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農村勞動力轉移成本過高 或抵消務工收入

2010-02-18

　　星島環球網消息：為促進勞動力向城市轉移，必須著力降低農民工向城市遷移的個人成本。在我國，目前這一成本十分高昂，很可能抵消勞動力的務工收入，使個體凈福利低下，最終阻礙農村人口向城市的遷徙，或表現為流動但不遷移。

　　《湖北日報》報道，農村勞動力轉移問題關係到我國的經濟發展與社會穩定問題。特別是，農村勞動力的轉移路徑選擇及轉移路徑選擇的影響因素，決定著農村勞動力轉移的成功與否，需要進行認真的分析和研究。

　　勞動力轉移的相關理論

　　有關勞動力流動轉移的研究有多種理論。20世紀50年代中期，劉易斯開創性地創立了二元經濟理論。提出基於「二元經濟結構」的農村剩餘勞動力轉移理論，認為在經濟發展的早期階段，農村存在邊際生產率為零的勞動力因而能夠無限供給，工業部門的利潤全部用於投資因而有較大的勞動需求，供需相互作用使勞動力由農業部門轉移到工業部門、由農村轉移到城市。

　　1961年，費景漢和拉尼斯在二元經濟理論基礎上，更加詳細地論述了在經濟結構轉換中的就業結構轉換。

　　托達羅在劉易斯二元論基礎上建立了二元經濟條件下勞動力流動的新古典遷移模型。托達羅認為人口從農村向城市遷移，不僅取決於城市與農村實際收入的差異，還取決於城市就業率的高低和城鄉預期收入差異。

　　這些研究成果揭示了農村勞動力遷移既受宏觀經濟和制度因素的影響，又和遷移者的個人特徵和社會文化背景相關，表現出較強的複雜性和階段性。目前我國勞動力轉移的動因和過程基本符合劉易斯和托達羅模式的分析範式。下面就二元經濟的產出作一個比較。

　　基於凈預期收益的演化分析

　　作為城鄉二元社會，假設我國經濟由工業部門和農業部門兩部分組成。先假設農村勞動力的轉移成本忽略不計。

　　第一，產出比較。

　　由於現代產業部門的邊際生產率要遠高於傳統農業部門，對應的工資率水平也遠高於後者。工資率差異成為吸引傳統農業部門勞動力轉移到現代產業部門的拉力,差距越大拉力越大。當農業部門勞動力向現代產業部門轉移時，勞動力原工資水平被拉動，表現為工資率上升。相應的，現代產業部門中勞動力供給增加，工資水平被拉低。直至兩個部門的工資水平相等到達平衡點。這時，農村勞動力不再轉移，城鄉之間的勞動力流動達到一種均衡狀態。

　　從上分析可知，農村勞動力的轉移可以促進勞動力資源的優化配置，帶動農村勞動生產率和工資的提高，縮小城鄉收入差距。

　　第二，加入成本分析后的凈福利狀況。

　　根據托達羅的分析，農村勞動者遷入城市的動機決定於城鄉預期收入差異，差異越大，流入城市的人口越多。

　　從理論上來講，農村人口進城務工決策是一種個人最優風險——收益組合的決策，需要比較個人收益和成本。只有當家庭福利凈值大於零時才可能產生遷移動機。而從實際情況上看，我國當前勞動力轉移的成本很高，絕非可以忽視。

　　我國農村人口的個人轉移成本包括顯性經濟成本和隱性經濟成本兩類。顯性經濟成本主要指城市各種制度規定所帶來的稅費成本和准入成本以及城市生活住房交通開支成本，以及其它可計算成本等。隱性經濟成本指農民工在城市受歧視所喪失的工作機會收入成本，初入異鄉的心理成本、個人教育和素質培訓缺失所喪失的機會成本、社會關係缺失成本，以及崗位競爭成本，以及其餘不易衡量的成本等。

　　從兩類成本的性質來看，顯性經濟成本比較容易控制。主要可以取消針對轉移勞動力的不合理收費，開放戶籍和用工制度，補貼農村勞動力住房生活開支，取消農民工子女入學費用，給予農村勞動力平等城市公民待遇。而隱性成本如勞動力成長環境所帶來的文化差異，個人受教育程度技能素質以及城市社會關係缺失帶來的就業成本和心理成本卻難以消除。加上近年來,產業升級對農村勞動力就業空間的擠壓,農村勞動力在大城市的隱性成本呈上升狀態，農民工在大城市定居的隱性成本佔比很高，成本很大。比較而言，二線城市由於地域空間上與農村接近，素質相差不遠，就業競爭壓力較輕，隱性成本相對較小。

　　第三，不同類型城市間的勞動力轉移凈福利分析。

　　通過採取鼓勵遷移政策和補貼措施后，兩類地區呈現不同的凈福利狀況。

　　如果同時使大城市和二線城市顯性成本都趨向於零，則凈收益值均有所提高，其中二線城市成本下降比例多，總體凈福利提升更加明顯。此時，如果對二線城市再予以適量補貼等鼓勵遷移政策，則二線城市對應的預期凈福利收入將最終超過一線城市。也就是說，雖然大城市以外的二類地區名義工資率仍然低於前者，但是農民進入第二類地區所能得到的預期凈福利收入將會大於大城市。這樣，二線中小城市將能夠體現出吸引勞動力轉移的優勢，成為我國城市化的主要遷移路徑。

　　勞動力轉移路徑的分析和結論

　　通過分析可知:比較個人福利與成本之後，從制度層面上推動農村勞動力人口流動進程具有可行性。

　　首先，農村勞動力向城市的轉移動因來自於福利的比較預期收益。城市化過程中對於城鄉各部門生產率提高均有促進，並且有利於縮小城鄉收入差距。農村勞動力轉移將為社會帶來凈福利的總的改善。

　　其次，由於勞動力遷移決策是根據個體排除成本后的凈福利收益預期，這提示我們，為促進勞動力向城市轉移，必須著力降低農民工向城市遷移的個人成本。在我國，目前兩類成本都十分高昂，很可能抵消勞動力的務工收入，使個體凈福利低下，最終阻礙農村人口向城市的遷徙，或表現為流動但不遷移。

　　再次，通過對遷移的顯性成本和隱性成本的劃分和比較可知，沿海發達地區和特大中心城市轉移成本不會隨制度的改進而快速降低。產業升級和資本投入等甚至使原本較低素質的勞動力更加難以就業，農民工群體在現代服務業和製造業就業中將會面臨大學畢業生群體的競爭和擠壓，就業空間變窄，這些因素都使得隱性成本有逐年上升的趨勢。

　　大城市市政建設的進一步投入已經失去了規模效應，對農民工的全民社保和培訓等投入也遠遠大於二線城市，加上大城市由於房價物價生活水平高企，國家對勞動力轉移中的顯性經濟成本控制也顯得代價過高。

　　而二線城市因地域空間等較易於勞動力轉移融入，隱性經濟成本遠低於大城市。只要從政策上掃除了阻礙農民遷移的制度收費等外在顯性成本，並給以補貼鼓勵措施如入戶補貼住房教育補貼等，就能夠有效提高農民進城的預期收入凈值，促使農村人口向該地區轉移。同時加大二線城市配套建設投資等拉動內需投入，加大城市發展吸引力，就能夠使其成為我國未來一段時期內人口城市化的主要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