蘆笛 袁世凱告密之謎再探

時間: 14 11 2007 15:06   


袁世凱告密之謎再探


蘆笛


感謝凌華網友貼出了戴逸先生的學術論文，此文我在寫作《袁世凱》系列之前曾在網上找過，可怎麼也找不到了。凌先生貼出后，我將文中成句輸入古鉤，調出了原文，附在本文之後（凌先生轉貼的乃是被人簡化了的通俗版）。

戴文的主要結論是三點：

第一， 袁參加了康有為策劃的兵變密謀，但反對康提議的奔襲頤和園「圍園殺后」，建議改為閱兵時請皇帝馳入袁營（至於此後再幹什麼，是只殺榮祿，還是殺榮祿后揮師奔襲頤和園，戴先生沒有說明）。

第二， 慈禧太后發動政變在先，袁世凱告密在後。

第三， 袁告密乃是被動行為，是在得知慈禧發動政變之後擔憂密謀暴露，才趕快反戈一擊，主動彙報了守舊派並不知道的圍園殺后的密謀，因榮祿的力保而免罪。

第二點現在似乎已經是國內史學界共識，不必再討論。但其餘兩點我覺得都不能成立。

關於第一點，作者的論據是：

１） 袁本人是強學會的發起人之一，和康有為關係很好，還曾通過關係試圖替康有為打通關節，使康的上書能為皇帝看到。

這一點倒無可懷疑，但袁參加發起強學會時已經做官，而康當時不過是個布衣，不存在袁去巴結康的問題。作者也承認，「此後，康有為南下，袁世凱去天津練兵，沒有什麼交往。康有為再到北京，進行百日維新，袁世凱已是掌握兵權的高官，且袁在小站，不便與朝士們往來，故而也沒有多聯繫」。

２） 袁被越級提拔為候補侍郎乃是康竭力舉薦的結果。袁為此感激涕零，曾寫信給康有為表示感謝。據徐永年的證詞，康有為曾對他說：「袁極可用，吾已得其允據矣！乃於幾間取袁所上康書示仆，其書中極謝康之薦引拔擢，並雲『赴湯蹈火，亦所不辭』。康曰：『汝觀袁有如此語，尚不可用乎？』仆曰『袁可用矣』。」（畢永年：《詭謀直紀》）。據作者解釋，這就是袁「對維新派作出全力支持的承諾」。

這雖是畢永年的證詞，但原始證據乃是康向他出示的袁的去信。竊以為，康有為是偽造文書的老手，他出示的信函是否靠得住，只有天知道。據畢永年說，康試圖拉他下水參與暴亂，但他認為不可行。不能排除康為了誘騙他入伙而編造袁的信函，以增強他的必勝信念。

袁對被越級提拔是否真的感激涕零還是個疑問。當時新舊兩派勢成水火，在此敏感時期突然被皇帝越級提拔，肯定要招來失勢的守舊派的忌恨。袁精明過人，和新舊兩黨都保持良好關係，不至於看不出這點來。他在日記中說「自知非分，汗流浹背，立意疏辭」，連「汗流浹背」都用上了，可見他完全看出了隱藏的風險。他還特地列舉了「郭友琴等友」、「剛相國、王、裕兩尚書」等人作為他試圖力辭的證人。言之鑿鑿，涉及多人，不大可能是事後串通編造。實際上，他去找剛毅（守舊派首領之一）等人，很可能是去洗刷表白自己雖然蒙受維新黨人舉薦，但那並非他的本意，他並不想做那個官。

作者還引陳夔龍的話來證明袁急於向上爬：「袁熱中賦性，豈能鬱郁久居。其至友某太史入京，轉託某學士密保，冀可升一階，不意竟超擢以侍郎候補，舉朝驚駭。某學士以承筐菲薄，至索巨款補酬，輦轂之下，傳為笑話。」但作者自己也承認陳與袁素來不睦，這完全可能是官場中司空見慣的背後中傷詆毀，缺乏取證的可靠性。

即使是袁真的給康寫了那封感謝信，「赴湯蹈火在所不辭」也只是司空見慣的客套，一般都是在私事的意義上使用。將其斷為「對維新派作出全力支持的承諾」，甚至飛躍到認定精明過人的袁世凱看不出維新派面臨的險惡局勢來，主動承諾介入密謀，未免過於輕率。

