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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鵝絨革命的前景
作者：提摩西•加頓•阿什
1989年秋，「天鵝絨革命」一詞被用來描述已經消失了的中歐小國的和平協商式的政權變革。就筆者所知，該術語首先被西方記者使用，後來被哈維爾（Václav Havel）和捷克斯洛伐克其他反對黨領袖使用。[1]這種誘惑性的標籤後來被包括筆者在內的作家回顧性地用在曾經在波蘭、匈牙利和東德展開的逐步積累的重大事件上，即「1989年的天鵝絨革命」。
20年後的2009年夏天，伊朗伊斯蘭共和國在對政治領袖和思想家進行的擺樣子公審中指責他們發動「enghelab -e makhmali」，也就是天鵝絨革命。在此期間的一些年，在包括愛沙尼亞、拉脫維亞、立陶宛、南非、智利、斯洛伐克、克羅埃西亞、塞爾維亞、喬治亞、烏克蘭、白俄羅斯、吉爾吉斯斯坦、黎巴嫩、緬甸在內的戲劇性事件都被貼上「形容詞 + 革命」的標籤。因此，我們讀到唱歌革命（波羅的海國家）、和平協商革命（南非、智利）、玫瑰革命（喬治亞）、橙色革命（烏克蘭）、顏色革命（橙色革命后被普遍使用）、雪松革命（黎巴嫩）、鬱金香革命（吉爾吉斯斯坦）、選舉革命（通用的）、藏紅花革命（緬甸），以及最近的綠色革命（伊朗）。正如在最初捷克斯洛伐克那樣，這個流行標籤通常被相關國家的政治積極分子和外國記者的互動而遭到兩極化。
在可靠性程度變化很大的情況下，這些事件被用來描述1989年式的和平協商式政權變革企圖（決不是全部都成功的），包括群眾抗議、社會動員和非暴力行動。天鵝絨革命似乎不僅屬於過去而且屬於現在和將來。天鵝絨革命從1989年捷克斯洛伐克的這個單一歷史事件的綽號開始去掉了前面的定冠詞，變成了普通名詞「天鵝絨革命」（VR）。
1.
用故意寬泛的畫筆繪製出來的1989年革命的理想形式「天鵝絨革命」或許可以和1789年革命的理想形式（後來被1917年的俄國革命和毛澤東的中國革命進一步發展）進行對比。1789年理想模式的特徵是暴力的、烏托邦的、公開宣揚以階級為基礎的、逐漸極端化最後達到恐怖統治。毛澤東有句名言，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他接著說：
革命是一場暴動，是一個階級推翻另一個階級的暴烈行動。矯枉必須過正，不過正不能矯枉。[2]
相反，1989年理想模式是非暴力的、反烏托邦的、不是建立在單一階級基礎上而是廣泛的社會大聯合，以訴諸民眾的社會壓力「人民的力量」迫使當權者進行談判。其最高潮不是恐怖統治而是妥協讓步。如果1789年革命象徵是斷頭台，那麼1989年革命象徵則是圓桌。[3]
非暴力革命在許多人看來是矛盾的術語。兩百年來，革命一直伴隨著暴力。這就是為什麼人們想在新型革命前加上柔軟的形容詞來修飾的原因。1989年秋天布拉格的天鵝絨革命的領袖們在內部爭論中，一個捷克異議者甚至質疑是否應該使用革命這個詞，因為它意味著暴力。[4] 1989年12月2日公民論壇信息公告牌上宣稱「讓我們拒絕任何形式的恐怖和暴力，我們的武器是愛和非暴力。」[5]
