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雨民國

風雨民國
　　
　　一、 宣教高潮與教會復興
　　在20世紀初期的20年間，中國社會經歷了深刻的動蕩和變革：義和團運動、八國聯軍和《辛丑條約》、辛亥革命、中國民國誕生、袁世凱復辟帝制、護國運動。等等。這一系列的變化為基督教提供了新的社會環境，使在義和團運動中遭受沉重打擊的基督教重新崛起。從1900年到1920年的20年中，基督教傳教事業有了迅速發展，堪稱「黃金時代」。
　　19世紀80年代開始，在美國掀起了又一次靈性大復興運動，美國社會出現了歷史上規模最大的海外宣教高潮。1888年，興起了「學生志願海外傳教運動」，口號是「在我們這一代把福音傳遍世界」。抱著「為基督征服世界」的雄心壯志和火熱的奉獻精神，許多青年學生紛紛表示願意獻身於宣教事業，前往海外宣教，許多著名的宣教士如司徒雷登、賴德烈等都是受此運動影響來華的。據統計，從1888年到1919年，美國共有8140名學生志願者被派往海外，其中來華者就有2524人，約佔總數的1/3。與此同時，美國各基督教差會也大量派宣教士來華，美國的長老會、聖公會、監理會、美以美會的傳教士大批湧入中國。
　　據統計，基督教來華差會1900年有61個，1906年增至67個，1919年就猛增到130個，另外還有36個基督教團體獨立經營的各種事業。其中最具實力的是內地會。20年內差會增加了1倍多。
　　外國宣教士1900年為1500人，1905年增至3445人，1914年是5400人，1919年為6636人，20年間增加4倍多。大部分宣教士集中於上海、北京、廣州、南京、福州、長沙、成都、濟南等中心城市。傳教活動呈現從沿海向內陸，中心城市向四周鄉村輻射的形勢。
　　1920年，傳教士在中國各地開設了693個傳教點，1037個佈道機構。
　　1900年時全國信徒有8萬人，1906年增至17萬，6年間增長1倍，為信徒發展最快時期。到1914年有信徒25萬，1918年為35萬，1920年達36萬，14年間又翻了一番。從1900年到1920年間，中國信徒總數增長了4.5倍。中國信徒集中於沿海城市和鄉村，廣東、福建、浙江、江蘇、山東、直隸和奉天7個沿海省份的基督徒，佔總數的71%。值得注意的是教會學校中信徒數量有較大的增長，1907—1920年間，全國信徒人數增長105%，而教會學校學生人數增長322%，同時期教會學校教師人數增長374%。1920年青年會曾對133所教會學校進行統計，學生中信徒約佔49%，加上那些信仰基督尚未加入教會的學生，總數可能超過50%。再加上為數不少的畢業生，數量就更可觀了。這使基督徒的素質有了較大提高，當時全國平均每75人中僅有學生1人，而基督教團體中平均每3人就有學生1人，能識字讀經的信徒已大有人在，尤其在蘇、粵、魯、直四省，教會學校學生最多，信徒的增加極快。
　　此外，基督徒的社會地位也隨著教育大幅度提高。因清末新政，教會學校的畢業生有了更為寬廣的就業機會，收入也大為改善。各行各業都有基督徒美好的見證，最引人注目的是孫中山先生和他不少的革命同志如陸皓東、陳少白等都是基督徒；民國政府國會議員中基督徒達60餘人；1912年廣東省政府的任職人員中，基督徒佔65%；當時駐德公使顏惠慶、農林總長陳振先、海軍次長李和、參政院次長王正廷等均為基督徒。
