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智周恩來：一代偉人巨大的功業和高尚的人格

2010-01-08 09:59:27 胡長明



1954年4月周恩來總理步入日內瓦會議會場



1955年1月周恩來總理設宴為聯合國秘書長哈馬舍爾德餞行



風度翩翩、魅力四射的周恩來總理

    「珠玉非寶書為寶，萬事皆空善不空」。這句話出自誰人之口，我已想不起來了，但認為將其用在周恩來身上，則再貼切不過。在我眼中，周恩來是一位既富於深厚教養和學養，又有著廣泛令德和善行的政治家。哲人已逝，歲月的煙塵非但沒有淹沒其巨大的身影，反倒讓人對之懷想萬端。
　　
    一、家族背景對周恩來的影響

    周恩來祖籍浙江紹興，在血統上與魯迅先生為本家。其所屬寶佑橋周氏（又稱「老八房」）尊周慶為始祖。周慶為周氏遷紹始祖周茂之曾孫，字德芳，贈文林郎，曾任明朝山西道監察御史。歿後與妻合葬紹興破塘殷家塢山麓。從周慶到周恩來共歷18代。

    1939年3月，受中共中央委託，周恩來以國民黨軍政部政治部副部長的身份，借考察民情、宣傳抗日的名義赴皖南視察新四軍，順便去了一次家鄉紹興。他在瞻仰祖屋時，親筆在《老八房祭簿》上續寫譜係，凡14條，共248字，有關他本人的一條如下：「恩來，字翔宇，五十房，樵水公曾孫，雲門公長孫，懋臣長子，出繼簪臣公為子，生於光緒戊戌年二月十三日卯時，妻鄧穎超。」其中的「五十房」便屬於紹興寶佑橋周氏的一個支房。

    在歷史上，紹興乃物華天寶、人文薈萃之地。周恩來所屬的寶佑橋周氏，僅在清代就出過兩位進士、五位舉人。在五位舉人中，有四位是周恩來的堂伯父或堂叔父，即周和鼐、周嵩堯、周嘉琛和周嘉英。周氏家族的突出特點是有外出當師爺的傳統，推崇一種「溫、良、恭、儉、讓」的人文精神，幕僚文化十分發達。元明以降，全國師爺大多出自紹興，故有所謂「無紹不成衙」的說法。師爺雖然不算官，只是幕僚，卻在中國行政史上佔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古代科舉出身的官員，上到六部顯秩，下到知府縣令，多數人僅通曉詩書禮樂等一般知識，所以一旦接觸實際政治，特別是碰到刑名、錢谷等專業知識便顯得力不從心。這就為掌握專門知識的師爺們施展才華提供了廣闊舞臺。

    紹興師爺子承父業，家學源遠流長，世家子弟寫公文信函簡練得體，言談舉止不溫不火，律令法規、成例前案爛熟於胸，詩詞歌賦、琴棋書畫樣樣在行，更兼熟悉政壇掌故、民間習俗，所以最能應付場面，為主官排擾解難。師爺還是聯繫官與吏的紐帶，許多事情吏可瞞官，但不可瞞師爺，因而師爺又要善於做合事佬，隨時注意疏通關節，由此可見師爺在古代行政中的作用。明代理學家陳幾亭作文送他的朋友去紹興當知縣，文中說到，天下治亂在六部，而六部師爺全出自紹興，師爺的父兄教化好了，他們就可以教化好師爺，從而做到天下大治。清雍正年間，河南巡撫田文鏡很受朝廷賞識，河南官場中人人都說他依賴一位名叫鄔思道的紹興師爺，以致雍正帝在批復田文鏡的奏摺時也隨便問鄔先生好，對鄔師爺揣摩上意的功夫表示讚賞。

    周恩來的祖父周攀龍在清咸豐年間跟隨二哥周昂駿北上淮安，隨館學幕，並在此定居下來。周恩來回憶說：「我的家庭幾代祖先也是紹興師爺，外祖父原籍江西南昌，也是師爺。到了祖代，兩家都搬到江蘇淮陰、淮安當縣官，因此結了姻親。」淮安周家的紹興氣氛是很濃的，所以周恩來總是強調自己「原籍紹興」 。對師爺的思維方式、工作特點、生活習俗等，周恩來非常熟悉。1964年，他在一次家庭會議上說：「我們沒有土地，為什麼說是封建家庭呢？過去紹興人靠什麼為生？一靠土地，二靠當紹興師爺。師爺很厲害的，給縣官出主意的，現在叫'秘書'。縣官都用兩個師爺，一個管收稅，多數是滄州師爺（滄州師爺也是由紹興遷到滄州定居的），一個管判案子，多數是紹興師爺，都可以剝削人。」另據周恩來的秘書馬列回憶，周恩來曾向他們介紹過師爺的工作方法：為主官準備材料齊而全，並提出幾種處理方案，供主官選擇。

