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傑 ： 每個受害者都站起來揭露中國的古拉格

余傑：每個受害者都站起來揭露中國的古拉格
——《不虛此行——北京勞教調遣處紀實》序
作者：余傑    文章來源：民主中國    點擊數：191    更新時間：2009-12-27


二零零九年十二月，經李和平律師推薦，我讀到了一本名為《不虛此行——北京勞教調遣處紀實》的書稿，並與作者野靖環女士見了一面。這是一本每一頁都讓人目不忍睹的書稿，我一邊閱讀一邊想：作者該是一位多麼勇敢的人啊，像林昭、張志新和李九蓮吧？當我與作者見面的時候，發現她是一位文雅、溫柔亦不乏剛毅之氣的女士，兩鬢斑白而目光炯炯。十一年的上訪與多次被抓捕、關押、勞教，重重苦難並沒有壓倒她，她在訴說自己的經歷的時候，言談沉穩，神情平和，不像有些「上訪專業戶」那樣語無倫次、泣不成聲。如同壓傷的蘆葦不折斷，在巨大的痛苦漸漸沉澱之後，是靈魂深處的寧靜安詳與波瀾不驚。

作為李鵬的小兒子李小勇負有直接責任的「新國大」金融欺詐案的五千名受害者之一，野靖環放棄了國企工作人員的「體面」身份，成了上訪「專業戶」。二零零七年年三月四日，她與其他十六名上訪人來到中央電視台，尋求央視輿論監督法院違法的問題。他們在央視東門旁僅僅停留了十五分鐘，便被四十多名警察包圍，強行帶到海淀區永安路派出所，以「擾亂公共秩序」為名拘留。由於有「前科」，她被拘留十四天後，又改成逮捕，轉押至海淀區看守所。十六天後被宣布勞動教養一年九個月。四月二十日，她被押送到位於北京市大興區團河的「北京市勞教人員調遣處」，由此開始了在這個人間地獄「脫一層皮」的生活。

被國家暴力機器剝奪自由，是無數追求自由和公平正義者付出的沉痛代價。我歷來關注那些失去自由的人寫的文字，如羅莎?盧森堡之《獄中書簡》、葛蘭西之《獄中札記》、朋霍費爾之《獄中書簡》等。在當代漢語世界中，也有不少囚徒留下的文字，如王丹之《獄中回憶錄》，江棋生之《看守所雜記》，徐文立之《獄中家書》，以及勞改基金會出版的「黑色書系」中阿媽阿德之《記憶的聲音》、秦耕之《中國第一罪》、李貴仁之《中國巴士底》等。這些文字描述了不同類型的監獄、看守所、勞動教養院的情形。野靖環的這本書則填補了一個空白——她所揭露的乃是一種特殊形式的「監獄」，即「勞教調遣處」。這是看守所與勞教所之間的中轉環節，正因為其「流動性」的特徵，生存環境更加惡劣，被關押者的人權更是受到肆無忌憚的踐踏。這一嚴重違憲而存在的機構，是處於人權活動家和法律學者視野之外的一個「死角」。這本書對調遣處的揭露，使得中國的古拉格群島的「流水線」不至於缺少了一個中間環節，有了這本書，「伸手不見五指」的勞教制度暴虐兇殘的全貌便呼之欲出了。

受虐者的非人化與施虐者的非人化

如果不是閱讀這本書，我還不知道這樣一個事實：絕大多數被勞教人員都要先被關押在「調遣處」。為什麼當局要多此一舉呢？多了一個環節豈不是增加了勞教的成本？這套制度自有其設計的「合理性」：調遣處是給勞教人員「立規矩」、「學規範」的地方，如果是勞教時間較長的對象，在經過兩三個月的訓練之後，接著被遣送到勞教所；如果是勞教時間不長的對象，則有可能在此處完成其全部的勞教時間。

