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經輝煌的明王朝，為何被道德劫持？

中國的國家概念是基於文化而不是政治、地域、和種族。
　　　　漢民族本應是中國的主體民族，但其本身的民族觀念卻十分淡薄，並沒有形成一個明晰的族群認識，他所有的民族自豪是建立在文化的優越感上。對國家是文化的認同而非族群的認同。
　　　　在這樣的文化傳承下，國家事實上只是君王囊中的私產，對普通民眾而言，國家的主人是誰並不重要。他們對國家的認識，只停留在國家政權能夠省斂薄賦，讓他們具有生存下去的可能，僅此而已。而國家政權的官吏和作為候補官員的知識分子，對國家和自己身分的認識顯然十分清楚，知道自己不過是受雇於君王，替他管理著那群不怎麼安分的羔羊，所以地方長官常常稱為牧。因此，其目的性是明白無誤的，就是在君王的庇護下參與對社會財富的公配。至於這個扮演著父親角色的君王是什麼民族，那個國家的人，姓張姓王，是貴族還是流氓，對讀書人和民眾而言又有什麼關係？
　　　　歷史上那些喋喋不休的討論著華夷之辨的學者和所有的民族氣節，實際上討論的都是文化，而不是國家和民族。因此，最後不過是如同說相聲一樣，在一片喧笑聲中，演員與觀眾都在其中獲得了心理上或物質上的滿足后，躬身退場。
　　　　漢民族是一個具有強烈實用主義精神的民族，他們關心的只是現實世界的生活狀況，至於未來是天堂還是地獄，不過是一個敬而遠之的遙遠話題，無法讓他們感到嚮往與恐懼，選擇和尊從的其實就是弱肉強食的從林法則。
　　　　　然而一個民族，其文化的構成，總得有一些價值體認，維繫一個民族的精神世界。從漢武帝獨尊儒術起，儒學便成為中國國家的主流意識形態。
　　　　儒學雖然稱不上是宗教，但卻具有宗教的許多特質，具有亞宗教的特點。世俗的君主同時扮演著儒學教主的角色，使國家政權實際上具了政教合一的性質。因此，國家政權的來源與合法性在儒家的思想中被性賦予了神性，認為這是天命所歸，即君權神授，使中國的君主專制政權被打造成神權政治。
　　　　　儘管在儒學的典籍里不乏天意即民意的表述，所謂「敬天保民」、「敬德保民」一直是儒學的核心思想之一。「德」被認為是天的意志具體體現，因此，誰應該成為國家的主宰，在於這個人及其他所採取的政策是否符合　「德」的精神，即以仁德得天下，以仁德治天下，倡導所謂的「王道」而排斥「霸道。而君王也因此不囿於地域、民族，即所謂的「君王不問出處」。
　　　　　但這只是一種浪漫而不切的理想，翻開二十五史，每一次政權的更迭，無不是充滿了殺人盈野的血腥與暴力。
　　　　　一個過於強調現實的民族，必然崇尚智術與權變。因而，任何一個覬覦天子寶座的獨夫民賊也都懂得從儒學的經典措辭中，找到冠冕堂皇的理由來為自己的野蠻行徑辯護和對人民進行欺騙。即便是異族的入侵，他們也知道從中國的文化中找到最令人滿意的借口，高揚「弔民伐罪、解民於倒懸」的大旗以緩解人們的反抗情緒。
　　　　在這些政治暴徒的心目中，其實何嘗有過半點仁德？他們認定的真理其實只是以暴力奪取天下，和以暴力治理天下。因此，中國的歷史從來沒有跳出以暴易暴的歷史輪迴。
　　　　至於中國人心目中至高無上的神「天」，也只是一個還沒有上升到具有人格的自然神祗，根本無法臨駕於世俗君主之上，最終只能為世俗政治服務，墜落到成為政治強人手中的玩偶。
