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心安何處

　　人在饑寒交迫時，首先是要活著，為生存而奮鬥。溫飽之後，他會問：「為什麼活著？」社會從物質文明到精神文明總是循序漸進的。今天，當中國經濟從「殺出一條血路」到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時，中國人開始追求「和諧」和「幸福」了。畢竟，「和諧」和「幸福」不是物質指標可以量度的，它在人的心裡。中國人開始問自己：心安何處？
　　開始，是我們努力鞭策自己要努力工作，加油，加油，實現自我價值！然後，在某一晚辦公室落地窗外星光與華燈的交相閃爍中，我們忽然瞥見了無比落寞的自己，恍然醒悟，我們已經淪為不留在這裡加班就無處可去的一群；當火熱的愛情在婚姻里變得溫吞吞，我們再次意識到，正如從自己身上無法獲得安寧，從另一個人身上也無法找到喜樂……
　　讓我們回到那句樸素的俗語里吧——「心安是福」。古語依然智慧，只是問題已經改變，曾經為中國人提供心安之所的傳統文化，瀕臨分崩離析。你我不可能把心安在農業文明裡，儘管那些典章金句在市場經濟的大潮沖刷下仍會亮眼，但卻與現代社會難以水乳交融，更無力重整在社會驟然轉型的失序狀態中失魂落魄的心靈。
　　而中國的複雜在於它幾乎總是最複雜的那一個。人們安心的努力正遭遇各個方向上的拉扯，即使已經認識到終極事物不可替代的價值，已經飛上半空感受到信仰才能讓個體在多變的現實面前擁有最自由的幸福能力，卻依然不得不低頭看著腳下，解開捆綁的帶子，那帶子下面墜著沉重的包袱，裡面裝著民主參政、收入分配、社會保障、法治精神……政治全能主義的觸角甚至一直沒有放棄對精神領域的塑造與控制傾向。
　　現實種種，讓「心安何處」叩問溫飽之後的中國人，嗡然震顫每顆渴望幸福的靈魂。
誰偷走了中產的幸福
　　每當華燈初放，霓虹迷離閃爍，屬於都市夜歸族的「生活」才剛剛從暮色中開始。Diaan總愛在加完班的夜晚走進深圳那一間間藏在城市迷人燈光下的酒吧，三五同伴推杯換盞，無非為卸下白天的疲憊和面具。
　　曾記得1980年特區成立之初，深圳不過是大鵬灣畔一小鎮，生活悠閑而不起眼。然30年市場經濟飛速發展，北京、上海、廣州、杭州等大城市爭相崛起，作為改革開放的窗口，這個昔年小鎮也成為了高樓林立的都會。
　　人們安居樂業的心態被力爭上遊的激情所取代。30年間，無數人從農村湧入城市，又有無數人躋身於公務員、高級白領、知識分子、職業經理人等都市新興群體，享受著經濟騰飛帶來的翻天覆地的都市生活變化。
　　急奔猛趕的過程中，沒人留意燈火璀璨的繁華都市何時開始變成了不夜城。只有當醺醺然回到居所時，夜歸的人才清楚體味到，肆意歡愉留給心靈的，是更深的空虛和寂寞。
　　「中產」的焦慮
　　截至2008年，北京CBD及周邊集中了朝陽區85%的世界500強投資企業，這裡的甲級寫字樓月租金超過50美元/平方米，堪比紐約。2005年，高林應聘一家外企，成為在北京國貿大廈上班的高級白領之一。CBD的繁華，被摩天大樓改變的城市天際線，曾給他以幻覺，彷彿這裡離曼哈頓的輝煌已不遠。
　　事實上，中國複製了西方國家的繁華都市后，這幾年又開始複製一個社會群體概念——中產階級。
　　普遍認為，看一個國家的發展水平和富裕程度，不僅看GDP，更重要是看中產階級的規模。橄欖型社會結構典型的美國，中產已成為社會主流，占人口總量80%；與之相比，中國的中產階層是否已經形成規模還未有定論，中國社科院研究結論顯示，目前中國中產階層約為總人口的23%左右，處於金字塔結構社會的中上層，從某種意義上說，他們是城市精英的代表。
