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 維基百科

　　生平

　　[編輯] 1920以前 學生生涯時期

　　

　　青年時期的周恩來（1919年）

　　大江歌罷掉頭東，

　　邃密群科濟世窮。

　　面壁十年圖破壁，

　　難酬蹈海亦英雄。

　　——周恩來[4][5][6]

　　1898年3月5日，周恩來生於江蘇淮安[7]（現江蘇省淮安市楚州區）城內駙馬巷[2]。原籍浙江紹興，其家譜記載先祖是宋朝學者周敦頤，與魯迅（即周樹人）同宗。其所屬寶佑橋周氏（又稱「老八房」）尊周慶為始祖，從周慶到周恩來共歷18代。祖父周駿龍（又名攀龍，字雲門，后改名起魁）[8] 在清咸豐年間跟隨二哥周昂駿北上淮安，隨館學幕，並在此定居。生父周劭綱，生母萬氏，出生后不久即過繼給早逝的叔父周貽淦為嗣，由守寡的嗣母陳氏撫養長大[9][10]。

　　1910年春，周恩來隨伯父周貽庚來到東北[11][12]，先在鐵嶺銀崗書院學習[13]，半年後轉入奉天官立東關模範小學，立志要「為中華之崛起」而讀書[14][15]。1913年7月畢業，8月16日入天津南開學校學習[16][17]，因表現優異而為學校創辦人嚴范孫、張伯苓所器重，視之為「宰相之才」[18] 而特別免除其學雜費，這也是南開當時唯一的一個免費生[19][20]。南開學校《畢業同學錄》中對他的評語是「君性溫和誠實，最富於感情，摯於友誼，凡朋友及公益事，無不儘力」[21][22][23][24]。

　　1917年至1919年，周恩來赴日本明治法律學校（後來的明治大學）學習[6][7][22]。1919年4月，得悉南開學校即將創立大學部，周恩來決定回國學習。臨行前，他把《大江歌罷掉頭東》一詩書贈給南開同學張鴻誥[4]。9月8日，周恩來註冊進南開學校大學部文科學習，學號62號，其後大學部正式改名南開大學。回國后不久五四運動即爆發，周恩來積極投身其中，成為運動的領導核心，9月16日組織成立覺悟社[2][25]，主編《天津學生聯合會報》[26]，並用筆名伍豪在報刊上發表時評文章[3][27][28]。1920年1月29日，周恩來等四人領導天津各校學生數千人赴直隸省公署請願，被當局拘捕[29][30]。校方在直隸省教育廳的壓力下，開除了包括周恩來在內被捕學生的學籍[31][32]。為此嚴范孫特捐款7000銀洋，設置「范孫獎學金」，資助周恩來和李福景出國深造[18]。1920年11月7日，周恩來乘船赴法國勤工儉學[2][33]，分別在法國、英國[34][35]、德國柏林大學考察學習[7]，在巴黎結識也是勤工儉學之四川人鄧小平，成為終生好友及革命夥伴[36][37]。

　　[編輯] 1921-1929 早期革命時期

　　參見：中國共產黨、國共合作、黃埔軍校、南昌起義及中共中央特科

　　1921年3月，經張申府和劉清揚介紹加入共產主義小組[2][38]，隨後與張申府、劉清揚、趙世炎、陳公培（一說是吳明）共5人一起建立巴黎共產主義小組，這是中國共產黨成立以前在歐洲建立的第一個共產主義小組[39][40]。巴黎共產主義小組與國內的其他7個共產主義小組共同發起成立了中國共產黨 [41]。1923年6月周恩來在巴黎以個人身份加入中國國民黨，11月任國民黨旅歐支部執行部總務科主任（執行部部長王京岐）。[42]1924年1月，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廣州召開，孫中山推行「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政策，主張國民黨與共產黨合作[43]。由張申府的推薦，周恩來回國出任黃埔軍校政治部副主任（主任為戴季陶）[44]，兩個月後繼任政治部主任[45]，主持建立主要由共產黨骨幹組成的「葉挺獨立團」[2][46][47]。1925年2月、10月，與蔣介石等一起組織領導了第一、二次東征[2][48]，期間兼任國民革命軍第一軍政治部主任、副黨代表，被授予少將軍銜[2][49]。1925年8月8日，周恩來與鄧穎超結婚[2][50]。1926年「中山艦事件」后，周恩來辭去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之職，並在年底轉往上海，任中共中央軍委書記兼中共江浙區委軍委書記[51]。

　　

　　周恩來任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1924年

　　1927年3月，周恩來領導發動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裝起義[52]，迎接北伐軍入城[2][53]。同年「四一二政變」之後，國共合作破裂[54]。8月1日，周恩來與賀龍、葉挺、朱德等人一起發動南昌起義[55][56]，並任中共前敵委員會書記[52]，成為中國共產黨武裝力量的主要締造者之一[57]。同月，在中共八七會議上當選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2][58]。1928年，赴莫斯科參加中國共產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59]，當選中央政治局委員、常委、常委會秘書長[2]。返回上海后，組織成立中共中央特別任務委員會（簡稱特委）[52]，下設中共特別行動科[60]，並以學生時代的筆名「伍豪」為化名[3] 從事地下工作，工作包括情報收集、鋤奸、安排工作人員滲透國民黨黨政部門等。特科三科（俗稱「紅隊」、「打狗隊」）負責暗殺活動[61]，也被稱為「伍豪之劍」。如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特科負責人兼三科科長顧順章變節后供出了惲代英等中共高層領導人，其妻、岳父母、哥嫂等在中共秘密組織中負責做飯、看門和採買，顧順章之妻拒絕表示和顧劃清界限，其他顧家人還試圖逃走跑，最後特科決定殺了顧家9人 [62]，只留下幼年的侄子顧益群與女兒顧利群則分別被送往松江與吳淞寄養,時稱「愛棠村事件」[63]。1929年，彭湃、楊殷、顏昌頤等中共領導人被白鑫供出並遭國民黨殺害，周恩來、陳賡等人設法暗殺白鑫[64][65]。

