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駐印度大使：1962年中國為何放棄收回藏南的機會

　　劇變的回憶

　　《南風窗》:您1954年到波蘭留學，1958年到中國駐波蘭使館工作，後來在外交部一直主管波蘭事務，1987年到1992年擔任中國駐波蘭大使，親身經歷了波蘭1989年開始的政治社會制度大轉變。在您看來，波蘭政權易手主要的原因是什麼？

　　裴遠穎:一言以蔽之，失人心者失天下。波蘭的社會主義先天不足，後天失調。從先天看，波蘭的社會主義根基不強，遠比不上俄國、德國。二戰期間，統一工人黨的前身波蘭工人黨進行了地下鬥爭，但力量不大，影響較小，遠比不上當時波蘭倫敦流亡政府。統一工人黨之所以在二戰後能上台執政，主要是因為蘇聯紅軍解放波蘭后所造成的客觀條件。

　　而從後天看，統一工人黨執政后在外交上唯蘇聯馬首是瞻，成為蘇聯的「衛星國」。蘇聯在波蘭駐有軍隊，波蘭在很多方面，例如重要人事任免都受制於蘇聯，波蘭成了一個沒有完整主權的國家。在經濟上，照搬蘇聯的模式，大力發展重工業，如建了很多鋼鐵廠，可波蘭基本上沒有鐵礦；而波蘭原本相對發達的輕工業和農業卻得不到發展。這樣一來，經濟搞不好，人民生活得不到提高就怨聲載道。戰後波蘭爆發多次罷工，導火索都是日用品漲價。在政治體制上，統一工人黨一黨獨大，缺乏社會協商機制和監督機制，上下不能溝通，嚴重脫離群眾。

　　波蘭還有一個特殊的情況就是天主教影響很大，全國人口的90%信仰天主教，教區本堂神父的威信要比當地的黨支部書記高，1978年波蘭紅衣主教沃伊蒂瓦當選教皇，波蘭人民欣喜若狂，教會的影響力空前膨脹。波蘭教會一直同波蘭政府爭奪群眾，團結工會崛起之後，教會或明或暗地站在團結工會一邊。這也是統一工人黨失敗的一個重要原因。

　　至於腐敗問題，應該說，波蘭統一工人黨的腐敗情況不是很嚴重。當然，由於波蘭統一工人黨擁有絕對的權力，腐敗不能完全避免，但腐敗從來不是工潮的主要原因，後來反對派上台進行清算，也沒有找出多少腐敗的例子。

　　《南風窗》:您在擔任大使期間，和當時的波蘭領導人多有交往，他們在關鍵時刻的心路歷程是什麼？

　　裴遠穎:這裡舉一個例子，也許有點代表性。1988年8月，波蘭政府和團結工會進行了圓桌會議之後不久，我和當時的波蘭總理拉科夫斯基有過一次談話。拉科夫斯基屬於黨內改革派，曾經當過波蘭著名雜誌《政治》周刊的總編輯，在思想界很有威信。

　　他說，當前社會主義在經濟、意識形態上都面臨挑戰，波蘭問題成堆，這是困難、危機，但也是變革的動力。消除社會生活中的種種弊端，其過程是痛苦的，也許難以避免曲折和風險，但為了波蘭的前途必須這樣做。把黨擺進一個多元化競爭的環境中，迫使它改變工作方式，增加吸引力，黨才能成為強有力的黨。統一工人黨有200萬黨員，如果都能發揮作用，反對派有什麼可怕的？

　　當時反對派要求取消憲法中關於統一工人黨領導作用的規定，拉科夫斯基認為，把領導作用掛在嘴邊、寫在憲法上並不能保證什麼，關鍵是黨有沒有力量。如果大多數人支持黨，黨的領導作用誰能否定得了？舉行圓桌會議，讓反對派公開活動，就等於給反對派套上了籠頭，他們會更了解波蘭的現實和政府政策的正當性。在談到未來的競爭性選舉時，他滿懷信心地說:黨取得議會的控制權沒有問題，反對派要上台也要到下次選舉了。

