根本就不是謀取私利的工具。這種「爭權奪利說」可說是「燕雀安知鴻鵠之志」，不管汪精衛出於什麼動機投敵，和賣國求榮、貪生怕死之類都是完全沾不上邊的。

抗戰時的中國有四股勢力：蔣介石、汪精衛、日本人和共產黨。在談論汪精衛的投敵史以前，有必要先談論一下當時的日本。與很多人的舊有印象不同，侵華戰爭並非是日本政府蓄謀已久的結果，而是日本軍部的「隨性所至」。二戰時的日本正處于軍人完全壓制政府的態勢，對於侵華戰爭這出鬧劇，活在暗殺陰影下的日本政府可說是敢怒而不敢言。以九一八事變為代表的一系列挑釁行為，絕大多數是軍隊繞過政府的個人行動，戰爭早已成了日軍軍官陞官發財、實現自我價值的重要途徑，中國作為日本周邊的一個弱國，不幸的成了這種政治亂象的犧牲品（參看前作《日本是如何走向滅亡》）。理解這一點對於理解整個抗戰史、甚至於反思當下中國流行的反日思潮都有非常重要的意義，可惜中國人對日本的印象始終也是高度臉譜化的，此類論點在俞天任的連載開寫以前，在國內幾乎可說是鮮為人知。早年在日本留過學的汪精衛，對當時日本的狀況也有著深刻的理解，「深知日方對華並無整個政策」，只要交涉得當，中日之間可能完全沒有交惡的必要，這一點可說是其整個 「和平運動」的基礎。

到1931年，以石原莞爾為首的一批軍部狂熱分子偷偷發動了九一八事變，一舉拿下了東三省。當時的日本首相犬養毅強力主張將東三省歸還給中國，日本軍部內的愛國人士也不手軟，一槍崩掉了這個賣國賊，其他日奸從此人人自危，正應了一句話：流氓會武術，神仙也擋不住。由此事件也可看出日本當時的軍政形勢，國民政府基於這種狀況，制定了一套「有限抵抗」的對日政策，以和為主，以戰為輔，戰爭的目的不是為了打垮日本（這一點上實在是心有餘而力不足），而是通過有效的遲滯來打擊日軍的囂張氣焰，使得日本國內的賣國路線能在和愛國路線的對抗上佔據上風，從而獲取兩國和談的籌碼。從這個角度來看，九一八事變的結果對國民政府來說就像是吃了個蒼蠅一樣噁心。張學良這孫子連一槍都沒開就把東三省給送掉了，使得日軍在人數占絕對劣勢的情況下獲得意想不到的完勝，這無疑讓軍部狂熱份子的自信心得到了極度的膨脹，大大加強了他們在日本國內說話的分量，日軍也在東北得到了充分的滋養，為進一步侵略中國打下了良好的基礎。假如張學良當時能遏止住關東軍，哪怕守不住，至少也要給日軍迎頭一記悶棍，那石原莞爾一流很可能會因此而成為日本國內一例經典的反面教材，其餘狂熱份子也不可能因九一八事變的巨大勝利而將中國視作創造奇迹的寶地，下克上的風氣會被壓制，日軍侵略中國的步伐也會被大大延緩，甚至於整個抗日戰爭都可能根本就不會發生。

說日本是軍隊壓倒政府，其實民國當時的情況也好不了多少。當時的軍隊既非國軍，也非黨軍，而是各大軍閥們的私家軍，誰拳頭大誰就牛逼。北伐結束還沒幾年，中原大戰的硝煙尚未散盡，各軍閥間明爭暗鬥、勾心鬥角，新仇舊恨一籮筐，在軍事實力成為重要的政治資本的情況下，沒有多少人會想拿自己的軍隊跟日本人碰，你中央政府真逼他們去打，他們還說你是趁機削藩，反正總有一套大道理。這種行為說白了就是在比誰更不要臉：誰越能坐視國家陷於侵略者之手，誰在未來權力鬥爭中的籌碼就越多。很顯然，「讓日本人多佔地才愛國」的老毛因此笑到了最後，不過我們先不忙著譴責老毛，繼續看張學良這個孫子。以我看來，此君哪怕沒有西安事變時的愚蠢行徑，依然是民國歷史上最大的罪人。九一八事變之後，民國政府將忍耐的底線劃到了錦州，命令張學良死守錦州。到1931年末，日軍來犯，張學良卻推脫說武器兵力不足，要求國民政府給予支援。當時孫科政府是窮得叮噹響，連內褲底也早就已經撥給張學良了，實在是一毛錢都拿不出來，於是張學良在遭到拒絕後，在兵力二十餘倍於日方的情況下，果斷的把錦州也送了出去，蔣介石當時急的就差沒管張學良叫爺爺了。沒隔一個月的一二八事變，陳公博親自前去敦請張學良發兵從後方起兵牽制日軍，被張學良一口回絕，一二八事變又以民國政府吃了個大蒼蠅而告終。再至1933年，張學良負責鎮守熱河，結果我就不重複了。當時汪精衛痛斥道：「溯兄去歲放棄瀋陽，再失錦州，致三千萬人民，數十萬里土地，陷於敵手，敵氣益驕，延及淞滬……今兄未聞出一兵，放一矢，乃欲借抵抗之名，以事聚斂，自一紙宣言捍禦外侮以來，所責於財政部者，即籌五百萬，至少先交兩百萬；所責於鐵部者，即籌三百萬；昨日則又以每月籌助熱河三百萬責之於行政院矣。當此民窮財盡之時，中央財政歇蹶萬分，亦有耳目，兄寧不知！乃必以此相要挾，誠不解是何居心！」

張學良的老子好歹也是敢於查抄蘇聯使館、殺李大釗這個蘇聯姦細的人物，不知怎麼偏偏就生出這麼一個不成器的兒子。張學良的一連串失敗在當時可以說是災難性的，使得民國政府的那點小算盤全部打了水漂。不過對民國政府而言，日本人還不是最大的問題，最大的問題是被我們遺漏的第四股勢力——共產黨。

當時的情況是國軍將士在前線抗戰，他們的老父則被當成地主惡霸，被吊在老家的某棵大樹上享受肉體與精神上的雙重摺磨。汪精衛對日本政局的了解極為透徹，但在對共產黨的看法上，最初可說是落後了老蔣一大步。在1927年以前，汪精衛是共產黨的鐵桿粉絲，當時國民黨內部的反共聲勢高漲，汪堅持己見，差點搞到與全黨決裂的地步。汪精衛是那種原則性非常強的政客，自己認為對的事情，哪怕千夫所指，也絕不向現實妥協，後來乾脆這麼說：你們都跟我唱反調，那我辭職算了（在另個黨里是這樣：你們都跟我唱反調，那你們一起辭職算了）。汪精衛當時一沒派系，二沒軍隊，但因早年名望過盛，功績輝煌，儼然是國民黨里「我稱老二，誰敢稱老大」的人物，人氣甚高，眾反共者見偉大領袖要甩挑子不幹，個個痛心疾首，一把鼻涕一把淚的勸汪精衛放棄擁共立場，繼續主持大局。汪精衛卻是軟硬不吃，堅決不從，他還不明白像他這樣的人要是放在延安的話，很可能早在某個月黑風高之夜被人一板磚拍死了。汪精衛擁共的原因有二，第一「聯俄容共」是國父遺訓，第二汪精衛周圍的共產黨人大多「與眾不同」，例如後來的兩位小漢奸周佛海、陳公博，屬於共產黨創始人級的人物，都是汪精衛日後的左膀右臂；再比如陳獨秀，此人也和其他窯洞里的馬克思主義土鱉不同，算是有幾分才學，而且一直反對共產黨內部的激進路線（後來被其他土鱉聯手踢出了革命隊伍）。放眼看過去陳汪二人都是真正支持國共合作、共同抗日的，兩人日後的下場卻都不太好。汪精衛與這類人交往甚密，一時不查共產黨的真面目，在黨內放言說「我是站在工農方面的呀！誰要殘害工農，誰就是我的敵人」。這種情況直到1927年5月才有所改觀，當時共產國際給中國支部發來「五月密令」，也不知是真把汪精衛當成了自己人還是怎麼著，事先把密令拿給汪過目了一遍。汪精衛看完后是倒抽一口涼氣：這份密令赤裸裸的要求共產黨無視國民黨的禁令，繼續深化土地改革（其實就是搶劫），組建私人武裝，滲透國民黨，伺機奪取全國政權。套用一句糞青常愛說的話：沒有任何一個政府會容許這樣的事情發生！汪精衛這時候才幡然醒悟，原來共產黨根本不是工農的代言人，而是蘇俄的代言人。到1927年末，共產黨內的激進勢力抬頭，在廣州城內發動打砸搶，按李宗仁的話來說，「市民均被迫以紅巾系頸，表示擁護紅軍，否則格殺勿論」，史稱廣州暴動，解放后改稱廣州起義。此事之後，曾採取親共立場的汪精衛一度引咎辭職，之後終於在反共的問題上和蔣介石達成了一致。

汪精衛識破共產黨的真面目之後，其認知水平一日千里，很快又領先了老蔣一大步。其實國民黨內能看清共產黨危害的人也不少，例如蔣介石就曾說過，「日本只能傷到中國的表膚，共產主義卻能危及靈魂」，可謂一語中的。問題是他們還是低估了共產黨的能力，覺得共黨不過一群匪眾，何成氣候，最後甚至以虎謀皮，一度搞起了國共合作，換來的則是黃橋之戰一萬餘人被友軍殲滅的慘痛教訓。汪精衛則認為，中日只要開戰，中國必將陷於共產黨之手，「我們與日本講和，不是怕打下去中國會被日本徵服，日本是不能征服中國的；乃是怕戰爭延長下去，中國會亡於共產黨。而於日本，戰爭延長下去亦將招來其在國際地位上的大禍，故中日兩國有可講和的利害交點」，「現在中國問題的中心是不要弄到共產黨手裡。共產黨是國際的，中國共產黨沒國籍，中國讓共產黨發展下去那真是亡國了，中國永世不能翻身」。以我們這些馬後炮的角度來看，汪精衛簡直就是高瞻遠矚、當世半仙，但在當時那種情況下這種政治觀點還是過於超前了，別說是蔣介石，就連汪的心腹陳公博都不以為然：「他總以為中國共產黨要煽動中日戰爭以收漁人之利，因此更應該求和平」。陳公博說這句話的時候，抗戰才剛結束沒多久，假如他能活到 1949年，那恐怕是要唏噓不已了。

####################

二：不得不戰的蔣介石與不得不和的汪精衛

擺在汪精衛面前的選擇其實非常簡單——只有和平這麼一條路可以走。從1931年到1937年這段時間，不光是日本國內的愛國路線和賣國路線進行了激烈的鬥爭，民國政府內的鬥爭路線和妥協路線之間也發生了多次碰撞，汪精衛尚未來得及組建他的偽政府，便早就以漢奸賣國賊之名而蜚聲在外了。當時面對日軍的步步緊逼，民國政府簽署了被後人稱為「喪權辱國」的《塘沽協定》，該協定劃定了大片非交戰區，其好處是封死了日軍從長城一帶發起的進攻，壞處是變相承認了日軍對滿洲國一帶的佔領，引發社會上一片罵聲，蔣、汪二人更是首當其衝。從現實主義的角度來看，這個協定也是不得已而為之，地是肯定被日本人佔了，你搶也搶不回來，假如中國和日軍交戰下去，結果也只會是擴大軍事上的失敗，導致丟失的領土越來越多，當時就打全面戰爭，當時就要亡國，這才是真正的愚行。民國政府是有心殺賊無力回天，只能用這種方法拖延時間，這和當今某負責任的大國不斷變著法子的割地送國還是有本質區別的。這種策略以當時的口徑叫「以空間換時間 」，按現在的說法叫「韜光養晦」，日後民國政府又陸續簽訂了《秦土協定》、《何梅協定》等類似條約。當然，空間是有限的，不可能無限制的換下去，否則中國遲早要被蠶食殆盡。蔣汪當時也絕非一味妥協退讓，而是另有打算，一是期待眾列強的干預（這一等就等到白了頭）；二來中國當時的國力可謂日進千里，1937 年時的民國和1927年時相比已是不可同日而語，每多喘息一日便多一分優勢，真到不得不戰時手上好歹也能有塊磚頭；三來是幻想著日本國內能西風壓倒東風，中日和平自是水到渠成，屆時這些條約也不過是廢紙而已——它們既沒有給日本賠錢，在領土的歸屬問題上也沒有讓日本人從法理上佔到一分便宜。事實上站在日軍的角度來看，我認為日方簽這種協議是相當愚蠢的，頗有點見好就收、回家領賞的感覺，只能怪軍部的狂熱份子政治上不過關，一個個只是頭腦簡單、四肢發達的巨嬰，這才給了蔣汪拖延時間的機會。

不過在《塘沽協定》簽定之前，汪精衛並不知情，所以這次「賣國」行徑跟他其實沒什麼關係。陳公博當時勸汪精衛及時跟《塘沽協定》劃清界線，保留一個好名聲。這個事情是我最擅長乾的，比如社團工作出了什麼問題，要把責任賴給學生會，我上去講話，就是這樣：「大家知道，這個學生會嗎……咳咳。」擺出一副欲言又止、痛心疾首的架勢，台下眾人立刻做出恍然大悟狀，明白了，明白了！對社團工作表示出了充分的諒解。汪精衛是這麼答的：「絕不分辯，誰叫我當行政院長？行政院長是要負一切責任的。」事實上，汪本人也贊成簽這個協定，並公開作出辯解：「以前人們批評政府不抵抗而丟失了領土，現在我們進行了抵抗，結果卻丟失了更多的領土」，「這次政府和日本簽署局部地區的停戰條約，是為了讓疲憊的軍隊、窮困的人民得到一時的休息，其是非利害將得到歷史的評判」。歷史怎麼評判先不說，至少在當時，這些個「賣國協定」換來的多是口誅筆伐。汪的家人勸汪至少辭去外交部長的職務，汪竟突然大哭起來：「現在聰明人誰肯當外交部長！」照理說汪精衛在歷史上多次辭職（民國時期政客引咎辭職是件很平常的事，汪精衛、蔣介石等都是其中的代表人物，隨著中國的日益發展這種傳統已被平調和保外就醫所替代），再多辭一次也無妨，何況當個外交部長也沒球意思，這會兒正是他最該明哲保身的時候，汪精衛反倒賴著不走了。他認為，以自己的威望，出來 「賣國」可能還有人支持，換一個人的話早被唾沫淹死了。這話確實不假，汪精衛主持外交，人們還將信將疑：汪先生這樣的人，怎麼可能做這種事呢？這背後想必有什麼苦衷。再套一句糞青常愛說的話：你不在領導人那個位置，不知道其中的艱難。日後為什麼有這麼多人熱衷於替汪精衛翻案，也是相同的原因：汪精衛革命時期所展現出的那種捨身取義的氣節、有官不做的瀟灑，使人們相信他日後根本不可能成為一個賣國賊。汪有一個著名的理論：國家需要兩種人，一為薪，一為釜。釜要長期忍受烈火的煎熬，薪則要靠燃燒自己發熱，最終化為灰燼。而汪精衛是一貫選擇做薪的，停戰協定是必須得簽的，主持外交的人是肯定要挨罵的，別人不敢做的臟活累活，就由我汪精衛來做。汪精衛原名汪兆銘，後來改名「精衛」，也正是取「精衛填海」之意。

蔣介石看中的正是汪精衛這一點。蔣介石實際上也是個主和派，跟汪精衛不同的是，以當時中國的情勢和蔣介石所處的地位，即使主和對國家再有利，蔣介石也必須要擺出主戰的架勢。當時有這麼些人，自己有能力抗戰，嘴裡也整天喊著抗戰，惟獨就是不去抗戰，只等著把槍口轉向民國政府。按周佛海的話來說：「當時的輿論，似已為有作用的野心份子所左右，高調仍然是奉為最高原則，有人主張談和的，就成為攻擊的目標，就是漢奸！日本的意向，一般人固然不知道，而我國軍事上劣勢的機密，政府也不能宣之於國人。」「共產黨、桂系以及一切失意分子，都很明白地知道，抗日是倒蔣唯一手段。他們因為要倒蔣，所以高唱持久全面的抗日戰爭。蔣先生本想以更高的調子壓服反對他的人，而這些人就利用蔣先生自己的高調，逼著蔣先生鑽牛角。調子越唱越高，牛角就不得不越鑽越深。當抗戰到底的調子高唱入雲的時候，誰也不敢唱和平的低調，故我們主張和平的這一個小集團，便名為『低調俱樂部』。」這個「低調俱樂部」的名字還是胡適給起的，胡適本人也是堅定的主和派，要不是當時被公派出國，胡適多半也是要跟著汪精衛混的，到時便又要有個大思想家變成大漢奸了。

