割下喉骨 思想者的聲音還在

　　作者:草玄

　　如果要列舉三大最膾炙人口的對聯，我想有一幅對聯絕大多數人都會將其列在其中，那就是：風聲雨聲讀書聲聲聲入耳；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

　　這是無錫東林書院門前的對聯，由明朝東林黨領袖顧憲成所撰，這不光是明朝東林黨人的口號，也是幾千年來中國文人的座右銘。

　　然而這座右銘常常讓文人們很尷尬，因為權勢者希望文人們少「入耳」，少「關心」，只要俯首稱臣就好。不過文人們書生氣太重，即便是俯首稱臣，也忍不住要去「關心」，惹得主子們非常不爽，逼得毛澤東也忍不住說：「越有知識越反動。」

　　東林黨人們就被打為了「反動」，下場極其可悲。其中楊漣等「東林六君子」，不光丟了性命，死後還被劊子手們割下喉骨，各自密封在小盒中，敬獻給大太監魏忠賢。魏忠賢竟然將六人的喉骨燒化成灰，與太監們爭吞下酒。

　　「東林六君子」不是第一個被割喉骨的，也不是最後一個。而且許多人不是死後才被割下喉骨，權勢者為了防止死者臨刑前還書生意氣地喊著所謂反動口號，事先便將其喉管或者舌頭割斷。比如一九七五年，一位名為張志新的文弱女子，因為置疑文化大革命，批評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指出毛澤東的錯誤，被判死刑，「臨刑前被幾個大漢按倒在地，在頸背墊上一塊磚頭，不麻醉不消毒，就用普通刀子割斷喉管。她呼喊掙扎，她痛苦至極，咬斷了自己的舌頭。這時，一個女管教員，聽著，慘不忍聞，看著，慘不忍睹，慘叫一聲，昏厥在地。」被槍決后，屍體被剖腹挖心，取得內臟后才火化。（詳見原《光明日報》記者陳禹山的報道《一份血寫的報告》等相關文章）

　　為何要爭吞人家喉骨呢？為何要割斷人家喉管呢？因為恨他們發出的聲音？怕他們發出衝破鐵窗的吶喊？要徹徹底底地扼殺他們的言論？唉！太狠毒了！

　　歷來集權獨裁者最喜愛的是喉骨，最嫉恨的亦是喉骨。他們喜歡御用文人歌功頌德的喉骨，嫉恨文人追求真理的喉骨。

　　不過文人無論品性多卑劣，多少都會保留一些愛「關心」的書生氣，即使像鷹犬一樣效忠權勢者，政治環境稍微一寬鬆，也會忍不住像烏鴉一樣叫喚幾聲，讓主子們渾身不自在。

　　文人們的聒噪，稍微發出幾句真理的話語，便會觸動集權獨裁者敏感的神經。而他們喜愛聽歌功頌德，也未必是因為愛被人恭維奉承，主要是因為通過歌功頌德，控制言論，營造出四海昇平、八方寧靖的假象，欺瞞百姓，從而鞏固獨裁政權，所以，越是集權獨裁者，便越將言論管製得窒息一般，不容文人們有絲毫喘息。

　　然而許多文人「書癲」發作起來，完全不管什麼言論管制，也不顧自己死活，甚至視死如歸。當然，權勢者也會相應地更加殘忍無情，你這書獃子不怕死是吧？好，那就牽連你全家，牽連你遠親近鄰，滅你九族。比如明代大儒方孝儒被朱元璋的兒子永樂皇帝朱棣滅了十族。

　　「言論自由」與封建集權獨裁統治是一對「你存我亡」的死敵，所以朱棣這樣的封建獨裁者會毫無人性地滅了人家十族。誅滅人族這樣令人髮指的刑罰雖然逐漸離我們遠去，但是還有一項同樣陰損的刑罰至今還保留著，那就是刑法第五十七條：「對於被判處死刑、無期徒刑的犯罪分子，應當剝奪政治權利終身。」

　　為何是終身，而不是終生呢？根據有關學者的「咬文嚼字」，「終生」特指「自然生命」，而「終身」更強調「社會生命」。根據這一解釋，我們可以這麼理解，如果是「剝奪政治權利終生」，那麼人死後其政治權利就恢復了，雖然他本人已經斷氣不能言論，但是其遺留的著作還擁有「政治權利」。而「終身」包括了其人的著作言論等，「剝奪政治權利終身」就是死後其著作言論等都沒有出版發行等權利，別人也不得以其名義發表宣言、著作等。也就是說，其精神思想言論等也隨著他的肉身一起被封殺了。

