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我們都 「被信仰」 了？

　　又過年了。國家教育部早有通知，要求全國各級各類學校，於春節期間組織學生參與網上「給祖國母親拜大年」活動。1月10日至2月19日，中國文明網、央視網、光明網、新浪網等主流媒體，將向學生徵集春節吉祥物、春聯、拜年簡訊、各地民俗云云。
　　拜年的內容是，一拜壯美河山，二拜炎黃始祖，三拜歷代英傑，四拜革命先烈，五拜英雄模範，六拜億兆黎民。
　　千百年來，中國人拜年都是老百姓自願自主的習俗，向與公共權力無涉。可是，今年「給祖國母親拜大年」成了一項政治任務。其間批評如雲，不僅事關過年，更與當今中國人如何安心緊密相關。
　　如何給祖國拜年
　　「年」在遠古時，曾是傳說中會給人們帶來壞運氣的怪獸。「年」一來，萬事不吉；「年」一「過」，事事如意。用鞭炮轟，貼紅春聯，「年」就過去了。這就形成了千年相傳的「過年」與「拜年」的信仰：「先拜天地，次拜祖宗，再拜高堂……
　　今年不一樣，政府創新要給國家拜年。
　　中國人的信仰習俗中，還沒有給祖國拜年這一說。曾有「天地君親師」的祭拜慣習，把中國信仰象徵性地建構為五種信仰關係。1911年共和之後，「君」被「國」取代，以「天地國親師」代表安定中國人心的五種祭拜對象。不過，這一傳統很快就被淡忘。1960、70年代，它們則被替代為「個人崇拜」，拜年甚至成為禁忌。即使在1990年代前後，春節放鞭炮也一度被禁。近年來經濟發展，這些信仰習俗被公權解放，國家就充當了要被祭拜的信仰對象。
　　但是，沒有廟堂，也沒國廟，怎麼去給抽象的祖國拜年呢？試想，一拜壯美河山，漫天沙塵算什麼；二拜炎黃始祖，歷史傳說遙無期；三拜歷代英傑，故居瞻仰門票貴；四拜革命先烈，紀念空間商業化；五拜英雄模範，華蓋蒙頭成貴族；六拜億兆黎民，貧富分化農民工……另外，在官方的六項拜年指示中，從一拜到六了，唯獨父母爹娘不拜。是不是父母雙親太卑微，無法代表祖國母親？為此，這一「拜年指示」無法得到民眾認同。
　　改革開放30年了，中國人的日子較前好過多了，但人心總未有歸屬。如拜年的對象，純屬官方定義，國人無從選擇，必然就只是一種國家信仰的表達工具，不具備人心歸屬與信仰認同的意義。中國發展了，卻無法解決信仰危機問題。因為中國人有信仰，卻無法認同，無法自由表達。我們都「被信仰」了。
　　人俗國家聖的象徵性支配
　　中國人國不離家，家不離國；愛國如家，移孝忠國，故能視家如國。至於在祖國與國家間，卻有不同的社會學或政治學意涵。祖國是一融政治、倫理、道德和信仰為一體的象徵價值體系。人可為她生，也可為她死。但現代國家，則是一個法律概念。中國學人把天下視為中國文化信仰的載體，而把國家當作世俗權力的統治者，僅因為天命信仰的制度建構總未能夠完成，總是被那些身為人王、亦是教主的天子，把這一象徵性支配，改造為對象徵性的支配，而使知識分子失去了自己獨立的信仰方式。
　　因此，家國一體，實際上是把國家倫理化，把權力親族化。當年秦始皇統一六國后，正式建立了國家祀典，從此成為一朝一建、歷代奉持的權力信仰傳統。20世紀民國初年，國民黨也有此作為，整頓信仰體系。可以說，家族親子化的權力邏輯與國家倫理化的信仰邏輯，兩者始終是彼此整合的。
　　在此親子倫理的實踐邏輯裡面，給祖國拜年，等同於給母親拜年，恰好因祖國是一個融權力、倫理和信仰為一體的象徵體系，無形中也賦予了對國家體系公共權力的認同。
　　依照中國人的習俗，同是一家親，必燒一炷香。而我們今日給祖國母親拜年，必然就是同燒一炷香，天下一家親了。如果說，祭祀儀式能創造人們信仰與崇拜的神靈，那麼，給祖國母親祭拜的儀式，也能創造出當今中國人信仰與崇拜的象徵體系。在此，人與超越者的信仰關係，就能轉換為人與母親、人與國家的關係信仰。國家與個人的區別消失了，成為了「神聖的存在」。在祖國「被拜年」的同時，老百姓就「被信仰」了。其中，信仰與被信仰的邏輯差異，一字之差，何止千萬里。信仰的個人自由，納入了國家信仰之中。
　　給祖國母親拜年，本無大錯，但此舉出自公權力的制度性要求，似在說明公權宗教性的建構取向。信仰是不能隨意創新的。雖然，權高王為峰，人俗國家聖，但信仰不是國本，更非治國之本，它們僅僅是公民社會之本，無法成為象徵性支配的手段。