在教皇約翰•保羅二世、昂山素姬、緬甸其他佛教徒問題上，人們可能說選擇和平手段首先是道德和宗教手段。波蘭人教皇常常重複的話語是「用善良戰勝罪惡。」 但在很多情況下，這是戰略而不是道德選擇，作為選擇也壞不到哪裡去。1989年革命的確定性特徵是渴望變革的人對非暴力行動戰略的偏愛。因此，天鵝絨革命可以被看作公民不服從（civil resistance）的類別，或者與之重疊。[6]
托洛茨基曾經把革命的特徵歸納為「民眾強行進入統治其命運的領導領域。」[7] 在天鵝絨革命中，這同樣發生了，不過在強迫和暴力之間還是保留了關鍵的分割線。我們口頭上說「數量的力量」就是我們現在談論的強制力。烏克蘭總統利奧尼德•庫奇瑪（Leonid Kuchma）在「橙色革命」前幾年曾經在一小部分反對派示威者面前不屑地宣稱「如果我看到兩萬人，我就辭職。」 2004年在基輔的大街上聚集了五萬多名揮舞橙色旗幟的抗議者。庫奇馬挑選的繼任者就因為選舉勝利的舞弊暴露而辭職。[8] 這些事件的特徵是大量上街者，所以記者估計人數成為詩歌的分支, 在2009年6月15日那個難忘的日子，有多少高舉綠色花環的抗議者聚集在德黑蘭街頭從革命廣場(Enqelab)走到自由廣場（Azadi)？ [9] 兩百萬？三百萬？誰也不知道確切人數，誰也不知道。
1789年在法國，1917年在俄國，1949年在中國，革命都在某個時刻具有濃厚的烏托邦色彩，都承諾人間天堂。天鵝絨革命典型地反烏托邦或至少沒有烏托邦色彩。它追求的是一個在其他地方已經存在的政治和法律體制、社會和經濟安排（比如，自由民主制度）以及或者被宣稱（常常是錯誤的，或者後來才實現的）曾經在本地歷史上存在過的東西。研究法國大革命的歷史學家弗朗西斯•弗瑞（François Furet）質疑1989年的天鵝絨革命是否應該稱為革命，因為它們沒有產生「新觀點」。[10] 在這個意義上，它們更接近更早期的革命，1789年前的革命，一種讓「革命」名副其實的東西：革命意味著把車輪拐回到真實或想象的更美好過去。
漢娜•阿倫特（Hannah Arendt）引用克倫威爾1651年在英國革命高潮時的共和國（Commonwealth）大印章上的銘文「承蒙上帝保佑，自由得到恢復」作為這種革命是復辟的最好概括。[11] 1989年的波蘭如果想做的話，本來也可以把同樣的話寫在印章上。「重返歐洲」是1989年中歐最偉大的名言，也是革命是復辟的思想的一種版本。後來宣稱是天鵝絨革命的事件普遍表現出理想化的民族史以及其他地方的美好現在之間的某種結合。雖然這些運動體現了某種程度的非現實主義特徵、理想主義期待，但沒有一個受到人間新天堂式烏托邦意識形態的決定性影響。「新觀點」是革命變化的形式本身，不是意識形態理想的內容。
說1789–1917–1949年革命是以階級為基礎的當然是籠統的過分簡單化的歷史敘述，甚至是錯誤。正如我們知道的，布爾什維克革命實際上並不是工人階級的英勇的群眾行動。但公平地說，像列寧和毛這樣的革命領袖常常是代表階級或者多個階級在行動（比如工人和農民）等。而在天鵝絨革命中，呼籲一般針對整個社會整個國家和全體國民。民族主義（愛國主義，根據情形和解釋）常常是運動的推動力量，可能成為更具暴力的運動。實際上，群眾動員的戰略關鍵---讓無法預測的和平的人群上街產生「人民的力量」---恰恰在於在本來不合作的各階級，各社會階層、各利益群體之間，在從前被「分而治之」的非民主的權力所有者之間建立儘可能廣泛的聯盟。
