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黨校教授劉余莉談傳統文化與幸福人生

劉余莉教授簡介

       劉余莉，中共中央黨校哲學部教授。中國人民大學學士、碩士，英國赫爾大學博士。在人民大學讀書時師從中國倫理思想史專家焦國成教授，並任中國著名倫理學家羅國傑教授教學助手；1999年9月因榮獲英國政府的「海外研究生獎學金」（the ORS Award），前往以倫理學、特別是應用倫理學和女性主義倫理學而見長的英國赫爾大學（the University of Hull）哲學系攻讀博士學位，師從當代英國著名應用哲學家和應用倫理學家Brenda Almond教授（A. J.艾耶爾的學生）；2003年在新加坡國立大學 (the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哲學系作博士后研究員。2005年12月從講師晉陞為教授，主要研究方向為比較倫理學，特別是儒家倫理與美德倫理。現正承擔國家社科基金課題和中國馬克思主義基金會課題「儒家倫理與美德倫理」的研究。曾應邀到英國、新加坡、澳大利亞、加拿大、日本、美國等國進行訪問和交流，就「中國傳統倫理及其當代價值」等問題進行了研討。
     在英國牛津Blackwell 的The Journal of Chinese Philosophy （《中國哲學》，A&HCI期刊，即國際通用的藝術與人文類目錄索引期刊）和 The Journal of Applied Philosophy （《應用哲學》）等國際著名學術期刊和文集中發表英文論文4篇。在國內的《哲學譯叢》、《齊魯學刊》、《世界哲學》、《哲學動態》、《道德與文明》、《倫理學研究》、《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研究》、《中國青年研究》、《經濟日報》、《學習時報》、《北京日報》理論版頭條等重要學術刊物發表論文50多篇，其中多篇論文和譯文被中國人民大學複印資料《倫理學》等全文轉載。參著著作《中華傳統美德系列之——立志  勤學 修身》（叢書主編夏偉東，中國青年出版社1997年）曾榮獲「全國優秀青年讀物一等獎」；參著著作《道德建設論》（羅國傑主編，湖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曾榮獲國家「五個一」 工程獎。

中共中央黨校教授劉余莉在「弘揚傳統文化，做有道德的人」大型公益論壇上講授「傳統文化與幸福人生」。

　　 學習傳統文化對幸福人生有莫大收益

　　今天很高興向大家彙報一下傳統文化與幸福人生這個講題。在論語上有這麼一句話「不學禮，無以立」。當時我看到這句話的時候，感受可能跟在座的同學一樣:這已經是古人的禮節了，為什麼我們生活在現代社會的人還要拘泥於禮節?但當時一位學習中國傳統文化的老師對我說，你去學習了，才能理解當中的深意。後來我去參加一個講座，這個講座也為我準備了一個短短的演說，當時我走上台去，向台下的觀眾深深地鞠了一躬，結果出乎我意料，台上台下響起了一片掌聲，讓我深刻地感受到人與人之間，禮與禮之間優美的距離。我在大學的時候成績非常好，但因為成績特別好，就增長了自己的傲慢心，我走在路上頭都是揚著的，也從來不跟別人打招呼。這當然不招人喜歡，但當時自己還不知道原因在哪裡。每一次投票評三好學生的時候，我都選不上。我就想這些人都忌妒我，所以他不投我的票。後來學了論語，看到孔老夫子說了這樣的一句話「君子近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就是一個君子做到了與人尊敬而無過失，走到哪裡都是彬彬有禮，那這個人走到哪裡，哪裡都是你的兄弟姐妹，哪裡都是你的家。看到這句話的時候我猛然覺悟了，為什麼自己走到哪兒都不受歡迎，原來原因出在自己身上。所以「人有不得，反求諸己」，這句話一定要做得特別的徹底，任何事情當我們沒有達到自己理想目標的時候，這原因一定是在內不在外。所以學習傳統文化對我們的幸福人生確實有著莫大的收益。

　　有的人認為傳統文化已經是古老的東西了，已經過時了。這種觀點是十分片面的。首先我們不能對傳統文化求全責備，比如傳統文化不能提出西方的民主等思想，就認為傳統文化已經過時了，我們應把我們所評價的人、事、物，放在特定的歷史環境中去評價。第二我們要避免庸俗的進化論。不要總以為科技發展了，時代進步了，我們就一定站的比古人高，看的比古人遠。其實古人的智慧是現代人很難超越的。現在的哲學家，哪一位能寫出一本書如老子的《道德經》一樣傳承久遠；現在的歷史學家，也沒有人能寫出司馬遷的《史記》那樣的巨著；同樣，現在中國的軍事家也寫不出《孫子兵法》。事實上，中國古人的智慧，是後人難於超越的。人要認識客觀事物，首先要把我們的心平靜下來。現在很多人的情形是心浮氣躁，心難以清靜，被物慾所牽引，心境中總是有一些風浪，所以我們對外界的認識、映照就不是如實的了，看的就沒有古人深刻了。第三就是避免歷史虛無主義。五四運動和十年文革以來，我們對傳統文化大加批評，人們對傳統文化的誤解也達到了極端，而且這種誤解一直影響到現在，好像傳統文化是阻礙我們社會發展的因素，這是歷史虛無主義。

　　什麼是實用主義？西方文化講思維很深刻，把簡單的問題複雜化。我們看關於執行力的書，我們看第一本好像知道這個執行力是什麼了。但是我們看第二本，第三本就不知道執行力是什麼了，越看越糊塗。它是把簡單問題複雜化，目的是要炫耀自己的才能。但中國文化就是講實用主義，把複雜問題簡單化，雖然中國古代的哲人思想很高深，但是他們用簡單的話語，通俗的語言把其思想給大家解釋出來，讓每一個人都能明白。所以中國人講的實用主義，是一種積極意義上的實用主義，也就是說在一個人中了箭以後，他不是去問這個箭是誰射的，是什麼材料製成的，是從哪裡射來的等等這些問題，而是馬上把中箭者他身上的箭拔出來，把中箭的人醫治好。所以中國人講實用方法，你只要應用了這些方法，對於過一個幸福人生就會起到效果。

　　「道德」兩字概括傳統文化核心

　　中國的傳統文化講的是什麼？如果用兩個字來概括傳統文化的核心的話，這兩個字就是「道德」。「道德」在現代漢語中是一個詞，但是，在傳統文化中它是用兩字來構成的。首先我們看一看什麼是道，用現代西方哲學的話來講，道就是必然存在的宇宙秩序。而中國人簡單地稱之為自然而然的規律，這種規律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而且是不變的，在古代是如此，在今天也是一樣，儒家也常稱之為天道，比如說在論語上，孔老夫子說「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意思就是天雖然不是用語言的方式和我交流，但是我們能從四季的變化中，從自然界的萬物生長中，感受到一種自然規律的存在。當孔老夫子在思考天的漠然無語的時候，他看到了一種不是因為上帝的創造而神聖的自然，而是萬物在自然的生長過程中賦予我們的一種自然規律、關係和秩序。比如說「春華秋實」的道理， 「種瓜得瓜，種豆得豆」的因果事實，人與自然和諧一體，密不可分的和諧關係等，這都是自然規律。