　　[編輯] 1930-1937 第一次國共戰爭

　　參見：國共內戰、長征、遵義會議、西安事變及國共合作

　　

　　周恩來經過長征抵達陝北

　　1931年底，周恩來進入中央革命根據地后，任中共蘇區中央局書記、中國工農紅軍總政委兼第一方面軍政委、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

　　1932年10月，中共蘇區中央局在寧都開會，周恩來主持，史稱寧都會議，矛頭主要針對毛澤東[66]。任弼時等中央局領導以臨時中央的行動方針為依據，批判毛澤東「專去等待敵人進攻的右傾主要危險」，提出把毛召回後方免除軍事指揮權，前方由周恩來負責指揮作戰的建議。最後經周恩來折衝，通過留毛澤東在前方輔助周恩來指揮的決議。但毛執意離開前方，答應「前方何時電召便何時來」[67]。

　　1933年春，和朱德一起領導和指揮了第四次反「圍剿」鬥爭並取得大勝。，毛澤東在後方遭遇冷落兩年之久，後來掌權后反覆提及此事，有專家認為此事為毛澤東與周恩來日後關係的癥結[68]。周恩來在1972年遭鬥爭時曾反覆檢討寧都會議后「未曾向主席求教過一次，現在反省起來，對照主席在寧都會議的臨別之言，我真無地自容」[69][70]。

　　1933年1月，中共臨時中央由上海遷入蘇區，同年秋，李德受共產國際派遣也從上海到達瑞金，任軍事顧問。這時，正值國民黨軍隊發動第五次「圍剿」，中共中央總負責人博古（秦邦憲）遂完全依靠李德進行軍事指揮，由於軍事戰略錯誤，第五次反「圍剿」鬥爭陷入嚴重困境，中共中央與紅軍被迫實行戰略轉移。為統籌轉移事宜，中央成立了三人團作為黨和紅軍的最高領導機構。其中，博古負責政治，李德負責軍事，周恩來負責監督軍事計劃的執行，史稱「老三人團」[71]。

　　1934年，紅軍長征開始[7][72]，1935年1月中旬在貴州遵義召開了政治局擴大會議。目前中共官方歷史統一的說法是，「三人團」受到所謂王明「左傾」路線影響，遭到毛澤東、劉少奇等人的批評，而在湘江戰役中，紅軍折損過半，周恩來認識到王明「左傾」錯誤路線的嚴重影響，在遵義會議中支持毛澤東的領導，對毛澤東重掌軍權起到決定性的作用。遵義會議增選毛澤東為中央政治局常委，參加黨和紅軍的決策；取消長征前組成的「三人團」，改為由朱德、毛澤東負責軍事指揮，以周恩來為黨內委託的在軍事指揮上下最後決心的負責者[2]。會後，中央政治局常委根據遵義會議決定進行分工，在毛澤東提議下，張聞天代替博古在黨內負總責；毛澤東為周恩來軍事指揮上的幫助者[73][74]。隨後在3月中旬，又成立了以周恩來為首，毛澤東和王稼祥為成員的三人軍事指揮小組，亦稱「新三人團」[73][75]，全權指揮紅軍作戰。但不久周恩來即罹患重病，毛澤東遂逐漸取代周恩來負責指揮。1935年6月，紅一、四方面軍在四川懋功會師。為團結紅四方面軍，周恩來主動辭去紅軍總政委職務[2]，由張國燾接任。9月，在南下與北上問題上紅軍正式分裂，中共中央突然率領紅一方面軍的三軍團和軍委直屬隊，脫離右路軍中的四方面軍部隊，秘密連夜北上[76]。10月19日，紅一方面軍到達陝西省吳起鎮，與陝北紅軍會師[77]。

　　1936年12月12日，張學良、楊虎城發動西安事變，兵諫國民黨領袖蔣介石，要求停止內戰、一致抗日。周恩來代表共產黨前往西安同國民黨談判，促成國共兩黨第二次合作[2][52]，組成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共同抵抗日本侵略。抗日戰爭期間，周恩來先後擔任中共長江中央局書記、副書記（書記王明），南方局書記，作為中共中央代表常駐國民政府所在地武漢、重慶進行黨的工作和統一戰線工作。1937年9月起，任中華民國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中將副部長。

　　[編輯] 1937-1949 抗日戰爭及國共第二次內戰時期

　　

　　國共談判「三人委員會」：張群、馬歇爾、周恩來

　　參見：皖南事變、重慶談判、雙十協定及國共內戰

　　抗戰期間，周恩來任國軍政治部副主任兼第八路軍駐渝辦事處主任長期在武漢，重慶等地擔當國共之間的黨務交涉工作。周恩來同時主持了重慶《新華日報》的發行工作，宣傳中共主張。

　　1938年，周恩來同王明在武漢主持中共長江局工作，堅持「一切經過統一戰線」[78]，後來在整風運動中作為與教條主義相唱和的經驗主義代表遭到批判。[79][80]

　　

1939年7月，周恩來與江青等人一起前往「華北聯大」作題為《中國抗戰形勢》的報告，途中江青所騎騾子在過小溝時驚嚇了周恩來的坐騎，周摔下后正好撞在石岩上使右臂粉碎性骨折[2][81]，事後蔣介石派自己的道格拉斯專機送周恩來赴蘇聯治療[2]（接到烏魯木齊後由蘇聯方面接到莫斯科）[82][83]。在蘇聯期間，周恩來除了向蘇聯與共產國際方面彙報工作外，也帶回了共產國際對中共的一些資助[84][85]。

　　1941年皖南事變發生后，周恩來為《新華日報》題詩：「千古奇冤，江南一葉，同室操戈，相煎何急！？」[2][86] 1941年中條山戰役國軍失敗后，重慶《大公報》指責中共軍隊在山西招兵買馬，游而不擊，周恩來撰文譴責，后大公報將此文章一併發表。[78]

