垃圾堆積如山已經圍城 燒與不燒爭論日趨白熱化(圖)

南方周末

編者按：毫無意外地，上個月陸續召開的地方「兩會」上，垃圾焚燒問題成為人大代表們參政議政的焦點，依舊各執一詞，難成共識。這樣的爭議或將在今年全國兩會上重演。

此間，1月29日，被公認為反燒派代表人物的中國環科院趙章元研究員，再度公開發文《問責市政管委》，矛頭直指北京的垃圾處理積弊，呼籲「立案調查」，而此前一周，被民意一度歸為主燒派的中國城市建設研究院的總工程師徐海雲也公開回應爭論，以「月亮上有隻猴子」為喻指責之前的不實言論，堅稱焚燒是「科學而無奈的選擇」。

這大半年，諸如江蘇吳江、廣東番禺等地的反垃圾焚燒的具體風波，大多以政府的妥協，焚燒設施或下馬或擱置而告終，但所謂的主燒派和反燒派的爭論卻沒有走向停息，相反愈顯白熱化，愈從技術爭議走向對各自利益、學識、立場的全面論戰。而現實中，「地方在觀望，等著中央表態」。

數月膠著之後，關於垃圾焚燒的戰端再起於冬日——隔空喊話的情勢被打破，正面PK之勢似無可避免，這亦會使討論和思考有望被引向深入。

趙章元：拷問市政管委六宗「罪」



王久良的「垃圾圍城」圖：從Google下載的地圖上，中間為北京市，四周的黃色標誌為王久良拍攝過的垃圾場。


北京市通州區梨園地區39°52′60″N116°37′30″E 某小區外的一片空地，每天都有數輛次機動三輪車前來傾倒垃圾，而每隔三兩天便會就地焚燒一次，伴隨著濃煙的是刺鼻的氣味。（圖：王久良）


北京市丰台區長辛店鎮39°52′22″N116°11′20″E 位於盧溝橋以北直到鷹山南麓的永定河西測，令人驚詫的規模，近10年的瘋狂填埋，複雜的垃圾成分加之在此傾倒數年的陳年老糞，使永定河面目可憎。（圖：王久良）


「我對問責一文中每一句話、每一個論據負責，我對所寫的全部文字負責到底。」本周二，趙章元堅定地對南方周末記者重申，到底誰在撒謊，誰在誤導老百姓，就讓歷史來見證。

1月29日，趙章元在其博客上發表了《問責市政管委》一文，直指北京垃圾處理工作的多年積弊，並問責北京市垃圾主管部門，尤其針對個別負責人，「除去那些不可推脫的客觀原因之外，是否還存在市政內部的主觀原因？為了改進工作，總結教訓，少走彎路，是否需要認真總結一下工作上的漏洞，並對主要負責人問問責？」

他的態度一如近一年來在反對垃圾焚燒上的決絕，在問責一文的最後，甚至呼籲「立案調查」。

他在電話中說，這些關鍵的問題他早在一年前就已寫好，一直期待相關部門在此問題上有所改進，但未能如願，不得不以此方式公開，希望能引起各方重視。

這篇近五千字的長文中，分六個方面展開論述，其中不乏觸目驚心的圖片和一些足可對號入座的具體事例，明眼人均可猜測文章目標所指。

在趙章元看來，北京的垃圾工作長期處於一種盲目管理狀態，已經到了該總結工作漏洞，該痛下改進決心之時。

他在文中回顧說，8年前，中國地球物理學會對北京四周三座垃圾填埋場進行滲漏污染檢測后發現地下水被污染，當時的有關負責人知情后表示要繼續深入工作，儘快研究解決辦法，但哪知兩年後，北京有些垃圾填埋場附近的優質地下水被污染了12平方公里，趙在文中指責，「就這樣致使首都的地下滲漏污染錯過了最佳防範和治理時機，污染日趨嚴重！」

趙還提及六里屯垃圾填埋場選址問題，主管部門把下屬管委上報的「方圓2公里無人煙」報告作為選址的理由，上報審批，以至於造成了後來六里屯垃圾填埋場的錯誤選址，影響至今。

而對於一直以來的六里屯垃圾焚燒的反建風波，趙指出原國家環保總局曾要求該項目在進一步論證前應緩建，然而北京主管部門遲至今日尚未進行「進一步專家論證」，卻不時地在媒體上發布欲開工建設消息，引發民眾的反彈情緒，直至2009年3月，環保部環境影響評價管理司再次重申強調了上述意見。

