蘆笛「毛主席用兵真如神」 第三章 蘇區左王（二）

時間:05 1 2010 12:56
   



二、「正確路線代表」毛澤東


在上述歷次「路線鬥爭」中，毛澤東的表現如何？是否真如他自吹的那樣，是「紅區正確路線代表」，與一系列機會主義路線頭子作了堅決鬥爭？這不過是他捏造出來的鬼話而已。

在第一次國共合作時代，毛澤東非但沒有抵制和反對莫斯科派來的欽差大臣，還同國民黨打得火熱，成了汪精衛的秘書，出任國民黨代理中宣部長。中山艦事件發生后，他未再擔任代理中宣部長，改去為國民黨開辦農運講習所。據張國燾說，毛雖然對鮑羅廷以中共中央為替罪羊的政客手段私下表示過不滿，但置身事外，不願捲入中共與鮑羅廷的鬥爭漩渦中 。的確，迄今沒有證據表明，毛澤東曾像張國燾一樣，反對或抵制過斯大林的右傾革命機會主義路線。

在四一二事變發生、寧漢分裂后，中共大多數領導人包括毛澤東在內，都擁護斯大林的右傾革命機會主義路線，堅持與武漢國民政府合作。其實正如張國燾所說，中共當時只有兩種選擇：「如果中共堅持與國民黨左派合作的政策，特別是要維持反蔣陣線，支持武漢左派政府，就應該將農民鬥爭，局限在組成武漢陣營的主要勢力所容許的範圍以內。如果超過這個限度，則中共就應如托洛茨基所主張的一樣，建立工農蘇維埃政權。」 有趣的是，毛澤東卻看不到這彰明較著的問題，專門採取自相矛盾自我拆台的偉大戰略。

如所周知，湖南痞子運動是偉大領袖毛主席煽起來的。1926年5月至9月間，毛澤東擔任國民黨第六屆農民運動講習所所長，訓練出了許多農運幹部，使得湖南痞子運動蓬勃興起。1927年1月4日到2月5日, 毛以國民黨中央黨部執行委員的身份，到湘潭、湘鄉、衡山、醴陵、長沙等地對農運作了考察。他回來后，不但寫下《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的千古名篇，而且在武漢作了口頭報告，公開提出「有土皆豪, 無紳不劣」的「橫掃一切牛鬼蛇神」式過激口號，「一時流傳甚廣, 到處寫成標語, 影響極大」， 使得本已過激的農運更加如火如荼。

但無任何證據表明，毛澤東在四一二事變發生后，曾反對過繼續與國民黨左派合作，主張共產黨拉出去單幹，武裝農民，在農村建立蘇維埃政權。於是這不負責任的輕狂舉止，便一方面使得湖南農村痞子運動超出了武漢國民政府尤其是北伐軍軍官們的容忍限度，「成了摧毀國共合作、瓦解武漢政權的一個主要因素」 ，最終導致汪精衛分共；另一方面又使得被煽起來的農民沒有保護自己的政權與武裝，在國共破裂后遭到鎮壓時，就只能煙消火滅、風流雲散於旦夕之間。因此，偉大領袖毛主席煽起來的轟轟烈烈的痞子運動，乃是毫無實力的「泡沫運動」，其唯一的效果，便是觸怒和嚇跑我黨唯一的同盟者，把汪精衛推進了蔣介石的懷抱。

在1927年8月7日召開的「八七會議」上，毛澤東緊跟共產國際代表羅明那滋，奮起批判他從未抵制過的「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因而得到羅明那滋賞識，從候補中央委員晉陞為候補政治局委員，並受命到湖南一帶組織秋收暴動。當然，他在暴動失敗后，把殘部拉上了井岡山，避免了其他暴動隊伍遭受的全軍覆沒的下場。但他這麼做，並不是出於什麼「高度的路線覺悟」，而是一則出於生存本能，再則受到遊民文化經典《水滸傳》的指引，與馬列主義毫不相干。