   家族傳統猶如一個「文化場」，生活在其中的人們多少都會受到它的影響。在周恩來身上，我們不難看出家族前輩某些群體性格的影子，如謙恭有禮、勤懇謹慎、精明幹練以及成人之美的胸懷等。周恩來的堂伯父周和鼐為人忠厚，「名不求高但近情」，以做幕僚為人生歸宿。他1907年做江蘇巡撫陳夔龍的總文案，1917年又到南京督軍李純處當主任秘書。周恩來與他的交往頗為密切。周和鼐的長孫周爾流說：「我們周家是個受儒教影響比較深的家庭。我祖父作為清末舉人，在思想上、文化上乃至經濟上給七伯（即周恩來）一定的影響和支援，這都是肯定的。」

    在長期的政治生涯中，周恩來的行事風格引起了國內外學者的極大興趣。英國作家迪克?威爾遜在研究周恩來時有一個困惑不解的問題，即為什麼周恩來「在中國共產黨半個多世紀的領導中，他一貫地幫助別人升到頂端，而自己卻拒絕這頂桂冠」。的確，周恩來投身革命後，從來沒有謀求最高領導地位的願望，儘管歷史上不乏這樣的機會。他一貫能夠使自己的政治才能和專業知識為新的領袖所器重，成為領袖的一個有價值的甚至是不可缺少的助手。周恩來這種政治性格的形成，一方面固然是他意識到自己的某些局限性，另一方面與他的家族文化習染也有一定的精神勾連。周恩來在談及與毛澤東的關係時多次表示：「毛主席是搞戰略的，我只能搞點戰術，當助手是否當得好，還沒有把握。」這雖是自謙之詞，但也反映了他甘當助手和配角的自我定位。

    除了家族傳統，家庭生活對周恩來思想性格的影響也不可小視。他自己回憶說：「我出生後……把我過繼給叔父，由守寡的叔母撫養。叔母即嗣母陳氏，是受過教育的女子，在我五歲時就常給我講故事，如《天雨花》、《再生緣》等唱詞。嗣母終日守在房中不出門，我的好靜的性格是從她身上承繼過來的。但我的生母是個爽朗的人，因此，我的性格也有她的這一部分。」周恩來的父親周貽能早年曾向舅舅魯小和學做師爺，但未學成。他後來長期奔波在外，謀一些小差事，一個月的工資從未超過二十元。因此，周恩來是在濃厚的母教氛圍中長大的。他以後在回憶早年經歷時說過：「母教的過分仁慈和禮讓，對我的性格是有影響的，缺少那種野性。」

    周恩來雖然出生在一個封建官宦家庭，但到他的父輩已經衰落，家中的進益甚至不能維持生活。從六歲開始，他就隨兩位母親一次又一次地搬遷漂泊，而且家中的變故也尤為劇烈。在九歲到十歲間，其生母和嗣母先後去世。幼小的他帶著兩個弟弟在族人的幫助和接濟下度日，受了不少屈辱。周恩來說：「我從小就懂得生活艱難。父親常外出，我十歲、十一歲即開始當家，照管家裏的柴米油鹽，外出應酬。在這方面，給了我一些鍛鍊。」金衝及先生主編的《周恩來傳》還披露了一個細節：少年周恩來在家中墻上貼一張紙，按封建家庭的習俗，「把親戚們的生日、死期都記下來。到時候還要借錢送禮。東家西家都要去，還要到處磕頭。」幼承家計的經歷使周恩來積累了一定的辦事和協調能力，同時也培養了他柔中帶剛、愈挫愈奮的心理品質。明乎此，有助於我們理解周恩來後來成為國務活動家的角色定位。

    走出淮安跟隨伯父周貽庚到東北求學的周恩來，常常被濃烈的懷鄉思親之苦所折磨。1916年春，他在南開求學時的一篇作文中寫道：「余幼失怙恃，依於從父，津遼七載，所繫夢寐者，亦僅思瞻我鄉土，樂我兄弟，省我伯叔而已。乃境遇困人，卒難遂願。」有年除夕，同學們大多回家了，他的這種感情更難抑制，悲慨躍然紙上：「夫今日何日耶？非家庭團聚時耶？余也何如父母雙亡，北堂久不聞喚子之聲。回思依依膝下，此情此景，不必讀蓼莪之章，便已悲慨無垠。矧茲今夕，尤令人淚盈枕蓆，竟夜不能寐矣。」其中「蓼莪之章」出自《詩經?小雅》，是一首悼念父母的詩，語多沉痛，如「哀哀父母，生我勞瘁」、「無父何怙，無母何恃」等。翻閱周恩來的旅日日記，懷鄉思親的文字更是俯拾即是，如他在1918年2月12日的日記中寫道：「想起來這個年，我們家裏可以說是極難堪了，東西南北，分散各處。比著說，還是我處境稍優呢。撫心自問，我實在是不安，翻來覆去，也睡不著了。」

    周恩來對家族倫理情感的強烈渴求，在求學過程中便轉換成為身邊之人「服役」的精神。他說：「人之立於世，既不克效禽獸草木之自為生活，要必有賴於公眾之扶持，而服役之事，乃為人類所不可免。」他在學校甘於奉獻，凡力所能及之事，從不吝惜自己的時間和精力，彷彿「無時無地而不有責任係諸身」，別人視之為愚，但自己「覺倍有樂趣存於中」。從南開中學畢業時，《同學錄》對他作了這樣一段評語：「君性溫和誠實，最富於感情，摯於友誼，凡朋友及公益事，無不盡力。」與「服役」精神相映照的，是那種謙抑虛受的品性。他從不鋒芒畢露，而是事事處處想到「克己」、「藏拙」。他和張瑞峰、常策歐等發起成立「敬業樂群會」，大家公認他出力最多，但周恩來卻堅持推舉張瑞峰擔任會長。1916年初，他在送給友人的一首詩中寫道：「同儕爭疾走，君獨著先鞭。作嫁憐儂拙，急流讓爾賢。」早年周恩來志向遠大，但在對待名利上卻展現了淡泊和超然的情懷。