３） 作者雖然不得不承認：「當然，袁世凱官位已高，不便和維新派公開來往」，但仍認為袁和維新派保持著私下來往，「聯繫人即是徐世昌」。

這完全是作者的武斷猜測，並無實證。除了徐世昌也是強學會發起人，參與過袁在天津接見康的學生徐致錄之外，作者對此重大猜測並未出示任何證據。

４）作者說：「八月初三日，當光緒帝的密詔帶到康有為那裡，語氣緊迫，有『朕位且不能保』的話，維新派的幾位核心人物聚在一起，捧詔痛哭，商議救光緒的辦法，其中竟有袁世凱的心腹徐世昌在內。「這是何等機密的大事，卻有袁世凱的心腹徐世昌參加，徐是袁的代表，如果不是袁已對維新派作出全力支持的承諾，維新派是不會讓徐世昌參加這一秘密活動的。」

此孤證出自康有為的證詞：

「（八月）初三日晨，暾谷（林旭）持密詔來，跪誦痛哭激昂，草密折謝恩並誓死救皇上，令暾谷持還繳命，並奏報於初四日起程出京，並開用官報關防。二十九日交楊銳帶出之密語，楊銳震恐，不知所為計。亦於是日由林暾谷交來，與復生（譚嗣同）跪讀痛哭，乃召卓如及二徐、幼博來（梁啟超、徐仁鑄、徐仁錄、康廣仁），經畫救上之策。袁幕府徐菊人亦來。吾乃相與痛哭以感動之，徐菊人亦哭，於是大眾痛哭不成聲．」（按：括弧內為作者原注）

作者據此認定：「康有為的《自編年譜》中言之鑿鑿，不容懷疑。」

其實近年研究已經證明不但所謂「衣帶詔」是康有為根據光緒於七月二十九日（西曆９月１５日）下給楊銳的密詔篡改捏造出來的，而且就連眾人聚集痛哭之事也是子虛烏有。

國內學者姜鳴指出：

１）按照軍機四章京的值班日程，楊銳與林旭一班，劉光第與譚嗣同一班。初三早上譚嗣同應當入宮處理公務，豈能參與聚讀密詔？

２）康捏造的假詔在初三還未偽造出來，林旭傳達的只能是真詔。就密詔內容而論，雖令人震驚，尚沒有理由抱頭痛哭。按正常邏輯，讀完密詔，他們應該去寫奏摺提建議。

３）康有為說徐世昌也在場，那他勢必得知密詔內容，知道皇帝沒有授權救援行動，必然會立即轉告袁世凱，使袁世凱對整個謀反計劃一目了然，後來大可在譚嗣同誘迫他殺榮祿時指出那完全是矯旨政變，也就可不背「欺君告密」的惡名了。問題在於，袁世凱當晚無法辨清密詔真偽，所以他猶豫，還同康黨虛與委蛇，甚至還要回天津與榮祿商量，這樣，徐世昌參與聚讀密詔自然難以令人信服（姜鳴：《天公不語對枯棋——晚清的政局和人物》，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6年1月版））。

這些駁斥都非常有力。還可以補充的是，如果徐世昌也捲入密謀，那事泄后就必然會遭到懲辦。據作者說，老袁是靠及時坦白得以立功贖罪的，那老徐又是靠什麼脫罪？好像從來沒聽說過老徐遇到什麼麻煩，而且官一度做得比老袁還大吧？難道慈禧就這麼面慈心軟，放過一個又一個參與策劃謀殺她本人的密謀者？

因此，不能不承認所謂徐世昌與聞密謀，完全是康有為的又一彌天大謊，然而作者竟然憑此孤證飛躍到如此斷然而嚴重的結論：

「維新派的核心人物跪誦密詔，相與痛哭，經畫救光緒的策略，這是何等機密的大事，卻有袁世凱的心腹徐世昌參加，徐是袁的代表，如果不是袁已對維新派作出全力支持的承諾，維新派是不會讓徐世昌參加這一秘密活動的。」

並進一步飛躍得出以下推論：

「維新派與徐世昌跪誦密詔，商量救光緒時，自然會談到殺榮祿、包圍頤和園、劫持太后的密謀，因為這是維新派既定的策劃。……他們請徐世昌一起看密詔，就是要說服徐同意進行兵變，圍園奪權，據康有為的說法『吾乃相與痛哭以感動之，徐菊人亦哭，於是大眾痛哭不成聲』。但是，實行兵變的關鍵人物是袁世凱，徐世昌不能決定這樣的大事，於是就有當夜譚嗣同夜訪法華寺，與袁世凱面談之舉。」

