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黑風暴：為什麼發生在重慶？

重慶打黑正如火如荼。為什麼這樣一場聲勢浩大的打黑行動發生在重慶？這引起了人們對山城重慶獨特的政治、經濟、文化和地理環境的分析考量

11月3日，重慶謝才萍（前排左一）等22人涉黑案宣判 ，「黑老大」謝才萍判18年。新華社發[詳細報道]

    「我研究黑社會15年了，在這次重慶打黑之前，沒有引起媒體太大的關注。但這次不同，目前已經有幾十家境內外媒體記者採訪了我。」10月27日，西南大學法學院教授汪力告訴記者，他剛剛領受了一項重要任務，就是和其他專家教授一起，從理論和法律上對這次重慶打黑進行總結，包括如何建立一套預防和懲治黑社會的長效機制。

    汪力教授認為，黑社會是市場經濟的伴生物，如何拒絕和減少「簡單牟取暴利的機會」，是預防和懲治黑社會長效機制的關鍵。「我國東部沿海地區，市場經濟發展比較成熟，新舊體制磨合較好，黑惡勢力相對較少。」

    「為什麼是重慶?對全國來說，黑社會還處於發展期，但重慶比較突出。」汪力打了一個手勢，「這自然與重慶的政治、經濟、文化有關，包括重慶獨特的地理位置。」

重慶黑社會的基礎是什麼

    「從經濟上講，重慶的經濟基礎有三個特徵，一是老工業城市，二是直轄市，三是大農業地區。重慶下轄四個農業地區，都是原來四川省的地市級區劃，全是國家級貧困地區，高校招生都有降分照顧。」汪力教授分析說，「大城市、大農村、大庫區、大山區」是重慶的市情。重慶直轄后，加速了向市場經濟的轉型，國內外資本大量融入。由於是老工業城市，產業工人多，而且是大量下崗。另外，城市擴建，大量失地農民流入城市。這些生活在社會底層的人們，對社會不滿情緒增加，當中的一些人成了遊手好閒之徒，給黑社會的發展提供了「人力資源」。

    「以重鋼為例，下崗的產業工人住在幾十年的老房子里，而旁邊就是高檔寫字樓、商品房，反差太大，一些人肯定心理不平衡。」汪力認為，這是黑社會產生的社會基礎。舊體制難以適應市場經濟體制，新舊體制衝撞使產生黑社會的空間變大。這種衝撞，重慶比其他城市更為激烈。

    作為中國西部唯一的直轄市，重慶位於群山之中，與北京、上海、天津截然不同，無論是轄區面積，還是人口，重慶都是一個中等省的規模，境內3000多萬人口中近70%為農民，其中150萬仍在貧困線之下。雖然1997年6月重慶直轄以後，進入了快速發展時期，GDP每年遞增10%以上，但其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僅為成都市的一半左右。

    重慶因水而興，江湖上「碼頭」文化盛行。而巴蜀地區的江湖傳統，「袍哥」首當其衝。這一興起於明末清初的民間秘密社團，進入近代以後，經歷複雜而漫長的蛻變，逐漸演化為今日黑道社團。汪力認為，這是重慶黑社會產生的文化背景。從歷史上看，重慶地處西南，民風彪悍，哥們義氣深重，匪患不絕，「袍哥」組織根系發達，年代悠久，影響深遠，解放后一度銷聲匿跡，但在改革開放后，其以新的形式，重新滋生並發展起來，以致警匪勾結、官黑勾結、錯綜複雜，嚴重危害公共安全，甚至公然與政府對抗。

    「碼頭文化需要一種團隊精神，大家一齊喊號子。而山城重慶的特殊地理位置，也需要團結合作。譬如，重慶滿大街行走的棒棒軍，哪怕是送一台電視機，也需要大家團結合作才行。」

    汪力還分析認為，「紅帽子現象促進了重慶黑社會的形成和發展。一些民營企業家一旦發家了，就有官員傍大款，主動給這些民企老闆一頂紅帽子，給了很多頭銜和榮譽。戴了紅帽子，就有特權了。黎強開始並不是黑社會，有個逐漸演變的過程。有紅帽子戴著，又有官員庇護，在經濟快速發展的同時，黑社會勢力也快速坐大坐強。」

    汪力用「成長晚，發展快」六個字來概括重慶黑社會的特點。「黑社會作為刑法上的罪名，是1997年以後才出現的。1997年修訂后的刑法第二百九十四條規定了組織、領導和參加黑社會性質組織犯罪，以及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包庇、縱容黑社會性質組織犯罪。這是全國人大首次將『黑社會性質的組織犯罪』列入刑法。隨後，在2001年和2006年，在全國範圍內開展了兩次打黑除惡專項鬥爭，重慶也搞了，並把保護傘———重慶市公安局治安總隊總隊長李虹，以包庇、縱容黑社會性質組織罪、貪污罪，判處有期徒刑七年。早期，重慶黑社會還處於發展時期，主要以開賭場、放高利貸為主，不像現在，以公司形式存在，並滲透到各行各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