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不生仲尼 萬古如長夜

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於天。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待其人然後行。

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 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溫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是故居上不驕，為下不倍；國有道，其言足以興；國無道，其默足以容。

《詩》曰：「既明且哲， 以保其身。」其此之謂與！

2560年前的公曆9月28日，孔子誕生。在孔子73歲泰山傾頹之後，他仍以各種面目遊盪在這塊土地上，時間長達兩千多年。他將是聖人，是先師，是帝王統治的大旗，也是讀書人膜拜的偶像。然而，在那未免太過「短暫」的73年裡，或許他最貼切的身份是：「士」。這個身份已註定了他內心有情懷，卻手中無權杖；註定了他要在離亂的時代顛沛流離，在平衡理想與現實的同時不斷尋求自我完善——這和我們很多人的境遇，沒有兩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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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為什麼提倡讀書做官？


「文革」批孔，讀書做官論是批判重點之一。孔子主張讀書做官，這點並沒冤枉他。他讀書，不是為讀書而讀書。讀書是投入，做官是產出，還是有很強的功利目的。

中國的讀書人，讀書做官是老傳統。《儒林外史》的「儒林」，或曰士大夫，英文叫scholar?officials，同一名稱，兩種身份，學者是學者，卻和官僚有不解之緣，不是現任官員，就是候補官員。雖然，早期的世官世祿制度正在衰落，後世的選官制度還沒產生，至少還要再等二百幾十年，讀書人到處跑，沒有固定的主顧，非常辛苦，也非常危險，但孔子在前面探路，給他們指出了一條康庄大道。

這是真正的中國特色。

孔子教學生，很重道德，很重學問。但道德學問，要落實到當官。

弟子入則孝，出則弟（悌），謹而信，泛愛眾而親仁（人）。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學而》1.6）

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子張》19.13）

他說得很清楚，德行好了，有餘力，要學文。學問好了，有餘力，要當官。歸根結底要當官。

他的典型說法是，「君子謀道不謀食」、「君子憂道不憂貧」。在他看來，種地，只會餓肚子；讀書，才能吃官飯。長遠看，吃官飯，肯定比種地划算（《衛靈公》15.32）。

孔子提倡做官，但做官有做官的原則。他做官，是要勸說當時的統治者，讓他們接受他的治國方略，挽救日益衰敗的東周世界，不像他的後繼者，光是投其所好。

做官，什麼時候可以做，什麼時候不可以做，要看世道。孔子有他的處世之道:

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唯我與爾有是夫！」子路曰:「子行三軍，則誰與（歟）？」子曰:「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述而》7.11）

子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泰伯》8.13）

憲問恥。子曰:「邦有道，谷；邦無道，谷，恥也。」（《憲問》14.1）

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孫（遜）。」（《憲問》14.3）

孔子認為，讀書人，該出頭時，一定要出頭；不該出頭，一定要縮著。危險的國家，一定不能去；混亂的國家，一定不能留。天下（或國家）有道，一定要做官。如果不做官，不拿俸祿，窮兮兮、苦哈哈，很可恥。國家昏亂，一定要隱居，躲起來，藏起來，不能出來做官。如果出來做官，即使大富大貴，也很可恥。他還告誡說，國家有道，要直言直行，但國家無道，說話要小心。無原則的事不能幹，但有原則的話也不能講。

什麼叫有道，什麼叫無道，孔子的定義是，「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季氏》16.2）。

他生活的世界，當然是無道。

對於亂世，孔子的基本態度是，既不合作，也不抵抗。

他拿史魚和蘧伯玉做比較。史魚這個人，是「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直戳戳，好像筆直的箭，永遠是一個樣。孔子說，這叫「直」。直道，從道德上講，無可非議，但太不策略。蘧伯玉，和他不一樣，是「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卷而懷之」，什麼意思？就是曲著點，藏著點，孔子誇他「君子哉」（《衛靈公》15.7）。

他是曲線救國論，不是直線救國論。

孔子：中國第一座杏壇

十五歲以上的男童，自不必說，那是不分貴賤貧富的。我認為，孔子所說的「自行束以上」的「束」，應當是指「年齡達到十五歲以上的男童」。一是孔子從小貧寒，他不會也不可能將不能提供「一束干肉」的求學者拒之門外。二是「束」是古代十五歲男子進入大學時所拿的薄禮，後來就成了專門表達十五歲年齡的專有名詞，猶如「弱冠」是指男子二十歲，「及笄」是指女子十六歲，以及孔子之後人們將「而立」、「不惑」、「知天命」、「耳順」等分別表達人的三十歲、四十歲、五十歲、六十歲等一樣。三是孔子本人也說過自己「十有五而志於學」的話，也是在十五歲的年齡上進入學習階段。

在他所收的學生中，有「難與言」的童子，也有隻比他小六歲的顏季路（顏回的父親）；有魯國人，也有來自齊、燕、宋、蔡、衛、鄭、卞、陳、秦、吳、楚等國的人。他的學生中，當然有貴族大夫的子弟，但是更多的，則是出身貧賤人家的子弟。他們有「一小竹筒飯，一瓜瓢水，住在陋巷裡，受著別人受不了的窮苦」的顏回；有其父為賤人，家無立錐之地的仲弓；有常常吃著粗劣的野菜、被稱為「卞之野人」的子路；有住著茅草小屋，蓬蒿編門、破瓮當窗、屋頂漏雨、地下潮濕卻端坐而弦歌的魯國人原憲；有大雪天連件禦寒的衣服也沒有，以蘆葦花絮當棉花的閔子騫；有滿手老繭、絮衣破爛、面色浮腫的衛國窮人曾參……貴族、商人、平民、野人、賤人、鄙家、大盜、大駔等，真是「有教無類」。

他不會忘記為著自己操勞了一生的母親和母親的期待，他更清楚列國之中該有多少個父母也在這樣期待著自己的兒子。他不會忘記季孫氏家臣陽虎的侮慢與蔑視，他更清楚列國之中，正遍布著像當年自己一樣有志卻不得伸的青年。

孔子從魯國向列國望，在戰亂的紛爭中不僅有大批的貴族在沒落，大批的新的權貴在崛起，更有日益壯大的「士」階層（後備官吏），和向「士」的階層擠攀而來的平民的子弟。在這一切都處於重新組合的春秋時代，正迫切需要著一個訓練此類人才的地方，而訓練的基本內容，則是可以進身謀生的禮、樂、射、御、書、數的「六藝」。而從小以學無定師、艱苦自學而成就為一個博學之士的孔子，不僅在高的境界上掌握了「六藝」的各種技能，更對被稱為高等「六藝」的《詩》、《書》、《禮》、《樂》、《易》、《春秋》的內容與精神有了系統的學習與掌握，並達到了融會貫通的程度。

社會出現了這樣一個廣泛而又迫切的需求，而孔子正好具備了滿足這一需求的充分的條件和意識。對於從小吃苦受窮的孔子來說，這無疑是一個可以改變自己生存狀態的難得的機遇，他也要養家糊口，他也想有一個較為富裕的家境。他相信用自己的縝密博學的大腦與熱情仁義的心，定能開闢出一條前人從未走過的道路來。

尤其是充分具備了這一條件的孔子，有著更遠大的抱負，他以恢復周禮從而達到「君臣父子」全社會有序穩定為己任，更要以仁政救天下，而恢復周禮、實施仁政，就需要造就一大批有知識、有理想的仁人志士，上可尊王下可牧民——於是，孔子「學移民間」的私學應運而生，並有著與「學在官府」分庭抗禮的強大生命力。

孔子創辦平民教育，大概開始於他的「而立」之年。其後，這種投入了自己全副身心的教學活動，幾乎貫穿了他的一生。梳理孔子三十歲至七十三歲終老的四十三年的教育人生，他的教育活動大致可以分為兩個大的階段。三十歲開辦私學至五十歲仕魯之前，為他的平民教育的第一階段，即平民教育的前期，大概二十年時間。第二階段是在他仕魯四年、流亡列國十四年之後，即他生命的最後五年，是他平民教育的後期。其實，就是在他在魯國為官和流亡列國的十八年間，他的教育活動也一直沒停止。可以說，孔子幾乎是畢其一生的精力，投入在這項為中國教育開山的事業之中。

在孔廟大成殿的前邊，有一個獨特的建築，一方高台之上建有一座樸拙而又不失華麗的亭子，兩重飛檐，金黃的琉璃瓦，朱紅的廊柱，亭上高懸的豎匾上有金代文人黨懷英手書的兩個大字:杏壇。這是金代的建築，此壇則是宋天禧二年（公元1018年）重修孔廟時所築。因為孔子，「杏壇」已經成為教育的代名詞。其名起始於《莊子·漁父篇》中的一段文字:「孔子游乎緇帷之林，休坐乎杏壇之上。弟子讀書，孔子弦歌鼓琴。」具體這片樹林在曲阜什麼地方，現在已經無證可考。但是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即孔子當年教學，可能沒有一個固定的地方。他會根據學生的多少、氣候的冷暖等因素，常常變動地點。不過據說當年孔子設教授徒常在的地方，開始在曲阜闕里自己的庭院內，後來移到了庭院西側不遠的一片樹蔭下。因為那裡種有幾棵杏樹，漸漸的就被人們稱為「杏壇」了。

在他漫長的教育生涯中，孔子前後培養收授的學生達到三千餘人，身通「六藝」的超拔之士，就有七十七人。在司馬遷的《史記·仲尼弟子列傳》的開頭，有這樣的記載:「孔子說『跟著我學習而精通六藝的弟子有七十七人』，他們都是具有奇異才能的人。德行方面突出的有顏回、閔子騫、冉伯牛、仲弓；擅長處理政事的有冉有、季路；精通語言方面的有宰我、子貢；文章博學方面的有子游、子夏。」除了魯國的孟懿子、南宮敬叔和宋國的司馬牛等幾個貴族子弟之外，大多出身貧賤。

這些大多出身貧賤的弟子，經過孔子的教育，大都立人成才，有的從政（仕），有的從教（師），有的從文成為文獻專家，有的則繼承老師的思想，成為新的儒派的代表人物。他的弟子及再傳弟子，已經成為春秋乃至戰國時期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與思想力量。

這些學生，大多起於平民，經過孔子的教導歷練，進而進入政治領域、思想領域和經濟領域，有的還能進入貴族行列，參與國家的管理。這不僅真正打破了貴族對於文化教育的壟斷，從而也打破了西周以來實行的世卿制度和貴族世襲政治官職的局面，可以說是一次帶有根本意義的革命性的變革。

孔子是出過仕的，如做過乘田委吏。他也是想出仕的，用出仕來直接實現自己的人生理想。他的學生們，一批批地見用於社會，而他所教的不少內容正是關於出仕用世的學問與技能。作為老師，當然有著更大的出仕用世的機會和本錢。尤其在孔子的私學日益壯大並在列國產生了廣泛影響的時候，以孔子的日隆的聲望，以他結交的更為廣泛的關係，都為他的出仕用世提供了直接的機遇。但是孔子並沒有醉心於此，反倒更加沉潛於自己的教育事業之中。為什麼？在孔子的心靈深處，一定還有更為人性的、也是更為深層次的原因，促使他全身心投入到平民教育里。不然，他不會在長達二十年的時間裡，堅守在「學移民間」的忙碌之中。這種深層的原因，就是從事平民教育給他帶來的巨大而深長的快樂和日新月異的成就感，就是能夠自由地展現自己的性情與意志、獨立地伸展自己的思想與精神。