　　《易經》上也說古代的聖人，「上觀天象，下察地理。」從中得出了關於世間一切事物產生髮展變化的規律，既然是一切事務，就不僅僅是包涵了自然界發展變化的規律，也包括了社會人文秩序要保持穩定，保持和諧，必須遵守的人倫大道，這就是孟子所提出的五倫關係。那就是：父子有親、長幼有序、夫婦有別、君臣有義、朋友有信。各位朋友看了這五種倫理關係，不要把它當做知識去學習，而要審視自己在這五種關係當中的責任是什麼？我們是不是盡到了自己的本分？比如說作為兒子我們是不是做到了孝順父母，作為領導，作為被領導，我們是不是盡到了職責？做領導的是不是能夠仁愛關心下屬？做被領導的我們是不是竭盡全力的完成了領導交給我們的任務？作為丈夫是不是做到了有道義，有恩義，有情義？作為妻子是不是本身有良好的德行，起到了相夫教子的作用？作為兄長是不是做到了友愛關心弟弟妹妹？作為弟弟妹妹是不是對兄長很是尊敬，很是聽從？作為朋友和朋友相交往的時候，我們是不是做到了言出必敬？那麼這幾個關係處理好了，我們的人際關係，我們的社會人文秩序，才是井然有序的。

　　這個道不僅僅是包含了宇宙自然界的規律，也包含了社會人倫秩序個規律，所以它就是宇宙人生的自然規律。什麼是德？德者，得也。道德的德和獲得的得是相通的。那麼他得到了什麼？其實就是得到了道，中國有句話叫得道之人，其實也就是聖人。他們對道有著深刻地理解，所以他們所表現出的品質就是有德了。

　　《四書五經》所體現的都是古人對道的理解。比如，在《易經》上有這樣的一句話「既陰既陽之為道」。這個陰陽並不是玄而又玄的東西，都可以從我們人類社會中的現象得到觀察。比如說有日就有夜，有寒就有暑，有春夏就有秋冬，有潮長就有潮落。我們從這些自然界的現象來觀察，都是一陰一虛，我們把這個道理用來觀察人世的變化也何嘗不是如此呢？比如說一個人如果懶惰，那就一定會有困苦的日子到來。一個人如果驕傲，那就會有倒下的時候到來。中國人經常說一句話「富不過三代」體現的是一陰一陽為道的規律。我們看第一代創業的人都是白手起家，兢兢業業，艱苦奮鬥，用自己的雙手打下了天下創下了世界。到了第二代雖然條件好了。但是還能耳聞目睹，父輩創業的艱難，所以還能在父輩的基礎上使這個企業壯大起來。到了第三代，他們一出生就過著富貴的生活，他們沒有體會祖輩和父輩創業的艱難，所以不僅不知道什麼是克勤克儉、勵精圖治，還學會了驕奢淫逸、鋪張浪費，久而久之，就把祖輩和父輩辛辛苦苦所打下的基業給敗光了。現在，甚至已經變成了富不過當代，很多人發家有了錢后就開始驕奢淫逸了，還沒有到第二代他就已經貧困潦倒了。所以現在一句話「江山代有人才出，各領風騷三兩年。」原因都是因為我們沒有學傳統文化。中國人講「厚德載物」，有深厚的德行才能承載你外在的財富和名聲。如果你沒有深厚的德行做根本，那財富、身份、地位就都是曇花一現，保持不了長久。

曾國藩對陰陽規律體會最深刻

　　大家可以去看一看《保富法》，是曾國藩的外孫寫的。他經歷了晚清起起落落的情況，把自己的感悟記載下來寫了這本書。所以中國人說「遺金與子孫，子孫未必能守；遺書與子孫，子孫未必能讀。」怎麼辦？不如積陰德於冥冥之中，以為子孫長久之計。我們現在的人掙錢了自己不捨得花，為什麼？為了留給自己的兒孫。但是你的兒孫如果有德行，他會用他的德行，創造財富，創造事業，你留錢給他有什麼必要嗎？相反你的兒孫沒有德行，沒有才能，你留給他他，他遲早也敗壞掉，你把錢留給他，是百害而無一利。美國人也看到了這一點，所以你看世界的首富們，他們沒有把錢留給兒孫，而是立下遺囑，捐獻給慈善事業，這些才是明智之舉。而且這個德行，潛移默化的影響了他的子孫，綿延千年而不衰。

　　歷史上對陰陽的規律體會的最深刻的莫過於曾國藩了，他說要看這家子弟有沒有發展前途，能不能興旺發達？就看三件事就好了。第一件看這家子弟早晨幾點起床。中國人一直保持著合乎自然的生活方式，晚睡晚起，違背了自然規律。按照自然規律飲食起居，這個人基本上可以不得病。早睡早起也可以看出一個孩子自律嚴謹的生活態度。第二看他是不是自己的事自己做。曾國藩做到了四省的總督相當於現在的省長，但是他仍然要求自己家的孩子，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如果孩子所有的問題你都給他處理好，他就不知道這個勞動成果來之不易，對父母也沒有感恩之心。你讓他去做一次家務，你讓他炒一次菜，他才會知道父母的不易，他才會對父母的勞動成果生起感恩之心。當然這也可疑看出這家子弟是克勤克儉還是是驕奢淫逸、鋪張浪費。所以他也在家書中這樣寫道：家敗離不開一個奢字。一個家庭，一個企業，一個單位以前還在走上坡路，但是突然下滑了，開始走下坡路，原因在哪裡？就是因為他認為奮鬥已經夠了，該享受生活了。所以他開始玩物喪志，他的人生開始走下坡路了。第三件是看這家子弟是不是讀聖賢書？我們的人生就留下了許多不可避免的遺憾。我們的古聖先賢，他們也有這樣的遺憾，他們不希望這樣的遺憾再出現在子孫後代的身上，於是他們就用心良苦把自己的智慧承傳下來。那我們怎麼樣讀聖賢書？文言文的學習至為重要，她是傳承中華文化的一個重要的工具。要從孩子小時候就重視國學經典的誦讀，一個人如果經常讀聖賢經典，就自然能夠站在這些巨人的肩膀上，看得更遠。

　　從另一件事上，我們也可以看出曾國藩先生對陰陽道的規律體會的更為深刻。那就是他把自己的書房名為求闕齋。就是求一點缺失而不能太過完美，因為他自己有錢有勢又才華橫溢，可以說是近乎完美了，因此他為人處世，待人接物都非常謹慎，從這裡我們看到中國傳統聖者所講的道非常簡單，那就是過分的要受到制裁，而不足的要受到補益。所以孔老夫子一生所奉行的是「溫良恭儉讓」的德行。道家的老子也是把自己對天道的認識，應用到了人際關係的處理上。在《易經》中一共有６４卦，每一掛都有６爻，有凶有吉，但是在所有的６４卦中，只有一個是6爻皆吉的，而這一卦就是謙卦。謙卦象徵謙虛卑退之意，有謙德之君子萬事皆能亨通，而且行謙有始有終。一個人不居功自傲，能夠自卑而尊人，所以他處事無往而不勝利。這個規律我們在日常生活中也能夠觀察出來。「滿招損，謙受益」是天道，是一個自然而然的規律。

　　做有道德的人 和人的天性相應

　　舜被列為２４孝之首，他的父母，他的弟弟三番五次的要置他於死地，但是他不僅沒有去怨恨報復，而是不斷地反省自己：我自己在德行上有不夠的地方，不能夠得父母的歡心？後來他得到了天子之位，但仍然以不能得父母之歡心而憂慮，最後他的德行感化了他的父母，也感召了天下人。孟子就說為什麼舜能夠做到這一點呢？因為他遵循萬事萬物的法則，又洞察了社會人文關係的道理。所以我們要做一個善良的人，做一個有道德的人，這是和天地人文自然的秩序，和人的天性相應的。