這就是為什麼汪精衛會認為中日交惡是被人惡意煽動起來的。不過公允的說，這個煽動的責任不能全部賴到周佛海口中「失意分子」的頭上，中國的傳統是，不管情勢到底能不能戰、該不該戰，主戰的永遠是英雄，主和的永遠是漢奸。汪精衛對此也有闡述：「現在是抗戰時期，所以『和』的一字，是一般人所不願意聽的，因為講和的結果自然沒有勝利的結果來得暢快。如今大家因為痛恨日本的侵略，恨不得把日本整個滅亡，然後痛快，聽見講和自然滿肚子的不舒服。一般民眾如此是不足為怪的，但政府卻不可為一般民眾所轉移。對於民眾同仇敵愾之心，政府固然要加以鼓勵，才不致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然而政府更應注意虛驕之足以誤事。民眾儘管可以唱高調，而政府則必須把握現實，不得不戰則戰，可以議和則和，時時刻刻小心在意，為國家找出一條生路，才是合理的辦法」。蔣介石第一沒有汪精衛那種敢背漢奸罵名的氣魄，第二作為中國的軍事領導人，主和會使他的威信受到根本動搖，從而影響到整個抗戰。正如汪精衛所言：「蔣為軍人，守土有責，無高唱議和之理，其他利抗戰之局而坐大觀成敗者，亦必於蔣言和之後，造為謠諑，以促使國府之解組混亂，國將不國。」汪精衛就不同了，首先他是文官，不需要領導軍隊；其次汪精衛的人生信條是「說老實話，負責任」：「武官是有責任的，他們絕不說不能戰，文官是沒有打仗責任的，他們當然可以唱高調要戰，今日除我說老實話，還有誰人！」還說：「我死且不懼，何畏乎罵。」無怪乎日後胡適對汪精衛做出如下評價：「精衛一生吃虧在他以『烈士』出名，終身不免有『烈士 』情結，他總覺得『我性命尚不顧，你們還不能相信我嗎？』」對蔣來說，汪精衛是一筆寶貴的財富。1935年南京監察院以「媚日外交」的罪名彈劾汪精衛，汪已做好了辭職的打算，蔣介石嚇得立刻派出蔡元培慰留汪精衛，堅決不放汪精衛走，不然的話蔣介石很難找到第二個這麼盡職的替死鬼，那「漢奸」就只好他一個人來做了。

37年前的局勢，是汪在前蔣在後，力壓全國主戰派，同時他們也在等待日本的主和派壓倒主戰派，那就是他們勝利的一天。不過主和在中國難，在日本同樣很難。軍部高唱戰爭大調，是民族英雄，日本政府則整一個像是日奸團體，人人喊打，誰也想不到日後的結果是民族英雄葬送了國家，日奸團體中的不少人還不幸做了陪葬。1935年時廣田弘毅還許諾「不威脅，不侵略」，到1936年的二二六事變，少壯派軍人乾脆把日奸大臣們殺了個清潔溜溜，這時候再指望日本政府能鎮住軍部，希望極其渺茫。中國這邊，主和派一樣陷入過街老鼠的境地。1935年11月，愛國軍人孫鳳鳴高呼「打倒賣國賊」，對著汪精衛連開了三槍（本來可能是想打蔣介石的，但蔣介石見當時秩序混亂，縮著沒敢出來）。汪精衛當時以為自己必死無疑，對蔣介石說：「蔣先生，你今天大概明白了吧。我死以後，要你單獨負責了。」這三槍倒未能當場取下汪精衛的性命，但其中一顆子彈無法取出，使汪精衛的身體每況愈下，九年後便一命嗚呼。之後外交部副部長唐有壬也遭暗殺，主和派勢力頓時銳減。

汪精衛出國養傷之後，蔣介石不得不「單獨負責」，卻又實在負不起這「賣國」之責。後來又冒出個西安事變，又是張學良這□□出來搗亂，在各種壓力之下，蔣的政策便也漸漸從主和轉為主戰，最終將戰火從華北引到上海，開啟了中日之間的全面戰爭。

三：君為其易，我為其難

蔣介石要戰，但他明白不能按一般的方式和日本作戰，否則只會是如汪精衛所言，越打則中國越倒霉。蔣介石對當時的局勢也有很清醒的認識，提出日本對中國， 「只能蠶食，不能鯨吞」，鯨吞的話一口吞不下去，最終將演變成日本所不樂見的消耗戰，日本想要抽身而出，就只有把吃進去的再吐出來，因此蔣介石決心拉日本打全面戰爭，如果能把歐美列強都拉下水，那中國就有救了。在這種思想的指導下，便有了1937年後的全面抗戰。

不過這個計劃有幾個問題。第一是低估了日本的決心，軍部圖的就是一個臉面，至於真實的國家利益，並不是這些瘋子們首要考慮的問題（事實上，不斷發動對外戰爭並取得勝利正是他們得以壓服日本政府的重要手段）。別說是消耗戰了，就連美國他都敢打，小日本真發起瘋來，鯨吞中國也不是什麼大問題；第二歐美列強良心大大的壞，遲遲不肯出手，只有蘇聯還肯援助一點破爛，實際上也是對中國有非分的企圖。國民黨每多抵抗一日，蘇聯便不必擔心與日本碰撞，自可高枕無憂，而且蔣介石扛得越久，中國軍力越衰弱，經濟越崩潰，民心越思變，共產黨日後奪權的機會便越大，所以蘇聯及中共巴不得坐山觀虎鬥，中國最好打個八十年，整得越破越好。基於這兩點，蔣的全面抗戰進行得異常艱難，即使後來美國給予援助，士兵每月也只能配到四發子彈，一個星期剛好開一槍。蔣介石苦悶之下，幾次想要自殺，以至於最後都不敢相信日本是真的投降了，要是美國不幫忙，中國還真就被鯨吞完了。從後人的角度來看，這也算是冥冥之中自有天意。日本軍部瘋成那個地步，招惹到美國是必然的事；假如他們不瘋的話，那也不會有什麼八年抗戰了。

當然和談這步棋也是要照常進行的。當時世界上各大列強在日本人眼裡基本都是亡我之心不死的帝國主義豺狼，蔣介石能找的中介只有德國，德國卻對調解中日戰事興緻缺缺。好在蔣介石打了一手漂亮的外交牌，你再不調解，再不調解我跟蘇聯好了啊，這才把德國人給拉下水。德國大使陶德曼當時負責中日間的調停，他認為和談是非常明智的表現：「中國抵抗日本至今，已表示出抗戰精神，如今已到結束的時機。歐戰時，德國本有幾次好機會可以講和，但終信自己力量，不肯講和，直至凡爾賽條約簽訂的時候，任人提出條件，德國不能不接受。」這悲劇還恰恰就在中國重演了。日方當時開出的條件是要中國承認滿洲國，順帶一堆建立非軍事區等附加條件，日軍則分期撤出中國。對於滿洲國蔣介石其實是無能為力的，但對附加條件還是不甚滿意，想再討點便宜，於是一口回絕。到1937年11月，上海也被日本人給佔了，廣田弘毅通知蔣介石，雖然我們正從一個勝利走向另一個勝利，不過談判條件基本不變。到這時民國政府的心態已經變了，面對一連串的失敗，再不和日子就沒法過了，於是仔細審視了一下和談條件，都覺得不算苛刻，雖情感上不願接受，理性上卻沒有拒絕的道理，從中國這個弱國的立場上來說無疑是最好的結果了。蔣介石甚至奇怪：「如此，日本人為什麼還要打呢？」國民黨內即使有人反對，也只是擔心反政府分子趁機興風作亂，這也是件很奇怪的事情：明明是對國家有利的事情，卻得不到國人的支持。所以蔣介石當時提出了兩點要求：第一是德日兩方必須對和談內容保密，否則「中國就會被輿論浪潮衝倒，中國就會發生革命」；第二是在牽線完之後，把主持和談的任務完全拋給了汪精衛，很明顯是想再次利用汪精衛的「死且不懼，何畏乎罵」的特點，這方面老蔣表現得還是比較猥瑣的。汪精衛自己倒是無所謂，一肩扛起了新的賣國任務。可惜就在眾人討論的這個當口，時間軸已經拉到了1937年12月，連南京都給人佔了，日軍當時氣焰極為囂張，主戰派勢力大大抬頭，立即主持修改了和談條件，開始問中國要錢了，這一下又讓民國政府倍感煎熬，面子裡子都說不過去。再到1938年1月，日方又對條件作出了修改，這個新條件對中國來說基本上已經沒法看了，民國政府斷然無法接受，日方則以為民國政府只是借和談拖延時間，發表了「永不以國民政府為交涉對象」的近衛內閣聲明，導致此次和談徹底破裂。

之後蔣介石也做出幾次議和的努力，只是每次談判都只敢偷偷摸摸的搞，而且三天打漁、兩天曬網，絕不敢把規模弄大，絕不表現出積極的議和之心，以防自己一不小心也變成「漢奸」。這種和談的力度，汪精衛是無法滿意的。他深知一點：中國除了和平，沒有別的選擇，武力抗戰到底唯一的結果，要麼是亡於日本，要麼是亡於共產黨，所以是和也得和，不和也得和。汪精衛不止一次形容對日和談是「與虎謀皮」，卻是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蔣介石不願公開主和，周佛海便於 1938年派高宗武秘密前往日本，打的不是政府的名義，而是主和派的名義。此時的日本首相近衛文麿也是可以一談的對象，日軍陷入中國戰場，曠日持久，政府早生退意，周佛海此舉正中近衛文麿的下懷。雙方一合計，最後高宗武提出可以讓國民黨二號人物汪精衛主持和談，並闡明了蔣介石不可議和的原因。日方對此也表示理解，提出了「不要領土，不要賠款」的原則。高宗武心下大喜，回國后便給周佛海寫了報告，當中有「日方希望汪精衛出馬」字句。當時周佛海找到汪精衛，問要不要先將這些內容刪掉再拿給蔣介石看，汪精衛回答道：「沒有關係，他不是那種斤斤計較的人。」蔣介石拿到報告，得知高宗武私自跑到日本，只是說「荒唐，荒唐」、「高宗武是個□□，誰讓他到日本去的」，但既沒有處理高宗武，也沒有說反對議和、不允許汪精衛出面之類，只是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如此一來周佛海便心中有底，開始和汪精衛策劃起了下一步的行動。

以當時的政治局勢，汪精衛若留在重慶，議和根本無從談起；退一步說，即使能議和，也僅僅是影響到蔣介石的威望，從而影響到整個抗戰，「非銘脫離渝方，不能無礙於渝局」，因此從行動開始之初，汪精衛就計劃離開重慶。當時他的計劃分為五步：首先汪精衛離開重慶，宣布下野，日方則發出和談聲明，提出撤軍、不要領土、不要賠款等原則；接著汪精衛以個人身份發表聲明，呼籲國民黨接受和談條件；國民黨能接受則最好，若不能接受，則由雲南的龍雲等地方實力派響應汪的號召，成立新政府；新政府與日本完成談判，收復淪陷區；新政府與國民政府談判，完成中國統一。需要注意的是，這個「新政府」和日後汪精衛的「偽政府 」是兩回事，這個新政府是計劃在國統區、而不是淪陷區內成立的。如果是換其他人進行這項工作，難免有藉機割據雲南、兩廣甚至全中國的嫌疑，但以汪的一貫作風，假如新政府成立，只要日軍撤離中國，汪必會宣布解散政府，順利完成中國的統一。

此後汪精衛一派「漢奸」們進行了一系列準備工作，先是說得「雲南王」龍雲參加和平運動，接著經過八天的談判，和日方達成了《重光堂密約》。該密約規定日方在兩年內撤出中國、歸還租界、取消治外法權，各種條件都對中國十分有利，唯一引人詬病的是必須承認滿洲國的獨立，並且允許日本在蒙古駐軍。這個和談條件可以說跟陶德曼調停那次不相上下，甚至還更優惠一點。日本方面當時還希望把中國切割成幾塊，形成王克敏的北平政府、梁鴻志的南京政府、蔣介石的重慶政府和汪精衛的雲南政府這樣四分五裂的局面，以減少日本可能面對的威脅。汪在這點上寸步不讓，要求必須由日本來撤消北平政府和南京政府，日本政府最後也予以讓步，同意了汪精衛的要求。這麼一看，萬事具備，只欠東風了。不過這個計劃看起來很美，汪本人卻是要冒巨大的政治風險：雖然這次行動成功了對國家有利，就算失敗也對國家無害，但是失敗了必然被罵成漢奸，成功了還未必被稱為英雄。出走重慶之後，萬一事情有變，更是再無退路。

如今有兩種流行的觀點，一種認為汪精衛搞和平運動的本意是救國救民，只是對中日局勢的估計過於悲觀，是消極妥協、投降主義；另一種認為汪精衛是反對蔣介石 「焦土抗戰」政策，認為越抗戰則老百姓生活越慘，所以才要搞和平運動。這兩種理解都有所偏差，汪精衛確實反對「焦土抗戰」，但還不至於拱手把國家讓給他人；汪精衛雖然知道中國敵不過日本，但也從沒有消極妥協過。汪真正的態度，正如前文所說，其實是「邊戰邊和」：「一年零七個月的抗戰，我們自己已證明了中國是不可以滅亡。然而這還不夠，我們還要指示出來日本除了滅亡中國，還有第二條路，並且必須走這第二條路。」在汪的眼裡，主戰與主和從來不是割裂、對立的，而是相輔相承，兩手抓、兩手都要硬。惟有在正面對日本予以痛擊，損害軍部在日本國內的威望，日本政府才有可能重新主導局勢；只有艱苦卓絕的抗戰，才能換來和談時足夠的資本。事實上，汪後來成立南京偽政府後，也一直不忘對日交涉，能交涉出多少東西，則全賴蔣介石正面戰場與美軍太平洋戰場的戰果。從這點上來講，汪其實既非主戰派，也非主和派，而是真正的實幹型政治家。汪一生也一貫如此：先擁袁再反袁，先擁共再反共，先反蔣再擁蔣，先英雄再漢奸，無不是從國家利益出發，選擇自己所要走的路線。問題是，一些頭腦發熱的主戰派卻將和與戰完全對立了起來，水火不容，更舞著道德大棒四處打壓，使得領導抗戰的蔣介石不敢公開主和，如此便只得由蔣來戰，汪來和，蔣做英雄，汪做漢奸。汪離開重慶之前，給蔣介石留下一封長信，末尾寫道：「今後兄為其易，而弟為其難」，這和汪精衛刺殺攝政王前所留給胡漢民的血書有異曲同工之妙：「我今為薪，兄當為釜」。從當時局勢來說，汪所選擇的路，不僅賭上了性命，更賭上革命幾十年來累積的聲譽，確實比單純武力抗戰要困難的多。

可惜的是，之後發生的事情，和汪精衛所策劃的偏出了十萬八千里。

汪精衛於1938年末離開重慶之後（很明顯蔣介石再次睜了隻眼閉了隻眼），近衛文麿如約發表了聲明，並且撤消之前「永不以國民政府為交涉對象」的強硬立場。問題是，這個聲明雖然聲稱日本沒有領土要求、尊重中國主權獨立云云，卻沒有提到最關鍵的「日本撤軍」一條。這倒不是近衛文麿存心忽悠汪精衛，如前文所說，當時日本是軍政平行，政府決定好的事情，還非得軍部同意不可，這樣荒唐的事偏偏就發生在日本。而以《重光堂密約》的內容，等於說七七事變之後，日軍辛辛苦苦打了這麼長時間，幾乎是打了白打，不僅沒撈到什麼好處，還把租界給搞沒了，對這樣「喪權辱國」的事情軍部當然是堅決不從。近衛文麿拿軍部根本根本沒轍，最後的聲明只得打了個折扣。

汪精衛知道主和派在國內不好混，在國外也不好混，也理解近衛文麿的處境，他相信和談一旦能順利進行，條件仍有迴旋的餘地，所以仍然發表了著名的「艷電」（當時電報以一個字代表日期，「艷」即12月29號），一方面支持近衛聲明，一方面也態度強硬的提醒日方自己的政治底線：「中國抗戰之目的，在求國家之生存獨立，抗戰年余，創巨痛深，倘猶能以合於正義之和平而結束戰事，則國家之生存獨立可保，即抗戰之目的已達。以上三點，為和平之原則，至其條例，不可不悉心商榷，求其適當。其尤要者，日本軍隊全部由中國撤去，必須普遍而迅速，所謂在防共協定期間內，在特定地點允許駐兵，至多以內蒙附近之地點為限，此為中國主權及行政之獨立完整所關。」這個「艷電」後來被評為「對日投降宣告」，很明顯是睜著眼睛說瞎話。

但噩夢這才剛剛開始。近衛聲明仍無法讓日本軍部感到滿意，近衛文麿本人被罵作「和平運動家」，再說難聽點其實就是日奸，結果「艷電」發表五天之後，近衛文麿竟然頂不住壓力辭職了！中日兩國的和平運動參與者無不愕然，連日方都破口大罵近衛文麿背信棄義。不過這近衛文麿也是個可憐人，事實上他原來根本就不想干這個首相：「即使有天皇命令，但陸軍內部沒有可以商量政策的人。」當時日本的文官普遍受軍部壓制，一般都幹不了幾天就辭職了，最後乾脆只好由東條英機這個軍人來組建內閣。事情急轉之下，少了日方撤軍的承諾，龍雲也不再支持汪精衛，沒有接汪到雲南成立新政府。重慶方面仍邀請汪精衛回去復職，但汪精衛卻表示自己留在重慶根本無法發表意見，不願回去；即使回去，也徒惹糾紛，自己的立場既然已經表明，願不願意採納取決於政府。汪精衛當時準備動身前往法國，重慶政府一方面開除其黨籍並在報紙上大加批判，一方面又派谷正鼎送來出國的護照和旅費，順便遊說汪精衛繼續為國府效力。至此，汪精衛最初所構想的「和平運動 」以完全失敗而告終。假如事情只發展到這一步，恐怕汪仍不會被後世稱為「漢奸」，並且在抗戰勝利后還很有希望回國。但就在谷正鼎返回重慶的第二天，又一起行刺事件發生，徹底改變了汪精衛的想法。