　　　　明代學者焦竑在《玉堂叢語》里載有這樣一個笑話：
　　　　「元世祖既主中華，令華人服胡服，辮髮縋髻，嘗太學，見塑孔子及十哲，皆冠冕章服，命有司以胡服易之。子路不平，塑於上帝，上帝曰：『汝何不識勢？自盤古以來，歷代帝王，下至庶人，皆稱我曰天，今胡人名曰騰吉理也。只得應他，蓋今日是他的時勢，不得不然，須寧而耐少時，必有一日復舊也。』」　
　　　　　這算得上是一個絕妙的黑色幽默，但卻深刻地表達了中國民族與文化所特有的心態。
　　　　　上帝（天）在這裡被打造成一個識時務的俊傑。因此，當朱元璋還未成為國家主宰的時候，高擎的是「驅逐胡虜，恢復中華」的大旗，以此作為號召，企圖喚取中國人的民族意識，但當他初登大寶，就已經意識到這種強烈的民族主義精神並不利於自己的統治，在召告天地的文稿中表達的卻又完全是中國傳統的政治意識：
　　　　「惟我中國人民之君，自宋運終，帝命真人於沙漠，入中國為天下主，其君臣父子及子孫百有餘年，今運亦終。」[1]
　　　　　這裡朱元璋向世人表達了一個強烈的信息，即宋王朝的終結，是天命的轉移，而蒙古人的入侵，同樣也是天意的實現，當然自己獲得的政權也都是稟承了上帝的意旨，如此輕而易舉地將民族主義的色彩悄悄抹去。
　　　　面對這樣的歷史，常常讓後人感到極為尷尬，君權神授的天命觀，將異族的入侵行為視為統一國家壯舉。那麼，如何評價那些浴血抵抗異族入侵的人物？他們是民族英雄還是阻礙國家統一的逆天小丑？這似乎是一個很難統一的矛盾。但中國文化好處在於可以將他擱置不加以定論，而在不同的語境中和不同的政治需要下各說各話，互不相涉。
　　　　　大明帝國的開國君主朱元璋雖說出身草莽，確實是一個具有遠見卓識的天才人物，絕對是一個無師自通玩弄政治權術的高手，他對專制的制度的本質有著深刻理解，遠非那些滿口詩云子曰的讀書人所能望其項背的。
　　　　他的聰明之處在於自始自終都將所有的愛國主義與君權的神聖牢牢地捆綁在一起，以對君主的忠誠度作為愛國的標準，將民族主義徹底地淡化和處於嚴格的控制之中。
　　　　　朱元璋定鼎金陵后所建立的帝王廟中，以國家最高政權的形式祭祀歷代帝王共有十六位，其中既有漢高祖、宋太祖這些漢民族的帝王，同樣也有元世祖這樣的異族君王。而從祀帝王的歷代功臣有三十七位，有人們公認的民族英雄韓世忠、岳飛；也有木華黎、博爾術、伯顏這樣的侵略者。
　　　　從選取這些帝王和功臣的標準中，朱元璋明確召告世人，他並不在乎於這些歷史人物的民族身份，而只在於他們是否曾經成為這個國家的主宰。作為臣子的人物是否忠誠於君主，因此，北宋的大臣趙普，一個為大宋王朝立下了汗馬功勞的歷史角色，就被朱元璋以背叛宋太祖趙匡胤為由，毫不客氣地逐出功臣廟。　
　　　　在朱元璋的心目中，不事二主的「忠臣」才是有氣節的英雄，忠誠服從君主才是愛國的主要因素，是否關心國家和民族的利益，其實都不在這個範圍之中。
　　　　由此，朱元璋對那些不能為主子殉節的人總是心懷鄙薄。
　　　「太祖一日退朝，在武英殿側室靜坐，忽聞外履聲橐橐，問曰：『此為誰？』對曰：『老臣危素。』太祖曰：『爾耶？朕將謂文天祥爾』。危惶懼，頓首，汗流浹背」　[2]