  當然，一個人的性格除了受家族背景的影響之外，還受到廣泛的社會生活實踐的影響。所以，儘管周恩來性格的基本特徵偏於柔和和溫情，但後來長期的政治生活又錘鍊和豐富了他的性格結構。毛澤東曾以「虎氣」和「猴氣」自喻，而日本學者梨本佑平認為「鷹和鴿的極為不同的雙重性格」潛伏在周恩來的體內，他待人接物的彬彬有禮和恰如其分的溫和迷住了任何一個見他的人，但他有時也是「尖銳嚴厲的」。從總體上看，毛澤東、周恩來都是剛柔相濟之人，毛澤東剛中帶柔，而周恩來柔中帶韌，這正是他們在互補互濟中成就巨大功業的性格基礎。

    二、周恩來與道家文化

    在中共第一代領導集體中，有不少人通曉中國傳統文化，而周恩來和毛澤東又最為突出。周恩來幼承庭訓，求學期間又刻苦自勵，對博大精深的國學涵詠默會，故對於儒、道、墨、法等傳統學派均有精到的體悟。但中外人士談及周恩來與傳統文化的關係時，大多十分強調儒家文化對他的影響，這方面的言論實在是不勝枚舉。如美國前總統尼克松指出：周恩來的教養，「來自孔子的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君子'和'上等人'應具有的品德、智慧、尊嚴、寬厚、仁慈、決心和剛毅」。不錯，周恩來生長在一個儒家教化深厚的家庭，青年時代強調「誠意」、注重「人格」力量，主張待人處事要「端賴良心」，特別富於道德踐履精神，因此很容易讓人將之與儒家「內聖外王」之道聯繫在一起。周恩來的許多優秀品質如積極人世、憂患意識、仁慈厚道、清廉儉樸乃至忍辱負重，確也能從儒家文化這個龐雜的思想體系中找到淵源。但我認為，僅僅專注於從儒家文化的角度去解讀周恩來與傳統國學的關係是遠遠不夠的。實際上，周恩來對道家文化的研究和體悟也達到了相當高的水準，道家文化對他的影響和啟示決不在儒家文化之下。

    周恩來在青年時代就對老子哲學懷有非同一般的敬意，甚至有明顯的揚老抑孔的思想傾向。春秋時代，是中國文化的軸心時期，那時社會秩序失范，天下大亂，於是異說競起，各展風姿。周恩來在解釋孔、老哲學產生的原因和用意時說：「且孔氏亦值是時，尼山設教，倡仁義之說，秉先王之法，學者風從，幾移完域。老氏際此，其不入於孔者幾希。然老氏固明哲者，周都授禮之日，未嘗不嘉孔氏之志。惜所言未盡脫於羈摯，所行又多限於繩規，乃不得不超乎世俗，為忿世嫉邪之言，冀世人醒悟，守真返璞，知死明生，勿逾分作私利之爭，寧退讓保故有之我。棄禮滅義，剖鬥折衡，豈無因而發哉？」老子比孔子年長20歲左右，曾經為周王室守書，博覽文典，又經世變，對成敗禍福之道體悟極深。在周恩來看來，老子的明哲之處，就是他知曉孔子「所言未盡脫於羈摯，所行又多限於繩規」的局限性。換句話說，就是儒學明於知禮義而陋於知人心，不知道「仁義出，大道廢；智慧出，有大偽」。鋻於當世人「假仁義以濟私，恃鬥衡而犯禁」的亂象，老子不得不站出來發抒己見，雖言多憤辭，但目的無非是促世人醒悟，回到知雄守雌、見素抱樸的正道上來。

    耐人尋味的是，周恩來特別強調：那種認為老子主退讓便是失去了競爭之旨的觀點是膚淺的，因為既然一味主退讓，老子又何必為道德五千言，「發為文章，與孔氏爭學理之長短哉？」魯迅曾在一次演講中透闢地指出，凡文章都關乎人事，一個人既然寫詩文，就可以知道他於世事未能忘情，譬如墨子講「兼愛」，楊朱講「為我」。 墨子講兼愛當然要著書；楊朱就一定不著，這才是真正的「為我」。因為一旦寫出書來給別人看，便成為「為人」了。周恩來與魯迅一樣，不愧為英雄巨眼。他認為老子既然著書，就表明老子於世事未能忘情。老子倡無為之說，實際上是仍欲以此治天下。