行刺者本打算摸黑槍殺汪精衛，結果卻錯打成了汪的秘書曾仲鳴。從後來軍統一方的回憶錄來看，行刺汪精衛一事簡直可以說是辦得弔兒郎當，說是重大任務，人員班子全是臨時拼湊，連谷正鼎都可以輕易的找到汪精衛的落腳點，一眾特工卻搞不清汪精衛住在哪裡，而且望遠鏡都沒配一架，近處不敢逗留，遠處無法監視，情報工作搞得一塌糊塗。戴笠當時曾不止一次去過河內，負責刺汪的陳恭澍對此竟一無所知，行動失敗后也沒受到任何懲罰，整件事給人的感覺就是一點也不「 軍統」。據說陳恭澍後來曾對人說：「汪先生在河內並非倖免，當時若為刺他，有幾個汪先生也刺殺了。」也不知是真的工作失誤，還是故意擺個與漢奸決裂的姿態。

汪精衛一直將曾仲鳴看作自己的兒子，兩人私交極好，而且曾死得還頗為煽情，臨死前對汪說：「我能代汪先生死，死而無憾，國事有汪先生，家事有吾妻，我沒有不放心的事。」還把以他名義替汪精衛在國外存款的支票上全部簽了字，這才斷氣，活脫脫是現在電視劇里一些人臨死前嘴裡還直冒血泡的說「替我交黨費」 那種場景。汪精衛當時離開重慶，實際上無權無勢，無國可賣，帶出國的東西只有自己主和的立場而已，汪想不通蔣為何要對一個已經完全沒有任何勢力的不同政見者採用暗殺手段，於是報復性的在香港的報紙上披露蔣介石對日秘密和談一二三事，並附上國防最高會議記錄一份，引來不明真相的群眾一陣圍觀，結果弄得蔣介石暴怒不已，這倒算是汪一生中所乾的少有的一件糊塗事。

汪精衛一生從不拉幫結派，這樣做的壞處是導致他手頭一直沒有多少勢力，好處是在這種情況下仍肯留在他身邊的，必是君子之交。汪身邊一直不乏曾仲鳴、陳公博之類忠肝義膽的人物，這些人雖然被後世罵為漢奸，但在追隨汪精衛這點上都是說一不二、忠心可鑒的，其中尤以汪精衛的老婆陳璧君最甚。革命時期，陳璧君和汪精衛一起回國刺殺攝政王，臨行前有人開玩笑說：「你有一張英國臣民的護照，當然不怕死。到關鍵時刻，你把英國護照一拋，英國領事館自會來救你。」陳璧君當場掏出護照，撕了個粉碎。抗戰勝利之後，陳璧君被判無期徒刑，在法庭說：「本人有受死的勇氣，而無坐牢的耐性，所以希望法庭改判死刑。」後來坐牢時，何香凝、宋慶齡等替陳璧君說情，只要陳璧君肯悔過並承認汪是漢奸，即可出獄，陳璧君也是一口拒絕，最後死在牢內。此等巾幗不讓鬚眉的氣節，古今罕見，實在令人佩服。

曾仲鳴之死令汪精衛受了不小的刺激，「曾先生臨死的時候，因為對於國事尚有主張相同的我在，引為放心。我一息尚存，為著安慰我臨死的朋友，為著安慰我所念念不忘的他，我應該盡其最大的努力，以期主張的實現。」頗有點要行意氣之事的感覺。此後汪精衛改變了出國的主意，而是領著一幫人跑到上海，決心把賣國之路一條道走到黑。

四：縱有先輩嘗炎涼，諒無後人續春秋

假如事情只發展到「艷電」為止，想必到今天汪精衛早就已經被平反了，「主和」在中國雖然也算是「漢奸」行為，但跟「投敵」還是差了很大一個檔次的。從主持賣國外交到出走重慶，最終再到成立偽政府，汪精衛的動機其實可以用他和陳公博的一段對話來概括。1935年時陳公博對汪精衛說：「現在許多人都罵汪先生是秦檜，我今天就承認秦檜是好人罷，但秦檜是犧牲了，然而無補於南宋之亡。一般人都說汪先生賣國，但賣國還應有代價。像今日的情勢，一日蹙國百里，其誤不止賣國，簡直是送國罷了。我想送國不必你汪精衛送罷？」汪精衛答道：「公博，你的話是為汪精衛說的，不是為中國國民說的。人家送國是沒有限度的，我汪精衛送國是有限度的，公博，我已經五十多歲了，你也快要五十歲了。中國要復興，起碼要二十年，不要說我汪精衛看不見，連你陳公博也看不見。日前能夠替國家保存一分元氣以為將來複興地步，多一分是一分，這是我和你的責任。因此不獨我要干，我勸你也要干。」

這段對話有一點說得很準確：汪精衛的行為嚴格來說叫「送國」，而不是「賣國」，因為他本人確實沒從中撈到任何好處，反之還做出了大量犧牲。汪精衛其實大可坐在原地什麼也不做，假如今後中國歸國民黨，他不是一把手也是二把手；假如中國歸共產黨，只要汪精衛肯適當的扇自己兩耳光，還是能混個政協副主席；假如中國歸日本，到時汪精衛再投日也一點都不遲。在亂世之中，像汪精衛這樣聲名顯赫、人人敬仰的英雄，完全可以隨波逐流，見風使舵，何必總是硬出頭？甚至可能連 「送國」都談不上，當時淪陷區早就歸日本所有，日軍對物資是想拿就拿，對人是想殺就殺，何須汪精衛來送，早就全是日本人的了，汪精衛赤手空拳跑到淪陷區，除了從日本人手上勉強爭回一點利益，中國還有什麼東西可以供他送出去的？

但這個「送國賊」到底能不能做成，汪精衛其實心裡也沒底。日本人當時對他也沒什麼特別的興趣，要知道汪精衛唯一的政治資本是名聲，現在他已經不是零資本的問題，是徹底一個負資本，對日本人來說根本就沒什麼利用價值。而且日本人需要的是一隻聽話的狗，汪精衛則是曾經躺在陰溝里打算跟人玩命的主，這樣一條狗到底好不好使，日本人心裡還真沒底。最可笑的當時淪陷區早被各大漢奸瓜分完了，根本沒有汪精衛的落腳之地，而汪精衛跑到上海后獅子大開口，說要吞併除了滿洲國之外所有的地區。日本當時巴不得把中國切成幾塊，汪精衛的要求根本就是有悖日方的根本利益的，斷然沒有答應的理由。但也不知汪精衛的運氣到底算好還是壞，在上海扯了一段時間皮以後，阿部信行上台，積極的支持起了汪精衛的計劃。雖然這個新內閣沒過幾個月又被軍部給推翻了，汪精衛的政權卻是留了下來。

1940年3月30日，汪精衛正式「還都南京」，升的還是青天白日旗。當時關於旗子的問題發生了不少爭吵，汪精衛堅持要掛青天白日，日本人則堅決不同意，畢竟跟青天白日旗打了這麼多年仗，你說要在日本人的大本營里升這個旗，日本兵心裡肯定也受不了。唇舌交鋒之間，日本方面還是佔到點理：就算不考慮咱日本人民的感情，你到處豎著和國民黨政府一樣的旗子，我們的軍隊分不清楚打錯人怎麼辦啊？汪精衛方面一想，這倒還真是個問題，最後只能做了點妥協，在青天白日上加個黃色的三角旗子，上書「和平、反共、建國」六字，以示區別。當時淪陷區里掛的是北洋政府的五色旗，時隔多年，人們重新看見青天白日，照理來說心情總該舒坦一點，但是那不倫不類的黃色三角旗又分外扎眼，讓人歡喜不起來。那邊日本兵更是怒不可遏，直接憤起暴動，被軍部強行鎮壓了下去，這種現象似乎已然預示了汪政權日後兩頭不討好的命運。汪精衛在還都儀式上發表演說，語氣低沉，早已不復當年慷慨激昂之風采，整個儀式就在低調的氣氛中，迅速結束了，沒有發揚出把喪事當喜事辦的精神。

汪精衛當時除了要吞併其它漢奸的地盤和升青天白日旗，還有一個極重要的要求：絕不與國軍交戰。政權成立之初，汪精衛曾對影佐禎昭以及大日奸犬養毅之子犬養健說道：「倘若將來貴國政府要利用我們的兵力，把我們看作日軍的一翼，讓我們與重慶軍隊作戰的話，勢必會引起內戰，造成同民族間的流血犧牲，這是絕對要避免的。我們的最終目的，並不是要打倒重慶政府，而是在可能的情況下與之合作。這一點與所謂的反蔣運動有本質的區別」，「我們這個和平運動，正如一向所說的那樣，完全是為了實現全面和平，而別無它意。因此，只要實現和平，今後中國政權由誰來掌握不是問題。因此，將來重慶政府倘能加入我的運動，我的目的就算完全達到了。為此，我會立即辭職。現在我事先清楚地表明白已的內心想法。」漢奸汪精衛的說法另兩個日奸感動不已，在回憶錄中都對汪的愛國精神和人格品質作出了極高的評價。及至後來板垣征四郎又想借用偽軍的力量，汪精衛竟出口威脅：「如此我們的軍隊必反轉槍口打日本軍！」當時日本人給偽軍配發的武器裝備極差，但偽軍到底人多勢眾，真在後方鬧起來，就算不成氣候，也夠小日本喝一壺的，汪精衛此言讓板垣征四郎碰了一鼻子灰，日後也就沒再提「協同作戰」的事。

當然對共產黨所謂「抗日游擊隊」，汪精衛是從不手軟的。說來搞笑，汪精衛在共產黨眼裡是漢奸，而汪精衛對於共產黨的評價，雖沒有直接用「漢奸」這兩個字，意思也是大抵相近的。當時蔣介石偷偷摸摸的和，汪精衛光明正大的和，兩邊卻都沒有和成。反倒是共產黨，不聲不響的就跟日本人「你是風兒我是沙，纏纏綿綿到天涯」了。據陳公博《八年來的回憶》記載，新四軍一直與日軍相互交換物資，陳毅當時負傷，竟是由日本憲兵護送至上海療傷，共產黨的代表公然住在滄州飯店內，汪精衛卻拿他們一點辦法都沒有。汪政權組織蘇北清鄉，日本人提前通知新四軍和八路軍，導致無功而返。日本大使館書記官池田則完全成了共產黨的說客： 「共產黨並不壞，其政治且較重慶和南京為進步。」陳公博是在汪政權解散、被國民黨收押時寫下這些內容，很多人認為這麼說是為了曲意迎合蔣介石、換取輕判，但事實上陳公博當時已經被國民政府判處死刑，不僅放棄上訴，而且請求「儘快執行」，之所以要寫「答辯書」，並非為了輕判，只為還後人以真實。

當然我們不排除陳公博成見已深，臨死前還要污衊我黨一把的可能性。對於我黨抗日的問題暫且不談，總之汪精衛視共產黨如洪水猛獸，這是前文早已說過的，甚至小黃旗上都要加個「反共」，其心志可見一斑。這對蔣介石來說可算是個利好消息，兩軍交戰，情勢不利時難免要投降，國軍投降之後非但不會為日軍所用，反而可以發揮餘熱，對付另外一個敵人，而且由於接受戰俘的工作被移交給了汪政府，很大程度上減少了南京大屠殺一類事件的重演。方先覺被日軍俘虜之後，更是通過偽軍的幫助才能逃回重慶。說到這裡我感覺已經把我國抗戰時一組奇怪的現象解釋得很清楚了：日軍基本都是國民黨打的；偽軍基本都是共產黨打的；偽軍基本上都是前國軍組成的——因為不抗戰的軍隊，就連做偽軍的資格都沒有。及至後來日本投降，蔣介石順利收復淪陷區，一些未被收編的偽軍還在孜孜不倦的進行剿匪事業。按陳公博所說，假如日本人在剿匪的問題上有所阻撓，那是翻臉也在所不惜的。抗戰勝利后的政治協商大會上，共產黨急吼吼的鬧著要解散偽軍，除了要削弱國民黨這邊的實力，確實也有跟汪精衛苦大仇深的原因在裡面。

平心而論，汪精衛能做到不跟國軍交戰這一點，作為一個漢奸而言也算是很不容易了。除此以外汪政權還收回了租界、廢除了小部分不平等條約，民生上淪陷區可能比抗戰結束和解放后的某些時日還要好很多，而且汪精衛對各派漢奸地盤的吞併確實從一定角度上來說降低了抗戰勝利后蔣介石重新統一全國的難度（只可惜汪精衛吞併得還不夠）。對日軍也是儘力掣肘，物資能不給就不給，人丁是一個也沒讓日本抽到太平洋戰場上去，日方甚至有言：「重慶是武力抗戰，你們是和平抗戰」，到抗戰末期，雙方頗有劍拔弩張之勢……且慢，再這樣寫下去，就要變成「汪精衛、周佛海和陳公博等人發揮聰明才智，以拳拳報國之心，和愚蠢的日本鬼子巧妙周旋，最後終於迎來了抗戰勝利的一天，把淪陷區完完整整的還給了民國政府……」這是什麼？這是紅色電影《小兵張嘎》的演法。汪精衛對日鬥爭倒是不假，但充其量也只能說是別人可能會賣一百分國，而他只賣了五十分。但這五十分終究是賣出去了（或者說送出去了），對汪一派人來說總歸是一件屈辱的事，在日本人的屋檐下混，想諸事美好，團圓結局，那是根本就不可能的。

周佛海曾有一個說法：二戰假如盟國勝，則蔣介石勝，假如軸心國勝，則汪精衛勝，不管是誰勝，最終的勝利都屬於中國，中國將立於不敗之地，所以主和派和蔣介石只是在唱雙簧而已。早先我覺得這幾句話還有幾分道理，現在想想真是兒戲之言。汪精衛初到上海的時候，對和平救國的理念還是抱著不切實際的幻想，幾番想要另組政府，很大程度上也是為了獲得一個對日和談的合適立場。按他的想法，中國雖然慘敗，但日本勝得也是痛苦，這仗應該是打不下去了，這時候再不和談還等何時呢？每次跟日本政府交涉，也確實多少能談出點東西來，但是最終卻死活過不了軍部這一關，到最後軍部甚至撇開政府，單獨搞了個「興亞院」出來，把外交工作也給包辦了，實際上是連一點和談的餘地也沒有留下了。當時日方和汪精衛一派簽訂《中日基本條約》，這個條約可以說已經完完全全超越汪的底線，接近於亡國了。汪幾番交涉而不得，終於明白自己不過是俎上魚肉，為了把淪陷區勉強維持下去，最後也只能忍辱簽了字。簽約那日，汪精衛對著紫金山的方向發獃，突然間 「忍不住兩行清淚，從目眶中沿著雙頰一滴一滴地向下直流。突然，他以雙手抓住了自己的頭髮，用力的拔，用力的拉，俯下頭，鼻子里不斷發出了『恨！恨！』 之聲，淚水漬滿了面部，他的悲傷，是僅次於槌胸頓足」。到後來這個條約內的種種內容，總算是在眾人的努力下一步步廢除了，但說實話，汪精衛等人能做到這一點，主要還是美軍和國民黨在正面戰場重創日軍的功勞，迫使日方不得不對汪一派的要求做出讓步。所謂雙簧之說、不敗之地，假如日本勝利了，確實，中國名義上可能是歸汪精衛而不是日本人統治，但那時等待中國的又將是個怎樣一個條約呢？從後人的角度來看，我們也不會去關心一個公認的漢奸到底為國家保存了哪五十分利益，只會在意他送出去了哪五十分利益，即使他是不得已而為之的。

至於汪精衛手下惡名昭著的「七十六號」倒是值得說一說的。以我觀來，雙方正兒八經的諜戰中還是重慶一方逼得更狠一點，殺了汪精衛這邊不少特工，死者中有不少是從重慶轉投南京的（連河內負責刺汪行動的陳恭澍當時都投了汪），很有點清理門戶的味道，軍統一度將目標定為丁默邨本人，鬧出了後來為人所熟知的鄭蘋如刺丁默邨案。而丁默邨、李士群除了報復和防禦以外，還殺了不少新聞界的反汪人士，但是真正有價值的大魚反倒沒碰，例如蔣伯誠這個特務小頭目就在七十六號的眼皮子底下活動，非但沒被七十六號處理掉，最後蔣被日本憲兵逮捕，還是周佛海救了出來，周佛海本人更是跟重慶方面一直保持著聯絡。不過雖然沒有殺掉重慶方面什麼了不起的軍政要人，七十六號的恐怖也是名不虛傳，其手段極盡殘忍，毫無人性，殺人無數。當時上海幾乎沒有哪個星期是不死人的，報紙上充斥著關於暗殺的消息。這裡面很多人死得恐怕非常冤枉，例如被仇人舉報，添油加醋的一說，立馬成了七十六號的目標，死得莫名其妙。當時的汪精衛政府，雖也有極少數人是存和平救國之心、不計個人名利的為汪精衛賣命，但多數人也不過是爭權奪利、勾心鬥角的庸俗之徒，對於亡國一事沒有任何感慨，每天還忙著相互傾軋，這也不過是中國社會的常態而已，七十六號這種組織墮落如斯，不足為奇。我觀金雄白《汪政權的開場與收場》，寫到雙方諜戰時，大意是雖然下面人拼得你死我活，重慶與南京的上層之間卻有某種默契，並沒造成什麼實際損失，語氣中好像還頗為得意。但是小人物的命就不是命嗎？重慶方面要做個姿態給全國看，於是就把曾仲鳴亂槍射死，金雄白本身也只能算個小人物，幾次險險死在軍統的手上，雙方無數特工更是慘死在這種沒有意義的對攻戰中，讓人不禁感慨亂世人命賤於狗，七十六號本身也不得不說是汪一生的污點。