　　初露端倪的第三種改革
　　朱學勤曾認為，30年中國改革可分兩種。一種是80年代中後期開明官員與激進學者的合作，一種是政府與資本的合作。其結果是權貴資本主義的形成。依近年來公權力的正當性建構路徑來看，權貴資本亟需神聖化，很有可能會出現第三種改革，即公共權力與傳統信仰的合作。
　　中國改革的真正起點，在思想政治領域。一是思想解放，一是政治解放，故而出現了所謂的「三信危機」：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危機、對共產黨的信任危機、對社會主義的信心危機。30年的中國發展，把理想主義與世俗經濟的發展結合起來，無疑就為了證明這一改革起點的正確。迄今，經濟發展了，但對此起點的正當性證明遠未結題，「三信危機」尚未解決。
　　經濟發展的現實，變成了國家正當性象徵，甚至可以把國家視為神聖崇拜的對象。經濟發展成為神聖的證明路徑，給國人以意義深遠的信仰要求。國家祭拜由此也會成為文化民族主義的信仰核心。給祖國母親拜年，表達的就是這樣一種信仰要求，一種非宗教的宗教，把公權力神聖化的信仰儀式。所以，官方指示給祖國母親拜年，似當為權力整合信仰，賦予世俗發展成果以神聖化的象徵性建構。此當為第三種改革初露之端倪。
　　針對此類中國現象，我一直在思考「政教關係」作為一種外來術語，實難捕捉中國公權力與宗教信仰之間那種糾結與合作關係。國家與宗教的制度關係，表現在哪？國人被要求拜年，並非國家與宗教的關係，不是西方術語中的政教關係。這既非國家，亦非宗教。它們卻是信仰，權力信仰，文化或習俗信仰。
　　所以，今年被拜年，其中有奧秘。其不似宗教，乃教育、教化之教、國家、政道之設教。這在表面上是一項行政性任務，官意凌駕於民俗，公權規制了信仰，本質上則是建構國家正當性的一條路徑。這些年來，官方管理文化，組織各種國祭、公祭，號召學生讀經、國慶60周年長跑；而學術界不少國教提倡者也暗送秋波，彼此之間脈脈含情……
　　值得指出的是，近代的國民國家大多是「世俗化的神」。為國捐軀者為神聖，為國祭拜者成信仰，而信仰國家者當然就是國教了。由此觀之，緣此信仰慣習的國家，實在是不需要另外去提倡什麼國教的。能夠如此享受祭拜的祖國，緣何還多此一舉、復興國教呢？只是那些國教提倡者們，是否也想像孔子一樣被抬上供桌、享受祭拜的滋味呢？
　　這些都有一個指向：怎樣才算是一個中國人，中國人應如何信仰？而最基本的則是中國人源自於民族國家認同的那種普遍焦慮。為此，一項項活動，一次次公祭，一份份指示，暗中無不有所寓意焉。
　　信仰之內，公權力敬請止步
　　誠然，國家需要信仰。然其與宗教信仰、公民信仰本非一致。其實，信仰無非兩大類型，一種是超自然的，另一種是超社會的。宗教信仰是前一種，國家民族、政治信仰、文化信仰是后一種。國人不知其異，以為信仰就可安心立命。雖然它們的制度分割與實踐取向，會給中國人帶來人心安定的某些效果，但在信仰實踐的現實裡面，它們之間卻有很多很深層的混淆。
　　比如，對神的信仰，是宗教信仰的實踐方法；對國家的信仰，則是犧牲的邏輯，其間有差別。犧牲邏輯可以替換，信仰卻不能。儘管20世紀中國曾有多種宗教替代思潮，其中難免有為國犧牲者提供實踐邏輯的被信仰要求，使倫理、科學、美育、哲學、甚至是政治理念，建構為國家信仰的共同體，犧牲者的信仰方法，把犧牲的邏輯與信仰的邏輯轉換了。
　　正是因為這一根本性的轉換，幾十年來，中國社會被單位組織、中國民間資源被政治動員、中國人心被主義改造，一個稱之為祖國的公共權力共同體，把國家置換為信仰，把國民打造成被要求信仰者。
　　因此，現在中國的問題是，公權力能給你信仰，亦能使你失去信仰，更能因此而要求你去信仰，失去了應有的信任與認同。而我們正忙著信仰的，大多是一個很難屬於我們自己的世界。
　　如何拜年？中國人心安何處？傳統方法是，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現代社會的要求則是：信仰之內，公權力敬請止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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