佩里·安德森：中國熱

作者：安德森    文章發於：烏有之鄉    2010-1-29     

佩里·安德森 著 吳萬偉 譯

本文評論的三本書：

馬丁·雅克 著《當中國統治世界：中央王國的崛起和西方世界的終結》

·         When China Rules the World: The Rise of the Middle Kingdom and the End of the Western World by Martin Jacques
Allen Lane, 550 pp, £30.00, June 2009, ISBN 978 0 7139 9254 0

黃亞生著《中國特色的資本主義：國家和企業家身份》

·         Capit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Entrepreneurship and the State by Yasheng Huang
Cambridge, 348 pp, £15.99, November 2008, ISBN 978 0 521 89810 2

李靜君 著《對抗法律：中國銹帶和陽光帶的勞工抗議》

·         Against the Law: Labour Protests in China』s Rustbelt and Sunbelt by Ching Kwan Lee
California, 325 pp, £15.95, June 2007, ISBN 978 0 520 25097 0

近來，東方學的名聲很糟糕。愛德華·薩義德（Edward Said）把它描述為西方產生的有關東方社會和文化的幻想和敵意的死氣沉沉的混合體。他描述了英國和法國關於近東的作品，該地區經過伊斯蘭教和基督教幾個世紀的爭鬥后落入現代西方帝國主義的手中，但遠東一直是另外一回事。因為太遠不至於成為歐洲的軍事或宗教威脅，遠東引起的不是恐懼或者厭惡而是好奇和神秘感。馬可·波羅對中國的報道現在被認為基本上是道聽途說和俗套的傳奇式形象，這種情況一直持續到哥倫布啟航前往華夏尋寶的旅程之前。即使在17世紀18世紀得到有關中國的真實信息后，歐洲人對待中國的態度依然保持著敬畏和羨慕而不是恐懼或居高臨下的優越感。從皮埃爾·貝爾(Pierre Bayle)和萊布尼茨到伏爾泰和重農學派代表人物奎奈（Quesnay）,哲學家們稱讚中國是比歐洲更文明的帝國：不僅更加富足和繁榮而且更加寬容與平和。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沒有實施迫害的牧師，政府官員不是根據出身而是靠德才兼備而挑選出來的。即使那些對中央王國的誇張讚美感到懷疑的人如孟德斯鳩和亞當·斯密也對中國的財富和秩序感到困惑不解，印象深刻。

態度的戲劇性變化出現在19世紀，當時西方掠奪者越來越清楚地意識到大清帝國虛弱的軍事實力和落後的經濟現狀。中國當然熱鬧和富足，但它原始、野蠻和迷信。原先的尊重被如今的蔑視所取代，同時還伴隨著種族主義的警惕，中國狂熱變成了中國恐懼症。到了20世紀初期，八國聯軍攻入北京去鎮壓義和團叛亂時，「黃禍」論調在媒體和政客間廣泛傳播，像傑克·倫敦（Jack London）或者霍布森（J.H. Hobson）之類作家想象了有朝一日中國控制全世界的情景。僅僅幾十年後，賽珍珠（Pearl Buck）和蔣夫人（宋美齡）的努力贏得西方民眾對頑強抗擊日本的中國的深刻同情，鐘擺再次擺回來。然而1948年後，在又一次的迅速擺動中，紅色中國成為西方更大恐懼和焦慮的焦點，成為比俄羅斯更邪惡的極權主義噩夢。如今，人民共和國的高速經濟發展再次扭轉了西方人的態度，在經濟和媒體等領域吸引更多人的興奮和熱情，誕生了新一撥時尚潮流和痴迷，讓人不由得想起洛可可式的歐洲「中國風」（chinoiserie）。中國恐懼症當然沒有消失，但另一撥中國熱正在形成中。