說到替汪精衛賣命，陳公博倒真可算得上是個奇人。汪精衛與周佛海理念相近，兩人同進退並不足為奇，陳公博卻是從汪精衛主持「媚日外交」開始就一直跟他唱反調了，他的觀點是「黨不可分，國必統一」，根本不贊成汪精衛脫離國民黨，甚至可以說他早就看清了汪精衛最終的下場。儘管觀點不同，但陳公博也確實敬仰汪的為人，深知汪絕不是賣國求榮之徒，所以也不願留在重慶聽別人說汪的壞話。當時汪精衛手下人才稀缺，高宗武、陶希聖相繼叛變（說到這兩個人要插句題外話。汪周陳三人組織偽政權后，談到蔣介石時仍是畢恭畢敬，言必稱「蔣先生」，這是國共偽三方的史料都有提到的。高陶兩人倒是經常公開批評蔣介石，用詞甚為激烈，最後見情勢不妙，掉臉跑回重慶的也是這兩個人），有些人即使能夠理解汪精衛的主張，也不願背漢奸的罵名去幫助汪精衛，陳公博見此情景，出手相助，心甘情願的做了汪的陪葬。

汪精衛於1944年病死於日本，臨死前仍念叨著要回中國，終究未能如願。隨著美軍的參戰，日本也是秋後的螞蚱蹦不了幾天，周佛海跟重慶方面暗通聲氣，準備指揮偽軍全面反攻。1945年初，周佛海通過蔣伯誠給蔣介石帶信，寫道：「五年以來，職臨深履薄，無日不惄焉如搗，凡奉鈞諭，輒竭駑駘……日寇已處窮途，反攻轉瞬開始，職處身虎穴，一切策應反攻之工作，萬緒千頭，遲恐準備不及，急則泄漏堪虞……職以待罪之身，誓必效命前驅，俟最後勝利之來臨，甘願受鈞座之嚴懲，斧銊所加，死且瞑目。」蔣介石讀到最後幾句，潸然淚下。到這個時候，只要周佛海能把反攻的事辦好，汪精衛可能還有那麼一丁點翻案的希望，誰知歷史又開了個玩笑。就在周佛海雄心勃勃準備大幹一場時，美國突然間扔了兩個原子彈，日本直接投降了，這一炸終於讓汪一派人永世也不得翻身了。

日後處理偽政權眾人，該殺的殺，該關的關。汪政權內一干要人，早知會有今日，走得頗為從容。任行政院秘書長陳春圃被判死刑后見到金雄白，還說道：「 你放心，我將來被槍斃時，不會讓同志們丟臉的。」反倒是丁默邨雙手沾滿鮮血，被槍決時反倒嚇得臉色蒼白，連一句完整的話都說不出來，甚是諷刺。蔣介石曾有意重新啟用周佛海，但在巨大的輿論壓力之下，最終還是作罷，判了死刑。後來周的夫人找蔣介石求情，蔣介石又允諾說：「這幾年，對東南的淪陷地帶，還虧了佛海，我是明白的。起來，安心回去吧，讓他在裡面休息個一兩年，我一定會讓他再歸來的。」不過周佛海的命也不長，死在了大牢之中。

汪精衛一生追隨國父孫中山，兩人日後自然是合葬在了一起。國民黨一方顯然不能允許這種事發生，何應欽要求工兵隊在蔣介石「還都」之前將汪墓拆除，無奈墓穴建築質量過硬，工期緊迫，最後只好直接上了炸藥。打開棺材，只見汪的屍體上蓋著一副青天白日旗，衣兜里有一張紙條，上書「魂兮歸來」，落款是「陳璧君」。一代漢奸落得死無葬身之地的下場，實在凄涼。而局勢還是不幸應了汪的預測，日後蔣介石也沒能和孫中山合葬在一起，這可以說是整個故事中最大的悲劇了。

#######################

（後記）

有一天我突發奇想，想看看台灣人對汪精衛是如何評價的，結果問了幾個人才發現台灣人對汪精衛的了解居然比大陸人還要無知。大陸人好歹還知道汪精衛是個漢奸，台灣人除了對這個名字「好像有點印象」以外就什麼也不知道了。之後總算見到幾個台灣人在聊汪精衛，說讀完林思雲的《真實的汪精衛》（想不到這篇文章在台灣也挺有銷路），才了解到汪原來是這麼複雜一個人，還感慨自己早年「被國民黨灌了一腦子的黨屎」。直到李安的《色戒》上映，汪精衛在台灣的媒體上才算是火了一把，但總體而言仍然是貶大於褒。國民黨113年黨慶時則展出了汪的照片，只說是國民黨領導人，迴避了他曾做過漢奸的問題。後來又找到一篇談汪的文章，是那個著名統派人士「范蘭欽」所寫，洋洋洒洒，不著重點，最後筆鋒一轉，突然來了句「看看今日的台灣政客（此處范特指綠營）的嘴臉，比起汪精衛、陳公博差之遠矣」。這話我倒是贊同，先不論忠奸，無論從眼界、學識、人品、風度還是膽魄來看，今天大陸的任何一個官員，離汪的水準都相去甚遠。

說汪「複雜」，確實不假，在中國的歷史上，恐怕找不出幾個爭議性比他更大的人物。有人相信以他的道德情操，不可能行賣國之事，也有人覺得他是晚年糊塗，最終誤入歧途；有人覺得他是悲觀主義，有人覺得他是錯判形勢；有人看重他送了一部分的國，有人看重他「送國」時也盡最大努力牽制了日本。在那些相信民族情感不可傷害、寧為焦土也要抗戰的人眼裡，汪無疑是個歷史罪人；在那些相信共產黨是中流砥柱的人眼裡，汪就更是罪惡滔天了。無論汪是怎樣一個人，我至少能確信一點，就是他絕非我們教科書上那個臉譜化的漢奸。中國人眼裡的漢奸形象，總是尖嘴猴腮、無惡不作、貪生怕死、利欲熏心，「壞」字完全寫在了臉上，讓人一看便知，以至於一下出現個「易先生」這樣的人物，許多人便完全無法接受了。可事實真是這樣嗎？假設一個游擊隊員藏在你家裡，你把他交出去了，你就是個漢奸，可是你不把他交出去，或許全家人都會跟著一起陪葬；假設日本人逼你去做翻譯，你不做，結果也是顯而易見的。一個孱弱的國家淪陷於他人之手，人民已經全部置於外人的統治之下，卻還要去為民族大義、國家尊嚴之類的東西殉道，國家既然連保衛國民都做不到，還有什麼尊嚴可言呢？人們不做漢奸便得死在日本人手上，做了漢奸卻又要死在中國人手上，有人云「抗戰打了八年是因為漢奸太多」，儼然是要一群連活路都沒有的人為一個國家的弱小而負責了。

在這些漢奸當中，汪精衛還算是非常特殊的一個。他拋棄了一切跑去做一個別人唯恐避之不及的「賣國賊」，動機竟然是出於愛國。可是在那個年代，汪精衛也只是一個微不足道的人，他想靠和談拯救萬民於水火，卻無功而不得返；他在主持偽政權時努力的和日本人周旋，可用處到底也有限；他最擔心中國陷入共產黨之手，最終還是無能為力。整個中國，真可說是多他一個不多，少他一個不少。甚至可以說，當時的中國也不過是在戰爭中打了一回醬油，整個世界局勢幾乎跟我們無關，連自己的命運都系在別人的手上，哪怕是出一個帶著偽軍進攻重慶的汪精衛、躲在山溝溝里種鴉片的蔣介石、運籌帷幄浴血奮戰的毛澤東，日本可能總歸是要投降的。汪精衛倒是懷著一片好心，想做些事情，可是除了背上一身罵名以外，真可說是一事無成。這不是他能力的問題，而是整個時代的悲劇。

我不排除漢奸里也有大奸大惡之徒，但對很多人來說，當漢奸恐怕只是個無奈的選擇，就像社會再也無法保障人們的生存時，很多人去做小偷，恐怕也只是為了一小塊麵包而已。漢奸是一個時代的特定產物，裡面有好人也有壞人，但它絕對不是一個簡單的「好」或者「壞」的符號。當你把教科書扔到一邊，重新深入研究歷史的時候，可能會發現自己過去並沒有資格去對某些人、某些事作出評價，因為首先就連這件事物真實的面目都完全不知道。姜文的《鬼子來了》倒是足夠真實，它被禁播了，這就是真實的代價。

我知道中國有那麼一些頭腦簡單的人，他們看到小偷時尚且還繞著路走，在發改委面前只能流下他們屈辱的淚水，遇到吹牛逼不上稅的場合時卻會拍著胸脯保證自己會跟日本人鬥智斗勇。這也不足為奇，因為就連他們眼中的「抗日」可能都是一場過家家的遊戲，敵人總是那麼愚蠢，被幾歲的小孩耍得團團轉，手中拿著槍也不用，排著隊的往山上蠕動，然後被解放軍叔叔用石塊活活砸死，這類人的存在正是臉譜化教育最直接的成果。撇開汪精衛的問題不談，我倒覺得那時候的一些人和事，和今天的情況是驚人得相似。言外國則必稱戰的人、夜郎自大的人、舞著道德大棒的人和唱著高調的人，如今仍比比皆是。這些人口稱愛國，行的卻儘是些禍國之事，而那些竭盡心力推動這個國家進步的人，反倒又被稱為漢奸敗類，讓人漸漸開始分不清到底誰忠誰奸了。

回復 4# 身名何渺
與想當漢奸卻當不上的毛澤東和土共相比，確實是好，強多了。

回復 5# Guest from 172.17.36.x
與毛主席和土共不同。汪精衛之才當漢奸，卓卓有餘；土共想當漢奸卻當不上。
與毛主席和土共相同。汪精衛等漢奸都是甲級戰犯，它們當漢奸根本不是什麼被迫無奈，而是無法仰制的野心使它們智昏。

汪精衛是一位偉大的愛國者


趙無眠


國民黨高層有一個被胡適戲稱為「低調俱樂部」的沙龍，汪精衛當然是這個「俱樂部」的靈魂。但「不能打」還不是動機，只是一種認識和判斷。畢竟這個「低調俱樂部」的人並非個個走上了汪的道路(如胡適)，畢竟「不能打」後面還有一個「卻不能不打」。我認為，汪精衛對日議和的動機是很複雜的，不可能簡單地歸結為哪一類。根據其人的經歷、性格、地位、信仰，及後來的所作所為來看，毋寧取其所言，動機中包含有救國救民之心。有意思的是，在國民黨內，真正的主和派原是蔣介石，而汪精衛是對日主戰派。一九三一年的九一八事變，一九三二年的一二八事變，一九三五年的古北口之役，他都主張和日本人打。倒是蔣介石，九一八事變中的「不抵抗政策」，一九三三年出賣華北的塘沽協定，摧殘察綏抗日武裝，一九三五年華北特殊化的何梅協定，都是其一手導演的傑作。不料後來倒轉過來，蔣介石成了抗戰到底的英雄，汪精衛卻走上主和的道路。陳公博回憶，汪始有主和傾向，實為長城古北口之役，前方將領回來報告，都說「官兵無法戰爭，官兵並非不願戰，實在不能戰，因為我們的火力比敵人的火力距離太遠了，我們官兵看不見敵人，只是受到敵人炮火的威脅。」及至一九三六年西安事變后，汪更加認為，中日應尋出一條和平之路，否則一旦開戰，只是便宜了蘇聯。

我相信，汪精衛是一個愛國者。至於賣不賣國，怎樣賣，那是第二個問題。 有人會說，都到那樣一個地步了，還侈談什麼愛國？說得好，對敵妥協不言愛國，敗軍之將不言勇。幾十年，上百年，甚至數百上千年以來，我們都是這樣認為的。說到底，動機並不是最重要的，也永遠爭論不清。再崇高的動機，如結果一團糟，也不能拿「好心辦壞事」開脫其咎。反之亦然。何況所有的推斷，都只是推斷而已。對於歷史人物的評價，關鍵要看其所為，究竟給這個國家和民族帶來了怎樣的影響。具體到汪精衛，主要應該討論第二個問題，即賣不賣國，而不是愛不愛國的問題。
汪精衛發動「和平運動」，其負面效應顯而易見，幾乎所有涉及這一議題的文論都做過分析，這也正是定其漢奸罪的根據。大致有：簽訂不平等條約，喪權辱國；成立傀儡政府及偽國民黨中央，分裂抗戰陣營，打擊了民族士氣；為逃兵尤其是降將提供了「合理」藉口；粉飾了日本侵略軍的亡華陰謀；積極反共，而共產黨當時是抗日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協助和維護日軍對淪陷區的統治，鎮壓地下抵抗運動；提供日軍侵華的物資資源；讓日本騰出手來，發動太平洋戰爭，等等。
這些指控都沒錯。所有這些負面效應，都是汪氏「和平運動」必須付出的代價，因為他是作為「戰敗一方」與敵議和。抗戰的最後勝利，推翻了汪氏付出這些代價的合法性和合理性，其最大的代價如承認「滿洲國」之類都是可以收回的；萬一抗戰不能取勝，那麼中國至少可以守住已經簽約的這條底線。事實上，誰也無法斷言中國將取得最後的勝利。即使在今天，我們仍然對當年那場戰爭的慘勝感到僥倖，如釋重負。在國家生死存亡的危險時刻，以戰為主，以和為輔，和戰並用，這是一種明智的抉擇。既要有「把我們的血肉築成新的長城」的義勇，也要有以暫時的妥協保全實力留有退路的靈活。即連領導抗戰到底的蔣介石本人，也從來沒有放棄過對日和談的可能，這不是他的動搖和軟弱。延安的共產黨與日軍暗中交涉，也不能說是通敵和叛賣。正如歷史選擇了蔣介石作為抗戰的領袖，能夠擔當議和重任的人選，遍觀當時之中國，也非汪氏莫屬了。