　　論語上說「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君子是什麼人？處處想著助人為樂，總是不斷想方設法去幫助別人，他的心胸總是處於一種歡心喜悅坦坦蕩蕩的狀態。小人就是只想著自己的利益的人，為了自己的利益不擇手段，甚至想方設法的去謀害別人，損人利己、勾心鬥角、爾虞我詐。這樣的人他的心胸總處於鬱鬱寡歡的狀態。諸位朋友我們是君子還是小人呢？就看我們的心胸經常是坦坦蕩蕩，還是經常是鬱鬱寡歡，還是悶悶不樂。這就是君子和小人的區別了。現在大家都說我的壓力很大，各位朋友當你壓力很大的時候，你很焦慮的時候，你去關心一下自己的心，我們為什麼有壓力，我們為什麼而感到焦慮呢？歸根到底都是因為過多的考慮自己的利益。現在我們還在學西方的價值觀，為了獲得自己利益的滿足，去和別人競爭，所以爾虞我詐就出現了。競爭再向上提升就成為了鬥爭，再向上提升就變成了戰爭，所以現在世界每一天都有局部衝突或者是戰爭。如果使用了原子武器，就會導致世界末日。所以獲得利益滿足的價值觀，沒有給人類帶來一個光明的前程，而是把人引向了窮途末日。

　　所以我們中國人不講競爭，講仁愛。愛是什麼，就是用心感受對方的需要，當自己有壓力，一定是因為只想自己的利益，不想如何去幫助別人。我大學畢業后，分到了中央黨校工作，當時學校有一個規定，每節課後學生要給老師打分。因為沒有上過講台，在前幾個月我壓力很大。擔心自己的課講不好，面子上過不去。後來我就把注意力從自己身上移開，轉向自身利益之外的事，那就是我這堂課能夠給學員、能夠給聽眾，能夠給他們的生活帶來怎樣的轉變和啟發？當我這樣想的時候，我發現自己的壓力減輕了，而這種想法也促使我備課非常用功，最後受到了大家的好評。

　　怎麼做一個有道德的君子

　　我們都想成為一個有道德的君子，應該怎麼去做？孟子強調：恥之於人大矣。「恥」這個字對人而言太重要了。為什麼？因為有羞恥心的人能夠改過自新，能夠把自己的過失改正過來，重新做人，最後成聖成賢。但是沒有了羞恥心的人，就墮落為禽獸了。我們做了錯事，要感覺到慚愧。並且因為這個慚愧知恥近乎勇，勇於改正自己的過失。現在我們的毛病問題，如果要用一個字來概括就是「貪」，不是貪財就是貪色，不是貪名就是貪吃。如果你貪財，你一定要記住《大學》里「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財貨是以不正當的方式獲取的，一定會以不正當的方式給敗掉。這個財並不是到了你手了就是你所有，它被五家所共有，哪五家？首先是官府，如果這個財是貪污受賄得來，最後是東窗事發，自己鋃鐺入獄，家產也被充公。所以他賺到你手，但不是你的。還有水災火災，那些自然災害也會把不義之財給焚燒掉。還有盜匪。還有一個就是防不勝防的敗家子。也是因為沒有良好的家教，父母沒有給他做好良好的榜樣，他也是貪污腐化，生活嬌奢淫慾，最後沒有使這個家族承傳下去。所以古人讀書明理，人不學不知道，人不學不知義。古代的讀書人明白這個道理，所以君子愛財，取之有道。不義之財送給他他都不敢去收。

　　有的人覺得我的錢已經賺的差不多了，地位也不錯了，就開始貪色。中國人說色字頭上一把刀，這個絕對不是形容，這一把刀把你所有的功名富貴給你削的平平的，讓你一無所有。所以那些淫亂的人帶來災禍是最迅速的。有的人不貪財不貪色，就是特別喜歡出名，要放下名利太難了，特別是知識分子可能對自己的名聲看的很重。許多明星沒有用自己的名聲去做有益於社會的引導，倡導的都是引起人們邪念的東西，這樣的人很難有好的結果。所以我們會聽到有明星突然自殺身亡，突然出了車禍，突然出了問題。

達到幸福的最近之道：

　　一天之中 不生惱怒 不出惡言 家庭和睦

　　今天我們講傳統文化與幸福人生，我們先看一看什麼是幸福，我們如果對幸福的理解不同，你也很難獲得幸福。比如說美國的海倫蓋拉女士，她是一個又窮又啞的人，但是他周遊了世界，給世界的很多聾啞人帶來的生的喜悅，這就是我們看到的的逆境中的幸福之人。還有順境中的不幸之人，比如說有些人是億萬富翁、百萬富翁很有錢，但是因為有錢每天惹是生非。有的人因為忙於工作忽視了兒女的教育，結果孩子長大后惹出麻煩，讓他應接不暇。這些都不是真正的幸福之人，那麼什麼是真正的幸福？說白一點就是充滿喜悅的生活，如果我們說的複雜一點，那就是家庭圓滿，在家裡的每一個人都是充滿喜悅的，如果我們認為這是我們所要的社會，那我們就可以提出達到這樣幸福的最近之道。

　　第一個原則：一天之中，不生惱怒。怒是奴隸的奴，下面一個心，告訴我們當人發怒的時候是把人的心變成了奴隸，所以有人說發怒是拿別人的錯誤懲罰自己。為什麼？恨、怨、惱、怒、煩，人生五毒丸，吃了半顆，就生病，吃了一顆就要你的命。所以脾氣不好，對自己的健康有很大影響。怎麼辦？要轉怒為恕，做到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我們自己犯錯誤的時候，希望別人原諒我們，我們也不要去對別人求全責備不讓他們去犯錯誤。一個成熟的人能夠掌握住自己快樂的鑰匙，他不必期待別人使他快樂，反而能將快樂與幸福帶給別人。他情緒穩定，能為自己負責，和他在一起是種享受，而不是壓力。從邏輯上講沒有一個人能深入我們的內心，那麼那個讓你生氣的人是誰？是我們自己。所以以後再生氣的時候不要再說你又讓我生氣了，都是自己內心生氣。

　　第二個原則：一天之中，不出惡言。惡言包括了粗魯罵人的話，挑剔抱怨的話、欺騙他人的話、不守信用的話、挑撥離間的話、粉刺指責的話。各位朋友如果你從早到晚都在說這樣的話，你就是出惡言的，這些都會對人的身心，造成不良影響。

　　第三個原則：一天之中，家庭和睦。首先要處理好夫妻關係，夫妻之間只要能夠守住一句真言「只看對方的優點，不看對方的缺點」，這個家庭一定可以白頭偕老。一定要記住處處考慮到對方的需要。還有教育兒女要守住一個原則，就是德教為先，以身作則。要使自己的兒女來孝順自己，一定要首先尊敬父母。中國古人說「棄老取幼，家之不詳」如果我們放棄了父母親，對他們不孝順，反而把所有關愛放在了孩子的身上，這個家庭已經是不吉祥了。所以我希望通過今天的講座，能夠給大家樹立一個人正確的生觀，能夠樹立一個正確的教育孩子的觀念。（記者 馮素琴）　