　　1943年整風運動期間周恩來返回延安，毛澤東、劉少奇等指責周恩來犯了右傾路線錯誤，並且犯有與胡宗南交涉不當等過失，周恩來被迫認錯並多次公開檢查。[79][80] 此段時間，因周恩來曾與王明共事，而被毛澤東、劉少奇等定為「經驗宗派代表」和「教條統治的幫凶」遭受嚴厲批判鬥爭，周被迫承認「我連續犯了罪過」,「中心關鍵在於反毛澤東」,「寧都篡軍為最高峰」,「一直考慮到我是否也如王明，敵我不分，這才使我猛醒」[87][88][89]。為此季米特洛夫在1943年12月專程向延安發信，表示：「我認為，開展反對周恩來和王明的運動，指責他們推行共產國際建議的民族戰線政策，似乎他們正在把黨推向分裂，這在政治上是不正確的。不應當使周恩來和王明這樣的人孤立於黨，而應當維護他們並盡一切辦法為黨的事業而使用他們。」[90]，1944年1月毛澤東連續複電季米特洛夫表示：「你說我反對了周恩來嗎？沒有這事，「我們同周恩來的關係非常好。我們根本不想把他排除在黨外。周恩來有很大的成就和進步。」「我衷心地謝謝您給我的指示。我一定深入研究這些指示，注意它們，並根據指示採取措施。」[91]

　　1945年4月-6月，中國共產黨第七次代表大會召開，周恩來當選中央委員、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2]。1945年8月，成立以毛澤東為主席的中共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周恩來任副主席[52]。

　　1945年抗日戰爭結束后，周恩來陪同毛澤東前往重慶與國民黨進行重慶談判。《雙十協定》簽訂后，率中共代表團留在重慶和南京。1946年，作為共產黨代表同國民黨代表張群（后改為張治中）、美國方面馬歇爾將軍組成「三人委員會」[92]，下轄「北平軍事調處執行部」，目的是禁止國共雙方軍隊的戰鬥接觸，妥善處理雙方軍隊的相處與整編問題，以及談判停止國、共兩黨軍事衝突的協議[93]。

　　1946年11月，國共和談失敗，周恩來從南京返回延安[2][94]。1947年，國民黨軍隊重點進攻陝甘寧邊區，周恩來在陝北轉戰[95]。1948年11月兼任中央軍委代總參謀長[52]，和毛澤東一同領導指揮了遼瀋、平津、淮海三大戰役[96]。1949年4月，作為中共首席代表與國民黨代表傅作義在北平舉行和平談判[52]，並最終達成協議，使古都北平免受戰火破壞。

　　[編輯] 1949-1966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初期

　　

　　周恩來手跡：1959年白帝城錄李白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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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公告

　　1954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政府工作報告

　　195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政府工作報告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周恩來一直任國務院（1954年10月25日前稱政務院）總理[2][7][97]，是中共第八、九、十屆中央委員、中央政治局委員、常委，第八、十屆中央副主席；政協全國委員會第一屆副主席，第二、三屆主席[52]，並在1949-1959年任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1949-1952年主持軍委日常工作，1971-1975年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在擔負處理中國共產黨和國家日常事務的同時，和毛澤東一起制定了黨的社會主義建設的路線、方針、政策；並親自主持制訂和組織實施了前幾個發展國民經濟的五年計劃[98][99][100][101]。

　　1949年-1952年組織領導了國民經濟的恢復工作，到1952年底，全國工農業總產值均達到歷史的最高水平[98]。1953年-1957年「一五」計劃期間，周恩來領導了以156個建設項目為中心的工業建設，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工業化奠定了初步基礎[98]。1954年9月他在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作《政府工作報告》，提出要「建設起強大的現代化的工業、現代化的農業、現代化的交通運輸業和現代化的國防」的四個現代化的目標。1956年1月，作《關於知識分子問題的報告》[102][103]，會後主持制訂了《1956年至1967年科學發展規劃》（十二年科技規劃）[104]，推動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科技事業的迅速發展。

　　1955年，在經濟好轉的形勢下，以毛澤東為首的部分領導人開始傾向於冒進，在經濟建設領域提出了一系列超越現狀的過高指標[99]。1956年1月，毛澤東主持起草了《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國農業發展綱要（草案）》，簡稱《農業四十條》[105]。其規定，糧食和棉花的產量在1967年分別由1955年的預算計數3652億斤、3007萬擔增加到1萬億斤、1億擔，每年分別以8.8%、10.5%的速度遞增[106]。為保證國民經濟平穩快速增長，周恩來從實際出發，提出了反「冒進」的主張[105]，卻因此遭到毛澤東的批判[107]。1958年1月2日至4日，毛澤東在杭州召開華東地區四省一市中共黨委書記會議，毛澤東嚴厲批評反「冒進」，並表示「右派的進攻，把一些同志拋到和右派差不多的邊緣，只剩了五十米，慌起來了。」[106] 周恩來被迫作檢討[105]。1月11日，毛澤東又主持召開南寧會議，併當眾對周恩來說：「你不是『反冒進』嗎？我是反『反冒進』的！」[107]。5月15日召開中共八大二次會議，周恩來被迫再次進行檢討[105][107]，大會將這個8千多字的檢討稿作為會議材料印發代表[108]。會後周恩來向中共中央提出「繼續擔任國務院總理是否適當」的問題，1958年6月9日，中共中央專門召開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出席會議的有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陳雲、林彪、鄧小平、彭真、彭德懷、賀龍、羅榮桓、陳毅、李先念、陳伯達、葉劍英、黃克誠。會上討論了周恩來等人的工作安排，與會者一致認為：周恩來「應該繼續擔任現任的工作，沒有必要加以改變」[109]。 但在此前後周恩來被免去了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組長、外交部長等兼職，在一段時間裡失去了經濟工作的發言權[108][110]。