    於是，早年周恩來將老子的「生存常道」與赫胥黎的「天演競爭」並提，確認它們掌握了天地生化、人事演變的真諦。在他看來，世界上的各種學說（包括孔教、耶穌教和佛教）中，對生死存亡闡發得最為通達的，無過於老子和赫胥黎。這兩家學說，一派主退讓，一派主競爭，看似有如冰炭不同爐，實則「二氏固未為冰炭，且所持之道，實一而二，二而一也。吾子殆未之深思也」。周恩來「深思」後的見解是，老子主「無為」，實際上是想做到「無不為」；老子講柔弱，而柔弱卻可以勝剛強，比如水至柔，卻無堅不摧；舌至柔，但齒落而舌存；老子崇尚謙衝處下，但謙衝方能受益，如江海為川穀所歸。這便是老子所謂「明道若昧、進道若退」的精義所在。退讓與競爭看似矛盾，實際上卻有某些相通之處。對於周恩來的見解，他在南開的國文教師深有同感，評論道：「凡作文必有一段不可磨滅之識，始能不朽，若拾人牙慧，不越宿而腐矣！」並稱讚周恩來能將老、赫二氏「救世之心，曲曲傳出，識解迥不猶人」。旅日期間，周恩來又在日記中寫道：「我但期望我的'思'、'學'、'行'三者，能順著進化的軌道、自然的妙理去向前走。」將「自然的妙理」與「進化的軌道」並稱，恰恰是周恩來以前將老子的「生存常道」與赫胥黎的「天演競爭」並提的旨趣之延伸。

   正因為早年便對老子哲學有過濃厚的興趣和較深的研究，所以周恩來後來與人談論老子哲學時也頗能駕輕就熟。1939年，他在故鄉紹興與《戰旗》雜誌社的曹天風有一段耐人尋味的對話。曹天風說：「道家思想對於革命、對於社會改造雖然無用處，但對於個人修養卻是有幫助的，能使自己過好'黃金關，權利關，美人關'」。這時周恩來反問道：「道家最精彩的話是什麼？」曹天風一時回答不上來，周恩來笑著說：「'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大概是道家最精彩的話了吧？」從老子五千言中選出這十二字作為最精彩的話，顯然是比較推求的結果。雖然周恩來在20世紀30年代才講這番話，但這個認識應當說在青年時代便形成了，因為「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正是道家自然主義宇宙觀和人生觀最為集中的表達。

    《道德經》雲：「道生之，德畜之，長之育之，亭之毒之，養之覆之，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這就是說，雖然「道」使萬物產生、繁殖、成長、發育、結果、成熟，但又不據為己有，不恃為己功，不主宰它們。所謂「不有」、「不恃」、「不宰」，即「不以有為有」。「功成而弗居，夫唯弗居，是以不去」。正因為有而不有，所以才有「有」。這就叫「玄德」。老子在這裡闡述的本來是一種自然主義的宇宙觀，但它卻可以轉化為一種崇高而智慧的人生觀，周恩來正是這樣做的。

    誰都承認，周恩來有著儒家、墨家那種積極入世、勵志勤苦的精神，對世界、對人類有脫不開的情緣。他像他所推崇的諸葛亮那樣真正做到了「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但我們只要仔細尋味便可發現，周恩來又呈現出一種以出世之心做入世之事的特點。他對名利得失的超然和淡泊，使他格外地能夠忍受勞苦乃至屈辱，從而最大限度地發揮了自己的光和熱，給世人留下了深厚的遺愛。人們往往驚嘆他做入世之事的專注和投入，卻很少去考量在這種態度的背後還有何種精神底蘊。「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最能傳達出周恩來人生哲學的神韻和境界。他在青年時代就樂於為公眾「服役」，但這種「服役」絕沒有什麼功利色彩，而幾乎是出自道德上的「絕對命令」。

    在成為職業革命家以後，「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與共產主義理念在周恩來的頭腦中產生了共振效應，從而使他一步一步地邁向人格的巔峰。美國前總統尼克松發現，周恩來在談到中國革命和建設的成就時，總是把聚光燈的焦點只對準毛澤東一人。他對任何宣傳他個人的形式和內容都加以勸阻。江蘇淮安縣委多次提出，要在他的舊居所在地辦個紀念館，他始終沒有同意。周恩來對功勞緘口不言，但對錯誤卻公之於眾。他說：「錯誤要逢人就講，既可取得同志的監督和幫助，也可以給同志以借鑒。」1961年，有次周恩來在上海與文藝界人士座談時，有人提議他把自己豐富多彩的一生寫成一本書，他笑了笑說：「如果我寫書，就寫一生的錯誤，這可不是盧梭的《懺悔錄》，而是讓活著的人都能從過去的錯誤中吸取教訓。」在黨內，周恩來做檢討的次數恐怕是最多的，他動輒講自己過去特別是民主革命時期的某些錯誤，以致陳毅元帥後來都有了厭倦之感，說你那點事我們都知道了，用不著再說了。

    有意思的是，「文化大革命」後期，毛澤東曾特意將《史記?汲鄭列傳》推薦給周恩來閱讀。汲黯、鄭莊在漢武帝時皆位列九卿，而且都服膺道家思想，習治黃老之術。也許是毛澤東讚賞汲黯、鄭莊不謀私利、忠心輔國的品德，認為他們與周恩來的為人有某些共通之處，所以才將他們的傳記推薦給周恩來。1973年3月26日清晨，周恩來致信毛澤東：「淩晨讀史記汲黯、鄭莊列傳及太史公曰云雲，深有所感，愧未能及。」事實上，周恩來比起汲黯、鄭莊來，不知要高出多少倍。他的一生充分體現了不以有為有，所以才有「有」的人生哲理和大無大有的辯證法。他一生公而忘私，又終不留言，死不留灰，屬於那種事情做完，轉身即走的大智之人。