在瞿秋白主持中央工作期間，毛澤東忙著做紅色山大王，局處一隅，消息閉塞，沒有可能關心全局。如上文指出，他在此期犯的錯誤，不是左傾盲動，而是受宋江戰略束縛，只想憑險割據，不圖進取，在一個沒有發展前途的死地中苟安。全虧朱德和彭德懷的幫助以及國軍的圍剿，他才走下井岡山，開創了閩贛邊區根據地。

在立三路線時期，毛澤東非但沒有抵制和反對李立三的狂熱幻想，反倒擁護李的「城市中心論」。據國內學者近年研究，當時除了何孟雄和陳獨秀外，黨內根本就沒有誰反對過「立三路線」。 毛澤東所謂「農村包圍城市」的觀念是在後來形成的，以1936年12月發表《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為標誌。 而且，它是中共「集體智慧的結晶」，並非毛一人的貢獻，周恩來、鄧小平等不少人都曾對此「理論」作出過探索和實踐。

事實上，毛澤東積極執行了中央關於攻打大城市、「爭取一省到數省的首先勝利」的行動方針，《彭德懷自述》提示，毛澤東對第二次攻打長沙的態度其實很積極：

「第三天（引者註：1930年8月23日），朱、毛率直屬隊到達永和市，我們又第三次會合了。當日開了一、三軍團前委聯席會議，三軍團前委同志提議成立第一方面軍和總前委。我提議三軍團之五、八軍編為一方面軍建制，便於統一指揮。當時，五軍約七八千人，八軍約五六千人，軍團部直轄特務團、炮兵團、工兵營約三千人，共約一萬五六千人。十六軍二千人為湘鄂贛邊區地方主力軍。一軍團轄四、三、十二軍，人數與三軍團大體相等。號稱一方面軍，實際上不過三萬餘人，和退守長沙之何鍵部兵力相等。會議一致同意朱德為總司令，毛澤東為總政委和方面軍總前委書記。從此以後，我即在毛澤東同志為首的總前委領導之下進行工作了。

會議還討論了進攻長沙的問題，我未發言。從三軍團本身來說，迫切需要短期整訓。從一九二九年十一月起，到一九三○年八月，部隊擴大了六倍，從五月開始一直沒有得到休整。有些連隊不但沒有黨的支部，連黨員也沒有，只有士兵委員會而沒有核心。這次打長沙和第一次是不同的。那次是迅速各個擊破敵軍，迅雷不及掩耳地給敵以襲擊。這次追擊之敵四個旅，一軍團在文家市全殲了戴斗垣旅，其他三個旅安全退回長沙，原在長沙還有一個旅未出動。我軍迫近長沙時，敵取得五六天時間準備，野戰工事做好了，這就使我失去進攻的突然性，變成正規的陣地進攻戰。攻城能否速勝，難以肯定。結果，圍攻月余未克。」

彭德懷在此說得很清楚，他本人其實不同意再攻長沙，但沒有發言。毛澤東是總前委書記，就算他不是天性獨斷專橫，按我黨的制度，他也有最後決定權。如果他反對，則一方面軍根本不可能再去打長沙。而且，如果毛反對過，彭德懷絕對不敢在交代材料中不拍馬屁，大肆吹噓一番主席的英明正確。由此可見，毛澤東對再攻長沙的態度其實是很積極的，甚至在頓兵堅城之下長達月余才決定撤退。

不僅如此，根據國內學者歐陽小松在其論文 中提供的史料，可以看出毛在二次攻打長沙失敗后，還不吸取教訓，準備去打南昌：

1930年9月中旬，紅一方面軍撤到株州，在該地收到長江局1930年8月初寫給紅一軍團總前委的一封信，傳達了中共中央要紅一軍團「奪取南昌、九江，佔領南潯鐵路，建立江西政權及全國性政權」的命令。