公眾對垃圾填埋場說不，對垃圾焚燒更是反感，然而，相關專家為什麼說垃圾焚燒不會產生二惡英，成熟技術可控？趙章元在文中指責，這些專家和「幸運群眾代表」能免費出國考察，而專家背後更是利益懸疑。

他在文中甚至舉例，一位相關責任人在視察某垃圾綜合處理企業后竟私下提出了苛刻的個人利益為推廣條件，因為無法滿足私利，回京后便將這一重大發現長時間隱藏起來，避而不談，遂致力於「垃圾焚燒大業」。

而垃圾處理政策，趙批評有關部門多年來思路搖擺，轉圈誤事，早前是政府統管包攬，之後改為產業化管理，由企業具體操作，政府部門監督管理，可近期遇到垃圾困境后又提出要「收回政府管」、走公益事業的辦法。

文章發表數日來，趙稱還未看到被指責部門及相關對象的正式回應，他表示這是意料之中，「他們始終都拿制度缺失說事，把責任推到政府層面，其實就是戲弄老百姓。」

按照趙章元的設想，他希望通過「問責」一文，把這方面問題客觀呈現出來，並能在今年「兩會」前形成議案、提案，引起高層重視。目前，趙稱已把「問責」稿發到相關人士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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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維平：「如果有利益勾結，可去舉報」

面對記者帶來的「問責」列印稿，北京市政管委副總工王維平說之前未曾見過，現在也不想看，在他看來，與其說趙章元是垃圾處理方面的外行，不如說是偽專家。「我鄙視自己不懂就到處亂講的人。」

「媒體報道要公正客觀實事求是，而不是炒作。」本周二下午，王維平接受了南方周末記者專訪。他幾次坦言，北京市政管委在垃圾處理方面確有不足之處，急需改進，並稱之所以造成公眾強烈反對垃圾焚燒，與該領域缺少相關規範制度有關。

他不同意媒體一直以來人為地將專家分為所謂的主燒派和反燒派，他稱業內專家沒有反對焚燒的。對於垃圾焚燒的爭議，他推薦自己最近一次接受《人民日報》採訪的文章，「我的觀點都在上面了」。

這篇題為《「垃圾圍城」，如何突圍》的文章中，王主動提及垃圾焚燒，「現在，有些公眾談『燒』色變，以為垃圾焚燒一定會致癌。我可以負責任地說，從技術角度講，焚燒完全可以達到對環境安全的程度。」

受訪過程中，他激動得幾次站起身來，厲聲喝道：我實在不想跟他較量。一個人想出名有很多辦法，除了網上炒作，光著屁股上街跳舞，照樣也能出名。」

垃圾焚燒的爭議在持續的發酵中，不可避免地從技術和環境危害的科學爭論深入到對背後的利益的質疑中。

對此，王維平很堅定地反駁，如果趙章元真發現我們在其間涉及個人利益問題，可以去檢察院、去反貪局告，「如果沒有證據，就是污衊。」「垃圾焚燒技術早已成熟，在國際上是垃圾處理的主流技術之一。」王維平說，尤其日本、德國、荷蘭、法國、美國，其垃圾焚燒占垃圾處理中很大比例。「不能因為現實中垃圾焚燒有污染，就反對這項技術。中央多部委支持垃圾多元化處理，不能把輿論引到與政府決策的對立面上。」他說，垃圾焚燒之所以產生了污染，源於國內這方面缺少監督管理處罰制度，還沒有垃圾焚燒這一專門領域的操作、運行規範，市政管委對違反者處罰也無法可依。

王認為，正是因為制度缺失，才讓一些負責垃圾焚燒的企業為了利益最大化，減少工序，偷工減料，最後造成超標污染，又無處罰依據。

王維平開玩笑說，「我的鼻子就是檢測儀，每次一去垃圾填埋場，一聞就知道是什麼氣體超標，所以，我非常同情周邊的老百姓。我們作為環境工作者，沒有管好垃圾場，慚愧。如果我們還沒有把真實的情況告訴大家，我們會更慚愧。」

他告訴記者，目前，北京、廣州、深圳等七大城市正在提請建設部等部委儘快出台健全垃圾管理方面的法規，而北京，也已把垃圾焚燒列為今年人大立法調研計劃，希望能儘快出台管理辦法。