　　　　　危素是前元翰林學士，明軍佔領北平的時候，據說，本也想在他的居所報恩寺，投井殉節，為那個異族的主子盡忠，但被報恩寺的和尚大梓抱住，並對他說：
　　　　「國史非公莫知，公死，是死國史也」　[3]
　　　　大梓和尚或許是出於為前朝保留歷史見證人和出於佛門的慈悲　，也或許危素不過是找到一個苟活下來的借口，其實這些都不重要。對於這樣一個熟悉前朝歷史的知識分子，並且不是一個十惡不赦的大奸大惡之人，入明時已是年過花甲的老人，按理說，這是一個從異族政權中回到本民族政權中效力的大臣，應當受到禮遇，以顯示新政權的寬容與大度。
　　　然而，朱元璋卻認為這位漢人的大臣，應當為自己的異族主子盡忠殉節，才是盡了做臣子的本分，雖然沒有將他殺掉，但卻沒有停止對其人格進行無休止的羞辱：
　　　　「元順帝有一象，宴君臣時拜舞為儀。本朝王師破元都，帝北遁，徒象至南京。一日，上（朱元璋）設宴，使象舞，象伏不起，殺之。次日，作二木牌，一書危不如象，一書素不如象，掛於危素左右肩。由是素以老疾告，乃謫含山，尋卒。」[4]
　　　　這種作法是要明確的告訴世人，那些對君主缺乏忠誠的人是不能逃避懲罰和侮辱的命運。
　　　　因此，整個明帝國的所有愛國主義，實質就是愛君主義，與真正的國家利益、民族利益無涉。
　　　　於是，兩宋時期那些抗擊異族入侵的忠臣義士便從歷史的人物譜系中脫穎而出，成為人們心目中的英雄，這是一種極為明顯的選擇性記憶。
　　　　其實，他們的愛國主義精神和民族主義精神是十分可疑的。儘管他們的行為客觀上取到了保衛國家和民族利益，但其出發點完全基於對君主的忠誠。
　　　　風波亭冤死的岳飛可以放棄保家衛國的重任，聽從君主的召喚；
　　　　慷慨就義的文天祥表達的不過只是這樣的一種信念：
　　　　「天祥受宋恩，為宰相，安事二姓？」[5]
　　　　　在無數知識分子的共同努力下，這些人物被打造成了忠君愛國的典範、道德的標本，婦孺皆知的民族英雄。而這種具有明確政治內容的愛國主義與模糊的民族主義，成為整個社會對是非評判的道德標準，誰也不敢對此說三道四。
　　　　兩宋屈服於異族侵略的歷史，對明代整個漢民族而言，集體記憶實在太過沉重。
　　　明代後期一個叫單恂的文人，將岳飛的遺稿收集整理成《岳忠武王集》刊行，其中收錄了有一首被認為是岳飛所作的詞《滿江紅》，很快就得到了傳播，但沒有人敢於懷疑這作品到底是不是岳飛所作，直到當代才有人對此真偽進行質疑。
　　　　與此同時，那些被認為是奸臣賣國賊的人則為人們大加鞭撻和唾棄，以至於西湖岳王墳前用銅或鐵鑄的秦檜等人的像由於遊人的毀損，不得不數次更換。
　　　這種令人血管賁張的愛國熱情和民族主義精神，不敢說是絕後的，但稱得上空前。
　　　　　崇禎十五年（1642）八月：
　　　「召遷黃道周，仍任少詹事，先是，道周在獄，謂必不可救。時周延儒承上眷最深，凡上怒莫能回，延儒以微詞解之，至是，上偶言及岳飛事，嘆曰：安得將如岳飛者用之？
　　　　（周）延儒曰：岳飛自是名將，然其破金人事，史或多溢辭，即如黃道周之為人，傳之史冊，不免曰：其不用也，天下惜之。上默然，甫還宮，即傳旨，復官。」[6]