紅一方面軍總部隨即發布《紅一軍團攻取吉安的命令》：「我方面軍接受中國共產黨中央指示，有在爭取革命暴動首先在武漢勝利奪取全國政權的前提之下，匯合江西千百萬工農貧民……猛烈的最火速的最勇敢的奪取南昌、南潯路……消滅魯滌平及江西反動統治……決定了奪取南昌的第一期方案，以第一軍團攻取吉安，第三軍團略取峽江、新淦」。

1930年9月17日，紅一方面軍總前委書記毛澤東在信中向中央保證：「紅一方面軍繼續到江西作戰是沒有什麼問題的」，「要調二十軍、二十二軍等向北前進，配合廣大群眾猛力進攻南昌、九江，佔領南潯路」。

1930年9月23日，紅一方面軍總部發布命令：：「本方面軍為要達到原任務，奪取南昌、九江消滅魯滌平……決先下吉安城，使贛西南工農群眾勢力向下游發展與我配合併補充大數量新兵到紅軍來以擴大紅軍。」

1930年1O月3日，紅一方面軍總部發布《總攻吉安命令》：「本軍團有攻取吉安消滅鄧英部隊，匯合贛西南群眾力量直下南昌、九江建立江西政權……之任務，決於4號拂曉總攻吉安。」

在攻佔吉安后，毛澤東在1930年10月14給中央的報告中吹噓：「吉安暴動的勝利，無疑是贛西南豪紳等國民黨統治的最後消滅，贛西南地方暴動的完成，江西全省首先勝利的開始。」

1930年10月24日，紅一方面軍總部發出命令： 「方面軍有繼續吉安勝利爭取進一步的勝利，發動群眾，消滅敵軍，擴大紅軍，有計劃有配合有步驟的奪取南昌九江，爭取江西全省勝利之任務。」

1930年10月26日，由毛澤東主持的紅一方面軍總前委與江西省行委在江西羅坊召開的聯席會議作出《目前政治形勢與一方面軍及江西黨的任務》的決議，指出：「吉安勝利就是江西一省勝利的開始，它不僅是更有基礎的幫助紅軍向前發展，不僅要號召全江西革命群眾最近期間完成江西總暴動，這對於全國革命形勢的推進，對於爭取全國革命勝利，同時是有偉大意義。」目前「無疑的應繼續吉安勝利的發展，爭取江西首先勝利」，「最近吉安的奪取，是匯合一切革命勢力，成為奪取南昌嚴重的威迫形勢」。

以上證據有力地證明，即使是在紅一方面軍再次攻打長沙失敗后，毛澤東的頭腦仍然處於熱昏狀態，繼續沉醉在「奪取南昌九江，爭取江西全省首先勝利」的迷夢中。只是在紅軍攻取吉安后，中原大戰結束，蔣介石得以騰出手來，調集重兵圍剿紅軍，毛澤東才被迫放棄了在攻佔吉安后奪取南昌的原定計劃。而這卻被御用黨史學家篡改為毛抵制了中央讓他去打南昌的命令，改為去打吉安！

四中全會後到遵義會議這一段時間，乃是官修黨史所謂「王明路線統治時期」。準確來說，它指的其實是自1931年起中央大員陸續進入中央蘇區，特別是1931年12月周恩來就任中共蘇區中央局書記后，毛遭到外來的強龍排擠的事，其本質是權力鬥爭，並無多少「路線分歧」可言。

官修黨史所能列舉的「路線錯誤」，就是過左的土地革命政策； 「肅反擴大化」；削去毛澤東的兵權，反對毛的「誘敵深入」的「積極防禦」，實行軍事冒險主義；在福建事變中採取關門主義，沒有和19路軍組成統一戰線；以及在第五次反圍剿之初提出「禦敵於國門之外」的錯誤口號，並採用「短促突擊」的消極防禦，造成第五次反圍剿失敗。據說，由於「王明路線」的破壞，紅區工作損失百分之九十，白區工作損失了百分之百。

這幾條指控確有一定根據，但事實是，在這些問題上，毛澤東這位「正確路線代表」未必更高明，在有的問題上甚至更糟糕，似乎可以說，他才是地地道道的蘇區左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