　　怎麼能這樣呢？無論是誰，無論對錯，都應該有他的言論自由。伏爾泰有句名言：「我不同意你說的觀點，但我誓死捍衛你說話的權利！」而我們卻連別人死了，都還要封殺他「說話」的權利。

　　我們是個喜歡搞語錄的民族，從《論語》到《毛澤東語錄》，為什麼幾千年來我們始終都缺乏伏爾泰這樣的語錄呢？雖然毛澤東有所謂「百花齊放」等語錄，但是在實際中，這些都成了他「搞陽謀」、「引蛇出動」的伎倆，那些異己的聲音都不屬於「百花」之內，被歸納為「毒草」，那些發出聲音的人也都不再是「人民」了，而是「人民公敵」。也就是說，當你不給集權獨裁者鼓掌時，你隨時都可能不是「人民」，而是「人民公敵」。

　　在上個世紀，許多文人沒有被國民黨的恐嚇、追捕和暗殺嚇倒，但是他們高貴的人格卻無法在毛澤東的「如來神掌」上站立，被一句「反黨反人民」的咒語便念得徹底崩潰。

　　對任何人而言，這種成為「人民公敵」的兇險太可怕了。

　　記得三年前，我母親去世后不久，教書多年的舅舅一大早便將我叫過去，長談了許久，他說他知道我寫作，很擔心我，接著給我講述了外公在文革中的遭遇，以及他歷經那一場場「運動」后的感傷。當時我看到他眼中充滿了血絲和淚痕，分明是為我的事情，苦思了一夜而沒有睡著。我在感動的同時，深切體驗到他的那種「怕」。為了讓舅舅不再為我擔憂，我忍住淚水表示會聽從他的勸告。

　　其實舅舅並不是那種飽讀詩書、深諳歷史的教師，但是他似乎對文人的苦難史有著深刻的記憶，而且對未來的政治環境也有著疑慮，認為在中國的政治大舞台上，每過若干年就要折騰一次，每次折騰都有不少文人成為殃及的池魚，或者是替罪羊。

　　假如教書的舅舅會有這種「恐懼」，還可以理解的話，那麼不識字、從未踏出過家鄉方圓百裡外的外婆也有這種「恐懼」，就讓我很困惑了。

　　記得一九八九年那場著名的學生運動爆發時，我們那個小鄉鎮的人們每天沒事就聚集一起議論此事。那時我年齡雖小，卻也愛湊熱鬧，從人們的言談之中感覺大家都在支持大學生們，認為大學生們是在反腐敗，反貪官，為民請願之類的。也從人們的神情中感覺出一種只有趕集時才有的熱情，彷彿這是一場激情的盛宴，一次安全的政治大表演。於是我也和年齡相仿的表哥們從歷史書上抄寫了一些「五四運動」時期的標語（「還我青島」、「廢除二十一條」、「打倒北洋軍閥」之類）。

　　然而當我們拿著標語，像要去趕集一樣衝出家門時，外婆立即拉住了我們，至今我還記得她老人家那時臉上恐懼的神情，而且還說了一句話：「你哩好生（你們小心），不要發蠢，乃幾（誰）贏了都是老百姓造孽（遭殃）。」

　　十幾年後，當我讀到一句元曲：「興，百姓苦。亡，百姓苦」時，立即想起已故的外婆，忍不住落淚。

　　這一句元曲竟然穿越時空，融化在一位鄉下老太太的方言之中。

　　也許是我們這個民族的封建苦難史過於綿長和沉重，以至於形成一種遺傳基因，潛移默化到每個國人的骨髓中，讓大家常常不寒而慄。

　　也正因如此，從古到今，相對被封建獨裁統治了二千多年的中國文人，西方的文人要輕鬆許多。同樣是在封建時代，西方的皇權大多被限制，國家多由貴族（諸侯）割據，如我們的西周時期，政治環境相對而言自然要寬鬆得多。而我國自從秦始皇實行集權獨裁統治后，焚書坑儒的文禍就成了家常便飯，誅滅九族也逐漸司空見慣。

　　秦始皇以為燒一些書，殺些讀書人，遏制異己之聲，愚弄百姓，就能保他秦朝有始無終的獨裁統治，他並不知道，其實中國百姓長期來並不太在意思想的愚弄，他們唯一的要求就是肚子不能被愚弄。所以秦王朝才傳到秦二世，窮苦的百姓就將這帝國大廈推倒了。

