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家眼中的2009中國文壇

雷達：仍少有直指人心的力作

　　年終盤點是一種習慣，也有必要，但文學不是按年頭突變的。有時需要更長的時間才能看出端倪。但今年仍有幾點給我印象深刻。

　　一是，我早指
出過數字化時代的閱讀分化問題，各類閱讀井水不犯河水，這情況已有幾年了，到近年尤盛。網路文學，青春文學，類型小說，吸引了大量青年讀者，類型化創作不但在網上也在圖書市場上強勢，比如懸疑，推理，玄幻，盜墓，穿越，後宮等等，傳統文學讀者的一些人也被拉過去了，整體上有減無增。這可能是網路和消費時代的普遍現實。這裡也有好作品。但我認為，總體上看，這在科技手段上是進步了，在媒體傳輸甚至文明程度上提高了，但是在文化精神上並沒有多大進步。主要是，快感閱讀取代了審美閱讀，消費性遊戲性閱讀所佔份額過大，於是，傳統意義上的長篇小說怎樣增大魅力，擴大對讀者的影響，是個重要問題。一個民族的文學必須有它的「塔尖」，在純文學領域，如何創新以適應媒體化時代的讀者，能以其原創性，深刻性，切中當代社會的精神，直指人心，就是突出問題。

　　目前傳統文學中數量與質量不平衡的問題仍非常突出，所以文學界需要保護或維護有真正人文精神的作品，需要大量扶植和引導具有鮮明深厚的正面精神價值的作品。這樣才能在熱鬧的圖書市場中，樹起精神的標高和塔尖，否則會被一些表面的繁榮所遮蔽。

　　二是，官場小說的流行或稱為泛濫，成為一個重要現象，基本佔據了大眾閱讀的重要空間。一方面，要看到，這是社會心理的反映，是反腐倡廉的社會需求刺激了官場小說的生長。但是官場小說的創作也存在很多問題，有些作品成為陞官秘笈或腐敗展覽會，有些熱銷書不是以思想藝術力量取勝，而是傾向於對官場的窺視，傾向於娛樂、消遣，缺乏精神力量和充沛的正氣。如果說《蒼黃》寫得較好些，那是把官場作為平台，寫了人性，寫了日常，寫了文化。現在官場小說實際上是最大的「類型化」，這種勢頭不利於文學表現廣闊多樣有機聯繫的當代生活。

　　三是，總體上看，2009年的文學，是平穩地波瀾不驚地沿著前幾年的軌道繼續前行，出現了一些好的作品。在長篇上，比如阿來的《格薩爾王》、劉震雲的《一句頂一萬句》，莫言的《蛙》、張者的《老風口》、高建群的《大平原》、蘇童的《河岸》、劉醒龍的《天行者》、周大新的《預警》、王小鷹的《長街行》、鍾求是的《零年代》、阿耐的《大江東去》、凌行正的《九號干休所》、王剛的《福布斯咒語》、里快的《狗祭》、樟葉的《晚春》、秦嶺的《皇糧鍾》、翟岱海的《辛家灣》、廖齊的《茶道無道》等等。紀實文學《解放戰爭》也寫得很不錯。去年海外華人的創作格外引人注意，取得很大的成績，是他們的構思更精，心更沉靜，漢語敘事能力更好？這是需要研究的。

　　回顧這一整年的創作，原創性不足的問題仍然比較突出，在很多作品中，精妙的細節、飽滿的人物，有啟迪力的思想，深邃的意境仍然匱乏。

張頤武：三足鼎立的結構仍然穩固清晰

　　《小團圓》的出版帶有突破性，使讀者對張愛玲創作生涯的理解有了新的深化。

　　傳統作家值得關切的，仍然是一線的主流作家，劉震雲的《一句頂一萬句》、莫言的《蛙》都是有趣的新作品，保持了他們的創作水準，聲譽很高。他們的創作已經相對職業化了，跟西方的職業作家狀態很像，兩三年推出一部作品，輕易不失手，但是有重大突破也難。

　　上世紀60年代出生的作家的創作也基本穩定，但尚未進入中國作家的「第一梯隊」。70年代作家也做了努力，但是在傳統文學和網路文學的夾縫中尷尬生存，沒有開拓出新的空間，呈現出萎縮的狀態。80後作家仍佔據著青春文學的市場。