　　1960年-1964年為糾正「大躍進」中的錯誤和扭轉經濟困難局面，周恩來和劉少奇、鄧小平領導了國民經濟的調整工作，使國民經濟逐步得到恢復和發展[99][100]。1960年8至9月間，他主持制定對國民經濟「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八字方針[111]，這個方針在1961年1月中共八屆九中全會上通過[99]。他強調建成社會主義強國，關鍵在於實現科學技術現代化，主張經濟建設必須實事求是，從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實際出發，積極穩妥，綜合平衡。1962年1-2月，北京中央工作擴大會議召開（即「七千人大會」），周恩來在大會上提倡「說真話，鼓真勁，做實事，收實效……這四句話歸納起來就是：實事求是」[106][111]。1963年1月，在上海市科學技術工作會議上指出實現四個現代化：「關鍵在於實現科學技術現代化」[112]。在經濟困難的情況下，周恩來仍派遣人員在海外持續購入黃金，以控制物價[113]。

　　他在任期間，還支持水利建設和國防科技事業發展，主持興建了葛洲壩水利樞紐工程[114][115][116]，並且是中央專委主任，兩彈一星（核彈、導彈、人造衛星）工程的總策劃與總指揮。他對統一戰線工作、知識分子工作、文化工作和軍隊的現代化建設也都給予特殊的關注[110][117]。

　　維基文庫中相關的原始文獻：

　　中華人民共和國和印度建交公報

　　http://zh.wikisource.org/wiki/中華人民共和國和印度建交公報

　　

　　

　　

　　周恩來出席日內瓦會議，1954年

　　1949年-1958年間周恩來還兼任外交部長[7][118]，參與制定和執行了一系列重大的外交決策[119]。1949年10月3日，政務院總理周恩來複電蘇聯副外長葛羅米柯，中蘇正式建交。1950年1月，周恩來同毛澤東先後到莫斯科同蘇聯領導人斯大林等進行談判，簽訂了《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並就旅順口、長春鐵路、經濟援助等問題達成協議[2][120]。朝鮮戰爭時期，周恩來領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代表團的停戰談判工作。1953年12月代表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提出了作為國與國關係準則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1954年4月率中華人民共和國代表團參加日內瓦會議，經過談判達成印度支那停戰協議，使越南、寮國、柬埔寨三國的獨立獲得國際承認[2]。1955年率中華人民共和國代表團抵印度尼西亞萬隆參加第一屆亞非會議（萬隆會議）[7]，在會上主張「和平共處」，反對「殖民主義」，提倡「求同存異、協商一致」[121]，促進了會議的成功[122]。會後訪問了印度尼西亞，雙方簽訂了《中國和印度尼西亞關於雙重國籍問題的條約》，解決了印尼華人的國籍問題[123]。1955年，周恩來與埃及總統納賽爾會晤，1956年5月30日，中華人民共和國與埃及建交[124]。1964年，周恩來會同法國總統戴高樂的特使、法國前總理埃德加·富爾，在上海達成協議。當年1月27日，中法兩國政府發表建交公報，中法建交[125]。

　

　[編輯] 1966-1976 文化大革命時期

　　參見：文化大革命、中美建交、中美三個聯合公報及鄧小平

　　

　　1972年周恩來在機場歡迎尼克松訪華

　　在文化大革命期間，周恩來顧全大局、相忍為國，儘力利用各種渠道從不同的方面減少動亂帶來的影響[7]，被江青等人稱為「滅火隊長」[109][126][127]。1971年9月，林彪在九一三事件中身亡后，周恩來基本實現了政局的平穩過渡[127][128]。文革末期，周恩來重新提出四個現代化的目標，對於復出后的鄧小平給予大力的支持[129][130]，並使國民經濟持續保持增長趨勢[101]。

　　

　　基辛格、周恩來和毛澤東

　　文化大革命時，不少古蹟文物在「破四舊」的名義下遭受浩劫[131]，周恩來不斷設法予以保護，從而挽救了大批珍貴文物，為中華文化存續做出重大貢獻，其中著名的實例有派軍隊進駐保護杭州靈隱寺[132]、北京故宮[133]、莫高窟[134] 以及拉薩的布達拉宮等。

　　維基文庫中相關的原始文獻：

　　上海公報

　　http://zh.wikisource.org/wiki/上海公報

　　

　　維基文庫中相關的原始文獻：

　　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與日本國政府聯合聲明

　　http://zh.wikisource.org/wiki/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與日本國政府聯合聲明

　　1967年，中華人民共和國與坦尚尼亞、尚比亞達成一致，由中國方面派遣人員技術及材料，援建坦贊鐵路[124]。1971年7月9日、10月亨利·基辛格秘訪北京，並與周恩來進行長期會談並達成協議[135]，中美關係改善[136][137]。1971年10月25日，第26屆聯大通過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和否決國民黨代表的中華民國提案[137]。1972年2月，周恩來同來訪的美國總統尼克松會談[7][138]，雙方在上海發表《聯合公報》[139]，從而拉開了中美關係正常化的序幕[137]；1972年9月，與日本內閣總理大臣田中角榮會談，簽署兩國政府聯合聲明，實現了中日邦交正常化。

　　1972年5月，周恩來被查明罹患膀胱癌，其仍然帶病工作[129]，1973年2月，出現大量尿血的情況，這時血塊堵住尿道口，使每次小便都是一場痛苦的掙扎。1974年5月，癌細胞擴散，6月開始，周恩來被迫住院，6月1日，第一次膀胱癌手術；8月10日又接受了第二次手術；10月，在周恩來的提議下，鄧小平擔任第一副總理，主持國務院日常工作[130][140]；12月，周恩來抱重病前往長沙，親自與毛澤東討論第四屆人大的人事安排，成功挫敗了四人幫的「組閣計劃」[129]。1975年，鄧小平出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國務院第一副總理、中央軍委副主席兼解放軍總參謀長，在周恩來的支持下著手對當時的局勢進行大範圍整頓[129]。

　　1976年1月8日9時57分，周恩來因病於北京逝世，享年78歲[129]。從1974年6月1日第一次手術到1976年1月8日去世為止，一共做了13次手術[129]。他的死訊成為「四五」運動的導火線[141]。