法國思想家福柯通過對監獄制度的考察，寫出了探討權力的構造與運行的傑作《規訓與懲罰》。他用「政治解剖學」的手段，將監獄史解讀為「肉體史」和「精神史」兩部分，他強調這不是「過去的歷史」，而是「現在的歷史」。遺憾的是，福柯不是中國人，他也沒有到過中國，不知道中國的監獄制度和勞教制度的真相，更不知道中國有一個「調遣處」這樣的機構。被宣布勞動教養的對象，是沒有被法庭定罪的公民；而沒有被法庭定罪的公民，卻被國家暴力機器「合法」地剝奪人身自由並被送到比監獄更暗無天日的「調遣處」，這是生活在法治社會的福柯所無法想象的事實。我相信，以福柯的天才，若將《不虛此行》作為素材來研究，一定能寫出更為精彩的《規訓與懲罰》的續集來。

作者將調遣處喻為奧斯威辛集中營，並非故作驚人之語。她剛被送到調遣處，女警官的第一訓話便讓人不寒而慄：「從今天起，別忘了你們的身份，你們要牢牢記住自己是勞教人員！這裡和拘留所、和監獄都不一樣，這裡是半軍事化！別管你過去是幹什麼的，到了這裡，是龍你給我盤著、是虎你給我卧著！說得明白一點兒，就是別拿自己當人看。……無論隊長說什麼，你的回答就是一個字『是』，過門喊『報告』，聽到名字答『到』。『報告、到、是』三句話要牢牢記住！」女警官的嗓音清脆、尖利，她的話語直刺「新人」的心扉：「你們跟隊長說話的時候，要距離兩塊磚的地方立正站好，低著頭看著腳，不許看著隊長眼睛。你們在外邊跟別人說話，看著人家的眼睛是尊重別人；在這裡你要是看著隊長的眼睛就是不尊重隊長，知道了嗎？」在這番訓話之後，在施虐者和受虐者、人與非人之間便劃出了一道不可逾越的界限。這就是中國的司法系統所炫耀的「人性化」的管理方式嗎？

我在與作者交談時，她站起來向我示範了一下打飯的過程，讓我看得傻了眼：兩隻手端著飯盆、在女警察面前低頭、彎腰、雙臂伸進放在地下的菜桶里，要伸到離菜最近的位置。這個動作跟下跪也差不多了——男隊就完全就是下跪，而女隊要稍稍「文明」一點。這樣的位置可以使隊長用勺子盛了菜之後稍微抬起來一點兒就能放到你的飯盆里。同時喊報告詞：「隊長好，報告隊長，六班勞教人員野靖環『求』打飯。」打飯後，還要喊：「謝隊長！」這是一個複雜的程序，使得打飯的效率大大降低。那麼，管理當局為什麼要為此而犧牲效率呢？這個程序刻意將被勞教者置身於比乞丐還不如的位置上，它的設計者們就是要讓被勞教者喪失起碼的尊嚴感。當一個人淪落到連自己都瞧不起自己的地步，對其實行統治就易如反掌了。

調遣處的難友們總結出警官們的四大工作法則——「打擊你的自尊；毀滅你的靈魂；貶低你的人格；損害你的健康。」在調遣處，野靖環因捍衛自己的尊嚴與人權，曾遭到被禁止上廁所、罰站、不給看病等懲罰，因為年齡和案件的敏感度的關係，她沒有受到過身體上的傷害；但是，她看到了若干難友們被毆打以及被警官故意挑動互相毆打，比如一位血壓高達一百八十的老太太，被女警官強迫一遍遍地練左轉、右轉，這名女警官用折磨別人的方式來發泄自己的情緒。野靖環感嘆說，一個原本善良、陽光的正常女孩，卻成為一個冷血殘忍的獄卒，「調遣處摧殘的不只是勞教人員，還摧殘了許多年輕的管理工作者善良的人性」。

在這本書中，作者寫下了五名女獄卒的真名。她在獲釋之後曾給她們去信，希望喚醒她們的良知。遺憾的是，這些信件如石沉大海。於是，她不得不公布她們的名字和職務，這也許是促使她們收斂其惡行的唯一辦法：楊亞楠，九大隊大隊長；楊敏，九大隊副大隊長；袁源，九大隊副大隊長；張宏，九大隊民警；李穎，九大隊民警。我相信，總有一天，這些人的親人有可能閱讀到此書，當她們的親人拿著這本書去質問她們的時候，她們該如何回答呢？我更相信，在未來實現民主憲政的中國，這些作惡者都會像德國電影《朗讀者》中的那個女主人公一樣，因其獄卒生涯而受到法庭的審判，這一審判不是為了報復，乃是為了公義。