　　青春文學、網路文學和傳統文學三足鼎立的結構仍然穩固清晰。《小時代》的第二部，受到了青少年讀者的熱捧，現在郭敬明和他的團隊在青春文學中還是很有優勢。

　　去年網路文學聲勢比前幾年更為壯大，包括榕樹下「復活」、重要的文學網站都歸到盛大文學的旗下，一系列的活動使公眾對網路文學有了更重要的認識，但是網路文學轉化為紙質出版后，發行量明顯不敵點擊率。另外，《潛伏》、《蝸居》等影視文學作品繼續保持了強勁的勢頭；應用性的圖書，比如《杜拉拉升職記》以及官場小說，都是穩中放大。總體上看，虛構文學發展不錯。

孟繁華：文學之花依然盛開

　　2009年，對文學現狀的整體判斷依然是毀譽參半莫衷一是。但「三分天下」說似乎引起了一陣波瀾：網路文學對傳統文學的衝擊被認為是一大轉折。但事實遠沒有描述的那般可怕。

　　2009年長篇小說有兩個「事件」性作品：一是張愛玲《小團圓》的出版，一是《廢都》的再版。《小團圓》將經久不息的「張愛玲熱」推向了2009年的高潮。張愛玲在坊間構建的神話持續多年，在即將消歇時《小團圓》猶如一針強心劑，重新起死回生。《廢都》無論以哪種形式重新出版，都是一個重要的事件，都會引起讀者和文學界極大的興趣和關注。1990年代是社會大轉型的年代，道德化標準還是文學批評的標準之一。《廢都》中性描寫的不合時宜是不難想象的。但是，經過十幾年之後，這部作品的全部豐富性才有可能被重新認識。

　　在有限的閱讀範圍內，我認為「新歷史主義」、「祛歷史化」和反映當下生活的作品表達多元現代性的衝突，仍然是2009年長篇小說創作的主體，它沒有「斷裂式」地另起爐灶，而是接續和發展了新世紀以來的文學方向。

　　長篇小說寫人的命運，大多與國家民族敘事有關。宗璞《西征記》對戰爭與人性的深刻把握，使之成為表達這一時期歷史的重要作品；高建群的《大平原》是一部敘述家族史的小說，也是一部向鄉土中國女性致敬的小說。《皇糧鍾》再次證實了秦嶺對歷史的記憶和書寫熱望；當代文學對重大歷史事件缺乏持久關注的耐心，李森祥、薛榮的《送瘟神》對於上世紀五六十年代浙江防治血吸蟲病這一重要歷史事件的書寫，顯示了兩位作家的眼光；李師江的《幸福之州》顯示了年輕作家的藝術想象能力，也體現了70後作家文學探索的努力和態度；阿來以《格薩爾王》參與到全球出版工程「重述神話」；方方的《水在時間之下》再現了20年代舊武漢的生活場景；老作家張惟的《血色黎明》以閩西蘇區作為主要背景，以閩籍出身的無產階級革命家作為主要人物，以革命歷史事實作為基本材料，生動地敘述了自1919年到抗戰勝利前夕，中國革命的歷史進程。

　　書寫歷史是長篇小說的一個傳統，今後仍然會產生大量的作品。2009年更值得注意的是一部「祛歷史化」作品的出現，這就是劉震雲的《一句頂一萬句》。劉震雲小說的核心部分，是對現代人內心秘密的揭示，這個內心秘密，就是關於孤獨、隱痛、不安、焦慮、無處訴說的秘密，就是人與人的「說話」意味著什麼的秘密。

　　近年來的小說創作，與當代生活的關係在逐漸恢復。從某種意義上說，當代生活是當下長篇小說創作最重要的資源。有思想能力的作家總會在當下生活中找到自己創作的靈感。阿來在2009年出版了他的《空山》系列第三部,表達了經濟大潮衝擊下藏區價值觀念的變化及作家的憂慮。劉醒龍的《天行者》關注的是教育的底層；周大新的《預警》具有強烈的警示的意味和意義；張學東的《超低空滑翔》是國內迄今為止第一部反映民航生活題材特殊的作品，它的專業性決定了沒有體驗是無從下筆的。