《弟子規》與倫理道德教育                 劉余莉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夕，一些歐洲學者一直在探討：為什麼四大文明古國中其它三個文明都消失了，唯有中華文明得以承傳下來，並且保持了五千多年經久不衰？經過研究，他們最終得出了結論：那是因為中國人特別重視家庭教育的結果。歷史證明，這個結論是合理的。

    中國自古以來就強調倫理道德的教育，正如《孟子·滕文公上》所記載：早在堯帝時期，有感於百姓「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的狀況，堯帝就任命契為主管教育的官員，教導人民懂得五種最基本的倫常大道：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這五種倫理關係是任何一個社會、國家、民族、時代的人都必須面對的最基本的倫理關係。因此，中國古人說，「人無倫外之人」，即不存在生活在倫理關係之外的人。只有把這五種基本的倫理關係處理好了，整個社會的人倫秩序才是井然有序的。

    中國傳統文化特別重視家庭教育，把家庭教育看成是倫理道德教育的開始，學校教育是家庭教育的延續，社會教育是家庭教育的擴展。這一傳統為孔孟承傳下來，成為維繫中國傳統社會和諧穩定的重要因素。但到了清末民初，由於清廷的腐敗、外族的入侵和連年的戰亂，使得一度重視倫理道德教育的傳統被迫中斷。加之中外戰爭中的連連失敗，使得中國人喪失了民族自尊心和文化自信心，於是一些知識分子開始了對中國傳統文化的盲目批判，而在十年「文化大革命」期間，中國傳統文化更是被批判得體無完膚，中國人對傳統文化的誤解達到了登峰造極的程度。改革開放以後，國人面對西方高度發達的科技和物質文明不免有些眼花繚亂，隨之而來的是對西方文化的盲目崇拜……

    近百年過去了，當國人靜下心來理性地反思自己所走過的道路時，卻發現，割裂傳統、一味追求物質文明的發展雖然解決了很多社會問題（如貧困問題），但是同時也帶來了很多前所未有的新問題（如環境問題），而且還有一些問題是僅靠物質文明的發展無法解決的（如人的道德問題與社會和諧問題）。於是，人們開始想到了尋根，想到了文化的回歸。

    重視家庭倫理道德教育的中國傳統文化之所以在現代社會仍然具有合理性，那是因為，人從一出生開始，首先面對的就是家庭關係，正是在家庭之中，孩子從父母、特別是母親身上，學會了如何處理好這些基本的倫理關係。因此，古語講，「閨閫乃聖賢所出之地，母教為天下太平之源」。的確，如果一個孩子在家裡接受了母親的言傳身教的影響，知道如何去孝敬父母、友愛兄弟、與人和睦相處，形成了謙恭有禮、嚴謹誠信的待人接物的態度，培養起孝悌忠信、禮義廉恥的品德，走上社會之後才知道如何與朋友、同事乃至於陌生人和諧交往。

    正是因為中國傳統社會一直重視從家庭（族）開始就進行倫理道德的教育，因此流傳下來了很多家規、家訓，如《顏氏家訓》、《了凡四訓》、《朱子治家格言》等，「國有國法，家有家規」也成為人們耳熟能詳的俗語。而由清朝的李毓秀根據古聖先賢的教導編寫而成的《弟子規》，正是中國傳統家規、家訓、家法、家教的集大成者。

    從形式上看，《弟子規》概括簡練，三字一句，讀起來琅琅上口，體現了「大道至簡」的特徵。由於它易記易誦，也就容易在社會上普遍推行，成為人們共同遵守的是非、善惡、美醜的行為標準，避免了墨子所說的「一人則一義，二人則二義，十人則十義」的情況。

    從內容上看，《弟子規》雖然總共僅有1080個字，360句，但卻把一個人如何孝敬父母、友愛兄弟、立身處事、待人接物、修身治學等等的態度和禮儀概括的淋漓盡致。修身、齊家、治國、維護和平的教育總綱，全部體現在《弟子規》的教學中。《弟子規》所闡述的道理，譬如「財物輕，怨何生，言語忍，忿自泯」；「恩欲報，怨欲忘」；「將加人，先問己，己不欲，即速已」；「事諸父，如事父，事諸兄，如事兄」；「泛愛眾，而親仁」等教誨適用於不同宗教、不同種族、不同國家以及各行各業，男女老少。

    從《弟子規》所蘊涵的教育規律上看，它特彆強調了教育以及道德教育的先後次序問題。《大學》中說：「知所先後，則近道矣」。《弟子規》內容的編寫次序也是中國古人教育經驗的總結，符合教育的規律。《弟子規》的內容分為七個部分，編寫次序分別是入則孝、出則弟、謹、信、愛眾、親仁、餘力學文，這就強調了教育的先後次序一定是首先學做人，後學做事，也就是先培養德行，後學習知識、技能，也就是《三字經》上說的「首孝弟，次見聞」。

    《弟子規》還強調，道德教育同樣也是有先後次序的，那就是「百善孝為先」，即從對父母的孝心開始，培養起一個人「泛愛眾」的能力。這是因為，孝的教育，培養的是人的一種恩義、情義的情感。如果恩義、情義的處世原則培養不起來，就會形成一種以利害為取捨的處事原則，這樣的人往往就會做出見利忘義或忘恩負義的事情來。而且，把孝作為仁之本，「愛人」首先從愛父母做起，然後愛其族人、愛其長上、愛其民族、愛其國家。這種推己及人的自然親情，符合人的認識與情感發展的規律，易於為人們所接受。試想一個連自己的父母都不敬愛的人，怎麼可能讓他真心實意地去愛他人、愛民族、愛國家呢？孔子的弟子有子說：「其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作亂者，鮮矣」，《孝經》上也講：「長幼順，故上下治」。可見，「孝心一開，百善皆開」，孝的教育是維持良好社會倫理秩序的根本。而當代西方國家在物質文明高度發達、法治相對健全的情況下，仍然出現了犯罪率激增、少年犯年齡下降等現象，無疑與夫妻關係失調、家庭崩潰、父子失教的狀況有關。

    總之，中國是一個有著五千年文化傳統的文明古國，積累了五千年的治國方法、經驗、智慧，對於解決現代社會出現的種種弊端，仍然可以給出救治的良方。在全球金融危機的背景下，有一些企業把《弟子規》的教學和傳統文化的理念引入到企業管理中，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黨的十七大發出了「弘揚中華文化，建設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的號召，提出了堅持「育人為本、德育為先」的教育方針。面對新時期複雜的國內、國際形勢的挑戰，《弟子規》仍然有值得學習和借鑒的價值。

    （作者單位：中央黨校哲學部）

儒家文化與和諧社會（劉慧敏 劉余莉）

人們通常認為，中國社會發展緩慢與以儒家倫理為核心的傳統文化有著密切關係。因此，一些學者對於傳統儒家文化對構建和諧社會所能做出的貢獻表示了懷疑甚至否定的態度。然而，要正確評價儒家文化的當代價值，首先需要對中國封建官僚體制和儒家文化在傳統社會中的作用和影響進行分析，這樣才能看到儒家文化並非導致中國政治及社會進化遲緩的重要原因。相反，儒家文化對於彌補君主專制中央集權的官僚統治所造成的種種弊端、維護社會的穩定起到了無可替代的作用。但這並不意味著，儒家倫理思想與封建君主專制的人治統治必然聯繫在一起。儒家文化是針對人類社會面臨的共同問題而提出的，因此，也具有普遍的價值。特別是儒家文化中重視道德教育和品格培養、重視從人心的治理出發從根本上解決社會問題的思想，既可以成為封建社會治國安邦的良策，也同樣可以為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提供借鑒。

