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羅斯再次掀起了斯大林熱：民眾盼望鐵腕人物主政

俄國人為什麼懷念斯大林

　　2009年12月21日，莫斯科 Izmailovsky酒店。兩千多人把大堂擠得水泄不通，他們來到這裡紀念斯大林誕辰130周年。女歌手在軍樂伴奏下唱起愛國歌曲，舞台上方掛著斯大林的巨像。詩朗誦時，有人開始啜泣。

　　2009年8月底，莫斯科最繁忙的地鐵站之一庫爾斯卡亞地鐵站整修一新，入口大廳的牆上刻著一行大型鍍金標語：「斯大林培育我們對人民的忠誠。鼓舞我們去勞動、去立功！」這是前蘇聯國歌中的一句。另外一條標語是：「為了祖國！為了斯大林！」

　　2009年8月31日，莫斯科巴斯曼法庭受理了斯大林孫子葉夫根尼·朱加什維利對於《新報》的起訴，葉夫根尼·朱加什維利認為該報副刊4個月前刊發的一篇有關斯大林的文章不符合事實，文中「斯大林和肅反人員跟幾起首先針對本國人民的血案難脫干係」、「斯大林和聯共(布)政治局成員決定在1940年4-5 月間大規模槍決波蘭軍官」等論斷，嚴重損害了斯大林的聲譽。他要求《新報》刊登反駁文章，並向該報和文章作者分別索賠950萬和50萬盧布。

　　2004年12月21日，斯大林125周年誕辰之際，全俄未來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政治局委員亞歷山大·庫瓦耶夫說過一句意味深長的話：「現在俄羅斯正處於一種悲慘的狀態，所以俄羅斯需要一個新的斯大林。」

　　中國學者馬龍閃對於俄羅斯目前的這種「悲慘的狀態」，以及俄羅斯人對於政治強人的呼喚，做過如下精闢分析：

　　自蘇聯解體，波羅的海三國、中亞和外高加索各前加盟共和國獨立以後，俄羅斯的版圖銳減到17世紀初彼得一世時代的規模。它從此失去氣候溫暖的富裕的南方，用自由民主黨領袖日里諾夫斯基的話說，就是蘇聯解體又把俄國人趕入了冰凍的寒帶。

　　它不只失去大片國土，還丟失了1億多人口，失去了波羅的海沿岸的出海口和黑海一帶的天然良港。這使俄羅斯幾百年打開出海口的努力化為烏有。

　　1990至2000年10年間，俄羅斯國內生產總值、工農業生產規模下降一倍多，工廠、交通等設備過度老化，造成空中、地上、水下惡性事故不斷；工業化出現倒退，只能靠原材料和石油、天然氣出口來維持國家生存。正如多勃林科夫院士所說，如果現在的局勢一直持續下去，俄羅斯不僅會變為西方歐美髮達國家的原料附屬國，也會淪為快速發展的新興工業國──中國、韓國、馬來西亞的原料附屬國。俄國的農業也一直陷於滑坡狀態，國家越來越依靠糧食進口。

　　伴隨著經濟的貧困現實的，是俄羅斯日益嚴峻的社會問題。蘇聯時期的社會保障體系已然崩潰，貧富懸殊、兩極分化現象越來越嚴重，酗酒、吸毒和賣淫成為社會的毒瘤，據統計，目前俄國心理疾病患者總數已達400萬，流浪兒童達200至300萬。

　　一個曾經堅信自己的人民是最完美的公民、自己的國家世界第一併且肩負著拯救全人類使命的國度，一個曾經以偉大的衛國戰爭雪洗日俄戰爭慘敗恥辱的國度，一個曾經以自己的工業和軍事成就令世界嘆為觀止的國度，一個曾經佔據世界權力格局中令人驚悚的一極的超級大國，如今淪為前路蒼茫的二流國家，這無疑是俄國人心頭難以撫平的創痛。

　　俄羅斯如何走出歷史低谷？如何贏得昔日驕傲？

　　他們似乎有了答案，那就是：要有強有力的鐵腕人物，要有強大的國家權力。所以，俄羅斯人期盼強權、呼喚鐵腕，這成了近10年來發自大多數俄羅斯人心底的一個強大呼聲。

　　這，正是眼下俄羅斯「斯大林熱」的近乎集體無意識的心理動因。

　　　　斯大林和他的時代

　　這期間，斯大林發表了幾個令俄羅斯人永遠難忘的全國講話——

　　「同志們！公民們！兄弟姐妹們！我們的陸海軍戰士們！我的朋友們，我在向你們講話！

　　「這一群喪盡天良、毫無人格、充滿獸性的人恬不知恥地號召消滅偉大的俄羅斯民族，……德國侵略者想對蘇聯各族人民進行殲滅戰，他們就一定會得到殲滅戰！我們的任務就是把他們一個不剩地殲滅掉。決不留情！」

　　2009年8月底，莫斯科最繁忙的地鐵站之一庫爾斯卡亞地鐵站整修一新，入口大廳的牆上刻著一行大型鍍金標語：「斯大林培育我們對人民的忠誠。鼓舞我們去勞動、去立功！」這是前蘇聯國歌中的一句。另外一條新出現的標語是：「為了祖國！為了斯大林！」

　　自1956年赫魯曉夫對斯大林發起猛烈抨擊后，這些標語與其他讚頌性宣傳一道被清除，全國重要場所的斯大林雕像和畫像被拆除(只有斯大林的出生地喬治亞沒有這樣做)。現在，它們零零星星地回來了。

　　8月31日，莫斯科巴斯曼法庭受理了斯大林孫子葉夫根尼·朱加什維利起訴俄羅斯《新報》誹謗其祖父的案件。4個月前，《新報》副刊刊發了一篇題為《別里亞——有罪的任命》的文章。朱加什維利認為，文中所述內容不符合事實，「斯大林和肅反人員跟幾起首先針對本國人民的血案難脫干係」，「斯大林和聯共(布)政治局成員決定在1940年4-5月間大規模槍決波蘭軍官」等論斷，破壞了人們對斯大林的記憶，損害了他的聲譽。他要求刊登反駁文章，並向《新報》和文章作者分別索賠950萬和50萬盧布。

　　大約60年前，多數蘇聯人，以及中國、波蘭、德意志民主共和國、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亞、匈牙利、羅馬尼亞等社會主義國家的千百萬人民，都深信斯大林執掌的政權代表著一種理想的「沒有階級的社會」，是國家強盛、人民生活幸福的強有力保障。而在西方，從五六十年代起，約瑟夫·斯大林是以鼻煙壺裡飄出的魔鬼形象出現的。

　　1956年2月，赫魯曉夫在蘇共二十大作了秘密報告，揭開了斯大林在1930年代搞肅反擴大化、搞個人崇拜以及衛國戰爭初期因缺乏警惕造成巨大損失的內幕。這顆「原子彈」形成的衝擊波迅速輻射全世界。從那時起，包括俄國人在內，很少有人懷疑：斯大林時期給俄國和其他國家帶來了不可估量的災難。

　　他的政治對手托洛茨基，他的親密戰友米高揚、莫洛托夫、朱可夫，他女兒斯維特蘭娜……寫出了各自的回憶錄；政治學家、歷史學家舉著放大鏡在史料中搜尋；各種小道消息、民間傳說紛紛揚揚，這類書的銷量常常是嚴肅著作的幾十倍(其中一本名叫《斯大林情人的自白》，印數高達10萬冊)。

　　1991年8月，戈爾巴喬夫任蘇共總書記期間，蘇聯解體。這之後十多年，歷史的風向又有轉變。從西伯利亞傳來的消息似乎透著懷舊氣息：伏爾加格勒被改回其戰時的名字：斯大林格勒；俄羅斯人懷念斯大林時代的「穩定」和「秩序」——不僅兇殺、搶劫案稀少，連貪污盜竊事件也較少發生；夜深人靜時，走在偏僻巷道上不用擔心個人安全。這一切，無疑與俄國今天的不如人意密切相關：一個昔日的超級大國，分崩離析后令人心痛地出現了種種弊端：吸毒、賣淫、貧富分化……1990年代末，俄羅斯妓女總數為300萬人，其中每年有超過25萬人到國外從事賣淫。一位俄羅斯學者憤怒地說：「這樣的奇恥大辱，在我們國家的歷史上還沒有過！」

