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軍長征左右兩路軍"武力解決"之謎

關於紅軍長征中左右兩路軍「武力解決」的傳聞，一直是史學界長期爭論的一個謎團。

對中央實施「武力解決」傳言的盛行

當年，直接聽到「武力解決」傳言的紅軍高層人員有不少，其中李維漢在其《回憶與研究》中的回憶最直接、最明確、最肯定：「洛浦告訴我，張國燾有電報說，如果毛澤東、洛浦、博古、周恩來等不同意南下，就把他們軟禁起來。」李維漢當時的消息直接來自張聞天，而張聞天和博古又是毛澤東最早進行商量的人。

對李維漢的回憶，黃克誠在《黃克誠自述》中的回憶可以佐證：「當時還傳聞張國燾密令在右路軍的陳昌浩扣留毛澤東等中央領導人，以脅迫黨中央和右路軍南下。」

當時在紅軍中擔任軍事顧問的李德在其回憶錄《中國紀事》中是這樣回憶的：「事情的發展過程是非常混亂的，有人告訴我，毛澤東試圖使張國燾相信，如果右路軍不誤時棚地繼續向北行軍，左路軍則往回走，儘快趕上右路軍，這是最好的解決辦法。然而張國燾堅持他的決定，並給徐向前下達秘密命令，要他制服中央委員會對他的決定的反抗，如果必要就使用武力。政治局害怕張國燾政變，決定獨立行動，繼續向甘肅前進。我懷疑是否確有其事，至少博古以後也表示非常疑慮。」能接近李德並能用俄語與他交談的無疑是紅軍的高層領導人，而且這人很可能就是博古。「至少博占以後也表示非常疑慮」這句話，至少表明博古在事發之時或告訴李德情況時並未「疑慮」。

楊尚昆那天探望了正在彭德懷三軍團養病的周恩來后，在回駐地的路上遇到了毛澤東、張聞天和博古。他是這樣回憶的：「他們下馬來，毛主席簡要地向我交代，說張國燾不安好心，要右路軍南下。」 鄧穎超1981年在接受愛潑斯坦、劉洪、曾淑芝採訪時說：「他(張國燾)給四方面軍陳昌浩發電報，要他武力解決毛澤東、周恩來、張聞天、博古等人，就是要把這些人抓起來。」

上述資料表明，當年紅軍的許多高層領導人都聽到了有關「武力解決」的傳言。 歷史當事人沒有提到「武力解決」字樣。

當年紅軍的許多高層領導人所聽到的有關「武力解決」的傳言，據說都來自於張國燾給陳昌浩的「密電」，但當年親眼看到張國燾「密電」內容的毛澤東、葉劍英和呂黎平的相關回憶又有所不同。

毛澤東在回憶中起碼兩次談到「密電」的內容。1937年3月底，在延安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批判張國燾錯誤時，毛澤東在長篇發言中當著張國燾的面說：「葉劍英把秘密的命令偷來給我們看，我們便不得不單獨北上了。因為電報上說：『南下，徹底開展黨內鬥爭。』當時如果稍微不慎重，那麼會打起來的。」

1971年8月28日，為解決林彪問題，毛澤東在長沙與韋國清、丁盛、劉興元的談話(汪東興參加)被整理成《毛澤東談話內容追記稿》。毛澤東概述了黨內前五次路線鬥爭后說：「張國燾搞分裂，發個電報給陳昌浩、徐向前，裡面說，要堅決南下，否則就要徹底解決。當時葉劍英同志當參謀長，他把這個電報先給了我，沒有給陳昌浩、徐向前，我們才走了的，不然就當俘虜了。」毛澤東的回憶提及電報是「徹底解決」沒有「武力解決」的字樣。 葉劍英在1982年回憶說：(1935年9月)「九號那天，前敵總指揮部開會，新任總政治部主任陳昌浩講話。他正講得興高采烈的時候，譯電員進來，把一份電報交給了我，是張國燾發來的，語氣很強硬。」葉劍英回憶的主要是自己送電報的過程，沒有提到電報中有「武力解決」的內容。