　　事實上，團結工會當時也大體是這麼估計形勢的，誰也沒想到團結工會後來能大勝並成功組閣，統一工人黨就此下台。拉科夫斯基後來在回憶錄中承認，自己對形勢的判斷太過樂觀。但他堅持當時的指導思想沒問題，只是付諸實踐的時間太遲了，早一點改革或許就會成功。

　　《南風窗》:當時的波蘭最高領導人雅魯澤爾斯基也是這樣的想法嗎？

　　裴遠穎:在1989年雅魯澤爾斯基下台前幾個月，我曾去總統府拜訪過他。他認為，在波蘭，社會主義正在被資本主義所取代，這是帶有必然性的。對外，波蘭沒有完整的主權，對內，黨犯了錯誤，糾正不及時，失去了民心。黨違背了馬克思主義，壟斷權力，包辦一切，產生了官僚化，出現問題也很難發現和糾正。這種陳舊的領導方式腐蝕了黨，最終取消了黨本身。群眾不把黨看成是領導者而是統治者。我們後來提出的經濟政治改革方案不能說不大膽、不徹底，但黨已經失去了人民的信任和社會的支持，在這種情況下，改革不可能成功。他還認為，左翼要想重新上台是很遙遠的事，可能需要幾代人的時間。現在左派所能做的事是積蓄力量，盡量保留公有制因素，為未來做準備。他還對我說，社會主義的未來在中國，中國的改革開放政策是正確的。

　　《南風窗》:波蘭劇變是在和平的狀態下完成的，這是為什麼？統一工人黨為什麼沒有通過鎮壓的方式來解決問題？

　　裴遠穎:當時波蘭領導人不是完全沒有考慮用武力，只是當時的客觀條件不允許。1981年12月，因為團結工會鬧得很厲害，波蘭曾經宣布過戰時狀態。所謂戰時狀態，實際上就是緊急狀態，實施軍管。當時團結工會的領導人都被抓了起來，活動場所被封閉，團結工會組織系統完全癱瘓。這個行動從軍事上看很成功。當時我在駐波蘭使館，一早起來發現滿街都是士兵和坦克。雅魯澤爾斯基後來解釋說這樣做是為了避免更大的流血，避免民族災難，因為如果不自己解決，蘇聯就可能出兵。戰時狀態暫時穩住了局勢，但波蘭的問題並沒有得到解決，團結工會很快死灰復燃。到了1988年，社會上的罷工一浪高過一浪，最後波蘭政府支持不住了，開始採取一些緩和性措施。

　　有了這樣的歷史教訓，加上前面提到的拉科夫斯基的一些考慮，波蘭領導人已經沒有通過鎮壓解決問題的意志了。而且1989年的國際形勢也發生了很大的變化。西方的壓力自不用說，蘇聯因為戈爾巴喬夫的新政策，態度也發生了變化，使用武力根本不可能了。

　　尊重波蘭人民的選擇

　　《南風窗》:以波蘭為首的東歐劇變已近20年，您怎麼評價它的影響和後果？國內很多人認為波蘭人的生活比以前差了，對波蘭劇變持否定態度，您怎麼看？

　　裴遠穎:波蘭人對這場劇變也評價不一。確實有人認為是比過去差了，經濟上兩極分化嚴重，失業人數劇增，銀行等很多經濟部門控制在外資手中。過去儘管工資低，但大家比較平等，社會福利也比現在好，有這種懷舊情緒的主要是收入低的人和退休人員；但大部分人特別是年輕人還是認為比以前好了，起碼波蘭對外擁有了完全的主權，政治上實現了多元化，市場經濟建立起來了，人們有了充分的選擇和施展才能的機會，國民經濟得到較快的發展，整體生活水平和生活質量也有提高。

