蘆笛 「毛主席用兵真如神」（十）

「毛主席用兵真如神」（十）      時間: 2009-8-31 周一, 下午2:35  

作者：蘆笛 在 蘆笛自治區 發貼

（二）人民戰爭勝利的基本原因


從審美的角度來看，毛的新式內戰戰略不管怎麼無恥，畢竟是極大的成功。從軍事學的角度來看，近百萬大軍就潛藏在佔領軍的鼻子底下，游而不擊，佔領軍居然一無所知，只知道傻盯著看得見的國軍重兵集團，也是一種獨一無二的成就。無怪乎官修黨史作者們要把偉大領袖吹成世界級軍事家。

不過，離開一系列主客觀因素，這偉大戰略也不會成功，本節擬對此略作粗疏分析。

第一個主觀成功因素，就是偉大革命導師列寧發明的「革命工藝學」，或曰「人民控制論」，也就是建立一個集宗教組織、軍事組織、地下幫會於一身的列寧式革命黨。這個黨奉行鐵的紀律，每個黨員都是宗教狂熱分子，對革命事業無限忠誠並滿懷必勝信念，都受過如何組織、教育、發動、控制群眾的基本訓練，都能在極為困難的處境下獨立工作，迅速將周圍的群眾組織發動起來，變成黨的基本隊伍。這是列寧黨的獨門功夫——一顆種子撒下去，轉瞬便是一片森林。此即現代的「撒豆成兵」術。

這神功的發明權可不屬於偉大領袖毛主席，而是屬於偉大的革命導師列寧同志，因此所有的共黨黨人都懂這一手。當年鄂豫皖蘇區也就是三百多人的原始投資，最後不也發展到了八萬大軍？哪怕紅四方面軍因西征折損了大半兵力，剩下來的兵力仍在紅軍中佔大頭。毛的英明，不是他發明了這一套，而是在於他看到了我黨在抗戰中的基本任務不是去打日本人，而是撒豆成兵，百倍擴大武裝，趁機搶佔地盤。

這就是洛川會議乃至以後一定時期內，黨內何以會發生「集中兵力」與「分散兵力」之爭。偉大領袖毛主席教導我們：「分兵以發動群眾，集中以對付敵人。」我軍既是戰鬥隊，又是工作隊，也是宣傳隊。需要打仗時則集中起來，不打仗時即分散開來去發動組織群眾，把人民納入我黨的操控網路。洛川會議上的「分兵」與「合兵」之爭，實質上是「打仗」與「不打仗」之爭。大多數黨內愛國同志想集中兵力打仗，而偉大領袖則反對打仗，主張充分利用我軍的「工作隊」功能，分兵組織發動群眾，從無到有地建立根據地。

這是共黨特有的優勢，別人無法效法。我在上文中，為偉大領袖準確總結了「抗戰」的四大戰略原則（NND，我怎麼老是替他總結偉大思想啊？過去就為他總結了「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理論」要點），其中頭三條與國府假結盟、消極避戰、保存實力等等，並非什麼獨門功夫，所有的軍閥無不知曉，並沒有什麼稀罕的。但他們缺了我黨這門功夫，因此無法效仿。閻老西就很佩服我黨這手，曾慨嘆八路的本事，是分散兵力后還能集中起來，而我們的人如果散開了就再也收不起來了，云云。

這並非他一個人的苦惱。英美入侵伊拉克時，為躲避聯軍空襲，薩達姆也曾分散兵力來著，可散開后也就再也無法收拾起來了，大軍反而因此潰散。薩達姆政權也被西方稱為極權政體（totalitarian regime），然而他那種極權制度比起共黨來只能算小兒科。

正因為我黨有這門功夫，兵力分散之後不但能再度收起來，而且還能在分散期間倍增，才保證了偉大領袖的戰略的成功。否則總兵力也就三萬多人，再撒到廣袤的華北去，立刻便融化得乾乾淨淨，還怎麼完成趁亂搶天下的戰略任務？因此，這光榮應該首先歸功於蘇聯老大哥，其次才是咱們的毛主席。上面已經說過了，他老人家的貢獻主要就是那一點：分兵壯大自己，決不合兵打仗，這戰略到後來就演變成了：分兵壯大自己，集中打擊國軍。