　　

　　改名為「鋼鐵」

　　南斯拉夫共產黨前主要領導人之一米洛凡·吉拉斯說，儘管有關斯大林的記載矛盾百出，他的形象仍然栩栩如生。

　　斯大林23歲入獄時的檔案中記著：他身高大約1米62，左腳第二三個趾頭聯趾。7歲那年得過天花，強健的體格幫他熬過那場大病，但臉上留下很深的麻子。上學時，他又得了敗血症，左臂感染。病癒后，左臂略短，肌肉有些萎縮。托洛茨基說，後來斯大林左手總戴一隻厚手套，即使在政治局會議上也是如此。

　　作為鐵托的代表，吉拉斯 1944年第一次見到斯大林時，發現他不像相片上或新聞里那樣威風凜凜：

　　他身材很矮小，體態不勻稱。他的軀體又短又窄，四肢過長。他的左臂和左肩看來有點不靈活。他有一個很大的肚子，頭髮稀少，但是還沒有完全禿頂。他的臉色白皙，兩頰帶紅。後來我知道，這是長期坐辦公室人的特徵，在蘇聯高級幹部中被稱為「克里姆林宮氣色」。他的牙齒是黑的，長得並不整齊，並且向里凹。他的頭是平民的、農民的、家長式的。他長著一對黃眼睛，帶點粗暴和狡猾。

　　代表美國總統羅斯福抵達莫斯科的哈里·霍普金斯記下了1941年7月30日與斯大林第一次見面的深刻印象：

　　他熱情地微笑，沒有一句多餘的話，沒有一個不必要的動作。就像是同一架各部件都配合得非常協調的、有智力的機器談話。他的提問清晰、簡明、直截了當。他的回答從容不迫，毫不含糊，不浪費一個音節。他很有幽默感，但笑聲瞬間即逝。

　　約瑟夫·斯大林1879年12月9日(俄歷，公曆為21日)出生在喬治亞古老的城鎮哥里(根據當地教堂出生登記冊，他生於1878年12月6日)，原名約瑟夫·維薩里昂諾維奇·朱加什維利。斯大林這個名字是成年後他自己改的，意思是鋼鐵。

　　他出身寒微，父親是個鞋匠，母親是農奴的女兒，父母都不識字。在公開場合，斯大林只提過父親一次。他說，作為一個鞋匠，父親不是一個真正的無產者，因為他仍有小資產階級思想。

　　之前的3個孩子都夭折了，母親葉卡捷琳娜把她全部的愛和心血給了索索 (或索塞羅，斯大林的愛稱)。她是一個標緻的紅頭髮女人，因為丈夫像許多喬治亞男人那樣把掙來的錢都買酒喝光，她不得不拚命幹活養家糊口。她洗衣服、烤麵包，收拾屋子，縫製衣服，讓索索吃飽穿暖，令他體格健壯、精力非凡。

　　10歲那年，他差點被父親送到製鞋廠學手藝而不是繼續在神學院上學。鞋匠對孩子的母親咆哮：「你想讓我的兒子當神父？休想！我是個鞋匠，我兒子將來也是個鞋匠！」又過了一年，鞋匠在一次酒後爭執中被人用刀子捅死了。

　　自15歲離開家，約瑟夫離喬治亞漸遠。他在俄羅斯生活、工作，成了俄羅斯人。葉卡捷琳娜到老也不了解兒子所取得的地位，她曾經搬進克里姆林宮住過一段時間，很快又回到老家喬治亞，住回那幢老房子，睡那張很窄的鐵床。孫兒孫女很少跟她來往。她去世前，斯大林去探望，她對兒子說：「真遺憾，你沒當上一個東正教神父！」

　　斯大林在一所東正教神學院受教育，頭兩年非常用功，後來因為偷看禁書挨過好幾次處罰。

　　他先是被喬治亞傳奇故事中的英雄們迷住了，尤其是卡茲別吉描寫的綠林好漢柯巴(無情的人)。青年時代，他管自己叫柯巴·斯大林。

　　他喜歡的俄羅斯作家是果戈里、謝德林、契訶夫以及托爾斯泰，他也讀巴爾扎克、雨果、薩克雷的作品，薩克雷的《名利場》給他留下深刻印象。他的書單里值得一提的還有：達爾文《人類的起源》，費爾巴哈《基督教的本質》，斯賓諾莎《倫理學》，門捷列夫《化學》等。多年以後，斯大林還常常提到它們。

　　1928年 11月，斯大林接見瞿秋白和張國燾時，眉飛色舞地講述他如何在32歲才得到《資本論》第一冊，並在警察環伺的境況下偷讀了那本聖書，接著花了好幾年時間熟讀馬恩著作，才懂得一點馬克思主義。

　　第一次讀到圖林(列寧筆名)的一些著作后，他向同學宣布：「我無論如何應當見到他。」1901年前後，他結識了一些有馬克思主義信念並與列寧有聯繫的工人，組成了「第比利斯領導小組」，除了印刷《火星報》，還創辦了喬治亞第一份革命報紙《鬥爭報》。

　　斯大林深信列寧是一個非凡的人物。1903年底，流放西伯利亞時，他第一次收到列寧的來信，起因是他向僑居國外的好友寫信稱讚列寧及其主張，而朋友將這封信轉給了列寧。

　　斯大林開始撰寫一些社論，如《俄國社會民主黨及其當前任務》。他早期的文章和演講都是以東正教禱文的韻體文寫的，這讓工人讀起來很親切；他後期的文風更加樸素和直截了當。他是第一個稱列寧為「山鷹」的人，也是最早使用「列寧思想」這個片語的人之一。直到去世前，他都稱自己為「列寧的學生」。一些俄國歷史學家試圖證明，斯大林確實是因為共同的理念走到列寧身邊，而非政治投機。

　　2009年元月去世的中央黨校姜長斌教授卻在大量鮮為人知的資料中發現了斯大林早期實踐活動中的一些問題，揭示了他早期理論觀點中的許多錯誤。姜長斌指出，斯大林早年即 1901-1907年對列寧是很敬重的，儘管他在一些重要問題上還吃不透列寧思想的實質。但從1908年開始，斯大林有了一些「理論功底」，再加上革命低潮帶來的困境，使他不像早期那麼敬仰列寧了。革命低潮時期，他表現出孤獨、猶豫動搖、悲觀失望。從1913年初到1917年3月，整整4年，斯大林沒有寫過一篇文章。姜長斌認為，這不是《斯大林全集》年表中因「警察更為嚴密的監視」造成的空白，深層原因是斯大林對列寧的革命理論和實踐曾經發生過動搖。

　　列寧非凡的演說才能是公認的。列夫·托洛茨基看重的是列寧的手勢、聲調、音色，斯大林卻被列寧演講中的邏輯吸引，他曾經分析過列寧就農民問題提出的口號 「妙在哪裡」。

　　1924年1月21日列寧逝世。兩年前抵達莫斯科的張國燾是惟一見過他的中共代表。張國燾在列寧學院留學時，有朋友告訴他，現在的莫斯科已今非昔比，斯大林支配著一切，與他抵觸即為異端。列寧在口授的兩封給蘇共十二大的信(也稱「列寧的遺囑」)里，寫了對斯大林很不利的評價，並建議把斯大林從總書記位置上調開，任命另一個「較為耐心、較為謙恭、較為禮貌、較能關心同志而較少任性」的人擔任。但經過高層6人小組的討論，這封信只在小範圍宣讀而繞開了十二次黨代會。斯大林的地位受到威脅，他提交了辭呈。但那些經他仔細挑選出來的中央委員，連同托洛茨基，一致投票不接受他的辭職。之後，他用了將近半年時間跟托洛茨基鬥爭。隨著列寧的逝世，托洛茨基在黨內地位急劇惡化，終於出局。

　　成立於20年代初的政治局，到 1924年4月，其成員只剩下斯大林一個人。他戰勝了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和布哈林，成為一個兩億多人口大國的至高無上者。

　　在他向最高權力邁進的過程中，有兩個特點令人印象深刻：克己和鎮靜。他能坐在角落裡，抽著煙斗，一動不動地聽一個激動的人說上一兩個鐘頭，只在提問時打破沉默。

　　