如此活躍的想象力，用於寫歷史小說倒是得其所哉，但用來寫學術論文就是搞笑了。奇怪的是，作者怎麼就不會問問自己：既然有徐作聯絡人，譚嗣同還何必找上門去？而且，既然袁與康關係那麼好，又作出了「全力支持維新派的承諾」，康為何不自己去找袁商量如此重大的密謀，而要讓既與袁素昧平生，又據說是不贊成圍園殺后密謀的譚嗣同前去？

既然徐世昌參與跪誦密詔純屬捏造，那麼康有為為何要捏造這神話？唯一的解釋就是為他的愚蠢冒險作事後洗刷，以表白他決定拉袁世凱下水是有充分根據的，不是他的愚蠢到不可思議的密謀害死了六君子，而是袁世凱背叛了他們的信任。

據此可知，作者的第一條結論，亦即袁參加了康有為策劃的兵變密謀，但反對康提議的奔襲頤和園「圍園殺后」，建議改為閱兵時請皇帝馳入袁營云云，礙難成立。

關於第三個結論，亦即袁告密乃是被動行為，是在得知慈禧發動政變之後擔憂密謀暴露，才趕快反戈一擊，坦白了守舊派並不知道的圍園殺后的密謀，因榮祿的力保而免罪，作者的論證如下：

１）袁初三即從譚那兒得知圍園殺后的密謀，明知慈禧處於危險中，卻不在初四找弈劻、剛毅等慈禧心腹報告，而是在初五返回天津。

這條我已經在《袁》系列中論述過了。譚矯詔給他的密令是誅榮祿后再奔襲北京，他不能不向頂頭上司兼他的暗殺對象榮祿彙報。此外，他雖然懷疑譚是矯詔，但初五請訓時他曾刺探過皇帝的態度，發現皇帝傾向於康譚的激進改革，所以畢竟吃不準譚說的到底有幾分是真話，因為夾在帝后之間而「反覆籌思，如痴如病」，豈能貿然去找后黨首領和盤托出？

至於所謂「慈禧處於危險中」云云，則是作者看多了武俠小說幻想出來的。連譚大俠本人都知道，沒有袁派兵圍住頤和園就殺不了慈禧：「我雇有好漢數十人，並電湖南招集多人，不日可到。去此老朽，在我而已，無須用公。但要公以二事：誅榮某圍頤和園耳。」只要袁不派兵圍住頤和園，殺了守園的禁軍，再放譚率領的好漢入內，就算譚找來的全是輕功非凡、高來高去的大俠，居於深宮被重重保護的慈禧也就絕對沒有危險可言，此乃人類常識，老袁豈有不知之理？

２）返回天津后他當晚見到榮祿想彙報，卻又被來客阻斷，要延宕到次日才跟榮祿彙報。

這一條我也覺得可疑，已經在那系列里講過了。我的猜測（只能是猜測，這就是我和作者的區別，他但凡作猜測時從不講明，如同敘述已知事實一般斬釘截鐵，前述「密謀的聯繫人是徐世昌」就是如此，甚至還繪聲繪色地描述了徐怎麼穿梭來往於康袁之間）是，因為事關重大，袁摸不清皇帝的真實意圖，夾在帝后之間左右為難，因此遲遲未能下定決心，直到初五晚間仍然如此。這雖然是缺乏直接證據的猜測，但可以確鑿地說，袁《戊戌日記》的這一疑點，可以解釋為他遲遲未下決心，但並不能證明他是在得知慈禧政變后才被動告密的，稍知邏輯思維的讀者都該明白這一點。

３）作者認為，《戊戌日記》的另一疑點是，「八月初六上午榮祿來訪，袁世凱和盤托出圍園殺太后之謀，按理榮祿應立即行動，馳京報信，兩個人『籌商良久，迄無善策』。商量的是什麼？聽袁世凱之言，似乎在商量如何保全光緒，當時處在危險中的是慈禧而非光緒，他們不是為處在危險境地的慈禧擔憂，卻在籌商保護光緒的辦法。榮祿同樣變成一個糊塗蛋，聽到這樣緊急的消息，並不馬上向北京報告，卻在那裡瞎操心光緒的安全，白白又耽擱了一整天，這豈不蹊蹺？」