除此之外，中共還有個自己的發明：兵民合一的人民戰爭。就是這一條，保證了百萬大軍就藏在鬼子鼻子底下，鬼子還一無所知。同樣滯留在戰線後方的國軍可沒這本事，因此無法隱蔽自己，成了日本人唯一看得見的打擊目標。這一套對兩眼一抹黑的外國佔領軍特別有效，其最輝煌的表演，是越南戰爭。美國人直到狼狽撤退，也沒想出該怎麼區分軍人與老百姓。

這一條可不是毛子老大哥想出來的，而是中共的集體發明（似乎不能說是毛的個人發明）。毛在洛川會議上力主將我軍置於敵軍側后，此乃人類常識，因為八路毫無重武器，真要打仗當然只能如此。斯大林也作過類似指示。1937年11月11日，他在接見即將返國的王明和康生時，曾指示八路軍應該擴大到30個師。在沒有炮兵時，「它的策略不該是直接進攻，而應該是騷擾敵人，把他們引進自己一方並在後方打擊他們」（1）。

這戰術用彭德懷的術語來說應該是「運動游擊戰」。但斯大林與毛在此有兩個區別：第一，他說的還是打仗，而不是毛設想的游而不擊，壯大自己。第二，他沒有想到兵民合一的人民戰爭。

因此，人民戰爭應該算是我黨的發明。不過，它真正的偉大勝利並不是在中國取得的——我黨的人民戰爭打擊的是國軍而不是日軍——而是在越南。越共可是真和美國人打。據美國方面的統計，一共有58,226美軍在該戰爭中喪生或失蹤（2）。

相比之下，我看過一份中日戰報對比，統計了1937-1940四年間日軍與共軍的28次主要戰鬥的傷亡數據，包括平型關與百團大戰在內。據日本人自己的統計，4年間共軍只打死了1276名日軍（其中有63名傷亡未分開，一併計入死亡人數），其效果還不如一場大規模的流感。其中百團大戰最逗，共軍一共出動了一百多個團，只打死402名日軍，平均每個團打死不到4人，用鬼子的話來說就是「Crack a nut with a sledge-hammer」（用大鎚砸開一枚堅果）。如所周知，蘇德戰爭爆發后共軍就偃旗息鼓，基本沒有再和日軍衝突。如此算下來，八年抗戰共軍打死的日軍當在兩千以下。這數據當然說不上可靠，但看來撐死也過不了萬。這就是「民族的中流砥柱」。

第二個主觀因素，便是偉大領袖的妄想型人格障礙（Paranoia personality disorder），用敬愛的前國家主席楊尚昆同志的話來說就是：「毛主席這個人非常多疑」（3）。此乃他和斯大林最觸目的主觀氣質。我想，這除了與他們微時出身卑賤有關外，更是長期的殘酷無情的革命鬥爭造成的：長期處在險惡的環境中，隨時都可能喪命，必然會誘導出疑神疑鬼，決不信任任何一個人，而是將所有的人都看成是潛在的敵人的心理傾向。在險惡的生存環境中，這種心理變態反過來又變成了一種生存優勢，因而成了一種正反饋式的不斷強化，最終變成了患者的行動本能。

偉大領袖毛主席構思那偉大戰略，本身就是這種心理變態的輝煌表現。前文已經總結過，他提出那四條戰略原則的基礎，是對形勢的基本估計，其中最重要的是第一條：「國民黨的反動本質並未改變，仍然是中共的死敵。蔣介石只是消極抗戰，必然要在受到日軍重大打擊后對日投降，消滅中共。」既然如此，那符合邏輯的結論，就是國共遲早要翻臉，那有如被國民黨打個冷不防，不如在一開頭便假合作真拆台，假抗日真擴張，厚積實力，準備時局突變時對付蔣介石的進攻。

據張國燾說，周恩來並不同意這分析。他根據蔣介石特別倔強的個性，認定蔣介石會抗戰到底。而這就是他主張與國民黨真誠合作的基本依據。雖然張國燾沒提其他人，我想主戰的大多數將領大概也是這麼想的。否則他們就會在洛川會議上一致同意毛的主張。