孔子的一生幾乎是標本式的一生。每一個知識分子，或者說，每一個心懷理想、對精神世界有所追求的人，都和孔子一樣，一生在現實的大地上尋求理想實現的可能性。追求、碰壁，然後或者堅持立場，或者修正理念，我們每一個人都是這樣逐步完善自己，最終找到在人間詩意棲居的方式。回望兩千多年的那個風塵僕僕的背影，他不但是我們精神上的父親，也是我們命運的引領者。

至聖先師：孔子

曲阜，東臨蒙山，北靠岱嶽，南阻峰山，西繞沂泗。那裡土地肥沃，物產豐富，是一個得天獨厚的天然糧倉，很早就成了中華民族的發祥地之一。早在公元前四千多年，這裡便出現了「大汶口文化」等原始文明。稍後這裡又是傳說中古帝少吳氏定都之處，號稱「少昊之墟」。歷夏經商，曲阜又成為魯周公封國的首都，肩負起鎮撫東夷，拱衛王室的歷史重任。在春秋時期，曲阜以其所保存的西周禮樂資料，逐漸成為中國文化造型的搖籃。利用這些豐富的歷史遺產，完成這種造型工程的總設計師，便是世界文化名人、儒學宗師——孔子。

一、艱難困苦玉汝於成

孔子，名丘，字仲尼。他一生並不顯赫，但司馬遷的《史記》，為他作有《孔子世家》，與諸侯同列，以示對他的特殊優待。司馬遷說：「天下君王至於賢人眾矣，當時則榮，沒則已焉。孔子布衣，傳十餘世，學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國言六藝者，折中於夫子，可謂至聖矣！」古往今來君王賢人不少，在生時顯赫一世，風光一時，不可一世，但是死後就消聲匿跡，形同糞土。孔子則相反，在世坎坷，死後卻十分尊榮。歷代統治者對他加號進爵，黃屋左蠢，有王者之尊。其後代享其餘澤，至今世世不絕。在中國所有宗法家譜中，可能只有孔氏家譜才是貨真價實、一脈傳衍的第一家族。其原因何在呢？正如太史公揭示的那樣：孔子刪定了六經，為天下萬世提供了研之不盡的絕代經典；孔子一生嘉言效范，為天下萬世樹立了仰之行之的不朽榜樣。他是先師，他是聖人！立德立言，足以垂法後世，宜其子子孫孫傳行無窮也。

孔子的先世出自王家。商紂王的哥哥、殷末「三仁」（即箕子、微子、比干）之一微子啟，即其遠祖。西周初年，微子受封於宋，都於商丘。五傳至於弗父何，禮讓其國於其弟宋厲公，自為宋國大夫（《孔子家語》），弗父何即孔子十世祖。從此，厲公一繫世掌宋國君權，維繫著並不出色的世襲統治；弗父何一系則成為宋國輔政公族，保持著宋國高水平的文化素養。再三傳為正考父。正考父知書識禮，以謙謙君子知名後世。他熟悉商代文獻，曾校「商之名頌」於周太史氏。他受君委命，一命而俯，再命而樓背，三命而籌折，鞠躬如也。他連走路也靠牆循邊，不爭於人。然而至其子孔父嘉時，情況則大為惡化。嘉作來較公大司馬，窮兵領武，「十年而十一戰」，民怨沸騰。可巧政敵太宰看上他年輕美貌的妻子，與之相遇於途，「目逆而送之，曰：美麗艷」（《左傳》桓公二年）。太宰督假公濟私，利用國人的不滿情緒，捍然發動政變，殺孔父嘉。鼓公出面干涉，被就。太宰督納其妻而逐其子，孔子祖先結束世為大夫的貴族生涯，一落千丈，淪為平民。孔父嘉之子木金父逃難於魯，卜居於曲阜東昌平鄉之販邑。子孫襲姓孔氏，遂為魯人。心有餘悸的孔氏子孫，隱姓埋名，一連四世皆不顯，一直到孔子父親叔梁紐，才稍有事迹見載於史冊。

叔梁艷是個武士。叔梁乃字，約是其名，稱「叔梁給」是尊稱。長於吸邑，又稱販人給，或瞰叔紹。叔梁給腰圓體壯，雷力過人。嘗為大夫孟獻子武士，頗以勇武聞名於時。《左傳》襄公十年載：公元前563年，叔梁約隨諸侯軍討伐伯陽。倡陽雖是個附庸小國，卻長於詭計。當諸侯軍兵臨城下四面楚歌之時，倡陽人大開城門，妄稱受降。諸侯軍不知其詐，狠然爭入，軍人方半，伯陽人猛然放下高懸的城門，諸侯軍有被攔腰截斷，各個殲滅的危險。叔梁給見勢不妙，雙手托住千斤城門，呼令諸侯軍迅速撤出，避免了一場重大災難。七年後，叔梁紀與大夫臧孫紀同守防邑，被齊軍團團圍困，眾寡懸殊，動彈不得。一天夜裡，叔梁給偵察好敵情，挑選精壯三百，披堅執銳，乘間突圍。將臧孫給送出重圍，然後又神不知鬼不覺地重返防邑堅守。一往一來，如入無人之境（《左傳》襄公十七年）。由於他有謀有勇，遂以武功知名諸侯。后升為吸邑大夫。孔氏子孫終於向久違了的貴族集團邁進了一大步。

叔梁紐先娶施氏，連生9子，都是千金；再娶一妾，生子孟皮，又破其腳。叔梁給為使先人香火有后，以便重振家業。於是，在60餘歲的翩翩老矣之年，還向顏氏求婚。顏氏是曲阜大族，家有三女，大女二女都不願意嫁給這位儘管是英雄的老人，但三女徽在卻慨然允婚，並很快有了身孕。十月大期，產下一男，便是孔子。孔子生時頭頂內凹（圩頂），有似阿丘，故名孔丘；生前父母曾禱於尼山，因字仲尼。關於孔子出生，還有一個公案。《史記》說：「絕與徽在野合而生孔子。」野合，《史記》三家注，說是給年長，徽在少，不合「壯室初等」之禮，非禮曰野，故曰「野合」。或曰，野合為野外結合，則孔子為私生子。今存異焉。

叔梁艷喜添貴子，卻天不假年，他來不及把孔丘培養成人，便在愛子三歲時溘然長逝了（《孔子家語·本姓》）。對小仲尼的哺育教養任務一齊落在年輕媽媽徽在的肩頭。為了避免叔梁艷那個多子女、多妻妾的家庭矛盾，微在毅然離開孔家，帶著小仲尼卜居曲阜城內，后稱閾里。孔子少時，生活異常艱苦，他小小年紀也不得不幫助母親幹些力所能及的活兒，他後來回憶說：「吾少也賤，故能多鄙事。」（《論語·子罕）即指此情。有見識的孔母卻沒因生活的艱難而忽視孔子的教育和培養。曲阜，是魯國首府，是一國政治文化的中心，周公受封於此，其子伯禽赴國，帶來了許多西周禮樂文獻，素有禮義之邦的美名。晉國大夫韓宣子曾觀禮於魯，深有感觸地說：「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所以王也。」孔母卜居曲阜，其用意也許還在於利用其文化氣氛以便教育孔子。孔子兒時，從不作無聊的遊戲，常常模仿大人演禮習儀，學習古法。《史記》說：「孔子為兒嬉戲，設俎豆，陳禮容。」即指其事。生活中的耳濡目染，使孔子對禮樂文化產生了濃厚的興趣。到15歲時，他留連禮樂，樂以忘返，立志要對這種文化進行深入細緻的學習和研究。到17歲時，孔子已是彬彬有禮，在等級森嚴的貴族社會中，獲得了「知禮」的讚許。孔子的身體也很棒，體長九尺（合今2.16米），號為「長人」。力大可舉城門，一如乃父。含辛茹苦的孔母看在眼裡，喜在心上，自己十多年來苦與樂、憂與思，都以兒子長大成人得到了滿意的報答。想到孔丘有成，孔門有后，一股欣慰的甘泉滋潤著她那久已枯竭的心田。然而，她同樣未能看到兒子大有作為，便帶著一個年輕寡婦固有的哀思和悲涼，離開了這個對她來說是苦多於樂的世界。

孔子3歲喪父，17喪母，過早地失去了親人的庇護，孤伶伶獨身一人跨入了那個動蕩的人生旅程。在這個旅程中，孔子遇到的第一件事就十分麻煩，那便是如何安葬亡母遺體的問題。按照「生同室、死同穴」的規矩，孔子應將亡母與亡父合葬；更重要的是，這也是一個肯定徵在與叔梁紇合法關係的機會。可惜的是。孔母徵在從未告訴他叔梁紇的墓地。在注重禮樂教化，強調孝行的魯國，這實在是件費解的事。《史記》只含糊地說、「蓋諱之也。」至於為何諱之，可能只有從孔子出生的情形去找答案。孔子將亡母靈柩殯於當時曲阜車來人往的交通要道——「五父之衢」，以便引起人們的關注。結果一個趕車人的母親（「挽父之母」）熟悉當年舊事，告知孔父墓地所在，孔子於是得將亡母與叔梁紇合葬於防山，即今梁公林。真乃兩全其美，既肯定了叔梁紇與徵在夫妻關係，盡了一點孝子仁人之心，也確認了自己與叔梁紇的父子關係，叔梁紇那士人的頭銜和勇武的名氣，也許是他步入貴族社會有用的階梯。

二、學道不厭誨人不倦

在安葬亡母的事情上，表現出了孔子的聰明之處，一時也許不無自得。當時季氏家舉行「饗禮」，孔子顧不得母孝在身，便「腰經」而往，不料吃了閉門羹。饗禮，是招待士人的飲宴制度。士子歡聚一堂，借酒歡歌，演習禮儀，以文會友，切磋技藝。」貴族大夫則藉此「優賢禮士「之機聯絡感情，籠絡士心。年輕的孔子也許是出於前一目的，懷著對禮樂的好尚心情，急忙趕去赴會，卻被季氏的家臣陽虎（又稱陽貨）拒之門外，還酸溜溜地說：「季氏宴請的是士人，卻不敢請先生您呀！」孔子本來通過葬母於防，肯定了自己與叔梁紇的父子關係，根據「士之子孫恆為士」的慣例，他應當已取得了士的資格了，不意並未得到社會的承認。面對這套森嚴的等級制度，孔子並沒有不滿，更不會表示反抗。他生性不會怪罪別人，認為：「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己之不能也。」（《論語·憲問》，下引《論語》，只注篇名）「不患無位，患所以立。」（《里仁》）在處理人際關係時，孔子也是自責從嚴，待人從寬。他說：「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衛靈公》）對陽虎的閉門羹，他不怨天，不尤人，平靜地退了下來。此後他努力學習，加強修養，以適應等級社會的種種要求，爭取人們的理解和接受，希望通過「庶人在官」的途徑進入貴族集團。他曾自述其為學歷程說：