　　2009年，反映當代生活、並以文學的方式參與當下公共事務的作品，最有影響的應該是曹征路的《問蒼茫》。對「官場」的書寫，應該是新時期以來重要的文學現象之一。被坊間稱為「官場小說」「二王」的王躍文、王曉方分別出版了《蒼黃》和《公務員筆記》。關仁山的《官員生活》的發表，為這一文學現象添加了新的想象和理解。關仁山將這部小說命名為「官員生活」本身，似乎是有意為之的客觀描述，同時也有一種同情、理解的意味蘊涵其間。這是一個「多元現代性」時代。現代性之間的衝突已經成為這個時代的特徵之一。在《官員生活》中我們發現：小說的主要矛盾並不僅僅來自權力爭奪、權錢交易或情色演繹。

　　2009年，長篇小說創作的全部豐富性不可能在這簡短的敘述中得到呈現，但我可以斷言的是：文學之花依然盛開。

賀紹俊：突破處理中國經驗的局限性很重要

　　我專門提一部大家都不太關注的作品：加拿大華人作家李彥譯寫的《紅浮萍》。為什麼特別看重這部作品？好多年以前我就盼望看這部小說。因為當時我看到有新聞說，李彥的《紅浮萍》獲得加拿大最佳圖書提名獎，我很驚奇，這是他們主流文學的一個獎項。雖然80年代有很多中國人出國留學定居寫作，還湧現出一些在內地非常有影響的海外作家，但他們只能對中國文學有影響，很難進入當地主流。這條新聞引起我的興趣。

　　《紅浮萍》英文名是《紅土地的女人們》，寫以女人為主角的一個家族在中國現代史上的遭遇。李彥自己介紹說是譯寫，還有重寫的意思。這部小說，放在中文小說里不會很出眾，但李彥的長處是雙語寫作，她精通英語，把中國故事用英語表達，完全符合英語語言思維習慣。她在國外生活，受西方文化的影響，回頭看經歷過的這段歷史，通過西方文化思維的調整，可能比較超脫，不會像我們那樣急功近利，過於實事求是，在精神價值和文化價值上有所超越。同樣的中國故事，用英語表達出來，就容易被西方主流文學認可。看她中文本時，發現她在回頭處理她的經驗時，其態度從容多了，更多地會在語言的典雅性上下功夫。這恰好是我們講這段故事時最缺乏的。

　　李彥的寫作，經過雙語轉化，擺脫了我們的思維習慣。這種信息對我們有一些啟發，我們的作家未必掌握外語或到國外生活，但重要的是，怎麼突破我們處理中國經驗的局限性？李彥提供了一種可能性。

　　盛世之爭和衰世之爭是去年重要的文學現象。新中國成立60年大慶也帶來了對文學60年總結的話題，其中引出了很有意思的爭議，就是關於盛世文學與衰世文學的爭議。這個討論雖然只是在一些人中間展開，它的影響卻是長久的、深遠的。在這場爭議中，有一個重要問題被我們忽視，卻是以後需要解決的——我們怎樣看待文學的自由。長期以來，西方有一種質疑，經常要問中國的作家：你們現在能否自由地寫作？你很快就會發現，一些中國作家誤會這質疑落腳點是在外部條件，於是會辯解我們沒有那麼多約束，這是最大的誤解。從中外歷史來看，優秀偉大的作品，並不是在寬鬆的環境中寫出來的，關鍵在於作家有沒有內在的精神自由。中國文學缺乏內在的自由。

陳曉明：長篇小說大年

　　相比2008年而言，去年可稱為長篇小說大年，出現了幾部很有分量的作品。我關注到的有劉震雲的《一句頂一萬句》，能夠把有漢語言品質的文體表達充分，有很強的本土文學意識，在這部作品中，劉震雲在西方現代文學的背景上看到現代漢語的意味，越寫越往心裡走去。劉震雲寫了很多人物，不斷地寫他人，但都和社會歷史和農村生活聯繫在一起，這很了不起。他的小說就是家長里短，寫農村的三教九流的生活，寫農民怎麼找說心裡話的人，農民的現代意識是怎麼崛起的。在這小說中，現代意識和傳統千絲萬縷聯繫在一起，又有作者獨立的思考。書寫是全新的，土得掉渣，但卻是以中國方式呈現的。

