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 「 麵包時代 」 的七七憲章到 「 蝸居時代 」 的零八憲章

余傑：有時，我們要下到井裡看看繁星
----從「麵包時代」的七七憲章到「蝸居時代」的零八憲章
作者：余傑 文章來源：民主中國  更新時間：2009-12-21 8:46:35

二零零九年十二月十日，中共當局悍然宣布，公安機關將劉曉波一案的起訴意見書送達檢察院，即意味著在未來數星期之內，該案將開庭審理。對此，捷克共和國外交部發布聲明表示深切關注。該聲明指出：「二零零九年十二月十日，世界人權日也是《零八憲章》發表一周年，我們歡迎它表達了對中國公民社會的解放，並將繼續把它視為一個珍貴機會，以啟動討論其提出的關鍵問題。……令人遺憾和關心的是，我們收到官方鎮壓憲章代表人物和簽署者的信息，使人聯想起一九七七年後捷克《七七憲章》簽署者面臨鎮壓的情況。」捷克雖然是一個中歐小國，在經濟和政治上無法制衡多財善賈、躊躇滿志的中共，但在美國和歐洲各大國紛紛放棄對華人權外交、為了自身利益而「與狼共舞」之際，這份聲明對於所有追求自由與公正的中國公民而言，都是寒冬里的一絲暖意。這一聲明當然難以收到促成劉曉波獲釋的實質性作用，但它再次顯示出《零八憲章》與《七七憲章》之間的精神傳承關係，以及作為命運共同體的人類在被背叛、佔領、欺騙或侮辱的情形之下，可以做出的「脫穎而出」的選擇，這種「脫穎而出」的精髓就是「對邪惡的抵抗、不顧一切的抵抗」。哈維爾說過：「有時，我們要下到井裡看看繁星。」如今，為了看到滿天的繁星，劉曉波下到了最黑暗的井底。

「七七憲章」誕生於捷克的「麵包時代」。那時，蘇聯東歐諸國的計劃經濟模式已現頹勢，實際的經濟狀況與物質生產根本不能支撐官方意識形態許下的「全民福利國家的諾言」。不過，這種經濟水平反倒使得執政的共產黨當局可以利用短缺經濟來達成對民眾的精神控制，用匈牙利經濟學家雅諾什?科爾奈的話來說，這是一種權力自我合法性的「父愛主義」，他在巨著《社會主義體制》中指出：「當權者堅信他們比被統治階級更了解自己（被統治階級）的利益要求。官僚集團處於家長的位置：所有其他社會階層、團體或個人都是孩子，作為他們的成年監護人，必須對『孩子』的心靈成長肩負起監督職責。」換言之，如果你是一個聽話的孩子，你就可以分配到麵包吃；如果你是一個不聽話的孩子，你就沒有麵包吃——不僅如此，你還會受到各種形式的懲罰，直到你流淚告饒為止。對此，法國思想史家亞歷山德拉?萊涅爾－拉瓦斯汀在發掘中歐持不同政見者思想的《歐洲精神》一書中指出：「清洗運動最終成功地建立了一個時代。在當時無人為這一時期命名，但後來，長於黑色幽默的捷克人把它形象地稱作『麵包時代』——在恐懼環繞四周的時候，日常生活的麵包便超越了人類所有其他的目標，成了為惟一追求的對象。而那些被人們拋在腦後的東西：尊嚴、責任、團結以及精神生活，才是構成歐洲文化的真正價值。」

對於「麵包時代」大部分民眾的生活狀況，目光如炬的哈維爾舉了一個有趣的例子來說明：布拉格某水果店的經理在櫥窗上張貼了一幅標語，上面寫著：「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其實，這個經理的內心深處並不相信這句話的真實含義，他對全世界無產者是否團結也不感興趣。另一方面，即便他不這樣做，也不會立即遇到麻煩。但他仍然要這樣做，這是為什麼呢？這是一種主動向當局效忠的方式，至少傳達出這樣的意思：「我是一個安分守己的人，我完全接受你們定下的遊戲規則。」這是一張掛在脖子上招搖過市的「良民證」。由此，他扼殺了自己的良知，向全世界、包括他自己，偽裝起真實的一面。在哈維爾看來，這樣的「不沉默」的大多數，同時是權力系統的受害者和支持者，他們正在一邊腐蝕又一邊建設著這一系統。他們只是為了日常生活的更加安逸，而放棄了自由與道德原則，他們的所作所為又成為其他公民的壓力，致使更多人仿效這樣的做法。由此，權力大獲全勝：「在現代社會中，權力正是通過這種方式變得隱蔽而又無比強大，強大到可以深深影響到每一個個體。」