　　[編輯] 死後影響及活動

　　

　　1976年四五天安門事件

　　參見：四五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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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周恩來同志追悼大會上鄧小平副主席致悼詞

　　http://zh.wikisource.org/wiki/在周恩來同志追悼大會上鄧小平副主席致悼詞

　　1976年1月8日，周恩來去世。在1月15日的追悼會上，鄧小平主持會議並致悼詞。周恩來去世后，遵其遺囑，遺體火化，不保留骨灰[127]，骨灰撒到北京密雲水庫、天津海河入海口及黃海黃河入海口。靈車經過天安門廣場的時候，自發組織起來悼念周恩來的上百萬群眾聚集在道路兩邊，即著名的「十里長街送總理」[142]。中國大陸各地舉行了廣泛的自發紀念活動。僅僅幾天時間，北京人民英雄紀念碑下就放滿了群眾敬獻給周恩來的花圈[143]。

　　1976年4月5日，為中國農曆清明節。北京民眾為紀念周恩來，自發在天安門廣場集會悼念周恩來，聲討「四人幫」，稱為「四·五天安門事件」[142]。但毛澤東通過毛遠新的傳話將此事件定性為「反革命事件」。毛澤東去世及四人幫被粉碎后，此事件被視為反抗四人幫倒行逆施的革命行動，與當時中國大陸其他地方發生的悼念周恩來的集會並稱「四五運動」，該活動為打倒四人幫和結束文化大革命奠定了群眾基礎[141]。同年10月6日，華國鋒、葉劍英、李先念、汪東興等發動懷仁堂事變，兵不血刃，結束了十年的文化大革命[130]。

　　周恩來的紀念活動一直在民間及政界進行著[144]。2008年是周恩來誕辰110周年，中國大陸及其他國家地區開展各類紀念活動[145][146][147][148]。

　　[編輯] 婚姻及家庭

　　參見：鄧穎超

　　1925年8月8日，周恩來與鄧穎超結婚[2]，並相濡以沫整整半個世紀。1927年4月，因難產胎兒夭折，鄧穎超未及休息即為逃避國民黨追捕而從廣州一路奔波至上海，產後子宮沒有收縮，對身體損傷很大，導致以後無法再懷孕，因此兩人一直沒有子嗣[5]。此後他們代為撫養了許多烈士子女，並視同己出，其中包括在文革中慘死的孫維世、以及後來擔任國務院總理的李鵬等。

　　周恩來和鄧穎超的婚姻被視為經典[149]，彼此總是相濡以沫，患難與共，悲喜同擔[150][151][152]。雙方因為事務繁忙經常無法相聚，故經常以書寫情書表達彼此感情[153][154]。

　　顯示▼隱藏▲周恩來與鄧穎超的情書摘錄

　　鳳（鄧穎超）：

　　昨日你們走後，清閑一陣，溫度漸減，惟鼻中出血，至夜始止。

　　…… 結婚十八載，至友兼愛妻；若雲夫婦范，愧我未能齊！

　　鸞（周恩來）

　　1942年6月7日晚於歌樂山[155]

　　來：

　　你走了三天了。我可想你得很這回分別不比往回，並非惜別深深，而是思戀殷殷這回我們是在愈益熱愛中分別的，何況在我還有歉意繚繞心頭呢我真想你得很。

　　你走了，似乎把我的心情和精神亦帶走了我人在延安，心則嚮往著重慶，有時感覺在分享你與兩岩內外故人相聚之歡呢。

　　你走了，好像把舞場的鬧熱氣氛亦帶走了昨晚的舞廳卻是冷淡而減色呢。鐘聲未響十點，男女舞星都散場回窯了。「怎麼散得這樣早」我問。「快垮台了」三元答。「今天人不多嗎」超復問。「頂多不過二十對。」「女的少極啦。」我心裡想，走了一個跳舞男星，就這樣減色了么——一笑。

　　但當舞廳音樂奏起來的時候，還是那些照舊的調子———《西宮怨》、《梅花三弄》……當音樂聲聲送入我的耳里的時候，亦還照舊覺得那些跳舞的快樂的人們中有個你在。然而當情感透過了理智，環顧眼前的現實，才意味到你已離開了延安，於是我便惘然了你如何慰遠人之念。……

　　深深地吻你輕輕吻你

　　你的超

　　一九四四·十一·十二延安[156]

　　來：

　　不像情書的情書，給我帶來了喜慰。回報雖遲，知罪免打。此間湖山之地有五多：山多、廟多、泉多、花多、茶多。大小可游之處甚多也。更巧的是雪芬攜劇團來杭公演，我得兩度做其觀眾，但彼卻未能知曉。我們在此每日遨遊于山水之間，或泛舟於西子湖中。此外，在寓中常作乒乓之戲。因此系全身運動，且可防腹部肥胖，有益頗多，望你亦能試行之。老人歸期尚有待，我在期滿后可能先歸，究如何，尚在考慮中。先寄語桃、李、海棠，善備盛裝迎接主人呀。匆復。祝你健康！

　　超。

　　三月二十三日（一九五一年）

　　超：

　　昨天得到你二十三日來信，說我寫的是不像情書的情書。確實，兩星期前，陸璀答應我帶信到江南，我當時曾戲言：俏紅娘捎帶老情書。結果紅娘走了，情書依然未寫，想見動筆之難。寄來西湖印本，均屬舊制，無可觀者。望託人拍幾個美而有意義的鏡頭攜歸，但千萬勿拍著西裝的西子。西湖五多，我獨選其茶多，如能將植茶、採茶、制茶的全套生產過程探得，你才稱得起「茶王」之名，否則，不過是「茶壺」而已。乒乓之戲，確好，待你歸來布置。現時已綠滿江南，此間方始發青，你如在四月中北歸，桃李海棠均將盛開。我意四月中旬是時候了。忙人想病人，總不及病人念忙人的次數多，但想念誰深切，則留待后證了。