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為政》）。

即是說，他15歲立下系統學習禮樂文化之志；30歲學成，已可立身上流社會；40歲則信心堅定，認識準確，無所困惑；50歲，參驗大道，認識天命，或曰規律、真理；60歲，能對一切耳聞目睹之事作出迅速又準確的反映；70歲，他縱心而行，行無不與天合；縱口而言，言必與事驗。所言所行無不與客觀規律和行為準則高度統一。這就是孔子從一個不被社會理解和接受的孤兒成長為萬世景仰的聖人，在知識和修養上的漸進過程。

根據孔子的自述和他的一生行事，其30歲以前是勤奮學習，初具立身處世的各種知識和才能的時期，30歲以後則是他在知識和修養上進一步純化和提高的時期。當時，貴族階級推重的知識和技能有六種，即禮、樂、射、御、書、數，此即「六藝」。「六藝」涵蓋「德、智、體、美、勞」各個方面。《周禮》說：「保氏掌諫王惡，而養國子以道，乃教之六藝。」國子，即貴族子弟。國子所學為六藝，所師為保氏。據載還有庫序、辟雍、伴宮等專門場所為國子之學校。但是只可借這都是出自故者遺賢對西周舊制的追憶。孔子所生的春秋時期，「禮壞樂崩」，既無學校，也無教材，當然也沒有老師。國家沒有具體措施教化人才，故貴族子弟多膏粱世胄，錦衣玉食——無所長。他們不再是先掌握了「六藝」然後從政，多半是胸無點墨，已為世官。其優秀者乃能於從政之餘，為工作所迫學點禮儀，以應付為政之需，同時也博得「敦詩書、說禮樂」的美名。可是作為平民子弟，要想進入上流社會，就必須首先學會六藝，才可望獲得進身之階。子夏「學而優則仕，仕而優則學。」（《子張》）即指此也。對白衣出生的孔子來說，當然只有走「學而優則仕」的道路了。他說：「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若用之，吾則從先進。」（《先進》）亦是不得已的選擇。可是，這在根本沒有任何教育設施的當時，平民子弟要實現「先進於禮樂」又何其難哉！但是孔子卻成功了，經過他自己的努力，成了學問淵博的智者，道德高尚的聖人。他以社會為學堂，以生活為教材，以眾人為師友。克眼了沒有學校，沒有教材，沒有教師的重重困難，他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自學成才的光輝典範。孔子從「十有五志於學」開始，一生堅持學習，直到老年，猶是「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述而》）。關於孔子刻苦事學的事迹，歷史上有許多記載，他自己也有很多自述。歸納起來，大致有以下幾方面：。

首先是樹立追求大道的遠大理想，克服生活上的物質慾望。常以「君子謀道不謀食」（《衛靈公》）自勉，「食無求他，居無求安，敏於事而慎於言」（《學而》）。他批評那種既欲求道，又怕吃苦的人說：「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矣！」（《里仁》）他不講享受，唯道是謀的精神，在當時的魯國是獨一無二的。他曾自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不如丘之好學也。」（《公冶長》）

其次是謙遜好學，人人為師。他一生提倡「敏而好學，不恥下問」（同上）。不僅要向比自己多識的人學習，還要善於向比自己低下的人學習。在他眼裡，處處有學問，人人可為師。他說：「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不善者而改之。」（《述而》）在任何一群人中，都有值得自己學習和取法的老師，只要留意就可得到教益，即使是不善的言行，也可從反面受到警醒。他成才后，有人向弟子子貢打聽孔子的老師，子貢說：「仲尼焉不學，亦何常師之有？」（《子張》）卻實不是虛美之辭。他知識淵博，技能全面，正是他無所不學，學無常師的結果。他曾學琴於師襄，學少吳氏職官於郯子，學樂於弘萇，相傳孔子還向比自己小得多的項橐請過教，流為千古佳話。他還注意從生活中學習，「入太廟，每事問」，有人不理解說：「孰謂陬人之子知禮乎？進太廟，每事問。」孔子問答說：「這就是知禮呀。」（《八佾》）知道自己無知的人就是聰明人，知道自己無知又能積極求知的人就更是世界上最聰明的人。有身份、有地位的人固然可學，而且草野之民、蠻夷之人也同樣值得學習。他主張「禮失而求諸野」，又說「天子失官，守在四夷」。因此有必要向民間和夷狄學習。他曾向「鄙夫」叩問過，向東夷之君學過禮。「文武之道未墜於地，賢者識其大者，不肖者識其小者」（《子張》）。不捐細流成大海，轉益多師是我師。每個人只要善於學習，隨處都可獲得知識，滴水成河，積腋成裘。

其三是學思結合，明辨審問。孔子說：「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為政》）他不僅好學，而且好思，學思結合。《中庸》又載孔子說：「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學、問、思、辨、行，是孔子歸納的從求知到實踐過程的重要環節。其中「學」和「問」是廣泛地吸收信息，產生感性認識的階段；「思」和「辨」是對信息進行思考，包括歸納、分析、推理、演繹等思維過程，產生理性認識的階段；「行」則是將認識貫徹到實踐中去的階段。孔子本人就是學與思與行相結合的典範，他從來不滿足於知其然，而且要知其所以然，特別是能從極平常的事物中總結出具有普遍意義的道和真理。孔子學琴於師襄，一個曲子彈了十日，本已十分熟練，師襄說：「可以學新曲子了。」孔子說：「我雖學會了曲子的韻律，還未得其技巧。」又過了十日，師襄說：「技巧已經很熟練了，可以學新的了。」孔子還是說：「我還未知其主題。」等主題表現出來了，他還不肯學新的，說：「我未能想見作者之為人。」又過了十日，突然有一天，他肅穆深思，幽然遠眺，意味深長地說：「我得其為人矣！其為人也，黯然深思，欣然遠視，眼波深邃，彷彿是君臨天下的王者！這不是周文王還是誰呢！」師襄一聽，離席再拜，連忙稱是說：「對呀對呀！我老師說這就是《文王操》。」一次，孔子到魯桓公廟觀禮，發現一個歪倒著的瓦罐，守廟人告訴他那是「佑座之器」——欹器。孔子說：「吾聞佑座器者，虛則欹，中則正，滿則覆，」命人注水實驗，果然如此。然後感慨萬端地說：「那有滿而不覆的呢！」於是他從這個滿則覆的啟示中得出正確的處世態度，說。「聰明聖智之人，要保持禮讓精神；武力征服天下之人，要保持敬畏心理；富有四海的人，要保持謙遜的態度。」（《荀子·有坐》）

其四是注重實地考察。走出魯國，到諸侯國和周王室觀禮，增加知識，放大視野。他首先把注意力投向了夏、殷後裔之國杞和宋。《論語·八佾》記孔子說：

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激之矣。

《禮記·禮運》也載孔子說：「吾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吾得《夏時》焉；吾欲觀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吾得《坤乾》焉。」《夏時》，即夏代觀象授時、頒歷布政的曆書；《坤乾》，論者以為是殷易《歸藏》，屬於占筮和哲理書。可惜反映夏殷的歷史不多，對考察夏殷禮制幫助不大。後來孔子為觀周禮而作的洛陽之行，卻讓他大開眼界，受益匪淺，終生受用無窮。史載孔子好學深思，在知識和修養上很快便成熟起來，蜚聲貴族社會，甚至國君也有所耳聞。孔子19歲取妻，20歲得子，昭公特賜雙鯉。孔子榮之，名其子曰孔鯉，字之伯魚。大夫孟僖子稱讚孔子是聖人之後，其後必達。臨死，又將兩個兒了孟懿子和南宮括送到孔子處學禮。僖子之子向魯昭公進言，請求資助孔子前往洛陽考察周禮，昭公欣然許之，與車一輛、馬兩匹、僮僕一雙。洛陽，營建於西周初年，公元前770年平王東遷，定都於是，至此建都已達200餘年，衣寇文物，甲於天下。孔子來到天下共主周天子的都城，目睹其琳琅滿目的文獻、文物，當年西周盛世彷彿就在眼前，由衷讚歎說：「鬱郁乎文哉，吾從周！」（《八佾》）更加堅定了追求周禮、復興周禮的信念。據說孔子在這次訪問時見到過中國另一位偉大的思想家——老子。老子，名聃，楚人，當時正作周藏室史（國家圖書館館長）。老子是道家的始祖，與孔子積極求知和汲汲救世的精神相反，老子對當時江河日下的社會徹底地失望了，主張無為無欲、絕聖棄智。老子長於孔子，在孔子告別時，曾語重心長地告誡：「富貴者贈人以財，仁者贈人以言。我不能富貴，姑且冒充仁人送你幾句話。你好古敏求，這是好事，但切不可照搬古代。世上有的人，雖然聰明深察；卻往往難免鉞斧之誅，只因好議人之是非；雖然博辯宏大，卻不能保全首領，只因好發人之隱惡也。身為人子不可自私，身為人臣也不可自私。」這番話對孔子「信而好古」而不泥古的為學風格、「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的君子風采，以及奮身救世、知其不可而為之精神的形成，無疑是有幫助的。難怪他要感慨萬端地說：「世界萬物中，鳥飛於天，可以張羅以捕；魚入於淵，可以結網以漁。因為它們都是有形的東西。只有龍，乘風雲而上天，千變萬化不可捉摸。吾今日見老子，晃洋淵深，其猶龍耶！」（《史記·孔子列傳》）

功夫不負有心人。孔子精通了禮、樂、射、御、書、數「六藝」，知識全面，德行高尚。射，即射箭，他技高藝深，曾「射於瞿相之圃」，贏得「觀得如堵牆」（《禮記·射儀》）。御，即駕車，孔子非常嫻熟，常常自矜為看家本領。曾有人贊曰：「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孔子謙遜地說：「吾何執？執御乎？執射乎？吾執御矣！」（《子罕》）可見孔子對執御還是十分自信的。數，即計算。孔子長於斯道，後來他作季氏史，能做到帳目清楚，收支平衡（「料量平」），與這一修養自然分不開。書，即書法，更是讀書人的基本功。致於禮樂，則是孔子兢兢以求，樂此不倦的專業特長。禮樂包括形式和內容兩個方面，在孔子以前有人將它分成禮和儀（又稱數），並出現了只重形式（「儀」、「數」）不重內容（「禮」或「義」）的傾向。任何一種制度設施、行為規範都是在特定精神和原則指導下制定和形成的，每一形式都包含著一定的內容，禮樂也如此。如果抽掉了禮樂制度的內容，禮樂就失去了存在的意義。孔子看到了這一點，強調禮樂形式與內容的統一。一方面，他對禮樂形式的研究十分精到，頻頻贏得「知禮」。「博學」之贊，令一些不知禮的貴族欽羨不已。他利用自己的專長，常常為鄉親或貴族們主辦典禮，冠婚喪祭，無所不能。孔子還作為一位藝術家對禮樂進行了演習。他的禮樂素養極高，言談舉止，既合乎身份，又合乎場合，舉止翩翩，文質彬彬，那簡直就是文明禮貌的化身！他對音樂有很高的演奏技巧和欣賞能力，曾描述音樂的演習過程說：「樂其可知也，始作翕翕然熱烈，放開后純純然和諧，皎皎然清晰，繹繹然不絕。至此便大成了。」（《八佾》）他曾問《韶》於齊，陶醉於美妙的音樂之中，如醉如痴，竟「三月不知肉味」（《述而》）！這使他聲名雀起，不少有志青年集中到他周圍，追隨他學習禮樂。另一方面，孔子更注重禮樂內容的探討。他發現無論禮也好，樂也好，都有一個「一以貫之」的實質精神，即對人類普遍的友愛和對社會的維繫作用，即「仁」「義」。認為仁義是禮樂的內容，禮樂是仁義的形式，仁義禮樂互為表裡，相互為用。他說：「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八佾》）「義以為質，禮以行之。」（《衛靈公》）強調了禮樂形式和內容的統一，並提出禮樂與仁義相結合，這是作為思想家的孔子，在禮樂修養上高出倫輩和前人的地方，他認為，人間缺少愛，故需要仁；社會沒有秩序，故需要義；各個等級都沒有合理的行為準則，故需要禮。只要將仁義禮樂切實地推行於天下，天下就走上了有秩序和諧的正常軌道。這就是他仁、義、禮三位一體的思想；也就是他以禮治天下的政治思想。