勞教制度將被勞教者變成非人，而勞教制度的實施者們也不自覺地非人化了。這些獄卒同樣也是女兒、母親和妻子，當她們假日去探望自己的媽媽的時候，敢告訴媽媽自己剛剛折磨了一個與媽媽同齡的老太太嗎？當她們下班去幼兒園接自己的女兒的時候，敢告訴女兒自己剛剛虐待了一個別的小朋友的媽媽嗎？譴責某一個獄卒或警察的「壞」是沒有意義的，為什麼無論是個人的良知還是中國傳統文化中「仁者愛人」的教育都不足以制止她們人性的沉淪呢？野靖環從親身經歷中思考此現象發生的原因：「這些勞教警察，他是在服從和執行上級的命令。他們默認制度中的不道德、反人性的行為，把虐待、折磨勞教人員當作一種工作方式。絕大多數警察都不會覺悟到自己是在犯罪與作孽，或許也會有良心不安，但都會以『執行命令』、『為了生存』來為自己的道德過錯辯護。他們越是肆無忌憚的折磨勞教人員，越會得到領導的賞識。他們就會產生一種成就感，會從中獲得快樂。」

這一思考相當深刻。從被動作惡到主動作惡，是絕大多數獄卒和警察的「成長曆程」。如德國思想家阿倫特所說，要成為那個「平庸的惡人」，首先要「克服自己的憐憫心」；如捷克思想家帕托什卡所說，罪惡的根源便是：「個體所扮演的角色退化為技術過程中一顆簡單的齒輪，再確切一點說，便是非個人性。」英國學者鮑曼在《現代性與大屠殺》一書中指出，暴力的實現有「三部曲」：首先，暴力必須被認可（通過合法的命令、規範）；然後，暴力必須變成一種手段；最後，這些手段必須變得大眾化（通過規章條例）。在此過程中，殘忍的行為也許只是被當作普通的工作來完成，沒有人意識到自己的責任。最高尚的美德從此變為「認同幾乎所有組織內部規章制度，而不再是自己的良知」。所以，納粹集中營中的冷血獄卒並不是人類精神的獨一無二的畸變，「我們不應以為只有納粹主義或斯大林主義會促生這些條件。仔細觀察，我們就會發現，任何官僚機器變得冷漠並無視道德束縛時，這些機制就產生了。」從奧斯威辛集中營到團河調遣處，並非遙不可及，而是只有一步之遙。

「極權資本主義」時代的血汗工廠

今天的中國實行的是一種空前絕後的「極權資本主義」制度，這是一個比「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更為準確的定義。比如，在城市的野蠻拆遷和農村的新圈地運動中，用推土機將所謂的「釘子戶」壓死，向抵制征地的農民開槍，這些殺戮將資本主義最野蠻的一面展示無遺。而確保這些野蠻行徑變成現實的，是共產黨掌握的國家暴力機器，以及那些向共產黨拋媚眼的西方跨國公司。從江澤民與澳門賭王的四姨太高歌一曲，到雅虎將師濤的個人資料提供給中國的安全部門，從花旗銀行的董事挂名寫《江澤民傳》，到沃爾瑪一邊組建黨組織一邊訂購中國的奴隸勞工生產的廉價產品……老祖宗馬克思做夢也沒有想到，他去世一個多世紀以後，世界上居然出現了中國共產黨這樣一個如同「披著羊皮的狼」的「共產黨」。