　　俄國傳統的一部分

　　從年輕時成為一名布爾什維克、一位職業革命家起，斯大林就鑽研馬克思列寧主義。在獻身這份事業的過程中，他產生了這樣的信念：他命中注定要領導俄國，他要使俄國安全、強大，他要創造一個新社會——為此作出怎樣的犧牲都不過分。

　　圍繞「在一國首先建成社會主義」的理想藍圖，他推行了一系列政策，開展了全國工業化和農村集體化運動，實施了一個又一個五年計劃，以及政治清洗運動—— 凡是反對他或懷疑這個歷史藍圖能夠實現的人都是他的敵人。在這個過程中，斯大林體制逐步形成。

　　「一國社會主義」是斯大林模式的理論基石，是在20年代聯共(布)黨內大論戰中提出和確立的。姜長斌教授指出，它作為一種政治口號，對調動人民群眾積極性起過重要作用，也使蘇聯的社會主義建設在異乎尋常的沉重代價下得以開展並取得了一些成就，但這套理論體系本身蘊含了一系列原則性的錯誤，決定了蘇聯從一開始就走上了歧路，最終導致了蘇聯解體和蘇共垮台。他認為，斯大林體制的形成不是偶然的，而是俄國歷史傳統和社會環境的產物。

　　英國歷史學家伊恩·格雷則說，斯大林統治中那些與西方格格不入的部分，根子就在俄國已經存在了幾百年的歷史和觀念，它們作為俄國傳統的一部分被斯大林接過來了。

　　這一傳統中最重要的包括：國家至高無上；君主是國家的化身，享有絕對權力，它能籠罩所有臣民的生命、財產和思想；自感易受傷害；層層保密，疑慮重重；優越感，以救世主自居。在伊凡雷帝統治時期到過俄國的西方遊客就已指出過這些特點，因此，他們認為俄國歷史有連續性，甚至是一成不變的。

　　歷代俄國人關心的首要問題是抵禦外來入侵，保家衛國。

　　公元9世紀，一些部落以基輔為中心，結成一個大公國，這就是最早的俄羅斯國家：基輔羅斯。它存在了大約 350年。俄羅斯人不斷面臨貝琴涅戈人、庫曼人、日爾曼人、立陶宛人和拉脫維亞人的劫掠。到了13世紀，成吉思汗的騎兵來了。之後200年裡，蒙古人的殘暴統治，大面積的酷刑、死刑在俄國歷史上留下了深深的烙印。

　　當西歐正在工商業、社會生活、藝術和科學諸領域蓬勃發展時，俄國人在跟韃靼人打仗，打了近300年。克里米亞汗國終於被征服，於1783年併入俄羅斯帝國。太平不到20年，拿破崙率兵入侵俄國。一場激戰之後，法國人佔領莫斯科，縱火焚燒了這座城市的一部分……所有俄國人都對他們歷史上發生過的悲劇記憶猶新。

　　一位17世紀到過俄羅斯的西方人寫道：「沒見過比俄羅斯人更尊崇大公的了，他們從小被教導崇敬沙皇，像崇敬上帝那樣。沙皇是一國之主、東正教領袖，是上帝在塵世的代表，不止受崇拜，還被賦予蒙古可汗的絕對權力，蒙古遺風有增無減。」沙皇的強權政治讓百姓遭了殃，但沒有人起來反抗。這種絕對忠順服從的傳統一直延續到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這個傳統也是將領袖神化以及斯大林大權獨攬的根源。

　　這種傳統里還有根深蒂固的大俄羅斯沙文主義。15世紀以來，領導和改造世界的救世主意識就深深印在俄國人的腦子裡。19世紀初，俄國著名歷史學家尼古拉·卡拉姆津寫道：「我們的祖先從未失去過這樣的信念，即信奉東正教的俄國人是最完美的公民，神聖俄羅斯是世界第一的國家。不妨稱它為幻覺，但它對於增強愛國主義精神和國民道德品質的作用是多麼大啊。」二戰時，俄國最終戰勝德國法西斯后宣稱，他們同時拯救了歐洲各國。

　　吉拉斯甚至從蘇聯人接待他的豪華專列里嗅到了這種「大國」氣息：車門上龐然的黃銅把手，牆上小題大做的沙皇時代的裝飾，還有廁所里高得讓兩條腿懸在空中晃來晃去的馬桶。

　　美國女記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在她1956年寫的《斯大林時代》里，就已指出斯大林在思想與行動、理論與實踐上的不匹配；理論界也曾認為斯大林最大的錯誤是「說一套，做一套」。姜長斌則說，不，斯大林所做的一切，跟他的理論是完全一致的；共產主義超階段發展、俄羅斯帝國的傳統影響、建立在國有制基礎上的行政指令性計劃經濟模式、大俄羅斯沙文主義、階級鬥爭尖銳化理論是造成斯大林體制弊端的主要原因。

　　斯大林去世后，斯大林主義仍有市場。俄羅斯學者德·安·沃爾科戈諾夫認為，斯大林主義是不成熟的社會主義的一種病態，是勞動者與他們依靠革命所取得的政權相異化的一種特殊形式，從而在政治、經濟、社會和精神領域造成種種嚴重後果。

　　

　　與世隔絕，高高在上

　　斯維特蘭娜·阿利盧耶娃在《僅僅一年》中提到家庭生活中的父親，「他和大家搞不來，喜怒無常。」

　　斯大林25歲第一次結婚，妻子葉卡捷琳娜是喬治亞人，這段婚姻持續了6年，直到1910年葉卡捷琳娜過早地去世。第二位妻子娜傑日達·阿利盧耶娃(納佳)在高加索長大，她將斯大林視為英雄時才16歲，是一個理想主義的漂亮姑娘，後來她成為同時代人中為實現社會主義理想而奮發工作的典型。在女兒的記憶里，母親「落落大方，渾身散發著香水的味道」。

　　從1918年結婚起，她伴隨斯大林經歷內戰、持續不斷的危機和權力鬥爭，被冷落在一邊。有一次，她隨斯大林參加招待會後不舒服，斯大林扶她睡下，並安慰了她，她忽然開口說：「原來你對我還算有一點愛情。」

　　1932年11月 8日晚，斯大林和夫人出席了一次宴會，他當眾對她說：「喂，來，你喝一杯！」阿利盧耶娃滴酒不沾並且討厭喝酒，丈夫的這種口氣讓她不安，繼而憤怒。她跳起來說：「我不是你的什麼『喂』！」然後尖叫著跑出了房間。莫洛托夫的夫人波琳娜跑出去安慰她。當天夜裡，她用哥哥帕維爾從柏林帶給她的小左輪手槍自殺，年僅31歲。

　　

這件事震動了斯大林，他不理解妻子為什麼要結束自己的生命。他問周圍的人：難道少陪她去幾次劇院真有那麼嚴重？

　　「在舉行遺體告別儀式時，他走近棺木站了一會兒。突然用雙手推開棺木，轉身走了，他甚至沒有去參加葬禮。」斯大林認為妻子是作為一個敵人離開他的，因此拒絕到新聖母公墓去看她的墳。他搬到克里姆林宮的另一套房間去住，直到1932年底都沒有在公共場合露過面。他把自己關在房間里，抽煙斗，沉默。十多年來，他傾心於事業、計劃、工作、權力、鬥爭，並以自己的方式愛著妻子，他沒想到會是這樣一個結果。

　　以後的20年斯大林一直單身。他後來將1929年春天兩個人心情愉快時的照片放大，掛在克里姆林宮的住宅和孔策沃別墅里。直到1948年，他才第一次跟女兒談起亡妻，斯維特蘭娜說，母親的死讓父親對周圍的人更加不信任。

　　斯大林的兒子瓦西里生於1921年，斯維特蘭娜生於1926年。斯大林與第一個妻子生的兒子雅可夫曾自殺未遂。1943年雅可夫被德軍俘虜，1945年被槍決。其間斯大林拒絕了德軍以雅可夫交換第六集團軍司令保盧斯的條件，他說：「作交易，我不幹！戰爭就是戰爭！」