另外，他還透露，自2009年11月起，環保部已啟動全國範圍垃圾處理廠污染情況的篩查工作，預計，今年上半年就有具體檢查結果。

對於此前媒體的種種說法，王維平顯得不滿意，他尤其對最近流傳的北京垃圾圍城的說法進行了批駁。

近日有媒體說，北京已有「七環」—— 前六環是環路，第七環是環繞北京城的垃圾帶。最早發現這條垃圾帶的，是自由攝影師王久良，他用了一年多時間，和紀錄片攝影師樊雪崧拍成了《垃圾圍城》組照。他懷疑照片用了ps技術，誇大其詞，「如果發現一個垃圾堆，照一張照片，在地圖上標一個點，那麼地圖的比例尺越小，點的密集度也就越高。」

據王維平介紹，1983年前後通過三次航拍發現，繞四環路有4700個面積在50平方米以上的垃圾堆，形成了垃圾圍城現象。之後，北京先後建了25個垃圾處理設施，垃圾圍城目前已經解圍。「如果真是這樣，難道我們搞這個工作的不知道？我們不至於暈昏到這個地步！」「北京現在根本不存在垃圾圍城！」王維平最後肯定地說，「不過，我們擔心四年後現有垃圾場填滿，可能會重演垃圾圍城。」

王維平向記者透露最新消息，北京市政府已決定不再推進建設建設六里屯垃圾填埋場，新址選在門頭溝與海淀交界的深山處。之所以這樣作，源於中關村高科技園區發展，百姓不同意，六里屯垃圾填埋場本身存在污水臭氣未處理好等問題。

徐海云：你們當市長，同樣要發展垃圾焚燒

對於這場日趨白熱化的激辯甚至互相指責，中國城市建設研究院總工程師徐海雲表示：並不意外。儘管他自己亦被裹挾其中，且被當成主燒派的代表人物，不久前，還被廣州番禺居民點名參加對關於垃圾焚燒的公開辯論。「這個矛盾遲早要發生。」他的理由是：中國垃圾處理總體投入嚴重不足的矛盾，已經長期存在。

他甚至表示：「這是好事」，表明「矛盾要破題了」，他相信番禺事件會加速矛盾的解決，使政府相關部門、大眾更快認識到垃圾應該怎麼處理，否則長期停留在輕視問題、不了解實際情況或者虛幻的理想狀態中，無助於問題的解決。「膠著狀態沒關係，說明社會還能承受，我們還不至於被垃圾憋死。」徐海雲說：「對此番爭論中「政府有關行為不是很能理解」 ——「實事求是有什麼問題說什麼問題，有錯誤就改正，讓公眾監督就是了，要掩蓋只會越描越黑。」

作為中國固廢和市政行業的資深人士，徐對中國垃圾問題的總體現狀發表了以下看法：

中國垃圾處理廠的二次污染是比較普遍的，這個問題不容迴避，但人們長期以來接受的宣傳口吻一直宣稱「無污染」、「無害化」之類的說法，等於失信於民，垃圾危機首先是信任危機。

徐表示，「我們的宣傳總是非常正確的，但沒有可操作性。」垃圾焚燒爭論的一個後果是各地對垃圾分類回收處理的呼聲日盛，徐稱，事實上中國因為存在一支拾荒大軍，資源回收利用水平超過任何一個發達國家，問題不是回收利用不足的問題，而是政府應該重視回收利用的清潔化和規範管理問題，「到大城市周圍去看看那些回收利用的小作坊，不用多少知識，就可以判斷出對環境和周圍人的健康影響有多惡劣。」

徐海雲並不認可「主燒派」的標籤：「我在內蒙古給他們全自治區講，就說以他們的情況，要選擇填埋處理。」他認為在具體項目上應具體分析、全面分析。

在徐海雲看來，在人口稠密、土地緊張的地區，解決垃圾問題的現實途徑，只有焚燒。他認為垃圾的資源化利用只可能在一定限度內，預言未來生活垃圾焚燒將繼續呈現快速發展態勢。而反對焚燒者，大多提出源頭減量、分類處理的目標和方式。這成為雙方分歧的關鍵。

現實的困窘在於，一旦焚燒廠趨於下馬，沒有了外力的推動，居民的分類意願和熱情便明顯下降。反焚燒的力量正在試圖藉此機會拿出一個解決問題的現實樣本，而以源頭減量為目標的生活方式倡導，任重道遠。

對於焚燒發電廠周邊癌症高發現象的指責，徐海雲的反應是：「這是不負責任的說法。如果說焚燒廠確實引起了癌症，那就不能發展，這沒有商量餘地。但很多焚燒場，在更近的地方運行，運行時間也差不多，並沒聽說這種狀況。二者之間並沒有確鑿的關聯證據。即使國際上反焚燒聯盟組織的報告，也不否認這一點。」