馬丁·雅克的《當中國統治世界：中央王國的崛起和西方世界的終結》的標題就屬於第一種嚇唬文學的類型，但它的功能不僅僅是在展示桌或者機場報攤吸引讀者購買的商業宣傳花招，該書本身是對第二種文學的重大貢獻。該書的信息由兩部分組成。第一個是現在非常著名的預測，按當前的增長速度，中國經濟將在15年內將超過美國成為世界第一。中國人口是美國的四倍，中國已成為最大的外匯儲備國，最大的出口商，擁有最引人注目的股票市場收益和全世界最大的汽車市場。正如雅克說的，中國向經濟強國的轉變將帶來如此巨大的變化以至於世界歷史可以簡單地被劃分為「中國前」（BC公元前）和「中國后」（AC公元後）。他論證的這個部分是直截了當的定量外推法。雅克不斷強調未來數據以便讓人明白，但並沒有在稍微有點經濟學常識的人都知道的內容之外添加很多東西。

中國作為經濟超級大國的出現除了改變國際比賽成績表外,到底意味著什麼呢？雅克信息的第二部分不是關於規模而是關於差別的。中國和其他國家不同，實際上它根本不是真正的民族國家，而是更大更深刻的國家，是「文明國家」，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沒有中斷的歷史的繼承者。中國人的文化統一性和自信心是無與倫比的。中國君主早在西方很久就創造了世界第一個現代官僚體系，其背後的哲學是既專制又民主的儒家世界觀，更多通過道德教育而不是武力控制國內臣民，並把周邊地區組織起來構成非強迫性的朝貢體系。通過吸收封建貴族進入不帶個人感情的國家服務體系，他們把市場力量從習慣性限制中解放出來，從而形成擁有難以匹敵的活力和複雜性的商業社會。僅僅因為碰巧本地有充足的煤礦資源和對海外資源進行的無情殖民掠奪，歐洲才得以在19世紀超越這個偉大的前現代經濟體，它在社會方式上與西方工業化一樣或者程度更高。但西方主宰世界的局面將證明不過是短暫的插曲。今天的中國正再次返回到充當充滿活力的全球經濟中心的歷史地位。

這對世界其他地方造成的後果是什麼呢？讓美國人感到痛苦的是，中國很快將取代它成為霸權，不僅在中國影響力輻射的傳統區域如東亞和東南亞而且跨越從前的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中國的軟實力如高超的體育水平、武術功夫、昂貴的畫家、多樣的語言、古典醫藥等，更不要說令人讚歎的中國美食將向世界各地輻射中國影響力，正如當今美國的好萊塢、英語和麥當勞一樣。首先，中國引人注目的經濟成功不僅激發世界各地貧窮國家紛紛仿效，還將重新組織整個國際體系的秩序，為世界提供一種並非西方驕傲地推動的「民族國家內的民主」而是「民族國家間的民主」的前景。因為我們進入一個新時代，其中以冷戰為標誌的政治和意識形態衝突讓位於「全局性文化競賽」,「另類現代性」最後將終結西方霸權。在這個解放中，紮根於獻身家庭和尊重國家的儒家價值觀的中國獨特現代性將引領世界前進。

應該如何判斷這種趨勢呢？熱情決不是歧視的替代品，不管它多麼好心。中國歷史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500年及其以前，但這並不能讓當今的人民共和國成為特殊的「文明國家」，就像法蘭西文明（la civilisation française）成就第三或第四共和國的可比性說法。臭名昭著的是，「文明」討論是為自我服務的，常隨意性地劃定文明的界限。薩繆爾·亨廷頓（Samuel Huntington）到來了，他非常絕望地發現，在包括非洲、拉美和東正教文明在內的八九個文明中，把這個裝飾加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上什麼也得不到。當代中國就像1930年代和1950年代的法國，是在帝國模式下經過整合的民族國家，雖然可能歷史更悠久，規模更大些。前現代中國的長期經濟中心或者社會智慧等誇張的說法在理解這個國家的現在和未來時也無法提供多大的幫助。直到宋朝以前，中國在技術和商業方面遠遠領先於歐洲，到了明朝末期中國的科學才落後了，但即使在18世紀清朝最繁榮的頂峰時，其農業生產力和平均工資水平也趕不上歐洲發展的前沿，更不要說更廣泛意義上的思想進步了。聖賢先知田園詩般的形象與其說關心大眾的福祉倒不如說更關心後來王朝統治下的現實。用中國最好的歷史學家之一何炳棣的話說，「口頭上的儒家和行動上的法家」---用道德話語包裝起來的壓迫。