在舊式革命中，街上的憤怒群眾是被極端主義的革命領袖如雅各賓黨人、列寧和毛以烏托邦的名義挑動起來支持包括暴力和恐怖手段在內的激進措施的。導致紅色衛隊的出現。在新式革命中，上街的民眾是要把當權者拉到談判桌前。最大規模的群眾動員時刻就是談判時刻，也就是妥協時刻。或者在有些情況下，出現暴力鎮壓，至少當前是如此。天鵝絨革命的特徵常常是需要花很長時間才能成功，經過了很多次的失敗嘗試，不僅是反對黨組織者，而且是某些當權者從自己的錯誤和失敗中吸取教訓，比如在波蘭、塞爾維亞、烏克蘭。如果借用薩繆爾•貝克特（Samuel Beckett）令人難忘的術語，抗議者「再次失敗，更好地失敗」。雙方在下次都採用新的策略。最終，兩方跳探戈的時間就到來了。
所以這種革命的另一個名稱是「協商革命」。統治精英的退出前景是關鍵。不是在斷頭台上被砍頭或者被絞死在電線桿上，從像德克勒克總統（F.W. de Klerk）一直往下到地方官員和秘密警察等舊政權準備好過度的成員都能看到在新時代或許有可以忍受的甚至更美妙的未來。他們不僅生活不受影響，自由得以維持，而且還能維持原來的社會地位和財富，或者從原來的政治權力轉變到經濟權力（特權階層（nomenklatura）的私有化)，有時候在民主制下幫助他們獲得更加驚人的政治權力回報（如所有后共產主義歐洲的后共產主義者）。在天鵝絨革命中，倖存下來的人物不光是西耶斯們（the Abbé Sieyès）。路易十六在凡爾賽保留了很漂亮的小王宮，而王后瑪麗•安托瓦內特（Marie Antoinette）在高檔內衣方面的經營非常成功。
這些令人不安的甚至道德上令人噁心的與舊政權成員的妥協是天鵝絨革命天生的無可避免的組成部分。正如恩斯特•戈爾納（Ernest Gellner）曾經說的名言,那是天鵝絨革命所付出的代價。但它們產生了后革命的病理學癥狀。隨著時間的過去，存在一種失落的革命宣洩的意識，對新舊精英可恥的黑幕交易的懷疑，而且有一種深刻的歷史不公，覺得自己被出賣了。看看我，波蘭格但斯科（Gdan′sk）造船廠的中年工人在向資本主義新自由的轉型的痛苦中失掉工作,再看看那邊高牆背後的新別墅里，游泳池裡是半裸的痛飲香檳的姑娘,從前的共產主義者高官和秘密警察都成了百萬富翁，都在狂歡，他們的第一筆百萬財富就是在協商革命階段盜竊國家得來的。
對這個問題沒有完美的答案，但我想提出兩個片面的建議。首先，即沒有革命清洗的宣洩（國王被砍下拉的頭顱掛起來的狂歡時刻）也沒有司法制度的具有追溯效力的制裁, 對國家令人尷尬的過去做出公開的、象徵性的、誠實的清償就更加重要。單單這個行動就能在糟糕的過去和更好的未來之間確立清晰的界限。這就是為什麼我認為天鵝絨革命的根本補充是真相調查委員會。第二，儘可能快地建立法治是持久成功所必須具備的，腐敗會嚴重地腐蝕法治。捷克的鼓吹私有化和自由市場的瓦茨拉夫•克勞斯（Václav Klaus）的名言是「速度比準確性更重要」， 瘋狂的私有化為了短期利益犧牲了長期的前景。
需要提一下某些天鵝絨革命的其他特徵。傳統上說，我們覺得革命和選舉是正好對立的。暴力推翻獨裁者，民主社會中實現權力和平轉移。但在過去十多年從塞爾維亞到烏克蘭和伊朗的許多天鵝絨革命例子中，選舉充當了新式革命的強大催化劑。