　　瓦西里19歲成為空軍飛行員，25歲榮升將軍。衛國戰爭期間，他曾獲5枚戰鬥勳章。在許多人的記憶里，他是個酗酒成性的人。 1953年斯大林剛去世，32歲的瓦西里鋃鐺入獄，在單人牢房度過了8年。41歲時，他在流放地喀山死去。1999年，瓦西里被恢複名譽。

　　斯大林的個人生活是清教徒式的，稱得上無產階級領導人的楷模。他在貧困中長大，在教會學校學會節儉，愛好簡單，除妻子外，不跟任何女人打交道。工作是他生活中最重要的事情。

　　他不注意形象，長時間穿著夏天那件亞麻布軍裝，服務人員要動些腦筋才能在換季時讓他改穿毛料軍裝。他的一件呢大衣穿了15年，還有一件著名的圖魯漢斯克皮襖，面子是鹿皮，裡子是松鼠皮，警衛員說「大概穿了一百年了」，一直穿到去世。

　　在人生最後25 年裡，他沒有進過一次商店，沒有花過一個盧布。他最後留下的一張存摺里有900盧布，相當於當時一個熟練工人半個月的工資。

　　他周圍滿是阿諛奉承、唯唯諾諾、歌功頌德之人，他們加深了他在人群中的孤立。他早就喪失了處理真正的人與人的關係和真正感情的能力。他很少想到子女，也不願意看到孫子們，其中有一半他完全不認識。

　　他在寂靜的辦公室里抽煙斗、思考，在各種文件上簽字。通常他向辦公室的一方走20步，再朝另一方向走 20步，一個決定便作出了。在他70歲時，女兒意識到「他是如此與世隔絕，如此高高在上，好像生活在真空里一樣，沒有能跟他談點兒什麼的人」。

　　他所愛的、能部分填補他的空虛的人，是他的女兒。他對女兒的初戀、志業、第一次婚姻都表示反對。斯維特蘭娜1967年去美國后，出版了兩本重要的書：《給友人的二十封信》和《僅僅一年》，後者被看成是對父親的背叛。出版商慷慨地付給她150萬美金

　　　衛國戰爭

　　1941年6月21-22日是蘇聯最難忘的兩天。那兩天，德國軍隊突破了蘇聯邊境，之後五六天，德軍深入蘇聯國土150-200公里。

　　斯大林在凌晨八方告急中的第一反應是震驚。赫魯曉夫在回憶錄中說，當一個個紅軍失敗、潰退、城市陷落的消息傳到斯大林那兒，他崩潰了，陷入絕望，悲嘆「列寧創造的一切，我們都丟光了」。但朱可夫在回憶錄中說，在一切似乎都丟光的關鍵日子裡，斯大林的指揮比任何時候都堅定。

　　一個統帥大本營和一個國防委員會很快建立起來，鐵木辛是名義上的總司令，斯大林是事實上的總司令。他下令工業向東轉移，其中包括1360多個軍械廠，到了第二年軍火短缺的季節，這些工廠迅速恢復了生產。

　　這期間，斯大林發表了幾個令俄羅斯人永遠難忘的全國講話——

　　「同志們！公民們！兄弟姐妹們！我們的陸海軍戰士們！我的朋友們，我在向你們講話！」他通常這樣開頭，沒有華麗詞藻，姿態是朋友和領袖，描述了所處的困境，每個字句都迸發出不可動搖的決心。

　　「這一群喪盡天良、毫無人格、充滿獸性的人恬不知恥地號召消滅偉大的俄羅斯民族，消滅普列漢諾夫和列寧、別林斯基和車爾尼雪夫斯基、普希金和托爾斯泰、格林卡和柴科夫斯基、高爾基和契訶夫、謝切諾夫和巴甫洛夫、列賓和蘇利科夫、蘇沃洛夫和庫圖佐夫的民族！德國侵略者想對蘇聯各族人民進行殲滅戰，他們就一定會得到殲滅戰！我們的任務就是把他們一個不剩地殲滅掉。決不留情！」

　　這些充滿鬥志的話「喚醒了人民的民族自尊心和頑強的俄羅斯天性」，特別是在武裝部隊中「喚起了巨大熱情」，一位將軍寫道：「我們一下子感到強大了許多。」

　　蘇德開戰，本在英國首相丘吉爾預料之中，英國很快向蘇軍輸送軍火物資。但斯大林堅持要求在歐洲大陸開闢第二戰場。丘吉爾回信說，這是不現實的。當時的情形是，俄軍孤軍奮戰，在各條戰線上損失慘重，丘吉爾和羅斯福一直在觀望。

　　1941年的冬季幫了大忙：德軍已現疲態，對俄國嚴酷的冬季完全缺乏準備。此時英美的部分支持加入進來，南斯拉夫游擊隊也在跟德軍作戰。

　　莫斯科會戰是個史詩般的事件。蘇聯投入作戰的有200多萬軍隊、2500輛坦克、1800架飛機和25000門火炮。儘管裝備嚴重不足，儘管傷亡慘重，蘇聯紅軍在斯大林「蘇維埃戰士們！不準後退一步！」的命令下，還是能發動有效的反攻，德軍不可戰勝的神話終於被打破。

　　戰爭的殘酷遠遠超出想象。一次戰役后，俄軍司令官科涅夫微笑著告訴別人：英勇的哥薩克騎兵把那些舉手投降的德國士兵的手都砍掉了。

　　伏特加也助俄國人一臂之力。芬蘭戰役時，日丹諾夫向斯大林建議批准每天給每個士兵100克伏特加。從那時起，紅軍保持了這一慣例，並在進攻前分量加倍，以便讓士兵們「覺得更加舒暢」。

　　戰爭也訓練出一批年輕的、生機勃勃的指揮員。但最高統帥常常一有失策失利就被斯大林免職，隨著他情緒的平定，又會重新任命一個新職。

　　斯大林直接關心武器研製。到1943年，俄國人改進了的重型坦克、火箭炮、飛機、步槍和機槍都比以往更有威力，這些優越性得到了德國軍官的承認。

　　「他接過一個扶木犁的窮國，卻留下了一個擁有核武器的強國。」這是丘吉爾對斯大林的評價。

　　1942 年5月24日是作家肖洛霍夫的生日，當天他突然受邀與斯大林共進晚餐。最後，斯大林說，《靜靜的頓河》值得稱讚，而現在仗打得十分艱苦，他希望作家能鮮明地刻畫戰爭——既有英雄的士兵，又有天才的統帥。

　與南斯拉夫的摩擦

　　這期間，斯大林跟南斯拉夫領導人發生過一次摩擦。起因是南斯拉夫當局收到了公民對蘇聯紅軍——當時他們經過南斯拉夫東北角對德作戰——一些不法行為的控拆。

　　問題的提出引起斯大林的強烈反彈。斯大林在講到蘇聯紅軍所受的苦難和奮戰幾千公里的艱苦卓絕時哭了起來，叫嚷道：「吉拉斯自己還是個作家，難道不懂什麼叫人的痛苦和情感嗎？一個在鮮血、戰火和死亡中橫掃幾千公里的士兵，同婦女開開心或者拿點小東西，難道他不能理解嗎？」等到再次與吉拉斯會面，他以和解的姿態說：「想必你也是讀過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的，你難道不了解人的心靈、人的精神是多麼複雜的東西？」他提議吉拉斯為蘇聯紅軍乾杯。

　　1961年，吉拉斯在貝爾格萊德回溯這段歷史，心情頗不平靜：「兩國的革命和兩國政府，雖然建立在同樣的意識形態上，但一經接觸卻不能不發生摩擦。這是在一種排他和封閉著的思想體系中必然發生的。」

　　摩擦也發生在延安與莫斯科之間。斯大林過70歲生日，毛澤東第一次有機會去莫斯科，見到斯大林第一句話是：「我是長期受打擊排擠的人，有話無處說……」這種打擊和排擠，當然來自莫斯科。那次祝壽，斯大林在訂立新約問題上出爾反爾，又一次令毛澤東受到挫折。無論毛澤東、周恩來當時如何努力，始終沒有爭取到中蘇之間的平等。

　　吉拉斯在第一次與斯大林會面前無疑是滿心景仰、誠惶誠恐的：「斯大林不只是一位作戰領袖，他是一種思想的化身，是全世界共產黨人心中被美化了的純潔的理想，是絕對正確、十全十美的。斯大林就是今天的戰爭勝利和明天的人類大同。」幾千公里之外，毛澤東說：「我們中國共產黨的每一個人，都是斯大林的學生。」他曾向季米特洛夫保證：斯大林在延安受到普遍愛戴。