如果從學術標準的角度來評價暢銷書《當中國統治世界時》這一面的任何部分都是不公平的。它們都不會對這本書的主要目標產生多大影響，本書不過是初步的民間故事，讓讀者先適應一下未來中國霸權的可能性。中國可能正要主宰世界，但並不需要總是代表過去全面發展的頂峰。更嚴肅的問題是該書的核心信息並不連貫。《當中國統治世界時》一書的大部分是赤裸裸恭維的練習，稱讚中國不僅是未來的霸主而且是解放性的打破僵局者，本書美國版的副標題是「西方世界的終結和全球新秩序的誕生」。這種景象似乎成為最近英國的特殊性：雅克的版本可能不像他幫助成立的智庫德莫斯（Demos）的預言家同行馬克·倫納德（Mark Leonard）的《為什麼歐洲統治21世紀》（有興趣的讀者可參閱此人的文章「中國新知識分子」 http://www.xschina.org/show.php?id=11947 ---譯註）那麼荒謬，但《當中國統治世界時》還有和總體樂觀的故事發生衝突的另一面。從國際上說，中國「擁抱多邊主義」，用軟實力吸引鄰居和夥伴，推動「國家間的民主」，但我們也需要認識到「中國人認為自己優越於其他人種」，他們繼承了多多少少有點種族主義色彩的中央王國心態，這種朝貢體系的治國傳統有助於國家穩定，但畢竟是建立在等級體系和不平等基礎上的。這個遺產與民主的國際體系的美好前景吻合嗎？不一定，因為雖然「西方世界終結了，至少下個世紀的新世界將不是像上世紀是西方世界那樣的中國世界。」換句話說，該書顛覆了它自己的題目，純粹是拼湊出來增加銷量的把戲。中國不會統治世界，未來不過是「我們進入現代性競爭的時代」，中國「越來越多地佔上風並最終佔據主導地位」。

但獨特的「中國現代性」贏得全球霸權競爭的觀點並不比高速發展的中國推動「民族國家間的民主」更有說服力。該觀點在書中的角色應該在考慮作者生平經歷（cursus vitae）的背景下來理解。作為英國共產黨月刊《今日馬克思主義》的編輯，雅克在其政黨和雜誌1990年代初期放棄這個幽靈後進入主流新聞界，他擺脫了過去的語言，如果不是徹底擺脫了過去的思想的話。冷戰結束、蘇聯崩潰、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對立現在已經成為老古董。中國當時的對外開放政策---歡迎世界市場---應該與此有關係嗎？這是《當中國統治世界》不屑於處理的問題，這樣的問題屬於本書竭力避免遇到的辭彙。在500多頁的篇幅中，「資本主義」這個詞幾乎沒有出現。但全球性競爭仍然存在，其中更多同情的一邊可能會勝利。簡單地說，現在的競爭不是在過時的政治和意識形態類別如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之間進行的，而是在眾多差異的最新文化方式的另類「現代性」中的。這個辭彙變化的功能不難看到，它提供的是左派鞏固其成果的機會。資本主義或許已經在全世界取得勝利，為什麼還要再去談論它呢？相反，為什麼不朝前看，歡迎一種現在超越其他一切的共同命運的非西方版本的前景呢？中國的執政黨至少仍然把自己描述為共產黨。