    道家思想對周恩來的影響並不局限於人生觀、道德觀方面，而且在其治國理念上也打下了深深的烙印。周恩來對中國政治史有極深的體悟。早在1939年他就說過：「我們不但要做黨的領導者，還要做一個治國的人才。如果參加中國的治國，不懂科學，不懂中國的社會歷史，那怎麼治國呢。」治國要懂科學，人人都會明白，至於治國還要懂「中國的社會歷史」，則不是人們一下子能體會透徹的。但只要我們留意和分析便不難發現，周恩來在治國中廣泛吸取了中國傳統政治理念中可資借鑒的東西。特別是新中國成立之初，他的政治思想明顯受到道家「無為而治」思想的影響。所謂「無為而治」，絕不是無所作為，無所事事，其實質在於與民休息，講求政策的連續性和相對穩定性，保持一個安定無擾的秩序，讓人民在平穩體制所提供的廣大空間中自由地謀求福利。

歷史上有名的「蕭規曹隨」，展示了漢初宰輔「返淳守樸、唯施是畏」的治國風範。那時政治上幾乎全是道家的天下，漢朝最有名的相國蕭何鋻於民眾痛恨秦之酷法，「順流與之更治」，甚至冒死為民請「上林苑」，大得百姓之心。蕭何死後，曹參為相，「舉事無所變更，一遵蕭何約束」。曹參極為推崇黃老之術，對漢初法令守而勿失，所以時人對他的評價是「載其清靜，民以守一」。此後文帝景帝時的鄧章、王生、田叔、司馬談等亦貫徹曹參的思想，講求「無為而治」，其結果是到漢武帝時，太倉之粟溢出倉外，府庫之錢年久索斷，窮困已極的天下一變而為物阜民康的社會。北宋有名的宰輔趙普和司馬光，深為周恩來所推許。這兩人皆以道家政術推行儒家的理想，特別是司馬光，他與王安石論戰，便公開以黃老之術為奧援，反對王安石喜激昂、務更張的政治做派。在司馬光看來，王安石拋棄老子的「無為而治」，轉而大事興革，是不幸流於「淺丈夫之謀」。由此可見老子思想在中國政治史上的地位。

    新中國成立前夕，周恩來受中共中央委託，主持起草了《共同綱領》。這是一部新民主主義的建國綱領，意在使各種經濟成分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以達到恢復生產、繁榮經濟之目的。周恩來鄭重指出：「按照《共同綱領》不折不扣地做下去，社會主義的條件就會逐步具備和成熟。」所謂「不折不扣地做下去」，實際上就是與民休息，保持政策的連續性和相對穩定性。新中國成立之前，社會經歷了長期的征伐和戰亂，這與漢朝立國時的情形頗有相似之處。此時最明智的辦法就是「無為而治」，讓人民平穩地創造和積累財富。周恩來在建國初期的一個中心思想，就是將各項事業納入《共同綱領》的軌道，確立「新民主主義社會秩序」。1952年2月11日，他主持完成的《中國經濟狀況和五年建設任務》一文指出：「新民主主義的社會秩序已經安定」，全黨的領導和工作重心應「轉到經濟建設方面，特別是工業建設方面」。1953年1月13日，他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二十次會議上說：「我們現在還是新民主主義階段，我們還是要根據共同綱領的精神辦事。」1953年1月下旬到2月初，周恩來主持起草了全國政協四次會議政治報告的修改稿。這份修改稿在簡述建國三年多來的成就之後強調：「以上這些成就，說明我國的新民主主義社會秩序已經確立，工人階級在經濟、政治和思想上的領導地位已經加強。」

    周恩來以上「新民主主義社會秩序已經安定」、「新民主主義社會秩序已經確立」等觀念，與劉少奇1951年3月提出的「為鞏固新民主主義制度而鬥爭」的思想，都是對毛澤東新民主主義社會理論合乎邏輯的發展和深化。但不久「確立新民主主義秩序」的觀點卻受到毛澤東的批評。長期以來，人們認為這一批評主要是針對劉少奇的，其實是一種誤解，劉少奇從未在文章和講話中使用過這樣的提法。

    1954年，《共同綱領》結束了她的歷史使命。緊接著從1955年起，中國的經濟和社會變革步入了一條「務激昂、喜更張」的道路，即所謂「不斷革命」，往往是一個階段立足未穩，就向下一個階段轉變；一項政策的應有效果尚沒有體現出來，又急忙推出了新的政策。在理想主義衝動驅使下的過多過急的改革，不但未收到理想的效果，反而導致社會的擾攘不寧。由此一來，如何在理想主義激情與國家和社會的實際需要之間搞出一個折中可行的方案，就常常成為周恩來苦思焦慮的問題，因此著名學者李銳說周恩來是歷史上最難當的「宰相」。我回顧這些往事，無非是想說明，周恩來的確是一個既擅長革命又長於治國的政治家。對他建國之初的政治思想，我們不能僅從字面上去理解，還應當聯繫中國的社會歷史，作進一步的文化闡釋，方能窺見周恩來在進行政策設計時的深層心態。