　1937年，毛澤東把剛剛找到的15歲長子送到蘇聯。毛岸英在莫斯科度過了整整9年，親歷了衛國戰爭。20歲時，他寫信給斯大林要求參戰，獲准入伍。 1945年5月，他隨蘇聯紅軍打到柏林。斯大林很快接見了他，並贈送他一支精緻的手槍。

　　當時的斯大林，在地球六分之一的土地上擁有絕對權力。1949年年中，愛新覺羅·溥儀在「呈斯大林元帥」的信中，再次提出居留蘇聯的願望。這位偽滿洲國的皇帝說：「我現在認識到，蘇聯是世界上真正民主和最先進的國家，是弱小民族和被壓迫民族的指路明燈……」

　　斯大林也深信自己的國家正在各方面顯示出優越性。他走過金碧輝煌的大廳，人們自動讓出一條道，他在公開場合說的每句話，都有人記錄，所有人都用崇敬的目光注視著他。他的元帥們渾身掛滿了勳章。

　　然而，他的人民沒有享福。豪華專列里，穿著簡陋、工資微薄的乘務長在他的車室里擺了一個雞籠，罩著一隻下蛋的母雞。「有什麼法子呢，同志們。生活不好過啊！」

　　不好過的日子從戰時一直延續到戰後。集體農莊里到處可見浮腫的人，人們從貓、狗、豬食吃到瘟雞、死馬。1945年，在烏列托夫斯克區，所有的濱藜、蕁麻、冰草根都被吃光了；一個名叫傑米堅科的婦女在絕望中殺死了一歲半的小女兒，以她的肉來救其餘孩子的命。

　　　為了爭取盟軍援助

　　斯大林的鐵腕也表現在面對丘吉爾、羅斯福、戴高樂時，不止一次地直接表達失望、惱怒和不滿。在捍衛國家利益這一點上，他硬得像塊石頭。

　　丘吉爾在他1953年獲諾貝爾文學獎的6卷本大著《二戰回憶錄》里，記述了兩位小個子巨人亦友亦敵的交往。兩人書信往來始於1940年7月1日，德軍入侵法國之際；兩人第一次見面是1942年8月12日，長達4小時：一個是生於寒門的「無情的人」，一個是馬爾博羅公爵後裔，一個無產階級，一個資產階級；這次會晤極富戲劇性，既有激烈舌戰，也有「熱情的同志般的情誼」。

　　兩天後，丘吉爾即將告別之際，斯大林請他到自己家裡喝點酒，並介紹了女兒。「他目光炯炯地看著我，似乎在說，你看，我們布爾什維克也是有家庭生活的。」

　　但事實上，斯大林沒有什麼家庭生活。戰爭令他過度勞累和緊張，而且脾氣很壞。期間他向愛上電影製片人的女兒大聲咆哮，並第一次打了她。兩記耳光讓父女兩人幾個月互不見面。那位電影製片人後來被判5年徒刑。

　　1941年12月7日，日軍偷襲珍珠港，重創美國太平洋艦隊，德國向美國宣戰，美國正式參戰。丘吉爾設想的英、美、蘇三國的偉大聯盟終於實現。

　　為了爭取盟軍援助，斯大林不惜解散共產國際。

　　共產國際曾為中國共產黨提供長期的財政援助。據王凡西回憶：「當我在黨內工作時，黨的主要支出，據說是靠列寧格勒黨員的全部黨費。」陳獨秀在「三大」上也說：「黨的經費，幾乎完全是從共產國際領來的。」據楊奎松教授的研究，1921年10月到1922年6月，中共得到國際協款16655元；此後逐年增加，到1927 年，僅用於特別事件的「特別費」就達幾十萬元。

　　但因為戰時蘇聯的急迫需要，這個十月革命后想用鮮紅旗幟鋪滿全球的國際勞動者組織，這個讓英美許多著名科學家、文化人長期心甘情願為蘇聯作地下情報工作的、代表著人類光明遠景的組織，在1943年春天自行解散了。

　　同盟國的關係在「三巨頭」德黑蘭會晤時達到頂點。丘吉爾估計，斯大林會同意「在荒無人煙的地方，支三個帳篷，在沒有危險和與世隔絕的情況下會晤」，結果斯大林選擇了伊朗首都德黑蘭。

　　這是不喜歡出門的斯大林平生頭一次也是惟一一次坐飛機。旅途中，因為飛越群山上空，飛機好幾次穿過氣流，斯大林抓住安樂椅的扶手，面有懼色，好不容易才緩過勁來。兩年後三巨頭再次會晤，斯大林決定乘專列去柏林——專列配有裝甲車廂、警衛隊和護送車。

　　1944年6月某晚9點，吉拉斯突然被召進克里姆林宮與斯大林共進晚餐。當天晚上，斯大林收到丘吉爾發來的電報，通知盟軍將在次日登陸法國。

　　「是的，如果沒有霧的話，會登陸的。直到現在，總有點什麼事情妨礙著它。我猜想明天又該有些別的什麼了。說不定他們會碰上一些德國人！那怎麼辦呢？也許就不登陸了，但還是照例作出保證。」在吉拉斯看來，斯大林是在嘲笑以前幾次推遲的理由。斯大林認為，盟國只打算等到德國及其武裝力量確實岌岌可危時才在歐洲採取行動。

　　1944年6月6日，由蒙哥馬利將軍指揮的盟軍36個師、288萬人在諾曼底登陸，行動代號「霸王」。

　　戰爭形勢在1945年4-5月間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4月30日，希特勒自殺。5月8日，德國正式簽署了無條件投降書。

　　偉大的勝利讓斯大林成了全世界的英雄、人間的神。他的案頭堆滿了各國政要發來的賀電。在分享勝利果實的波茨坦會議上，丘吉爾和杜魯門也不得不讓他三分，「不得不長時間地等待他的到來」。幾十年後，人們才估算出勝利的代價：德軍每死亡1人，蘇聯死亡3.2人。

　　表面上握手言歡，互贈禮物，但在內心深處，斯大林與西方領導人仍然有著根本的分歧。他認為西方那套人道主義是虛偽的，他也不同意把戰爭與和平機械地分開，他一生都認為俄國始終處在戰爭狀態，一如蘇維埃革命是「無間斷的革命」。他曾經認真研讀過馬基雅維里的《君王論》，後者主張政策、行為應該跟基督教道義分開考慮，斯大林接受了這一觀點。

　　從1941年6月到1944年5月間，德國人在俄國俘虜了516萬人，其中375萬多人因大屠殺、飢餓和寒冷死去——他們被圈在露天中，沒有任何遮蔽，沒有食物。只有105.3萬人倖存下來。

　　斯大林對倖存者採取了嚴厲措施：這些人必須接受訊問，解釋為什麼自己沒有戰鬥到死反被俘虜。他們通常被送往勞改營，他們的家屬也會受到監禁兩年的懲罰。

　　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歷史所馬龍閃教授在接受本刊採訪時說，根據俄羅斯科學院院士、通史研究所所長阿·奧·丘巴利揚提供的研究報告：衛國戰爭期間投敵變節、直接在德武裝部隊中服役的有70萬到100萬蘇聯公民；被俘蘇聯軍人的一部分被編入德寇警務部隊中服役的，在敵占區為德寇地方行政機關服務的蘇聯公民，達20萬到30萬人。

　　當時，甚至出現過整整一個師的紅軍集體投降的事件。德國人將這些附敵者組編成9個師協同德軍作戰，這9個師包括：西烏克蘭1個師、波羅的海地區3個師、白俄羅斯1個師、弗拉索夫指揮的兩個師，以及由哥薩克人組成的兩個師。所以，斯大林認為只有跟蘇聯政府持不同政見者才能活下來，並有可能被敵人威逼利誘來反對蘇俄。

　　俄羅斯史學家認為，戰爭中的附敵變節本是常態，但出現如此規模的「俄奸」恐怕不得不追溯到30年代的「強制集體化」、「驅趕富農」、「強迫征糧和大飢荒」，不得不追溯到斯大林體制的影響。

　　