啊，這種一廂情願的希望存在不可克服的邏輯矛盾。他所看到的另類現代性是文化上的不是結構上的，差別體現在價值觀上而不是社會體制上。典型的情況是道德和情感的獨特結合構成某種民族的生活方式，但恰恰因為這是對某個文化來說獨特的東西，一般情況下最不容易轉移到其他地方，也就是說它是無法普遍化的東西。最近的一些其他著作突出顯示了后意識形態世界的文化差異性，人們首先想到的是亨廷頓的《文明的衝突》或者弗朗西斯·福山的《信任》，它們已抓住了這種不可通約性，指出任何複雜的文化都不能以實現模範經濟秩序的方式凌駕於所有其他文化之上。而且，認為中國現代性最終具有霸權特徵的預測不僅忘記了任何強大民族文化天生的自我限制性的本質，還忽略了中國對獨特中華性的強烈堅持，這是任何到這個國家的人都非常熟悉的。除了日本外，很少當代文化有這麼清醒的國際對比觀，這麼強烈地相信自身傳統和文明的不可模仿性。雅克用他自己的方式意識到了這一點，有時候甚至把它誇大為接近種族主義的強烈的民族優越感，當然這是他的假設，缺乏有力的證據證明。但是他沒有看到崇拜中華性多麼徹底地毀掉了他的想象，即未來的漢族現代性作為普世價值在全世界傳播。

中國崛起成為經濟上、政治上、軍事上的大國是這個時代最重要的事實，但它沒有從無聊的現代性觀念中得到任何說明，讀者會發現《當中國統治世界》的末尾仍然是像開頭一樣模糊不清。如果有人說這本書不過是昨天的亞洲價值觀和馬克思主義的遲到結合而已，這並非不公平的指責。本書除了籠統地堅持儒家學說的民族持續性外（中國共產黨被看作它的直接繼承人），對當代中國社會本身幾乎沒有提出任何新東西。粗略幾句話提到了不斷加劇的不平等，但政府正在處理這個問題。對自然資源短缺和環境問題說得更多些，關於黨的段落模糊不清，對邊疆地區的麻煩的思考非常謹慎，總之堅定地認為這個國家還沒有準備好實行民主。中共若能不受干擾地再統治中國30年就謝天謝地了。中國從那以後的實際社會風景會如何恐怕是讀者最想了解的東西。當然，北京當局沒有什麼好擔心的，人們仍然擁護它。在1935年，韋伯夫婦給他們有關蘇聯的書起名為《蘇聯共產主義：新文明？》，但在後來的修訂版中把問號去掉了。今天的「文明國家」或許是用同樣的精神來討論的吧。

對當代中國的嚴肅理解在其他地方。位於政治和思想光譜對立面的傑出學術研究成果可以被當作現在的基點。從自由主義右派看，黃亞生的《中國特色的資本主義》是一本難得的傑作（tour de force），實證調查、概念清晰、思想獨立。任何一個想了解中國的經濟狀況和增長方式的人都應該從閱讀本書開始。黃的立場是典型的嚴格的新古典主義：只有通過私有化、確立財產權、解放金融、拆除對經濟交易的系統性管理規定才能實現可靠的發展。就靠這些。但本書的結論再次清晰地印證了卡洛·金茲伯格（Carlo Ginzburg）的觀察，即被引入歧途的意識形態可能成為創造性研究的前提，同時更多情況下可能是研究的障礙。通過對第一手證據的嚴格審查，首先是追蹤銀行的大量貸款及其接受者的文件而不是簡單依賴匯總起來的第二手統計數據，黃衝破了環繞在毛去世后改革時代的中國經濟周圍引起遮蔽和混淆的層層迷霧。

