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少奇：餓死這麼多人歷史要寫上你我

由於「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中的嚴重「左」傾錯誤，加上從1959年起，我國農田連續幾年遭受大面積自然災害，從而使黨和人民面臨建國以來最嚴重的經濟困難。如何認識這一危局以及怎樣化解？黨中央高層出現了意見分歧。

　　對於1958年以來三年「大躍進」造成的困難和經濟形勢的估計，在黨內是有一些不同看法的。



　　以劉少奇、周恩來、陳雲、鄧小平等人為代表，由於直接面對國民經濟第一線，他們對形勢有了更加接近真實的看法。劉少奇最為典型。可以說，劉少奇是黨內看到困難形勢的嚴重性並敢於觸及造成困難真正原因的領導人之一。他突破了對形勢看法固有的一個指頭和九個指頭的關係，認為是三個指頭和七個指頭的關係，有些地區，缺點和錯誤不止是三個指頭，並得出了「三分天災，七分人禍」的結論。



　　當發現1962年財政預算中存在三十多億元的赤字時，劉少奇更加尖銳地指出：「中央工作會議(即「七千人大會」)對困難情況透底不夠，有問題不願揭，怕說漆黑一團！還它個本來面目，怕什麼？說漆黑一團，可以讓人悲觀，也可以激發人們向困難作鬥爭的勇氣！」



　　同時，劉少奇說過「怕什麼丑呢？今天不揭，明天還要揭；你自己不揭，別人要揭；活人不揭，死後下一代要揭」，「三面紅旗可以讓人家懷疑幾年」之類的話。劉少奇還對自己的子女說：「我們革命的目的是要解決人民群眾的吃飯、穿衣、住房問題，人民受了這麼多苦，要為他們分憂啊！」



　　劉少奇態度的變化對其他領導人產生了重要影響。應該說，對「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造成的困難形勢，處於經濟工作調整第一線並擔任「瓜菜代」領導小組組長的周恩來最為清楚。



　　1960年年底，周恩來針對農業方面由於高估產而帶來的嚴重問題說：「這半年來，我們幾乎沒有哪一天不考慮這個問題。」面對全國性的糧荒，周恩來和陳雲冒著政治風險，決定進口糧食，以紓民難。



　　1961年5月中央工作會議上，周恩來總結說：「那時，就是有點革命，不能深思熟慮，不能冷靜下來」，「欲速則不達，跌了大跤」。



　　劉少奇插話說：「想要快一點，結果是跌了大跤，反而慢了。看來，搞社會主義光有好的道德、好的感情、好的幹勁不行，還要適應客觀規律。這一跤是要跌的，跌得越痛越好，跌得不痛就感受不深」，「問題是跌痛了沒有」。



　　周恩來說：「我是感到痛了。」他認為，工作中出現的這些缺點錯誤，中央應負很大責任。因此，當英國陸軍元帥蒙哥馬利談到中國的嚴重困難時，周恩來客觀地回答說：「我們欽佩你公正的判斷。當然你看到的是好的一面，我們的工作也還有缺點，也許你沒有說，也許你還沒有發現。」



　　蘇共二十二大期間，周恩來向赫魯曉夫告別時說：「目前，我們國內還很困難，去年遇到了那麼大的災荒，這一年我的頭髮白了很多，這次一定要趕回去。」

　七千人大會期間，周恩來參加了福建組的討論。發言中，地方幹部反映了許多強迫命令、浮誇、講假話以及黨群關係緊張等情況，周恩來充分肯定這些發言「都是很健康的」，對他們的發言「都要尊重」。



　　他說：「你們已經說了很多，主要是對省委說的，但也說了許多是中央的事情，這一點我是心中有數的。」並且他還作了「講真話，鼓真勁，做實事，收實效」的切中時弊、感人肺腑的發言。