完成「六藝」學習，大約在孔子30歲左右。他曾自稱「三十而立」（《為政》）。又說：「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秦伯》）；「不學禮，無以立」（《季氏》）；「不知禮，無所立也。」（《堯日》）可見，「立」的內容是「禮」，既然是「30而立」，那麼他30歲時無疑已掌握了以禮樂為核心的「六藝」，應該說已具備進入貴族社會的全部本領了。因此，魯昭公、孟僖子等也都很欣賞他。但是當時公室早就成了空架子，身為一國之君的魯昭公也沒有用人的實權。孔子曾感慨：「祿之去公室五世矣，政逮於大夫四世矣。」（《季氏》）魯國有勢力的三家大夫，即孟孫氏、叔孫氏、季孫氏，他們是魯桓公支裔，世稱「三桓」。三桓分掌魯國軍事和財政，「三分公室」。其中季孫氏實力最強，是魯國的首席執政，進退人物，上下其手，權傾一時。也許是為了取得季孫氏的保舉，孔子曾給季孫氏當過家巨。《孟子·萬章下）說：「孔子嘗為委吏矣，曰：會計當而已矣。嘗為乘田矣，曰：牛羊茁壯長而已矣。」《史記》說：「孔子貧且賤，及長，嘗為季氏史，料量平；嘗為司職吏，而畜蕃息。」季氏史即委吏，掌管委藏工作，即后之司倉氏、司庚氏，掌保管、出納；司職吏即乘田，掌管田作畜牧之事。孔子多才多藝，才能全面，將兩件事做得很出色：管財務則賬目清楚（「會計當」），收以平衡（「料量平」）。管田蓄則六畜興旺，一把好乾才！這無疑給季氏留下了好印象。

可事有不巧，孔子沒來得及通過季氏的舉薦進入仕途，卻趕上了魯國的一場政治危機，即「鬥雞之變」。魯昭公二十五年（前517）孔子35歲，季平子與后阝昭伯鬥雞，賽前兩家都弄虛作假，一個在雞翅上效上藥粉，一個則在雞爪上陪縛利鉤。事情敗露后，兩個搞陰謀的人互相指責，最後竟兵刃相向，季氏出兵佔領了后阝氏家業。后阝氏向昭公求援。本來就對股扈世卿季氏不滿的魯昭公憤然出師討逆。結果卻由於孟孫氏、叔孫氏與季氏聯手，使這位怒氣沖沖的國君大吃敗仗，丟盔棄甲，逃亡齊國、面對三桓的非和無法行徑，孔子大失所望，不屑與過臣為伍，慨然離魯奔齊，追隨昭公去了。

在齊國，孔子通過齊國寵臣高昭子見到了齊景公。景公對孔子不算陌生。五年前，齊景公與輔相晏嬰訪魯，曾慕名造訪過孔子。現在老朋友相見，很快便談得投機了。景公問政於孔子，孔子脫口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此乃孔子的施政方略——以端正名份為主要內容的「正名」主張。即君要守君道，臣要守臣道，父要守父道，子要守子道。各盡本份，注重等級。當時的齊國亦正處於崔、慶、高、國擅權，田氏篡弒的前夜，孔子一語正中景公所憂，異常興奮，贊曰。「善哉！僖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得而食諸！」（《顏淵》）高興之下，便要將尼溪之四封給孔子，只因晏嬰反對未果。但景公還是給予孔子很優渥的俸祿：「待之以季孟之間」，與魯國叔孫氏的待遇相當。齊景公只對孔子維護君主尊嚴的等級學說感興趣，但對孔子的仁義思想卻置而不論。不再向孔子「問禮」，並明確表示：「吾老矣，弗能用也。」孔子想在齊國推行「仁義禮樂」的願望又落空了。

孔子遂自齊返魯。當時還是季平子專政，孔子無心求仕，潛心自我修養，平靜地迎來「40而不惑」。何謂「不惑」？「不惑」者，相對於「惑」之謂也。孔子曾論「惑」說：「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顏淵》）又曰：「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非惑與？」（同上）可見「惑」的特徵是感情用事，偏激，走極端，然則「不惑」乃「惑」之反，即理智，不偏不頗，此即孔子推崇的「至德」——中庸。孔子又說：「智者不惑。」（《子罕》）又說：「40而見惡焉，其終也矣！」（《為政》）40而不惑，表明孔子40歲已成為一位具有獨立見解的「智者」，掌握了不偏不倚的中庸方法。有獨特的見識，再加之正確的處事方法，就可以少犯或不犯錯誤。

孔子42歲時，魯昭公已從齊國奔於晉國，客死於潛溪。定公即位。5年後，季平子死，子桓子繼為執政，政治形勢更加惡化，陽虎專權。陽虎是季氏家臣，從手桓子祖父時就開始作季氏宰（大管家），如今已是積久勢重，強奴逼主。季平子死後，陽虎肆無忌憚，將桓子囚禁起來，趕走季氏親屬、殺死季氏族人，逼近季桓子妥協與他盟誓。從此，魯國政權又從大夫下移於家巨，出現了「陪臣執國命」的敗落局勢。陽虎越俎代庖，以陪臣身份主會盟、發誓願、占國田，進而欲盡誅三桓之嫡，立自己的親信勢力為嗣。一切野心家在心理上都是虛弱的。為了孤假虎威，陽虎——這位從前蔑視孔子的勢利之徒，現在卻想借重孔子名氣，為他倒行逆旋扯上塊遮羞布。孔子自然不會買賬。於是陽虎煞費苦心地製造了一個機會。一天，他派人趁孔子不在家時將一具蒸豚送去。按照「大夫有賜於士，不得受於其家，則往拜其門」的規矩，陽虎料定知禮的孔子肯定會上門稱謝。殊不知孔子也針鋒相對，趁陽虎不在家時才去回訪。具有戲劇性的是，孔子在回來的路上又與陽虎相遇，剛想迴避卻被陽虎叫住了。他問孔子：「懷揣絕技卻讓國家迷亂，可謂仁乎？」孔子答：「不可。」「本來希望有所作為卻屢失良機，可謂智乎？」孔子答：「不可。」陽虎激將說；。「日月逝矣，歲不我與！」孔子曰「然，吾將仕矣」。

孔子一生講究「仁、智、勇」三「達德」，陽虎專挑仁智這兩個問題來諸難孔子，可謂以子之矛陷子之盾，使得孔子不得不連連稱是。但是，陽虎卻抽掉了孔子思想中另兩個內容——禮和義。禮即自西周以來的奴隸制等級制度。義即宜，即是盡本份，守原則，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和諧統一。孔子認為：「天下有道，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禮樂征伐自諸侯出。」前者即西周的太平景象，後者則是春秋亂世的形勢。至孔子時，諸侯也不能「專征」了，而是政「自大夫出」，其至「陪臣執國命」了，眼前的陽虎就是陪臣執國命的罪魁！。孔子又詛咒說：「自諸侯出，蓋十世希（稀）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季氏》）陽虎以大夫家臣（陪臣）的身份干預國政，上凌君，下逼主，專生殺，擅於奪，哪裡還有一點仁義禮智的影子？君臣無序，主僕易位，實乃無道之至！面對這樣的亂臣賊子，他孔丘哪裡屑於合作！他歷來奉行的是：「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富且貴焉，亦恥也。」（《泰伯》）在無道之世而得榮華富貴，必將採用不義手段，這是孔子最為不齒的：「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里仁》）如果說，從前孔子發憤努力，學習六藝，是為了入仕、進入上流社會的話，那麼，當他認識到禮樂的還以仁義為內容，形成了「仁義禮」三位一體的思想后，他的追求就從具有功利色彩的求仕。進入了另一個道德的境界，那就是為了推行仁義而求仕，即他的弟子子路所說：「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微子》）既然此時出仕不能「行義」，與其作幫凶，不如潔身自好，作個「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季氏》）的隱君子。

「隱居以求其志」。「志」，即指「仁義禮」的政治抱負，也是「志於道」之「志」，即對客觀規律的體認。如果說孔子「30而立」和「40不惑」時掌握了「六藝」和「中庸」等具體知識和方法的話，那麼現在孔子要在這個基礎上進一步體驗帶規律性的東西，即「道」或「天命」，從而實現他認識進程中另一個具有質變性質的新飛躍——「50而知天命」！

「行義以達其道」，是說通過做自己份內的事情，來實現自己思想主張。這主要包括兩個方面：一是注重人倫，躬行孝道。有人問他為何不去「為政」？孔子說：「書曰：『孝乎誰孝，友於兄弟，施於有政』。是亦為政，奚其為為政？」（《為政》）在孔子看來，孝悌是仁義之體，仁義是為政之實，自己在居家時講究孝悌，這就是行仁義，這就是為政。其次是躬自教育，造就人材。孔子是中國第一個偉大的職業教育家，也是第一個將教育職業化的人。既然「道之不行」，自己的主張得不到貫徹，那就將道宣傳開來，讓儘可能多的人知道、明道。他看準了「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陽貨》）的政治作用。認為教育有兩個功能：一是培養合乎仁義精神（以「愛人」為核心）的接班人（「君子」），二是把被統治階級（「小人」）改造得更加馴服（「易使」）。前者是要以教育造就新一代（「愛人」）統治者（「君子」），後者是要以教育教化遵守秩序（「易使」）的馴民（「小人」），共同的目的是從上下兩個方面來重振社會秩序和重建和諧的社會關係。教育，說穿了不過是一定階級按照自己標準造就人材的事業，孔子正是中國第一個發現這一功用，並充分運用這一手段使自己政治理想傳播開來，使之深人心的思想家和教育家。教育之於孔子，不過是假人之手以實現政治主張的手段。因此從事教育也就是間接地從政。孔子一生主要從事教育事業，特別是在30至50歲之間，更是他年富力強，大張私學的時期。這樣一來，孔子不僅沒有因隱居而失掉聲譽，反而因不與陽虎同流合污而清名益高。一群群大大小小的青年從四面八方湧向曲阜闕里，奉上束修，拜孔子為師。現在有名可考的「仲尼弟子」中，顏回、子路、子貢、閔子騫等高足，都在此時從學於夫子。孔子於是乎翻六藝，升杏壇，詩書之聲盈耳，絲竹之音不絕，形成了中國歷史上、同時也是人類歷史上第一個大規模聚徒講學的學術團體。比之於古希臘思想家柏拉圖於公元前387年創立的「學園」，早了整整200年。