　　一生誰都信不過

　　斯大林一生都處在激烈的爭權鬥爭的中心，他對誰都信不過。

　　因為時刻可能發生的暗殺，他時刻戒備森嚴。他在克里姆林宮和孔策沃別墅之間往返時，5輛黑色轎車高速駛過市區，所經之處交通必須封鎖。司機們經常互相超車，改變車隊次序。車窗上都掛著窗帘，誰也不知道哪輛車上坐著斯大林。

　　他的別墅有複雜的保安措施，包括探照燈。他去南方旅行等同於軍事演習。女兒曾經與他同乘一輛專列，車上的警衛將他包圍，每到一個車站都戒嚴。停車時，斯大林下車在月台上散步，也跟機車人員聊天，並且總是咒罵那些給他設置障礙的將校衛士們。維斯特蘭娜寫道：「這是制度，在這一制度里，他像一個囚徒，看不見人，孤獨和空虛使他窒息。」

　　他晚年患高血壓卻不允許醫生接近他，而是「服用一些不三不四的偏方」。他惟一的社交是在別墅的晚宴，也是工作晚餐，參加者是一些尚未失寵的老同僚：莫洛托夫，一個把斯大林的指令看得比黨章更重要的人；貝利亞，臉色白里透青，帶著尖刻、自滿和某種小職員式的小心翼翼，在30年代肅反中不遺餘力，他的秘書經常去落實他看上的女人，但是他聽肖斯塔科維奇的音樂時會流淚；赫魯曉夫，一個結實、矮胖、狼吞虎咽、精力無限的烏克蘭人；日丹諾夫，政治局裡公認的知識分子……

　　這種會餐後來變成大吃大喝、追憶往事和大開玩笑。這種時候斯大林才有局部的舒暢。他常常回憶戰爭，懷念那些宏大的戰役。但偶爾加入者，看到的卻是一個有點貪吃、時不時流露農民本色的小老頭。

　　

晚年的斯大林愈發偏執易怒。女兒回憶說，有時候，他用力把電話機往牆上扔，用髒話大罵助手或交談者。她寫道：「許多人以為把他說成一個肉體上粗暴的怪物就很貼切了，其實他是一個精神上、道德上的怪物……」

　　他最後一次出現在黨代會上是1952年10月，頭髮花白，體力衰退，顯得那樣孤獨。

　　也許正因為晚年斯大林陷入斯維特蘭娜所說的那種孤獨和空虛，1946年起，一場意識形態範疇的「新一輪肅反」開始了。詩人阿赫瑪托娃、作家左琴科、以肖斯塔科維奇為首的音樂家以及魏斯曼—摩爾根生物遺傳學派學者等一大批人倒了霉。

　　1953年2月，因為嗅到了清洗猶太人的氣味，記者兼作家愛倫堡拒絕了斯大林的要求——在《致〈真理報〉的公開信》上簽名。他開始在家中等著被逮捕。但幾天後，他的命運改變了，不然他不可能在7年後寫出《人·歲月·生活》。

　　1953年3月1日晚，值班警衛斯塔羅斯壯膽走進了一整天沒動靜的斯大林的卧室，發現他穿著襯衣和睡褲躺在地板上，勉強能抬手，但一句話也不能說了。他身邊，放著一張《真理報》。

　　10小時之後，醫生才獲准進入，診斷為腦溢血。世界上最強有力的人物因為自己制定的那一套官僚主義的規定和禁令，沒有得到及時救治。

　　搶救進行到3月5日。斯大林一度恢復了知覺。當護士用湯匙喂他水喝時，他用手指了指牆上一幅放大的照片，那是一個小姑娘正在喂一頭小羊羔。他在打趣自己的處境。

　　他臨終前做了一個被不同人作出不同解讀的手勢。最後，那隻手無力地落下。照料了他近20年的女管家伊斯托米娜跪在地上，把頭貼在已經咽氣的主人胸口，村婦一樣號啕大哭。服務員和警衛員排成單列進來向主人告別——這是一種俄國式的告別。對所有服侍過他的人，他都體貼入微，和藹可親，只有將軍和當官的才會挨罵。

　　人們發現，他沒有什麼衣服可以穿著安葬。打開衣櫥，一共只有兩套元帥服和兩套便服，其中黑色那套是毛澤東來訪時強迫他專門縫製的，一次也沒穿過。一套元帥服上衣很臟，布滿油漬，另一套上衣脫了線。最後，斯大林躺在棺材里，穿著舊的、還過得去的元帥服：袖子縫好了，上衣洗刷得很乾凈。

　　3月6日凌晨，莫斯科電台播報了斯大林去世的消息。許多人擁到紅場，在那裡默默哭泣。傍晚時，克里姆林宮外等著向遺體告別的人排了有10英里長，他們挨個兒緩慢地從棺材旁邊走過，向國父告別。家家戶戶的門窗掛上紅旗，懸上黑紗。甚至勞改營里的男男女女，也有悲痛之聲。許多人覺得：天要塌下來了。

　　有一次，吉拉斯和斯大林會面后經過大街，看到了北極光。「每年這個時候，北極光會射到莫斯科，一切東西都呈現紫色並微微發亮。那是一個異常美麗的世界，但不真實。」

　　(參考斯維特蘭娜·阿利盧耶娃《給友人的二十封信》、《僅僅一年》，伊恩·格雷《斯大林——歷史人物》，德·安·沃爾科戈諾夫《斯大林：勝利與悲劇》，尤·瓦·葉梅利亞諾夫《斯大林：未經修改的檔案》，米洛凡·傑拉斯《同斯大林的談話》，安德烈·蘇霍姆利諾夫《斯大林的兒子瓦西里》，姜長斌《斯大林政治評傳》，楊奎松《毛澤東與莫斯科的恩恩怨怨》以及馬龍閃教授提供的資料)

　　

　　當他們談論斯大林時，談論些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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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年 12月21日，冬至，莫斯科Izmailovsky酒店。超過2000人把大堂擠得水泄不通，他們來到這裡紀念斯大林誕辰130周年。著名女歌手在軍樂伴奏下唱起愛國歌曲，舞台上方掛著斯大林的巨像，他身著軍服，威嚴地看著台下。詩朗誦時，有人開始啜泣……

　　「也許比這場面更加科幻的是，」美國《時代》周刊寫道，「斯大林在俄羅斯復活的高支持率。」俄羅斯公共輿論研究中心的調查顯示，54%的俄羅斯人高度評價斯大林的領袖素質，而那些認為自己之前對斯大林的評價是「錯誤的」的人數比例則上升至35%。

　　類似「斯大林重獲俄羅斯人青睞」的新聞近兩三年並不鮮見。2008 年，在「誰是俄羅斯最偉大歷史人物」的民意測驗中，斯大林位列第三，僅次於亞歷山大·涅夫斯基(13世紀擊退歐洲入侵者的俄羅斯王公)和斯托雷平(帝俄末期改革家)。最新的消息是，俄羅斯一家飲料商把斯大林請上了自己的產品商標。

　　　　「俄羅斯人對斯大林的看法是大相徑庭的」

　　牛津大學博士候選人Harun Yilmaz是一位斯大林研究者，自1999年起便在前蘇聯地區生活，「在俄羅斯，確實有不少人懷念斯大林，」他告訴本刊記者，「首先是俄羅斯民族主義者。他們有一種混合了布爾什維克主義和俄羅斯民族主義的奇怪意識形態，他們把斯大林視作俄羅斯民族的領袖，而他其實是喬治亞人和國際共運的領袖。另一個力挺斯大林的群體則人數很少，他們被稱為『斯大林主義者』，他們拒絕以客觀的視角重新看待斯大林時代。」

　　「(怎麼看斯大林)和年齡有關吧。」塔斯社北京分社社長基里洛夫說，「那些年齡大的『老戰士』對他很積極，但50年代以後出生的人多持批評態度，因為他們有更深的了解。」基里洛夫生於 1955年，父親是軍人，母親是教師，在父輩的講述中，斯大林時代「生活非常幸福，民族精神很高，沒什麼民族矛盾」。不過，基里洛夫知道，他們家族的一位親戚曾在政治運動中受到牽連。更重要的是，在他成長的赫魯曉夫與勃列日涅夫時期，已經有機會聽到不同的聲音。

