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的分謗功能

　　官是越來越難當了！不論政府做出什麼樣的決策，總會有反對意見，甚至有罵娘的，不是有人質疑決策的合理性、合法性，就是有人懷疑決策的動機，乃至是否與什麼利益集團聯手，慷納稅人之慨而從中分肥。

　　這是必然的，也是正當且正常的，它表明我們社會的政治文明在加速進步。說必然，是因為世上任何決策都是權衡利弊得失的選擇，其結果對各人的損益並不完全相等——— 恰如廣州市常務副市長蘇澤群近日所言，社會少不了殯儀館和變電站，但誰都不樂意它們建在自家附近。這就有個風險評估、防範、減災和利益補償問題，公共決策的過程必然是利益攸關方博弈包括討價還價的過程。從前，貌似長官一錘定音，其實也有上下級政府或政府部門之間的密室講條件；現在公共輿論相對開放，利益相關方的表達權也還是有大有小，農民的聲音可能是最弱勢的。說正當，是因為民主政治的重要表現就是民眾可以監督政府，若不心存質疑，不從政府決策的動機、過程到結果，用懷疑的眼光全面審視，那還叫監督嗎？

　　害怕監督，不願聽逆耳之言，承受不了被人當賊一樣審來審去的「人格侮辱」，那就不要從政，專制時代人們都知道宰相肚裡要能划船。你不願「挨罵」了，有大把的人等著頂崗補位呢。

　　但是，公共決策也可以不用行政首長來承擔公眾的譴責，它的前提就是決策民主化。如果事涉公眾利益，在公眾知情並且自由表達的前提下，經過合法的真正代表民意的程序做出決策，無事不可對人言，行政首長不過是執行這個決策，「禮義之不衍，何恤人之言」？大不了就是照章法修改決策，與為政智愚有關而無涉人品清濁。

　　據《新快報》11日報道(我注意到，這篇報道的通訊員署名「穗仁宣」，即廣州市人大的宣傳工作人員)，在以依法行政為主要內容的部分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座談會上，大部分代表和委員認為，廣州依法行政中的最大問題是：「重大項目的上馬不夠尊重民意，缺乏事後評估！」「對於政府近期對LPG公交車、番禺生活垃圾焚燒發電廠等公共事件的處理，代表和委員普遍表示不滿」；「BRT、治水投資沒經人大審議」；「對東風路改造30年來未停過，今年搞綠化帶明年就改隔離帶，再過一年又換綠化帶，勞民又傷財」……這些意見毫不含糊，「直指官心」。

　　市人大代表劉蓮香直言，落實市民的知情權、參與權、監督權是目前最待解決的問題。其實，如果像BRT、治水投資這樣的市政大工程都未經人大審議，還談什麼普通市民的知情權、參與權和監督權？須知，早在2001年8月8日，《廣州市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討論決定重大事項辦法》就印發執行，規定涉及人口、環境、資源等方面的重大措施和市財政預算變更等重大事項，必須經市人大常委會討論決定；而《廣州市規章制定公眾參與辦法》已從2007年1月1日起實施近三年。

　　為什麼兩個關於民主決策和民主參與的「辦法」都沒有照辦，而行政部門還是想怎麼辦就辦了呢？除了黨政機關權力仍然沒有受到切實有效的制衡，畢竟也與官員的觀念有關，即他們沒有意識到民主也有分擔謗議的功能(「謗」在這裡如同民謠的「謠」是古義，批評譴責的意思，不是今天「誹謗」的「謗」；「誹謗」在古代不是罪，天安門前的華表就起源於上古的「誹謗木」，即群眾刻字批評朝政的柱子)。「民主是個好東西」這是毫無疑義的，否則我們先前就不會搞「民主革命」，官員也不會標榜自己「作風民主」；但利弊相生，民主起來，決策前七嘴八舌地先辯論一通，行政效率的確可能不高，辦事更不會有快刀斬亂麻的「痛快」，更毋論什麼都讓老百姓知情，眾目睽睽想勾兌點私利有多難了。

　　然而，如果心底無私，又無「天縱英明」的自負，在民眾參與公共決策的積極性空前高漲的今天，手握重權者不想受太多的輿論譴責，那就請自覺地遵守職分，讓人民代表及其組織，讓公眾更廣泛更有效地參與公共決策：那樣，一旦決策在執行中發現有什麼問題，也輪不上你承擔指責，誰都明白權責對應的常識，公眾對效果不佳的決策會有悔無怨。

　　陳說民主決策有分謗的功能，當然是為領導作想，恰如戰國策士的遊說人主。如果你說，民主本來就是人民當家作主的意思，公民能否參與公共決策，不僅關係他們的利益，更關係他們的生活價值和人格尊嚴，這是我們人民共和國國體所決定的，這是憲法所保障的基本人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