看來作者真是無法擺脫武俠小說的影響了——哪有什麼必要「為處在危險境地的慈禧擔憂」？難為作者居然看不出來，這事的棘手處，是皇帝據說也捲入了密謀。作者據說是研究歷史的，卻竟然不知道在傳統社會中，兒子謀殺母親，哪怕是在平民之家，都是非同小可的「倫常慘變」，何況那兒子還是他們必須赤誠效忠的皇帝？兩人都知道這事如果密報給慈禧，光緒很可能被殺。那時他們就要被譴責為弒君兇手，正如孔子在《春秋》中不譴責真正的弒君兇手趙穿而譴責無辜的趙盾一般。輿論不敢公開譴責太后，但決不會放過這兩頭替罪羊。這就是兩人何以「籌商良久，迄無良策」，他們當然是為光緒擔憂，但那說到底還是為自己擔憂，因此進退兩難，商量不出個辦法來。這又有什麼好奇怪的？如果只是康譚謀反，那就絕對不會如此難辦了。老袁說得那麼明白：「此事與皇上毫無干涉，如累及上位，我惟有仰藥而死耳！」作者就是不懂，看來要現代學者明白傳統社會心理幾乎是不可能的事了。

４）作者引用兩段筆記小說，來證明袁世凱是在榮祿得知慈禧訓政的消息后嚴陣以待，才嚇得趕快乖乖坦白的。

第一段筆記小說是：

「戊戌政變，言人人殊。余據北洋幕府所聞，譚嗣同因西后干政，謀圍頤和園，說德宗賞袁世凱侍郎銜，欲令入衛。袁本強學會中人，可為己助。奉旨后入京謝恩，寓海淀旅店。嗣同夜訪之。出一德宗墨諭曰：『今日之事如不諾，則以手槍擊公，后我亦自盡』。袁云：『皇上之命，無不遵者。但向例皇帝必用硃諭，墨筆盡人可為，不能奉詔』。譚曰：『然則明晚即以硃諭來，不可爽約』。次日召見，德宗示以所命。袁極言母慈子孝為立國之本。退朝有某侍衛大臣拍其背曰：『好小子』。蓋西后遣人＠⑤之，而以為立言得體也。袁遂不敢返館，即赴津至督轅，則見榮祿已令衛兵夾道羅列，而自西后處來之楊莘伯崇伊已在座。袁乃跪求榮為作主。榮曰：『吾已奉懿旨入京，此座即以屬君』。送至車中，袁曰『今日之事，皇上處於危地，如皇上有他，世凱以死繼之，榮曰『皇上決無他，其餘臣子則不能保』。此數語皆袁所親告人者」。

這種荒誕不經的道聽途說，作者也竟然當成確鑿史料引用。對文中諸多觸目錯誤視而不見，單單把對自己有用的 「令衛兵夾道羅列，而自西后處來之楊莘伯崇伊已在座」那句話拎出來，當真是「量體裁衣」！史學考證竟然可以如此進行，令人大開眼界。

如果這段「史料」可靠，那麼，袁世凱初五請訓時，光緒確實下令讓他去發兵圍園殺后，而袁拒絕奉詔，「極言母慈子孝為立國之本」，而光緒似乎也未曾龍顏大怒，就這麼算了。退朝後，有某個西太後派來監視光緒的侍衛大臣覺得他應對得體，拍他的背贊道：「好小子！」

這算是什麼弱智神話？從光緒給楊銳的真正密詔可以看出，光緒根本就沒有發動兵變暗殺太后的計劃。就算真有，他何不讓譚帶著硃諭去秘密找袁，卻要光明正大地在袁請訓的正式場合中宣講，故意讓太後派來監視他的侍衛大臣聽見？

就連作者視為鋼鞭材料的「令衛兵夾道羅列，而自西后處來之楊莘伯崇伊已在座」那句話也難以成立。作者也承認，慈禧宣布訓政時並不知道弒后密謀，上諭要抓的只有康氏兄弟，罪名是「結黨營私，莠言亂政」，連光緒新近提拔的四章京都沒事。袁世凱並未捲入新黨（起碼是沒有公開捲入），不過是被皇帝越級提拔為候補侍郎而已。榮祿憑什麼猜疑他造反作亂，以致如臨大敵，「令衛兵夾道羅列」？而且，如《戊戌日記》表明的，慈禧宣布訓政的上諭是用電報向封疆大吏們通報的。楊崇伊走得再快，想來也快不過電報吧？由此可見其語之無稽。

