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問題之解決(建「國家統一部」)

　　台灣問題由來已久，時至今日，已成為我所謂「核心利益」問題，不可謂不重要。然，問題之解決，鮮有良策，即便民間論調，是戰是和也莫衷一是。

　　縱觀政府歷來對台之策略，毛時代，可以概括為以剿為主，即以政治軍事壓力和瓦解台灣軍民為重要手段。但始終力度不夠（因己之力量和國際形勢），使得軍事壓力這方面諸如金門炮戰等演變成單打雙不打的象徵性動作，對台無實質性觸動。雖在政治封鎖上取得較大成績，但未絕其命脈，使得對台策略伴隨以開政治談判之說，虎頭蛇尾，終成遺恨。

　　鄧時代，經濟為主，對台策略基本延續毛時代，但幾乎完全放棄了軍事壓力，僅寄希望與政治封鎖和所謂的「寄希望與台灣人民」。在此時期，島內由於外部壓力趨緩，一定程度上在催生台灣民主變革上起到了推波助瀾的效果，由美麗島事件起，台灣政治生態開始發生質變，當然，與此同時，泥沙俱下，台獨意識開始覺醒。

　　鄧時代之後，對台策略凌亂而無章法，某種程度上反被台牽著走。我們清醒的看到，從上世紀90年代，這短短十數年，台獨勢力急劇膨脹，2000年這個分水嶺清楚的說明，台獨越來越嚴重，台灣和我們已經漸行漸遠！2000年後，對台策略在經濟合作的面紗下顯得曖昧起來，似乎除了忍耐和保持強大政治壓力外，無所作為。自國民黨下野，尤其是馬英九執政以來，我們的「寄希望」策略似乎可以大有作為！於是乎，所謂「釋放善意」成了對台的主要論調！

　　台灣88水災，舉國悲慟，誠然，我們還沒有從512地震的陰影中走出來，災后重建還任重道遠。即便如此，我們仍然感同身受，全國努力，對台灣援助不可謂不盡心，儘管台灣當局的某些政治考量有些不盡人意，但大災面前，似乎不必太多計較。然而，綠營突然邀請達賴訪台，真真驚煞國民！

　　達賴從來就不是僅僅是一個宗教代名詞。政治和分裂是達賴眾所周知的形象。這樣的一個人，在我們盡心儘力幫助台灣賑災的時候，被請去，已經不僅僅是拿冷屁股蹭我們熱臉的問題了！

　　這說明了什麼？說明一個問題，那就是我們60年來的對台策略，不成功。或者應該說，相當的不成功！

　　有人也許說，台灣並沒有獨立，不能說我們失敗。當然，我的回答是，首先，我是說不成功，還沒有說失敗。其次，等到台灣真正獨立了，談失敗也沒有什麼意義了！最後，即便是台灣在之後的若干年都不宣布獨立，這樣的「不成功」狀態，對我們的意義又是什麼？

　　痛定思痛，我們需好好反思下，我們的對台策略為什麼這樣的「不成功」？竊以為，我們對台策略有以下問題：

　　第一，對台策略是被動的，完整性不夠，由此，更談不上連續性。

　　台灣問題產生以來，基於當時的國際形勢和自己力量的限制，對於台灣問題是一種「坐等待變」的思維。總認為等國際形勢緩和了，等自己力量強大了，再來因時制宜的解決台灣問題，而等待的過程中也少有實質作為，須知，我之實質作為無論任何，台灣都需因應，長此，則，我對台之干預日盛，台灣因我之動、變愈多，對台之掌握亦愈全面。但，可惜的是，非但我方靜觀太多，反而因對方作為而因應甚多，我方之因應又缺乏系統和理性，導致屢屢為島內政治勢力所利用，可以說，島內獨派做大，不無我們自己的功勞和奉獻！

　　第二、對島內政治生態和主流民意缺乏認識，或者說不敢面對。

　　島內的政治生態，目前有藍綠之分，藍營以原國民黨政治勢力為主，綠營則已獨派和本土意識強烈又激進的政治勢力為主。從藍營的出身來看與大陸的糾葛情節，國民黨主政大陸39年，期間中華多磨難，其在振興民族經濟、拯救民族危亡方面不可謂無大功於民族。后敗走台灣，不可謂說甘心。成王敗寇自不必說，對大陸之執政黨的矛盾心理，不言自明。說白了，反*共對國民黨來說，是拯救尊嚴。這樣的情況如何和我同心同德。綠營自不必說，我要獨，你反對，自然就是不共戴天的仇敵。對於現在島內所謂的主流民意，從達賴到台灣，台灣的災民其實是歡迎的這一點來看，有以下三個特徵：

　　1、台灣是台灣，中國是中國，你不讓我獨立，我也不和你統一，最重要的是，凡事是從台灣的利益去考慮，而不會從中華民族的利益去考慮。

　　2、你給援助我都要，你給幫助都很好，但是，不要涉及政治。

　　3、萬不得已要談政治，那你首先要把我的經濟搞好，但話說回來，經濟搞好了，政治要不要談，怎麼談，未可知！

　　由此，這樣的主流民意下，經過民選的執政政府，怎麼可能和你涉及統一問題，現在所涉及到所謂台海和平、經濟優先對於統一問題有必然的幫助嗎？對於台灣的獨立和相對獨立，到是大有裨益。