　　西樓會議期間，周恩來非常贊同劉少奇對形勢的看法，他說：「目前財政經濟的困難是相當嚴重的，而且有些困難，我們可能還沒有看到，沒有預料到。」他還十分贊成陳雲的意見：「在今後十年中要有個恢復時期。」作為黨內為數不多懂經濟的、被毛澤東譽為「國亂思良將，家貧思賢妻」的陳雲，也對當時形勢的嚴重性心知肚明。



　　他指出：「你們講話不要怕『左』和右，如果有人說你們右了，我來承擔；要開除你們的黨籍，找我好了。」



　　七千人大會上，陳雲沒有講話，但於2月8日在參加七千人大會的陝西省全體幹部會議上指出：「這次大會取得了非常大的勝利，不要估計低了」，「這幾年工作中的缺點、錯誤的責任由誰來負？中央、省委各有各的賬，但有許多事情，責任首先在中央」。他在講話中談了發揚民主問題，指出：「這幾年我們黨內生活不正常。『逢人只說三句話，未可全拋一片心』，這種現象是非常危險的。」



　　作為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國務院副總理兼國家計委主任的李富春到河南、湖北等地檢查工作，看到中原大地赤地千里、災情嚴重，群眾衣不暖食不足，處境異常艱難時，沉重地說：「浮誇風給人民帶來這樣大的災難，我們真是對不起人民啊！」



　　針對一線領導人對形勢的估計，毛澤東有不同的看法。一方面他承認違背了客觀規律，認為「最近三年受了大懲罰」、「碰得頭破血流」，認識到「在社會主義建設上，我們還有很大的盲目性。社會主義經濟，對於我們來說，還有許多未被認識的必然王國」。



　　同時，毛澤東也檢討了自己的錯誤。1959年廬山會議上，毛澤東講：「我是成事不足，敗事有餘；孫悟空偷桃子，只有這個辦法，開廬山會議之類。過去不懂得管理經濟之複雜。革命是搗亂，而且敵人有隙可乘」，「如果講到責任，責任在李富春，責任在王鶴壽，其他部長多多少少有點責任；農業部有責任，譚老闆有責任。主要責任應當說在我身上。過去說別人，現在別人說我，實在是有一大堆事情沒有辦」。



　　1960年11月25日甘肅省委向中央寫出報告，深入檢查了一再發生「共產風」的根源，認為應當而且必須從省委領導工作中的缺點錯誤方面去尋找。



　　毛澤東對這個報告看了兩遍，說還想看一遍，以便從中吸取教訓和經驗，並檢討說：「他是同一切願意改正錯誤的同志同呼吸、共命運的」，「自己也曾犯了錯誤，一定要改正」。在七千人大會上，毛澤東又說：「凡是中央犯的錯誤，直接的歸我負責，間接的我也有份，因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別人推卸責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責任，但是第一個負責的應當是我。」

　另一方面，毛澤東認為困難並不大，形勢仍然是好的，「三面紅旗」必須堅持。



　　在廬山會議上，毛澤東說：「總路線有問題，大躍進有問題，人民公社有問題。他們提出的批評，據我看，提出的儘是些雞毛蒜皮的問題。我說他們看錯了」，「沒有什麼了不起。要找事情，可以找幾千幾百件不對頭的，但從總的形勢來說，還是九個指頭和一個指頭」。



　　面對糧食緊張和「非正常死亡」等現象，毛澤東的態度是「現在形勢大好，缺點錯誤是部分的」。



　　1961年廬山工作會議上，在周總理髮言時，毛澤東插話說：「錯誤就那麼一點，沒有什麼了不得。」 他又形象地說：「現在是退到了谷底了，形勢到了今天是一天天向上升了。」會議結束的那天，他還書寫了唐代詩人李白《廬山謠寄盧侍御虛舟》一詩中的四句，即：登高壯觀天地間，大江茫茫去不還。黃雲萬里動風色，白波九道流雪山。並贈送中央常委各同志。可見毛澤東的樂觀心情了。