　　秦亡漢立，開始還表示尊道家，推行所謂老莊的「無為而治」。後來漢武帝採納董仲舒「廢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建議，表面將秦始皇坑的儒挖出來了，其實只是換了一件鮮艷的外衣而已，實質和秦始皇一樣，還是進一步鞏固集權獨裁統治。二千多年來，一下獨尊這個家；一下推行那個道；一下打出這個主義；一下學習那個代表。其實一切都是扯淡，二千多年來，中國根本就沒有什麼儒道，只有王道，只有霸道。

　　春秋戰國時期出過百家爭鳴，產生了老子、孔子、墨子等傑出的思想家，但是這些大家都無法誕生於所謂「大一統」的時代，在封建集權的中國，百家爭鳴只有在戰亂時期才能曇花一現，在集權獨裁統治下，只有黨同伐異。

　　人們喜歡說「江山不幸詩人幸」，因為人們都發現國破家亡，往往才子輩出，英雄迭起。而盛世平庸，往往阿諛、功利、淺薄、投機橫行。怎麼會這樣呢？人們大多認為是戰亂成就了英雄，苦難造就了文人。其實不然，最本質的原因是，二千多年來，只有戰亂時期集權獨裁統治才喪失了它一手遮天的魔力，才放鬆了它敏感的神經，武夫只有在這種時期才可以放手一搏，文人只有在這個時候才能保持人格獨立，才能自由思想，才能放聲高歌。

　　仔細想想吧，想想每個時代那些最底層的百姓，二千多年來，我們的「江山」什麼時候缺乏過「不幸」啊？我們只缺乏允許為「不幸」吶喊和悲憫的空間而已。

　　從「大躍進」到「文化大革命」，還不夠「不幸」嗎？據中共中央黨史出版社出版的《口號與中國》一書披露：「大躍進時期，非正常死亡人數和減少的出生人口共有四千萬」。為何這時期就無法產生悲唱：「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的杜甫了呢？

　　可見我們並不缺乏「不幸」，我們也不缺乏英雄和英才的胚子，只是在集權獨裁統治的遏制下，我們的英雄都變成了狗熊，我們的英才都變成了奴才，或者在變成狗熊和奴才之前都非正常死亡了。

　　不過以上關於「亂世鼎盛、盛世平庸」的論斷也不是那麼絕對，也會有特殊的時候。比如三國戰亂成就了無數英雄后，也醞釀出無數英才，發展到魏晉南北朝時期，這些英才都快成型，似乎到了豐收名著的時候。其中最有名的就是「竹林七賢」。然而經過曹操家族和司馬懿家族的殺戮，那個時期雖然沒有大一統，但是政治氣候同樣令人窒息。於是在這個不尷不尬的時代，英才成型了，名著卻被卡住了，英才們都被壓抑得變態了。

　　竹林七賢中，嵇康和魏晉時期大部分文人一樣，吃一種名為五石散的葯，這種葯從功效上而言，其實就是搖頭丸和偉哥二合一的雙料猛葯。這些文人們都懷有大才而沒有施展的途徑，於是在壓抑中，都搖著上面的頭，挺著下面的頭，將自己的日常生活搞得亂七八糟，一個個都成了行為藝術家。不過只有嵇康一人最後發飈了，長篇名著雖然沒有來得及寫出，一封名為《與山巨源絕交書》的信，卻寫得令統治者咬牙切齒，當然也加快了嵇康的非正常死亡。

　　阮籍則被權勢者逼得連續大醉六十天，時常鬱悶得獨自駕著馬車一路長奔，每逢窮途末路，便痛哭一場，掉頭而返。

　　劉伶則表現得更加酸楚，他也時常乘鹿車長奔，攜一壺酒，令人扛鐵鍬跟隨，並告之：「死！便埋我！」

　　酒似乎是當時文人統一的麻醉劑，而且還發明各式各樣的變態喝法。比如竹林七賢中的阮咸，他與人共飲，總是以大盆盛酒，大家圍坐在酒盆四周用手捧著喝。豬狗來飲酒，不但不趕，阮咸還湊上去與豬狗一起喝。

　　《世說新語》一書，是魏晉時期文人的全景記錄，他們吸毒，他們裸奔，他們酗酒，他們飈車，他們搞同性戀，他們與畜生同舞。書中每一頁都是荒謬，每一頁都是笑話，然而我們應該從中讀到壓抑，與他們一起悲憤或者哭泣。