　　在中國基督徒質和量都大為增長的同時，中國的神職人員隊伍開始形成，尤其是1907年以後，按立的中國神職人員逐漸增多。1906年按立的中國牧師為345人，到1919年增加到1065人，增長了3倍。為培養傳教人才，差會在各地開辦了許多神學院和聖經學校，到1920年，全國有神學院13所，男子聖經學校48所，女子聖經學校52所。中國教會的上層領袖大部分都畢業於大學水平的神學院校。1907年傳教士百年大會時，經教會選派的500名代表中，沒有一個中國人；但到了1913年基督教全國大會時，115名代表中中國人佔了1/3，到1919年中華歸主會議時，中國代表已佔半數，中國教會領袖已成熟壯大起來，成為基督教事業中必不可少的力量。
　　民國以後，中國民眾對外國人不再感到陌生，尤其是英語好的大中學生可以直接與外國人對話，中國教牧人員的佈道更容易被群眾理解，達到良好的效果。1907年的百年大會成立了「福音委員會」，三年後在漢口召開該委員會第二次會議，制定了龐大的城鄉宣教計劃，鼓勵開佈道會、奮興會，呼籲所有的基督教組織共同傳播福音。學界的宣教工作主要由青年會組織進行，1911年後青年會數次邀請穆德、艾迪等美國著名奮興佈道家來華舉行大規模佈道會，每次出席者都達數千人以上。演說的對象絕大多數是青年學生和知識分子，注意從科學和哲學問題入手，學術性較強。他們還針對當時中國青年最關心的社會問題和救國問題進行宣講，指出拯救中國的理想之道在於耶穌基督的能力。
　　中國傳道人中著名的佈道家為丁立美牧師。丁立美原籍山東，畢業於狄考文創辦的登州文會館，1900年被按立為牧師。他有雄辯的口才，他的祈禱扣人心弦，很有吸引力，他在山東、北京、天津、通州等地佈道，吸引了不少青年學生信主。
　　這段時期在中國教會中出現了各種形式的佈道會、奮興會，掀起了廣泛的復興運動。具體而言，有教堂佈道、鄉村佈道、街頭佈道、學校佈道、露天佈道大會等；還有佈道周、主日佈道、新春佈道、聖誕佈道等；有個人佈道、家庭佈道、文字佈道等；還有面向特殊群體，如軍隊、人力車夫、監獄犯人等的佈道。
　　1913年，馮玉祥將軍在崇文門堂參加了穆德舉行的佈道會，對耶穌的人格和偉大的犧牲精神留下了良好印象，會後即報名參加聖經班，受洗成為基督徒，被稱為「基督將軍」，他自己經常親自證道，悔罪認錯，他手下的不少將領也受影響而信主。他的部隊中有隨軍牧師，駐軍開奮興大會，信主士兵達1萬人以上。他的部隊軍紀嚴明，軍中提倡博愛、犧牲、團結，有「模範軍隊」的美譽。
　　除重視向學生知識分子佈道之外，一些教會著重對生活在社會底層的勞動大眾傳教，以各種奮興會和培靈會來挑旺他們的靈火，許多人在聚會中痛哭悔罪，請求赦免，接受基督作救主和生命的主。這些人悔改后更加熱心地向他人宣教，帶領周圍的人信主，很有果效。
　　這一時期中國教會大復興，還表現在對中國基督教的現狀和國情作了詳盡的調查。1910年，英國愛丁堡舉行「普世宣教會議」，將全球宣教事業作為一個整體對待，討論和研究了宣教組織的協調與合作等8個問題，並提出了要對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各個傳教區進行調查的建議。1913年，穆德來華髮起召開了全國基督教第一次大會，提出各差會要對中國基督教現狀和有關中國的國情作周密的調查研究，以便對中國的傳教事業形成清楚和明確的計劃，為此設立「中華續行委員會」。從當年開始，各差會的傳教士就開始分門別類地收集各種與宣教有關的資料，並提供了詳盡的報告。1918年，開始普遍的調查工作，內容包括中國政治、經濟、文化等各方面的情況，繪製各省詳細地圖、行政區的劃分、氣象狀況、方言區域、全國人口、交通、經濟變遷、基督教以外其他宗教的分佈狀況、各差會近20年以來的宣教歷史、各差會在華分佈及力量比較、差會未到區域，教會醫院、學校、出版事業，天主教、東正教在華活動狀況等。調查歷時3年，取得許多珍貴的資料，具有重要的史料價值。最後成果於1922年出版，書名為「The Christion Occupation of China」，直譯為《基督佔領中國》，中文名譯作《中華歸主》。