在雜合的、半專制政權中，舉行選舉為反對黨候選人不管是塞爾維亞的沃伊斯拉夫•科什圖尼察（Voji-slav Ko tunica）還是烏克蘭的維克托•尤先科（Viktor Yushchenko）或伊朗的米爾•海珊•穆薩維（Mir Hussein Moussavi）提供了初步動員的機會，雖然選舉不充分自由，政權控制電視使得選舉嚴重扭曲。現任當權者真實的或者被指控的操縱選舉成為更廣泛社會動員的導火索，引起迅速增長的變革要求，不僅是體制內改良而且是體制性變革。反對黨候選人的顏色象徵烏克蘭的橙色、伊朗的綠色至少現在被稱為是整個被欺騙的國民的顏色，「顏色革命」的顏色。所以這種革命還有另外一個名稱或者更大的附屬類別「選舉革命」。
看一下選舉革命的最近歷史，謹慎的專制統治者或許有理由得出這樣的結論：不要冒險進行任何選舉。但實際上得出這種結論的人非常少，這令人印象深刻。在定期舉行稱為選舉的公共慶祝活動意義上的形式民主已經成為最廣泛的國際規範做法之一。可以這麼說，選舉不公正是罪惡向美德的敬禮。選舉似乎是任何有自尊心的獨裁者或者被接受的全套陣勢合法性的一部分。專制統治者十有八九能從選舉中勝出，這些是真正的民意支持、家族忠誠、媒體控制、宣傳、賄賂、威脅、公然選票作弊等的某種程度的混合的「多種選舉」。比如在塞爾維亞，斯洛博丹•米洛舍維奇（Slobodan Milo evic′）在2000年選舉革命時失掉權力之前確實贏得了至少半自由的甚至四分之三自由的選舉的一系列勝利，只有少數的選票操縱。這些統治者因為過去的成功經驗而過分自負和傲慢，從而幫助推動他們走上遭到報應的道路。
2.
我的目的是勾勒出框架式印象式的假說以便將來修改和質疑，包括指明該假設在經過一段時間后變得說服力更強或更弱的條件。(說服力的強弱是歷史學家的定性研究的概率，類似於科學家的硬性的、定量研究中證明或證偽的證據。)該假說是1989年樹立了作為補充有或者至少與我們在1789年熟悉的古老的暴力革命模式競爭的非暴力革命新模式。
第一個基本的限定是強調「已有的」這個詞，對應「創新」。從語義上說，捷克斯洛伐克或許是第一個天鵝絨革命，但是1989年中歐並不是首次誕生該模式的精神。相關早期歷史不僅包括中歐1953年（東德），1956年（匈牙利）、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1970-71和1980-81年（波蘭）失敗的解放企圖中學習，而且包括智利推翻皮諾切特將軍的運動，1988年智利的公民投票早於中歐1989年的革命。1983-1986年菲律賓人把馬科斯趕下台為我們提供了非常好的菲律賓英語辭彙「人民權力」；1974-1975年葡萄牙的「康乃馨革命」是戰後歐洲第一場「天鵝絨革命」；還有印度甘地開創性的示範。
所以，應該說1989年在改變世界的大事件或一系列事件的意義上確立了模式，1989年成為這種變化的歷史標記，在1989年以來似乎確實存在很多新式革命，很少老式革命。或者至少那些給這些事件貼上天鵝絨革命、顏色革命、和平革命、選舉革命、協商革命、橙色革命、玫瑰革命、藏紅花革命、雪松革命、鬱金香革命、綠色革命等標籤的人告訴我們這些事件是革命。