「中國不是我賣得了的」

汪精衛在對日議和中，其個人表現的勇氣和一定的原則性，連日方都為之敬重。據胡蘭成回憶，當時任日本駐南京大使館一等秘書的清水重三，曾參加多次汪精衛與日方的重要會見，私下嘆道：「我在旁看著，這邊是戰勝國，坐著我們的大臣，大將與司令官，對方是戰敗國，坐著汪先生，但是比起來，只見汪先生是大人，我們的大臣大將司令官都藐小了，惟有近衛公與汪先生坐在一起還相配。汪先生的風度氣概，如山河不驚，當時我嘴裡不說，心裡實在佩服。」(《今生今世》) 日汪和約，當然是不平等條約。中國人對於簽訂不平等條約者，一概斥之為漢奸，如秦檜，如李鴻章。汪精衛就更不用說了。蘇俄逼使中國允許外蒙獨立，時任國民政府外交部長的宋子文借故推脫，乃至辭去外長，為的就是不擔漢奸罪名。南京失陷時，日本通過德國大使陶德曼向中國政府提出一份「和約」，汪精衛勸行政院長孔祥熙簽字，孔不敢簽：「汪先生，我沒有你的膽子，我背部受不了兩顆子彈。」
汪精衛雖有「膽子」，也不敢貿然簽字，他知道這一筆下去非同小可。他不怕「引刀成一快」，卻害怕當賣國賊，留下千古的罵名。一份「和約」，往往複復逐條討價還價好幾個月才出台，按說是毫無意義的。日本最後投降，這份條約成了廢紙，而汪氏亦未能逃脫賣國的罵名。但他的幾番堅持達成協議，還是儘可能地爭得了國家的尊嚴和利益，甚至贏得了對方的敬重，及一部分日本官員的同情。而這份和約，至少在淪陷區，在日本投降前的數年時間內起了作用。
汪精衛一方爭的是哪幾條呢？一，中華民國國號、首都南京、青天白日國旗、三民主義國策不變；二，日軍必須從中國撤退；三，日軍佔領區的中國法人以及個人所有的鐵路、工廠、礦山、商店、一般住宅，應迅速歸還；四，不承認滿洲國。如果這幾條完全得以實現，平心而論，那就不是不平等條約，而是平等條約了。日本政府方面自然不會同意，提出：一，由於三民主義是排日抗戰的根源，應當修正這一理論；二，青天白日國旗仍為抗戰的重慶政府使用，並成為日軍進攻的目標，為避免混淆，圖案應予修改；三，日軍佔領的住宅、工廠、商店可以歸還，但鐵路在戰爭期間由日方管理，待全面和平后立即歸還。這三條，第三條可以理解；唯第一、二條，連日本專門派做對汪工作的「梅機關」主要成員犬養健也認為過分，「因為自古以來，無論什麼樣的戰勝國，還沒有連對方國家的建國原理及國旗圖案都加以干涉的先例。況且，這又是超越勝敗的兩國間的和平運動。」(犬養健《揚子江今天仍在奔流》) 這兩條雖然過分，卻都是虛的，也與前幾次日方提出的「和平條件」不一樣。這是因為日方內部對中國問題一直有較大分歧，日本政府迭次換屆，其政策波動、搖擺，有時不免生疏和荒唐，或節外生枝。總之，汪精衛遇到的對手是十分難纏和蠻
不講理的，遠遠超過了他預先的估計。但他走到了這一步，已無可回頭。經過大半年的苦爭，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三十日，汪精衛在上海簽訂《日支新關係調整綱要》，主要內容為：
承認滿洲國；確保日本在中央政府的外交、教育、宣傳、文化以及軍事等各方面的權利和合作關係；承認日本在內蒙、華北、長江中下游、廈門、海南島及其附近島嶼的政治、經濟以及對地下資源的開發利用權利；承認在以上地區的防共和治安的駐兵權；中國對於日軍駐紮地域及其與此有關地域的鐵路、航空、通訊、港口、水陸等應適應日本軍事上的需要；在中央政府及各級機構中聘請日本軍事、財政、經濟、技術顧問，確保《綱要》及其秘密附件中所有條款的執行。
此《綱要》簡直就是一份戰勝國對戰敗國的佔領宣言，令許多主導此次「和平運動」的日方和汪方人員大感意外。最早秘密潛往東京，與日本取得和談聯繫的國民政府外交部亞洲司司長高宗武立刻退出汪集團，離開上海回到了重慶，並在香港《大公報》披露《綱要》的全部內容。與他同時返回重慶的還有陶希聖。汪精衛本人也既憂且懼，草案簽字后流著淚說：「這個文件說不上什麼賣國契。中國不是我賣得了的，我若簽字，就不過是我的賣身契罷了。」
為什麼「中國不是我賣得了的」？因為上述地區為日軍所佔領已成事實，你簽不簽約，反正是拿不回來的。用汪氏集團第三號人物周佛海的話來說，「淪陷區是蔣先生把它丟掉了的，不是我們把它丟了的，我們今與日本交涉，只有收回多少的問題，沒有喪失多少的問題。」(為《中華日報》撰寫的社論)這話有漏洞，因為蔣先生雖然把它丟了，但始終沒有同意給人家，還要堅持打回來。但汪氏「和平運動」與蔣介石的政見分歧就在這裡：我認為打不贏，所以才同意把你丟掉的給人家；如果你打得贏，那我同意給人家的也丟不掉。即如台灣，是清朝把它丟掉了的，抗戰勝利，不是仍然要回來了嗎？
當然，汪精衛的觀點與周佛海還不一樣，他認為「凡中華民國的事，即無論是蔣先生作的或誰淪陷的，我們皆應負責。」他甚至表示：「我們做和平運動是為使抗戰有終之美，不是為與抗戰敵對。」(胡蘭成《今生今世》)
事實上，東北不是打不打得贏，而是根本就沒讓打給丟掉的。滿洲國的成立，中國也沒向日本宣戰，差不多是默認了。西方各國，直到今天出版的二次大戰世界地圖集，仍將滿洲國劃為獨立於中國之外的一個國家。汪精衛只是無可奈何承認既成事實。就在此密約簽署前四個月，汪在上海召開「國民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統計出缺席代表人數名單上，赫然印著「東三省代表」的字樣。汪政府成立后，汪曾到「滿洲國」訪問，在盛大的歡迎會上，他滿含熱淚地說：「我們以前是同胞，現在是同胞，將來還是同胞！」一言既出，令在座的日軍司令官為之瞠目。
承認滿洲國，同意以日佔區的物資資敵，是汪政權的底線。也就是說，他的賣國，
他的壞，基本上到此為止。
密約的披露，產生了間接效應。原持觀望態度的美、英、法等西方國家，開始支援中國抗戰，包括貸款、向遠東地區增兵，中國孤立無援的局面終於打破。因為它們看到了，坐視日本侵略中國的可怕後果：西方國家在華利益亦將受到威脅。
汪政權對中國有無好處？
付出了如此代價的汪精衛政權，究竟對中國有沒有好處呢？我以為，這是評說其功罪的關鍵所在。

汪政權的建立，使中國的淪陷區有了一個「合法的」中國政府。這個「合法」，是對日本而言，並為日本所承認的。至於它為不為全中國人民所承認，為不為國際間所承認，那倒沒關係，不承認反而更好。事實上，除了日本、偽滿洲國，先後承認汪政權並建立外交關係的國家及政府還有德國、義大利、匈牙利、羅馬尼亞、丹麥、西班牙、克羅埃西亞、斯洛伐克、保加利亞及法國維希政府。由汪精衛的「偽政權」取代梁鴻志的「維新政府」，及名義上統括華北的偽政府，代表中國的淪陷區向日方進行交涉，可以最大限度地贏得對方的尊重，及中方的權益。有人會說，充當人家的走狗，人家還有什麼尊重可言？話不能這麼講，就算是走狗也有其尊嚴和權利。至少，你得尊重它的生存權，尊重與它的合作關係，尊重它對你的態度，尊重你自己對它的承諾，一定程度地尊重國際間公認的外交準則。就淪陷區的人民而言，也必須接受日本佔領的事實。敵人來了，你可以跟他打，打不動的可以去逃難。而絕大多數的人是逃不走的，沒法逃也不知往哪裡逃。他們註定要留下來，在侵略者的統治下生活，他們註定要當「良民」。有幸生活在大後方的人，有幸逃出來的人，也許可以理直氣壯，可以同仇敵愾，誓死與祖國山河共存亡；今天的人們，也可以高喊「不自由毋寧死」的口號。但如果你不幸生活在當年，又不幸身陷敵人的鐵蹄之下，淪為亡國奴，你是不會輕易去死的。即使不是你自己，而是你的親人，你的好友，你會希望他們以血肉之軀去拚死反抗，作無謂的犧牲嗎？如果是
我，我希望他們都千萬別死，好好活著，至少也得「賴活著」，活到抗戰勝利的那一天。

既然如此，淪陷區最好有一個中國人的政府，而非直接由日本人來統治。你可以說，有時候中國人比日本人還壞，也就是走狗有時比主子還壞。但這情況畢竟不多，如果這是一種通常現象，那咱們還要抗日幹什麼呢？讓日本人佔領整個中國豈不是更好？中國人對中國人，有時比日本人對中國人還壞；但日本人對中國人，永遠不能像中國人對中國人那樣好。這道理我想應該很好懂。
日本侵佔香港三年又八個月，沒有建立一個由英國人或是中國人組成的傀儡政府，而是以日中將磯谷廉介為香港總督，直接進行統治。香港居民的日子，就比汪政權領轄的淪陷地區及「滿洲國」更為艱難。一年之內五十萬居民被遣送內地，發行軍票以完全取代港幣，實行搜刮和大批徵用民工，導致經濟崩潰、長期飢餓，民生苦不堪言。直至七十年代，香港人對日本人的憎恨，仍能使偶爾被認出來的日本遊客自況為過街老鼠，隨時準備拔腿而逃。

汪政府成立后再無大屠殺
比較之下，被日本侵佔時間超過香港兩倍的上海，情況卻反要好得多。除了軍事佔領、政治控制、異族統治的屈辱感之外，基本上維持了社會和經濟秩序，生產活動如常，市場活躍，「戲院依然高堂滿座，酒樓門庭若市，笙歌處處，雖似商女晚唱，畢竟無門前凍骨，這便是張愛玲小說的社會背景，雖無愛國主義洋溢其間，但樓台春夢，也是另一種真實，真實到在一定期間遭到排斥，但在更長時間內卻深深感染人心，受到喜愛。」(徐宗懋《日本情結 —從蔣介石到李登輝》) 在完全由日本人統治的香港，是絕無產生像張愛玲這樣出色作家的環境的。如果說張愛玲曾嫁給漢奸胡蘭成，自己也有漢奸之嫌，因此其小說可能「粉飾太平」的話(我以為現在持這種偏頗觀念的人已不多了)，那麼與漢奸全不搭界的作家錢鍾書筆下的《圍城》，描寫淪陷後上海市民的生活畫面，大抵也都是「正常」的。更先淪陷的東北，在另一些作家的筆下，也有不少「承平時代」的景象。台灣輔仁大學教授梅濟民回憶學生生活的小說《哈爾濱之霧》，主人公成天沉迷在學校之間的游泳、划船、和球賽中，還有與日本高校女生情感遊戲。我接觸的許多在「滿洲國」生活過的人，至今私下還說：「日本人不壞，他們到村子里來，還給小孩吃糖。」日本人還不壞，誰壞呢？「蘇聯人壞！蘇聯紅軍來了，燒殺搶奸無惡不作！」

蘇聯紅軍絕不可能比日本鬼子還壞。它是「解放者」，而日本人是侵略者。但我相信在一定的情況下，二者的壞和「不壞」會發生逆轉。「解放者」和侵略者都是外國人，都對中國領土懷有野心。歷史證明，它們都不是好東西。日本人「不壞」，是因為有一個中國人的政府在起著作用；蘇聯紅軍壞，是因為沒有一個中國人的政府管著，哪怕它是一個傀儡政府。在戰爭後期，大部分中國淪陷區人民的生活，甚至超過日本本土許多。日本由於窮兵黷武，缺乏資源，生產能力及民眾生活水平急劇下降，加之遭到盟軍的海上封鎖和空中攻擊，其危機感日盛一日。反而是淪陷區的生活值得他們羨慕。當然，滿、蒙、華北及華東、華南各地的情況，不盡相同也不能一概而論。但由中國人出面組織「偽政府」，比沒有這樣的政府更符合中國人的最大利益這一點，是可以肯定的。
就汪精衛而言，他的政府成立后，日軍再沒有發生過類似南京大屠殺的公然暴行。這個歷史事實，誰也無可否認。
「民為貴，而社稷次之」
汪氏政權對日妥協，付出「密約」中規定的沉重的政治代價；而日方也要受該「密約」的制約，履行其承諾。善待中國俘虜，即為一條。所有中國軍隊，在戰場上投降，都可以接受改編為汪精衛的部隊，亦即我們慣稱的「偽軍」。「偽軍」的方式，保存了中國的軍事實力。隨著時間的推進，龐大的偽軍數量(至少有數十萬之眾)在日佔區的「合法」存在，對於日軍不可避免地產生一種威懾力與牽制力。偽軍是投汪，而非投日，這總比漢將李陵直接投降匈奴要好。除了反共，即與八路軍、新四軍極為有限的作戰，如「清鄉」等等，汪精衛的偽軍沒有與重慶的國軍發生過正面戰鬥。即便是打共產黨，其總和也遠遠比不上一次「皖南事變」的規模及後果。
「一日下午我見汪先生，是暑天，說過正事之後，兩人兩杯啤酒，一碟海苔，稍稍閑談。我看見汪先生臉色尚有餘怒，問可是為軍隊的事情，汪先生衝口而出：『剛才板垣參謀長來要想我們與日本軍隊並肩對重慶作戰，我當即答他，如此我們的軍隊必反轉槍口打日本軍！板垣就不好意思再提了。』此刻他的聲音還是這樣激烈。」(胡蘭成《今生今世》)
胡蘭成曾追隨汪敬衛的「和平運動」，曾任汪氏中央宣傳部次長、《中華日報》總主筆。他的自述固然有為汪精衛開脫之嫌，卻也沒有事實足以證其偽。他最後由於對形勢的看法迥異於汪而失去信任，解掉了官職，甚至被汪親自下令投入獄中，經其日本友人營救方才脫險。
一九四四年夏，日軍進攻長沙、衡陽。七月，華中日軍司令部請胡蘭成前往漢口，與作戰參謀會見，告胡這次「日軍紀律甚好」。其言帶有「你看我們遵守了承諾」的誠意。華中、華北和華南所有的大城市，幾乎都在汪精衛出走前淪入敵手，只有一個長沙守住了。日軍為了奪取長沙、衡陽重鎮，打通京廣(京漢、武廣)鐵路線，分別於一九三九年九月、一九四一年九月、一九四一年十二月發動了三次長沙會戰，日方共傷亡一十一萬一千餘人。到此次長衡會戰，日方再傷亡六萬六千八百餘人。守衛衡陽的第十軍軍長方先覺，在日軍強大攻勢下苦守五十二天，擊傷一個師團長，擊斃各級日軍軍官千餘人，城既破，又率軍堅持巷戰數十小時。長衡守軍如此頑強的抵抗，以及日軍的慘重損失，並沒有激起大規模的報復行動，而是值得自誇的「紀律甚好」。方先覺被俘，日軍將他關押在一個天主教堂內，不但沒有施以虐待，反而戒備鬆懈，致使其得以逃脫，回重慶覆命。對抵抗將領尚且如此，對一般平民百姓可想而知。
有歷史學家認為，汪精衛的「和平運動」，至少拯救了數十萬、乃至上百萬中國人的生命。(劉學銚《淡水河邊談國史—你，是中國人嗎？》)這個數字我想不會是誇大之詞。日軍對淪陷區的直接掠奪，也由於汪政權的存在得到了控制。這之前，日軍所到之處，耕牛全部殺光，農民根本無法進行耕作，只有等死。活躍在江南廣大鄉村的新四軍、游擊隊也沒有辦法，總不至於牽著一群牛跟日本鬼子兜圈子打仗。
這個時候農民就希望汪政權出來保護他們的利益，其實連共產黨的新四軍也希望汪政權做到這一點，你不是說「曲線救國」嗎？先救救農民的耕牛吧！《沙家濱》里的郭建光，大概也不希望在沙奶奶、阿慶嫂全都餓死的地方打游擊的。
孟子曰：「民為貴，社稷次之。」如果我們承認孟子的民本主義的合理性，就無法否認汪精衛以既失的國家利益換取民生的合理性，就不能置淪陷區人民的生命財產於不顧，一味地指責其為賣國賊。
汪與蔣誰更有資格稱賣國？
承認「滿洲國」一事還可以再討論。事實證明，東北也就是所謂「滿洲」，確實不是汪精衛賣得了的。而外蒙，的的確確是被蔣介石給賣掉了。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即日本宣布投降的前一天，接替宋子文擔任外交部長的王世傑，根據蔣介石的訓令簽訂《中蘇友好同盟條約》，承認外蒙獨立。兩相比較就可以看出，僅就出賣國家領土而論，蔣介石比汪精衛更有資格稱為漢奸：汪氏承認滿洲國，是在中國戰敗(精銳部隊被擊潰，首都淪陷，所有的港口、絕大部分重要城市和鐵路為日軍佔領)的情況下；而蔣氏承認外蒙，是在中國取得戰勝國地位的前一天。汪氏是向咄咄逼人的侵略者妥協，出於迫不得已；蔣氏則是向「友邦」讓步，絕無此種必要。承認滿洲國，換來了在淪陷區建立中國人政權的重大政治利益；承認外蒙非但未取得任何利益，反而引狼入室，使得東北人民受到第二次侵略的嚴重傷害。滿洲國最後仍收回來了；外蒙卻永遠地獨立於中國之外。外蒙面積為一百五十六萬六千五百平方公里，加上外蒙西北處為蘇聯強佔的數萬平方公里土地，超過「滿洲國」的面積一倍有餘。說句不好聽的話，如果只丟了「滿洲國」，中國領土尚可穩居世界第二；而今丟了外蒙，中國只好屈居世界第三了。
中國為抗戰付出了極為沉重的代價，勝利后蔣介石「以德報怨」，一筆勾銷對日索賠，優待侵華日軍，將絕大多數日本戰犯免予懲罰，其中包括罪大惡極的侵華元兇岡村寧次。這也就罷了。作為(即將)戰勝國元首，蔣介石拒絕了美國總統羅斯福兩次提出的將中南半島歸還中國的建議，就實在令人費解了。羅斯福曾駁斥戴高樂希望戰後重返印度支那的企圖：憑什麼邏輯，什麼習慣，什麼歷史法則，越南要屬於法國？越南有一千多年屬於中國的歷史，明代復歸附於中國，後為法國殖民者控制。二次大戰中法國勢力被趕出，法國本土亦遭淪陷，戰後勉強成為戰勝國而躋身「五強」，這是正是收回領土的最佳時機，不料蔣介石斷然放棄。在抗戰結束前不到一年，即一九四四年雙十節，他接見戴高樂政府駐華大使貝志高說：「如果我們能夠幫助貴國在該殖民地建立法國政權，我們是樂意的。」如果蔣介石不出賣外蒙，又順理成章地接收中南半島，請想想，今日之中國將是怎樣一個局面？就連世界歷史也要大筆改寫—那就不會有曠久酷烈的越南戰爭，不會有柬埔寨紅色恐怖大屠殺，不會有西沙、南沙群島的領土紛爭，中國的影響力及發展潛力將不可估量。
二戰期間和結束之後，中國與西方各國簽訂的一系列不平等條約被廢除，這要算是抗戰獲得的報酬。但汪精衛的政府步子更快—
一九四二年八月二十九日，汪宣布驅逐英美、取消領事裁判權，比蔣早兩天，翌年八月一日，汪正式從日本人手裡收回租界；
一九四三年一月九日，汪與日簽訂協定，日將北平使館區一切行政權及所有公共及日本租界交還中方，日本人所享受治外法權予以取消；
一九四三年一月十四日，義大利政府亦發表同樣聲明；
一九四三年二月二十三日，法國維希政府宣布放棄治外法權，五月與汪政府簽訂協定，將平、津、滬、漢口、廣州等地租界交還；蔣介石因而(於八月一日)與維希政府斷交，轉而承認戴高樂的流亡政府，然而戴高樂不承認蔣單方面宣布取消法國在華不平等權利，直到一九四六年二月二十八日，才簽約廢除。
難怪有人感嘆：「漢奸的愛國戲，演得比蔣介石又早又快。」(汪榮祖、李敖《蔣介石評傳》)