一、   中國封建官僚體制及其弊端

從歷史上看，中國是一個有著兩千多年封建專制官僚制度歷史的國家。官僚制度[1]是集權政府和專制君主用以維持其政權的必要工具，是與小農經濟的生產方式聯繫在一起的。在中國封建社會裡，小農生產方式在經濟領域中占統治地位。這種分散經營、彼此獨立的小農經濟，沒有也不可能有緊密的聯繫，只能靠超經濟的行政權力和手段來強行管理，使之成為經濟聯合體，以此防禦游牧民族對農業種植經濟的破壞、實施治水等社會公共工程，以保護社會生存的命脈——小農經濟的穩定。適應了這種需要，秦建立了中央集權的大一統國家，以政治權力為中心管理社會，由皇帝委派官吏執行這一任務。可見，中國封建官僚制度是在秦始皇取消諸侯割據、統一全國、建立中央集權的統一政府之後出現的，是與統一的國家的出現是同時的。在這種制度下，各地方政府官吏均由中央委派，其任期亦由中央決定。

   由於中國官僚制度的歷史極其悠久、地位極其重要，因而使官僚制度固有的特點以及可能的弊端在其發展過程中有淋漓盡致的發揮。中央集權的君主專制的最大特點，即在於君主在全國範圍內擁有至高無上的權威，君權是其他一切政治權力的根源。一切政治職位的權力追溯到最後，都是由君權的授予而獲得的。因此，在這種體制下，中央官吏和地方官吏的任免，完全由皇帝個人決定，官吏的升遷罷免、榮辱禍福，也完全取決於皇帝的好惡。因此，大官為升遷就必須通過皇帝任命，小官為保位或升遷就要通過上級大官以奏請皇帝。在這種體制下，官吏如果缺少必要的道德修養和道德品質，就會導致以下幾種後果：

    其一，個人權力的取得和鞏固要依靠上級同僚的提攜、照顧，為此必須進行權力交換和財產交換，於是行賄受賄、請客送禮以進行感情投資、建立關係網就成為官僚集團的整體性和廣泛性的活動。而在宗法血緣觀念的影響下，以宗法血緣為基礎的裙帶關係，更成為政治上升遷的重要資本。除宗法、地域外，「門生」、「故舊」 也成為官吏編織社會關係網、打通關節的重要手段。

    在這種社會關係網的保護之下，官僚們貪污受賄就可以有恃無恐。「地方官要在地方發財，不得不賄通京官，京官要通過地方官發財，不得不敷衍地方官。他們上下其手，交互造成一個貪污大局面，對於這種局面，用少數認真的清廉人物去感化，固然不會成功，就是用嚴酷的法律去制裁，也並無濟於事」[2]。中國官吏貪污腐敗之風一朝勝過一朝，權力轉化為金錢層出不窮。

    由於做官是發財的手段，做大官可以發大財，做小官可以發小財，因此，官僚們競相奪取更高的權力。但在官僚政治中，政治權力具有排他性，越是上層權力的爭奪越是白熱化。為了排除政敵的威脅，官僚們不惜捕風捉影、無中生有，製造冤獄、陷害他人，使陰謀充斥官場，宦海風雲難測。也正因為如此，編織嚴密的關係網以有效地保護自己，愈加顯得重要。個人依附於什麼樣的幫派或派系，就成為能否生官發財的重要原因。也正因為「宦海風雲難測」、官無常貴，在當官任職期間，拚命利用職權貪污受賄，也就成為常理。是所謂「有權不用，過期作廢」。如此一來，貪污——行賄——拉關係——受賄之間相互作用而形成惡性循環，成為中國封建社會官僚制度下不可治癒的頑症。

    其二，由於官吏的升遷取決於皇帝的好惡，由此也導致官吏只知對君主及長官效忠，而不知對人民負責，可以無視輿論制裁，敢於違反民意、獨斷專行，因而使人民的自由權利受到極大的威脅與侵害。政府官吏依理想應處於超然公正的地位，然而在君權至上的中央集權制度下，官員往往不能保持這種正當立場，常憑藉其政治勢力以圖謀並保障自身的利益，而且為了達到這一目的，就不惜對人民施以種種殘酷的榨取和壓迫。中國歷代農民起義，都是農民對官僚的過度壓迫榨取行為所進行的必然反抗。可見，吏治狀況與各朝的治亂興衰無不有著直接的關係。凡吏治澄清之時，社會政治就表現為升賓士隆、國富民安的狀況；反之，則表現為政治混亂、社會凋零的局面。因此，在中國傳統社會有「國家之敗，由官邪也」的說法。

    其三，在中央集權君主專制的國家中，皇帝授予官職、提拔官員的最終目的，也只能是為了維持皇權的統治、維護大一統的局面，因此封建皇帝對官吏的要求是希望他們成為馴服而有用的工具。在君權至上的封建君主專制體制之下，君主所甄拔的是奴才而不是人才，所需要的是忠順走狗而非英勇幹將。而官吏臣僚對君主亦只求得其寵信，保持自己的地位。因此中國官吏除少數英明有為者外，多數官吏均為萎靡不振之輩。在君權至尊的官僚體制之下，整個權力系統喪失了主動精神，喪失了行政效率，每個環節上的官吏也都從根本上喪失了個人的開拓精神和追求卓越的餘地。他們都是消極待命者、例行公事者。因為官吏的每個主動行為都可能表現為與最高掌權者分權，都可能被認為是對君主的萬能權威的削弱。韓非子指出:「臣擅行令則主失制，臣得行義則主失明，臣得樹人則主失黨。此人主之所以擅也，非人臣之所以操也。」[3] 作為官吏施政行為必不可少的行令、行義、樹人，都被認為會使君權失制、失明、失黨，即被認為會使君權失去對社會的控制、失去威明昭著。再加上官場上的牽制傾軋，在這種體制下，只有油滑逢迎的政治庸人和毫無個性與行動願望的政治懶人能夠生存。在選拔時，這類人比較容易中上層之意；在官場生涯中，這類人的安全係數較大，較少受到政治鬥爭的衝擊和淘汰。「不求有功，但求無過」、「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為封建官吏所服膺之處世哲學，故對公務之處理，一切只知「率由舊章」、「循例辦理」，人人殫於更張，治事墨守陳規為本，因循敷衍、暮氣頹唐。所謂「不擾民」實際上是「不辦事」之掩詞。在此情況下，自然沒有所謂自動表現、創造精神與積極改革。

    以上種種弊端，是由封建君主專制的中央集權官僚體制的特點而可能導致的結果，也是可能導致封建官吏道德敗壞、官吏作風腐化的重要原因。

二、儒家文化在封建官僚體制中的作用

   封建君主專制的中央集權官僚體制可能導致的弊端是顯而易見的，但是，值得注意的是，這些弊端只有在沒有德行修養的統治者那裡才可能出現。換言之，看似弊端重重的君主專制制度卻使得中國封建社會得以綿延2000多年之久，並不是偶然的，而是與其一向遵奉和推行的儒家倫理教育是分不開的，正是儒家文化彌補了這種官僚體制可能出現的弊端。

