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各種危難形成的內部根源(一)

當前各種危難形成的內部根源

一，文化是根源，政治、經濟的變化是結果。

前面談到了當今中華民族和中國人民面臨的危難，這就產生了一個問題，估計所有關心中國的人都在思考這個問題，這就是：中國是怎麼走到今天的？是怎麼由一個世界上唯一曾經打敗過美國的強大國家，衰弱到包括東南亞在內的所有國家都敢搶佔中國領土的肥大國家？是怎麼由一個世界上唯一消滅了黃賭毒黑的乾淨國家，墮落成為世界上黃賭毒黑、坑蒙拐騙最集中的骯髒國家？是怎麼由一個人民奮發向上的理想主義國家，變成為一個道德淪喪、倫理盡失、弱肉強食物慾泛濫的國家？人民是怎麼失掉四大自由及罷工自由等基本政治權利的？是怎麼再次被壓在住房、醫療、養老等三座大山之下的？我們的工人兄弟是怎麼丟掉工廠和工作的？我們的數百萬姐妹甚至包括那些尚未成年的小女孩是怎麼被逼良為娼的？我們國家是怎麼由世界人權法庭上的原告變成被告的？為什麼30多年前的美國政府見到中國領導人在喋喋不休地解釋本國人權，現在的美國政府見到中國領導人則是喋喋不休的指責中國人權？為什麼包括曾經擔任過最高領導職務（如鄧氏三駕馬車）的所有改革派，現在幾乎全部站到了美國立場上，在幫助美國完成了對中國經濟的殖民化改革之後，又在強迫共產黨下台，打著所謂憲政的旗號要把中國分割成為幾個小塊？為什麼1840年以來包括日本在內的西方列強攫取中國資源的目的已完全實現?為什麼我們生產的商品能夠滿足西方發達國家十多億人口的高消費，卻滿足不了我們自己人民養家活口的低消費？

在這些問題上，受多年來西方帝國主義、官僚買辦集團和漢奸勢力長期反動宣傳的影響，許多人總是不加任何思索地歸結為是制度問題，認為現有制度是造成所有問題的根源。這個觀點不僅是不符合事實的，是錯誤的，而且還是十分危險的，因為這個觀點恰恰符合了美國等西方國家肢解中國的戰略。第一，我們之所以說制度論是錯誤的，就在於我們所要回答的問題本身，就是究竟是什麼因素使勞動人民當家作主的制度，最終演變成為剝削和壓迫人民的制度？如果說制度演變的因素是制度，完全是同義反覆，沒有任何實際意義。其實，中國右派不僅在中國問題上同義反覆，在西方問題上同樣是同義反覆，他們天天說西方國家是民主制度，問他們為什麼西方國家是民主制度，他們的回答永遠只是重複同一句話：因為西方國家是民主制度。第二，當今中國的基本政治制度，是毛澤東率領中國人民建立起來的，如果說是制度問題，那麼罪魁禍首就是毛澤東和人民革命，這恰恰是美國等西方國家和國內賣國勢力所迫切需要的政治結論。只要能把這個結論作為中國人的共識，西方國家就能夠堂而皇之地推翻統一中國的基本制度和統一中國的政治力量，把中國變成西方國家分切的蛋糕。第三，也是最根本的，就是毛澤東建立起來的宏觀微觀制度，是毛澤東留給中華民族最好的政治遺產，是當今世界最完善最優秀的政治制度，是21世紀人類政治文明發展的基本原則和基本方向。