日本選擇投降以避免民族浩劫 汪精衛的悲劇是歷史的悲劇。他選擇的道路，把自己的命運與日本帝國的命運緊緊地聯繫到了一起，「一損俱損，一榮俱榮」。而日本最終是失敗了。一九四五年八月，汪精衛病逝九個月後，日本宣告無條件投降。
作為受日本殘害最深的中國人，一方面對終於獲得抗戰的勝利歡欣鼓舞，一方面又覺得日本的投降太突然，乃至「太早了」。如果它像德國那樣頑抗到底，它受到的戰爭報復絕不止是兩顆原子彈。一個給那麼多民族帶來過那麼多災難的國家，無論從道義還是從情感上說，付出怎樣的代價都不會過高。但居然被它躲過了。日本天皇在他的國家、民族生死存亡的關鍵時刻，作出了他一生第一個，或許是唯一的一個堪稱英明的決定：無條件投降。按照中國的漢奸理論，他當了日本有史以來最大的賣國賊、日奸，或稱「和姦」。正是這個「日奸」，使日本逃過了本應嚴酷得多的戰爭懲罰，逃過了民族的浩劫，使犯下過滔天罪行的數百萬日本侵略軍安全地返回自己的國度，使日本這個幾乎毫無自然資源可言的國家獲得了在戰後迅速復甦、崛起的一線生機。
中國的漢奸標準，也是隨著時代的發展而發展的。當年清軍入關南下，著名抗清英雄史可法曾向清攝政王多爾袞致書議和，提出與大清帝國划疆而治，重演南北朝的故事。這要是放在抗日戰爭時期，豈不也是一個汪精衛？當然，多爾袞不是日本人，也不是女真完顏氏建立的金國，他要的是整個中國，而非已然到手的華北。於是絕不允和，發揚「繼續革命」的精神，宜將剩勇追窮寇，命豫親王多鐸揮師南下，攻克揚州，屠城十日。史可法作為英雄殉國，誰也不再提他有過的「賣國」行為。
日本是一個以模仿力而非創造力享有世界聲譽的國家。它發動侵華戰爭，就是想模仿當年的大清帝國征服中國。日本跟中國的歷史淵源、文化淵源，舉世皆知。它有一種濃厚的「大中華思想」，尊重和崇信中國的文化典章制度，認為今日的中國民族(主要是漢民族)不足以與如此華美、悠久的中國文明相匹配，惟有大和民族才有資格和能力承繼中華文化之大統。日軍每攻克一座中國城池，其將領必賦漢詩，悲古今，大有一統江山之壯志，而無一絲戰爭罪犯之羞慚。日本的最終失敗，當然由諸多原因造成，其戰線鋪得太開，過早地暴露稱霸全球的野心，尤其發動太平洋戰爭導致美國的參戰，是其致命因素。它如果集中全力來打中國，然後再花相當時日鞏固對中國的統治，或可成為大清帝國第二。因此單從日方侵華戰略的技術層面來說，它允許汪精衛的議和，騰出手來發動太平洋攻勢，是一絕大錯誤。更早一些，追溯到中日甲午海戰，那是它實現征服中國的最佳時機，中華(大清)帝國的不堪一擊，如大廈之將傾，但它居然接受了清廷的求和，與李鴻章簽訂《馬關條約》。以得一台灣，暫抑其吞併中國的慾火。結果中國贏得了喘息之機。推翻清朝後，軍閥混戰，日本及西方列強固然趁機撈取了許多利益，中國軍隊也在自相伐斗中進行了「現代化」的冶鍊，才有抗日戰爭時「三敵一」的戰鬥力，而不是這之前的「十敵一」，甚至「十不敵一」。日本的本來目的是做第二個大清帝國，不料卻做了第二
個金國小朝廷。

回復 7# huasendg

汪政府成立后再無大屠殺？
日本對重慶和平居民大轟炸不是大屠殺是什麼？日本在汪政府成立后在中國大地上多次殘酷地大屠殺，其規模、程度遠超過轟炸重慶。

回復 8# :
在中日之戰勝負難料的時局下,汪精衛選擇曲線救國是不明智的,或許他也做了一些有益於國家有利於人民的好事,但沒人領他的情,也沒人願意去理解他的良苦之心,眾人都想和他劃清界限,因為除非日本戰勝了中國,否則汪精衛的漢奸之名是沒可能被抹掉的了.
話說歷史不能假設,但可以想象:如果日本戰勝了中國, 那汪精衛豈非不是開國元首?誰還敢說他曾經做過漢奸?當今痛罵漢奸的眾人,說不定是在深切緬懷偉大的光榮的正確的汪精衛.
如此論調,不是引自趙無眠的<如果日本戰勝了中國>,只是借了他的標題.


[B]ZT林思雲:怎樣看待汪精衛政府[/B]

　　　　　　　　　　　　　　　　 　　
一、        汪精衛一派對日講和的想法和目的 　　
有人認為日本偷襲珍珠港，向人口、資源、工業生產能力比自己大很多倍的美國發動戰爭，是一種失去理智的瘋狂行為。但這種觀點有很大的片面性，是「事後諸葛亮」。要知道戰爭的勝利不僅僅取決於「物」的方面，還取決於更重要的「人」的方面。如果戰爭總是「物」的方面佔優勢的，人多、槍多、錢多的一方取勝的話，人類的歷史就變得非常簡單了。古今中外的戰爭歷史中，以少勝多、以弱勝強的戰例比比皆是。這些戰例的成功都是依靠發揮「人」的優勢來彌補「物」不足。 　　
赤壁之戰時，孫權以５萬兵力向曹操７１萬大軍挑戰，是不是失去理智的瘋狂行為？日本在甲午戰爭、日俄戰爭向清國、俄國宣戰時，日本的國力都遠遠遜於中國和俄國，日本是依靠「人」的優勢取得了以弱勝強的勝利。二戰時日本的國力固然遠遠遜於美國，但絕不是說日本就沒有戰勝美國的可能，只能說美國戰勝日本的可能性更大一些。日本發動對美偷襲，其實就是現在中國所謂的「超限戰」思想，弱者要想戰勝強者，就不能遵守強者們制定的所謂「戰爭規範」。 　　
二戰前世界上有兩大陣營：「英法美」和「德意日」。從人口、資源、工業生產能力等「物」的方面來看，自然是「英法美」的同盟國占絕對優勢。但戰爭就是一種賭博，在「物」方面的劣勢者就象口袋裡沒有多少錢的賭徒，他們要想賭贏腰纏萬貫的闊佬，只能採用「孤注一擲」的賭法：要不大嬴，要不大輸。「德意日」孤注一擲向「英法美」挑戰，也就抱著這種大嬴大輸的心裡。當然「德意日」的確有戰勝「英法美」的可能，如果「德意日」的將領們少犯一些錯誤，如果「英法美」的將領們多犯一些錯誤，二次大戰的勝者就是「德意日」一方，「英法美」的勝利其實不過是一種「險勝」。 　　
在中日戰爭爆發的１９３７年，「英法美」和「德意日」陣營正處於緊張的對峙中，當時人們根本無法預測哪個陣營會取勝。蔣介石賭「英法美」取勝，堅持抗日戰爭；汪精衛賭「德意日」取勝，主張對日講和。如果我們不以「勝者王侯敗者賊」的歷史觀來評判汪精衛的話，當時汪精衛對日講和的行動並不是什麼賣國行為。如果二戰是「德意日」陣營取勝的話，中國如果站在「英法美」陣營一邊，就不可避免要作為戰敗國受到割地賠款的慘烈制裁，那時中國可能真要被併入日本的一個省，幾千年的中華文化就要劃上休止符了。如果趁早與日本講和，中國就可以避免成為戰敗國的割地賠款苛刻制裁，還可以讓中華文化苟延殘喘下去。這就是汪精衛一派對日講和的想法和目的。 　　

二、        汪精衛從「主戰」到「主和」的轉變 　　
[字數限制,以下略去N萬字]

[B]ZT趙無眠：如果日本戰勝了中國 選載[/B]

【多維編者按】1999年明鏡出版社出版了趙無眠的史論文集《百年功罪》，《如果日本戰勝中國》為其中一篇。《文藝春秋》雜誌2006年日本11月號，以顯著標題推介《如果日本戰勝中國》,對趙無眠做人物專訪，今年2月日本文藝春秋出版局出版發行其日文版單行本。現節錄該文部分章節。

難以獨立打贏的一場戰爭

　　如果不是以結果，而以雙方被俘、死傷的數字作為衡量戰爭勝負的依據，豈不是可以這樣說：中國的抗日戰爭沒有勝利，中國應該算是戰敗國，而日本是戰勝國？這顯然是荒謬的。中國抗戰中死傷的巨大數字，無法做具體統計，一般認為當數以千萬計，其中絕大多數是平民。直接死於戰場的軍人，達132萬4千多人。中國軍隊被俘或投降的數字也很大，僅被改編為偽軍的就有幾十萬人。經濟損失更極為驚人，三千萬人喪失家園，戰前戰後物價相差一千八百倍（重慶2613倍，昆明6894倍）。為戰爭花費的巨額款項，已經大大超過了中國人民的納稅能力。

　　誰都知道，中國是慘勝。中國只是理論上和道義上，贏了這場戰爭。日本是向盟軍投降，而中國僅為盟國陣營中的一員，耗時最久，代價最大，傷亡也最慘重。如果沒有盟國的參戰，中國要贏得這場戰爭幾乎是不可能的。或者無妨這樣講，如果不是日本主動攻擊同盟國而引發太平洋戰爭的話，中國連這樣的慘勝都會覺得奢侈。有人把中國的抗戰，形容為一個羽量級對重量級的拳擊大戰。這位羽量級拳手，被那個重量級的傢伙連續打擊了八年甚至更久之後，極度痛楚、疲憊地倒在繩欄上，忽然裁判一聲口哨，將他的一隻胳膊高高地舉起，宣布是他「贏了」！情況就是這樣。

　　日本投降后的第三天，在山西的八路軍企圖令駐沁縣日軍放下武器，遭到拒絕，於是發生惡戰。日軍僅一個大隊（營級建制）守城，而八路軍出動一萬餘人攻打，以死亡一千多人的代價仍未能拿下該城。沁縣日軍擊退了八路軍，轉眼將地盤、武器交給了閻錫山的國軍，八路軍卻又輕而易舉地從國軍手裡奪了過來。侵華日軍總司令岡村寧次晚年嘗撰寫回憶錄，承認八路軍是他在中國作戰時遇到的最有戰鬥力一支軍隊。後來的國共內戰也證明，由八路軍為主組成的人民解放軍，能夠勢如破竹地擊敗數百萬裝備優良的國軍。但即便是這支軍隊，在日落西山的日軍面前也如此不經打。

　　1945年4月至6月間的湘西會戰，是日本投降前在中國打的最後一次大的戰役。中方投入十九個師，日方投入三個師團、一個旅團和一個聯隊（團級建制）。按史家的評說，這次戰役以日方的失敗告終，所謂「湘西大捷」。雙方的傷亡數字是，日方死1500人，傷5000人；而中方傷亡13713人，為日方的兩倍。中方還特別提到，俘虜日軍軍官17人，士兵230人，為七七事變以來俘虜人數最多的一次。日軍以「強弩之末」在中國作「垂死的掙扎」，仍有這樣戰績，八年抗戰打的是怎樣一種窩囊仗，可想而知。

　　曾有一個謎語：「日本投降的原因──打一中國古人名」。據說猜出來好幾個謎底。一為「屈原」，屈服於美國投擲的原子彈；二為「蘇武」，蘇聯動武，向日本宣戰；三為「共工」，即共產黨指揮的八路軍、新四軍的戰功。是不是還有一個「蔣干」，蔣介石幹得好？不知道。《昭和天皇回憶錄》中，對於日本最高決策層下決心接受波茨坦宣言之前那一段心理歷程，做了較為細緻的招供。日本投降的主因，還是屈服於美國。更直接地說，還是怕原子彈。原子彈的威力，使得以凶頑著稱的數百萬皇軍喪失用武之地，抵抗失效，只能給整個日本帶來一片焦土，甚至種族滅絕。毛澤東說，決定戰爭勝負的是人而不是物。事實上，戰爭勝負的決定因素往往就是物。
[字數限制,以下略去N萬字]

ZT丁子江:老和尚該如何對待色誘？  
本文曾由 sujie_alex 在 2006-10-31 06:20 發表於: 倍可親.美國 ( backchina.com )


中國民間流傳過這樣一個故事：從前有座山，山裡有個廟，廟裡有位老和尚，老和尚苦心修行30年，即將修成正果。山下有個鎮，鎮里有名大員外，這大員外很是陰險毒辣，總想破壞老和尚的名節。某日，大員外對自家一個頗有幾分姿色的丫鬟說：你今晚到廟裡去，一定要把那老和尚勾上床。成功了，我一定重重獎賞你，並給你找個好人家，但明天雞叫時分若不能成功，我就將你亂棍打死。那丫鬟當然只得照辦，於是進入廟中，施展了渾身解術來色誘老和尚。哪知那老和尚是個真和尚，整夜坐禪居然絲毫不為所動。眼看就要雞叫了，那丫鬟心想自己生命不保，便大哭起來。老和尚覺得納悶兒，忍不住問哭為何故？丫鬟指著他罵道：你不是一個真和尚！老和尚不服氣地反問：我做錯何事，怎麼不是真和尚？丫鬟喝道：佛經上說，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而你卻見死不救。老和尚連忙追問發生了何事？丫鬟就把事情經過從頭講了一遍。這下子，老和尚著實碰到了兩難的選擇：見死不救，成不了佛；遇色成奸，同樣也成不了佛。老和尚該怎麼辦？

西方流傳著一個故事：一個男子遭人誣陷，因兇殺罪被判了無期徒刑。他的妻子千方百計想證明其夫無罪，可是不得其門。某日，她丈夫的一個同事求見，說是商量有關打官司的事。這名女子救夫心切，馬上同意麵談。那同事色迷迷而又神態詭異地說，只要她答應同他睡覺，他就可以提供確鑿證據，證明其夫無罪。否則，他就會銷毀這些材料，讓其夫在牢房裡熬過漫長的一生，直到老死在那裡。這女子立刻陷入了倫理的兩難：同此人睡覺？自己是一名虔誠的天主教徒，婚外性行為就是通姦，乃最大的罪孽之一，既對丈夫不忠，也上不了天堂；不同此人睡覺？自己心愛的丈夫就會苦難無邊，甚至死於非命。這名女子該怎麼辦？

林語堂名著「京華煙雲」里就有類似這樣一段情節：莫愁要去向軍閥王司令請求釋放自己的丈夫孔立夫；其姐木蘭聽弟弟說，北大高教授遭王司令無辜逮捕，高太太前去求情營救；王司令垂涎她的美貌，要求與之上床，便可釋放其夫；高太太不從，王司令勃然大怒竟下令將高教授立即槍決了，連宣判過程都未舉行；木蘭擔心自己的妹妹，也掛牽原來是自己暗戀之人的孔立夫，便決定親身去見王司令......。

除了表現為兩性關係中的兩難，生活中其他的兩難就更多了。

日本有一個民間故事：在海邊有一個村子，村民都信奉海神，那海神廟就位於村后的一座高山上。對全體村民來說，這海神廟比全村人的生命財產還重要。某日清晨，村裡的一個樵夫上山打柴，當他在山頂的崖邊，向海上眺望時，突然發現遠處一場巨大的海嘯就要來臨。樵夫清楚地知道，這海嘯來臨，必定毀滅整個村子。但山高路遠，跑回村子報警已經來不及了。怎樣才能引起村裡人的注意而避免一場浩劫呢？他思索了一下，最後決定將那座海神廟燒毀。熊熊烈火衝天而起，果然驚動了整個村子。所有的男女老幼都爭先恐後沖向山去，企圖救火。當村民們爬上山頂的時候，海嘯降臨，剎那間，十多層樓高的巨浪將整個村子一卷而去。全村人得救了，但當他們看到海神廟的廢墟殘煙時，還是憤怒起來，一致要求將那樵夫處死。那樵夫欣慰而又負罪地看了看村民們，然後從懸崖上跳了下去。