      儒家思想在官吏道德方面，強調為國家、為整體的整體主義價值觀，提倡「夙夜在公」、「以公滅私」，提倡「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強調「民為貴，君為輕、社稷次之」、「民為邦本」的人本精神，主張推行仁政、「視民如傷」、與民休息；強調以功績為取向的行政行為規範，要求官吏以「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為己任，倡導「內聖外王」的理想人格；強調清正廉明的行政風範，「弘清靜無欲之風，守慈儉不貪之寶」；強調以身作則的表率作用，相信「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

    在官吏道德建設的途徑上，儒家思想認為，良好的政績和有效的社會治理建立在官吏良好的道德修養的基礎之上。不講修身、齊家，而要達到和諧社會的目的是不可能的。因此，特別重視個體道德修養在治國、平天下中的作用。在「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這個實現士大夫階層實現政治理想的過程中，修身是第一位的。而 「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謙，故君子慎其獨也！」[4]。此外，曾子「吾日三省吾身」的修養方法，孟子養心、求放心、養浩然之氣、反求諸己的修養方法，都把個體內心道德修養的功夫作為決定一個人道德品性的最重要方面，主張人人向內追求，通過自我修養達到賢人、聖人的境界。因此，在官吏道道德建設中，尤其重視當權者個體道德素質的培養，重視當權者個體人格的力量。包拯清正廉明、不畏強權的為官品格、海瑞為民請命、剛直不阿的風範，都為統治者和平民階層所敬仰。這種重視官吏個體道德修養的傳統，在中國幾千年的歷史中，對激勵、約束當權者順應歷史、順應民心、正道直行、維護國家民族利益起到了積極作用。

    從制度上看，為了貫徹德治主義，官吏的任用選拔也均以德行為首要條件。漢代實行鄉舉里選之制選拔官吏，制舉以賢良方正為最重要，察舉以孝廉得人最多。魏晉行九品中正制，以九品衡別官吏，也以德義有無缺失為衡量標準。隋唐以後，實行科舉制度，官吏選拔鬚經考試。各朝考試方法各異，但所試內容則均以儒家思想集大成之經義為主，故受儒家德治主義潛移默化的影響甚大。這些制度，無不有助於官吏道德的提高。

    中國封建君主專制中央集權的官僚制度弊端雖多，而之所以未發生嚴重弊害而能綿延長達兩千年之久者，實與儒家傳統思想重視官吏道德修養的提高有關。

三、儒家文化的普遍價值

    封建專制的官僚體制，是導致封建社會官吏腐敗和社會進化緩慢的動因。儒家思想適應了封建專制的中央集權的官僚制度的需要，但同時也彌補了君主專制中央集權制度的可能出現的弊端。但是，如果因此把儒家思想與封建專制的人治統治聯繫在一起的，就難以正確認識儒家思想的精神實質和當代價值，從而也就難以發揮儒家倫理對於構建和諧社會的作用。

儒家思想雖然適應了封建君主專制的官僚體制的需要，但是這並不意味著，儒家倫理與封建專制的人治統治必然聯繫在一起。儒家思想是針對人類社會面臨的共同問題而提出的，因此，它具有普遍的價值。這正如市場經濟一樣，作為一種以市場為主體配置資源的經濟體制，既可以促進資本主義社會的經濟效益，也可以促進社會主義社會的經濟效益。同樣，儒家思想中重視道德教育和品格培養、重視從人心的治理出發從根本上解決社會問題的思想，與現代的民主法治思想並不矛盾，它既可以成為封建社會治國安邦的良策，也同樣可以為各種不同意識形態社會的和諧穩定發展提供借鑒。

從根本上講，儒家思想認為，社會治亂的根本在於人心，因此，要從根本上達到社會的治理，就應當從人心的治理入手。這一點是有其深刻的意義的。很多社會問題的出現，歸根到底，都是由於人心缺乏治理而導致的。這也是為什麼在春秋戰國的百家爭鳴之後，統治者在百家中把以重視人心治理的儒家思想定為一尊的原因之一。儒家思想被歷代統治者沿用了兩千多年之久，為維持傳統社會的安定和平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論語》上說：「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5] 可見，儒家的倫理教育的根本是「孝」。孝悌是修身的根本，而修身又是齊家、治國、平天下之根本。在儒家思想家看來，孝敬是性德，講「孝」最容易開發本性，使人本具的性德昭顯。因此，理解了「孝」 這個字，也就理解了儒家思想的精髓。從「孝」這個字的構成來看，「孝」是一個會意字，上面是個「老」字，下面是個「子」字。「孝」這個字的含義就是說，上一代與下一代是一體、不是兩個。如果有「兩個」這個觀念，那就不是孝了。上一代還有上一代，過去無始；下一代還有下一代，未來無終，無始無終是一體。在外國，中國人還保持著祭祀祖先的傳統，外國人不理解，問：幾百年、幾千年前的祖先，認都不認得，還祭祀他們幹什麼？但是他們不懂得「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 [6]的道理。中國人祭祀祖先，這個情存的深厚！遠祖不忘，對眼前的父母哪有不孝敬的道理呢？儒家從豎的方面講「孝」的教育，從橫的方面，則講兄弟之間的 「悌」，並把它推廣到「四海之內，皆兄弟也」[7]。可見，孝悌教育做好了，整個社會的人倫關係就自然井然有序了。

推行孝道責任重大的是老師。因此，孝親和尊師緊密地聯繫在一起。這個體制是這樣起作用的：父母在家裡教子女尊師重道，老師在學校教學生孝敬父母。儒家特彆強調尊師重道的重要，這在古禮中表現的特別明顯。在《禮記》中記載，男子20歲行冠禮。從此以後，他的祖父母、兄弟姐妹等親戚都不再叫他的名了，而改稱他的字，甚至連皇帝也是如此，都稱他的字表示對他的尊敬。只有父母一生都可以稱他的名，還有就是老師也可以稱他的名。這說明老師與父母的恩德是相等的。父母去世，要守喪三年；而老師去世，也要守（不穿孝服的）心喪三年。皇帝接見老師，也要降階，不能以君臣之禮接見，而必須以賓主之禮接見。可見，儒家對師道尊嚴是何等的重視，把孝道和師道看成是教育的大根大本。

儒家講的孝的內容十分豐富，不僅要養父母之身，而且要養父母之心、父母之志，不能讓他們常常擔心。如果自己常常讓父母擔憂，那就對不起父母，就是不孝了。例如，到學校讀書，功課不好，讓母親擔憂，就是不孝；不敬老師，和同學不能相處，讓父母擔憂，就是不孝；進入社會，工作不認真負責、不盡心儘力，讓父母擔憂，是不孝；對長官不盡忠，是不孝，與同僚不能合作，讓父母擔憂，也是不孝。因此，《論語》上講：「孝」就是能夠做到「父母唯其疾之憂」[8]，即父母僅為其疾病擔憂，而完全不必為任何其他事情擔憂。可見，一個常常懷有孝心的人，就幾乎是一個完人了。宋代的契嵩在《孝論》上講：「聖人之善，以孝為端；為善而不先其端，無善也」。聖人之導民向善，乃以孝為始點，古語云「百善孝為先」。因為孝心一開，百善皆開。 「孝」的教育，培養起來的是一種恩義、情義的觀念，一個人如果連父母這麼大的撫育之恩都不能記在心上，那麼他還能感念誰的恩德呢？如果一個人情義、恩義的觀念培養不起來，就會產生一種功利的觀念，凡事都是以利害的原則來取捨，這樣的人就很容易忘恩負義。因此，古代有「求忠臣於孝子之門」的說法，是不無道理的。