    在治國理念上，周恩來還推崇「無為而治」基礎上的「無我之境」。作為舉世公認的行政雄才，周恩來歷來把政治管理當作一門精湛的藝術來對待。早在1943年他便意味深長地指出：「領導群眾的方式和態度，要使他們不感覺我們是在領導。」顯然，這與老子「功成事遂，百姓皆謂我自然」的思想是一脈貫通的。在周恩來的眼中，一切成功都是人民自己的成功，管理者應當把自身的活動「消融」在人民的創造過程之中，「無處無我而又看似無我」。如人民大會堂的設計和施工，本來凝聚了他的智慧和心血，但當人民大會堂落成時，他考慮的不是如何突出自己的政績，而是一再感謝那些為工程的順利完成付出了努力的人們，他甚至特意安排搬遷的群眾回來參觀並觀賞文藝演出。他的無私和淡出，給中國人留下了悠遠的回憶，也為東方式的管理樹立了一座豐碑。

   三、周恩來的精神遺產

    周恩來的人格風範受到世人普遍的敬仰。作為位高權重的政治家，他以廉養德，自奉甚儉，曾經自勉勉人地說：「物質生活方面，我們領導幹部應該知足常樂，要覺得自己的物質待遇夠了，甚至於過了，覺得少一點好，人家分給我們的多了就應該居之不安。」但周恩來嘉惠後世的精神遺產遠不僅是官德官品，而是體現在諸多方面和層次上，特別是他的務實主義的政治哲學、求同存異的思維方法在當下的中國得到了進一步的弘揚。前者表現為「聚精會神搞建設」的普遍共識，後者則成為構建和諧社會的重要理論基石。

    周恩來精神遺產的大部分是務實主義，他曾試圖以此穩步地推動中國的現代化進程。與毛澤東相比，他是「建築師」而不是詩人。周恩來富於遠大的理想，但這並不妨礙他對眼前的局勢作出盡可能切實的判斷，並以真實可見的成就為滿足。新中國成立前夕，周恩來著重談到防「左」的問題，他說：「我黨歷史上右傾錯誤短，易糾正，'左'傾錯誤的時間長，不易糾正。」全面經濟建設展開後，他多次告誡黨內幹部，因為中國的經濟文化基礎落後，大家的知識這麼有限，對於建設、對於科學的經驗又這麼少，因此「建設也許比革命更困難」，萬勿以為不怕做不到，只怕想不到。1954年，隨著《共同綱領》退出歷史舞臺，在經濟建設上一種貪多求快的心理氛圍逐漸形成，表現為各部門在發展目標上提出一系列不切實際的高指標，結果造成生產關係急劇升級和生產資料的全面緊張。1956年，針對經濟工作的「冒進」傾向，周恩來以「抗大流」的精神力主降溫，旗幟鮮明地反「冒進」，結果受到嚴厲的批評。「大躍進」的挫敗從反面印證了周恩來務實主義精神的可貴，同時也把調整國民經濟的重任壓在了他的肩上。在艱苦卓絕的調整時期，周恩來直言不諱地說，由於「大躍進」的折騰，農民的底子甚至不如開國初期，因此，他強調建設時期絲毫大意不得，要「戒懼恐懼」地工作。

    有一次周恩來與埃德加?斯諾談起抽象派的藝術品，周恩來問道：「抽象派有什麼含義呢？如果沒有意義，對人民有什麼價值呢？」這個細節表明，周恩來時刻考慮的是如何創造真實可見的成就，任何淩空蹈虛的東西都激不起他的興趣。從計劃經濟時代走過來的人們也許都有刻骨銘心的記憶，那就是當時以政治統攝經濟的習慣作法，導致經濟技術工作要麼是因為政治活動而受到排擠，要麼是在政治激情的支配下背離自身發展的規律，而很少能夠獲得應有的地位和正常的推進。這也成了周恩來甚為苦惱的事情。周恩來認為，現代化建設固然要以社會主義的意識形態為指導，但這並不意味著可以任意放大意識形態在發展進程中的作用。在政治（一般知識）和技術（專業知識）的關繫上，周恩來明顯地傾向於後者。

    經考證，早在1939年，周恩來就發表過這樣的見解：「現階段還是政治為主，學術為輔，學術為政治服務，學派也不能代替黨派。但到將來建設時期，就可以以學術為主了。學術領域很廣闊，到那時不發展科學技術，就無法提高人民的物質生活水準和精神生活水準。」這一遠見卓識在後來周恩來的行政實踐中得到了頑強的體現。建國初期，政治運動很多，許多大學教授無法集中精力鑽研業務，此種現象使周恩來憂心忡忡，他說：「我們應該看到，業務裡面也有政治。使業務有利於人民，這就是政治，研究如何使業務有利於人民，這也是政治學習。」他甚至把當時政府機關取消每天一個半小時的政治學習稱為「一大德政」。為適應中國第一個五年計劃的需要，周恩來這樣告誡從事組織工作的幹部：「培養建設人才，是擺在你們面前的第一項任務，你們要搞社會主義這是搞這個東西。別的是空論，這是實際。你們做到了這一點，就是掌握了一切。」這段話最為典型地反映了周恩來的政治風格，也是對他建設時期要「以學術為主」的觀點的有力印證。現在黨中央一再強調「聚精會神搞建設，一心一意謀發展」，下大力氣解決最為緊迫的民生問題，從中國現代政治史的角度來考察，的確來之不易，不失為對正反兩方面經驗的深刻總結。