　　盛世不平庸的特殊例子產生於北宋神宗時期。文學史上所謂的唐宋八大家，其中歐陽修、曾鞏、王安石、蘇洵、蘇軾、蘇轍等六位都在那個時期共存，另外還有司馬光、黃庭堅、秦觀等耳熟能詳的文學大家也在那個時期。看到這些名字，對文人而言，那真是一個盛世。

　　可能和宋太祖是武夫兵變而黃袍加身有關，他定下的制度雖然集權得更加嚴密，但是只對武夫的限制更加嚴厲，對文人卻相對寬鬆。比如蘇軾作為一個標準的知識分子，任何時候他都是一個反對派，一個在野黨，一個輿論監督者，他的「烏台詩案」發生后，雖然也被「專案組」搞出一個「反革命集團」，但是宋神宗卻沒有那麼心狠手辣，在一些大臣高呼要置反革命於死地時，他看著「反革命集團」的名冊，口中念著：「司馬光、蘇轍、黃庭堅……」念著念著，他於心不忍。這時，蘇軾、司馬光等人的死敵王安石上書了，因為變法一事上的分歧，王安石與蘇軾、司馬光等人交鋒無數，惡語相對，仇怨重重。然而此時，已經退休遠居金陵的王安石聞聽此案，及時上書為他的死敵說情，他上書說：「安有聖世而殺才士乎？」就因為他這一道上書，救了蘇軾等人，成就了一個「唐宋八大家」，成就了一部《資治通鑒》。最後蘇軾等人也不用接受廣大革命群眾的批鬥，蘇軾雖被下放，但仍然在做地方官員，而司馬光等人則只罰了20斤銅。

　　王安石曾是權勢者，但他不失大文豪的風範。難怪高傲的蘇軾也忍不住對別人說：「不知再有幾百年，才能出一個這樣的人物！」也難怪當王安石死訊傳出，死敵司馬光在病中聞之異常惆悵，寫信給別人說：「不幸介甫逝世，反覆之徒，必詆毀百端。」

　　文人相輕，自古有之，有因理想追求不同，有因心胸狹隘相互猜忌，但真正有才情的文人之間，雖然也會針鋒相對，但絕不會有置人於死地之心，在人格等方面也會有相應的體諒和尊重。可惜在歷代獨裁統治的高壓之下，原本就良莠不齊的文人們更多的還是相互攻擊，彼此揭發，導致一幕幕慘劇的發生。

　　比如清朝，在這個異族統治的「大一統」時代，對文人的壓迫，對思想的壓制是歷朝中最殘酷的。比如乾隆皇帝，他在時下的影視劇中被演繹得無限風流，讓人倍感溫柔，他動不動就微服私訪，為民做主。實際這廝才沒有這麼好，在他統治的六十年間，共有135起以上的文字獄案，而且大多處以極刑，牽連甚廣。在此政治氣候下，文人相互揭發，彼此揭發，令人不寒而慄。當時的協辦大學士梁詩正告老還鄉時，總結宦海經驗時說：「筆墨招非，人心叵測。」「嚮往內廷之時，唯與劉統勛（影視劇中所謂」宰相劉羅鍋「劉墉的父親）二人從不以字跡與人交往。即偶見無用稿紙，亦必焚毀。」自我防範到這等小心的地步，不能不說是一種悲哀，後世文人也應該自省。

　　當然，罪魁禍首還是權勢者，那些想要牢牢控制話語權的獨裁者。

　　明朝的開國皇帝明太祖朱元璋不是文人出身，但是這傢伙建國后也想像漢武帝以後的歷代君主一樣用儒家粉飾江山。可能是他更加粗俗或者霸道，很快就露出了馬腳，讓我們更加清楚歷代君主所謂的獨尊儒家確實只是在扯淡而已。一次他偶讀孟子，突然哇哇大叫起來，殘暴地說，如果孟子在世，就要殺了這老東西。原來孟子對齊宣王說過「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路人；君之視臣如草芥，則臣視君如寇讎」之類的話。這樣的思想怎麼有利於集權獨裁統治呢？朱元璋一生氣，雖然殺不到孟子，但是卻將孟子的靈位搬出了孔廟，而且下令編纂《孟子節文》，將孟子原書中所謂「大不敬」語刪去85條。

