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運動前後的幾宗秘聞

五四運動前後的幾宗秘聞

赤松子

一、陸徵祥當年爲何不敢在巴黎和會的協約國和約上簽字？

二、章宗祥在北京學生重重包圍、拳足交加下，怎得倖免一死？

三、上海罷市罷工作北京被捕學生的後援，如何促成的？

四、最早被派來中國的兩個蘇俄代表，鬧過些什麽笑話？


從出席巴黎和會說起

    民國七年十月，第一次世界大戰告終，美國總統威爾遜及法國的克雷孟梭、英國的魯意喬治等召集和會於巴黎，討論世界善後問題。我國派往出席的代表五人是：陸徵祥、王正廷（代表南方）、顧維鈞、施肇基和魏宸組。當時我國對巴黎和會的提案，爲收回租界、取消領事裁判權、改訂關稅等。關於二十一條，各代表則認爲該約既未經我國國會通過，只係袁世凱與日本的私約，要求巴黎和會作公判，但不料和會竟以該約係既成事實，不願過問。至對於山東問題，顧維鈞代表主張：我國既已對德參戰，膠濟鐵路（膠州灣至濟南）的租借條約，當然無效，膠濟路自應屬於中國；青島乃日本以武力所佔有，不應屬日本，應由巴黎和會交還中國。當時日本出席和會的五代表如石井、林權助等，也都是日本第一流的外交家，但是他們的英語都不能暢所欲言，大都是訥訥不能出口，而我國代表如顧維鈞、王正廷等人則英語流暢，有青年雄辯家之譽。加以當時的美國代表也竭力爲中國幫忙。無奈關於山東問題，因我國當時駐日公使章宗祥與日本外務省在濟順高徐鐵路借欵換文中，曾聲明中國政府表示同意。於是，日本代表在和會中，乃據此向英法方面進行賄賂，兼使用壓力。後來巴黎和會終決定「戰前德國在山東的一切權利，由日本承繼。」巴黎和會於民國八年六月廿八日舉行協約國簽字和約時，我國五代表乃拒絕出席參加。據說當時大總統徐世昌特派陸徵祥爲總代表，以其對於簽字，飽有經驗。又傳說陸氏那次赴巴黎出席和會，途次日本時，曾與日本方面口頭相約承認簽字於和約之上。但在面臨簽字之時，已是我國國內掀起五四運動之後，所以當時北京政府亦不敢堅決主張簽字，只叫各出席代表相機辦理。可是到了簽字前夕，在巴黎有山東籍華工二三人，找到陸徵祥所下榻的旅館，因值陸氏外出，並未晤見，當即留下一枝手槍，並一張警告字條，上面寫的是：

   「狗奴陸徵祥，你眞是簽字專家，你簽了二十一條，如今又要出賣俺山東，你明天要是簽了字，俺弟兄一定在馬賽奉候，叫你回不了中國。」

    當夜陸徵祥於十二時回到旅舘，看見字條，大吃一驚，立刻找顧維鈞等人商量，陸氏痛哭流涕的說：「我們奉命而來，如不簽字，怎麽回去見徐大總統！」其餘的代表，有主張簽字的，有不作聲的，還是顧維鈞和王正廷表示道：「我們沒有面目見徐大總統事小，倒應該留點面目見四萬萬人，像在法國的這些山東華僑，都是三山五嶽的好漢，閣下一定要簽字，我們卻不贊成。」等語。至此他們五人才決定不出席。於是，山東問題除外，留待後來太平洋會議，才告解決。

    關於山東問題，我國提案既不見納於巴黎和會，當時我出席和會五代表會將交涉經過報告北京政府，其中有云：「在這次和會上，我國主張不見採納的原因，大約有二：其一、一九一七年二三月間，日本與協約國間，曾結有承認日本佔領青島的密約；其二、因爲一九一八年九月，我政府與日本政府曾有山東問題換文，我政府欣然同意山東爲日本所有。」所以當時在和會中，美國雖竭力斡旋也無辦法，就連大總統徐世昌至此也才明瞭整個山東的眞相。

    我國既不得意於巴黎和會，一時國內民心激蕩，有不可壓抑之勢，在和會尚未舉行簽字的前一月，終於掀起了震動中外的五四運動。於是，賣國賊的頭銜，也就戴在當時外交總長曹汝霖以及章宗祥、陸宗輿三個人的頭上。