那麼，有沒有人從「麵包時代」的轄制中「脫穎而出」呢？在像傳染病一樣擴散的冷漠、虛偽、利己、怯懦和對物質利益的狂熱當中，確實有這樣一群「擁有改變世界能力的人」。對於他們來說，人生的最高目標是追求真實和自由，而非對自身溫飽的關切，並非滿足於日常生活所給予的一點微不足道的幸福感。他們堅定地認為，要做一個真正意義上的公民，就必須肩負責任，不計較得失。他們為此付出了巨大代價，他們也確實改變了這個世界——有人親身體驗到了這種改變，比如，昔日在獄中從事重體力勞動的囚徒哈維爾，後來成為共和國的總統；也有人沒能活到自由降臨的那一天，但他們安心地瞑目而逝，因為他們為那個無比美好的願景承擔過、付出過、戰鬥過，他們的不幸遭遇從某種意義上說是自找的，而這種日常生活的不幸又為他們帶來最大的幸福感與成就感，他們中的一員，就是哈維爾的老師、哲學家帕托什卡。

帕托什卡不是海德格爾那樣的哲學家——海德格爾在任何一個時代都成功地扮演了「哲人」的角色，一邊向權力暗送秋波，一邊又故作高深莫測狀，讓自己在納粹時代和戰後同樣享受尊崇，這需要一種怎樣的「聰明」呢？而帕托什卡是一位「笨拙」的哲學家，甚至是一位「失敗」的哲學家，他在納粹時代被禁止教書，在共產黨政權下更是自貶為社會的最底層。由於選擇不背叛，他在長達三十多年的時間裡幾乎失去了一切：被禁止使用護照，禁止出國訪問，作品被共產黨政權列為禁書。他想要勉強維持家庭生活，只能從事一些收入微薄的工作：擔任保管員、操作工以及翻譯。他沒有公開的課堂，只能在自家的地下室中秘密地給幾名學生上課，學生們躡手躡腳地來，躡手躡腳地離開。帕托什卡的女兒回憶說：「在七十年代，每翻譯一頁的收入只有二十克朗，約合四法郎。但即便如此，父親仍然寧願選擇翻譯那些愚蠢的文章也決不做出任何妥協。」因為這位真正的知識分子堅信：「作為一名有擔當的知識分子，作為一名哲學家，其使命並非跳出自己的領域去關注那些無關緊要的事情；而是應將哲學與國家大事緊密聯繫在一起。」

當哈維爾邀請帕托什卡參與《七七憲章》的工作的時候，這位年邁的老人慨然同意。他意識到，現在是該走出象牙塔的時候了，在一個被權力所異化和扭曲的社會中，所謂「價值中立」的、「抽象」的學術並不能改善人們的生命質量，並不能阻止人們的道德水準跌破底線。很快，帕托什卡全權負責《七七憲章》的組織工作，探訪所有需要聯絡的人，四處搜集簽名，雖然忙得無法負荷，卻固執地拒絕將哪怕一丁點事務交與他人。當有人建議他尋求一點幫助時，他總是憤怒而堅定地回答：「我是發言人，我還能動。」帕托什卡還精心修改《七七憲章》的文本，使得在這份歷史性的文件中，簽署者們的視角已不再局限於對道德必要性的訴求，他們將目光瞄準了現代社會的種種危機、責任感的普遍喪失、制度合法性的來源以及所有那些讓每個個體同時成為行為者和受害者的陳規陋習。《歐洲精神》一書如此論述《七七憲章》超越具體政治事務的精神立場：「誠然，所有這些關於深刻問題的思考是在受到共產主義政權壓迫的特殊情況下出現的，但與此同時，它又遠遠超出了其最初狹窄的範圍：不同政見思潮不斷地深入，已經觸及到倫理學問題，其基本觀點影響到了我們每一個人。在今天這個社會裡或許更是如此。」對於帕托什卡的貢獻，多年以後，哈維爾深情地回憶說：「他全身心地投入到了工作中，將自己的生命毫無保留地貢獻給了這份事業。我難以想像，如果在運動一開始缺少了他光明的人格魅力的引導，憲章將會變成什麼樣子。」