　　受此調查的鼓舞，為了使中國福音化，1919年底「中華續行委員會」在上海召開大會發起「中華歸主運動」。該運動旨在聯絡全國教會，「使基督教在個人與國家之上，得最明確之信用」，為此，大會提出提高信徒文化水平，發動全國信徒投入事奉行列，造就及搜羅優秀同工，實踐遠方佈道，改良社會，栽培信徒靈命等任務。此外，還決定繼續展開全國性佈道運動，並成立了「中華歸主運動委員會」，出版會刊《中華歸主運動》。各地教會紛紛響應，積極推進當地的「歸主」事業，號召每個信徒家庭舉行祈禱會，在本家族中佈道等。
　　然而，1919年在五四運動的影響下，國內局勢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全國反帝愛國情緒高漲，中華歸主運動受到由此引發的非基督教運動的巨大衝擊，歸於沉寂。
　　二、 非基督教運動
　　1922年，中國知識分子和青年學生把批判基督教運動推向高潮，掀起了一場歷時6年的非基督教運動。一時間基督教成了眾矢之的，受到社會的公開譴責和攻擊，運動的重心在於反對不平等條約，反對教會教育，收回教會學校教育權。
　　在舉國上下口誅筆伐的一邊倒的浪潮中，令人欣慰的是還能聽到些許不同的聲音，北京大學的5位教授：周作人、錢玄同、沈兼士、沈士遠及馬裕藻在1922年3月31日，發表《信仰自由宣言》，以堅持信仰自由原則來反對非基運動。
　　20世紀的知識分子和國共兩黨的反教傾向，完全不同於19世紀由官紳發動和領導的排教風潮。與19世紀的眾多舊式士大夫相比，新文化運動以及後來的非基運動中走在前沿的眾多知識分子，是代表著出自國內外新式學校的另一輩新式人物。他們承襲了上一世紀反教者內心深處的強烈的民族意識和國家觀念，但所使用的反教理念和思想武器，已不再是傳統的夏夷之別和人禽之辨。在民族主義的內核之外，包裹著來自西方的思想和理念，馬克思主義、無政府主義、科學和理性主義、實驗主義都成為批判宗教的有力的工具。儘管規模浩大，但反教者們盡量保持了剋制，採取了較為溫和的方式，在非基運動中雖有教堂被攻擊、騷擾的現象發生，但就程度而言絕非庚子事變所能比擬。
　　對基督教進行批判的人們概無例外地受到民族主義思想和情緒的支配，這就是信奉馬克思主義的共產黨、信奉三民主義的國民黨、信奉國家主義的青年黨，能夠在非基運動的旗幟下走到一起來的原因。正如學者指出的：「從前的反對基督教，象徵著一個古老文明決心抗禦有毀滅它危險的外來勢力，20世紀的反對基督教，則表現在一個年輕的國家急於尋找新的自尊的基礎。排外主義仍延續了下來，但是它是在新環境中延續下來的，而這個環境與其說形成於畏懼，不如說形成了憤怒；與其說形成於舊式仇外情緒，不如說形成於現代的民族主義。」①
　　三、 本色化運動
　　20世紀20年代，面對非基督教運動的挑戰，基督教回應之一就是興起了信仰與文化的討論。從關懷的焦點與提出的策略來分析，可分為以下5種類型。
　　1、 自足型
　　這一型的要旨是主張信仰中的要目全在中國文化內，基本上就是儒家思想，信徒只要把它們發掘出來便可以了。其代表人物是燕京大學的吳雷川②。
　　1923年，吳雷川公布他對信仰與文化整合的觀點，指出「道」與「教」的分別在於，道為真理，日光之下只有一個，而教則是宗教，儒家、基督教都是其中之一。道為本，教為末，後者彰顯前者，故人們需要注意的是道，而非教。人人皆可入教，但只有極少數人可以在宗教內窺見真理。宗教需要在儒學傳統內再解釋，教會也應為了符合民情民生而重建。