「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這就是孔子50歲以前生活的真實寫照。那種清心寡欲、安閑平易的神情，至今想來，還是令人欣慕不已！

三、小試牛刀卓有政績

伴隨著對生生不息、健行不已的天道的認識，孔子於安閑平易之中，敏銳地感受到一種神秘的「天命」，一種上蒼賦予他的使命。在「志於道」的追求中，他幽然地覺得：上天之所以在一片歷史廢墟中，保留了完美的周禮，並讓他孔子認識了她。這不是上天要復興周禮的意思嗎？他甚至認為上天生就他這樣一個有責任心的人，並賦予他崇高的德行，那一定是上天要把這個文化復興的任務交給他，要他去替天行道，去行仁行義行周禮，救苦救難救蒼生！於是他好像有某種頓悟一樣，再也無法隱居了，他要積極尋求出仕的機會，將這個社會、這個人民從苦難中拯救出來。

為了獲得從政的機會，孔子甚至準備採取靈活的措施。就在他「知命之年」，季孫氏的另一個家臣公山不扭（又作弗擾）在費邑宣布獨立了，他託人招請孔子。對這個與陽虎一樣同是叛主過巨的邀請，孔子最初還真動了心。司馬遷分析他當時心理說：「孔子循道良久，溫溫無所試，莫能己用。曰：『蓋周文王起於豐鎬而王，今費雖小，儻庶幾乎！』欲往。」這是合乎實際的。只因性情率直的子路的反對，沒有去成。

陽虎謀反事敗，盜魯大寶而奔晉。季桓子真正掌握了大權，痛定思痛，倍感孔子等級名份說的親切，決心起用孔子振頓魯國秩序。魯定公九年（前501），孔子被任命作中都宰（縣邑長官）。孔子在中都為政一年，政績斐然，「四方皆則之」。十年，調回中央作小司空，協助大司空管理土木工程。不久由小司空一躍而為大司冠。大司冠，是魯國最高司法長官，「掌建邦之三典，以往王刑邦國、詰四方」。是時孔子52歲，一干4年，直到55歲離魯。這幾年是孔子小試牛刀，一展抱負的風雲時期。4年時間雖短，但對於孔子來說已經足以干一番事業了。他曾說：「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矣，3年有成。」（《子路》）孔子並沒憑空大言，事實正是這樣。

孔子上任那年夏天，齊國邀請魯定公會於夾谷。孔子因善長禮儀作這次國際性會議的儐相。當對的魯國，北鄰晉國，南逼荊楚，東接強齊。三強逼臨，而魯國國小兵弱，「附於楚則晉怒，附於晉則楚來伐，不備於齊，則齊師侵魯」。在外交關係中，魯國就像踩蹺蹺板一樣，左右為難。如何在這次會盟中避免齊國的威逼，為魯國挽回列國聲譽，便成了孔子此行的首要使命。

會盟這天，齊魯兩君來到夾谷。除地為壇，土階三等，禮樂聲中，魯定公與齊景公揖讓而登，一派友好和平景象。但是，兩君剛剛坐定，齊國的使臣請獻樂舞。但演奏的即是夷狄「四方之樂」。於是羽旄旌旗中，夾雜著劍戟盾矛，一涌而上，魯定公有被挾持的危險，形勢十分緊迫。事出突然，摔不及防。大智大勇的孔子一眼識破敵人陰謀，急趨而進，歷階而登，不盡一等。他兩眼怒視景公，揮袂而言曰：「吾兩君為好會，夷狄之樂，何為於此！」義正詞嚴，景公為之理屈，只得揮退持械舞人。訂立盟約時，孔子發現齊人擅自在盟書上加了一句：「齊師出境，而不以甲車三百乘從我者，有如此盟！」面對齊人的陰謀詭計，孔子針鋒相對，也加上一句：「而不返我汶陽之田以共命者，亦如之！」挫敗了齊人霸權野心，並收復了魯國失地，為魯國爭得了列國間的平等地位。

外交勝利，使孔子名重一時，季桓子對孔子信任有加，言聽計從，史稱：「孔子行乎季氏，三月不違。」季桓子還將執政大權委託孔子代掌，孔子選以大司寇「攝行相事」。他利用這個難得的機會，進行了一系列內政改革。於是他在魯國具體實施了從前陳之於齊景公的「正名」方略。在孔子看來，當時魯國最大的弊病在於君不君、臣不臣，魯公虛位，大夫專權，名實顛倒，秩序混亂，亦即「名」不正。這首先表現在作為臣子的三桓勢力過大，勢逼公室。要重振魯國秩序，必須首先削弱三桓勢力。一天，孔子從容對定公說：「按照周禮，臣子不藏甲兵，大夫的城牆不過一百雉（三百平方丈）。現在三家的采邑都超過這一限度。」三家采邑，指季氏費邑、孟氏成邑、叔氏后阝邑，號稱三都。那裡高牆深池，私兵把守，是三家威逼公室的實力所在。不過，由於三桓平時都住在曲阜城內，三都委託家臣代管，年長月久，家巨擁兵自固，造起反來。定公八年，公山不狃據費反；十年，叔孫氏家臣侯犯又據后阝反。后阝邑、費邑，成了兩個獨立王國，兩家都奈何不得。孔子看準這點，適時提出「墮三都「的大膽方案，立即得到魯定公和三桓支持。孔子派弟子子路作季氏宰，控制魯國最大的實力集團，以便「墮三都」計劃的實施。開始順利墮毀了叔孫氏的后阝邑；將墮費，公山不狃夥同叔孫氏庶族叔孫輒，糾合費人先發制人，進攻曲阜。魯定公與三桓驚荒失措，逃入季孫氏家，躲到「季武子之台」上。叛軍來勢兇猛，一度攻人季家，流矢射達定公身旁，情況危急。孔子卻鎮定自若，待叛軍攻勢銷竭，他命令兩員大將，組織反擊。費人一觸即潰，追殺數十餘里，公山不狃、叔孫輒逃亡國外，孔子指揮乘勝墮毀了費邑。下一步該墮成，由於守成的公放處父沒有反叛跡象，孟孫氏遂默許他固守成邑，政府軍攻之不克。圍成未果，但墮三都、削弱三桓實力的計劃已實現大半，在公室與大夫之間成功地製造了一種均勢。為維護君臣等級提供了實力保證。

除了在政治、外交、軍事上有所作為外，孔子力還力行教化，使魯國社會風尚面目一新。人們有禮貌，不激詭；講誠信，守信用；買賣東西，貨真價實，不摻假，不抬價；男女關係嚴肅，行者別於途；盜賊斂跡，路不拾遺。有客自遠方來，不求於官方，人們自動供給食宿，使有賓至如歸之感。一派和樂雍雍，欣欣向榮的景象。成為後來中國歷史上儒家崇尚的國家太平、秩序穩定的理想模式。

可惜好景不長，鄰國的一個拙劣的陰謀，中斷了孔子得意的政治生涯。齊國見孔子為政，魯國大有起色，害怕鄰國強盛於己不利，遂使出美人計以破壞之。他們選美女80人、好馬120匹，奉獻給魯定公。在季桓子慫恿下，定公接受饋贈，君臣沉湎聲色，三日不理朝政！孔子為之感慨說：」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子罕》）緊接著魯國舉行郊祭，季桓子又不分(月番)（祭肉）給大夫，公然蔑視禮制！面對這群荒淫無恥。不知禮義的君臣，孔子再度失望了；特別是季氏不把郊祭的(月番)肉分給他，竟然忽視他孔子的存在，這大大地挫傷了孔子的自尊心。失望和傷心之下，他只得怨憤且無可奈何地低吟：「優哉游哉，維以卒歲。」他決定掛冠不幹了。

四、周遊列國四處碰壁

也許是為人操辦婚喪禮儀的儒者生涯，造就了孔子幫閑的人格情態。他的君臣觀僅僅是：「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八佾》）君和巨之間是驅使和被驅使的關係，君與臣之間的義務是「禮」和「忠」。一主一奴，身份清楚，地位分明。孔子的最高理想是在保留現有一切奴隸制等級（特別是君臣名份）的前提下，世襲君主（或世卿）與德才兼備的士人真誠合作，君主將家當交給有才能又忠誠的巨子代管。如果君明，他可以毫不困難地作個賢臣；如果君昏，他也就毫不猶豫地作個高隱。於是乎，他在高唱「博施濟眾」、「治國平天下」等積極入世的進行曲時，不時地低吟「用之則行，舍之則藏」等消極處世的小調。現在，魯定公、季桓子，既然對自己的家業如此不負責任，對他孔子如此不禮貌，那他還有什麼義務盡忠呢！擺在他面前的只有一個選擇：辭職！出走！

公元前497年，陽春三月，春光明媚。這本是個充滿希望的季節，孔子卻不得不離開生他養他的父母之邦。為了保持自己清高的人格，也為了尋求新的從政機會，於是沂水清波濯吾纓，浩歌一曲伊人行。在眾弟子的簇擁下，疲馬凋車，孔子開始了為期14年周遊列國的生涯。對魯國，他一往情深，對它也充滿希望，他曾說：「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雍也》）「道」指「天下有道」的西周時代。他認為魯國比齊國好，只要稍事變革，就可以上擬於太平盛世的西周。在數年為政生涯中，他傾注了自己全部的熱忱，希望在魯國重致太平，復興周公之業。即使不能為政，在魯國隱居也是一件樂事。那沂水的清波，舞零台的清風，還有二三同道，都深深地令他流連忘返。從前不用於齊，他撈起正在鍋里煮著的米，頭也不回就毅然決然地離開了（「接淅而行」）；現在，同樣是不用於魯，當他離開時，卻行道遲遲，一步三回頭。在魯國的邊境上還住了三天，以示對父母之邦的眷念。

孔子一行出境的第一站是衛國。衛國是周公弟弟衛康叔的封國，孔子說：「魯衛之政，兄弟也。」也具有「一變至道」的優點。歷史上，衛國位於魯國之西，當時都於帝丘（河南濮陽）。歷史上衛國曾是擁有「帶甲之士八萬」的強國，但進入春秋，也是每況愈下。衛靈公在位時，由於用人得當，政局穩定，民物殷阜，倒還有點太平景象。孔子一踏入衛國領土，便被那裡熙熙攘攘的人群吸引往了，就此闡發了一番「庶、富、教」的政治理論。《論語》說：

子適衛，冉有僕（駕車）。子曰：「庶（人口稠密）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子路》）

來到帝丘，衛靈公給孔子很高的禮遇，讓他享受上卿之祿。但是衛靈公並不是大有作為之君，他優待孔子不過出於「愛賢」美名，並不真是對孔子的學說感興趣。孔子重禮輕刑，他卻問戰陣之事；孔子輕視女人，他那妖冶淫蕩的南后卻招見孔子；特別讓孔子難受的是靈公與南后和太監坐首車，讓孔子乘次車，招搖過市。孔子對他也只有失望，於是再申「吾未見好德如好色」之嘆。但相比之下，在孔子訪問的大小國君中，衛靈公對孔子最優惠，因此，當孔子在別國不利時，總是回到衛國，衛國算是給孔子溫暖最多的國家，他在那裡幾進幾齣，呆的時間也最長。