這裡有個推遲了很久的第二個資格。不是所有被稱為革命的東西都是革命。我們光鮮漂亮的雜誌充斥著華而不實的說法如皮鞋設計革命、英國烹調革命、零售銀行革命、吸塵器「革命」，我們都知道這是誇張。經過20年後，外國記者迅速給類似1989年布拉格群眾上街抗議的活動貼上「革命」（連同花哨的形容詞）的標籤，但在本質上根本不是革命。有時候，那些記者本人曾經是包括1989年早期革命的老戰士，有時候他們可能希望自己曾經是。而要讓你的報道登上頭版，「革命」一詞是最接近流血的辭彙[] 這或許部分是因為讀者和編輯仍然有意識地或者無意識地把「革命」和流血聯繫起來。傳統觀念確實根深蒂固。[12]
但是，這種謹慎的言論因為外國記者的標籤有時候幫助參與者總結甚至用不同於他們行為的方式來理解的事實而變得複雜起來。外國記者的故事成為他們自己故事的組成部分。因為被放在革命框架內幫助它變成了革命。這裡存在旁觀者---演員---旁觀者的一個循環。
雖然這樣說，除了確定什麼才能構成新式革命的天真的形式外，我們確實需要一個標準。革命文獻區分了革命形勢、革命事件、革命後果，這非常有用。最後一個最具挑戰性。我喜歡喬治•勞爾森（George Lawson）在寶貴的《協商革命》一書中對革命的新定義或者新式革命的定義。他說，革命是「迅速地、群眾性地、強有力地、系統性地改變社會的基本體制和組織。」（這正確地隱含著群眾的非暴力行動能夠在不流血情況下具有「強制性」。）
把勞爾森檢驗用在具體的國家和地區上需要專家的幫助。我相信，正如南非一樣，包括波羅的海國家在內的大部分東歐中歐國家顯然通過了檢驗。在東南歐，「快速」這個形容詞或許不怎麼合適，但大體上確實存在系統的轉型。在喬治亞和烏克蘭，則必須加上很大的問號。吉爾吉斯斯坦顯然沒有通過勞爾森檢驗。黎巴嫩呢？還存在（至少從現在看）追求迅速地、強有力地、系統性地轉型的運動被鎮壓的情況。緬甸是最明顯的例子，但是在歐洲我們不應該忘記2006年白俄羅斯對天鵝絨革命企圖的有效鎮壓。許多認為中國學生和工人的運動是後果最嚴重的失敗。當局鎮壓開始於1989年6月4日天安門廣場的大屠殺（波蘭舉行半自由選舉的當天）。
確定成功的名單並不令人印象深刻。最大的群體就在世界某個地區，即后共產主義的歐洲，大部分一直位於文化和歷史意義上的西方範圍內的（按照薩繆爾•亨廷頓的說法）拉丁美洲和正統基督教世界。可能的例外是菲律賓，但菲律賓很大程度上也是基督教社會。不管黎巴嫩的雪松革命是否通過勞爾森的檢驗，它發生在基督徒占人口將近40%的國家。伊朗「綠色革命」企圖的偉大意義在於它發生在穆斯林社會發生在自命的伊斯蘭共和國，甚至用伊斯蘭顏色作為自己的顏色。但誰能指出在主要人口為穆斯林的國家（馬里？馬爾地夫？）或者在佛教徒或者儒家社會，哪個取得天鵝絨革命的成功？
在選擇非暴力行動和廣泛的自由民主結果之間確實表現出統計學上的相關關係。[13] 但我們必須小心不能把相關關係混淆為起因。或許採用非暴力行動的社會更可能或者更有準備鞏固自由民主，但明顯的理由和明顯的效果可能是更深層理由的癥狀。
更進一步的問題是更多民主的渴望是否也一定是天鵝絨革命的特徵，但在這個問題上，在非暴力和自由民主之間建立聯繫的觀點可能陷入循環論證的風險。你進行天鵝絨革命是為了建立另一種獨裁專制嗎？哈馬斯和真主黨很難符合非暴力的特徵，但他們在選舉中表現良好，但是如果在埃及發生由穆斯林兄弟會領導的「金龜子革命」會出現什麼結果呢？
3.