　　之所以選中儒家，不單它代表中國文化的精粹，也包含了基督教最基本的教義。諸如上帝、天使，都見於《詩經》、《書經》中，甚至彌賽亞思想也可在《中庸》中找到。而聖靈，就是儒家所謂的「仁」，二者都是屬靈的領域，其功能都是導引個人及社會走上仁人之路。
　　這種觀點到了70年代，被謝扶雅推上了極端。他同樣認為儒學與基督教應該平起平坐，用《中庸》的「執兩用中」原則可以解釋基督生平上的矛盾，即可在儒家的架構及用詞上建立中國人的基督傳。他最驚人的就是提出再編聖經，即刪去其中與中國人無關的部分，收入中國古籍的精華，使我們有一部「本色化的聖經」，內容包括全部新約；部分舊約，包括五經、大先知書和詩篇；儒家典籍，如詩經、書經、易經及四書全部；重要的道家和佛家典籍，如道德經、莊子以及天台、華嚴的重要著作。
　　2、 平衡型
　　這類學者提出一共同的問題：基督教與中國文化在哪些地方可以溝通對話，進而彼此協調？他們認為二者說不上哪一方比對方強，因為二者都是為了人民實際生存的需要才有的。可惜人不是僅只熟悉中國古典，就是只有西方神學的訓練，因此就不容易有平衡的觀點。
　　其代表人物范子美認為要解決信仰與文化之爭，就一定要從新的角度來處理，即回歸二者之源，那就是道，它是文化與信仰之本，各循不同的途徑和辭彙來表達同一的本源。人若追其本，就會發現最純正的基督教和最優秀的儒學，可以合成一個全新的「東方宗教」。基督教與中國文化的「上帝」或「天父」都是倫理的基礎，儒家力主忠、恕、孝、悌，而基督教則傳天國及愛人的道理，後者可使前者變得更加簡單而可愛，因為基督教的形上基礎能澄清儒家在人倫關係和責任上的教訓。
　　平衡型的近代人物有封尚禮，他也認為中國文化與基督教信仰是可以也應該互助互長的，因此本色化就是二者對話的過程。應更強調孔孟崇高的倫理思想，它們與基督教倫理教訓合起來，便是一條互相溝通的橋樑。他提出「中庸神學」，「中」是特殊啟示中的神道，即聖經；「庸」是普通啟示的理，即儒家文化，儒家思想的至高原則。二者合起來就是信仰與文化的接觸點了。人什麼時候不守中之道和庸之理，就會出現文化和信仰的對立現象，紛爭便起；相反，我們若從中庸的觀點來處理，就會發現二者是相成而非相爭了。只有充分利用偉大的宗教思想（希伯來民族在這方面甚為豐盛），和偉大的文化思想（中國在這方面最為擅長），才能把基督完全地彰顯出來。
　　3、 相成型
　　這一派學者認為耶穌的宣告是一切文化與信仰接觸的最高原則：祂說祂來，不是要廢掉先知和律法，乃是要成全。他們認為中國文化有不少弱點，需要基督教的信仰來使它豐富起來，反之亦然。二者雖非等同，但也不能以此蓋彼。神的國度若要成就在中國，就需要二者的合作。
　　該派思想有幾個前設：①儒家為中國文化的代表，它是人的工作，為神保存於歷世萬代中，神也藉此向中國人顯明；②啟示需要某種文化形式作媒介，使人能明白啟示的內容，這些內容是不可剔除的，但傳遞媒介卻可以；③中國人不必懼怕儒家與基督教思想接觸，因為它們可以彼此互通優良因素，並有足夠力量改造次好的。
　　這一派的重要學者有劉庭芳、誠靜宜、謝頌羔和趙紫宸，其中趙紫宸的貢獻最為顯著，他不單是20年代到50年代最重要的教會領袖之一，其本色化主張也有一整套神學思想作基礎。
　　基督教能在什麼地方使中國文化更臻成熟？首先是論到啟示，趙紫宸認為孔孟之言也是神的啟示，因為神既是萬人之父，天地的主，祂就一定在中國文化中有其作為。但這個啟示是不完全的，唯一完全也是最後的啟示乃是耶穌基督，中國文化與耶穌基督就成了神在中國人里的兩隻手，耶穌的福音一定要在中國文化的場景內闡釋及發展，正如昔日在希臘文化中呈現一樣。