　　為了實現大都市的「中產夢」，這些年高林並沒有少努力。
　　「以前總夢想有天能衣著講究驅車進出CBD，特別有衝勁去闖。」都說中國的寫字樓是全世界最累的寫字樓，在西方國家，老闆拿出雙倍加班費也很難請求員工留下來加班；但在中國，像高林這樣的白領很少質疑面前堆積如山的工作量是否合理，自發加班是一種美德——即便沒有加班費已成為潛規則。
　　人成為了職場上不眠不休、高速運轉的機器，好處是有能力的人盡展所長，短時間內就可以向更高的社會地位靠近；後遺症則是，一步步向上游奮進后，發現上游之上總是還有上游，預期的滿足感難以在心靈長久駐留。
　　2005年踏進國貿大廈，高林非常興奮；2006年，全新的工作和生活被納入按部就班的軌跡；2007年後，他開始感到焦慮。「在國貿上班又如何？開奧迪又如何？」他反問自己。依然是日復一日的加班，不同的只是面對更嚴苛的競爭和淘汰制度，心惶惶然。
　　工作至上的觀念幾乎毀掉了他的所有生活空間，結果，物質和社會地位仍不過是比上不足、比下有餘。「透支健康，透支情感，透支生活，那到底是為了什麼？」
　　價值裂變的時代
　　這樣的故事正符合臨床心理學家胡紀澤在《中國人的焦慮》一書中揭示的事實：市場經濟和現代化的進程越深入，人們的焦慮越嚴重。
　　高林的困惑幾乎是城市精英們打拚階段必經的心路歷程，他們是公務員、知識分子、高級白領、職業經理人和中小企業家。
　　「當一個社會群體的自我價值認同普遍出現問題時，焦慮和抑鬱總是最早出現。如果沒有調適好，情況就會進一步演化。」台灣著名心理學家許宜銘預言。
　　現今，美國城市裡每3個人里就有1人有抑鬱的傾向。雖然中國沒有具體的數據，但我們看到的是，美國經濟發展是緩慢漸進的，同時伴隨有兩三百年的西方民主進程；而中國市場經濟發展卻有著突飛猛進的特點，計劃經濟時代的價值體系在改革開放大潮中迅速瓦解，西方價值觀和後現代思潮猛烈衝擊著傳統的東方價值觀，卻又來不及建構出新的價值體系。
　　在價值觀轉變和心理調適都跟不上經濟發展的步調下，我們僅用30年時間來消化西方國家300年的價值裂變和心理衝突，中國人的焦慮和抑鬱當然更嚴重。
　　有調查顯示，中國70%的白領處於亞健康狀態。雖然馬上有專家故作輕鬆地吹著口哨說，「抑鬱只當它是個感冒」，但抑鬱到跳樓自殺的人學歷越來越高，身份越來越「中產」。
　　「這是價值觀轉變必然產生的陣痛。」許宜銘說，「從新中國建立到改革開放前，中國以道德與政治立場為標準的價值體系一直是很穩定的。直到1980年代后，這個標準受到極大衝擊，社會重心轉變為以經濟建設為導向。」
　　以往，社會認為個人價值應該建立在為人民服務、為大眾犧牲的精神上；當市場經濟迅猛發展，資本主義價值觀衝擊原有價值體系時，社會認可的個人價值又轉而與財富及社會地位捆綁在一起。
　　割裂性的轉變就這麼發生在一代人身上。
　　心靈危機
　　「人的內在有一股原始動力，需要證明自己存在的價值。」
　　「一個人真正的自我價值感是being，我是什麼，我對自己的接納度。但中國人從不被教育自我接納，相反，我們的文化認為，如果你只是你自己，必然不夠好，你必須要成為一個如何如何的人才夠好。」所謂「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義」，本質就是把社會化后的人的價值放在其本性之上。
　　也許高林們的「中產夢」根本不是他們自己的夢，只是時代強加於其身上的一個「畫餅」，但他們這般苦苦追逐半生，甚至沒有想過為什麼。