我們從所有這些討論中能得出什麼結論呢？天鵝絨革命不過是政治記者的標籤？天鵝絨革命存在，但不過是人們可以稱為更廣泛的西方在1974年葡萄牙康乃馨革命以來35年民主化的過度性特徵？因為廣泛意義上的西方大部分國家都已經實現民主化，這條線已經基本走到盡頭。正如周恩來在回答記者提出的「你對法國大革命怎麼看」的問題時據說這樣回答「現在回答不是太早了點嗎？」，我們應該得出結論說20年或者35年對評價大規模的歷史現象來說是太短了。如果再過20年仍然存在很多舊式暴力革命和很少新式非暴力革命，那麼我的天鵝絨革命假說就是不可指望的東西了。但如果在包括穆斯林、儒家、佛教徒社會在內的非西方社會也存在更多天鵝絨革命成功的例子，那我的假說或許就有說服了。
不過，「我們走著瞧」的說法錯過了一個重要內容。如果我們追求自由民主和民主制，我們就不能僅僅充當歷史的旁觀者。就像報道這些故事的外國記者一樣在某種程度上也是事件中的演員。
這些運動產生於相關地方的人民的條件和行動，這一點無論怎麼強調都不過分。這些革命不是西方陰謀，俄國、中國到伊朗的獨裁者現在都這樣說，這種說法得到少數喜歡陰謀思維的西方狹隘觀察家的支持。當然，西方常常是捲入了的，有些是公開的，有些是隱蔽的，但沒有一個革命可以宣稱西方的努力在其中起了決定性作用。而且，指責西方陰謀的本身就是當地政治鬥爭的組成部分，旨在破壞反對黨領袖在反西方公共輿論眼中的聲譽，把他們鎖定在賣國求榮的領地內動彈不得。一個經典的例子就是伊朗對改革者進行的擺樣子公審中的指控：
天鵝絨革命有三件武器（思想的、媒體的和執法部門的），每件武器都和一些美國基金會有關，他們中間存在嚴格分工。。。在這煽動叛亂的三角中，每個美國機構扮演一種功能，一幫人配合他們工作。在這些機構中，最重要的是冷戰期間在斯坦福大學創立的胡佛研究所。[14], 等等。
但是，經過國際對比研究后明顯表現出來的是成敗機會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外來因素---但這必須被理解成遠比美國顛覆陰謀更廣泛的東西。天鵝絨革命嘗試的前景不僅取決於這個國家和社會的性質，而且取決於該國和社會在更廣泛國際背景下的地位。[15] 用更大的畫筆再次繪製的話，人們可能會說最好的機會出現在半獨裁國家，這些國家從政治上、經濟上、心理上上說在很大程度上依靠更民主的體制，尤其是當擁有最大消極影響和積極槓桿的外國政府是西方民主社會時。因此，在自成一體的獨立大國如中國或者孤立的邊緣性小國家如夾在中國和印度之間的緬甸的革命努力都失敗了。
正如緬甸在2007年痛苦地發現的，印度這樣的非西方民主國家普遍不如西方國家熱心發揮積極的槓桿作用來推動天鵝絨革命帶來的變革。他們本身剛從殖民地國家的親身經歷中走出來，把主權看得更重要，傾向於把好心的非威脅性外來干預看作潛在的新殖民主義行徑。當然，他們也在追求自己的國家利益。比如，印度顯然覺得和緬甸軍政權維持友好關係具有經濟軍事和地緣政治利益。這種情況會繼續嗎？非西方民主國家未來是否熱心（強烈反對殖民主義）幫助不自由的國家的人民事業來幫助自己呢？他們的答案將決定天鵝絨革命的未來。
如果希望天鵝絨革命，民主黨人和民主社會如何幫助其他地方的人取得勝利是另一篇文章討論的內容。同樣的，如果他們有能力，是否應該這樣做呢？因為有人質疑這個目標是否值得，是否具有合法性。無論如何，在過去十年它當然變得更加困難，因為俄國、中國、伊朗以及其他地方的獨裁者已經把天鵝絨革命看作西方充滿敵意的戰略決策，仔細研究了它的歷史以便把它掐死在襁褓中。
為了對抗西方努力，他們模仿了其中一些技巧：比如建立自己的非政府組織（實際上如果用英國的術語就是「准非政府組織」（quangos）)，派駐自己的選舉監督員。現在我更相信自由社會採取長期的間接措施將比短期的直接措施更有效，更重要。這也是冷戰及其終結的一個教訓。
當然，我們決不能袖手旁觀，決不能假裝我們不是歷史過程的一部分。這種立場本身也能產生影響，暴露了自己僅僅是旁觀者的虛偽。天鵝絨革命是否有未來首先取決於當地人民的意志和技能，但它在一些程度上也取決於我們。
—本文是系列文章的第二篇。
（第一篇「1989年」，請參閱「反思東歐劇變」 http://www.21ccom.net/newsinfo.asp?id=5048&cid=10332500——譯者注）
【註釋】
[1]雖然我採訪了天鵝絨革命的捷克和西方很多歷史學家，我還是不能指出來究竟是誰第一個使用這個詞。
[2]Mao Zedong, Report of an Investigation into the Peasant Movement in Hunan, quoted in George Lawson, Negotiated Revolutions: The Czech Republic, South Africa and Chile (Ashgate, 2005), p. 51.