就宏觀方面來說，當今世界各國實現社會穩定的大眾政治因素，無一不是來自於中國，來自於毛澤東的探索。比如美國共同訴訟制度中的「有罪推定原則」、「懲罰性賠償原則」、「人民陪審團原則」等，全部是來自於中國的政治探索，特別是支撐西方國家政治穩定的輿論自由和社團民主兩大制度，更是完全來自於中國的文革探索。輿論自由是由中國四大自由演變而來，社團民主是由中國的造反組織演變而來，只是在引進中國文革基本經驗的時候，西方國家注意到了和本國實際相結合，因而具有了一些新的形式，我們許多中國人才會誤以為那是西方國家的新東西。其實不是，那是我們的政治專利，只是我們家裡出了家賊，把我們的政治專利送給了洋人，洋人再拿著我們的政治專利來欺負我們，如同當年拿著我們四大發明的專利來欺負我們一樣，用我們發明的火藥來屠殺我們的肉體，用我們發明的紙張和印刷術來絞殺我們的精神。就企業微觀方面來講，毛澤東時代中國創立的「兩參一改三結合」的企業管理原則，已經成為世界各國特別是發達國家國有企業管理的基本原則。所謂兩參一改三結合的管理制度，就是工人參加管理，幹部參加勞動；改革不合理的規章制度；企業管理層必須由幹部、技術人員和工人所組成。後來，無論是日本、英國，還是歐洲大陸，都在以不同形式實行這一原則，美國這次金融危機無論有多少其它原因，其中，新產生的大批金融公司完全被少數精英操縱，違背了大眾時代的民主管理要求，是其中一個根本性原因。

可見，當初我們的基本制度沒有問題。現在我們仍然要堅持毛澤東留下來的這個基本制度。這是我們實現中華民族崛起，重鑄公平合理的世界一體化規則所依據的制度基礎，是中華民族奉獻給世界人民的最先進的政治文明。把當今世界各國政治制度進行認真比較后我們可以很有信心地說，毛澤東所設立的這套由先進政黨制度、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制度，人民政府制度、外加群眾大民主組成的基本政治制度，是古往今來人類最完善最先進的政治制度。然而，這套世界上最完善最先進的政治制度，並沒有能夠保住人民的基本政治權利和基本經濟福利，那麼，究竟是什麼問題把中國老百姓由天堂帶入地獄的呢？是文化問題！是官權文化和殖民文化把我們由天堂帶入了地獄。官權文化讓我們用官人的眼光看世界，殖民文化讓我們用洋人的眼光看世界，總之，是用剝削階級的眼光看世界，自覺不自覺地套上了剝削階級的精神枷鎖，不由自主地被壓在了官僚買辦的五指山下，眼睜睜地看著自己的財產被掠奪一空，自己的妻女被迫在凄風苦雨中賣淫為生。

——這就是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的原因：解決文化這個根本問題。這也是人民的敵人拚命妖魔化文化大革命的原因：阻撓中國人民再次團結在一起。

只是對於文革的政治作用和歷史意義，無論是西方帝國主義，還是國內的腐敗勢力、買辦勢力和漢奸勢力，其理解的深刻程度都遠遠超過了絕大多數左派。至今仍然有數不清的左派在文革問題上搖擺不定甚至加以否定，但是卻沒有一個右派在否定文革問題上有絲毫猶豫，這就是30年來在共產黨領導下，左派卻被右派打的稀里嘩啦的一個根本原因。毛澤東把原本一盤散沙的13億中國人民團結成為強大統一的理想主義整體，依靠的是文化；xxx把已經成為統一整體的中國人民再次變成唯利是圖的一盤散沙，憑藉的也是文化。區別只在於毛澤東在引導人類心靈中向善的一面，xxx在釋放人類心靈中向惡的一面。中國新自由主義經濟學掌門人、對xxx頂禮膜拜的張五常教授對中國改革概括得最為準確：改革的前提和動力就是人都是自私的。只要把人們的私字充分釋放出來，就會形成巨大的能量。的確如此，無論是心靈中善的力量還是惡的力量，只要充分發揮出來，都會形成巨大的經濟發展能量，如同進行刻苦訓練和服用興奮劑都能夠在比賽中創造優異成績一樣。只是後者是一條死路，是一條不死不休、循環到死的地獄之路。當今中國，就是踏上了這樣一條通向死亡的地獄之路。其災難根源若用佛家語言表述，就是完全由心魔所致，佛家所謂的心魔，就是我們所說的文化觀念。佛家講，萬魔之中心魔最大，在導致中國老百姓災難的所有因素中，文化觀念方面的因素，可以說是最大的悲劇因素。