在他的公開信中說，「我深知當前中國生活垃圾焚燒處理存在很多問題，公眾強有力的監督才能促進其健康發展；我堅信中國城市生活垃圾焚燒處理髮展是環境保護的內在要求，是節能減排的，是大勢所趨，不是某個人或『利益集團』能夠左右的；就廣州而言，你們來當市長，同樣要發展垃圾焚燒處理。」

公開信發出一周后，一封署名為「北京市民丙」的八千字回信，開始在網路上流傳。作者針對徐信內容分別反駁之外，還發出諷刺和指責：「您應該沒忘記您是某個以垃圾焚燒為主業的私營公司特聘顧問吧。……您的言行一直與該公司的戰略戰術高度統一，您完全對得起這個『特聘顧問』的稱號！」

徐海雲表示：對不具真名的信件，他不予回應。

被簡單化的垃圾現實


燒，還是不燒？這並不是垃圾問題的全部。

截至目前，進入垃圾總量測算的，只有整個中國版圖中的600多個城市，涉及的人口約為5億，其中有些以主城區範圍計入，有些以規劃邊界計入，口徑不一。也就是說：一多半中國人產生的垃圾，還沒有進入垃圾統計測算的範圍之內。遍布在中國的數千縣城，其垃圾狀況進入統計，不過是2006年的事情。

很多地區的垃圾量是估算出來的，不是稱重得出的。「拿數字望文生義」的現象，屢見不鮮。

至於農村，連基本的收運體系都沒有建立起來。以前農村垃圾以糞便、有機物為主，可以直接進入降解循環，現在隨著消費市場深入農村，各種塑料、包裝物在農村垃圾中日益增多。而農民採取的通常處理辦法，是自行露天焚燒。

「這樣產生的二惡英很嚴重的，但在我們的計算體系中，被視作零。」徐海雲說。

徐海雲預言，在未來一段時間內，焚燒與填埋的矛盾將越來越尖銳。

他認為中國的垃圾現狀，存在著幾個「脫節」——回收利用與處理脫節；投資建設和運營管理脫節；運營管理和環保監管脫節。

回收體系散落民間，沒有有效的規範管理，得不出回收利用率的數據；投資建設和運行管理不是一撥人、不是一個部門；日常運行管理和環保監督又是兩套人馬，沒有有機聯繫。全社會都希望實現一個較高的標準，經常講歐盟的標準，越發凸顯中國管理機制上的明顯矛盾。

現實挑戰遠不僅限於此。我國能夠檢測二惡英的實驗室極少，一個樣品的分析測試就需花費近萬元人民幣。北大二惡英研究實驗中心的項目負責人陳左生博士曾這樣形容二惡英樣品前處理的工作量——就如同把國際標準泳池（50米×25米×2米）裝滿大米，然後要從中挑撿出一顆帶色的大米。

於是，雖然國家制訂了相應標準，但由於種種限制，對所有垃圾電廠進行全面有效監測是不太可能的。

徐海雲還在《2008年城市生活垃圾處理髮展狀況綜述》中提到：「目前我國運行的依靠加煤混燃的垃圾焚燒發電廠有90％以上屬於『小火電』類型的發電廠。目前在建和規劃在建的這類垃圾電廠還有幾十座。它們中90％以上都不符合《國家鼓勵的資源綜合利用認定管理辦法》中的規定，卻都獲得資源綜合利用電廠的認定，享受了補貼，這其中難免有國家利益向個人利益輸送。」

在長期低投入的現實、和社會事業市場化的大潮中，BOT（Build－Operate－Transfer，建設-經營-轉讓）日漸成為垃圾處理項目建設的主導模式。一方面，它在現實中面臨詬病，普遍認為25年期的垃圾焚燒發電項目，3年即可收回成本，22年處於凈賺狀態，由此產生的巨額利益引發爭議。另一方面，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的中國BOT實踐，順利運營的屈指可數。

1998年，世界銀行基礎設施項目融資專家、新加坡國立大學研究員王守清博士就曾在研究中指出：中方合作者的信用程度、政府法律條文的變更、項目審批的人為耽擱以至取消、項目運行過程中的腐敗行為等是導致問題發生的主要根源。這一切最終導致投資方的收益無法按約定兌現，因而被稱為「BOT陷阱」。

顯然，除了數量的增長，在技術、管理機制上，垃圾對中國提出了更為嚴峻的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