如果一個人從小就接受嚴格的儒家倫理教育，就很少能做出大逆不道的行為。因此，在傳統社會，逆倫的事件就罕有發生。而一旦發生，也有相應的措施加以懲治，達到懲前毖後的效果。例如，在清朝，一個縣發生了一件兒子殺父親的逆倫事件。結果，不僅這個兒子被處死刑，縣長因失職而被撤職查辦，巡撫也被記過。除了這些行政處分以外，這個縣的城牆還被拆掉一個角，因為在古人看來，一個縣出了這樣一個大逆不道的人，是這個縣所有的人的恥辱。

可見，儒家思想是一種實實在在的德性教育，是為了通過孝親尊師的教育而達到治理人心的目的，從而從根本上起到移風易俗的作用。今天，要發揮儒家文化在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中的作用，並不是去儒家思想里尋找一些符合所謂的現代社會的隻言片語，而是要從根本上恢復看似過時、而實為儒家倫理根本的孝親尊師的傳統，因為這才是一個社會和諧人倫關係的根本。只有抓住了這個根、培植這個根，才能使儒家的仁愛精神發揚光大，從而為和諧社會的構建奠定基礎。因此，儒家倫理是一種真實的學問，更是一種真實的修身功夫和救治社會病症的一劑藥方。它不是設計來為理論家所研究的，更不是能夠通過學者式的研究而被人所理解的。一個連 「孝親尊師」都做不到的人，如何能真正做到誠信友愛、尊重他人呢？一個「滿嘴仁義道德，滿腹男盜女娼」的儒學家，又如何能真正體會到儒家思想的價值呢。也只有從這個意義上，才能理解王陽明提出的「知行合一」理論。從個體修養的角度講，一個人如果能夠按照儒家孝親尊師的理論去修身養性，就能體會到孟子所講的 「浩然之氣」，乃至達到性德的彰顯，或者至少也能成為坦蕩蕩的「君子」；從社會國家的角度講，儒家的教育如果能夠得以推行，就能起到移風易俗、和諧人倫和安定社會的作用。

四．儒家文化與和諧社會

儒家倫理啟示我們，要構建和諧社會，倫理道德教育是不容忽視的。早在《禮記》上就有：「建國君民，教學為先」[9]的說法。這就是說，建立一個政權和領導一國的老百姓，教育是至關重要的。而教育的目的是 「長善救失」 [10]。忽視了這個功能或目標，即使是高等教育也不過是一個「高等知識的傳習所」，只能培養出一些只會做事、而不懂做人的、人格思想不健全的人。這樣的人是無法實現齊家、治國、平天下的理想的。可見，和諧社會的構建，必須通過重視倫理道德的教育才能最終實現。因此，雖然和諧社會不能僅僅簡單地建立在道德教育的基礎上，但是，忽視道德教育要構建和諧社會也同樣是不可能的。我們黨明確提出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重大任務，就是要求我們更加自覺地加強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建設，使社會主義物質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設與和諧社會建設全面發展。可以說，這是總結了中、西方歷史和現實社會發展的經驗教訓所得出的重要結論，把握住了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和共同願望。

從歷史上看，中國傳統社會是以禮即德來治國的。但是，在五·四運動時期，由於嚮往西方的科學、民主與法治，我們開始了對傳統文化的批判，這種批判在十年文革期間卻走上了極端，打倒了「孔家店」，拋棄了傳統道德，德治沒有了；同時，由於缺乏現代西方的規則意識和法制傳統，法治也未能得以實現，所以才導致了我們今天在文化建設和思想道德建設上出現了「前不見古人，后不見來者」 的局面，導致了社會道德水平日趨日下，讓人們不能不發出「世風日下」、「人心不古」的感慨。由於我們丟掉了以「孝親尊師」為根本的儒家聖賢教育，曾經一度以禮儀之邦而著稱於世的中國，卻出現了種種不盡人意的道德敗壞現象，並因此影響到經濟的發展、政治的開明和整個國家的前途。

從世界範圍來看，今日的世界，仍然是崇尚科學與民主法治的西方文明占統治地位的時代。從對科學的追求上看，西方人對物質的追求已有好幾個世紀了，但科技的發展並不能解決人們的很多問題，相反，造成人們對現實的迷茫、精神的空虛。科學技術的發展雖然日新月異，但是卻沒有給人帶來越來越多安全感，甚至使人日益生活在惶恐不安之中。這正是因為，由於品德教育和責任意識的缺乏，使科學技術的發展越來越偏離了一些善良的、為科學獻身的科學家們的美好願望而被到處濫用著，使得科學技術的發展不僅沒有給人帶來幸福安樂的生活，反而帶來了更大的殺傷力和危害。

依靠科學發展本身不能徹底解決人們濫用科學技術所帶來的災難問題。因為，科學技術能夠善用，也能夠被惡用。正如刀子可以殺人，也可以用來切菜一樣，關鍵的不是刀子，而關鍵在於使用刀子的人，即關鍵在於誰來用、怎樣用。因此，要解決這個問題，不在於是否應當發展科學技術本身，而在於教育使用科學技術的人。換言之，在於道德教育和人心的治理。可見，要從根本上解決問題，科學和建立在科學精神基礎之上的、僅僅強調程序的公正、規則的設計和法制完善的現代西方主流倫理學是無能為力的。儒家倫理告訴我們，倫理學的任務不應當像一些西方倫理學家提出的那樣，僅僅成為類似法律的規則的制定、程序的設計或利益的分配，而是在於教育和培養能夠善用科學技術的人。而且，進一步講，正如海倫· 凱勒所說的：科學可能會找到方法治好絕大多數的惡……但是它還是不能治癒它們中最惡的那一個：對人類的冷漠。這些都說明了德性教育的重要性所在，也正是以麥金泰爾為代表的當代西方美德倫理學家們呼籲要復興美德傳統的重要原因。因為美德教育不是對人性的約束，而正是性德本有的要求，更是人和社會良性發展的必然。

從對民主法治的追求上看，今日的西方發達國家，民主、法制雖然健全，但是由於缺乏道德教育，那種在法律管轄之外的反社會行為比比皆是，社會治安狀況令人擔憂，而深感警察人員短缺；對下一代缺乏道德教育和引導，導致了青年一代缺乏理想，只知道享受生活，吸毒、酗酒、青少年犯罪等社會問題層出不窮，監獄人滿為患；其個人主義、利己主義思想根深蒂固，人們往往打著民主的旗號而實現著自私自利的目的，人們只有個人、沒有集體的概念，更談不上如中國傳統所講的「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的觀念了。所有這些，已經引起了西方一些開明的哲學家開始對什麼是「文明社會」的問題進行重新反思。可見，如果缺少思想道德教育的引導，光靠經濟的發展、法治和制度的健全，並不能從根本上解決社會的治亂問題。和諧社會的構建，既需要民主、法治和科學，同時也離不開倫理道德。因此，世界上很多開明的思想家開始把目光轉移到重視人心治理的儒家倫理。