他最重要發現是顯然沒有遭到破壞的高速增長是建立在兩種完全不同的發展模式上的。在1980年代，籠統放開的金融政策使得私有經濟在農村繁榮起來，大量貸款流向農民創辦的企業，它們許多帶有讓人產生誤導的綽號「鄉鎮企業」。農村貧困程度因而大幅度下降。接著出現了1989年令人震驚的事件。從那以後，國家迅速改變路線，阻止信貸流向農村企業家，貸款資金轉向龐大的重建的國有企業和城市基礎設施建設，同時給予大城市吸引外資的眾多優惠措施。黃認為這個變化的社會後果十分嚴重。不僅是城鄉不平等而且城市內部的不平等也急劇擴大，因為勞動力占國民生產總值的比例下降，農民失去土地，農村合作醫療和教育崩潰，農村文盲率實際上在增加。在猛烈攻擊作為中國「超級現代性」櫥窗的上海的一章中，黃展示了該市普通市民家庭從炫目閃爍的高塔和一體化基礎設施中得到的好處是多麼少。在世界最成功的波將金大都市（Potemkin metropolis形象工程，該詞來自18世紀俄羅斯元帥，女皇葉卡捷琳娜二世的情人---譯註），官員、開發商、外商在「大盜盛行的叢林」中大發橫財，私有企業遭遇重重阻礙，普通家庭艱難度日。從全國範圍看，在過去20年中，官僚群體在規模上翻了一番，他們的工資在1998年和2001年間連續四次十位數的增長。

黃謹慎地表達了對當今胡溫政府施政方向的一些樂觀看法，認為這些是對1990年代江朱體制中最糟糕措施的糾正，雖然評論說這些改革或許已經太遲了，農民的企業已經成為廢墟，當今農村也因為人們外出打工已經空蕩蕩了。不過，他最終對比了當今中國高聳入雲的顯示貧富差距的基尼係數和東亞其他地方如日本、韓國、台灣經濟高速增長但相對平等的情況，以及在中國的發展模式中，外企和國企發揮的更大作用，國內私有企業占的比重很輕的情況。他認為其中一個後果是自1990年代中期以來生產力持續下降。在黃看來，這個教訓是顯而易見的：效率和平等總是依靠自由市場，而在中國它幾乎被掐死了。那裡當然是資本主義，但它因為腐敗和自我擴權的政府而扭曲變形，政府拒絕給予自己的國民管理經濟事務的自由，因而無法創造出實現公平和福利的必要條件。但這個解決辦法過於簡單化了，只需看一眼美國就能告訴像黃一樣在麻省理工學院的學者問題在哪裡。自1980年代以來，金融自由化和神聖不可侵犯的財產權並沒有給美國人帶來多少社會平等。但作者用極端認真和流暢的方式提出的指控確實無可辯駁，文字背後隱藏的作者對冷漠麻木和不公不義的憤怒也顯而易見。不是很多經濟學家都會考慮把自己的著作像《中國特色的資本主義》一樣獻給幾個被關在監獄中的村民和被處決的家庭婦女的。

黃主要關心的是中國農村的命運，正如他正確堅持的，農村是大部分中國人生活和死亡的地方。都市勞工的命運是李靜君《對抗法律》的主題。世界各地的工人階級研究都曾經是歷史學和社會學的最主要內容，如今隨著勞工運動作為政治力量的衰落而陷入衰落。在最近一些年，或許只有在法國才有真正突出的著作出現。李從激進左派的立場寫的這本書改變了這種狀況。雖然在模式和規模上與其他著作不同，但本書的力量是自湯普森（E.P. Thompson）的《英國工人階級的誕生》以來的著作都無法匹敵的。事實上，它或許可以稱為《中國工人階級的取消和再生》。本書是作者七年實地調查和研究的成果，是人種學和嚴謹分析的傑作。