美國也有一個民間故事：一幫村民為了逃避某印地安部落的追殺，躲進一個山洞裡。外面的人正進行嚴密的搜尋，一個嬰兒大哭起來，母親急忙用手將他的嘴捂住，她不得不如此，如果敵人聽到聲響，躲藏在山洞裡的人們就會被發現，也就意味著死亡要降臨。嬰兒在母親的懷裡痙攣著，母親好幾次不忍心，想放開手，但想到大家的安危，她還是進銷緊緊捂住了嬰兒的嘴……敵人走了，嬰兒也「走」了。後來，村民們決定處死這名女子，因為她殺死了自己的孩子，這是要以命抵命的。

這種現象就是倫理兩難(moral dilemma)的問題。在孔孟之道中，經常可以見到這種兩難的情況。例如對國家的忠和對父母的孝往往是不能兩全的。倘若你的父親是一個國家的敵人或罪犯，你是對國家盡忠，還是對父親盡孝？中國古代倫理準則上，既有「父子互隱」，又有「大義滅親」，如京戲中的那出「轅門斬子」。無論做哪一種選擇，似乎都可以說得通。可不是，很多老子，就是被兒子「革」了命。烈女傳中還有所謂「賣身葬父」一說，也就是說為了孝道，讓爹爹入土為安，甚至可以犧牲貞操和名節。有老婆問老公：我和你老媽都掉到河裡，你到底先救誰？這說明什麼？道德抉擇所產生多層面的悖論效應，並非立即可作黑白判斷。因此中國古人有這樣一句話，魚和熊掌不可兼得，是取魚還是取熊掌者？何為魚？何為熊掌？這就要看面臨兩難選擇的人的價值取向了。

筆者曾帶著上述那個老和尚的兩難故事，去請教一位禪宗大師（此處隱去尊名〕。誰知，他聽完后，並沒有直接回答問題，反而講了另一個故事。說是：從前有個信佛的闊老太太，經常招待四方雲遊的僧人。某次，有一個遠道的和尚在她家修行了很久。一日，老太太對一個丫鬟說道：你去勾引那個和尚，試試他是否是真和尚；你若勾引成功，定有重賞。丫鬟便照令行事，結果那和尚始終不為所動。丫鬟回來讚歎：此乃真和尚也。那老太太一聽，生氣地叫道：他並非真和尚，讓他馬上滾蛋！和尚無奈便離去。過了一年，此和尚又來了，老太太又留他修行。不久，又如法炮製，再讓那丫鬟前去勾引。結果和尚果真上鉤，還讓丫鬟不要告訴她的主子。忠心耿耿的丫鬟回去還是照實稟報。誰知，這次老太太卻誇曰：「此乃真和尚也！」

筆者聽后愕然不已……。如此荒誕，此大師果真為大師否？大師見我生疑，便笑道：這是禪宗25000多件公案中的一個，道者見道，淫者見淫，聽后怎麼悟就是你的事了。

回復 9# huasendg

和平建國？

翻翻汪政府剛「建國」時的講話。其中充滿了「聯合日本兄弟民族，把英美殖民者及其走狗趕下大海」的言論。哪裡有和平？所謂和平是日本不行了，汪精衛才談起了和平。這個所謂的和平也不是這些畜牲的後路，而是對「英美野蠻轟炸、侵略」的訴責。

汪精衛純粹是日本和蘇聯的鐵桿走狗，哪裡有什麼「和平」，「無奈」？

回復  huasendg

和平建國？

翻翻汪政府剛「建國」時的講話。其中充滿了「聯合日本兄弟民族，把英美殖 ...
Guest from 172.17.36.x 發表於 2010-4-29 17:25

汪精衛純粹是日本...的鐵桿走狗

汪精衛是蘇聯的鐵桿走狗?不見得吧!

    ZT:八一起義的前夜：一封讓汪精衛決定「分共」的密電
作者: 小熊無尾    時間: 2008-10-28 16:31

1927年蔣介石遵照國民黨中監會常委會的訓令，在上海聯合白崇禧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以後，大革命的形勢一下子詭譎茫然起來。最直接的後果就是各地本已易幟青天白日、宣誓效忠武漢國民政府的新舊軍閥們在「清黨」、「救黨」或「護黨」的旗號下紛紛略有異動，開始對汪精衛陽奉陰違乃至公開叛亂。5月9 日，楊森通電討伐武漢政府，14日，夏斗寅發表《討共通電》，進逼武昌。雖然這兩次叛亂都很輕易地被主要由共產黨人組成的西征軍和平叛軍所敉平，但實際上對於汪精衛政權的國際感觀和政治信用已經產生了重大打擊。

隨之而來的是5月21日的長沙「馬日事變」。根據事變發動者許克祥的晚年回憶，他當時的長官，35軍軍長何鍵實際上默許了此次叛亂。於此相呼應的是，同樣作為湖南地方實力派的唐生智並不主張對於事變武力討伐，並在6月26日親自去長沙處理。而最終結果是，唐生智就任湖南省政府主席，而許克祥竟然「從輕記過一次」，並從33團團長被升任第2師副師長。

在事變處理過程中，蔡和森已經認識到唐生智不可靠，「要用自己力量來解決」，具體做法就是周恩來提出的「到各鄉打土豪劣紳，在可能範圍內成立鄉村自治之臨時委員會」。但是，這個經陳獨秀總書記同意的決定卻因為共產國際代表的否定而沒了下文。

其實對於中國革命的策略和前景，共產國際內部也是爭議不斷。5月18日，國際8次全會在莫斯科召開，托洛茨基和斯大林為了中國問題展開激烈爭論。托洛茨基主張中共放棄武漢政府，成立蘇維埃政權，而斯大林的建議則要更為穩妥，他認為中共「參加武漢國民黨及其國民政府，以保證無產階級及其政黨在國民黨內外的領導作用」。從事後觀測，斯大林對於汪政權的對於革命的逆反並沒有察覺，似乎還是信任他是一名「小資產階級激進主義的領導人」，因此，斯大林必須要對大革命的失敗負起部分領導責任。

30日，會議通過了一份頗為古怪的決議，似乎調和了托洛茨基和斯大林的爭執。根據這份決議，國際給鮑羅廷和羅易發出密電，這就是革命史上著名的「5月指示」。其基本內容如下：

1、「沒有土地革命，就不可能勝利……我們堅決主張從下面實際奪取土地」；
2、「必須從下面吸收更多的工農領袖到國民黨中央委員會裡去……使老頭們（指國民黨元老）堅定起來，或者使他們成為廢物」；
3、「必須靠工會和農民協會的千百萬會員來擴大地方組織」；
4、「動員兩萬左右的共產黨員，加上湖南、湖北約5萬的革命群眾，編成幾個新軍」；
5、「組織國民黨內共產黨人為首的革命軍事法庭，懲辦和蔣介石保持聯繫國民黨的軍官」。

這份指示到了中國以後，國共兩黨領袖分別做出了不同反應。6月5日，國際代表羅易找到汪精衛，竟然向他完全傳達了該密電並將副本交予汪。羅易的動機什麼目前已經無從考察，但從組織邏輯來看，他的行動應該是斯大林對於汪尚有信心的表現。汪看罷密電沒有表態，僅僅表示「要交政治委員會主席團看了以後再說」，就遠赴河南參加鄭州會議去了。

鄭州會議本來是和馮玉祥商討繼續北伐還是東征討蔣的問題，但草草了事的兩天議程非但沒有和馮達成共識，反而成了武漢政府對於中共的聲討大會。徐謙、孫科、何鍵紛紛控訴工農運動已經使得兩湖地區「有百業俱廢的趨勢」，唐生智還提出自己人不打自己人的原則，連汪精衛本人也認為「許多方面看不下去」。但此時政治委員會主席團人員俱在，汪並沒有私下將國際5月指示交予他們審議。

對於汪政權而言，鄭州會議是徹底失敗的，因為在此之後的6月20日，蔣介石和馮玉祥舉行徐州會議，並在第二天聯合通電全國，宣告蔣馮合作局面正式形成。於是馮玉祥在開封要求下屬「勿為第三國際所利用」，開始和平分共，而汪精衛意圖聯馮倒蔣的戰略則完全失敗，歷史重心開始偏向蔣介石這邊。

回過來說中共。6月6日，政治局討論5月指示。根據保存在蘇俄的會議記錄，陳獨秀完全否定了5月指示，認為這些策略都無法操作。但是，根據陳獨秀自己的回憶，事情有了另外的版本：

馬日事變後，我兩次在政治局會義上提議退出國民黨；最後一次，我說：「武漢國民黨已跟著蔣介石走，我們若不改變政策，也同樣是走上蔣介石的道路了。」當時只有任弼時說一聲：「是的呀！」和周恩來說「退出國民黨后工農運動是方便得多，可是軍事運動大受損失了。」其餘的人仍是以沉默的態度答覆了我的提議。同時我和秋白談論此事，秋白說：「寧可讓國民黨開除我們，不可由自己退出。」我又和鮑羅庭商量，他說：「你這個意見我很贊成，但是我知道莫斯科必不容許。」那時我又以尊重國際紀律和中央多數意見，而未能堅持下去。我自始至終都未能積極的堅持我的提議，一直到此時實在隱忍不下去，才消極的向中央提出辭職書，其主要的理由是說：「國際一面要我們執行自己的政策，一面又不許我們退出國民黨，實在沒有出路，我實在不能繼續工作。」

針對國際5月指示，陳獨秀是這樣解釋他的反對意見的：

企圖在國民黨內執行這些政策，仍然是幻想的口頭上左傾的機會主義，根本政策一點也沒有轉變，等於想在糞缸中洗澡。當時要執行左傾的革命政策，根本政策必須轉變，即是共產黨退出國民黨真正獨立起來，儘可能的武裝工農，建立工農兵蘇維埃，推倒國民黨的指導，否則任何較左的政策，都是沒有辦法的辦法。當時中央政治局回答國際的電報是說接受國際的訓令，並且依照訓令方針進行，惟聲明不能即時都能實現；因為中央全體同志都認為國際這些訓令都是一時沒有辦法的辦法，就是列席中央會議的樊克（聽說他是史大林的特別使者）也以為沒有即時執行的可能，他同意中央致國際的電報，說：「只好這樣回答。」八七會議後，中央極力宣傳，說中國革命失效的原因，是機會主義者不接受國際訓令（當然即指上述這些訓令，此外別無什麼訓令，）即時轉變，不知他們以為在國民黨圈內能夠如何轉變，所謂機會主義者是指誰？

這份密電竟然使得國共兩黨領袖都大為反感，相信斯大林和共產國際都將大為意外。但此時，在汪精衛尚未表態的前提下，羅易又做出了違背訓令精神的「左派幼稚病「舉動。在蔡和森和李立三的支持下，他決定在汪精衛13日從鄭州回武漢之後發動罷工請願。15日的工人遊行竟然打出了「打倒縱容反動勢力的國民政府」的口號，以致汪精衛當場流淚切齒，想必心結就是此時萌發的。

此後的事件發展愈發撲朔迷離，長期以來，國共雙方各執一詞，汪精衛、斯大林、陳獨秀也有各自的說辭，因此現在想要梳理清晰已經基本不可能。只有一點是肯定的，此時掌握兩湖地區軍權的唐生智和何鍵已經開始決意公開反共。6月下旬，汪精衛受到唐生智逼迫，「被人強姦」，要求譚平山和蘇兆征退出武漢政府，同時，何鍵發表宣言，誣稱發現中共關於「凡年滿 25歲未入彼黨者，一律屠殺」的決議。

但就在這關鍵時刻，共產國際的內部政治投射到了中共高層，鮑羅廷堅持斯大林方針，而羅易則較為偏激，陳獨秀的觀點已經在前文敘述，三人爭執不下，錯過了千鈞一髮的變局中最後的抗爭良機。最後，陳獨秀根據15日中央政治局會議的決定，向共產國際發了報告，模稜兩可地贊同了5月指示是「正確而重要的」，並且贊同「用改組的方法驅逐汪精衛尤其困難」，「必須與國民黨和國民革命軍將領保持良好關係」。

6 月28日，中共決定解散漢口的工人糾察隊，以減輕外界的惡感和謠言。但第二天鄧演達辭去了總政治部主任職務，並開始秘密串聯張發奎，要他發動兵變「重建革命基礎」。汪精衛聽到此消息后「不為所動」。此時陳獨秀還做了一個致命判斷。7月4日中共中央常委會討論湖南問題，毛澤東認為，事實上已經開始公開反共的唐生智竟然能夠解決同樣反共的何鍵，而陳同意了他的判斷，做出了「擁唐反蔣」的決定。

但是此時的共產國際的決策又開始變化，布哈林主導了局面。7月10日，布哈林在蘇俄《真理報》公開發表文章《中國革命的轉折關頭》，嚴厲批判中共中央的「右傾機會主義錯誤」，與此同時，共產國際訓令中共高層改組，陳獨秀被罷黜，由張國燾、周恩來、李維漢、張太雷、李立三等5人組成常委會，並決定在張發奎軍隊中發動兵變，並在湘、鄂、贛、粵舉行農民暴動—— 這就是後來八一南昌起義和九月秋收起義的直接政治動機。13日，中共中央發表《對政局宣言》，指責汪政權「公開地準備政變，以反對中國人民極大多數的利益及孫中山先生之根本主義於政策」，並宣布中共成員退出武漢政府。當天譚平山和蘇兆征也以強硬姿態辭去了民政部長和農工部長職務。

宋慶齡此時也在8日擬就聲明：「本黨若干執行委員對孫中山的原則和政策所作的解釋，在我看來，是違背了孫中山的意思和理想的」。由於事態的急劇惡化，汪精衛於7月 14日召開政治委員會主席團會議。重申了對於孫中山「聯俄容共」主張的現實解讀。15日，他又召集了國民黨中執會常委會第20次會議，終於出示了他上月5 日收到的那份國際5月指示，說「嚴重的時期已經到了」，「隨便實行哪一條，國民黨就完了」。汪精衛為何這份密電藏了40天才拿出來作為反共反蘇的證據，這已經不得而知，但此次會議並沒有得出任何明確的建議，只是孫科等中常委都表明了自己的分共意願，國民黨也開始加快了清黨進程。

7月23日，武漢國民黨中央發出通知，提出了「統一本黨決議案」，指出：
1、 國民黨員即日起聲明退出中共，否則停止職務；
2、 中共不得妨礙國民革命局面，不得已國民黨名義進行工作；
3、 國民黨員不得加入其他黨派。
同時軍委會發布訓令，要求革命中的中共黨員自動脫離，並禁止秘密會議。

這次分共在汪精衛眼中是和平的。25日他在政治委員會上說，「我們幾時殺過人？！」據當時共青團的《告中國青年勞苦群眾書》中，汪政權是「屠殺民眾」的，但汪指責他們「毫無道理的造謠」也是很有底氣。當時共產國際和中共中央高層都是在27日前後和平離開武漢的，基本上沒有遭到危險，但從全局看，宋慶齡、陳獨秀主張的「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被完全破壞，轟轟烈烈的國民革命畢竟失敗了。

但是共產黨人並不畏懼暴力、污衊和屠殺，他們還在不屈不撓的展開鬥爭。8月1日，在李立三、周恩來的領導下，在加侖將軍的策劃下，中共執行了7月12日的原則決議，利用國民黨革命委員會的名義發動兵變，在南昌打響了武裝革命第一槍。從此，偉大的中國革命史展開了更加壯闊猩紅的畫卷。

回復 11# huasendg
you are sb

回復 12# Guest from 99.240.92.x 你才是不會講理，不會寫中文的孽種。

回復  huasendg
you are sb
Guest from 99.240.92.x 發表於 2010-4-30 02:28

呵,閣下是公孫子都嫡傳的徒子徒孫吧,別人是傻X,想必閣下聰明的DNA是與ALBERT EINSTEIN具有99.99%的相似?

回復  Guest from 99.240.92.x 你才是不會講理，不會寫中文的孽種。
Guest from 173.183.85.x 發表於 2010-4-30 12:24

謝謝熱忱的支持!
我們繼續討論樓主這個時候抬出來的汪精衛.

首先,陳璧君是一個有被殺頭的準備,無坐牢耐心的奇女子.在孫鳳鳴刺殺汪精衛時,她說你剛強點兒好不好？幹革命的還不早晚有這麼一手？幹革命的早晚就是這個結果！

更早前,汪精衛1910年那天要捐軀刺殺攝政王,她對汪精衛說，你明天要死了，我沒有旁的送給你,給你干一下子吧.

在南京監獄時，汪的大員陳公博，褚民誼等臨刑前都提出要最後見見汪夫人，對她鞠躬告別，陳璧君一點也不含糊，面無懼色，勉言相別，看來多少給臨刑前的這些夫君追隨者一些精神鼓勵。強悍如此，是讓人萌生佩服。
中共建政初期，宋慶齡與何香凝曾找到毛澤東、周恩來替陳璧君說情,毛澤東應允只要陳璧君寫個認罪聲明，就將她釋放,但陳璧君卻拒絕了宋慶齡與何香凝的好意.吳稚暉稱陳璧君是「女中豪傑」，想必不謬,女人的豪氣有時確實勝過男人。

   

得妻如此,何憾之有?