　　　　黃道周是明末一位著名的官員，被後人稱為愛國志十，多次因為觸怒了崇禎皇帝，幾乎要葬送了自己的身家性命，當人們無法讓皇帝回心轉意時，善於揣摩皇上心意的宰輔周延儒在與皇上私下的談話中，因勢利導，借用岳飛的話題，巧妙地化解了一場政治災難。一言九鼎的天子，也不得不顧及自己在歷史上的光輝形象，害怕自己因此列入迫害忠良的昏君之列，這樣才使得黃道周躲過一劫。
　　　　相對而言，整個明代對以秦檜為首的官僚集團所奉行的議和政策給偏安小朝庭帶來相對安定的事實卻一概視而不見，冠以喪權辱國的標籤，給予完全否定。很少有人會在歷史的大背景下，從國家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去思考一下這個政治策略的得失。
　　　　　當這種以忠君為基礎的愛國主義和民族情緒成為一種道德被廣泛地宣傳，被煽動到顛狂的地步時，一切理性的思考都被淹沒。
　　　　這種極端的道德偏執到了足以劫持和左右國家行為和個人行為的時候，他已經成為高懸在人們頭上的達摩克利斯之劍。
　　　　而這柄劍，最終要刺向那個將他祭起的國家和民族。
　　　　不幸，這竟成為事實。
　　　　在這樣的社會背景下，歷史遺留下的許多事件都成了愛國主義的教育口實：
「文天祥有黃冠故鄉之言，王積翁欲合宋臣等十人，請釋天祥為道士，留夢炎不可，云：『天祥出，號召江南，置吾輩十人於何地？』事遂已。而天祥終有柴市之殉。孔公天胤曰：『兩淅有夢炎，兩浙之羞也。』蓋夢炎衢州人，與於祥俱宋狀元，而不同如此。歷明代數百年，凡留氏子孫赴考，責令書一呈結曰：『並非留夢炎子孫』方許入試。」[7]
　　　　這是一段著名的歷史公案，人們認為文天祥的死與留夢炎不肯施以援手有關，因而對其大加撻伐。實際上元世祖也給文天祥許多機會，只是文氏已抱定必死的決心，與留夢炎並無多大幹系。
　　　　然而，留夢炎只是因為自己說了句真心話就被道德學家們釘上了歷史的恥辱柱上。而他的子孫更是無辜受到牽連，以至政府荒唐到要留姓讀書人作出書面保證與留夢炎無關才允許參加科考。
　　　　作為知識分子的個人在這樣的教育下，其行為同樣讓人不可思議，這可以從一個案例來看，這種愛國情結是如何的使一個地方行政長官失去了理智而放棄了本應具有的職責操守。
　　　　清人朱克敬在他的《瞑奄雜識》中轉述了明末文人賀貽孫文集中《西安留氏》一文。賀貽孫說，：
　　　「先君官西安時，有劉姓告其祖墓被侵。兩造庭鞠，仇家曰：『彼自姓留，今稱姓劉，詐也。』先君怒詰之，其人頓首哭曰：『公，文（天祥）丞相鄉人，某何敢姓留。昔萬曆年初，吾族曾以祖墓事訴於太守張公。訊於留氏宗祠，見堂上有畫像，問何人，對曰：先太祖，曾為宋狀元丞相，張公叱曰：得非老賊留夢炎乎？』此賊負宋，欲殺吾文丞相，恨不掘爾墳，燔爾骨也。手撤像鋪宗子臀，杖之五十，血肉淋漓。張公怒未已，燔其像，斷墓地盡與仇家，今公又江西人，設如公復理文相舊事，先人遺骸且燔矣，某何敢姓留！』語畢又哭。」
　　　　從這樣一個案例可以看出，文天祥就義已經過去百年的時代，作為西安地方長官的張太守，仍不能對留夢炎與文天祥的恩怨情仇釋懷，以至枉法誤斷，於情可由，於理無據，完全是情緒化的做派，不知其置國家法律尊嚴於何處？
　　　　「某何敢姓留」
　　　　這簡直就是一種道德暴力，他給普通老百姓造成了一樁歷史悲劇。而這道德狂熱的背後隱藏的必然是巨大的危機。