70年代，英國著名歷史學家湯恩比博士在日本與池田大作的談話中，在客觀地研究了歷史的基礎上，從文化學的角度，得出了這樣的結論：真正能夠解決21世紀社會問題的，只有中國的孔孟儒學與大乘佛法。80年代末，一批諾貝爾獲得者在巴黎開會，發表了一個重要宣言，針對世界範圍的道德危機指出：人類要在21世紀生存下去，就必須到2500年前中國孔夫子那裡去尋找機會。他們的話引起了英國思想界和英國政府的重視，以致把重視道德教育和人格培養的儒佛經典編入到其中學課本之中。他們對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視和熱衷，應當引起我們的深思和反省：中國傳統的儒家倫理思想對於治理人心、和諧人倫關係和安定社會方面究竟具有怎樣的價值？

儒家倫理的核心是仁愛，而對仁德的培養建立在孝悌的基礎之上，並把這種愛進一步推及到對社會大眾的身上去，做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因此仁愛之心向上提升，就是互助互愛，互助互愛向上提升才能達到孔子所描述的「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11]的理想社會。可見，教育辦好了，人心得治了，倫理關係協調了，社會的各項事業才能自自然然上軌道。只有這樣，才能從根本上保證和諧社會的實現。

因此，在對待儒家文化的問題上，我們應當以對歷史負責的精神，避免對儒家文化斷章取義、以偏概全、道聽途說的歪曲和批判。很多時候，一些學者對儒家文化的批判更多都是來自於想當然的假設，而沒有能夠自己真正深入經典，看看儒家的「四書」究竟講了些什麼，這是令人深感遺憾的。因此，胡錦濤同志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七次代表大會的報告中指出：「要弘揚中華文化，建設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他強調說：「中華文化是中華民族生生不息、團結奮進的不竭動力。要全面認識祖國傳統文化，取其精華，去其糟粕，使之與當代社會相適應、與現代文明相協調，保持民族性，體現時代性。」這是總結了中西方社會發展的經驗教訓所得出的重要結論。

從歷史上看，宋朝的開國宰相趙普「半部《論語》治天下」，功績卓著，成為歷史美談；被譽為「日本近代經濟的最高指導者」、「日本企業之父」和「日本金融之王」的企業家澀澤榮一「一手執論語，一手執算盤」，開創了日本儒家式經營之風，則為儒家文化在現代的復興作出了活生生的有力見證。當代新加坡政府兼收並蓄，在加強法治建設的同時，特別提倡中國傳統儒家的道德教育，自1983年起，在中學三、四年級開設《儒家倫理》課，這使得其在經濟發展的同時，卻沒有出現西方國家的種種社會問題和弊端，並成當今世界上社會治安最好的國家。從古今中外所有這些運用儒家《論語》而成功的例子，啟發我們反思儒家思想對於指導我們的人生、社會乃至整個世界的發展究竟具有怎樣的價值，也啟發我們對什麼是真正合理的制度和真正和諧、文明的社會進行思考。一個真正合理的制度，既是提高效率、維護公平的制度，而且也應當是導人向善、促進道德進步、體現道德精神的制度。因此，胡錦濤同志提出：我們要建設的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應該是民主法治、公平正義、誠信友愛、充滿活力、安定有序、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社會。這六個基本特徵既包括社會關係的和諧，也包括人與自然關係的和諧，體現了民主與法治的統一、公平與效率的統一、活力與秩序的統一、科學與人文的統一、人與自然的統一。因此，可以說，只有具有深厚文化底蘊的中國領導人，才可能提出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這樣的命題。

一個沒有自己偉大文化的民族，是可悲的；而一個擁有、但卻不珍惜自己的偉大文化卻要崇洋媚外的民族，是更可悲的。當人們羨慕西方發達的科技和經濟發展所帶來的物質繁榮，而恥於談論自己所固有的幾千年的文化積澱時，是可以理解的，然而卻是極其膚淺的。這正如一個年邁的老人可以羨慕青年人的生機與活力，但卻沒有必要因此而拋棄自己一生積累的人生智慧。

在過去的兩百年中，由於體制的落後和科學技術的不發達，與西方國家相比，我們確實處在被動和落後的境地，但是因此就得出中國傳統文化較西方文化為劣的結論，未免過於簡單了。200年在人類文明發展的歷史長河中，不過是短暫的一瞬。從中國歷史上看，大漢民族也曾有過被外族所侵佔的歷史。元朝和清朝，分別由強悍的蒙古族和滿族所統治，但是他們仍然為儒家文化所吸引、所同化，並大力弘揚和發展了儒家文化。特別是在清朝，用儒家思想治國的君主更是大有人在。而且每當儒佛思想興盛的時期，都是國泰民安、政治相對清明的時期。這就說明了儒家思想，遠非人們所理解的蒙昧人們的工具，而是一種具有實用價值的、開顯性德、治國安邦的智慧。合理地運用這種智慧，可以帶來社會的和諧與長治久安。誰能斷言，幾百年後的一天，西方人不又是為中國文化所同化呢？從這個意義上講，中國經濟的發展、綜合國力的提高，以及由此帶來的中國文化的更廣泛的傳播，對於世界文明所做出的貢獻，將是其它文明所無法比擬的。而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也必然伴隨著中華民族自信心的恢復和民族精神的弘揚，它是中國經濟、政治和文化的全面復興。正因為如此，胡錦濤總書記在2007年10月召開的中國共產黨第十七次代表大會的報告中用了相當長的篇幅論述了文化，並且把「文化軟實力」的概念明確寫進黨代會的報告，這也說明中國共產黨作為執政黨越來越重視文化在社會發展中的重要作用。

在2000年世紀之交的時候，很多旅居海外的「龍的傳人」都激動不已，說21世紀是龍的世紀，是中國的世紀。然而，21世紀可能並不一定是中國經濟、政治或軍事的世紀，但一定是中國文化得以廣泛弘揚的世紀。特別是在9·11事件和英美對伊拉克的戰爭以後，全世界人民都表達了對世界和平的願望和企盼，而以「孝悌忠信，禮義廉恥，仁愛和平」為核心內容的中國傳統文化使那些要求維護人倫秩序、解決世界衝突、實現世界和平的人們看到了希望和曙光。發展中國、使中國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是每個炎黃子孫的共同企盼。然而，要避免西方國家在發展中出現的種種社會問題和道德危機，就必須切實堅持「走自己的路」，堅持培育和弘揚民族精神，發揮中國博大精深的傳統文化在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中的積極作用。我們相信，具有深厚文化底蘊的、以和平的方式而崛起的中國，定能以它崇尚和平的文化為世界帶來希望與和平。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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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韓非子集釋》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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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王亞南在《中國官僚政治研究》中，把官僚政治從社會和技術兩個方面作了區分。他認為，從社會意義上來理解官僚政治，在此種政治下，政治權力全把握在官僚手中，官僚有侵奪普遍公民的自由。在技術方面理解的官僚政治，則是在一切設官而治的社會中都存在的。社會性的官僚政治是與一定的社會體制相聯繫的，依存於諸般社會條件之下。本文所使用的官僚制度主要是在社會意義上使用的。
[2] 王亞南：《中國官僚政治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1年，第121—122頁。
[3] 《韓非子·主道》。
[4] 《禮記·大學》
[5] 《論語·學而》
[6] 《論語·學而》。
[7] 《論語·顏淵》。
[8] 《論語· 為政》。
[9] 《禮記．學記》。
[10]  「教也者，長善而救其失者也」 《禮記．學記》。
[11] 《禮記·禮運》。

（發表在《齊魯學刊》2007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