　　在蘇童的《河岸》中，我沒有找到令人驚嘆的、和他的才華名氣相稱的東西，《河岸》重新回到先鋒派，回歸到一種重新的出發。雖然是對歷史重新書寫，但有個人對自我歷史的尋找和失敗，整個敘事有節奏感自由感，人物活在語言的飛揚中。蘇童的語言依然瑰麗純凈。

　　我也注意到一些作品是非常獨到的，寧肯的《目光之城》就做了很多探索和文本實驗，一方面是寫西藏生活，一方面是對生活的敬畏和反思。另外，還想提到虹影的《好玩女花》，據說可以作為《飢餓的女兒》的下部，這部作品可能會引起巨大的爭議，因為太寫實了，寫到愛和婚姻的巨大破碎，是對家庭倫理、對身體、對女人命運最徹底的審視，虹影把小說經驗推到極致。我們不必忙著評判作品的好和壞，但是對極端的文學經驗怎麼看待值得討論。我也注意到虹影的小說敘述顯得非常老練，語言乾淨利落，她是頗為徹底的小說家，徹底到完全地寫作她自身的經歷。

　　莫言的《蛙》是非常有分量的作品。不是大作家一定會出大作品，但是莫言的每一部作品都很厚重。「我姑姑」作為主人公，顯示了莫言關注現實的態度。計劃生育作為基本國策影響了中國幾代人，文學作品中有一些表現，但像莫言這麼全面表現計劃生育的作品沒有，反映中華民族在這樣的經歷中留下烙印的作品值得重視。

　　艾偉的《風和日麗》發表在《收穫》的第三、四期，作品的獨特之處在於寫到對革命的反思，顯示出作家的思考變得成熟大氣。

　　還有一部作品必須要談：趙瑜的《尋找黛莉》。作品帶給我最大的震撼是，寫出了大家庭在現代歷史中的被破壞。山西的經濟和文化在中國現代史上非常重要，從近代進入現代，則開始衰敗。這部作品通過尋找黛莉的身世，寫出她背後的遭際，家族和階級的覆滅，以及和她家族相關的山西那些大家族被破壞的命運。寫得非常棒。

　　張翎的《金山》是非常大氣的作品，小說敘事在一個時代的兩個時空里自由變化。中國的家族小說非常發達，經歷這些之後再關注個人，是漫長而必要的基礎。閻連科的《我與父輩》以他非常冷靜的平易的方式寫出和父親的關係。阿來的《格薩爾王》在「重述神話」的作品中是出色的，有人沒讀就污衊是旅遊小說是荒謬的。

　　綜合看來，作家回到本土的意識更加明確，更加深刻；先鋒文學的經驗在《河岸》這裡得到更有力的提升；中國作家普遍運用的藝術手法更加多樣、大氣，藝術水準有很鮮明的提高。作家越來越具有個性化的特點，這表明作家本身也在尋求變化，顯示了他們的勇氣和覺悟。

李敬澤：海外華人作家佔據重要位置

　　2009年的長篇小說中像《金山》、《一句頂一萬句》、《格薩爾王》等都是比較突出的作品。在去年，我們能夠強烈地感受到華語寫作是一個全球性現象，大陸、港台和海外的作家，共同參與了文化生活，去年廣受關注的幾本集子，主要是港台作家的，張大春、梁文道、龍應台。

　　現在出現了一批「新海外華文作家」，《人民文學》在第12期專門為此發了一個專號，這包括旅美的嚴歌苓、袁勁梅、陳謙，旅英的虹影，寫出《金山》的張翎在加拿大，還有加拿大的陳河，新加坡的張會雯等。過去我們談到當代文學，主要是大陸文學，其他從港台到海外，都作為當代文學的邊緣，他們可能是接續著現代文學的譜系和傳統，但和大陸的當代文學基本上是分頭髮展，沒什麼關係。但現在不一樣了，隨著三十多年來的改革開放，中國人、大陸人在世界範圍內遷徙，一些人在海外開始寫作，他們的背景和文學經驗都是從大陸帶過去的，在跨國、跨文化、跨語際的處境中，他們對當代文學做出回應，帶來了很多新的主題、觀點、經驗和氣象。這是中國當代文學在全球化背景下的有力擴展。也許今後我們再談當代文學，就不能僅僅談大陸，還要談港台和海外，他們共同構成了一個複雜的場域。這一現象並不是始於2009年，但在這一年變得特別明顯。

