義丐武訓

作者：龍泉墨客


清光緒二十二年（1896）四月的一天，山東堂邑縣一位59歲的老人去世，堂邑、館陶、臨清三縣官紳全體執紼送殯，各縣上萬鄉民自動參加葬禮，行列絡繹數里。

這位老人叫武訓。在中國歷史上，以乞丐身份載入正史的，大概武訓先生是第一人了。武訓本沒有大名，因在同輩兄弟中行七，所以一直被叫做武七。武七三歲喪父、七歲喪母，自小行乞為生。目不識丁的武七，卻在心底一直編織著一個不可思議的夢想：他要集資興辦義學，讓貧寒的孩子們都能讀書！

自21歲起，武七到各地去行乞集資。他找機會為人家做工，同時有空就出門乞討。每次討得較好的衣食，他就設法賣掉換錢。而自己則衣衫襤褸，每日僅以兩個粗饃維持生存。他有時還象個江湖雜耍藝人一樣表演錐刺身、刀破頭、扛大鼎等節目，甚至吃毛蟲蛇蠍、吞石頭瓦礫，以換取賞錢。乞討所得的錢積攢到一定數目，他就寄存於大戶人家，以謀得一些利息。逐漸的武七也能夠典買些田地，備作學田。而他自己則仍然「且佣且乞」，在白眼和鄙夷中，他的足跡遍及山東、河北、河南、江蘇等地。

三十年後，在光緒十四年（1888），武七花錢4000餘吊，在堂邑縣柳林鎮東門外建起第一所義學，取名「崇賢義塾」。學校建成后他親自跪請有學問的進士、舉人任教，跪求貧寒人家送子弟上學，當年招生50餘人，不取分文。武七自己不識字，但他對老師的敬重幾乎超過了神。每次置宴招待老師，他都侍立門外，專候磕頭進菜，等老師吃完自己才吃些殘羹剩飯。平時，他常來義塾探視，對勤於教課的老師，他叩跪感謝；對一時懶惰的老師，他下跪以求警覺。對貪玩、不認真學習的學生，他下跪哭勸。如此，義塾師生，無不用心教學和學習，學有所成者日眾。

此後武七得到寺院、官紳相助，在館陶縣楊二庄和臨清縣御史巷興辦了第二所和第三所義學。武七的義舉很快傳遍鄉里，並傳到朝廷官員耳中，清廷嘉獎並賜名為訓。光緒二十二年（1896）4月，武訓病重。23日，武訓在臨清縣御史巷義塾邊，聽著眾學童朗朗讀書聲含笑離世。

*《武訓傳》遭遇黨文化

自清末、民國，直至1950年前後，中國作為一個大國、窮國，並因連年戰爭造成眾多人口缺乏教育的情況下，普及教育自然被認為是關乎民族興衰的大事。因而武訓無私興學的精神在民間、官方都備受推崇，當地百姓甚至尊稱他為「武聖人」。

1950 年12月，電影《武訓傳》公映。電影在全國上下，尤其是在知識分子中幾乎好評如潮。然而誰也沒想到，一股暗流也在涌動。1951年5月20日毛澤東在《人民日報》上發表了一篇社論，題為《應當重視電影〈武訓傳〉的討論》。社論批判武訓「根本不去觸動封建經濟基礎及其上層建築的一根毫毛，反而狂熱地宣傳封建文化，並為了取得自己所沒有的宣傳封建文化的地位，就對反動的封建統治者竭盡奴顏婢膝的能事，這種醜惡的行為，難道是我們所應當歌頌的嗎？…… 承認或者容忍這種歌頌，就是承認或者容忍誣衊農民革命鬥爭，誣衊中國歷史……」社論雖然不長，可殺氣騰騰，字字見血，從此拉開了中共建政后第一場所謂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的序幕。

發動政治運動，自然黨員首先帶頭。同日的《人民日報》發表了短評《共產黨員應該參加關於〈武訓傳〉的批判》。緊接著，一些善於維護「毛澤東思想」的文人，如周揚、何其芳等，紛紛出面寫批判文章。全國自上而下，從中央到地方，文教、歷史研究部門以及各界名流都被組織起來召開各種批判會，並紛紛表態。據統計，從5月份的《人民日報》社論開始到8月底的三個月間，全國各類主要報刊上以個人署名的批判類文章就多達800 余篇。