當初，帕托什卡答應參與《七七憲章》運動的時候，他並不是不知道這件事情有多麼危險。與納粹政權和共產黨政權這兩個極權主義政權長達數十年的抗爭與周旋的經歷，讓他深知一份具有精神性的文本比一份單純的政治性的文本更讓當權者心驚膽戰。正如哈維爾的獄中書簡讓那個崇拜希特勒的典獄長大聲咆哮一樣：「所有這些關於『精神秩序』和『存在秩序』的廢話都是些什麼玩意兒？你們必須操心的惟一秩序就是監獄秩序的規矩！」這就是精神的力量、光明的力量、正義與善的力量。即便典獄長看不懂，他也感到害怕。果然，《七七憲章》剛一發表，帕托什卡便遭政治警察逮捕，在獄中他經歷了無數次漫長而痛苦的審訊。最終，在一次長達十小時的問詢之後，他再也無法堅持，於一九七七年三月十三日因腦溢血逝世。在他最後的日子裡，完成了一篇具有墓碑意義的絕筆，其結尾處這樣寫道：「真正應該做到的是，在任何時候都活得有尊嚴，不膽怯，不退卻。即使在某些時候會遭到鎮壓，也要義無反顧地講真話。因為只有在經歷了磨難之後，人們才會逐漸意識到，有些東西是值得為之受苦的。如果世界上沒有了藝術、文學、文化這些高尚的事物，那麼我們就只剩下疲於奔命的日常生活了。」是的，沒有像帕托什卡這樣的英雄人物的戰鬥與犧牲，捷克的天鵝絨革命就不會水到渠成。上帝並非對捷克人偏心，上帝並非遺忘了中國人，上帝的恩賜從來都是給予那些願意為自由付出代價的民族。

如果說昔日的捷克是一個「麵包時代」，那麼今天的中國便是一個「蝸居時代」。就普通人的物質生活而言，今天的中國人比昔日的捷克人要充裕和豐足得多。昔日的捷克人面臨著如何用足夠的「麵包」填抱肚子的問題，而今天的中國人則面臨著如何尋找一個「蝸居」棲身的問題。以權勢熏天的市長秘書和他包養的二奶為主人公的電視連續劇《蝸居》，一時間萬人空巷。這部電視連續劇以一種幾乎等同於複製的方式將中國人當下的生存狀況搬上了屏幕，雖然遭到審查部門的刪節，仍然具有近年來中國影視作品中罕有的一種品質，那就是真實。人們不再義正詞嚴地譴責「二奶」和「小三」們了，反而對她們充滿了同情甚至艷羨，這是不是社會的一種「進步」呢？年輕一代不得不面對這樣的現實：如果連「蝸居」也掙不到，便只好淪為「蟻居」了——北大社會學博士廉思經過廣泛的調查，發現了一個處於傳統的三大弱勢群體（農民、農民工、城市下崗職工）之後了第四個弱勢群體，即「大學畢業生聚居群體」，並以「蟻族」命名之。而「蟻居」要升級為「蝸居」，做「二奶」與「小三」便是一條終南捷徑。喜兒何妨嫁給黃世仁呢？

對此，署名「落雪是花」的媒體人在鳳凰博客上發表了一篇題為《八零后女人急於尋找有錢有權男人？》的評論：「這年頭，尊嚴能值幾個錢？還不是物質跨下的玩物？只要做了『二奶』，所謂的愛情、友情、人格、廉恥等就統統被嚴重扭曲了。……當調查都市女白領『傍大款』、『周末二奶』現象時，竟有百分之六十以上的女人表示『應該及時享樂』，言外之意就是認同這些現象，只是如此『好事』沒機會碰上，如若碰上了那還不是趨之若騖、紛紛效仿嗎？」而另一位作者梁丁在《從「蝸居」開始社會重建》一文中寫道：「像道德淪喪和價值解體，每個時代都有。可是，我們這個時代，連做房奴都需要很拚命，否則你連房奴都做不了，不信，你就想想很多農民、礦工、農民工的遭遇吧，於是大家都在努力地向上攀爬，可你即便拚命了，甚至說你還很有能力，你也可能被人家權二代富二代輕易地黑下來，於是，這個奮鬥就成了一個『鬥智斗勇』的話題，『不擇手段』只是很基礎的要求。在中國，如果一個人正直且勇敢地生活，不但是得不到獎賞，而是時刻都走在通往監獄的路上，那麼，我們還如何去要求每一個人都應該具備正直，誠實，勇敢這些品德呢？所以，我們這個社會的基本特徵是，大部分人都不同程度的在使壞，可每個人又能輕易發現大面積的社會之壞，然後為自己提供持續使壞的動力。」這樣的一個社會，誰在其間真正幸福呢？