除衛國外，孔子還到過匡、蒲、陳、曹、鄭、蔡、楚等國家和地區，拜見過大小封君70餘人。但是境遇都不理想，有時甚至十分狼狽，十分危險。

剛從衛國出來，到達匡邑，孔子被匡人當成陽虎圍了起來。陽虎曾侵略匡人，孔子又長得有些像他，李代桃僵，真是哭笑不得。剛從匡邑解圍出來，到了蒲邑，又被蒲人圍住，幸弟子力戰，殺條血路脫離險境。孔子又去曹，曹國不容；遂往宋，剛在一棵樹下演禮，宋國權臣桓囗因從前孔子批評過他，趕來把樹拔倒，表示不歡迎。匆匆跑到鄭國，弟子逃散，行李落拓，獨自一人立於東門之外。子貢四處打聽，有人告訴說：「東門外有個人，兩腮像堯，脖子像皋陶，肩膀像子產。腰以下像禹。然而更像落拓潦倒的喪家之大。」言下之意，是說孔子以古賢聖人相標榜，卻無人賞識，落得個喪家之大的下場。又到陳國，陳囗公向孔子問了很多典故，對博學的孔子非常讚賞。無奈陳國國小力弱，正被吳楚等大國侵凌分割。孔子的學說只合在和平時期講講禮讓，擺擺禮容，通過教育來激發人們的向善好仁之心，對這個金戈鐵馬的場面，卻無能為力。因此，他給此行立下的信條是；「危邦不入，亂邦莫居。」（《泰伯》）這個風雨飄搖的陳國，當然不是久留之地，遂南向蔡國進發。方至陳蔡之間，孔子又被一伙人圍了起來，一連七日，糧草罄盡，從者大病，莫能興起。最後得楚昭王幫助，才脫離困境。楚昭王召請孔子，欲以書社之地封孔子，還沒讓孔子一行來得及高興一下，便因令尹子西的反對而撂淺了。無奈只好又回到衛國，等待回國的機會。

孔子周遊列國，歷時十餘年，行程數千里，歷經艱難險阻，四處碰壁，可他依然自信極堅，毫不動搖。他說：「知之不如好之，好之不如樂之。」（《雍也》）他學六藝、知天命，進而形成自己的政治理想和道德人格，這是「知之」；四齣尋求推行主張的機會，這是「好之」；在求索過程中，雖處處碰壁也不氣餒，這就是「樂之」。孔子曾描繪遊歷時的情形說：「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述而》）即其「好之」「樂之」精神的形象說明，任憑環境多險惡，打擊多大，他都信心百倍，毫不退縮。甚至還樂在其中，傳道授業不息。被圍於匡，弟子焦急，他說：「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后之人（指自己）不得聞於斯文；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子罕》）在宋逼於桓囗，他說：「天生德於予，桓囗其如子何！」（《述而》）最可歌可泣的是，困於陳蔡時，弟子又餓又病，孔子面有菜色，但他依然講學論道，弦歌之音不絕。子路憤憤然說：「君子亦有窮（走投無路）乎？」孔子說：「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接著他問子路：「《詩》曰：『匪兄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邪？」子路答曰：「我聽說為善者天報之以福，為不善者報之以祝，夫子累德、積義、懷美已經很久了，何以如此倒霉？」言下有懷疑夫子之道之意。孔子說：「如果仁者必然得到信任，哪有餓死首陽山的怕夷叔齊？如果智者必定達到目的，哪有剖心而死的王子比干？」孔子明知有了好學間、好品行不一定得到賞識，但他仍然要「知其不可而為之」！又召子貢，子貢認為「夫子之道至大，天下莫能容。」曲高和寡，要孔子改變主張，降低高調。孔子堅決拒絕，說：「君子只管探求大道，建立理論，不能隨俗媚世！」最後召顏回，顏回說：「不容有什麼不好！不容然後見君子！道之不修，是吾羞也。道已大明，而當局者不能用，是有國者之羞。不容有什麼不好，不容然後見君子！」同心之言，其臭如蘭！直樂得孔子恨不得貧窮的顏口成為富翁，自己好給他當管家。

窮而更堅，老當益壯。孔子就是這個性格，不管窮通否泰，都守道彌堅，追求越篤。儘管顛沛流離，而志不稍貶，學不暫停，堅持不懈地教學和佈道，始終吸引著一大群弟子，隨他南北東西，出生入死。這種精神，曾引起遁世者的不解和譏笑，他在蔡國迷路，長沮、桀溺拒絕為他指路；荷囗丈人罵他「四體不勤，五穀不分」；楚狂接輿追在他後面狂歌：「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已而已而，今之為政者殆而！」但是，他汲汲救世，百折不撓的精神，也曾贏得人們的讚許。儀封人見過孔子后，滿懷敬意地說：「天將以夫子為木擇！」木擇，是宣行教化時用的木鈴鐺。儀封人認為，孔子是上天派遣來宣揚仁義禮樂的光榮使者！這確實不是過譽之辭。

五、依仁遊藝志道據德

「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微子》）這是當時魯國另一位賢者柳下惠的名言，用來檢討孔子似乎非常合適。豈止孔子，對於整個專制社會下的士大夫來說，又何嘗不是如此呢？當時社會，「以強凌弱，以眾暴寡」；公室衰微，大夫擅權，陪臣執國；上下荒逸，風俗頹廢……不僅魯國，「滔滔者天下皆是」（《微子》）！在這個罪惡墮落的社會裡，除非人們變得比它更加墮落，否則就不能適應，更莫望要出人頭地了！孔子既不屑作同流合污、亂中圖利的投機分子；又不願作那避世肥遁、高尚其事的山林隱士，留給他的自然就只有碰壁和失敗了。四處碰壁的境遇，使這位垂暮老人，難免不有故國之思。就在他68歲那年，他的弟子冉有在魯國干出了成績，贏得了季桓子的繼承人季康子的賞識，在他的建議下，魯國派出特使隆重將孔子從衛國迎回，終於演完了周遊列國的悲壯一幕。

終於回到了闊別14年的故國首都，江山未改，景物已殊。魯定公、季桓子都已謝世，魯哀公繼位，季康子輔政。但對於孔子，季康子同樣是葉公好龍似的尊賢。他一不採納孔子的政見，二不委任孔子以要職，而是尊之為「國老」，豐爵厚祿，冠冕堂皇地將他束之高閣。孔子68歲回魯，73歲去世，在魯國又生活了五年多。時間雖短，但卻是孔子作為一個偉大的思想家在學術上的總結時期，亦是他在認識上進一步純熟的階段。這時，孔子已經歷了「60而耳順」這個不思而能、不慮而知的直覺思維階段。將這種純熟的認識能力與其它知識、修養相結合，孔子又成功地實現了「70而從心所欲不逾矩」這個知行合一的飛躍。「矩」有多層含義，首先是道（或規律），如日月運行，四時交替，矛盾轉化，社會變遷等等，即所謂天道、地道、人道。孔子對它們能瞭然體認，并行之不悖，即《周易·乾文言》所謂：「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表現了他對自然世界和人類社會規律的準確認識、預見和實行。「矩」還包括他自己「仁、義、禮」三位一體的政治思想和人生哲學，以及與之相聯繫的種種準則。「矩」還包括世態炎涼。人心善惡的規則。「70而從心所欲不逾矩」，是他妥善地將知與行、主觀與客觀、個人與社會合理地統一起來，既不因不合時宜而處處碰壁，也不至於放棄原則而有屈己就人之羞。孔子曾說：「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憲問》）正是他這一時期無可奈何的境遇和心情的真實寫照。「70而從心所欲不逾矩」，與其說是孔子認識和修養的高度升華，不如說是他一生坎坷經歷的辛酸總結！

「70而從心所欲不逾矩」的修養，使孔子進入了另一個靜寧、安閑的時期，那就是「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時時牢記天道，保持天賦的使命感，依照仁者愛人的準則，游心於六藝之間。他的晚年，除了偶爾作些回答「哀公問政」（《為政》）、「季康子問政」（《顏淵》）、「冉有問政」（《季氏》）等顧問工作外，大部分時間和精力都用於與弟子切磋學問和著書立說上。

孔子是古代東方最偉大的教育家，是中國第一位專業教師，他一生從教，在教育方面的成就很大，有弟子三千，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史記·孔子世家》）。其中有的弟子在精通六藝基礎上又形成了專業特長，即德行、言語、政事、文學四科。德行科，有顏回、閔子騫、冉伯牛、仲弓。其中顏回品行最高，「三月不違仁」（《雍也》）。言語科，擅長外交辭令，有宰我、子貢。子貢經營才能和語言技巧極高，他營財則至富翁，出使則不辱君命，齊國曾欲西伐魯國，子貢出使齊、吳、越、晉各國，禍水南引，結果使齊國內亂，吳國北伐於齊，西與晉國爭霸；晉國敗吳，越國趁機滅吳並進而稱霸中原。魯國則坐山觀虎鬥，毫不費力地度過了這場「國際」危機。此《史記》所謂「子貢一出，存魯、亂齊、破吳、強晉而霸越」（《仲尼弟子列傳》）。子貢真是個善於利用矛盾，爭取國際間各國均勢的中國第一代外交大師。政事科，有冉有、季路。文學科，指精通古典文獻，有子游、子夏。子夏是孔門傳經大儒，博通經典，熟知大義，孔子死後，他居西河教授，為魏文侯師，後人有「詩書禮樂定自孔子，發明章句始於子夏」之說。從現在保存下來的資料看，孔子弟子很多人才藝德行俱全，無愧賢者之稱，這些當然都是孔子精盡教誨、作新人才的不朽功績。

孔子知識淵博，情操高尚，「有教無類」，他的弟子，來自不同階層，有的還來自異國他鄉。他循循善誘，平易近人，不分親疏，一視同仁。因而贏得了弟子們的普遍尊敬和愛戴。比孔子小九歲的子路，情性率直，粗魯無禮，平常在言談中時時詰難孔子，但對孔子的道德文章卻十分服膺，願隨孔子「乘桴浮於海」（《公冶長》），追隨老師走遍天涯海角。顏回與孔子更是義為師徒，情比父子，孔子曾感慨說：「回也，視予猶父也！」（《先進》）稱讚他「好學，不遷怒，不貳過」（《雍也》）。顏回更是對孔子佩服得五體投地，說：「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雖欲從之，蔑由也已！」（《子罕》）顏回死，孔子竟為之大放悲聲。又如子貢，本是個傑出的外交家、實業家，當有人稱讚他比孔子還優秀時，他解釋說：「譬之宮牆，賜（子貢）之牆也及肩，窺見室家之好；夫子之牆數仞，不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子張》）有人詆毀孔子，他及時制止說：「仲尼不可毀也，他人之賢者，丘陵也，猶可逾也；仲尼，日月也，無得而逾焉。」（《子張》）甚至盛讚：「夫子之不可及也，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子張》）孔子的神聖形象，並不是後世帝王賜封的「王」號和黃屋左纛所樹立的，而是孔子自己高尚的修養、無邊的德量所奠定的。正如孟子所云。「以德服人者，心說而誠服，如七十子之服於孔子也！」（《孟子·公孫丑上》）。