其次:樓主這個時候抬出來的話題,是汪精衛陳璧君書法拍出高價引發的繼續爭議:漢奸作品值不值得收藏?

是不是都可以各持己見.

[B]最後,是毛共 土共 小日本 曲線救國者 老百姓都很敏感的主旨話題:從大東亞共榮到東亞共同體 到經濟全球化 [/B]

江洲司馬        2009-10-10 15:03

我怎麼聽日本新首相鳩山提「建立東亞共榮體」這麼刺耳

                   10月10日，中日韓三國首腦會談上在北京召開，輪到日本首相鳩山由紀夫發言時，他又再次提出了建立東亞共同體的構想，並且解釋說：「我想(東亞共同體)的關鍵在於中日韓三國首先從強化經濟合作開始。」

          東亞共同體，怎麼經日本人一說就變味了一樣，讓我想起了日本侵華戰爭時候打的「建立東亞共榮圈」的幌子，難道日本人在戰爭時期沒有實現的國家戰略，現在想在和平時期通過經濟手段和政治手段實現嗎？！

              作為一個中國人，強烈抵制所謂東亞共同體這樣的稱呼，就算中日韓等東亞國家合作，也不能採用這個稱呼，而且合作同盟要由中國主抓。
東亞共同體（又稱亞洲共同體）是在歐洲方面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反省所做的歐洲共同體（及之後的歐盟）和同樣的、在東亞所構想的共同體。  


大多數的贊成者均主張，應先朝向東亞地區共同的經濟圈作為目標，然後再以歐元作為榜樣導入共通貨幣。這是從「亞洲貨幣單位」作為的一籃子貨幣的概念獲得採用而開始的預想。但也有說是從議會制民主主義・市場經濟以及漢字文化等共同的價値觀中所歸納出來的意見。
　　在日本方面，其外務省被視為在這個概念的實現上較為積極的一方。自民黨及民主黨均在他們的政綱中提到要在東亞地區建設一個共同體的構想。特別是在政黨之中提倡「與亞洲共生」的的民主黨更比較屬意。在日本國外，則主要由韓國的保守政治家所提倡。
　　這個構想曾在ASEAN+3・印度・澳洲・紐西蘭參加的第1屆東盟高峰會上作為議題。
　　2009年9月，日本民主黨執政后，首相鳩山由紀夫在與中、韓領導人接觸時多次提及東亞共同體的建設，中、韓領導人也予以積極回應，東亞共同體的概念迅速升溫。鳩山把東亞共同體定位為在亞洲與美國和歐盟並駕齊驅的世界第三級。2009年9月28日，在上海舉行的中日韓外長會上中國外長楊潔篪表示稱將積極參與東亞合作一體化；日本官方也首次表示，這一夢想有望在未來10到15年實現。


構想　　
* 中曾根康弘 - 東亞共同體評議會會長
　　* 伊藤憲一 - 評議會議長
　　* 田中均 - 參與者
　　* 藪中三十二 - 參與者


Posted by hongsanxia

習近平同志訪日，掀起了東亞共同體的新的一頁。多少也勾起了70年前的日本侵略中國的宣揚的東亞共榮的偽旗幟。昨天又是南京大屠殺紀念日。讓我們真誠的正視現實。

日本現在後面有個美國，狐假虎威；讓東亞各國怎麼能放心建立東亞共同體。日本很多人對過去侵略反思很少。甚至認為是對的。這讓東亞各國人民和世界人民怎麼可以放心？
為了不讓東亞各國對日本再有所揣疑，也為了日本的未來，我建議日本應該首先開放市場。
1、資本市場和廠礦實體市場。什麼「三井」什麼「住友」等等，必須開放，由東亞各國企業佔據主導資本；
2、由東亞各國維和軍隊替代美國軍隊進日駐紮，當然，可以和日本軍隊混編，建立統一的東亞維和軍隊。
3、建立東亞委員會，作為東亞最高領導引導日本走向真正的和平。
其它，包括以上事項，可以由日本參與，但是必須由東亞各國主導。不然，東亞共同體又是一場忽悠。彼此相互的忽悠。
其實真正看看，日本又沒有什麼資源。只是讓什麼都沒有的日本別去坑蒙拐騙罷了。日本的開放
對日本並沒有什麼不好。他得到的是一個東亞市場，一個自由出入的東亞。日本強不強，有沒有自信，就看他執行不執行以上三條，就可以看出。當然，我們不是壓迫日本。他怎麼做，還是看他的行動。東亞各國人民拭目以待！
在日本看來，在自己領土上建立東亞維和部隊，暫時是吃虧的，到真正東亞合作成功了，那裡就可以成了東亞維和的首腦。經濟上更有利於日本在東亞事無顧忌，同事可以帶動東亞經濟體強大起來。政治的整合，讓日本的夢想縱橫亞洲大陸成為現實。
在東亞各國看，有這樣一個平台，日本軍事對亞洲威脅基本消除。因為各國維和軍隊都在日本駐紮。日本也不敢亂動的。經濟上有了利益關係，物質當然也樂於供應日本。甚至東亞各國人民自由就業學習生活往來，政治的整合，讓東亞真正和平，避免了內耗，東亞強大是必然的。但是，日本國有沒有這樣有眼光的人呢？？？？？

回復 1# 身名何渺


    國人的迷惑和反思
——從「大東亞共榮」到「經濟全球化」
作 者：劉 鋼

1938年11月3日，日本首相近衛發表了關於「建設東亞新秩序」的聲明，首先拋出了「建立東亞新秩序」的計劃。

1940年7月26日，日本新上任的內閣，以近衛為首，又進一步把「建立東亞新秩序」擴大為建立「大東亞新秩序」。 8月1日，拋出了「以日滿支（即中國）為一環確立大東亞共榮圈」的聲明。到9月，這個共榮圈又將東南亞等地區劃進來了。

1943年11月5日，日本首相東條英機「邀請」各國傀儡在東京舉行「大東亞國家會議」，向內外宣布大東亞共榮圈業已建立和完成戰爭的堅定決心。

被列入這個「共榮圈」的國家和地區有：中國、朝鮮、印度支那、緬甸、泰國、馬來亞、菲律賓、荷屬東印度（今印度尼西亞）、新加坡、澳大利亞、紐西蘭、英屬印度（今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國）、阿富汗以及夏威夷群島等。1941年底至1942年初，日本陸軍省和拓務省制訂「大東亞共榮圈土地處理方案」時，還確定要佔領蘇聯的遠東地區，把它納入「共榮圈」。

1945年8月15日隨著日本帝國主義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失敗 ，所謂的「大東亞共榮圈」醜劇也正式的走向徹底的崩潰。「大東亞共榮圈」 其實是日本帝國主義在侵略中國和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妄圖以軍事、經濟、政治手段永久佔領和統治亞洲和西南太平洋地區而演出的一幕醜劇。同時，也是日本帝國主義在其「大東亞共榮圈」實施侵略滅種政策，對各國人民進行法西斯統治和瘋狂掠奪各國的資源，以及在各佔領地區建立傀儡政權的一種手段和工具。

彈指一揮間，到了20世紀80年代，人類社會又進入了西方資本主義的「經濟全球化」的新時代，也就是西方資本主義的新自由主義時代了。那麼，什麼又是「經濟全球化」呢？

所謂的「經濟全球化」就是指世界經濟活動超越國界，通過對外貿易、資本流動、技術轉移、提供服務、相互依存、相互聯繫，而形成的全球範圍的有機經濟整體。

按照中國「主流精英」的介紹，「經濟全球化」有利於資源和生產要素在全球的合理配置，有利於資本和產品在全球性流動，有利於科技在全球性的擴張，有利於促進不發達地區經濟的發展，是人類發展進步的表現，是世界經濟發展的必然結果。
　　
而且，據說「經濟全球化」具有強大的生命力，並對世界各個國家的經濟、政治、軍事、社會、文化等所有方面，甚至還包括思維方式等，都造成了巨大的衝擊。「經濟全球化」已經是全世界一場深刻的「革命」，任何國家也無法迴避，唯一的辦法就是去適應它，並積極參與「經濟全球化」。

正當「經濟全球化」在西方靜悄悄的興起時，1978年我們中國也在偉大的總設計師鄧小平同志的領導下，開始了一場轟轟烈烈的「改革開放」運動。

在「經濟全球化」和「改革開放」的大好形勢下，我們的文人墨客——「主流精英」們，與時俱進，拿起了他們手中的筆普寫了他們的「革命」戰歌。他們對毛澤東的「閉關」、「自守」和「封建」、「專制」思想，以及毛澤東的「烏托邦」社會——社會主義進行了無情的批判。他們甚至公開的反對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運動，為四川大地主劉文彩平反昭雪——稱其是一個難得的慈善家和進步的「民營企業家」，大罵文學作品《半夜雞叫》的作者是對良民「周扒皮」的造謠和污衊。可以說我們的「主流精英」們在「改革開放」和「經濟全球化「的運動中，深深的出了一口長期被壓抑的惡氣，他們終於有機會完成和實施他們的「改革」與「開放」。

2001年12月11日，中國政府終於加入了我們期望已久的「經濟全球化」組織——世界貿易組織，成了自由世界的一名名符其實的，而又十分榮耀的WtO成員了。從此，我們「主流精英」再也沒有了姑娘當初的羞色，毫無顧忌的從封閉的閨房中走出來了，並張開自己的雙臂與西方赤裸裸的「經濟全球化」——「自由」、「開放」的普世價值觀緊緊的擁抱在一起。他們打著「改革開放」的旗號，踏著「包產到戶」 ——「企業承包」——「政企分開」——「減員增效」——「下崗分流」——「砸碎鐵飯碗」——「國退民進」——「招商引資」——「市場換技術」——「自由市場」的墊腳石，一步步的完全徹底的與西方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進行了「國際接軌」。

歷史似長河，往事也如煙。面對「主流精英」的反對毛澤東、反對社會主義的「改革」和「開放」言論，翻開「大東亞共榮」時期親日精英汪精衛先生當年的精典語錄：

1、 「須知數十年來，中國軍事經濟，在物質上著著落後，固不待言；即組織上亦幼稚不完善」；

2、「張悌說『吳亡之際，乃無一人死節，不亦辱乎？」。 「和呢？是會吃虧的，就老實承認吃虧，並且求於吃虧之後，有所抵償」；

3、「我對於覓得和平的意見，在會議里不知說過多少次，到廣州丟了、長沙燒了，我的意見更加堅決，更加期其實現」；

4、「余確信東亞聯盟運動之發展，將促使渝方抗日分子翻然覺悟，參加和平運動。蓋抗日派之理論為中日兩國絕對不能共存，東亞聯盟則證明中日兩國不但有共存之必要，並且有共存之可能，有此事實之證明，則抗日派之理論，自然消滅，而同歸於復興中國，復興東亞之一途。」

5、「渝方的將士已完全失掉東亞人的靈魂……我們從前欲將理論感動渝方，使之覺悟，促成全面和平，現在知道單是這樣決不夠的，我們必須在和平區內整理起一條東亞同志的陣線，使英美所嗾使的走狗，無所施其侵擾。」

6、「我們收拾時局要從大處著想。從遠處著想。這次中日條約的簽訂，不是計較一時的便利，不是計較一事的便宜，而是從中日兩國永久親睦，東亞永久和平著想。至於東北四省，本來是中國領土之一部分，然自九一八以至現在，已經十年了，在這十年中，事實之推移，是人所共見的」；

7、「中國對於滿洲，從前與日本抱著不同的見解，如今合中日滿三國都向著建設東亞新秩序的前途邁進，正所謂安則俱安，危則俱危，從前不同見解，一轉瞬間便為一致了」；

8、汪還宣稱日本的侵略戰爭「是中國生死存亡的戰爭，所有足以妨害決戰意志之昂揚，喪民族精神之振奮的，必須一一摧毀而廓清之」。

我們不難發事「主流精英」的言行與當年親日精英汪精衛先生的投降和賣國主義的言行，是多麼的相似。

時間如梭，光陰似箭。三十年的時間又過去了，我們的「主流精英」 在「經濟全球化」的「改革」和「開放」進程中，又取得了什麼舉世睹目的成就呢？翻開「主流精英」的記功薄，真正可以讓西方「自由」世界看得上眼和可以大加讚賞的有以下幾大件：

第一件，農民兄弟得解放。1981年農村農民實行「承包制」以後，中國農民終於脫離了毛澤東的社會主義——烏托邦，從此他們再也不是毛澤東的「烏托邦」社員了，他們真正的、完全的成了「自由社會」的社會成員了，他們的勞動力終於可以象農副產品一樣在「自由社會」的「自由市場」上進行自由的買賣了；

第二件，工人大哥得自由了。「國退民進」后，我們的工人老大哥也隨著國有經濟從市場上的全面退出，我們的工人老大哥終於也從繁忙的「領導」崗位上退居到了「二線」，他們也可以象農民兄弟一樣在「自由社會」和「自由市場」上，自由自在的出入和自由的進行買賣了；

第三件，「民營企業家」當家做主了。「國退民進」和「砸爛鐵飯碗」后，我們終於又有了自己的資本家——「民營企業家」了，他們依靠手中掌握的特殊「技術專利」使自己的身價成了百萬、千萬、億萬……，既是是國企的老總們也一個個身價千萬，他們個個成了名副其實的社會財富掌管者和新生「貧下中農」的衣食父母；

第四件，性自由的天堂和王國。在「精英」分子的「解放思想」和「笑貧不笑娼」的鼓動下，「性產業化」和「性商品化」在中國得到了前所未有的發展，「性商品」幾乎遍布城鄉每一個角落，成了有錢人一件十分暢銷的消費品。特別是2003年9月，我們的「友好鄰邦」日本國，３８０餘名日本人組團來到中國南方珠海「買春」，著實讓外國人喜笑顏開，毛澤東「封閉」和「落後」——「東亞病夫」的帽子終於被摘下了；

第五件，GDP的超級大國。在「經濟全球化「和「自由市場經濟」的驅動下，中國經濟的增長速度就象脫韁的野馬一路往上直飆，到2008年中國的GDP據說已經達到了300670億元美元居全世界第三，據說到2009年很有可能要超過日本國居全世界第二。雖說其代價是山河破碎和環境污染，以及八國聯軍的車馬橫行霸道。但是，只要也能象大清帝國一樣座上GDP的超級大國的頭把椅子，那也是一件十分榮耀的事；

第六件，外匯儲備超級大國。在「主流精英」崇拜美國和崇拜美元的思想推動下，為了滿足美國的需求，獲取更多的美金，我們「主流精英」們把商品、房地產、股票、銀行、優質國有企業和民族品牌……全部賣給了美國。據說在我們的2萬億美元的外匯儲備中，有1.5萬億元是「主流精英」們在上述這些交易中所取得的。面對巨額的外匯儲備我們的「主流精英」著實的讓全世界人民刮目相看，「超級外匯儲備大國」的桂冠也讓著實讓「主流精英」感到十分的興奮和衝動。

然而，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2007年8月，也就是「主流精英」著手隆重進行他們的「改革」和「開放」三十周年之際，我們的美利堅合眾國的「精英「們——資本家，卻不顧昔日「友好」經濟夥伴的情面，也不顧中國「主流精英」對西方「自由」世界作出的傑出貢獻，卻也在華爾街製造一場震驚全世界的「南京大屠殺「——美國次貸危機。

據報道，自2007年8月美國的次代危機發生到2008年7月，中國在這場經濟「大屠殺」中已經造成了1600億美元左右的損失，計人民幣10939億元，約相當於2007年GDP總量的1/24。但是，也有專業人士估計，隨著美國次貸危機的擴大，中國的2萬億美元的外匯儲備將所剩無幾，六十年積累的外匯儲備隨之將付之東流。

另，據官方統計日本帝國主義1931年發動的侵華戰爭，中國死傷人數３５００萬。按１９３７年的比值計算，日本侵略者給中國造成的直接經濟損失為１０００億美元，間接經濟損失為５０００億美元。 也就是說美國這次所謂的「次貸危機」的發生，它給中國帶來的損失，遠遠大於1931年日本帝國主義發動的對華侵略戰爭所造成的財產損失。

2009年5月28日

回復 16# huasendg

汪精衛是個大好人，它是土共早期的保護人，是現在糞青、糞老的好榜樣。它寫詩、講話的水平比現在五毛強多了。它為自己狡辯時臉皮的厚度比影帝厚多了。它給中國帶來的損失遠不如土共次貸中的損失。次貸的損失也遠不及中石油等土共中的王八蛋為中東恐怖分子進貢多。中石油這些王八蛋遠不及江朱等三代核心為全世界的恐怖事業投資多。

這就是傳說中的牲口圈嗎?

他娘的，這年頭真是黑白不分啊，連汪精衛這樣的大漢奸都有人給他翻案。你罵共產黨我不反對，但給汪精衛這個狗日的翻案，我看你腦袋進水了。招罵！

池淺王八多。當今之勢，鬼嚎狗吠。公然為漢奸招魂，顛倒是非，混淆視聽。汪精衛的私生活是否像狗眼裡看出來的一樣聖潔，人是不會知道的。但他投敵叛國是全國人民看得真真切切的。只要是人，不論他是共產黨還是國民黨，左派還是右派，對汪精會衛叛國都會咬牙切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