中國的「崛起」，是以大部分人不得不「蝸居」乃至「蟻居」為代價實現的。年輕漂亮的女性為什麼要去傍那些並不英俊和年輕的男人呢？一言以蔽之，那些男人有錢有勢，而錢又是來自於權，所以她們實際上是依傍於權力。而其他人呢？在今天的中國，誰沒有依傍於權力呢？在權力面前，哪個商人、哪個大學教授、哪個電影明星不是低三下四、點頭哈腰的呢？秋雨含淚，故而有資格入股國企，熬成億萬富翁；兆山哭鬼，故而能入選法蘭克福書展中國作家代表團，花納稅人的錢週遊世界。我在寫作這篇文章的時候，看到當日的《新京報》上有如下一則新聞：二零零九年十二月十三日，位於四川大邑縣的建川博物館館長透露，他們修建的「中國領袖廣場」即將完工，雕塑家為毛澤東、鄧小平、江澤民和胡錦濤四個領袖塑造了巨型塑像，每個塑像重達十多噸，選用四川上好的晶點花崗石，紅色背景牆上，還配有六篇《人民日報》社論。房地產商樊建川曾經投入巨資興建抗戰博物館，呈現國民黨抗戰的功績，深受民眾之讚譽。然而，這一次樊建川卻赫然「轉型」，塑造領袖塑像、修建領袖廣場，這是什麼原因呢？身為國民黨將領的後人，樊建川在毛澤東時代一定受過不少折磨，他在內心深處未必敬重與緬懷毛澤東。但他仍然要以此來表達「政治正確」的立場，這一做法與哈維爾筆下的那個水果店的經理何其相似！那個經理只想平平安安地經營一個小店，故而只需掛出一幅橫幅就足夠了；而樊建川則要確保已有的財富的安全，甚至繼續賺更多的錢，故而就要打造一個規模宏大的領袖廣場出來。在今天的中國，越是有錢和有名的人，這種表態就越是要高調，這是中國社會的另一個「潛規則」。在此意義上，「神州億萬皆小三」：《蝸居》里的女主人公海萍如是，「文化大師」余秋雨如是，作協主席王兆山如是，地產巨子樊建川亦如是。

然而，為麵包而活、為蝸居而活，畢竟不是人類生活的全部內容。如果說《七七憲章》的橫空出世戳破了「麵包時代」是一個「福利社會」的謊言，它彰顯出另一種價值——人是一種不單單靠麵包來生活的動物；那麼《零八憲章》的應運而生則揭穿了「蝸居時代」是一個「和諧社會」的大話，它也彰顯出另一種價值——人是一種不單單靠蝸居而活的動物。當年捷克的帕托什卡、哈維爾們，只要稍稍抹煞一點良心，共產黨當局就會按照他們的地位和才華讓他們「食有魚、出有車」。而曾擔任過駐外大使的波蘭詩人米沃什和曾擔任過國務部長的匈牙利哲學家畢波，完全可以憑藉各自的民望繼續在政壇上長袖善舞，但他們意識到這個制度不公正性，便毫不留戀地與之決裂：或走上流亡的之路而成為被共產黨的宣傳機器咒罵的「祖國的叛徒」，或留在國內成為「內心的流亡者」並被所有的公共媒體「消音」。哈維爾多次被捕，沒有在監獄中的時候，警察則寸步不離地跟蹤他。警察在他郊外的農舍的外面設立了一個永久性的視哨——它看起來像一個建在椿柱上的可移動的小教室，他們還故意弄壞他的汽車並宣稱是「愛國群眾」的「義舉」。當年在蘇聯東歐發生的一切，今天在中國繼續上演。