弟子環立，誦聲盈耳，絲竹之音不絕，雖不用於政，猶自尊於時……這就是孔子晚年生活的大概場景。按常理，孔子應該看破世塵，萬事皆休，在養尊處優中頤養天年了。可是，他天生就是那種憂患型人格，身為平民，卻心憂天下。雖然他常常以「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泰伯》）的格言來自寬自慰，但是現實生活中的違禮行為太多，不時撞擊著他那顆好不容易才平靜下來的心。禮壞樂崩，僭越無度，周天子才享用的「八佾之舞」舞於魯國大夫季孫氏之庭，周天子祭祖才使用的《雍》樂也奏於三桓之堂，引得孔子驚呼：「是可忍，孰不可忍也！」（《八佾》）當季孫氏家宰的冉有，竟幫助「富於周公」的主子大肆聚斂，把老師當年「苛政猛於虎」的教誨置諸腦後，更是惹得孔子大動肝火，號召弟子們說：「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先進》）各諸侯國，更是篡弒頻仍，齊田氏殺掉簡公，立了個傀儡君主，自代之心已昭然若揭。孔子再也無法沉默，他帶戒沐浴去見魯哀公和三桓，要求出兵討伐齊田氏以弔民伐罪。然而，世道日非，人心不古，他的這番憂患又有什麼用呢？招來的反而是「諸侯害之，大夫壅之」（《史記·太史公自序》）。孔子見道之不行，自己的主張恐怕今生今世是無法實現了，那就把它留給後人吧！前人不是說過「不朽」有三嗎？「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左傳》襄公二十四年）自己既不能「博施濟眾」以立德，又不能克敵拔城以立功，那就著書立說來立言吧。他自嘆曰：「弗乎弗乎，君子病沒世而名不稱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見於後世哉！」（《史記·孔子世家》）又說：一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者也！」（《太史公自序》）於是選編古代文獻，托古見意，這就是古今流譽的刪修「六經」的千古盛事！

六經，即《詩入《書》、《禮》、《樂》、《易》、《春秋》。孔子對六經用功深淺不等，作用不一。分別說即刪訂《詩》、《書》，修起《禮》、《樂》，贊《易》，修《春秋》。其於《詩》、《書》、《禮》、《樂》，在於刪訂。刪，即刪除雜蕪，選錄精華；訂，即訂正訛誤，編次順序。對這一工作，司馬遷又稱之為「論次」和「修起」。《史記·儒林列傳》：「孔子閔（憫）王路廢而邪道興，於是論次《詩》、《書》，修起《禮》、《樂》。」孔子對《詩》、《書》、《禮》、《樂》的刪訂，大致始於中年時期，而成於返魯之後。《史記·孔子世家》說：「季氏亦僭於公室，陪臣執國政，是以魯自大夫以下皆僭離於正道。故孔子不仕，退而修《詩》、《書》、《禮》、《樂》，弟子彌眾，至自遠方。」當時，孔子方40多歲。孔子68歲自衛國回來，又繼續完成修訂之業，他嘗自謂：「吾自衛返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子罕》）《史記》又說：「孔子之時，周室微而禮樂廢，《詩》、《書》缺。（孔子）追跡三代之禮，序《書》傳，上紀唐虞之際，下至秦穆，編次其事。……故《書》傳、《禮》記自孔氏。」相傳中國上古時期遺留下的文誥有三千餘篇，孔子選取其中唐虞至秦穆公時的文獻數十篇，加以排列整理，這就是《書》，又稱《書經》或《尚書》。《詩》也如此，據傳孔子從三千多首古詩中，刪重去復，去粗取精，得305篇，內容涉及殷周始王和周幽王、厲王時事，稱「詩三百」，孔子都配樂弦歌，重加整比。禮，古時禮節繁縟，不相統一，有「經禮三百，曲禮三千」（《禮記·禮器》）。今傳禮儀遠沒有這樣多，可能其間也有孔子選編刪取工作。樂，是聲響材料，其文本今已不傳，孔子訂樂的具體工作不詳，但從他「吾自衛返魯，然後樂正」的自白，已足可證明孔子正樂實有其事。

孔子對《易》的鑽研大致伴著他認識史上「50而知天命」的進程開始，隨著「60而耳順，70而從心所欲不逾矩」的認識能力的提高而加深的。孔子自謂：「加我數年，50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述而》）易兼三才，有天道焉，有地道焉，有人道焉。學易可以知曉這些形形色色的道，掌握天地自然和人類社會的規律，進入「知天命」的境界。易又充滿物極必反，否極泰來，掌握時中的思想，這與「中庸」如合符節，掌握這種辨證的方法論，就可以「無大過」。可見「50知夫命」和「50以學易」並不是偶然的巧合，其間必然具有因果聯繫。從文獻記載看，《史記》曰：「孔子晚而喜《易》……讀《易》，韋編三絕，曰：『假我數年，若是，我於《易》則彬彬矣。』」（《孔子世家》）《漢書》亦曰：「（孔子）蓋晚而好《易》，讀之韋編三絕。」特別可貴的是這些歷史記載近年又得到考古發現的應證，1973年長沙馬王堆出土帛書《繫辭》曰：「夫子老而好《易》，居則在席，行則在橐。」足以證明孔子與《周易》曾發生過千絲萬縷的聯繫。孔子對《易》的貢獻在於「贊」。贊，助也。《易》本卜筮之書，但其中有豐富的思想內容，孔子贊之，即贊助聖賢闡發《易經》中的哲理。孔子贊易之跡，當時或付之口說，或書之簡端，後來弟子集腋成裘，遂組合成十篇解《易》的文字，合稱《易傳》或「十翼」[注]。易傳中難免不有孔子之前的舊說和孔子之後的新說攙雜其間，但其主要的內容當屬於孔子。因而《史記》明雲「孔子晚而喜《易》，序《象》、《系》、《象》、《說卦》、《文言》」；《漢書》亦稱「孔氏為之《象》、《象》、《繫辭》、《文言》、《序卦》之屬十篇」。直接將易傳的著作權歸諸孔子。

對於《春秋》則是修。在齊田氏弒君那年春天（魯哀公十四年，公元前481年），魯哀公西狩獲麟。麟為仁獸，有道乃見。但當時「天下無道久矣」！麟何以出現呢？就像他孔子應誕生於聖朝一樣，來得都不是時候。惺惺惜惺惺，於是乎悲嘆：「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吾道窮矣！」，「莫我知夫！」（《史記·孔子世家》）更加加深了他的憂患意識和緊迫感，於是想把自己的政治理想系統地表達出來，遂據魯史記《春秋》，根據自己的是非標準，「筆則筆之，削則削之」，以褒貶歷史的方法來隱微地托古見意。上自隱公，下迄哀公，凡十二公，二百四十二年，是魯國的近代史和當代史，用人們記憶猶新的歷史進行國情教育和思想教育大概是中國人的獨創，而首創者則是孔夫子。《春秋》的是非標準主要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級名分和與之相應的禮制[注]，凡有違背，皆在譏貶之列，讓正義與邪惡，昭昭若揭，通過讚揚什麼、反對什麼來體現他的思想和主張。因而《史記》說：「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存亡國，繼絕世，補敝起廢，王道之大者也！」（《太史公自序》）《孟子》甚至說：「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滕文公下》）《春秋》的寫作方法（即「書法」）是「一字褒貶」、「微言大義」，即《史記》所謂「約其文而指博」（《太史公自序》），文字簡練，寓意深刻。吳楚之君實稱王，而《春秋》貶之曰子，踐土之會實召天子，而《春秋》書曰「天子狩於河陽」，變被動受召的恥辱為主動巡視的威風。一字一句，都寄寓了孔子滿腔的仁義禮樂用心，《春秋》已不再是簡單的史書，不再是舊時的陳跡，而是孔子倫理思想和政治思想的藍本，是孔子禮樂社會的《理想國》！

做完這些工作，孔子似乎很疲倦了。成天精神倦怠，夜不成寐。從前由於對周禮的執迷和對現實的無奈，常常夜夢周公，神交古人，現在連這點欣慰都沒有了，真讓他傷心極了！一天夜裡，他忽然夢見自己坐在殯喪的位置上，醒來預感到自己大限已到，將不久於人世。次日子貢來見，孔子對他悲歌：「太（泰）山壞乎！樑柱摧乎！哲人萎乎！」歌罷潸然涕下。7天後，孔子卒，終年73歲。一代哲人就這樣悲愴地離開了人世。其時魯哀公十六年，即公元前479年。

六、一代宗師萬世師表

美國大百科全書曾這樣評價說：「孔子是中國古代的聖賢和偉大的哲學家。用不著絲毫神化或把他抬高到神奇的地位，事實上孔子的學說已發揮了這種造型影響，以至於要把中國人的生活之道用一個詞概括起來的話，那麼這個詞就是『孔夫子主義』（或『儒家化的東西』）。」這段話如實地反映了孔子對中國文化的影響，下面欲對孔了用以影響中國社會的思想體系作一大概介紹。

創學派，開風氣孔子是儒家學派的創始人，是首開私人講學學風，引導社會重視知識、重視人才的一代大師。儒家，是先秦時期諸子百家中最古老的一家，班因《漢書·藝文志》描述說：「儒家者流，蓋出於司徒之官，助人君順陰陽、明教化者也。游文於六經之中，留意於仁義之際，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宗師仲尼，以重其言，於道為最高。」班固認為儒家來源於古代的司徒之官，其職掌是宣明教化，其特點有四：以六經為經典，以仁義為指導思想，以堯、舜、文、武古帝王之治為理想的政治境界，以孔子為祖師。司徒是官職，據《周禮·地官》其職能乃「掌建邦之土地之圖，與人民之數，以佐王安擾邦國」，是國家不動產和居民人口的總管。其具體職掌有「施十有二教」以化民，有「以五禮防萬民之偽」、「以六樂防萬民之情」等內容，不過，儒家是否就是這些官員發展演變而來，因年代久遠，文獻無征，不可肯定。但考之《周禮》其他篇章，「儒」這一名稱和與儒家類似的官員，確實在孔子以前已經出現了。《周禮·天官·大宰》：「三曰師，以賢得民；四曰儒，以道得民。」鄭玄注曰：「師，有德行以教民者；儒，有六藝以教民者。」六藝，即禮、樂、射、御、書、數，是上古社會知識和技能的全部內容。師教重道德品行，儒教重文化知識。孔子繼承這一傳統，將師職和儒教結合起來，用六藝教育生徒，仍然以儒者自居，徒眾也以儒家為名，可見儒家與儒是有聯繫的。但二者又有區別，正如金景芳先生所云：「作為教六藝的儒來說，早已存在，不自孔子始」，「稱為儒家就不僅僅是教六藝的，而是由老師、門徒和具有相同觀點的人所形成的一個集團。」[注]這個「老師」即是孔子，這些「門徒」即是仲尼弟子，而這「相同觀點」即是班因所謂「留意於仁義之際」的仁義。可見，促成由儒而儒家的轉變，正是孔子起了關鍵作用。是他整理六經，終生教學，將舊時貴族壟斷的六藝知識傳播民間；是他用仁義禮樂的思想來影響生徒，武裝青年，形成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個「有理論、有行動綱領、有政治目的」[注]，有聲有色的學術流派、他弟子三千，賢者七十二，他們各懷異能，分散四方，有的貴為將相和諸侯師傅，以儒術潤飾政事；有的則聚徒講學，弘揚儒業，用儒術來教化人心。如「子路居衛，子張居陳，澹臺子羽居楚，子夏居西河（魏），子貢終於齊。如因子方、段干木、吳起、禽滑厘之徒，皆受業於子夏之倫，為王者師」（《史記·儒林列傳》），如果說在孔子以前，中國上自周王室，下至諸侯國，實行的都是世卿世祿制度的話，那麼，自從孔子開館教學、造就人才以後，有知識、有修養、有文化的人也能進入仕途，參加管理了，這大大地改變了中國社會的官吏結構，改善了統治階層的素質，也大大地促進了社會的文明程度。自此之後，中國官吏階層由於越來越多地吸收有知識、有文化的知能之士，逐漸擺脫血緣紐帶的束縛，實現中國官吏制度的文官化，這不能不說是孔子首開教育風氣，並主張教育為政治眼務，將人才輸入仕途的偉大功績！