整個中國都是血汗工廠，看看長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的那些血汗工廠中的農民工的處境，看看山西的黑窯中那些被拐騙去的奴隸童工瘦骨嶙峋、形同鬼魅的模樣，再回顧中學時候學過那篇夏衍寫的《包身工》，才發現「蘆柴棒」們簡直像生活在天堂里。大概教育主管當局也覺得不好意思，害怕學生們立即將現實與歷史作一個有趣的對比——就好像七十年代初，學生們到農村接受憶苦思甜再教育，老農民講述當年如何食不果腹、餓殍遍野，一不小心說出了真話，那不是舊社會，而是五九年——於是，他們便悄悄地將這篇經典課文從課本中撤下了。這個時代的準則是：既然有少數人要先富起來，那麼更多人就得永遠地窮下去。

就連外面那些所謂的「自由民」都得充當奴隸勞工才能活命，調遣處的囚徒們又哪能閑著吃白飯呢？在「一切向錢看」的今天，中國的每一處監獄、每一個調遣處，幾乎都蛻變成了勞動效率最高的血汗工廠。從來自政府財政的撥款中貪污剋扣，根本填不滿獄政部門管理者的貪慾，他們還有一套「亞財政」的制度，每一個囚徒都是他們的「搖錢樹」——既然她們手下有這麼多不用支付工錢的「剩餘勞動力」，不壓榨白不壓榨。於是，在調遣處，寫在紙面上的那些管理制度都是騙人的，實際運行的是「不勞動，不得食」的「潛規則」。

書中提及勞教人員做過的兩種具體工作。一種是生產名為「花安適」的婦女用的洗液。許多勞教人員長期不允許洗澡，從事該項勞動之前也不會有洗手和消毒的機會，獄方更不會讓她們作身體檢查。因此，艾滋病的、各種肝病的、發燒感冒的都在流水線上裝盒。干著干著，每個人的手都成了黑的。這些產品流入市場、流入消費者手中，一般人使用時，不會有人覺得袋子是髒的，不會有人先把袋子洗一洗再使用。「就像一次性筷子一樣，人們都認為是乾淨的。可是在裝盒時，勞教人員是不洗手的。」由此造成的公共衛生的危機，該由誰在負責呢？作者指出：「我痛恨『花安適』。這些企業為了多賺錢，把勞教人員當成廉價的勞動力，他們間接的對勞教人員進行剝削。每一盒『花安適』都沾染著勞教人員的血和淚。」

還有一種工作是做「蒙牛吸吸爽」的冰激凌包裝盒。這是一種六菱形的盒子，還有一個小窗戶，最後再穿上一根花繩當提手。這批「蒙牛吸吸爽」的冰激凌包裝盒，是廊坊紙箱廠為蒙牛公司製造的，該公司再將部分工序分包給調遣處。因為廠家忙著新品上市，調遣處方面估計也與廠家簽訂了按時完成的合約，所以強令囚徒們加班加點完成任務。作者寫道：「連著幹了二十多天了，每天都干十四、十五個小時，太累了。……我出獄后，只要看見『蒙牛』商標的乳製品，心裡就一陣難受。」此後，她從來不買蒙牛的產品，即使在電視上看到蒙牛的廣告也立即換台。但是，有多少普通的消費者知曉此類產品的「籍貫」呢？

在納粹的集中營里，據諾貝爾文學獎得主、集中營倖存者凱爾泰斯所說，許多時候納粹讓猶太人做的都是「無用功」，比如讓他們將這堆石頭從這裡搬到那裡，猶太人最終的命運是消失，而不被看作可以長久使用的勞動力；在蘇聯的古拉格群島里，克格勃驅使囚犯們修建大型的基礎工程，如運河、鐵路、水庫等，這些工程一般都屬於國有企業；而在今天中國的監獄、勞教院和調遣處等部門裡，囚徒則被強迫從事進入流通領域的商品的生產，他們的勞動成果亦成為支撐「大國崛起」的財富的一部分。這些產品遍及衣食住行的每一個領域，甚至大量出口外銷，使得在全球範圍內，誰也不知道自己使用的產品是否與監獄有關。由此可見，中國的高度極權和高度「資本主義化」以及兩者的融會貫通，讓納粹和蘇聯望塵莫及。