劉曉波和《零八憲章》的許多簽署者一樣，並不是被「逼上梁山」的，走到今天這一步，乃是出於良心的自發選擇——如果他們願意接受這個與毛澤東時代相比「次壞」的社會、這個縱容人們陞官發財的慾望的時代，如果他們將個人的才華與學識「賣與帝王家」，肯定能賣出好價錢。當年，在大學里才華遠不如劉曉波的、他的同學和同事們，現今多半已經成為學界名流，或在央視「百家講壇」上為帝王將相唱頌歌，或對漂亮的女研究生實施「潛規則」，或挂名主編利用學生的無償勞動編寫教材，個個忙得不亦樂乎。而劉曉波選擇的是一條光榮荊棘路，一條少有人走的路，他對生活的理解超越了「麵包」和「蝸居」的層次，他是為人的自由、尊嚴和社會的公平與正義而活。在他家的樓下，也有一個簡陋的崗亭，無論是酷暑還是寒冬，都有穿警服或穿便衣的人呆在裡面。在被捕前夕，劉曉波與劉霞正在準備搬家，劉曉波被抓走之後，是劉霞一個人搬完了家。雖然劉曉波還在獄中，但在他們新家的樓下，一個嶄新的崗亭又建立起來。

與帕托什卡並非《七七憲章》的最初起草人一樣，劉曉波也不是《零八憲章》的最初醞釀者。但是，後來帕托什卡和劉曉波都成為各自國家的憲章運動的靈魂人物。我還記得，二零零八年秋天的一個夜晚，我與劉曉波和其他幾名朋友在一家餐廳中談論這份文稿時的場景。那時，這份文稿連名字都還沒有確定，是叫《人權憲章》好呢，還是《零八人權憲章》好？我和劉曉波不約而同說出了《零八憲章》這個名字，既簡潔明快，又直接與《七七憲章》呼應。我當時沒有意識到這份文件會讓中共如臨大敵，並喪心病狂地將劉曉波抓捕入獄。這份文件已經溫和得不能再溫和了。這些年來，我們這些人差不多每天都在寫作比這份文件的措辭更加尖銳的文字。我們雖然生活在一個不自由的大環境下，但早已「假裝」自己已經生活在一個自由的環境下。我們點名批評胡錦濤的時候，認為這是理所當然的公民權利；就好像一個美國的批評家，當他點名批評美國總統的時候，不會有任何的恐懼感。我們不認為批評胡錦濤或共產黨是一件「大逆不道」的事情。但是，比我敏感的劉霞已經有了不詳的預感，她建議丈夫不要捲入太深。劉曉波說，這些事情他必須去做，即便為此坐牢，因為這是他對「六四」的亡靈欠下的債。他始終將自己當作一個「贖罪者」。而一旦劉曉波做出了這樣的決定，劉霞便完全地支持丈夫。二十年以來，此前丈夫三次入獄，她均是如此默默地承受重逢與告別的煎熬。

劉曉波的罪名是「煽動顛覆國家政權」，這完全是一個莫須有的罪名。劉曉波對權力沒有任何興趣，自然也沒有顛覆它的興趣。就好像當年哈維爾反對共產黨並不是為了「吾可取而代之」，雖然後來他成為民選總統，但他的精神氣質始終與權力結構格格不入，他的總統身份更是一種象徵意義上的。與之相似，劉曉波在圈子裡被大家認為像孩子一般透明，他的人格魅力正在於他的直言不諱。「六四」屠殺之後二十年來，他持之以恆地用墨寫的文字捍衛漸漸淡去的血寫的真相，他如杜鵑啼血般告訴國人和世人，侵犯人權、耗盡能源、破壞環境、縱容腐敗，並不是中國經濟增長必須付出的代價，這一條「具有中國特色」的發展道路最終只能是一個死胡同。如果整個世界都被迫依附於中共的這一「夢想」，那麼人類就有可能陷入萬劫不復之深淵。