　　在西方國家，有越來越多的父母對孩子說，「你很棒，只因為你是你，你不需要迎合我對你的期待，也不需要跟那個第一名相比，你只要是你自己，你就是我最愛的。」而中國的孩子從小到大聽到的依然是「你看看別人做得多好」。身處這樣一個社會價值觀劇烈變化和衝突的時代，缺乏自我認同教育的國人難免會陷入內心價值感的混亂當中，進而隨波逐流。
　　於是，在新舊價值體系的衝突當中，老一輩的官員和知識分子為是否背棄原有的價值觀下海創富而經歷著痛苦的內心衝突；無數急於證明自身價值的年輕人則匆忙扎進社會，努力按照市場經濟的標準打造自身。
　　這當然是個危險的狀況。人們耗盡心力追求財富地位，以為可以帶來安全感和幸福感，殊不知這些價值認同始終依附在外部世界上，越是將個人價值牢牢捆綁在物質財富上，越是不安全。因為一旦失去了這些東西，人就一無是處。
　　2008年金融危機，對中產階層的自我價值感無疑是個嚴酷打擊。中小企業主面臨資金鏈斷裂、停產、倒閉；高級白領對無薪假期，降薪，甚至失去高薪厚職的危機束手無策。
　　有人開始點算未來，這一算，中產階層的優越感更是蕩然無存：職場上再優厚的待遇總跟不上物價上漲，不完善的社會保障制度讓人看不清未來，醫療、教育和失控的房價「新三座大山」成為了無休止掠奪中產階層的手段……其實，最讓他們彷徨的並不是個人經濟真的面臨困境，而是發現之前盡全力拚搏得到的一切竟是那麼脆弱，隨時可能失去。
　　「煩躁、失眠、倦怠……」高林形容著，有毒的情緒具有傳染性，人人都有說不出的焦慮。而在這個過程中，由自我價值危機引發的關係危機進一步侵蝕他們的心靈。
　　寂寞都市的關係危機
　　Diaan其實不喜歡深圳，這個移民城市裡每個人都目標明確、步履匆忙。
　　她任職廣告公司，每周一半以上的日子都在加班。「不，我不喜歡加班，但每個人都這麼干，你只好乾得比別人更賣力，否則就會被擠下去。」
　　在公司里，Diaan跟每個人都談笑風生，心裡卻築起防範的籬笆。上班戴著面具，回家孤單一人。加班的夜晚，無法排遣忙碌后的空虛，她就喚上兩三個朋友去「泡吧」。然而回家后，倒在床上，孤單的感覺又湧上心頭。
　　滿大街都是這樣寂寞的都市白領，只是他們全副武裝，輕易看不出來。
　　近10年，許宜銘每年花大半時間呆在中國大陸，他發現這裡的人與台灣有個很大的差異。「即使兩人之間關係多麼好，內心深處始終有一份防範，並不傾心信任。」他相信這與「文革」留給中國的民族創傷有關。「『文革』衝擊的是華夏文化的根。兒子檢舉親生父母，學生批鬥自己的老師，這給中國人深層的人際關係留下了濃重陰影，影響的將不止是一兩代人。」
　　在近30年物質導向的社會價值觀中，人的心理世界何嘗不也被污染得一塌糊塗？「小到一個家庭內部爭家產，大到長三角和珠三角經濟區域的利益爭奪，物質始終放在首位，『關係』都是被犧牲的。」 廣州韋志中心理諮詢中心主任韋志中說，「親情、友情極度疏離。」
　　但偏偏中國傳統文化注重人與社會的連結，從小習慣了對比，每個人都需要透過別人的認同才能獲得存在感。因此，中產需要酒吧，需要各色俱樂部來排遣心底的寂寞。
　　去年，Diaan迷上開心網，通過滑鼠點擊去「偷」好友的菜，本是很無聊的遊戲，但城市精英樂此不疲。「好友里有醫生、律師、工程師，還有企業老闆。」這些小遊戲實際上是一種透過網路衍生的快餐式心理滿足服務，讓人間接短暫地實現與他人的連接，從而感覺到自我存在的價值。
　　「不少經濟條件和社會地位都頗高的精英，正是由於沒有能力經營好自己的親密關係，無法在群體中感覺到自己的價值，最終走上放棄生命的不歸路。」韋志中說。
　　一個單調無聊的網路小遊戲兇猛流行，竟因切中了都市人關係危機的要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