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都市報：中國的教育土壤無法產生諾貝爾獎獲得者

熊丙奇：華人諾獎獲得者的教育背景耐人尋味
     
     作者：熊丙奇 文章來源：南方都市報
10月6日揭曉的諾貝爾物理學獎，華裔高錕榜上有名，這讓華人再次揚眉吐氣。至此，獲得諾貝爾自然科學類獎項的華人已有8位。
   
    諾獎獲得者的教育經歷，一直是分析家關注的重點。而分析這8位華人諾獎獲得者的教育經歷，或可對我國內地的教育改革產生某些觸動。
   
    8位獲得諾貝爾獎的華人，只有一位，即1998年諾貝爾物理學獎獲得者崔琦，曾接受過十分短暫的兩年時間的新中國基礎教育，崔琦1939年出生於河南寶豐，1951年隻身遠赴香港，之後崔琦在香港培正中學接受教育。畢業后在金文泰中學修讀一年預備班，成功考入香港大學，但是他選擇了教會的獎學金，赴美留學。本年度諾貝爾物理學獎獲得者高錕1933年出生於上海，1944年隨父移居香港，入讀聖約瑟書院，之後考入香港大學，但由於當時港大還未有電機工程系，他只好遠赴英國倫敦大學進修。1997年度諾貝爾物理學獎獲得者朱棣文、2008年度諾貝爾化學獎獲得者錢永健是土生土長的美國人；1957年度諾貝爾物理學獎獲得者李政道、楊振寧從西南聯合大學畢業，之後赴美求學；1976年度諾貝爾物理學獎獲得者丁肇中的中學時代在台灣度過；1986年度諾貝爾化學獎獲得者李遠哲的本科為台灣大學，碩士畢業於新竹清華大學。
   
    概而言之，雖然媒體總想尋覓這些華人科學家們與中國教育和學術千絲萬縷的聯繫，比如在報道高錕獲獎時，說他1996年當選中國科學院外籍院士，但8位華人諾獎獲得者，與我們的教育與學術其實都沒啥關係，有兩位為西南聯大畢業生；有兩位生於美國、長於美國；有兩位在香港接受完高中教育；有兩位接受台灣高中教育、大學教育。
   
    如果說，華人諾獎獲得者的這種教育經歷分佈有諸多偶然，那麼，不妨再看我國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獲得者的教育經歷，在總共12位獲獎者中，只有袁隆平（1953年畢業於西南農學院）、王選（1958年畢業於北京大學）、王永志（1952年考入清華大學）、李振聲（1951年畢業於山東農學院）4位是新中國成立后培養出的大學生。
   
    新中國教育發展60周年，確實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我國高等教育規模已達世界第一，達到2907萬，高等教育毛入學率已達23.3%，但是，在傑出人才的培養上，我國內地教育必須承認存在嚴重的不足———不僅與美國相比如此，與當年西南聯大的辦學，以及我國香港地區、台灣地區的辦學相比，也存在明顯的差距。
   
    這種差距不僅僅表現在產生少數幾位頂尖人才，以及內地幾所著名大學的排名要低於香港和台灣地區幾所大學的排名上，更重要的是，在基本的教育管理制度上，我國基礎教育的應試教育格局始終難以突破，高等教育的行政化色彩日益濃郁，教育與學術都趨功利化，不利於創新人才的培養。
   
    培養創新人才，是一個綜合體系，基礎教育、高等教育與社會用人制度與環境，缺一不可。基礎教育的創新思維、創新意識培養，具有基礎性作用；高等教育的通識教育與學術規範訓練，可培養一個人的科研精神與正確的學術習慣；而良好的用人制度則鼓勵每個人發揮各自所長。以現實情況而論，在國內求學、工作者這三者都有缺失；在國內完成基礎教育、部分高等教育，再出國求學、工作者，前兩者缺失；在國外求學，再回國工作者，社會用人制度（也謂學術環境）缺失。這些因素的綜合結果是，從新中國60年教育體系中，尚未走出一位諾貝爾獎獲得者。
   
    早在2006年，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就說：「去年看望錢學森時，他提出現在中國沒有完全發展起來，一個重要原因是沒有一所大學能夠按照培養科學技術發明創造人才的模式去辦學，沒有自己獨特的創新的東西，老是『冒』不出傑出人才。我理解，錢老說的傑出人才，絕不是一般人才，而是大師級人才。學生在增多，學校規模也在擴大，但是如何培養更多的傑出人才？這是我非常焦慮的一個問題。」
   
    溫總理所談到的「非常焦慮」的問題，到今天並沒有解決。欲解決這個問題，以筆者淺見，有必要正視教育中存在的問題與不足，實事求是地反思教育基本制度，這方面，可從學習借鑒台灣和香港地區的教育經驗做起。我國深圳地區，已啟動借鑒香港地區辦學經驗，探索建立現代大學制度的高等教育改革嘗試，但願這種嘗試能為我國教育制度的全面改革積累有益的經驗，從而為我國的人才培養與科學研究帶來新的環境。
   
    （作者系21世紀教育研究院副院長）

大實話，一群書蟲除了考試還會幹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