事實證明周恩來的分析是對的，毛完全錯了。然而毛基於錯誤估計提出的戰略卻歪打正著，下文還要專門分析這一問題。不難設想，如果毛澤東和張聞天沒有那心理疾障，如周一般深信蔣會抗戰到底，服從國府的軍令政令，與友軍並肩抗日，則三萬多人的隊伍早就被日軍一舉殲滅無遺了。就算逃過被殲的厄運，那也不可能擴張到後來的地步，在戰後肯定不是國軍對手，也就不可能爭到天下了。

毛的心理變態，似乎有助於解釋他為何會突然會一反常態，變得小心謹慎起來。從前文的論述中，讀者不難發現，毛在執政后暴露的好大喜功，喜歡提出脫離現實的宏大設想的智力與性格缺陷，早就在他當國前便有充分跡象了。用我黨術語說，他歷來都是「左」的，從來不曾或很少「右」過。到達延安后，他的東征和西征戰略，乃至西安事變期間提出的以兩三萬兵力萬里奔襲，打到南京去，「擊破敵之首腦」，完全是想入非非，已經超出了正常人的範圍，每次都引起將領們反對。然而這次他卻一反常態，一再警告將領們不要小看日軍，不要到前線去充抗日英雄，不該和日軍打仗，而是應該去分兵發動群眾，建立根據地。

這是怎麼回事？他對大手筆的偏執性愛好上哪兒去了？為何不提用三萬人萬里奔襲，打到淪陷了的北平或其他大城市去呢？過去他和將領們意見不一致，都是他冒進，將領們持重，而這次卻反了過來，是將領們冒進，他格外持重。他反對「大戰觀念」是如此執著，以致在二十多年後的廬山會議上還要提起，嚇得林彪同志趕快檢討：「平型關吃了虧，頭腦發熱，是弼時作的決定。」還要批彭德懷發動的「百團大戰是大戰觀念」，而老彭也給嚇得立即認錯：「這一仗是幫了蔣介石的忙。」是什麼讓他的性格突然來了個180度的大轉彎？

我想，這裡面因素比較多，不光是他知道皇軍的飛機大炮厲害，也不光是出於「內戰勇猛，外戰無膽」的優秀民族傳統，更是因為他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料定蔣介石遲早要投降，生怕螳螂捕蟬，黃雀在後，遭到日軍與國軍夾擊，心中始終牢記「蔣、日、我，三國志」，認定蔣才是真正的敵人，因此決不願為打擊事實友軍而把大手筆使出來。

第三個主觀因素就是偉大領袖毛主席沒有什麼國家民族觀念。在這點上他與張國燾、周恩來那種經歷了五四運動洗禮的新青年不同，倒是深得馬克思「無產階級沒有祖國」的「國際主義」要旨，這就是他能輕易得出「讓日本多佔地，才愛國。否則變成愛蔣介石的國了」的結論的原因。

當然，說偉大領袖在這點上是個不折不扣的列寧主義者，也不完全準確。他或許確如王明那樣，也把蘇聯看成是自己的祖國（所謂「全世界無產階級的祖國」）。但他愛那個國家的前提，是必須有利於自己奪取政權，決不能愛到為它犧牲自己的奪權機會。因此他敢於對共產國際的指示陽奉陰違，有利於自己的才執行，不利於自己的就不辦，甚至能趁人之危，敲詐上司一把。

二戰爆發前，蘇聯在亞洲的戰略目標，是靠中國代理人千方百計將日本那禍水引入中國，使之陷入泥沼中而無暇侵犯蘇聯。抗戰爆發后，蘇德戰爭爆發前，莫斯科就對中共的消極抗戰極不滿意，季米特洛夫曾命令中共：「你們必須堅決採取一切可能採取的積極行動來反抗日本的進攻。中國人民民族戰爭今後的命運、共產黨及其軍隊的未來均取決於此。」（4）

然而毛澤東除了捏造赫赫戰果哄騙大老闆外，便是向莫斯科哭窮。蘇德戰爭爆發后，莫斯科特別需要中共牽制日軍行動。戰爭初期，蘇聯陷入危境，斯大林生怕日本趁機夾擊，要季米特洛夫命令中共發起大規模行動，換來的是毛澤東再度哭窮。季米特洛夫於是建議蘇共向中國黨提供200萬美元援款。聯共（布）中央次日即批准馬上援助中國同志100萬美元（5）。然而即使是金錢也無法軟化毛澤東堅定不移的避戰決心。