　　由此我們再仔細去想想，孔孟之道再如何不濟，也絕不是宣傳不擇手段扼殺異己控制言論的王道和霸道，漢武帝以後的儒家已經被帝王和他們的幫凶們肢解了，那些殘留的語錄完全可以斷章取義地解釋。比如有一段文字，後世君主最喜歡大力宣傳，那就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有人單獨拿這一段去問孟子，孟子就指出這是斷章取義，這樣就曲解了原著的主題思想，和原著者的真正意圖。因為這句話出自《詩經。小雅。北山》，緊接在後面還有一句「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

　　加上後面這句話，這一段文字又變成另外一層意思了，另外一層意思是怎樣的呢？我用粗俗的語言來解釋一下吧！我的解釋是：「帝王一統天下，百姓俯首稱臣。但是老子是讀書人，思路清晰，不鳥你們，老子要人格獨立。」

　　別人的解釋和我不同，但是從中可以看出，古代文字本來就容易模糊不清，斷章取義后，更是可以任由不同的人解釋。所以《論語》之類的儒家典籍，以及後人對此書的解釋，孔子自己也未必認同。「五四」以來，國人紛紛說儒家害了中國，其實儒家只是一個被肢解的替罪羊而已。毛澤東學的不是儒家，推行的是西方的馬列主義，為什麼在他的策動下，文化大革命彷彿就是一場歷代封建王朝的政治迫害集中大表演呢？

　　讓我們回過頭再去看一下那個要殺孟子的朱元璋，他親自製定了明朝法典《大誥》，其中明確規定：「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寰中士大夫不為君用，是自外其教者，誅其身而沒其家，不為過。」

　　這丫真是一「天上地下，唯我獨尊」的霸王，什麼都懶得掩飾了，直接明了地說：全宇宙的知識分子不給老子鼓掌，不跟愚民們合唱，那你***的就是賣國賊、反革命，殺你的頭，抄你的家，一點都不過分。

　　由此我們也應該清楚了，別管什麼口號和標語，別管他穿什麼外衣，凡是容不得異己聲音，用各種方法管制，甚至扼殺言論自由的統治者，就是要搞集權獨裁統治。

　　現在我們站在無數思想巨人的肩膀上能將事物看得深遠，能輕鬆地就下此結論，但是要真正面對這種集權獨裁統治時卻並不能那麼輕鬆。哪怕處在一個民主社會，沒有所謂政治上的迫害，你只是面對工作單位的領導時，你作為一個文人要保持一種所謂人格獨立的精神也是有難度的。

　　歷史學家雷海宗先生指責說：「中國知識分子一言不發的本領在全世界的歷史上，可以考第一名。」

　　其實我們這種考第一名也是情有可原的，世界上哪個國家有我們這麼漫長的封建獨裁統治呢？而且權勢者對言論的扼殺是如此的殘酷。所以在這種環境下，能保持沉默的知識分子，其實也是難能可貴的。

　　保持沉默，至少不會去助紂為虐、落井下石。當年中共三十年建黨大慶，別人要著名學者張東蓀也發文祝賀，張東蓀就說要保持他「沉默的自由」。

　　然而文人要保持「沉默的自由」也是非常難的，特別是在「文化大革命」這一集權統治者策動的全民政治運動之中。張東蓀就在這場運動中死於秦城監獄，逮捕他時，他已82歲。他三個兒子有兩個被逼自殺，一個因為長期關押而精神失常，二個孫子被判重刑，被監禁十多年。

　　張東蓀是非常優秀的知識分子，然而在中國要做一個真正優秀的知識分子，下場就是他這樣。張東蓀一家人的命運是二千多年來中國文人在集權獨裁統治下的縮影。

　　當我們在指責中國文人的種種不是時，也請想想，這世界上還有哪個國家的文人連保持沉默的自由都喪失了呢？

　　在中國做文人實在太難了，做優秀的知識分子難，做一個噁心的御用文人也難。做御用文人一邊挖空心思肉麻，一邊還要擔心拍馬屁拍到馬蹄上，因為在中國，許多時候拍馬屁也有生命危險。就算馬屁功夫拍得天下第一，自己不被自己肉麻死，最後終究要被後世唾罵的，甚至連家人也瞧不起你。

　　當年的所謂大師、泰斗，現在則被人成為「京城四大不要臉」之一的郭沫若先生，生前就將歌功頌德功夫用得爐火純青，將不知廉恥演繹到天真可愛的境界。

　　一次在有周恩來、江青等人都出席的場合，我們的郭老即興朗誦新作，並特地說明「獻給在座的江青同志」：親愛的江青同志，你是我們學習的好榜樣/你善於活學活用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你奮不顧身地在文化戰線上陷陣衝鋒/使中國舞台充滿了工農兵的英雄形象。（《人民日報》1967年6月6日）