　　第三、對台策略沒有彈性，手段單一，缺乏遠見。

　　現我們對台灣的策略是善意為主，甚至有點唯一，只要是台灣提出來的，我們基本滿足甚至超越期望，但台灣的回饋，微乎其微。為什麼會導致這樣的情況呢？

　　關鍵是，我們在給台灣大量的善意和幫助的時候，並沒有一個互動的機制，我所謂的機制是指相互的平台，而非那些所謂的政治平台。如果有這樣一個機制，雙方約定一個交換的原則，為了得到更多的利益，雙方都會努力，這樣何樂而無不為呢。

　　再者，沒有理順一個關係和心態，親兄弟明算賬，我能投桃，台灣為什麼不能報李呢？現在的情況是，我們給了是自願，是幫助台灣人民，不給是封鎖，限制台灣人民生存空間。我們是左右兩難。

　　僅僅是人家要，我就給，人家鬧，我生氣。所謂統一不過是南柯一夢。

　　現在，我們不妨回顧一下歷史，就是康熙時期收復台灣的那段歷史。稍加留意不難發現，明末清初時台灣問題的形成和如今的台灣問題的形成有著驚人的相似。都是一股政治力量取代另一股政治力量時，所謂肅敵未清。有所不同的是，當時是被取代的政治力量的一個分支部分，而現在則是被取代的政治力量的「中樞首腦」。既然是背景有大相似之處，那我們看看清政府是怎麼平台的。

　　康熙皇帝即位前，清政府就已經在著手解決台灣問題。當時由於天下初定，民心思安，清政府主要採取的是議和的手段，但議和是屢議而不和。1662年康熙即位后，放棄議和而改徵剿。從此拉開了長達22年的平台事宜。康熙朝1664年第一次攻台，至1665年，攻台三次均因天氣原因失敗。攻台不成，復又議和，1667年、1669年，清政府排出包括明珠在內的若干批能臣議和，未果。期間實施「禁海政策」，對台灣實行海上封鎖，斷絕與內陸之往來，歷經十數年，奏大效。逼迫台灣再次與清政府議和，於是1682年，時任福建總督姚啟聖又與與鄭經進行了四次七輪談判。於此同時，姚啟聖發布了《招撫條例十款》，並修建「修來館」，數年之內，招安台灣官兵10萬餘人，嚴重削弱了台灣的戰鬥力。 與此同時，康熙皇帝於1681年再任命施琅為「右都督充福建水師提督」，並授予施琅「專征權」，施琅得到收復台灣事宜的全權.1683年8月，台灣光復。

　　康熙皇帝平台策略的演進過程，分別是撫，剿，再撫，撫剿並用，剿。這個過程反映了康熙皇帝平台策略從最初的摸索到最後審時度勢、務實惟用的過程。其中撫剿並用堪稱經典。

　　痛定思痛，實現民族復興的前提是國家統一、領土完整，而台灣的孤懸海外則是這一進程的最大障礙。余為民族計，不揣粗鄙，為祖國統一建議如下：

　　第一、停「國務院台灣辦公室」，仿韓國，建「國家統一部」，國家統一、領土完整重要性不容置疑，通過事務主管部門級別升級宣誓決心。同時也藉此平台廣為延攬有識之士，為國家統一建議獻策。

　　第二、建立完整對台機制，當下階段，應仿康熙皇帝「撫剿並用」策略，完善交流機制與平台。首先，對於台獨勢力與意識，不要心存幻想，不用妄想爭取，旗幟鮮明的給予打擊和施加政治經濟壓力，台獨分子均畏威不畏德，爭取他們覺悟無異於與虎謀皮。其次，經濟交流遵循對等原則，改之前的以幫為主為以換為主，幫為輔。切不可妄加股息，豈不知，給予越多，島內愈加認為我有求與他，則愈加囂張跋扈，索取無度。最後，政治上，恩威並濟，在涉及民生方面可放寬其國際空間，但涉及主權及政治，決不讓步，避免其覬覦。

　　第三、加強武備。丟棄幻想，以戰促和，以武促統。強大的軍事力量是談判的前提，沒有人願意回歸一個沒有安全感的國家。強大的武備也可震懾周邊諸國，以統一之名強軍，外人無可厚非，但同時對覬覦我中華領土的國家是種震懾，即使真的兵戎相見，也是有所準備。

　　第四、對台攻心一日不能停，大量延攬台灣希望統一的有識之士，或高職、或厚譽，讓所有人感受到，支持祖國統一者，能富貴之，反之，絕無生路。

　　不容否認，國民黨，尤其是蔣公，大功與民族，然內爭使得山河驟變，蔣公與國民黨居於海島。此一成為民族與國土分裂的起始。國民黨自李登輝起苟安無德，今日所作所為已悖逆中山先生及蔣公遺法。故，為國家民族計，為先賢夙願計，懷仁愛之心，行雷霆手段，收復台灣。中山先生及蔣公亦會護佑！

　　趙奕舒

《聯合早報網》2009-09-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