受害者的力量如此弱小，受害者改變不了這套制度。但是，如果有更多像野靖環這樣的受害者勇敢地站出來，點名揭露她們生產過的產品，這些證詞則有可能形成壓死駱駝的一根根的稻草。如果越來越多的消費者知道這些企業的秘密之後，拒絕購買其產品；如果公共形象的敗壞，使得像蒙牛這樣的上市公司的股價下跌，那麼此類公司今後必然會有所顧忌，甚至中止與監獄系統的「親密合作」。蒙牛在二零零八年的毒奶粉事件中也是始作俑者之一，它通過投靠中糧集團，搖身一變化民營為國企，從而度過此一危機。但從野靖環的揭露來看，蒙牛的「原罪」還不僅於此，蒙牛這樣的無良企業應當被公眾和媒體繼續「窮追猛打」。

最近，官方的一則新聞說，現在北京的勞教人員平均每天的勞動時間已經下降到了三個小時。「過去是發愁活兒干不完，現在是發愁沒活兒可干。」市勞教局調遣處後勤大隊的隊長稱，過去調遣處附近是全國最大的連片葡萄園，一千多勞教人員一年種植一萬六千畝葡萄，年產八百萬斤，而當下調遣處每年接納的勞教人員沒有減少，但只種植一百餘畝蔬菜大棚和果樹，所種的蔬菜水果也僅僅為了改善一下勞教人員的生活。市司法局一位負責人說：「司法部對全國勞教人員最新的要求是強制勞動不得超過六小時，北京的情況已經遠遠低於這個指標。」難道血汗工廠一夜之間就變成了療養院？我只相信像野靖環這樣的受害者親筆寫下的經歷，而不相信官僚們那些天女散花般的說辭。當這些官僚有朝一日淪為囚徒的時候，他們還會如此巧言令色嗎？

用真話戰勝謊言

法國學者索爾孟將他的中國札記命名為《謊言帝國》，這是對今天的中國最為精闢的概括。謊言不僅是普通的中國人的一種卑賤的生存方式，更是當權者運用得極其嫻熟的一種統治術。當年，「我是流氓我怕誰」的毛澤東，道出了中共奪取天下的秘密乃是「槍杆子」和「筆杆子」，即暴力和謊言。中共執政以來，先後製造了土改、鎮反、反右、大躍進、文革、六四等慘絕人寰的運動，造成了超過六千萬中國人的非正常死亡，卻仍然能夠維持其絕對的統治地位，直到今天，其秘密仍然是暴力和謊言，再加上金錢的收買。

覺醒的民間社會不能以暴抗暴，也根本無力抵抗數百萬聽命與中共的軍隊與警察，六四慘劇已經是一個血的教訓。但是，覺醒的民間社會可以用真話戰勝謊言，波蘭流亡詩人米沃什說過：「無論如何，我的信仰始終如此：一個社會、一個文明只有通過在這個或那個個人身上選取的善的種子的積聚才能延續。」是的，如果我們每一個人都能像蔣彥永、高耀潔、劉曉波和野靖環那樣說真話，像哈維爾那樣「活在真實中」，像帕托什卡那樣「不讓日常生活的和諧將我們催眠」，這樣才能「揭開迫使個人服從權力的面紗，從而動搖這種政治體制的根本」。那麼，終有一天，中共賴以存在的謊言與暴力會失效，會像當年固若金湯的柏林牆那樣轟然倒塌。這就是作為「無權者」的我們的最好的反抗方式。