　　來。

　　三月三十一日（一九五一年）[149][157][158]

　　[編輯] 軼聞

　　[編輯] 政治方面

　　

　　周恩來、鄧穎超及美國記者斯諾，攝於1938年

　　周恩來在留德學習期間，曾因政見不同，在飯桌上與曹谷冰等人辯論併發生了亂架，曹谷冰甚至還傷及了同在周身旁的陳寅恪，幸而周和陳躲入飯店老闆娘房間[159]。

　　1945年國共雙方重慶談判時，周恩來替毛澤東擋酒，事後無意中說出是擔心有人在酒中下毒[160]。

　　1955年萬隆會議召開前，國民黨情報部門在香港短暫停留的「克什米爾公主號」（周恩來率領中國代表團的包租飛機）上安裝了美國中情局提供的炸藥，機上11名記者全部遇難[161]，周恩來因闌尾炎手術事先改變行程，倖免於難[162][163]。

　　有次周恩來應邀訪問蘇聯。在同赫魯曉夫會晤時，赫魯曉夫就出身問題刺激周恩來道：「出身於工人階級的是我，而你卻是出身於資產階級。」周恩來回答道：「是的，但至少我們兩個人有一個共同點，那就是我們都背叛了我們各自的階級。」[164][165]

　　1932年2月，國民黨用「伍豪」的名義發表周恩來宣布退黨的聲明；1968年，北京大學有學生向中央反映「伍豪事件」，毛澤東一開始沉默不語，后親自批示這是污衊[166]。

　　1954年－1955年，為了召回被美國滯留控制的錢學森等科學家，周恩來利用外交手段，中美雙方進行了十餘輪談判，並提前釋放11名美國飛行員，以換回錢學森等人[167]。

　　1964年1月，周恩來訪問幾內亞。到達當日，幾內亞為此全國放假一天，首都當地居民幾乎傾城夾道歡迎。總統杜爾親自駕車拜訪。[124]

　　1964年11月，周恩來、賀龍率領代表團訪問蘇聯。11月7日晚宴期間，蘇聯國防部長馬林諾夫斯基酒後對說道，「不要讓赫魯曉夫和毛妨礙我們。」「我們已經把赫魯曉夫趕下台了，現在該你們把毛澤東趕下台了。」周恩來向勃列日涅夫提出嚴正抗議，並率領代表團離開當日晚宴[129][168]。

　　1967年7月15日，北京外語學院文革紅衛兵組成「揪陳大軍」，在外交部門口組織街頭集會，攔截車輛，揚言要捉外交部長陳毅。周恩來與紅衛兵對峙，並說道「如果你們要抓陳毅、衝擊會場，就從我的身上踏過去！」[169]

　　周恩來侄女周秉德《我的伯父周恩來》書中記載，紀登奎披露，1971年，在林彪飛機遇難后，周恩來當即失聲痛哭[170]。

　　1972年，尼克松夫婦訪華午宴時，每人面前擺放一盒「熊貓」牌香煙，尼克松夫人帕特對此讚不絕口。周恩來說：「總統夫人，我們送你一些吧。」帕特疑惑道：「送我什麼？香煙嗎？」周恩來說：「不是，是送你們大熊貓。」此後，中國的一對雌雄大熊貓被送到美國國家動物園，成為了中美兩國友好標誌[171]。

　　周恩來的外交思路明銳。曾有西方記者問他：「中國現在還有沒有娼妓？」周恩來回答道：「有，在台灣。」[155] 還有一次美國記者在採訪周恩來時發現他的辦公桌上有一支美國產派克筆，說道：「你作為一個大國總理，為什麼還要用我們美國生產的鋼筆？」周恩來笑道：「這是一位朝鮮朋友的戰利品，是他作為禮物送給我的。」[155]

　　1973年11月，江青組織會議批鬥周恩來，並上綱上線為「第11次路線鬥爭」[172]。毛澤東對此批評道「這次會開得好，很好。」「就是有人講錯了兩句話。一個是講十一次路線鬥爭，不應該那麼講，實際上也不是。一個是講總理迫不及待。他（引者註：指周恩來）不是迫不及待，她自己（引者註：指江青）才是迫不及待。」[173]

　　1975年6月9日，賀龍逝世6周年，周恩來最後一次出席追悼會。周恩來抱病參加，並握著賀龍妻子薛明的手哭著說，「我沒有保住賀龍啊！都六年了，老總的骨灰沒能移到八寶山公墓，我很難過呀……」[129]

　　1975年9月7日，周恩來會見羅馬尼亞共產黨中央書記伊利耶·維爾德茨率領的代表團。在介紹自己病情時，周恩來坦然道，「馬克思的『請帖』我已經收到了」[129][174]。

　　1975年9月20日，周恩來在中央批林整風彙報會上作的《關於國民黨造謠污衊地登載所謂〈伍豪事件〉問題》簽字，這是他最後一次在文件上簽字[129]。

　　1975年10月7日，在病榻中時常昏迷的周恩來忽然醒來，要求身邊人轉告王冶秋，「『籌安會六君子』之一的楊度，晚年加入了中國共產黨。……要將這一史實寫入，以免日後湮沒無聞。」[175][176]

　　1975年11月，被周恩來舉薦后復出的鄧小平與毛澤東就「文化大革命」是非功過的問題頂牛，鄧小平隨即抵305醫院向周恩來彙報，周恩來瞪著眼睛、握住鄧小平手說道「你就不能忍一忍？」[127][175]

　　1975年12月20日，周恩來最後時刻召見羅青長，提到「不要忘了台灣同胞，更不要忘了那些為革命作過貢獻的台灣朋友，哪怕他一生中只做過一件有益於革命的事，比如還在台灣的兩位姓張的朋友」（指「張學良」與「張鎮」）[127][175][176]。

　　1976年1月7日，周恩來臨終遺言，「我這裡沒有什麼事了，你們還是去照顧別的生病的同志，那裡更需要你們……」[127][129][174]

　　[編輯] 生活方面

　　