　　在評價波蘭劇變時，我覺得，我們不要從意識形態和社會制度的角度，而是要從波蘭人民的角度來看待這件事。各國人民都有權利選擇自己的發展道路，波蘭人民當然也是如此。

　　《南風窗》:波蘭加入北約、全面向西方靠攏，主要是出於什麼樣的考慮？這對俄羅斯和波蘭的關係產生了什麼影響？

　　裴遠穎:波蘭全面倒向西方，主要是出於安全和經濟上的考慮。波蘭對俄羅斯的戒心根深蒂固，歷史上沙俄時曾經3次參與瓜分波蘭。二戰開始后，蘇聯根據蘇德密約，在德軍尚未打下華沙之時，蘇軍就挺進波蘭，波蘭人稱之為第四次瓜分。而蘇聯在卡廷森林殺害了2萬餘名波蘭軍官，製造了駭人聽聞的「卡廷慘案」，更是嚴重地傷害了波蘭人民的感情。二戰後，蘇聯又把波蘭置於自己的勢力範圍。蘇聯雖然已經解體，但波蘭對俄羅斯的警惕並未消減，倒向西方尋求安全保護是再自然不過了。而俄羅斯也認為波蘭是西方擠壓俄羅斯的據點，美國想在波蘭部署反導系統就是明證。

　　波蘭發展經濟需要資金和技術，俄羅斯靠不了，只能靠西方；而俄羅斯對波蘭也不信任，向西歐輸送天然氣的管道也繞過了波蘭。

　　但波蘭的大部分能源和原料來自俄羅斯，一部分工業品出口依賴俄羅斯市場，波蘭也不想和俄羅斯鬧得太僵；而俄羅斯也承認了波蘭的現實；因此，雙方目前維持著正常的國家關係。

　　《南風窗》:波蘭劇變對中國和波蘭的關係產生了什麼影響？

　　裴遠穎:1950年代中國和波蘭都屬於社會主義陣營，兩國之間的關係講究的是無產階級國際主義和社會主義大家庭的團結。中蘇關係惡化后，作為蘇聯陣營的波蘭和中國的關係就很冷淡了。1980年代后，兩國關係有所改善。

　　波蘭劇變發生后，國際上很關注中國的反應，波蘭新政府也不知道由共產黨執政的中國會對劇變后的波蘭採取什麼態度。在團結工會的馬佐維耶茨基當選總理后，李鵬總理很快發去了賀電，祝賀他當選，並表示願意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基礎上和波蘭新政府發展關係。波蘭政府很高興，也很重視，很快決定派一位副總理出席兩國經濟合作混合委員會例會，這在當時是一個很引人注目的行動。

　　波蘭新政府也認為應超越意識形態和社會制度，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基礎上發展兩國關係。這中間還有一個小插曲。 1991年瓦文薩當選總統還未就任時，台灣當局對他發出了訪問邀請，企圖利用波蘭的經濟困難展開銀彈外交，拓展外交空間。據報道，瓦文薩接受了邀請。

　　我拜會了瓦文薩，他開門見山地表示:我只是普通工人，外交的事情我不是很懂，現在波蘭經濟困難，但我們不會拿原則問題做交換。我們將堅持「一個中國」原則，不和台灣發展官方關係。

　　中國喪失了收回藏南的最好機會？

　　《南風窗》:您1994年到1998年曾經擔任駐印度大使。不久前，中印邊界談判引起了社會的廣泛關注，很多人的疑問是:在1962年的中印邊界衝突后，中國為什麼沒有乘勝佔領藏南？在目前印度已經對該地區進行了實際佔領的情況下，中國應該怎麼辦？

　　裴遠穎:1962年自衛反擊戰中，中國軍隊越過喜馬拉雅山，打到中印傳統習慣線附近。在取得節節勝利的形勢下，中國突然單方面宣布結束軍事行動，將物資、戰俘歸還印方，並從衝突發生前的實際控制線後退20公里，當時各方都很驚訝，因為這種做法軍事史上還沒有發生過。到今天為止，很多人都有疑問，中國為什麼錯失這個收回藏南的最好機會。

　　我認為，中國當時面臨的形勢需要考慮以下幾點:

　　國際上有壓力。當時一些西方國家趁機掀起反華浪潮；蘇聯表面上中立，實際上是支持印度；在印度的宣傳攻勢下，不少中小國家也同情印度。

　　經濟上有困難。國內當時剛剛經過3年困難時期，經濟面臨的問題很多，一場曠日持久的戰爭，將給國民經濟的恢復造成拖累。

　　補給上有障礙。從內地到藏南的補給線要翻越喜馬拉雅山，穿越形形色色的地理障礙，克服因氣候變化而產生的交通困難。在當時的交通運輸條件下，保障這條補給線極為不易。

　　然而，這些都不是撤軍的主要原因。中國之所以決定撤軍，是一個經過深思熟慮的、意義深遠的戰略決策。自衛反擊戰的目標不是收復藏南，而是反擊印度在邊境的挑釁。印方在衝突前錯估了形勢，以為中國軟弱可欺，推行所謂「前進政策」對我領土進行蠶食。通過這次軍事行動，把印軍推了回去，中國預定的目標已經達到。從戰略上看，中國當時的主要威脅是美國和西方，對印度還是要爭取的，如果繼續留在藏南，等於又開了一條戰線。中國主動撤軍，不僅宣示了我通過和平談判而不是使用武力解決邊界問題的誠意，停止中印邊界衝突，而且為以後恢復關係留下了一線生機。而且，這種高姿態也有利於爭取中小國家，反擊西方國家的反華讕言。

　　中印邊界問題是歷史遺留問題。中印邊界歷史上從未正式劃定，中印邊界問題應通過和平談判解決。這是中國一貫的立場。通過平等協商解決邊界問題，這是中印之間的共識。

　　中印雙方已就維持邊境的和平與安寧及加強軍事互信措施達成了協議，現在正在進行兩國特別代表邊界談判。目前，雙方都能做的，就是讓談判繼續下去，爭取談判不斷取得進展，談出一個雙方都能接受的結果。

　　《南風窗》:很多人把印度和中國放在一起進行比較，認為印度比中國更有發展潛力，您的看法如何？

　　裴遠穎:中印都是大國，國內情況都很複雜，進行比較並不容易。我的看法是中印各有千秋，應該取長補短。印度的優勢是第三產業發展好，出口依賴程度低，從這次金融危機看，這是一個很大優點；印度的經濟法律體系是從英國人那裡繼承下來的，比較健全、成熟和嚴密，對私有產權和合同執行的保護比較到位；印度人口結構比中國年輕，勞動力儲備豐富，這個優勢現在看不出來，未來隨著中國人口老齡化的加劇，印度也許會取代中國世界工廠的地位。中國實行改革開放比印度早，有大量的華僑華人資本，中國的基礎設施比印度好。印度以前認為發展IT產業，基礎設施不那麼重要，近幾年才發現此路不通。

　　這幾年有西方媒體把印度的發展潛力說的神乎其神，這有失客觀。從目前的發展程度看，中國至少領先印度15年，中、短期內，中國會比印度發展得快，但長期的趨勢則很難下定論，這取決於兩國的政策和人民的努力。

　　《南風窗》:印度是世界上最大的議會民主制國家，在您看來，民主是印度的優勢嗎？

　　裴遠穎:印度現行制度的最大作用是鞏固了統一，增強了民族凝聚力。印度的國內情況非常複雜。印度是世界宗教博物館，世界上所有的宗教印度幾乎都有。 300多個民族，上千種語言，光官方語言就有18種，各方面的反差對立非常嚴重。歷史上印度從未完全統一，真正統一印度的是英國殖民者。這樣一個內部情況千差萬別的國家，自獨立后不但從來沒有發生過分裂，而且民族認同很強，這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印度中央和地方的政權更迭是通過民主的方式進行的，在較大程度上能夠反映民意。此外，不追求整齊劃一，印度文化的多樣性和傳統的獨特性也因而得以比較完整地保存。

　　當然，印度的制度也有弊端，因為要協調方方面面的利益，往往一個方面的意見就擁有否決權，不易集中，從而很多好的政策和想法難以貫徹下去，或者速度很慢，影響效率。

來源: 南風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