　　　　事實上整個明代，上至皇帝內閣大臣，下至一般還未入流的讀書人和普通老百姓，都被這種無限澎漲的愛國主義和民族情緒的泡沫所吞噬，面對國家內部事務和國際事務，失去了應有的判斷能力。
　　　　當滿人在白山黑水這間悄然興起，沉浸在民族文化優越感之中的知識分子表現出了致命的自負，沒有人理會，沒有人去對之進行深入的研究，對這個異族國家政權的所有政治、經濟、文化的考察甚至遠不如兩宋。
　　　　在對待異族的態度上，妥協被認為是軟弱並具有賣國的嫌疑。
　　　為此，明代人頗感自豪，認為自漢唐以來，唯有大明帝國在對外的關係上，沒有和親納貢之舉。即使是國家的最高領導人英宗皇帝在土木之變中兵敗被俘，也沒有誰敢輕言議和，冒此天下之大不韙。後來曾經主持抗清大計的袁崇煥被處死，其罪名之一就是私自與入侵者議和。
　　　　　迫於「君死社稷，臣死忠」的這種極端的思想意識，即使是貴為天子的崇禎皇帝也無法倖免，深感被這種道德的暴力所側肘，無法面對國家形勢具有客觀理性的認識和作出正確的決策，導致整個國家失去了許多復興的機會。
　　　　「上因楊輔嗣昌請，勉從款議，然猶欲其名。會黃翰林道周疏駁，中寢。及北兵入犯，上撫膺嘆曰：『大事幾成，為幾個黃口書生誤，以至於此。』」[8]
　　　　　當時的國家處於嚴重的危機之中，內憂外患。為了避免腹背受敵，與異族政權達成妥協，和議當不失為一種明智之舉，然而在當時的輿論卻使最高統治者也不能作出明斷，只能私下授意主管軍務的大臣陳新甲秘密主持議和的事宜。
　　　　「上（崇禎帝）與司馬（陳）新甲，密議款邊，手詔往返數十紙，戒弗　。忽一日報至，新甲偶置案上，其仆不知，持受塘報官，遂鈔傳於外，方給諫士亮，遂疏劾，故新甲終於以誅」[9]　
　　　　事情因陳新甲的不小心被泄漏出去，陳新甲因此受到言官的彈劾和追究，這讓皇帝感到十分難堪，為了保住自己的面子，只好給陳新甲加上一個私自主和誤國的罪名，讓他成了自己的替死鬼，來平息這樣一個政治風波。
　　　　這個至死也沒有明白過來的皇帝，臨死時還將亡國責任推給自己身邊那幫只會放言高談而實際無所作為的大臣，殊不知自己本身也是這個制度的犧牲品。
　　　　崇禎十七年（16440），正月初三，崇禎皇帝在德正殿如召見大臣李明睿，就當前的形式討論對策。
　　　　這本應是十正常的君臣際會，但因為話題過於敏感，迫於當時的輿論壓力，不得不秘密進行。
　　　　貴為天子的崇禎帝顯得有太多的難言之隱，不得不小心從事。
　　「明睿衣屏左右密陳，趨進御案言：『臣自蒙召以來，探聽賊信頗惡，今且進逼畿甸，此誠危急存亡之秋，只有南遷一策，可緩目前之急。』上曰：『此事重，未可易言。』以手指天，言；『上天未知如何？』明睿曰：『天命微密，當內斷聖心。勿致噬臍之憂。』上四顧無人云：『此事我已久欲行，因無人贊襄，故遲至今。汝意與朕合，但外邊不從，奈何？此事重大，爾宜密之，切不可輕洩，洩則罪將坐汝。』」[10]
　　　　以當時的形勢而言，汲汲可危的大明中央政權唯有這南遷是一個有可能生存下來的機會，崇禎皇帝自己也十分清楚，但當他就這件軍國大事徵詢大臣們的意見時，就遭到以兵科給事中光時享為代表的官僚猛烈的抨擊。因此未獲大多數臣僚的支持。
　　　　到了三月，形勢俞發急迫，李自成率領的大軍眼看就要兵臨城下。