同時，在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學派推動下，社會漸漸重視知識，重視人才，重視教育。不少士人研討學問，自立新說，創立學派，開門授徒，於是乎百家競起，九流斯成，從而形成了戰國時期的百花齊放、百家爭嗚的學術繁榮景象。孔子不僅創立了儒家學派，而且也開啟了戰國時期重知識、重人才的新時代，他在文化史上的貢獻，實在難以估量！

仁義學說孔子不僅以教育的形式招徠徒眾，還用理論來武裝弟子，這些理論包括仁、義、禮結合的哲學思想、中庸的方法論、仁政德治的政治思想、天命的自然觀和區別君子、小人的倫理思想。

仁義與禮樂結合是孔子的思想特色之一。《禮記·中庸》引孔子曰：「仁者人也，親親為大；義者宜也，尊賢為大。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焉。」這是關於仁、義、禮定義及其相互關係的準確表述。仁的基本內涵是人，即人性。人性首先是人作為動物的本性，具有生存和繁衍的本能需要，即告子所謂「食、色，性也」。略與馬克思所說的物質再生產和勞動力再生產相當。鑒於此，在為政方面，孔子主張實行「庶、富、教」的治國方略，讓人民繁殖起來，富裕起來，文明起來，過人丁興旺、豐衣足食、知禮守紀的文明生活。同時，孔子又看到了人的社會性，即人與人之間如何和睦相處？於是他又給仁賦予了「愛人」[注]的內容。愛人首先從愛親始，故曰「親親為大」；故曰「孝弟（悌）也者，其為仁之本與？」（《學而》）愛人集中體現在忠恕的情感上，忠恕有兩層含義，從積極意義看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雍也》）；從遜守意義看是「己所不欲，勿施於人」（《顏淵》）。仁德表現出高尚的成全之心和不忍人之心，是人性的高度自覺與自律。仁，包括很多優秀品德，它幾乎是一切人間美德的總和。若孝若悌[注]，若「剛毅木訥」[注]，若「恭寬信敏惠」[注]，若「智勇」[注]「不佞」[注]……都是仁德的表現形式或個性修養。有了這些仁德，君子才成其為君子，如進而將這種仁愛精神施諸天下，那也就成了聖人[注]。因此，孔子要求人們「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里仁》）。一刻也不要放棄仁德，放棄對成仁的追求，甚至號召：「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人，有殺身以成仁！」（《衛靈公》）

義是宜；即恰當、適宜，是處事的原則性。其標準是等級制，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顏淵》），是「貴貴、尊尊」（《札記·喪服四制》）。如果說，仁的思想，反映了原始社會血緣親族關係殘餘意識的話，那麼，義的思想則反映了階級社會的等級關係。對個人而言，仁是內在人性的自覺，義是外在道德的自律。正如董仲舒所云：「仁之為言人（他人）也，義之為言我也。」[注]「仁之法在愛人，不在愛我」；「人不被其愛，雖厚自愛，不予為仁。」（《春秋繁露·仁義法》）即將義定義為自律，深得孔子原意。義是一切得失與行為最高、最後的準則，一切仁人、君子，必須「見利思義」（《憲問》）、「見得思義」（《季氏》），作到「義然後取」（《憲問》）。儘管孔子一生困頓，四處碰壁，但卻始終堅持「臨財毋苛得，臨難毋苟免」的取予之道，認為：「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述兩》）寧願「飯疏食飲水，曲肽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述而》）利義之間，真是一絲不苟！

仁是主觀的友愛精神，義是外在的合理原則，禮就是這些精神和原則的具體規定。那些行仁的區別（「殺」）、講義的等級（「等」），都在禮的規定中得到了體現。仁義是內容，禮樂是形式，仁義、禮樂是密不可分的統一體，分言之則辭義各別，合言之則二者為一。因此，他一則說：「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八佾》）「禮之所尊，尊其義也。」（《禮記·郊特牲》）「君子義以為質，禮以行之。」（《衛靈公》）一則又曰：「克己復禮為仁，一日克己復禮，無下歸仁焉。」（《顏淵》）都說明仁義與禮樂是一體的，互相依存。

中庸之道中庸是方法論。中有中正、中和、適中、時中之義；庸，即用也。中庸即用中。用中的第一義為處適中，行中正，就是無過與不及。子貢問顓孫師與卜商孰賢，孔子曰：「師也過，商也不及。」子貢曰：「然則師愈（優）乎？」孔子曰：「過猶不及。」任何事物都有保持其質之穩定性的度，超過度就是「過」，達不到就是「不及」，過分與不及都不好。這是對矛盾轉化規律和質量互變規律的正確理解。孔子認為，妥善地把握度，人為地控制過與不及，可以促成事物向理想方向發展，此即他的「因材施教法」。「子路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聞斯行之？』冉有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公西華曰：『由也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赤也惑，取問。』子曰：『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先進》）針對兩種極端，予以分別調節，使之符合度，這就是行中正，又叫行中道。

中庸的第二義為中和。中和是行中正後達到的一種和諧境界。孔子貴中，亦貴和。有子曰：「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斯為美。」（《學而》）「有子之言似孔子」，此語可代表孔子思想。「和」，不是矛盾的調和，而是矛盾的對立統一，矛盾雙方在力量對比上達到均勢，同處於一個統一體中。無原則的調和叫「同」，和同之辨，孔子是區別嚴格的，他說：「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子路》）與孔子同時的齊國大賢晏嬰對此有形象的說明：譬之調羹，五味相劑叫和，以鹽濟鹽，以水濟水叫同。君臣之間，不同意見的互相匡補叫和，阿諛奉承叫同（《左傳》昭公二十年）。和之與同，孰是孰非，不言自明。

中庸還有時中之義。時中，即適時用中。孔子曰：「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禮記·中庸》）君子能審時度勢，在恰當之時用中於民，這便是具體問題具體分析，一把鑰匙開一把鎖，機智靈活，不膠不固。他說：「中人以上可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語上也。」（《雍也》）又說：「可與言而不與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皆此例。在進退出處上，孔子是待價而沽，伺機而動。他本來對古代隱者的獨立人格大加讚賞，但他本人卻並不一味盲從，曰：「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微子》）既不作事不關己高高掛起的山林隱士，又不願作屈己就人的俗吏。孟子說他「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處而處，可以佳而仕……孔子，聖之時者也！」（《萬章下》）中庸的基本特徵是不偏不倚，無過不及，它要求人們準確把握度，正確選擇時機，妥善運用手段，這些分寸是那樣地難以掌握，因而他說：「中庸之為德其至矣乎！民鮮久矣！」（《雍也》）

天命觀念天命觀，又稱天人觀，是關於以天為代表的自然界（天）和自然規律（天命，或天道）及自然與人類關係（天人關係）的學說。孔子的天命觀，從現有資料看，似乎有物質之天與精神之天的雙重念義。他曾大氣磅礴地宣稱：「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陽貨》）天的行為表現為四時運行，天的作用表現為百物化生。這裡的天，是物質性的、客觀性的天。他也憤憤地說過：「獲罪於天，無所椅也！」（《八佾》）也曾垂頭喪氣地說過：「天喪予，天喪予。」（《先進》）這裡的天有喜怒、有主宰權，看似精神的天。其實孔子的「天」，指的是同一個事物，即自然界的天；孔子的「天命」（或天道）即自然規律。言「天」、言「天命」，只表明孔子天命觀中歷史繼承性的一面，而這些舊詞的實際內容才是孔子的真實用意，孔子的天命觀正是歷史繼承性和個人創見性的統一。綜觀人類認識史，無不經歷著神學階段、形而上學階段和科學階級三大進程。孔子所處的春秋時期，正是有神論向形而上學階段過渡時期，一方面夏商周以來關於諸神的資料充斥人間，成為頑固侵蝕人心的習慣勢力；另一方面，以老子為代表的「道」的形而上學體系已經形成，但還沒有廣泛地征服人心。孔子從傳統神學那裡借來「天」、「天命」、「命」諸名詞及其表達形式（如「天喪」、「天生」、「天厭」……），慰藉人們普遍的宗教心理，以便為「神道設教」提供方便；另一方面又從老子那裡吸取「道」這個將最高神抽象化的精髓，用它來代表自然規律、宇宙精神和善惡的最高裁判者。孔子的天命觀既具有傳統形式，便於人們接受，又有科學內容，具有進步的意義。舊瓶裝新酒，雖有舊烙印，卻賦予了新內容。孔子的天命觀，從積極意義上講，可以激發人們上進，百折不撓。因為他首先認為天有規律，人可效法：「巍巍乎唯天為大，唯堯則之！」（《泰伯》）而天的特徵首先是四時運行，健行不已，《周易·乾·大象》：「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孔子亦是：「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述而》）其次，天的道行是促使「百物生焉」，《周易·繫辭下》：「天地之大德曰生。」孔子亦積極入世，汲汲救世，必欲實現「博施濟眾」的偉大理想而後已。從消極意義上講，出於對天命必然性和公正性的堅信，又可以給困境中的人們提供精神支柱和心理慰藉。當他被圍於匡時，他堅信「天之未喪斯文也」（《子罕》），上天一定會助成他復興周公之業。見侮於公伯寮時，他也信守：「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公伯寮其如余何？」（《憲問》）當他看見弟子不幸身染惡疾時，他悲嘆：「亡之，命也夫！斯人也面有斯疾也！斯人也面有斯疾也！」（《雍也》）天命是一種正義力量，可以幫助人們逢凶化吉；天命是一種終極力量，讓他的弟子身染痼疾，不可救藥。甚至，天命還是人間善惡的公正裁判，因此當衛靈公夫人南子召見他引起學生誤會時，他指天為誓。「予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雍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