火燒曹宅尿淋章宗祥

    且說民國八年五月四日，北京大學等十三學校的學生代表，午前在法政專門學校內開會，對於我國在和會所提的山東問題，會商「外交補救」辦法，是日午後男女學生三千餘人，在天安門集合，手持「還我青島」、「同胞快醒」、「打倒親日賣國政府」等旗幟，作示威大遊行。先從天安門向日本使館進發，被軍警攔阻，乃轉向東城趙家樓曹汝霖私宅，帶頭沖向曹宅的幾個學生，其一爲江西學生許德珩（號大炮），其一爲湖南學生鍾某。鍾姓學生善拳術，能舉百餘斤鐵棒，彼等行抵曹宅後，首先由鍾某一手打倒曹宅僕役四五人，由許德珩沖前開門，然後大隊學生，一湧而進。曹汝霖聞信，於惶急中翻牆遁去，章宗祥卻未及走脫，學生們抓著他，先罵道：「你這賣國賊，不知人間有羞恥事，你知道天已亮了嗎？你不趕快回你浙江老家，還留在北京，天天和曹賊商量什麽賣國勾當？」隨即把章氏推在地上，拳足交加，打得頭破血流，有人還用尿迎頭淋下，吃盡苦頭。正在不得開交時，內宅閃出來一個日本女人，慌慌張張地才把他拖走，有人說她是曹汝霖的日本太太，也有人說是曹汝霖在東京請來的下女（每月薪金千元），更有人說她是日人西原龜三的女兒，係奉日本參謀部命令來北京做工作的。這時本來有幾個東北籍學生要去拉脫這個日本女人的褲子，衆人認爲如此太不文明，應保存大國風度，於是章宗祥在學生重圍中，才倖免一死。不過，大家仍然怒氣衝天，放火大燒曹宅。迨員警趕到，逮捕了激烈學生三十二人。當夜王寵惠、林長民、汪大燮三人趕到警局去保釋學生，北平總商會也於翌日（五月五日）組織國民自決會以爲學生後援。但被捕學生終未得釋放。因此遂使全體學生更加憤怒，由學生會上書政府，請罷免曹、章、陸三人，一面組隊分在各街演講，並將各商店日貨，加以封存。同時罷課的風潮，迅即波及全國各大都市，如上海、天津、濟南、保定、鄭州、武昌、長沙、安慶、開封等各學校，無不呈罷課狀態。


學生代表下跪求後援

    到了六月四日，上海學生會及北京學生赴滬的代表，要求上海總商會及總工會作學生後援，實行罷市罷工。當時抵達上海的北京學生代表，常往來我所主持的一間報館，與我研討善後辦法。記得是六月三日之夕，學生代表等全體集合在我住宅裡，他們認爲上海的商人太調皮，有的學生說：「關於罷工罷市，若上海總商會與總工會今夜：不承認，明天北京同學等，決無釋放的希望，究應用何方法，才能使他們承認呢？」我說：「應盡一切可能。」其中又有人問我：「難道磕頭也應當嗎？」我說：「你們不記得韓信曾受跨下之辱嗎？」至此他們才點頭。次日學生代表們到了總商會，說得聲淚俱下，商人們仍無動於中，總顧慮他們生意上的損失和將來的責任未免太大，一直纏到夜裡十二點，學生代表們果然用苦肉計，全體向商會委員們下跪相求，他們終於感動了，決定罷市。總工會方面聽見商會決定罷市，也承認罷工。於是，北京政府見事體擴大，乃於六月六日將被捕的學生一律釋放，並將曹、章、陸等人一律免職。

    五四運動的一幕，其對於政治的直接影響，除打倒曹、章、陸等人外，雖然並沒有使北洋政治如何改良，可是對於政治革新的機運，確也奠立了不少基礎。因爲當時以北大爲中心的文化界，如胡適之等所喊的口號，正是「科學與民主」，這個口號對於當時及後來的影響是無法估計的。因爲在那個時候，政治的黑暗固已達於極點，同時社會思潮，也是應有盡有。茲舉其主要者約有如下五種：

   （一）孫中山提倡的三民主義。

   （二）胡適之提倡的民主主義（當時號稱民治主義）。

   （三）李大釗等提倡的共產主義（當時號稱波爾斯維克）。

   （四）蔡孑民等提倡的無政府主義。

   （五）康有爲提倡的君憲主義。

    就提倡五種主義的形勢來說，第一是三民主義，當時在國內鼓吹三民主義的刊物，有上海的「民國日報」、上海的「星期評論」（戴季陶主編，不過言論左傾，號稱三民主義的左派），上海的「建設雜誌」（有胡漢民、廖仲愷、汪精衞等人執筆，孫中山有時也在上面發表言論）。第二是民主主義，由胡適之等人在「新青年」上鼓吹，有時也在各地演講，稍後又有「努力週報」等面世。第三是共產主義，當時共產主義在中國播種，卻有兩大來源：來源之一是由日本雜誌介紹到中國，因爲日本人的研究興味頗濃，而對於外來新思潮感應也最快，自俄國革命成功以後，日本老學者如何上肇【析世鑒：「何上肇」，原文如此。 】等醉心於資本論及黑格爾哲學的研究，並且盡量從事翻譯介紹，這時候的中國，大部爲北洋軍閥盤踞，小部是西南軍閥割據，內戰頻仍，民不聊生。所以一般有野心而又感苦悶的學者，乃從事轉譯此等者作，而當時我國青年在極端苦悶中，看到這類譯文，認爲這副毒藥是救世的金丹，所以提倡共產主義的雖僅李大釗、陳獨秀等二三人，而附和的青年，則頗不少。當時毛澤東剛從湖南第一師範畢業出來，四顧茫茫，走投無路，看見李大釗的文章，遂決心走上這條路。另一來源則爲列寧看上了中國，在俄人越飛、加拉罕尚未來華之前，列寧就已經兩次派遣代表到過上海。