白燁：命運與時運的交響迴旋

　　長篇小說作為文學創作的指標性體式，越來越為文壇內外所看重，但要在普遍閱讀的基礎上做出基本評估，卻也越來越困難。究其原因，是出書的品種太多，數量太大。從傳統批評的角度來看，長篇小說領域雖然越來越數量激增，面目不清，但其基本的構成還是兩大類的寫作，即以職業或專業作家為主的傳統型或靠近傳統型的寫作，以業餘或網路作家為主的類型化或靠近類型化的寫作。在作了這樣的區分之後，我們就會看到，傳統型長篇小說以求在文壇內外留有一定印象為旨歸，而類型化長篇小說以求在市場上獲取最大影響為目標，這樣一種隱性的動機區別，使得人們更為關注傳統型長篇小說，並把它看做長篇小說創作藝術水準的更高代表。

　　就傳統型長篇創作的情形來看，2009年的長篇小說在數量持續增長的同時，質量上也在不斷攀升，在前行的平穩與收穫的平實之中，自有一種內在的豐碩。給人印象最為深刻的，是在2009年的長篇小說中，不同題材的領域裡，都有貨真價實的佳作力構，而且都以自己獨闢蹊徑的藝術探掘，讓人讀時欲罷不能，讀後回味悠長。還值得關注的是，無論涉及什麼題材，描畫什麼人物，許多作家都強化了對於人的個性的索解，對於人的命運的追蹤，並在個人與社會，人生與時代的密切勾連中，探悉彼此之間相互制約又相互改變的生態與實情，使得命運走向與時代走勢的交響迴旋，成為了凸顯於2009年長篇小說的主導性旋律。

　　涉及到現實與變革的作品，在2009年中為數不少，這既是改革開放已走過整整30個年頭，一些有心的作家有意要為這個新時期以來的30年的輝煌巨變描影造形，更為主要的卻是創作中一直存在的寫實傾向，在2009年間又有了別求新聲的切實成果。比較之下，這一類作品中，值得人們予以關注的，應該是阿耐的《大江東去》，曹征路的《問蒼茫》，王小鷹的《長街行》，劉醒龍的《天行者》。

　　凸顯個人的視角關護個性的成長，以探究命運的方式關注個體的生存，就成了許多作家在小說創作中一再呈現的主題。徐貴祥的《四面八方》中，人物的悲情遭際揭示得讓人觸目驚心。方方的《水在時間之下》中主人公水上燈的人生悲劇，在很大程度上是性格的悲劇。蘇童的《河岸》中異常的灰色記憶與隱秘的人生體驗，將少年的青春騷動與成長困惑表現得淋漓盡致，也把社會的無情與政治的冷酷，個人的卑微與生命的頑強，都揭現得無以復加。

　　莫言的小說《蛙》，異乎尋常地回到了現實性的敘事，並經由「姑姑」這樣一個典型人物，講述了一個鄉村女醫生的性格變異，「姑姑」的心理矛盾，當然也折射著時代與歷史的矛盾。

　　對於鄉土題材作品，2009年間一些實力派作家作出了自己饒有新意的探悉，劉震雲的《一句頂一萬句》是這種寫作的一個典型代表。高建群的《大平原》、成一的《茶道青紅》都有其獨特之處。

　　眼下的官場小說領域，大多沒有走出模寫現實的窠臼。2009年，這種狀況有了一定的改觀，這得力於王曉方的《公務員筆記》、王躍文的《蒼黃》、張效友的《國家誓言》和周大新的《預警》等幾部力作的聯袂出現與明顯出新。

有限的資源被少數文閥霸佔，也好也罷，占就占著吧，先維持好秩序，等俺300萬論文殺青之後，下海跟你們過兩招。

有限的資源被少數文閥霸佔，也好也罷，占就占著吧，先維持好秩序，等俺300萬論文殺青之後，下海跟你們過兩招。
鐵螳螂 發表於 2010-1-11 03:30

呵呵~~咁犀利呀﹗係咪大隻講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