　　1961年12月13日至16日，毛澤東在無錫聽取江蘇、安徽負責人的彙報時說：「對形勢要從積極方面去看，有困難要想辦法去戰勝它。缺點可以有幾千條，但這是可以克服的。不可理不直、氣不壯，不要灰溜溜。……久卧思起，現在是起床的時候了。」



　　七千人大會召開前夕，毛澤東又說：「國內形勢總的是不錯的。前幾年有點灰溜溜的，心情不那麼愉快。到1961年，心情高興些了，因為在農村搞了《六十條》，工業搞了《七十條》，還提出了『三級所有，隊為基礎』，這些具體政策都見效了。」他在無錫找華東幾個省的同志談話時，表示1962年要抓工、農、兵、學、商、政、黨七個方面的工作，大抓一年，工作要一天一天上軌道。七千人大會後，毛澤東到上海、山東、杭州、武漢等地視察，聽到一些地方負責人講的都是形勢去年比前年好，今年又比去年好，比較樂觀。



　　因此，對劉少奇等人對形勢的估計，毛澤東非常不滿。1962年夏，在中南海游泳池毛澤東當面批評劉少奇：「你急什麼？壓不住陣腳了？為什麼不頂住？」「西樓說得一片黑暗，你急什麼」，「三面紅旗也否了，地也分了，你頂不住？我死了以後怎麼辦！」



　　劉少奇激動地說：「餓死這麼多人，歷史要寫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書的！」



　　在隨後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和八屆十中全會上，毛澤東把一線領導人對形勢的估計當作「黑暗風」來批判了。他指出：「我周遊了全國，從中南到西南，找各大區的同志談話，每個省都說去年比前年好，今年比去年好，看來並非一片黑暗。有的同志把情況估計得過分黑暗了」，「這兩年講困難講黑暗合法，講光明不合法了」，「農業恢復要五年、八年，講的那樣長，就沒有希望了」。



　　他還批評李富春和國家計委「上不聯繫中央，下不聯繫群眾，事先不請示，事後不報告，四時八節，強迫簽字。我說再看一年，不行就換班。有人勸我不要等了，現在就可以換」。

　二是關於包產到戶問題。這個問題由來已久，幾起幾落。高級社建立后，由於在分配上存在嚴重的平均主義，產生許多矛盾。1957年春一些地方農民要求包產到戶，但在兩條道路大辯論中被看作走資本主義道路而受到批判。

　　1959年第二次鄭州會議后的幾個月中，河南、湖北、江蘇、湖南、陝西、甘肅等不少省份出現了包產到戶的做法，廬山會議后，再次遭到批判，認為「包產到戶，實際是恢復單幹」，「是猖狂的反對社會主義道路的逆流」。

　　中央還轉發了江蘇省委《關於立即糾正把全部農活包到戶和包產到戶的通知》和河南省委《關於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的幾個典型材料的報告》，認為包產到戶歸根到底「是要走資本主義道路，是企圖使資本主義在農村復辟，實質上是反黨反人民的資產階級思想在黨內的反映」。



　　面對三年嚴重的經濟困難，安徽省委對群眾要求包產到戶的意見，加以變通，試行「定產到田、責任到人」的包工包產責任制，即「責任田」，得到毛澤東「可以實驗」的謹慎同意。同時，中央和地方許多領導都對包產到戶予以支持。



　　當時負責農村工作的鄧子恢經過廣泛的調查研究，支持安徽省委的意見。他指出：「有些地區，特別是受災地區和山區分散地區，如果適合搞包產到戶，農民也有搞包產到戶的積極性，那就讓他們搞。」朱德於1961年在浙江視察時，對身邊工作人員說：「三包到組，在一部分地區可行。」