我和蘇俄代表的對白

    第一次的那個代表（忘其名）到上海，是由一韓國學生任翻譯，這個學生會特地跑到我所主持的那間報社來約我和俄人代表談話，那次相談的地點是在法租界公館馬路一法國大旅館中，我同韓國學生進門以後，見有一個五六十歲的大鼻子，身穿一件褐色的破舊西裝，上面油漬斑斑，發亂蓬蓬似是一個神經病院的朋友。韓國學生給我介紹，彼此互通姓名以後，他開口就說：「列寧先生對於中國的內亂，非常關心，他希望中國人自已努力，早日把中國變成天堂。」

    我說：「多謝列寧先生的關切盛意，不過列寧先生認爲中國應當如何努力，才能使中國早日變成天堂？」
    他聽了我的話，立刻站起來，指著壁上掛的一張俄文世界地圖說：「你看！中俄如此接近，從俄國通中國，至少有幾十條路，你們只要能在任何一個邊區（只要能通往俄國）發動革命，列寧先生立刻就可以拿相當的軍器和金錢接濟你們。」

    我說：「列寧眞能如此，簡直是基督再生，但是請問列寧先生如此希望中國革命成功，他的目的在那裏？」

    他立刻回答道：「列寧先生他就是今天世界上的基督，他願意世界都變成天堂，他只做一個犧牲者，除此以外，他並沒有什麽目的。」

    我當時正色斥道：「照你說來，是希望中國變成共產，這與中國民族性不相容，至少，我們不能贊成。」

    他聽了這話，臉色有些發赤，用手在頭上抓了抓亂蓬蓬的發叢道：「你還年輕，不甚瞭解貴國情形，前幾天我曾會見唐紹儀，他說中國在幾千年前已經實行過共產制度（指井田制度），你怎麽會不贊成？」

    我說：「你弄錯了，唐紹儀不懂得中國歷史，井田制度在中國古書上，曾有不少人引用過這件事，但沒有人能證明如何去實行。我如今很簡單的告訴你，他們傳說夏朝井田，是每人五十畝，周朝是每人一百畝，但是由夏到周，瞬間是一千年，在這一千年中人口增加了若干倍，怎麽周朝每人分田，會比千年前的人多出一倍？何況在當時人口既無調查，土地也沒有精確統計，請問如何分起？並且唐紹儀是一個官僚資木家，你以共產主義的立場，竟向資本家說教，未免矛盾了啊。」

    殊不料這個紅色大鼻子冷笑而聳肩的答道：「唐紹儀先生是你們政治上、社會上有地位的人，只要他肯贊成共產，中國前途就大大有望，至於共產黨對於一般人，並不問你是資本家與非資本家，只問你的錢怎麽用。譬如我，在俄國的財產，可以買一個上海，可是爲什麽列寧先生會找我當代表，就因爲我捐出全部財產來作革命建設的費用。」

    我當時覺得他的說法和態度，都越來越離奇了，只得與辭而出。後來他又約我兩三次酒會，我都謝絕了沒有去。不久，他回國，聽說未到海參崴就死了。

    這個代表走了不久，上海又來了一個俄國青年，也自稱是列寧代表，不過這個青年的行爲，頗爲特別。那第一個代表到了上海，雖不知眞假，但他卻帶了相當多的錢，在上海也請了不少次的客，雖然沒有什麽結果，倒還沒有十分丟面子。至於這個俄國青年代表到上海，也是找了一個韓國學生翻譯，但是他到處去會人，都要募捐，自稱因海參崴到上海，爲海盜出沒之區，不敢多帶錢，只要中國朋友能幫忙，他回國後一定加上利息，立刻兌來。可是上海的人聽了這一套話，覺得這小子簡直不知天高地厚，居然想白手求財，也就乾脆不理。後來黃炎培聽說了，便送給他一筆路費，不過據說這錢也不是黃炎培的，乃是黃炎培向聶雲台、穆藕初等處募了一萬塊錢，自已留下八千，將兩千送給這個俄國青年做路費。

◆ 全文完 ◆

    以上《五四運動前後的幾宗秘聞》，是以中華民國五十年《春秋》雜誌總第90期同名內容全文爲底本完成數位化處理。網際網路首發◆獨立評論◆及◆罕見奇談◆，收入時對原首發文本失校的若干訛誤作了訂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