另據楊尚昆回憶：「我回到潘州，第一個看到的是前敵參謀長葉劍英，他是最先收閱張國燾來電的，據他說。內容是速令右路軍南下。我雖然沒有見到那份原電，但最早收閱電報的葉劍英當時親口告訴過我。」這是迄今為止反映葉劍英口述張國燾電報內容最具體最直接的回憶，也未提及「武力解決」的內容。

據呂黎平(呂維熙)在《解放軍報》1979年5月1日《嚴峻的時刻》一文中的回憶，「密電」的基本內容是：

「×日電悉。余經長期考慮，目前北進時機不成熟，在川康邊境建立根據地最為適宜，俟革命來潮時再向東北方向發展，望勸毛(澤東)周(恩來)張(聞天)放棄毛兒蓋方案，同右路軍回頭南下；如果他們不聽勸告，應立即監視其行動；若執迷不悟，堅持北進，則以武力解決之，執行情況，望及時電告。」

但呂黎平以後又更正了自己的上述回憶：「是『武力解決』還是『徹底解決』記不準確，但有用武力危害中央的意思。我在寫這篇回憶文章之前，曾專門查閱過當時報刊發表的有關文章。當時的說法是『武力解決』，故我亦用之。」呂黎平證明他在《嚴峻的時刻》一文中關於「武力解決」的內容並非來自自己親眼目睹的電報，而是「有關文章」。 結論應該很明確：張國燾當年「密電」的親閱者都不認為有「武力解決」的內容。

歷史上沒有實施「武力解決」的行動

當時究竟有沒有要對中央實施「武力解決」的電報，歷史當事人的回憶並不是最可靠的依據，歷史上曾經有多少人說過更不是過硬的佐證，能否找到電報的原件也並非唯一的方法，真正的關鍵是，必須以歷史唯物主義的態度研究當年電報直接關係人的言行，看其所說所做是否體現了「武力解決」這一內容。

首先看陳昌浩，他作為「武力解決」的主要執行者，應該是最為關鍵之人。然而在事發后關鍵的幾小時里，中央秘密採取了一系列北上措施，陳昌浩卻沒有相應的動作。尤其在得知中央單獨北上時也沒有加以阻止，只是讓少數幾個人追上去勸說四方面軍的人回去。據徐向前回憶說：「前面有人不明真相，打電話來請示：中央紅軍走了，還對我們警戒，打不打?陳昌浩拿著電話筒，問我怎麼辦?我說：哪有紅軍打紅軍的道理!叫他們聽指揮，無論如何不能打!陳昌浩不錯，當時完全同意我的意見，作了答覆，避免了事態的進一步惡化。」

當時陳昌浩究竟是如何「答覆」的徐向前沒有細說，但陳昌浩當年的警衛員李培基非常樸實的回憶可以作為補充：「陳總政委沖著電話直罵大街。說追上去就可能打起來，紅軍打紅軍那是發瘋了。陳總政委下命令說，哪個敢開一槍就先斃了哪個。陳總政委對紅四方面軍有絕對的指揮權，一般情況下徐帥都聽他的。後世人在提到這件事時，從來不提及陳總政委的態度和立場。但當時如果沒有陳總政委堅決反對打的態度，那後果是很難想象的。」

李特的表現也能說明一些問題。當肘李特是紅四方面軍參謀長，右路軍的副參謀長兼紅軍大學的教育長。據當時任紅軍大學政治科軍事教員的聞睫三回憶：那天紅軍大學剛開始北上，李特帶著些人趕來阻止，「他們來回跑著，沖著部隊叫喊：『四方面軍的同志不要走了!』」隊伍發生了混亂。「我看見毛澤東同志和幾位領導同志從西南邊不遠的一個茅棚里走出來……只聽毛主席高聲地說：『……捆綁不或夫妻，誰願意走，放他們 走吧!』李特無可對答，聽得一個『放』字，便慌忙上馬而去。」這盼回憶資料起碼說明李特只是奉命前來勸說紅軍大學四方面軍的學員回去，並不想動武。