　　幾乎與基里洛夫同齡的北京手遞手公司總經理尤里·宜劉新畢業於莫斯科大學，他記得畢業前他就和同學讀到了索爾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島》，「社會怎麼一回事，死了多少人，我們非常清楚。」所以，他認為「誰是俄羅斯最偉大歷史人物」的調查結果非常奇怪，「他們不懂歷史，人人都喜歡有實力，但一部分人分不清好的實力與壞的實力。」

　　基里洛夫說，俄羅斯人對斯大林的看法是大相徑庭的：有人視他為黨和國家的偉大領導，沒有他，列寧思想不會發展，他在經濟和反法西斯上貢獻巨大；有人則指責他是獨裁者，剝削農民，壓迫社會。如果說有共識的話，那就是，大家都會承認「斯大林是一個大人物，對歷史發展有著巨大影響，不管這種影響是好是壞」。

　　「俄共的支持者在變老，當然共產黨以外也有很多人喜歡斯大林，」基里諾夫解釋說，「他們會和現在對比，說斯大林個人不腐敗，國家補貼住房，而且生活很穩定。」

　　Harun不同意給斯大林時代貼上「穩定」的標籤，「在第一個五年計劃時期，有超過2000萬民眾從農村『被遷徙』到城市；在大清洗時期，每個地區都有揪出人民公敵的任務量，按月完成；1936年到1938年，恐怖局面得到緩解，但是清洗一直延續到1941年；還有人說，在斯大林晚年，他還計劃著發動新一輪清洗……所以，我不覺得這樣的日子是穩定的。」

　　　　「其實他們回憶的是勃列日涅夫時期」

　　今天的俄羅斯人多數未曾經歷過斯大林時期，但他們中的大部分都曾在勃列日涅夫時期生活過。「那些臉上掛著笑容說起『斯大林時代』的人，其實他們回憶的是勃列日涅夫時期，」Harun提醒說，「那個時代的生活記憶與有著斯大林高大形象的宣傳畫面相混合，造成一種模糊的圖景。」

　　「想象你是一位紅軍將領，在社會上頗受尊敬，可以去特供商店購買一般人買不到的商品，有一輛黑色伏爾加，你認為這是全世界最好的車，你還可以去黑海之濱度假。突然之間，你發現自己一無所有，而且已經40歲了，你發現自己再也無法享受黑海，它屬於另一個國家了，你發現賓士比伏爾加更好，你發現原來因為『投機倒把罪』坐牢的商人，一夜之間擁有了原屬於你的奢侈生活。整個世界顛倒了。相同的故事發生在廠長、主任和工人身上。你是一家傢具廠的工人，你被告知你們生產的傢具是全世界最好的，應該為此驕傲，而且你的福利也不錯。突然之間，工廠關門了，因為再也沒人願意買你們的傢具，你的社保也沒了，國家無力負擔它了……」Harun總結說，「原先的中等或中等偏下階層，失去了原有的權利和福利，成為被侮辱與被損害的，他們會懷念蘇聯。不過，對於較高級別的官員來說則不存在這個問題，他們有辦法在新社會繼續掌握權勢。」

　　那些在過去十幾年裡建立了自己的事業、為自己打工的俄羅斯人也不大懷念斯大林，他們買了洋車，改去土耳其的安塔利亞旅遊，「他們只想忘掉爭論朝前看，最需要的是一個穩定的環境以利經商，但是，腐敗和各種官僚制度顯然令他們處境艱難。」Harun說。

　　有趣的是，基里洛夫和尤里還不約而同提到了斯大林懷念者的一個「心理問題」。「(對於斯大林對國家和社會造成的傷害)，有人承認有，但說規模不大，或者說有，『但是我很幸福』，」基里洛夫說，「他們不是在保護斯大林，是在保護自己。」尤里則說得更直白些：「如果老人們說斯大林不好，那麼意味著他們自己也有責任，他們也應該承擔一份斯大林的不好。」

　　「大部分俄羅斯人是『父親主義者』，」尤里說，「我們需要保護，誰給我們保護？靠父親！靠國家！有一個父親為你做好一切決定，不用自己拿主意，多方便，多輕鬆！」

　　

　　「絕不容許醜化俄羅斯民族歷史」

　　進入1990年代，如《華爾街日報》所言，俄羅斯人的興趣焦點轉向西方消費品，社會上對歷史的關注很快降溫。

　　2007年6月，在俄羅斯全國社會科學教師會議上，時任總統普京呼籲教師們加強對學生的愛國主義教育，同時警告出版界，必須對出版的教科書承擔責任，國家鼓勵編寫新的歷史教材，絕對不容許醜化、歪曲俄羅斯民族的歷史。同年出版的《俄羅斯現代史：1945-2006年 (教師參考書)》，專門辟出一節討論「斯大林的歷史作用」，這一節用了80%的篇幅提醒人們，要注意到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斯大林使用強制手段的合理因素， 「管理集團的中高層人員成為鎮壓的主要對象這一事實說明當局渴望保證管理機構發揮最大的功效……斯大林清洗的結果是在資源缺乏條件下形成了適應完成現代化任務的新的管理階層」，只是到了最後一段才提及斯大林執政「還有另一方面後果」，「他取得的成就——就連領袖的許多反對者也承認這個成就——是通過最殘酷地剝削人民取得的」。

　　學者成慶分析了普京試圖從斯大林時代發掘政治資源的努力：「大清洗」的殘酷性被國家富強的強烈願望所掩蓋，前蘇聯的快速工業化與衛國戰爭的勝利，都作為斯大林的政治功績保留下來。普京從葉利欽手中接過的是一個搖搖欲墜的政權，他致力於恢復國家的政治與經濟秩序，迎合民眾反感貧富分化的想法，打擊寡頭，與此同時，在他的強烈推崇下，斯大林的形象得以在一個國家主義的譜系中凸顯出來。最終，俄羅斯從彼得大帝承襲下來的國家現代化的傳統，經由斯大林與普京，進行了一次精彩對接，一個新的俄羅斯「國父」的形象被建構起來。

　　這可以解釋為什麼越來越多的俄羅斯年輕人也開始對斯大林產生興趣，政府、學校、報紙都告訴他們，要更多地從國家現代化的角度去看待斯大林——一個俄羅斯的歷史節目會這樣告訴觀眾，「確實有成百上千萬人犧牲了，但作為愛國的一代，他們的付出是為了換來俄羅斯更美好的未來。」至此，懷念斯大林已不僅僅是「遺老」們的情結，更是那些為俄羅斯跌出一流國家而憂傷的年輕人如何看待歷史和未來的問題。

　　

　　從斯大林到普京

　　強人政治和強國之夢

　　關於普京和斯大林之間的聯繫，一向愛琢磨的俄羅斯報紙比我們總結得更多。早在推舉普京為2004總統候選人的統一俄羅斯黨會議在莫斯科國立鋼鐵冶金學院召開之時，《明天》報就發現，會議選定在斯大林的誕辰日召開，而且會議地點包含著斯大林名字的詞根 「鋼鐵」，人們猜測，這意味著普京要像斯大林一樣，以鋼鐵般的意志統治俄羅斯。

　　在前蘇聯歷史上，每一任執政者對待斯大林的不同態度和評價都值得玩味。某種程度上，不同歷史時期對斯大林的評說，都成為蘇聯乃至後來的俄羅斯每任中央政府執政路線的一個坐標原點，一個不可忽視的參照系。

　　在重新評估斯大林的聲音中，那些過去的「持不同政見者」，最可觸摸到歷史有時叫人啼笑皆非的戲劇感。

　　作家索爾仁尼琴一直對斯大林採取敵對態度，看到蘇聯毀滅后出現的混亂狀態，他開始用肯定的筆調論及這個過去的政敵：「斯大林這個人犯了很多錯誤，甚至犯了不可饒恕的罪行，但他總是想方設法地把蘇聯的經濟搞上去，而且真的搞上去了。」

　　赫魯曉夫、勃列日涅夫、戈爾巴喬夫三任國家領導人的一系列「去斯大林化」運動，讓整個民族對這位鐵腕人物陷入一種極端複雜的情緒之中。在這以後，人們發現一系列反思歷史的行動彷彿是一場「再斯大林化」。俄羅斯人權組織「紀念」的主席阿爾謝尼·羅金斯基說：「他們(俄羅斯當局)想把他的名字作為全世界都害怕的強大國家的標誌。」人們不是懷念斯大林，他們懷念的，是能夠把他們帶回久遠的光榮歲月的強權領袖。