在今天的中國，靠說謊為生的人遠遠多於用真話去戰勝謊言的人。在二零零八年九月二十三日的《法制日報》上，發表了一篇作者為張曉歐和李軍亮的、題為《打造一流的現代化文明勞教場所》的文章。這兩名記者此前大約是詩人，他們的文章是以浪漫的詩句開始的：「這裡，教室明亮，綠蔭滿園，猶如徜徉於校園。這裡，內務整潔，口號嘹亮，猶如置身於軍營。這裡，有一群人，頭頂著國徽，身穿著警服，用青春和熱情撒播愛的種子，托起生命之舟。這裡，就是北京市勞教人員調遣處。」接著，文章對鮮為人知的調遣處做了一番充滿溢美之詞的介紹：「作為北京市惟一一所開展收容教育的勞教場所，其職責被形象地概括為『收容第一站，管理第一關，教育第一課，矯治第一步。』二零零零年建處以來，處黨委堅持『依法、嚴格、科學、文明』管理，帶領廣大民警職工銳意進取，不斷創新，為教育矯治工作牢牢把好了第一道『關口』。八年來，先後被評為首都精神文明建設先進單位、北京市人民滿意政法單位，二零零五年被司法部命名為現代化文明勞教所。」而在野靖環筆下的那些凶神惡煞的獄卒，在這兩名記者的筆下卻宛如天使：「雖然勞教場所的環境是封閉的，但民警關愛、期盼的心永遠向勞教人員敞開著。他們用雙手點亮勞教人員心中的希望，用真情溫暖勞教人員的心田。他們用火一樣的工作熱情和對黨對人民的無比忠誠，踐行首都勞教人民警察的誓言，拯救一個個失落的靈魂，幫他們走上新的人生之路。」

天堂與地獄，在一線之間；天使與撒旦，在一念之間。當這兩名記者訪問調遣處並撰寫這篇文字的時候，野靖環正被關押在此、備受折磨。一年零九個月的關押，究竟有多麼幸福和溫暖呢？這兩名大記者願不願意親自嘗試一下呢？哪怕跟被勞教者一起生活一天也好啊。如果他們採訪到野靖環及其難友們，還能心安理得地用詩情畫意的筆調描述調遣處嗎？野靖環寫道：「當我親自體驗勞教生活之後，才知道準確的表達應該是：不是脫一層皮，是只剩一層皮！我的體重從五十五公斤變成了四十公斤；我的腰圍從七十七公分（二尺三寸）變成了五十七公分（一尺七寸）；手像雞爪子、肋條骨像搓衣板、臉上的皺紋像一條條刻痕。腹部鬆弛的皮可以捲起來，晚上仰卧在床上，凹陷的肚子可以倒入一碗水。」這些細節是不可能編造的，因為她的身體就是活生生的、誰也無法反駁的證據。那些夢想減肥而屢屢失敗的大資小資們，不妨到調遣處來實現其減肥計劃，必定能夠獲得成功。

讀到野靖環的充滿血淚的文字，再看那篇「詭詐的大行詭詐」的新聞報道，我真想找到張曉歐和李軍亮，前去唾其面、批其頰！他們能夠在《法制日報》當記者，一定受過良好的教育，一定畢業於名牌大學。但是，教育和文化並沒有成為他們說謊和造假的障礙，反倒成為他們說謊和造假的資本。這是教育失敗和文化頹喪的一個信號。為了生存，人被動地干一點無恥的事情，是可以原諒的；但人若無恥到這種地步，恬不知恥地寫作此類文章，就與那些施虐的獄卒沒有什麼根本的區別了。野靖環點出了那五個獄卒的名字，我也在此點出這兩個記者的名字——讓恥辱成為恥辱者的墓誌銘吧。

沒有人願意有這樣可怕的人生經歷，即便是野靖環本人也不願；但她卻以「不虛此行」作為這段特殊經歷的回憶錄的書名，說明她已經勝過了祥林嫂式的悲情，而將苦難轉化成了捍衛自由、真實與公義的寶貴的精神資源。在這本書中，作者既有記錄，也有反思；既有控訴，也有追問。她的寫作即是一種宣告，宣告勞教制度和調遣處的「非人化」的企圖的失敗，宣告自己作為一個自由與尊嚴不可剝奪的大寫的人又站了起來，正如米沃什所說：「在那兒，在我們用道德反抗世界的秩序，在我們質問這恐怖的喊叫由何而來時，我們開始了對個人身份的捍衛。」邪惡不會自動地退出歷史的舞台，必須每一個受害者都勇敢地站起來揭露中國的古拉格的真相，我們的下一代才有可能在陽光下自由地奔跑。

二零零九年十二月十九日

圖為教友余傑王怡李柏光等三人在白宮受到布希總統接見

2# 新鮮人

謝謝你的配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