近年來，劉曉波的許多文章已經不再局限於批判權力的運作，而進入到精神和價值的反省與重建的層面。在他的思想和寫作中，有一個即便在獨立知識分子當中也罕有的維度，那就是「對批判的批判」和「對異議的異議」。換言之，他深刻地認識到，「共產黨」並不是一個外在於「我們」的惡魔或怪獸，「共產黨」就在我們每天呼吸的空氣、每天飲用的水當中，就在我們的思維和語言當中。經過六十年的統治、教育與宣傳洗腦，我們已經被共產黨全部或部分地「克隆」了。這是一個不能迴避的事實。所以，我們必須像哪吒那樣「剔骨還父」，像關公那樣「刮骨療傷」。在這個意義上，劉曉波的文字並非「煽動顛覆國家政權」，而是引導同胞完成對被奴化的精神結構的顛覆與重建。

劉曉波被捕之後，我所能做的事情，除了撰寫若干篇關於劉曉波和《零八憲章》的文章並結集成《劉曉波與胡錦濤的對峙——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為何停滯？》一書，並在香港晨鐘書局出版之外；便是為劉曉波編輯一本名為《大國沉淪——寫給中國的備忘錄》的文集，並在台灣允晨出版公司出版。在編輯這本文集的過程當中，我重新仔細閱讀了劉曉波這幾年間撰寫的數百篇文字，這些文字的可貴之處在於，讓我們擺脫「蝸居」這種可悲的生存狀態，讓我們眺望到那溫家寶眺望不到的燦爛星空。三十多年之前，帕托什卡的文字在捷克只能得到相當有限的傳播，「所謂地下傳播的方式，通常就是一小堆人躲在一處隱蔽的地方，用打字機一頁一頁地慢慢拼湊出一本書。那時候的一張碳紙只能複寫出四五份文稿來。」三十多年之後，劉曉波的文字雖然在中國大陸不能公開出版，卻通過網際網路在整個華人世界里廣為流傳；他在香港和台灣出版的著作，亦有不計其數的盜版和複印本在中國大陸悄悄流傳。可以說，劉曉波比帕托什卡要幸運得多。我在香港機場的很多書店裡，都看到《大國沉淪》一書被擺放在顯著的位置，我也看到香港作家倪匡先生在《蘋果日報》上對該書的一段評論：「劉曉波。記住這名字，他是當代偉人，二十多年，矢志不渝，為救中國而努力。他是一介書生，無權無勇，以文章為戰鬥工具，對抗種種來自極權的迫害，『不識時務』至於極點。以人性的光輝織出他身上的光環，是黑地獄中少見的明燈。」今天，如果走上中國的街頭詢問任何一個路人，你願意活在《蝸居》中的中國，還是實現了《零八憲章》的中國？我想，絕大多數人的答案都是後者。是的，胡錦濤和溫家寶關得住劉曉波的身體，卻關不住他的靈魂和思想；胡錦濤和溫家寶能夠動用舉國之力封殺和圍剿《零八憲章》，卻不能阻止《零八憲章》的理想離中國人民越來越近。

二零零九年十二月十四日

附記：本文完成於十四日晚，十五日早上剛剛將文章發給「民主中國」網站，電腦便中毒癱瘓，甚至無法重新開機，直到兩天之後才請朋友修好。十五日晚，我與劉霞見面的時候，她告知網上流傳著一篇署名是我的帖子，已經鬧翻天了，我卻一無所知。上海蔣檀文告知，此署名為《讓我們為劉曉波祈禱》的帖子，最先由「林明理」貼在「貓眼看人」，被刪除之後，又被轉貼在「自由中國論壇」。這個帖子移花接木地摘錄了我在《去黨國神聖化是中國實現憲政的第一步》等文章中的幾句話，然後加入若干我從未寫過的極為惡劣的話，居然讓許多人認為它真的是我寫的。而就在這樣的假帖子發表出來的時候，我的電腦恰好中毒無法使用，如此巧合，顯然是有關部門的特意安排。

近年來，我從來不在任何論壇張貼帖子，也不以帖子的形式回應任何爭論。我只用實名撰寫完整的文章表達個人之意見，這些文章一般都在《開放》、《爭鳴》、《蘋果日報》、《北京之春》、《世界周刊》等報刊和「觀察」、「民主中國」、「中國人權雙周刊」、「縱覽中國」等網站發表。別的網站如「」、「」、「獨立中文筆會網」、「華夏文摘」、「新世紀新聞網」等轉載，一般都會註明以上出處。如果沒有這些出處的，必然是偽作。我相信，經常閱讀我的文章的讀者都會了解這一基本情況。此次「自由中國論壇」故意傳播這樣的偽作，知道真相之後亦絲毫沒有表達歉意，在我看來缺乏一個公共信息平台的公共倫理。