　　周恩來與鄧穎超，1954年

　　

青年時的周恩來英俊瀟灑，在南開還曾反串表演[177][178][179]。后被許多媒體評價為與汪精衛丶梅蘭芳及張學良齊名的「民國四大美男子」之一[180]。

　　周恩來在留法期間，曾有過女友張若名，后因志向不同最終分手，嗣後雙方仍以朋友相處。張若名后在文化大革命期間自殺[181]。

　　周恩來和鄧穎超在結婚前，周恩來因公務繁忙派陳賡去車站接鄧，結果陳賡沒有接到，鄧穎超自己找到地址，陳賡遂遭眾人善意體罰[153]。

　　周恩來生性好酒量，但也有幾次醉倒的時候。第一次是與鄧穎超新婚之夜[182]；第二次是在莫斯科，與蘇聯交涉日內瓦世界和平會議事宜前，和蘇聯領導人酒宴后酒醉[182]，事後周恩來向黨中央和毛澤東作檢討，毛澤東原諒並調侃道應該「和對方比吃辣椒」[183]；第三次是招待宴請參加朝鮮戰爭歸來的將士，醉酒後寫檢討，並被毛澤東批評[183]。

　　文化大革命時期，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煩，周恩來夫婦制定了「三不」政策：「不接見，不通電話，不來往」。鄧穎超還叮囑身旁的工作人員：「江青來，總理都不讓我們出來，生怕她一下看誰不順眼，慘了。」[155]

　　周恩來雖然出生於江南，但直到63歲才開始學游泳[184]。

　　周恩來每晚夜歸總有清嗓習慣，據鄧穎超說這是他早年在上海搞地下工作時養成的習慣，以作為聯絡暗號[160]。

　　周恩來臨終交代鄧穎超，將其六伯父（周貽良）遺贈的、周恩來平常喜歡觀賞的一批國寶級文物在其去世后「全部交給國家，由故宮博物院全權處理」，后故宮博物院轉交給周恩來紀念館[175]。

　　周恩來逝世后整理遺產，周恩來夫婦總共積蓄為5100元。其存款主要開支是資助親戚朋友，剩餘則交黨費[160]。

　　[編輯] 影響與身後評價

　　[編輯] 簡評

　　周恩來是中國共產黨與中共武裝力量的創立者之一，也是中共歷史上最重要的領導者之一，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開國元勛，他對中國近現代歷史有極其重要的影響。周恩來被廣泛認為是一位務實主義者，具有卓越的行政管理才能和折衝調停的外交手腕。

　　[編輯] 官方評價

　　中國共產黨在第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對周恩來的政治活動做出官方評價[185]。

　　維基文庫中相關的原始文獻：

　　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

　　http://zh.wikisource.org/wiki/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

　　……周恩來同志對黨和人民無限忠誠，鞠躬盡瘁。他在「文化大革命」中處於非常困難的地位。他顧全大局，任勞任怨，為繼續進行黨和國家的正常工作，為盡量減少「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損失，為保護大批的黨內外幹部，作了堅持不懈的努力，費盡了心血。他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的破壞進行了各種形式的鬥爭。他的逝世引起了全黨和全國各族人民的無限悲痛 ……

　　從遵義會議前後到周恩來逝世，周恩來和毛澤東的合作關係維持了整整四十年，一直持續到周本人病逝為止。儘管兩人的性格氣質截然不同，卻成為中國近現代史上著名的政治搭檔之一[186]，在20世紀中國的歷史舞台上扮演著相輔相成的角色：毛主要扮演「掌舵」的政策制定者與精神領袖，周則是謹慎小心的執行者，內政外交的大管家[110]，正所謂「謀事在毛，成事在周」[187]。周恩來憑藉其獨特的政治智慧，成為中共第一代領導人中唯一一直屹立不倒的核心政治人物（從20年代初進入中共領導核心到1976年逝世，歷時超過半個世紀）[109]。在其生活晚期，兩人經常互相詢問身體狀況[174][188]。周恩來去世后，毛澤東在聽閱周恩來悼念草案時，失聲痛哭[110][143]。

　　鄧小平視周恩來為兄長，並稱「周總理是一生勤勤懇懇、任勞任怨工作的人。他一天的工作時間總超過12小時，有時在16小時以上，一生如此。我們認識很早，在法國勤工儉學時就住在一起。對我來說他始終是一個兄長，我們差不多同時期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他是同志們和人民很尊敬的人。」[36][189] 鄧小平對周恩來在文革中表現的評價，基本上代表了1978年後中共的官方立場，他說：「『文化大革命』中，我們這些人都下去了，幸好保住了他。在『文化大革命』中，他所處的地位十分困難，也說了好多違心的話，做了好多違心的事。但人民原諒他。因為他不做這些事，不說這些話，他自己也保不住，也不能在其中起中和作用，起減少損失的作用。他保護了相當一批人。」[190]「周恩來同志以身作則，嚴於律己，艱苦奮鬥幾十年如一日，成為我黨我軍優良傳統和作風的化身。」[185]

　　李先念說：「周恩來同志這種為共產主義理想無私無畏的獻身精神，在廣大幹部和群眾中，以至在國際人士中，樹立了忠誠、親切、勤奮、堅毅、無私、無畏的崇高形象……中國共產黨確實因為有周恩來同志而增添了光榮，中國人民確實因為有周恩來同志而增添了自豪感。」[185]

　　陳雲在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上指出：「沒有周恩來同志，『文化大革命』的後果不堪設想。他保了很多同志下來，我們這些人都是他保的嘛！」[191]

　　楊尚昆則認為：「他以『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的獻身精神，選擇了一條比拍案而起更為複雜艱難的迂迴鬥爭的道路。」[191]

　　[編輯] 國外領導人評價

　　

　　1972年周恩來和尼克森

　　聯合國秘書長道格·哈馬紹曾經在訪問北京后對記者說道：「我會見了周恩來，如果讓我同周恩來相比較，那簡直就像一個野蠻人與一位精英相比較。」[192][193]