也許僅僅靠煽動和政治威脅還不足以讓部分堅持良知的知識分子完成「思想改造」，另一個「鬥爭手段」——欺騙開始粉墨登場了。開展大批判的同時，以江青為首的16人調查組經過數月「調查」，寫出了一篇《武訓歷史調查記》，其結論是：武訓是一個以興學為手段，被當時的反動政府賦予特權，為整個地主階級和反動政府服務的大流氓、大債主、大地主。表面看來，《調查記》開列了一百六十餘位被訪人的名單，徵引了大量史料，似乎言之有據。許多原本尊敬武訓的國人因此真的相信了《調查記》的結論。

然而《調查記》所採用的手段，卻是後來在歷次政治鬥爭中慣用的「先定結論后找證據」。當時堂邑縣長說不能否定武聖人，縣委書記只得拉他的衣襟示意。一位七十多歲的清朝藤甲兵讚揚武訓，村幹部告訴他不要再講武訓的好話后，調查組再去訪問他時，他就以耳聾，聽不懂話為由，什麼也不講了。據當年參與調查者35年後的披露，「被調查人在預先不知道調查團的目的情況下，對武訓的作為都大加讚揚，說他是好人，是聖人。」（《趙國璧同志談當年調查武訓其人其事的一些情況》）

這次以及隨後的政治運動，的確使得中國人徹底「改造了思想」，中華民族幾千年傳統文化中的「仁義禮智信」，人性中自然的善惡觀，短短几十年中已被徹底顛覆。武訓雖未讀書，但其一生的行為卻恰恰是傳統文化中儒家「仁者愛人」的具體體現。然而在黨文化中，衡量好壞善惡只有一個標準，就是看其是否符合「黨的主旋律」。《武訓傳》大批判的時代，「主旋律」是「階級鬥爭」，講的是「暴力革命」、「階級仇恨」，「仁愛」自然成了黨文化的截然對立面。一生行乞的武訓也許想不到，如果當年他把乞討得來的錢吃喝嫖賭揮霍殆盡，然後再去富貴之家劫掠，那麼他在後來黨文化主導的歷史中，或許反而會成為被正面謳歌的「反封建」形象。

在這次《武訓傳》大批判中所運用的手段，此後被大量運用於各種運動中。57年反右、十年文革，無不如此。所不同的僅僅是，由於武訓其人早已亡故，無法直接將肉體迫害加諸其身。不過在後來的文化大革命中，武訓的墳墓到底還是被不甘心的造反學生們掘開，屍骨被焚燒，塑像、匾額、祠堂被毀。幾十年一輪又一輪的政治運動所強加於人們頭腦中的黨文化，早已麻木了中國人的靈魂。在高於一切的「主旋律」的光環下，一切罪惡似乎都找到了合理的根據。父子相殘、夫妻反目，是為了劃清階級立場；親友互相告發揭秘，成了「大義滅親」。掘墳毀祠這種傳統道德中被視為絕對下作的行為，也成了「愛憎分明」的表現。

一個民族失去了歷史文化傳統，便沒了根。黨文化摧毀了中華傳統文化之後，人們早已失去了衡量善惡的標準。今天許多「愛國憤青」崇拜殘殺平民的恐怖分子本拉登，難道不是毛氏原則的翻版么：因為美國是敵人，本拉登反美，所以就支持本拉登。人們心中本來應有的基於良知和道德的善惡判斷完全被黨文化所泯滅。類似的推理是，因為美國是「敵人」，美國關心中國的人權，所以這一定是不懷好意，是為了抹黑中國.

共產黨通過幾十年來的「鬥爭」，不但麻木了人們尚存的良知，而且用其黨文化幾乎取代了人們頭腦中原有的中華傳統文化。人類的各種傳統文化，都有一套符合人性的基本相似的善惡觀。而中共的黨文化卻恰恰相反，在這裡我們看到的是這樣一個魔鬼詞典：善的就是惡的，白的就是黑的──因為黨已經定了性了；說謊造謠是必要的，其原因居然是維護「真理」；殺人是有理的，因為是為了實現「人類的幸福」；對於強姦、酷刑、虐殺可以保持冷漠，因為這才是不關心政治的「清高」態度 ──而這一切推論的大前提，實際上是維護中共統治地位的「絕對穩定」。在這裡，沒有道義、沒有良知，只剩下所謂的「黨性」。