　　對照此文，我們再看看他在「四人幫」垮台後寫的那首所謂膾炙人口的《水調歌頭。粉碎四人幫》：「大塊人心事，揪出四人幫……還有精生白骨，自比則天武后……」曾將江青歌頌成那麼肉麻，後來又如此惡毒地罵人家。唉！反覆無常如此，罵他京城四大不要臉還算是抬舉他了。

　　他在對鄧小平的態度上也是反覆無常。1963年七月，鄧小平率中共代表團赴蘇聯談判歸來，郭還寫了《滿江紅》感懷，詞中對鄧小平無比稱頌。但是後來鄧小平不得勢了，他態度立即轉變，1976年5月12日，他寫了一首《水調歌頭。慶祝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十周年》：……走資派，奮螳臂，鄧小平，妄圖倒退，奈「翻案不得人心」……

　　四人幫垮台後，他在《水調歌頭。粉碎四人幫》中寫：擁護華主席，擁護黨中央。

　　可惜他在1978年6月就去世了，沒有看到華國鋒下台，鄧小平獨掌大權，否則他又將作出噁心無比的表演。

　　然而仔細想想，郭沫若其實又不是反覆無常的，而且他是不惜用毀壞自己聲譽的代價來捍衛他的原則。他的原則是什麼？就是始終如一地「擁護當權者，擁護黨中央」，永遠堅持弘揚主旋律。他是一步都不敢落後的「進步」文人，真正反覆無常的不是他，他是被動的。

　　然而世人對文人的要求向來甚高，而且世人也是欺軟怕硬的，打狗要看主人，對主人忍無可忍了，又不敢打主人，就去打狗。於是像郭沫若這樣的御用文人就成了被鞭策的對象，成了權勢者的替罪羊。

　　其實在那個連「保持沉默的自由」都喪失的時代，郭沫若何嘗又不是受害者？如果在一個正常的時代，他的才華應該能得到正常的發揮。而且在文革時期，他也有兩個兒子「自殺」身亡。郭老這兩個兒子郭世英和郭民英無疑都是非常具有才華的青年，特別是郭世英，不光才華被人稱道，其獨立思想的精神更比時人高出一籌。一次他忍不住指著父親的背景對朋友說：「這就是你崇拜的偶像，裝飾這個社會最大的文化屏風。」當朋友對他這種反叛不能理解時，他又低聲說：「我內心當然愛爸爸，誰讓我是他兒子。」郭世英無疑繼承了郭沫若的才華，但是比父親又更具有獨立思想的精神，更難能可貴的是，在反叛的同時，內心還保持一種仁愛的溫柔，這才是一個優秀文人最可貴的品質。

　　然而這樣的人註定要被扼殺的，哪怕郭沫若再賣力地被御用，也保護不了心愛的兒子。

　　在那個連國家主席劉少奇、國防部部長彭德懷等權勢者都被誣陷迫害致死的時代；在那個老舍、傅雷、翦伯贊、熊十力、周瘦鵑、聞捷、楊朔等大批文人學者被逼自殺身亡的時代；在一個保持沉默的自由都沒有的時代。一個御用文人的二個兒子「自殺」了又算得了什麼呢？

　　當我說北宋神宗時期是個「盛世平庸」的特殊例子時，當我在說宋神宗心軟沒有殺蘇軾、司馬光等人時，這背後還有一個事實我們應該認清，那就是，在那個時期，包括蘇軾在內的大量文人都被關押流放過，許多人雖然未被砍頭，但是終究還是受到迫害，家庭破碎，妻離子散。

　　也就是說，當文人的頭沒有被砍時，我們就認為這個時代的政治環境還比較寬鬆，文人們就感到慶幸了。

　　我們的標準竟然墮落到如此可悲的地步。由此可見，我們二千多年的封建集權統治是何等的殘酷，文人在這種環境下長期煎熬是多麼的困難。

　　也難怪後來在文革中被逼自殺身亡的鄧拓在《過東林書院》一詩中寫道："東林講學繼龜山，事事關心天地間。莫謂書生空議論，頭顱擲處血斑斑。"

　　寫到這，我忍不住摸了摸自己的喉骨。　　-

　　本文來自:中國文學網(www.cnwxw.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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