　　美國前總統尼克松在回憶錄《領導人》中，評價周恩來是「我們時代最有造詣的外交家之一」、「我所認識的最有天賦的人物之一」，「一座冰層覆蓋著的火山」。他還說：「中國如果沒有毛澤東，就可能不會燃起革命之火；如果沒有周恩來，就會燒成灰燼。」

　　印度尼西亞前總統蘇加諾曾感慨：「毛主席真幸運，有周恩來這樣一位總理，我要是有周恩來這樣一位總理就好了。」[192]

　　前蘇聯外交部長莫洛托夫對西方記者說：「你們認為我是難以對付的話，那你們就等著與周恩來打交道吧。」[192]

　　[編輯] 民間及學者評價

　　許多與周恩來接觸過與共事過的人，對他的評價均很高。

　　著名科學家、中國兩彈元勛錢學森說：「許多黨外人士說，我們是認識周恩來才認識中國共產黨的，相信周恩來才相信中國共產黨的。」 [117][194]

　　中國著名作家冰心晚年說：「周恩來總理是我國二十世紀的十億人民心目中的第一位完人。」[195]

　　周恩來入黨介紹人、清華大學教授張申府在周恩來死後當日擬輓聯為：上聯「為人類為革命奮鬥一生」；下聯「無名心無私情當今完人」。[196]

　　著名文學家郭沫若對周恩來十分敬佩和愛戴，兩者早年即以「兄弟」相稱[197]。周恩來死後，郭沫若以「人生得一知己足矣」形容他對周恩來的敬仰，並寫數首哀思悼念的詩作懷念[198]。

　　著名外交家，前聯合國副秘書長冀朝鑄認為：如果世界上有完美無缺的人，那就是周恩來。[199]

　　哈佛大學教授費正清認為，「周恩來作為領袖人物的非凡才能，初次見面時就打動了我。這是一位英俊瀟灑、有著一雙黑色的大眼睛的偉人。」「他是一位具有古典風格的總理大臣，相比之下，毛澤東更像一位真龍天子，他可以在風雲變幻的雲霧中恣意縱橫，時隱時現，而周恩來則不同，他彷彿一直在權衡時勢，修補殘局。」[200]

　　美國歷史學家唐德剛認為周恩來是「近代中國的兩個半外交家」之一（另外「一個」是李鴻章、「半個」是顧維鈞）[201]，並認為周恩來在文化大革命時期的表現是一種「忍辱負重」、以柔克剛。[202]

　　[編輯] 負面評價

　　抗日戰爭期間，周恩來為國軍政治部副部長，中華民國政府許多官員與周恩來保持良好的私人關係[203]，但國共內戰開始后，中華民國政府認定周恩來為首要叛亂分子之一予以通緝。民國政府遷台之後，以周匪恩來稱呼其名，並繼續將其列為「匪首」之一。不少持類似觀點的人，例如中國泛藍聯盟和辛灝年等也認為周恩來參與了顛覆中華民國的叛亂活動，為顛覆民主制度的叛亂人士[204]。

　　政治評論人，中國持不同政見者劉曉波認為：自從遵義會議以來，無論毛周的衝突因何而起，也無論毛如何對周施以淫威，周都唯唯諾諾。每一次衝突的平息，皆是以周的認錯為前提，而且周的每次自我作賤，皆要先追溯自己的歷史錯誤，然後上綱到路線鬥爭的高度，最後是感謝毛的有益教誨和再次挽救。……在毛、林衝突中，周再次充當了毛的幫兇，正如倒高饒（高崗、饒漱石）、倒彭德懷、倒劉（少奇）、鄧（小平）、陶（鑄）一樣。……林彪有一次當著汪東興面批評周「像個老當差的，不管誰當了領導，周都會唯唯諾諾，畢恭畢敬，唯命是從」。[205]

　　中國持不同政見者胡平認為，周恩來對毛澤東百依百順，明知毛是錯的也一味順從，即「違道順上」，所以周不算是忠臣。[206]

　　原中央黨校學術委員會委員兼理論研究室副主任阮銘在《旋轉舞臺上的周恩來》中寫道：「在查證『四人幫』的罪行中，發現那些文革中慘遭迫害的冤案，在逮捕令上幾乎都是周恩來的簽名，包括逮捕他自己的乾女兒孫維世。」[207] 對此，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宋平表示：「我們後人研究歷史，如果查檔案的時候，很可能發現有些錯誤的檔案文件是周恩來簽字的，但是這些東西的決定過程往往是很複雜的，不是周恩來個人能夠決定的，甚至是違背他的本意的。在那種特殊的情況下，有些是『四人幫』決定的，有些是毛主席決定的，周恩來不得不履行手續。對這類事情，我覺得我們研究歷史的人應該弄清楚當時的形勢，各人有各人的是非功過。」[208]

wiki對周恩來的評價

Assessment
Zhou Enlai is regarded as a skilled negotiator, a master of policy implementation, a devoted revolutionary, and a pragmatic statesman with an unusual attentiveness to detail and nuance. He was also known for his tireless and dedicated work ethic, and his unusual charm and poise in public. He is reputedly the last Mandarin bureaucrat in the Confucian tradition. Zhou's political behaviour should be viewed in light of his political philosophy as well as his personality. To a large extent, Zhou epitomized the paradox inherent in a communist politician with traditional Chinese upbringing: at once conservative and radical, pragmatic and ideological, possessed by a belief in order and harmony as well as a faith, which he developed very gradually over time, in the progressive power of rebellion and revolution. Henry Kissinger has called Zhou "one of the two or three most impressive men" he had ever met.[14]

Though a firm believer in the Communist ideal on which the People's Republic was founded, Zhou is widely believed to have moderated the excesses of Mao's radical policies within the limits of his power. It has been assumed that he protected imperial and religious sites of cultural significance (such as the Potala Palace in Lhasa, Tibet) from the Tibetan Red Guards, and shielded many top-level leaders, including, Deng Xiaoping, as well as many academics and artists from purg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