眼見共產國際使喚不動中共，蘇共中央便與共產國際聯合向中共中央發出指示電，要求中共中央討論並提出牽制日軍進攻蘇聯的具體行動部署。毛澤東推搪上司的招數令人嘆為觀止：他回電說，中共中央已經做出決定，將盡全力阻止日軍從華北轉移去進攻蘇聯。為此，他請求蘇聯至少要能夠援助一些彈藥，因為八路軍平均一個士兵只有幾發子彈。這要求嚇壞了蘇聯人：他們本來就擔心日本發動進攻，以武器援助八路豈不是為日軍入侵提供借口？於是莫洛托夫告訴季米特洛夫，同意中共的行動路線，但暫時不能許諾提供彈藥（6）。毛澤東便趁機回答主子，因為「敵我軍事技術裝備懸殊太遠，我人力、物力、地區、彈藥日益困難」，「我們在軍事上的配合作用恐不很大。假若不顧一切犧牲來動作，有使我們被打坍，不能長期堅持根據地的可能，這不管在哪一方面都是不利的。」（7）

如果是王明作黨魁，哪怕是張國燾也罷，都絕不會坐視主子落難而無動於衷。根據張戎的調查，大多數中共領導人都認為，如果日本打蘇聯他們應該行動。劉少奇曾致電毛澤東，說要是日本向蘇聯進攻，八路軍新四軍必須反攻，以牽制日本。毛雖認為 「日蘇戰爭有極大可能爆發」。但他仍然命令劉：「八路、新四大規模動作仍不適宜，還是熬時間的長期鬥爭的方針，原因是我軍各種條件均弱，大動必傷元氣，於我於蘇均不利。」一再給部隊下令：「不要過分刺激敵人。」後來他乾脆就把將領們召到延安去整風，好像那是和平時期一般（8）。

毛的自私自利，避免了將我黨幾年發的國難財毀於一旦。不難設想，如果是別人作黨魁，必然老老實實地聽從主子號令，向日軍大舉發動進攻。那麼共軍的實力就會充分暴露出來，遭到皇軍無情掃蕩，後來也就沒有可能與國民黨爭天下了。

當然，毛這種小農式的自私之所以奏效，還全靠日本人不打蘇聯打南洋。若是日本人決定北上，聯合希特勒結果了老毛子，則我軍也就無可能在戰後挺進東北，接取大量武器特別是重武器。而沒有重武器，即使有百萬之眾也絕無可能是國軍的對手，這點毛澤東早在長征時就反覆向張國燾乃至中央委員們強調過了。

第四個主觀因素我已經在舊作《周恩來為何怕毛澤東》中講過了，那就是毛澤東敢於並善於以毀掉全局的自傷訛詐來迫使對方就範。

我在前文中說，共軍消極抗日，積極內戰，但連吃盡啞巴虧的蔣介石也無法聲張，還被迫在戰後給共軍將領授勛。有的網友當即指出，蔣介石並非傻子，難道看不出我黨的貓膩來？

他當然看得出來，但不敢聲張，蓋他是一國元首，必須為全民族的命運負責任（這就是在朝與在野的不同，國家領袖或多或少必須講究點「責任倫理」，而在野的造反派則是無所畏懼的徹底的唯物主義者，即使把天鬧塌下來他們也不用負責任。這規律大概在我黨當國后才給打破了，蓋他們與歷史上一切統治者不同，沒有民意特別是輿論的壓力）。如果把矛盾挑明了，跟中共徹底決裂，豈不是讓日本人坐收漁利？到時候國家亡了，落個千古罵名的還是老蔣。所以，要取得抗戰勝利，他不能不對外裝出個舉國一致精誠團結的模樣來。而且，蘇聯是當時唯一援助中國的友邦，戰前老蔣就是為了得到蘇援才採取了容共政策，戰爭爆發后又豈敢輕易得罪蘇聯在中國的代理人？

毛把蔣介石的困境看得一清二楚，他在給周恩來的電報中說：「蔣介石最怕的是內亂，是蘇聯，故我們可以這點欺負他。」 那意思就是說，這兩點就是老蔣的死穴，我們大可照準了死捏，只需放手打內戰就是，他們再吃天大的虧也不敢聲張。因此朱德才會在內戰大獲全勝后說：

「他們不做聲，我們也不做聲。他們打敗了不做聲，我們勝利了，何必那樣來宣傳呢！」 （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