　　　　最強國淪為二流國家

　　普京在接受波蘭記者採訪時表示：「斯大林是一個獨裁者，這毋庸置疑。問題在於，正是在他的領導下蘇聯才取得了偉大衛國戰爭的勝利，這一勝利在很大程度上與他的名字相關聯。忽視這一事實是愚蠢的。」

　　衛國戰爭期間，作為蘇聯最高統帥的斯大林大力促成了歐洲第二戰場的開闢，作為雅爾塔和德黑蘭談判過程中的事實領袖，斯大林以同羅斯福比肩的強勢地位出場。丘吉爾在談到當時的談判時說：一邊是美國獅，一邊是俄國熊，惟獨他——丘吉爾，夾在中間，像個瘦弱的「小毛驢」。

　　丘吉爾甚至在 1945年雅爾塔會議的宴會上說：「我早晨起來就禱告，祝斯大林健在無恙。只有斯大林才能拯救世界。」——這種阿諛之詞吐自一貫反共的丘吉爾之口也算事出有因，實際情況是，在戰爭期間，蘇聯生產飛機13.7萬架，坦克10萬輛，大炮49萬門，衝鋒槍和步槍2000萬支，曾經在軍事上處於明顯劣勢的蘇聯，到戰爭結束前，飛機超過德國1倍，火炮超過德國3倍，坦克總數比德國、捷克斯洛伐克、法國和所有其他支持希特勒的歐洲國家的產量總和還多1倍！

　　二戰中的強悍地位讓蘇聯以戰勝國的姿態躋身世界最強國之列。僅在二戰期間，斯大林就使俄國擴大了六七十萬平方公里的版圖。戰後出現了一個強大的蘇聯陣營，使蘇聯可以同世界超強大國美國相抗衡，俄羅斯民族因此揚眉吐氣。

　　從彼得大帝起，那個開疆闢土的強國夢想就在世代俄羅斯人的血液里傳繼。彼得大帝一心想打開波羅的海出海口，並奪取黑海的出海口，這些願望到了葉卡捷琳娜二世時才悉數實現——順便說一句，彼得大帝和葉卡捷琳娜二世也是普京最為崇尚的兩位沙皇。

　　蘇聯解體后，俄羅斯迅速淪為二流國家，經濟滑波、工業衰敗，整個社會隨之發生一系列的連鎖反應。馬克西莫夫去世前躺在病床上對《真理報》談到，「我從來沒有想過我會對現在發生的一切感到如此痛心，」自己的祖國被糟蹋成這個樣子，好像「眼睜睜地看著自己的母親被強姦一樣。再沒有比這更難受的了。」

　　　　「彼得大帝」號的巡航信號

　　強國就要強軍，強軍先需強海，在這個問題上，歷代俄羅斯統帥不謀而合。

　　2009年11月25日，由「彼得大帝號」核動力導彈巡洋艦為旗艦的艦隊出訪加勒比海、委內瑞拉等拉美國家。這支艦隊在大西洋上的航線不受限制，並「順路訪問」地中海的直布羅陀海峽，在一系列港口停留，這都等於把「彼得大帝」直接開進了美國的後院。所有這一切都是俄羅斯在新條件下向全世界重申自己利益的重大之舉。俄羅斯《消息報》對此評論說：「俄羅斯不僅要以黑海艦隊工程維修基建的形式，而且要以一種全新的面貌——海洋強國的形式出現在這裡的政治之中。」

　　不僅如此，重建遠洋基地、顯示導彈力量、建立快速反應部隊，所有這一切是俄羅斯再次重申自己是個海洋大國、世界大國的強烈信號，是俄欲在全世界推進自身利益的頑強之旅。

　　連任兩屆總統的普京交出了權力，在全國的歡呼聲中，「梅德韋傑夫—普京」組合形成了俄羅斯新的權力高峰。

　　梅德韋傑夫和普京的立場和言論完全一致，只不過梅德韋傑夫唱紅臉，他所代表的俄羅斯溫文爾雅，而普京則唱白臉，一付劍拔弩張的面孔，不苟言笑。俄羅斯政府逐日強化了對美國的指責。普京甚至威脅說：「如果誰也不想就這些問題與我們對話並且認為與俄羅斯的合作已經不再需要，那上帝保佑，我們就自己干！」

　　人們已經領教過這位鐵腕人物的烈性，與斯大林不同的是，他不但懂得武力的強勢，更學會了在國際社會間經濟制裁的威力。2005年12月烏克蘭發生「橙色革命」后，俄羅斯將對烏克蘭每千立方米的天然氣價格從56美元猛增至180美元。當時還是總統的普京聲色俱厲地警告說：「想參加『北約』嗎？想像歐洲那樣生活嗎？那就像歐洲那樣付錢吧！」

　　

　　向更久遠傳統的回歸之旅

　　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歷史研究所的聞一先生認為，認識當今俄羅斯的發展，必須掌握其三根主線：一是以強化軍事實力為前提，不斷強化俄羅斯在國際舞台上的話語權，重新恢復俄羅斯的強國地位；二是以俄羅斯愛國主義為核心，鼓動國人為俄羅斯復興而奮鬥；三是通過重新解讀俄羅斯歷史，不斷強硬俄羅斯在國際舞台上的地位，對美國及其歐盟採取不妥協立場。

　　「對歷史的重新解讀有一種很明顯的回歸傾向，但是這並不是向斯大林及其體制的回歸，而是越過斯大林和蘇聯，向更深層次、更久遠年代的回歸，就像梅德韋傑夫所說的那樣，是向亞歷山大·涅夫斯基，向葉卡捷琳娜二世、彼得大帝的回歸。」

　　聞一說，對普通的俄羅斯老百姓來說，他們並不關心「主義」，他們關心的是誰能給他們帶來更好的生活，「俄羅斯長期的傳統是，老百姓希望有一個好沙皇」。

　　雅科夫列夫的回憶錄彷彿佐證了這一民間心理傳統，據他記述，當對斯大林的批判完全明朗化以後，「在家裡，我母親仍然是斯大林的忠實捍衛者……她認為說國王的壞話是愚蠢的」。

　　俄羅斯政府從不宣稱任何主義，意識形態之爭已經成為過去，他們宣稱的目標是建立公民社會。即便受到金融危機的嚴重震蕩，普京在國際社會中依然是不可動搖的強勢姿態，他在達沃斯經濟論壇上十分清晰地表態：「俄羅斯不需要幫助。我們不是殘廢！」

　　對當下的普通俄羅斯人來說，曾經的家庭悲劇因隔代原因已經漸漸淡忘，而國家曾有過的榮譽和輝煌卻刻骨銘心。這是「斯大林熱」的心理基礎。作家弗·卡爾波夫1941年曾因抨擊斯大林而被判苦役，在零下50攝氏度的地方勞動，但他說：「我不責備他。」他希望今天的普京「像斯大林一樣嚴厲」。

　　有趣的是，神學院的學生斯大林放棄成為東正教的神父，轉而追求一種人間信仰，今天的普京和俄羅斯政府領導人卻使東正教成為官方意識形態，將東正教的教義和教訓視為俄羅斯道德傳統和國民精神支柱。

　　聞一說， 「俄羅斯正經歷著道德和精神的回歸，用普京的話來說，是向具有上千年傳統的『父輩的傳統、精神財富和理想』的回歸。這種回歸不僅決定著俄羅斯的發展方向，還決定著俄羅斯和世界未來的關係。」

　　肖像被撕毀，雕塑被砸爛，斯大林依然存在著。在政治虛化和經濟兇猛的今天，他依然存在，隔著歷史和人為多重交疊的一組稜鏡，撅著一部濃須，對我們凜然而視。 　　　　

中國也同樣需要鐵腕領袖. 中國現在實行的是九常委集體領導.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上. 從來沒有這樣權力分散過.

和伊拉克一樣，吃了大虧了，吐了鮮血了，就知道自己的國家到底需要啥了！！！！！！

北極熊的強大是對中國最大的威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