    「求同存異」是周恩來提出的有長遠價值的思維方法，同時也是今天我們構建和諧社會的重要理論基石。

    早在革命時期，周恩來在處理黨內矛盾和統一戰線問題時，就表現出卓越的「求同存異」的才能。上世紀50年代則是他的這一思想大放異彩的時期。這時候新中國欣欣向榮，百廢待興，無論國內外都需要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人，致力於恢復經濟和工業化建設。在這種時代背景下，周恩來指出：「善於團結的人，就是善於在共同點上統一矛盾的人。鋼鐵和水泥是性質不同的物質，把它們結合起來，就變成鋼骨水泥那樣強有力的東西。科學家能把自然界不同的物質組合、統一起來，難道不能把有不同見解和脾氣的人統一起來嗎？我們在自己的隊伍中，就是要強調統一與團結。統一矛盾並不妨礙個性的發展。」周恩來相信，「在共同點上統一矛盾」具有廣泛的方法論意義，適用於不同領域、不同範圍、不同性質、不同內涵的團結工作、統戰工作乃至外交工作。1955年，周恩來在萬隆會議上將這一哲理凝聚成「求同存異」四個字。後來它作為體現周恩來卓越智慧的一句格言傳遍全世界。一位在上世紀30年代就訪問過周恩來的美國記者海倫?福斯特?斯諾說過：「周是一位天生的外交家，終其一生對內對外都起著這樣的作用。'周恩來主義'立基於聯絡，尋找共同立場和結合的紐帶。」

   「求同存異」是包含差別性的統一。它與西週末年史伯提出的「和實生物，同則不繼」在精神氣質上是相通的。所謂「和」，便是不同要素的協調與協和，即包含差別、對立的有序結構，而不是無差別的絕對統一。「求同存異」還受到中國古代「大同」思想的啟迪。周恩來說：「中國的先人提出的'大同社會'，比外國人使用的'Community'（公社）這個字似乎要恰當一些，因為中國人叫'大同'，就說明瞭有'小異'，人的關係也是這樣，每一個人的思想或有著不同，或大同而小異，這樣才能推動事物的發展。」周恩來深知，多樣性和豐富性是世界的本色，人民內部在大的方面一致的情況下，差異與其說允許存在，毋寧說應當歡迎。「求同存異」的思想有豐富的內容和多樣的表現形式，是對馬克思主義辯證法的發展。

    從「大同社會」的理想到構建「和諧社會」的實踐，都富於鮮明的民族特色。而周恩來「求同存異」的思維方式無疑成為構建「和諧社會」的重要理論基石。當然，正如「求同存異」不是要消除差異，構建「和諧社會」也不意味著迴避和掩蓋矛盾。差異和矛盾是客觀存在的，只有用適當的方式統一矛盾，才能保持有序的穩定和社會進步的活力。在如何「求同」、如何統一矛盾的問題上，周恩來同樣也給我們留下了可貴的精神遺產。他說過，所謂「辯證法」，就它的詞源學意義上講，意思就是進行「論戰」，真理越辯越明，人們在思想上要想達到共同點，離不開討論或辯論。表面上的一團和氣，看似一致，實則無助於問題的解決。1956年7月，周恩來在中共上海市第一次代表大會上的講話中，力主在人民代表會議上確立辯論的制度，並要從小組辯論擴大到大會辯論。「人民代表提出的意見，政府要出來回答。回答對了，人民滿意；不對，就可以起來爭論」 。他強調：「資本主義國家的制度我們不能學」，但是，「西方議會的某些形式和方法還是可以學的，這能夠使我們從不同方面來發現問題」。周恩來的觀點給我們的啟示是；構建「和諧社會」離不開建設民主政治，沒有民主就談不上和諧。人大代表必須有議政和辯論的本領，必須掌握溝通、談判和妥協的藝術，在相互尊重的基礎上求同存異。只有這樣，人們才能從生動的實踐中接受民主的訓練，增強對社會主義民主的信心，從而推動建設「和諧社會」的進程。

    周恩來之所以是偉人，是因為他不僅成就了巨大的功業和高尚的人格，而且思想穿越時空，歷久彌新。他與山河同在，也與我們同在。

(中華網)