還有一件事也很有參考價值。當時在前敵指揮部地圖科任油印員的羅碧星回憶說：「一天黃昏，我在地圖科為政委陳昌浩印製他親手繪成的川康邊境平面地形圖和我國西部平面圖(包括四川西部、西康、青海、甘肅北部、新疆等)。印著印著，覺得不對勁：怎麼搞的?黨中央不是要我們北上建立川陝甘根據地嗎?為啥要印南下的地圖呢?正當我百思不解的時候，葉參謀長手裡卷著一個紙筒來到地圖科，走到我面前後，將紙筒一伸，輕聲而又焦急地說：『你們趕快刻板付印，12點鐘以後我派人來取。』我接過紙筒打開一看，是一張北上行軍路線草圖。」羅碧星回憶的那天顯然是1935年的9月9日，中央與陳昌浩都在畦著做北上或南下的準備。陳昌浩如果準備動武，豈能只做技術上而不做政治上的準備。1980年8月20日，中共中央為陳昌浩舉行追悼會。悼詞中說：「陳昌浩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忠於黨忠於人民的一生。」是「中國共產黨的優秀黨員，忠誠的無產階級革命戰士。」這一悼詞表明中央也已經認可了陳昌浩確實沒有要對中央「武力解決」。 再次看毛澤東。他是「密電」中「武力解決」的執行目標，又是「密電」的親閱人，理應格外謹慎，只有設法及時脫身方才安全，但事實恰恰相反。據徐向前在其回憶錄《歷史的回顧》中回憶，毛澤東在9月9日晚來到徐向前的住處，問道：「向前同志，你的意見怎麼樣?」實際上想看看徐向前的態度。徐向前說：「兩軍既然已經會合，就不宜再分開，四方面軍如分成兩半恐怕不好。毛主席見我是這種態度，便沒有再說別的，要我早點休息，遂告辭而歸。」這就是說，毛澤東在那天晚間還親自前往與陳昌浩同住喇嘛廟的徐向前處作最後的努力，勸說徐向前共同北上。這種自投羅網的行為完全不合情理，除非毛澤東事先就知道局勢並非一觸即發，這樣做並不會有危險。因此，毛澤東當時的行為也沒有體現「武力解決」的內容。


再次看中央。在後來審查張國燾的錯誤時，作為鐵證，又是毛澤東與葉劍英親眼目睹的「密電」，中央理所當然地會一追到底。然而所有關於張國燾錯誤的中央決議均未提及張國燾的電報中有對中央「武力解決」的內容。當時「武力解決」的傳聞究竟出自何處 既然如此，那麼「武力解決」的傳聞究竟來自何處呢?凱豐當年的文章解開了這一謎團。凱豐在1937年2月27日代表中共中央所作的「黨中央與國燾路線分歧在哪裡」的批判文章中說：「因為國燾自己對黨與紅軍的關係，都是這樣糊塗，所以他下面的幹部不能不叫出『武力解決中央』的話來。」原來，「武力解決」的傳聞出自張國燾的部屬之口而非張國燾的電報。換句話說，「武力解決」的內容雖然並非憑空杜撰，卻不是出自張國燾「密電」。凱豐當年是中共中央領導層成員，這篇文章當時是轉發全黨全軍的，這個結論顯然也是調查研究的結果，應該具有很大的權威性。

上述資料表明，「武力解決」的傳言並非空穴來風，雖然沒有成為事實，但當時對中共中央來說，卻也是已經非常現實的動向和威脅。

(本文來源：網易歷史 作者：孫果達 陸暘)

電信有無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北上時機拖不得陳昌潔聽張國濤的,而徐向前也不想北上.以四方面軍分開不好為理由。所以,中央只好單獨北上了.

而這次分裂是因,一年後西路軍失敗是果,陳、徐是自食苦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