　　至於人性問題，趙紫宸認為孔子強調的德性事實上就是人本性的重要關鍵，也是神人聯合的結果。可惜儒家教訓長年在迂腐的註疏下變得僵化，聖經的道理卻能使它復活過來。就以儒家之「仁」和基督教之「愛」來說，二者皆屬人性之至高表現，因此也是等同的；仁之落實為孝，愛之落實為對孺子的愛；但儒家的孝現已淪為律法主義，各種規條只要求人盲從，能使其精神再生的，就是人的價值與尊嚴，這一點正是基督教所教導的。另外，借著基督教對自由、平等和民主的教導，基督教實在能作為建設新中國的藍本。當今中國正在努力自建，它不單需要子民有愛國報國之心，更需要一種新的力量和洞見，這些都可以在本身文化傳統之外尋求。
　　4、 相對型
　　認為信徒唯一的要務是傳福音，不應浪費時間精力於文化或社會建設的，都屬於這一類型。其共同的前設：①不可以忠於信仰與文化兩個主人，因為基督要求人的是完全的效忠；②基督徒的意思就是跟隨基督的人，他一定要與舊人及其生活方式全然割斷，好能邁向新的將來，即基督的再來，因此「文化改造」無疑就是被世界騙了；③若從正面來看這世界，它只是一個廣大的福音工廠，若從反面來看，世界是一個邪惡的系統，是惡勢力的大本營，基督來不是要改造世界，而是要摧毀它，信心就是勝過世界的武器；④基督徒若真要改造世界，只有透過好行為來為基督作見證，不是實際事務的參與。
　　大部分福音派信仰的基督徒都採取這條路線，這一形態的代表人物是王明道。從本色化的目的即教會的角度看，他牧養的「基督徒會堂」是成功的，他於1937年便達到自治、自傳、自養的三自目標，而且他的模式在福音派教會的影響力是不容低估的。只不過本色化必須包括觀念（神學）與實踐（教會）兩個層次，王明道失於此而許多神學家則敗於彼。
　　5、 改造型
　　倘若福音派信徒自20年代到50年代的本色化努力，是可以用王明道文化二元論作代表的話，那麼自50年代到今天大概就可以稱作改造型，意思是信仰要改造並超升文化。這種變化與兩個現象頗有關係：其一就是外國宣教士在華人教會的教導及行政地位減弱；其二是華人信徒到海外接受高深神學訓練者日眾，提高了華人教會文化自省及信仰整理的能力。儘管這一派的理想是高尚及正確的，但至今仍沒有人能提供一套完整的方案出來。
　　該派提出三個本色化原則：①活動性的涵括，指對文化的優點要懂得欣賞和接納，以致信徒能健康地活在他所在的社會中，也為他的鄰舍接納；②批判性的面對，信仰對文化體系內的缺點作出審判，這不是那一個文化更優越的問題，而是文化若已包含信仰的全部，信仰就是多餘的了。信仰必有某部分的要求是不為文化所承載的，所謂西方基督教文化如此，就是信仰成功地被本色化之後也是如此；什麼時候信仰對文化再沒有審判的力量，那不是文化被信仰成功地超升，而是信仰本色已被貶低到文化的一環而變得多餘；③積極性的改造，意思就是信仰要改造文化的負面因素，以致文化能在一個新的模式內支持信徒的生活，同時文化也因注入新因素而重得再生能力。

中國教會史-節選

把基督教傳到中國,中國人就更傻了.本來就有那麼多的神,再來一個說比玉皇大帝還
大的神,中國人都不知道拜那個好. 請神容易送神難!!! 因為基督教中國災難將會不
斷.

2# hellman


清華大學的一個美國男外教就是傳教士偽裝的.在一個英語角認識我的好朋友的老婆以後,他經常打電話騷擾她,約她去教堂,請她出去吃飯,等等,跟她說她丈夫不信神,是魔鬼,要她遠離他,防範他.為此我的好朋友差點跟他老婆鬧離婚.不知道民國時的美國傳教士里是不是有很多這樣專門破壞別人家庭的人.

破壞基督徒和非基督徒混合家庭家庭和諧在美國當中國教會是公開這樣作的。也公開
阻止他們成家。

我朋友的老婆不是基督徒,因為是研究西方文化的,所以對基督教感興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