十七日上午，朝陽國保一名王姓警官即約我談話，問及《零八憲章》一周年及劉曉波案，並以「個人意見」的方式告知，我撰寫的《齊奧塞斯庫的幽靈在中國遊盪》一文「太尖銳」了。我告知，我的寫作均是憲法所賦予的言論自由，寫什麼是我自己的權利。我的文章中確實有許多句子與劉曉波的起訴書中摘錄的那些句子相似，當局要抓我就抓吧。我還告知，我已經為紀念《零八憲章》一周年撰寫了一篇長文，即將在「民主中國」網站發表。該警官詢問說，這篇文章叫什麼題目。我說，過兩天就發表出來了，你們到時候都可以看到。他反覆詢問說，不妨先告訴我，我也好向上級交差。我遂將題目告知，反正兩天後就會發表，先告知也無妨。

劉曉波失去自由一年來，我已經為此撰寫了超過三十篇文章。只要劉曉波一天不得自由，我還會一直寫下去。

這個世界上任何國家都決不允許一國兩憲.

2# 華盛頓人

此語有語病！

在一個中國原則下，大陸地區和台灣地區都有各自憲法！

是否是「一國兩憲」？

2# 華盛頓人

此語有語病！

在一個中國原則下，大陸地區和台灣地區都有各自憲法！

是否是「一國兩憲」？
cenote 發表於 2009-12-25 08:27

呵呵，所以我支持他到台灣先搞一下試點。。。

2# 華盛頓人

此語有語病！

在一個中國原則下，大陸地區和台灣地區都有各自憲法！

是否是「一國兩憲」？
cenote 發表於 2009-12-25 08:27

那你是想在大陸再搞出一個台灣?

那你是想在大陸再搞出一個台灣?
非常時期 發表於 2009-12-25 08:38

我敘述事實，我看不懂你問啥？

那你是想在大陸再搞出一個台灣?

我敘述事實，我看不懂你問啥？

那你是想在大陸再搞出一個台灣?
cenote 發表於 2009-12-25 08:47

這個問題問得很清楚. 你真不懂? 除了中華民國(台灣屬中華民國, 台灣沒有憲法. 只有中華民國憲法), 你還能找到一國兩憲嗎? 東西德? 南北韓? 南北越?

這個問題問得很清楚. 你真不懂? 除了中華民國(台灣屬中華民國, 台灣沒有憲法. 只有中華民國憲法), 你還能找到一國兩憲嗎? 東西德? 南北韓? 南北越?
非常時期 發表於 2009-12-25 09:13

看你的回帖真是越看你越沒水平！

我又不是民運人士，我也不懂啥憲章的，你的回帖問：

那你是想在大陸再搞出一個台灣?

俺只是在2樓指出華盛頓人版主的句子有語病！

再者你沒水平的地方是在大陸再搞出一個台灣？

台灣是個小島，和大陸不相連，基本是隔離的！而大陸基本是個大整體，如何在大整體下在分另一個整體？

勸你好好學學邏輯學或重修中文吧！

狗屎

一個國家兩個政府，各有自己的管轄版圖，這就是現狀。

「宣章」非常多，如〈聯合國憲章》、《美洲國家組織憲章》、《非洲統一組織憲章》，是指國家間關於某一重要國際組織的基本文件，具有國際條約的性質。一般規定該國際組織的宗旨、原則、組織機構、職權範圍、議事程序以及成員國的權利義務等，屬於多邊條約的一種。

這些連基本概念都沒有搞懂的少數「精英」，把極少數人的主張或訴述當什麼國際公約，本身就是個大笑話。

8# cenote

沒有說你是民運人士. 其實只想說明劉曉波拋開中國現有憲法. 另搞一個零八憲章. 這在任何國家都是不允許的. 最多可以提出一些憲法修正意見. 怎能另搞一個? 中華民國是歷史遺留問題. 豈能與零八憲章, 相提並論?

《零八憲章》的理想與中國人民一點也不搭界，只是你們幾個沒落的所謂民運人士的騙人鬼話，如果讓你們這些人掌握了中國的政權，這裡面的東西一條也不會兌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