本書由兩部分組成，一部分用來分析中國東北地區的銹帶，另一部分用來分析廣東的陽光帶。前一半研究的是對解放后建設中國主要工業基地的無產階級的破壞，因為東北大型國有企業被拋棄或出售使得工人下崗，常常淪落到幾乎一貧如洗的地步，而官員和獲利者在改制過程中把大量國有資產裝進自己的腰包。碰巧的是，有一部難以忘懷的掠奪老工人階級及其世界的作品可以作為《對抗法律》非常合適的補充。王兵九個小時的記錄片《鐵西區》（West of the Tracks）(2003)是本世紀世界電影史上的里程碑。該片是在瀋陽拍攝的，而李也在同一個城市進行的研究。李靜君這本書的第二部分探索了來自農村的年輕打工者的新工人階級的出現。其中一半是婦女，他們沒有集體身份或者政治記憶。他們在東南沿海出口加工區打工，工資很低，沒有安全感，常常在惡劣工作條件下每周工作70或80小時，普遍遭受虐待和傷害。工人在銹帶遭遇拋棄，在陽光帶遭遇超級剝削，中國勞工在任何一個地方的待遇都極其悲慘。

工人們的反應如何呢？在沒有行業和政治組織的自由的體制下，他們曾經通過屈服換來微薄的安全感和尊嚴的社會協議已經遭到拋棄，法律成為他們唯一可以求助的資源，不管它是多麼專制。工人的任何直接行動都面臨遭遇警察鎮壓的風險，抗議活動只能進入法院，希望僱主和當地官員公然違反法律的行徑能得到一些糾正，他們相信中央政府如果知道法律遭到破壞的話，會採取措施保證法律得到實施。民眾相信黨的領袖英明的觀念或許可以看作傳統俄國人信仰沙皇是沒有意識到官員和地主胡作非為的「小父親」的觀念的中國版本。中央政府自然塑造了這樣一種幻覺，他們不該為下面的非法行徑負責。這給予中央政府在看到抗議即將失去控制的時候，在最後一刻介入的空間。

實際上，正如李靜君清楚說明的，法律只有在法院不千篇一律地地扮演犯罪和壓迫的橡皮圖章情況下才能作為有效的控制手段和神秘化體系發揮作用。遺憾的是，法院在很多情況下正是橡皮圖章。但在少數案例中，勞工糾紛常常是在部分而不是全部有利於工人的情況下得到裁決，這仍然讓人有一絲希望，期待法律還能提供一些保護，即使它遭到背後有國家力量支持的人的公然嘲弄。在某種程度上，這讓人想起湯普森在《輝格黨人與獵人》中描述的18世紀英國，即法治的概念成為戰場，下層民眾對判決的憤怒企圖與上層人士對判決的玩世不恭對決，這是弱者手中唯一的潛在武器。李顯示，在不平等的競爭中常常失敗卻沒有爆發更加激烈抗爭形式的理由是物質利益因素而不是意識形態原因。在銹帶，工人失去了幾乎一切，但自己的住房多數以非常低的價格買下來了作為安全網。在陽光帶，打工者作為退路還有權返回家鄉種地，老家村子的土地還沒有被私有化。儘管各自的命運都很悲慘，但任何一種工人都不是赤貧者：都還有些東西。

這些冷靜和現實主義的結論並沒有減少《對抗法律》中描述的人們希望被出賣、生活遭到毀壞的悲劇。李抓住了改革時代遭遇無情工業體系的勞工的聲音，一個又一個令人心酸的採訪是本書最大的成就。這些故事往往令人心碎，工人們在講述故事時有痛苦、無奈和絕望，但口吻中也顯示了勇氣、憤怒、堅韌甚至幽默。很少有社會學著作像本書一樣結合了結構真理和存在真理，客觀真理和主觀真理，這麼讓人印象深刻。如果不了解這些東西，任何對當代中國的認識都是不清楚的。在19世紀，歐洲把美國當作未來，雖然可能還有點遙遠。在21世紀，西方以一種類似的眼光看待中國。當然，到現在為止還沒有出現東方的托克維爾。人們能夠複製他曾經取得的成就嗎？現在有很多時間，但人們在任何一本《中國的現代性》中找到《論美國的民主》後繼者的可能性都不大，雖然在其他地方也許可以找到。

譯自：Sinomania By Perry Anders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