　　　在這國家政權生死攸關的結骨眼上，崇禎帝不得不再就南遷一事，再一次召開御前會議，公開徵詢大臣們的意見，以尋求道義和輿論上的支持。
　　　　「上召對平台，論閣臣曰：『李建泰有疏，勸朕南遷，國君死社稷，朕將何往？』大學士范景文，都御史李邦華、少詹項煜，請先奉太子撫江南，給事中光時享大聲曰：『奉太子往南諸臣，意欲何為？將欲為唐肅宗靈武故事乎？』景文等遂不敢言。上復問戰守之策，眾臣默然，上嘆曰：『朕非亡國之君，諸臣盡亡國之臣爾。』」[11]
　　　　當議題被提到有關君臣倫理道德高度的時候，任何一個頭腦清醒的高級官員也不敢越此雷池，將自己置身於千夫所指，不忠不義的境地。
　　　　此時的崇禎皇帝已經完全失望到了極點，無可奈何。
　　　　而這些持反對意見並以衛道士自居的道德學家們，不過是一些不切實際的書生，除了慷慨激昂的煸情外，並無一策足以應對當時的國內外政治形勢。
　　　更可惡的是，這些人最後大多表現出極其虛偽的面孔，反對南遷最力的光時享，在李自成進入北京后，就立即改弦更張，認賊作父投入了敵對勢力的懷抱。
　　　　　清軍入關后，這種以對君主絕對忠誠為核心的愛國主義，竟然成為許多賣國求榮的達官貴人們的口實。
　　　　他們把異族的入侵說成是為君父雪恥的正義之舉，豪無羞恥地成為入侵者的幫凶和走狗。以至著名的抗清志士，幾社的領袖人物夏允彝對此痛苦地責問道：
　　　　「東夷晏然以為得都城於寇，非得之我也。傳檄三齊，迅掃秦晉，既得河北，復取取江南，一時迎降恐後者，以為寇為先帝之仇，東夷能為我滅寇，非我仇也，。嗟乎！寇之發難於何事起？天下皆以加賦之故。然賦加於何年？皆以東發難也。且河北為寇所攘，猶言取之於寇，江南何罪而奄有之耶？」

其實中國同美國極其類似，所以中國很有希望。

美國也是文化認同，而非種族認同，不然世界各國移民如何和平共處？所以，文化認同相對種族認同是一種進步，相比之下，日本，韓國，台灣本土人等就是落後，永遠成不了氣候。

同美國比，舊中國的國家建立在家族的基礎之上，所以需要神話，需要專制獨裁，不染無法維持。憑什麼你們一家永遠當皇帝？儒學講禮儀，是保皇體系，所以被歷代帝王推崇。到國民黨，共產黨，國家建立在一個政黨的基礎上，所以一需要神話，需要專制。國民黨信儒家，因為它代表少數富人利益；而共產黨不信。因為它代表多數窮人利益。共產主義，毛澤東思想不是神學，所以人們總懷疑共產黨政權的合法性。但這邊正是中國可能走向民主的基礎。

美國的國家政權建立在自由，民主，人權上，對皇權，族權，黨權來講是進步。在美國，所有人都是移民，所以沒有人關心你的種族，只關心你的「文化信仰」：自由，民主，人權。這個「信仰」超越了宗教信仰。國家建立在一個全民的「文化信仰」之上，非常超越。國家的事大家商量著來，個人權利，政府權利，黨的權利受到空前的平衡監督。

中國早已具備了文化治國的基礎，只不過仍然不能超越「皇權」，「黨權」這種獨裁性質的政權體制。但一旦超越，中國的前途將不可估量，因為它的包容性是具有幾千年的歷史傳承。美國文化治國只能管好它自己，管不好別人，因為他的包容性差。世界和諧發展需要中華文化的巨大包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