一代走狗，助紂為虐。

一代走狗，助紂為虐。
隔岸觀火 發表於 2010-1-11 23:30

積點口德。你在家也是怎麼對你長輩的？

>一代走狗，助紂為虐。
>隔岸觀火 發表於 2010-1-11 23:30

你沒有教養，虧對祖宗。

3# 隔岸觀火
有些問題我們觀點相近，辱罵周總理這件事情上絕不能同意你，太過分了

積點口德。你在家也是怎麼對你長輩的？
和諧2008 發表於 2010-1-13 01:08

對不起，不知道周奴才是你的長輩，原來你是奴才的後裔。

3# 隔岸觀火
有些問題我們觀點相近，辱罵周總理這件事情上絕不能同意你，太過分了
cangxiao 發表於 2010-1-13 12:13

我哪裡罵他了，我只不過說了點實情。他是毛澤東的第一打手，毛澤東做事，怎麼能沒有他的份兒？他要保他的烏紗帽，就得全身心的追隨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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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to=findpost&pid=4350995&ptid=817354]8#[/url] 隔岸觀火
總理去世時十里長街送總理，45事件，乃至今天人們依然帶著崇高敬意緬懷總理，這些都說明公道自在人心。
關於周總理的評價不想與你辯論，因為想來你是心存一定偏見的，所以辯論也是無用。只不過看到這樣罕見地用極露骨的詞攻擊總理的，出於義憤，不得不說幾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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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理去世時十里長街送總理，45事件，乃至今天人們依然帶著崇高敬意緬懷總理，這些都說明公道自在人心。 ...
cangxiao 發表於 2010-1-14 22:01

那是人民不明真相。周恩來是毛澤東的忠實走狗，毛澤東死的時候，還舉國哀悼呢。因為毛澤東和周恩來都被神化了。誰敢對神不敬呀，現在他們都走下了神壇。走下神壇的他們不過是一對狼狽為奸的集權人物，給中國製造了28年災難的惡魔。

那是人民不明真相。周恩來是毛澤東的忠實走狗，毛澤東死的時候，還舉國哀悼呢。因為毛澤東和周恩來都被神化了。誰敢對神不敬呀，現在他們都走下了神壇。走下神壇的他們不過是一對狼狽為奸的集權人物，給中國製造了28 ...
隔岸觀火 發表於 2010-1-15 00:05

我到覺得當年的毛澤東還算是普通人，今天的毛澤東才真正被神化了。不信，閣下大可以在毛澤東誕辰或逝世的紀念日去中國走一走，特別是去湖南等地看看，看看那裡的民眾是如何對毛澤東頂禮膜拜，看看他享有的香火和祭品有多旺。

最後一貼，就此問題不辯論，我覺得對總理的功績和人品進行辯論都是一種侮辱。

我到覺得當年的毛澤東還算是普通人，今天的毛澤東才真正被神化了。不信，閣下大可以在毛澤東誕辰或逝世的紀念日去中國走一走，特別是去湖南等地看看，看看那裡的民眾是如何對毛澤東頂禮膜拜，看看他享有的香火和祭 ...
格林 發表於 2010-1-15 00:25

當年的毛澤東可以把國家主席都打倒，怎麼會是普通人呢。普通人在當時，會動不動被戴上地富反壞右的帽子加以鎮壓。

那是人民不明真相。周恩來是毛澤東的忠實走狗，毛澤東死的時候，還舉國哀悼呢。因為毛澤東和周恩來都被神化了。誰敢對神不敬呀，現在他們都走下了神壇。走下神壇的他們不過是一對狼狽為奸的集權人物，給中國製造了28 ...
隔岸觀火 發表於 2010-1-14 11:05

人民不明真相？就你知道真相？你又是何人？神？

"隔岸觀火"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也。周屬於真正相信共產主義的人。周支持毛完全出於對共黨黨性和革命事業的尊守。與毛的強大無關，周長期與老蔣打交道，蔣比老毛強大得多了，周若是奴才，本應投靠老蔣才對。

我到覺得當年的毛澤東還算是普通人，今天的毛澤東才真正被神化了。不信，閣下大可以在毛澤東誕辰或逝世的紀念日去中國走一走，特別是去湖南等地看看，看看那裡的民眾是如何對毛澤東頂禮膜拜，看看他享有的香火和祭 ...
格林 發表於 2010-1-15 00:25

都讓人喊萬歲了還算是普通人？那個時候中國也就一個普通人了。呵呵

不懂得尊重別人的人，不配做人。跟周公比，有些人連畜生都不如。

毛澤東是偉人！ 建樹之大近代中國無人可比。 叫成者為王也好， 他成了大業！而且極有遠見！ 周比毛差遠了， 比鄧也差一大節！周除了個人魅力外就沒其他建樹， 最大的成就也只是非常深刻地知道毛是不可反對或頂撞的！

汪東興的毛的心腹。但汪東興一直沒離開毛澤東左右，而周恩來卻一直在重慶，在白區工作。身上一大堆小辮子，這歷次清洗運動中居然沒被抓住，以毛澤東那麼個猜忌成性的人，還能始終用他，可見此人城府極深，絕不是某些人認為的，簡單的共產主義者。
事實上，毛澤東發起的每一項禍國殃民的決策，都是通過周恩來實施的，真如某些人認為的，周恩來在群眾中威望極高。他也正是利用了這份威望，把毛澤東禍國殃民的決策付諸實施的。
這那個年代，但凡有點良知的人，都沒法生存，周恩來為什麼能活的好好的，並一次又一次得躲過歷次清洗運動，因為他已經喪盡了天良，變得跟汪東興一樣，只不過，汪東興主內，他主外，都是毛澤東的忠狗。

隔岸觀火就是個大傻X，不值得與他辯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