另一段筆記小說更可笑：

「入見后，傳聞有旨以文忠（即榮祿）大逆不道，令赴津傳旨，即行正法。所有直督一缺，即以袁補授，並帶兵入京圍頤和園。袁謂天津尚有蘆台聶士成一軍，曾經百戰，兵數倍於新建陸軍，圍園之事，萬不敢辦。至傳旨將直督正法亦恐辦不到，或俟九月兩宮赴京閱操，相機進行。八月初三，袁探知朝局將變，惘惘回津，文忠佯作不知，迨其來謁，但言他事，絕不詢及朝政。袁請屏退左右，跪而言曰：『今日奉命而來，有一事萬不敢辦，亦不忍辦，惟有自請死。文忠笑謂究系何事，何匆遽之甚？袁袖出一紙呈閱，並觀文忠氣色行事。文忠閱竣，正色告曰：『大臣事君，雨露雷霆，無非恩澤。但承旨責在樞臣，行刑亦有菜市，我若有罪，甚願自首入京，束身司敗，豈能憑爾袖中片紙，便可欽此欽遵』。袁知事不諧，乃大哭失聲，長跪不起。文忠曰『君休矣，明日再談』。」

這一看就是陳夔龍吹捧他的老上司榮祿，詆毀其競爭對手袁世凱捏造出來的神話，完全是舊小說的濫套：光緒給袁下旨，讓他殺了榮祿，奪了他的直隸總督職位，帶兵入京圍頤和園。袁奉旨后回到天津，見到榮祿，不敢下手，只好把聖旨拿出來給榮祿看，指望榮祿乖乖自動授首，不料榮祿處變不驚，拒絕從命。袁知道無法殺他，只好大哭失聲，長跪求饒。

這神話甚至比第一段還要荒誕離奇：光緒下密旨殺榮祿本來就無可能，對此我已經充分論證過了，就算是可能，也決不會在聖旨上寫讓袁兵圍頤和園，而袁既然存了殺榮祿的心，也就絕對不會把寫了這種話的聖旨給榮祿看。這種神話本來連孩子都瞞不過去，然而我們的史學家卻當成史料鄭而重之地引用了！

最令人嘆為觀止的還是，明明這兩段傳奇的主旨完全不同，根本捏合不到一起去，而且連時間或地點都弄錯了，然而作者就是有那本事苦心孤詣地「量體裁衣」，無比牽強地把「吻合點」挑出來，用來證明他預設的結論！

因此，竊以為，作者的這兩段「論證」完全是搞笑，礙難成立。

其實，已知事實已足以證明袁世凱告密是主動的，乃在他和榮祿得知慈禧實行訓政之前。這事實作者其實也引用了：太后訓政后，「榮祿進京，袁世凱奉命護理直隸總督，其新建陸軍得賞銀四千兩」。如果袁不是如他所承認的那樣主動告密，而是在事發之後才嚇得說出來，那就絕對不會被提拔到負責拱衛京師的護理直隸總督的高位上去。須知謀殺太后乃是謀反大罪，在過去是要滅族的。慈禧只殺密謀者本人，已經是法外施恩了。但她絕不會寬大無邊到不懲罰一度參與密謀的罪人，榮祿再受寵信也不敢求這個情。就算是慈禧寬恕了袁，甚至不降他的官，也絕對要解除他的兵權，豈有反而提拔這個首鼠兩端、望風使舵的不可靠分子去接管直隸的兵權之理？直隸總督從來是關鍵職位，慈禧當初防範光緒的重要一著就是調心腹榮祿去任此職，說明她老謀深算，富有政治鬥爭經驗。袁世凱若非深得她的信任，她又豈會在剛剛發動政變后政局不穩之際，派他暫攝榮祿留下的職位？

總而言之，看了戴先生的論文，我原來的結論不變，那就是袁世凱在《戊戌日記》中說的基本是真話。該文發表於榮祿死後可以用其他原因解釋，並不能作為它是偽作的證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