[3]我很清楚斷頭台是在法國大革命後期才出現的。
[4]See my account in The Magic Lantern: The Revolution of '89 Witnessed in Warsaw, Budapest, Berlin, and Prague (Random House, 1990), p. 113.
[5]Quoted in an excellent article by John K. Glenn, "Competing Challengers and Contested Outcomes to State Breakdown: The Velvet Revolution in Czechoslovakia," Social Forces, Vol. 78, No. 1 (September 1999), pp. 187–211. Note also that the Slovak counterpart of the Civic Forum was actually called the Public Against Violence.
[6]On this see Civil Resistance and Power Politics: The Experience of Non-violent Action from Gandhi to the Present, edited by Adam Roberts and Timothy Garton Ash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For this essay, I have drawn on the findings of that multiauthor volume, and the Oxford University research project behind it: cis.politics.ox.ac.uk/research/Projects/civ_res.asp.
[7]Quoted in Lawson, Negotiated Revolutions, p. 72.
[8]See Timothy Garton Ash and Timothy Snyder, "The Orange Revolution," The New York Review, April 28, 2005, now reprinted in Timothy Garton Ash, Facts Are Subversive: Political Writing from a Decade Without a Name (Atlantic Books, 2009).
[9]See Roger Cohen, "Iran: The Tragedy and the Future," The New York Review, August 13, 2009.
[10]Quoted in Lawson, Negotiated Revolutions, p. 90. On this, see also my The Magic Lantern, p. 154, and Krishan Kumar, 1989: Revolutionary Ideas and Ideal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01).
[11]Hannah Arendt, On Revolution (Viking, 1963), p. 36.
[12]When my earlier New York Review essay "1989!" (issue dated November 5, 2009) was reprinted in a supplement to the Guardian (October 24, 2009), it was illustrated with a dramatic photograph of a young man with a machine gun running through the streets of Bucharest, Romania, in December 1989. Ah yes, the reader inwardly exclaims, that's revolution. But what happened in Romania was profoundly unrepresentative of 1989: it was the exception, not the rule.
[13]See Adrian Karatnycky and Peter Ackerman, How Freedom Is Won: From Civic Resistance to Durable Democracy (Freedom House, 2005).
[14]I am most grateful to my colleague at the Hoover Institution, Professor Abbas Milani, for his translation of this interesting document.
[15]This emerges very clearly both from the studies in Roberts and Garton Ash, Civil Resistance and Power Politics, and from those in Democracy and Authoritarianism in the Postcommunist World, edited by Valerie Bunce, Michael McFaul, and Kathryn Stoner-Weis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譯自：「Velvet Revolution: The Prospects」 by Timothy Garton Ash
—— 原載: 學術中華
本站刊登日期： Wednesday, December 30, 200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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