武訓的人格力量

在武訓的人格力量面前，任何人都沒有力量來為他加冕，任何機構都不配來給他蓋棺定論。朝代不會比他更長久，國家政權的力量也不會比他更強大。因為祇要中國人生活在這世界上，武訓就活在這世界上。因為這樣一個人在傳統中國崩盤前夕活過了，他的全部努力在於救人救世，首先他救度了自己。他的努力，在相當大的程度上，是對於一個總以文明悠久燦爛自居的民族的絕大諷刺；這個民族上層成員的全部自得，在無數無明無知的同胞，首先是在無數文盲的同胞面前都得大打折扣，在武訓和武訓們的努力面前都黯然失色。他的努力，在相當大的程度上，是在生活的諸種可能裡，重建了價值和意義。這種價值和意義，即使在高物質化的幸福指數面前，也堅不可摧。

談論武訓，最令人索解的是他那3天的昏睡，我們，甚至他自己也難以說清楚那昏睡的意義。也許那是天啟，那是中外歷史上無數聖哲、使徒們覺悟前的「高峰體驗」。他像阿Q兄弟一樣在破廟裡睡著了，但阿Q夢見的是「同去同去」，武訓找到的卻是個人的人生道路。雖然人們多以為他是農民階級的代表，他多次說過，為窮苦孩子辦學的話，他也說過，不要忘記窮人的話，但是，在他的30年行乞生涯中，最重要的不是血緣、階層、階級的意識，而是他要做事的意識。換句話說，他是立足於個人本位而非階層本位做事。這種立足於個人本位就是一種可示範的鏡子，照見自我的獨立不依。「何期自性，本來清淨；何期自性，本不生滅；何期自性，本自具足；何期自性，本無動搖；何期自性，能生萬性。」因此，他的形象、生存狀態所歸屬的底層並不真懂得他，那個階層的人們至多把他理解成好人、善人，反而上層士紳多從他那面鏡子中讀懂了人生的可能意義。蔣介石說他「獨行空前」，汪精衛說：「廉頑立懦！」於右任說他「匹夫而為百世師」，蔡元培說「武訓先生提醒我們我國有普及教育的必要」，段祺瑞說：「丐金以興學難於捨身以衛國是遊俠傳之，雄而非卑田院之客億萬斯年式以民德」，馮玉祥說：「特立獨行百世流芳先生之風山高水長。」楊虎城說：「風興百代」。

這個文盲像歷史上大字不識的天才教主慧能一樣，頓悟成佛，那一道強光如醍醐灌頂，更新成就了肉身，肩負起人間大道。慧能是要開宗立派，為無數同胞尋找救濟解脫之道。武訓卻仍舊以身見證，他像大阿羅漢、使徒、聖愚、義人、俠客，自身清明，卻迴向塵世，為我們示範了一種可能的人生。他強大的精神力量重構了苦行的意義，苦行在他那裏不再是悲慘生活的象徵，而是一種心靈、人格和精神趨於完善的途徑。

武訓曾被當作小農改良者的極端精神，比如毛澤東就這樣喜笑怒罵地挖苦他：「像武訓那樣的人，處在清朝末年中國人民反對外國侵略者和反對國內的反動封建統治者的偉大鬥爭的時代，根本不去觸動封建經濟基礎及其上層建築的一根毫毛，反而狂熱地宣傳封建文化，並為了取得自己所沒有的宣傳封建文化的地位，就對反動的封建統治者竭盡奴顏婢膝的能事，這種醜惡的行為，難道是我們所應當歌頌的嗎？……承認或者容忍這種歌頌，就是承認或者容忍污衊農民革命鬥爭，污衊中國歷史，污衊中國民族的反動宣傳，就是把反動宣傳認為正當的宣傳。」今天我們可以看到，武訓其實是專制社會的革命者和解放者，他以血肉之軀向我們論證了真正革命者可與日月爭光的人格力量。自以為比武訓革命的革命者們多走到了革命的反面，變本加厲複製了專制社會的威福玉食，武訓卻拒絕了一切。這個在人性上有著革命覺悟的聖者，拒絕了塵世和未來的一切物慾享受：「有你們人世的筳宴口腹之慾我不願意去，有你們所謂的天堂我不願意去，有你們所謂的黃金世界裡我不願去。」這個聖徒的精神有如另外一個聖雄，將會讓後人長久地驚奇，如愛因斯坦說：「在未來的時代，極少有人相信，這樣一個血肉之軀曾在地球上匆匆走過。」

他強大的精神力量重構了苦行的意義，苦行在他那裏不再是悲慘生活的象徵，而是一種心靈、人格和精神趨於完善的途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