　　陳雲看了安徽搞責任田的材料后，對身邊工作人員說：「這是非常時期的非常辦法，叫『分田到戶』也好，叫『包產到戶』也好。總之，國家遇到了如此大的天災人禍，必須發動全體農民按照《國際歌》詞中『全靠我們自己』的話辦，儘快恢復生產。」



　　6月下旬至7月初，陳雲就用重新分田的辦法刺激農民生產積極性、恢復農業產量問題，在北京分別與劉少奇、周恩來、林彪、鄧小平交換看法，並取得基本一致意見。時任中南局書記的陶鑄也多次講到包產到戶，他認為：「邊遠地區、山區包產到戶，不管黑貓白貓，會抓老鼠就是好貓。」1962年4月，他到河南檢查工作，提出借土地給農民自耕，有的同志認為這樣做可能導致資本主義，陶鑄回答說：「如果這也叫資本主義，我寧可要資本主義，也不要餓飯、死人！」



　　毛澤東的秘書田家英本來不贊成包產到戶，但經過湖南農村調查后，認為包產到戶在當前具有優越性。調查期間，田家英到上海向毛澤東彙報，毛澤東很冷漠，並說：「我們是要走群眾路線的，但有的時候，也不能完全聽群眾的，比如要搞包產到戶就不能聽。」而陳雲卻稱讚「觀點鮮明」，劉少奇也認為很好。楊尚昆也從北京打電話給田家英：「總理要我問你一下，可不可以把農村的私有部分放寬一些？」

　回北京后，田家英立即向劉少奇作了彙報，彙報剛開了個頭，就被劉少奇打斷了。劉少奇說：「現在情況已經明了了」，接著就提出關於實行包產到戶的主張。



　　出乎劉少奇的意料，毛澤東不僅沒有同意包產到戶的主張，而且嚴厲批評了田家英等人，說：「回到北京后不修改《農業六十條》，卻搞什麼包產到戶、分田單幹。」並問田家英：「是你個人意見，還是有其他人的意見？」



　　田家英為了不在中央領導層中造成裂隙，回答是個人意見。據陳雲後來回憶說：「談話以後，毛澤東同志很生氣。」同時，毛澤東對劉少奇的工作也表示不滿，指責他在包產到戶問題上為什麼沒有頂住。



　　在隨後召開的北戴河會議上，毛澤東批評說：「1960年以來，不講一片光明了，只講一片黑暗，或者大部分黑暗。思想混亂，於是提出任務：單幹，全部或者大部分單幹。據說只有這樣才能增產，否則農業就沒有辦法，包產40%到戶，單幹、集體兩下競賽，這實質上叫大部分單幹。單幹勢必引起兩極分化，兩年也不要，一年就要分化」，「赫魯曉夫還不敢公開解散集體農莊呢！」



　　「有些同志一有風吹草動，就發生動搖，那是對社會主義革命沒有精神準備，或者沒有馬克思主義」，並多次批評田家英的60%包產到戶、40%搞集體的主張；批評中央農村工作部搞資本主義，鄧子恢是「資本主義農業專家」。

劉少奇59年被選為國家主席. 主持一線工作. 一上馬就三年困難時期. 該書他一筆時, 為什麼說你我一筆? 不夠男子漢也. 到66年被整, 經營的幾年的政府, 還落得那種地步, 好象窩囊了點?

還是毛澤東爽快：「凡是中央犯的錯誤，直接的歸我負責，間接的我也有份，因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別人推卸責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責任，但是第一個負責的應當是我。」

毛澤東能夠在最困難的時候給人們打氣, 看到光明的一面, 不愧為領導. 單幹僅是小農經濟. 要有出路, 當是合在一起才有力量. 這就是為什麼要有(大)兵團, 有(大)公司才好發展.

「凡是中央犯的錯誤，直接的歸我負責，間接的我也有份，因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別人推卸責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責任，但是第一個負責的應當是我。」 一點沒看出來責任怎麼歸他了。扯毛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