自人類進入剝削社會以來，剝削階級始終只佔人類極少數，他們之所以能夠成功地統治人類絕大多數，所依靠的主要就是文化觀念上的精神枷鎖，讓老百姓自己鎖住自己，自己把自己關進監獄。一旦老百姓衝破精神枷鎖和思想牢籠，統治階級所有外在暴力無論多麼強大，都會在瞬間被徹底砸爛。所以，軍隊法庭這些外在的暴力手段，實際上只能起到震懾作用，真正能夠約束老百姓的是文化觀念等精神力量。剝削階級對老百姓的精神統治，才是維護剝削社會最牢固的基礎。這種精神統治主要是通過語言、概念等知識的傳承實現的。語言、概念、邏輯等是人類知識和經驗傳承的基本途徑，人類的基本經驗和基本認識就是通過這種方式傳承下來的。可是，由於剝削階級一直壟斷著人類的文化和教育，便利用其文化壟斷權「以權謀私」，把剝削階級狹隘的階級意識作為人類的普遍認識和終極真理注入老百姓的大腦，讓老百姓按照剝削階級的世界觀顛倒地看待世界，自覺自願地接受剝削階級的價值觀，用剝削階級的文化觀念來武裝自己，把剝削階級的精神枷鎖當作美麗項鏈套在自己脖子上，最終形成了對自身的徹底否定。

第一，用剝削階級的觀點觀察世界。剝削階級在下手剝奪老百姓之前，必然有一個事先打造輿論的階段，在精神上給老百姓注入麻醉劑，讓老百姓自覺自願地站在剝削階級的立場上，把剝削階級的觀點作為自己的觀點，歡天喜地地奔向地獄。回顧30年改革的歷史就會發現，中國老百姓的一切，無一不是在老百姓的歡呼聲中失去的。砸爛公有制的大鍋飯，砸碎工作保障和福利保障的鐵飯碗，就是在中國老百姓的一片歡呼中開始的。本來，大鍋飯是人類千古以來的理想追求，是人民當家作主的基本體現，是天賦人權的基本要求，是人類文明的基本底線，也是西方國家二戰後吸收社會主義因素、保持社會穩定的基本經驗。但是，由於大鍋飯妨礙了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妨礙了官權階級和買辦集團對社會財富的掠奪，於是便提出了「砸爛大鍋飯，砸碎鐵飯碗」的野蠻口號。這個口號可以說是人類歷史上最反動的口號，是最喪盡天良、滅絕人性的口號，是歷史上任何一個反動統治集團都不敢公開喊出來的口號，這個口號給人民群眾帶來的災難性後果，遠遠超過了日本法西斯的大屠殺和德國納粹的焚屍爐。可是，當中國官權階級和買辦集團喊出這個口號時，中國知識分子一片歡呼，中國老百姓同樣跟著一片歡呼。正是在中國老百姓的歡呼聲中，改革的鐵鎚轟響著砸向老百姓腦袋，最終把老百姓砸在了新的三座大山之下。今天40歲以上的人應該都還記得，當老爺子把那位專砸三鐵的經濟沙皇從上海調來北京擔任國務院總理時，全國老百姓不僅對這位改革派一片歡呼，甚至還編造出各種黑色段子去諷刺嘲笑前面那位阻撓砸大鍋飯的總理，當時中國老百姓彷彿吸食了毒品一樣的迷失本性，誰把老百姓更加往死里整，老百姓就歌頌誰是改革派。

如果說在砸爛大鍋飯的問題上，還可以用官權階級利用了人民對共產黨的信仰來解釋的話，那麼，在對待JQ和蔣介石的問題上，則完全是老百姓用權貴富豪觀點看問題的結果。JQ屬於黨內鬥爭，蔣介石屬於階級鬥爭；JQ只是整了黨內幾個官僚和幾個文化精英，蔣介石則是大規模屠殺老百姓；按理說社會輿論應該痛恨蔣介石才對。可實際上卻是，讚揚蔣介石的言論比比皆是、司空見慣，大家都已習以為常。可是如果有人說一句JQ的好話，莫說是在正規場合，哪怕是在街頭巷尾，也肯定會引起強烈反應。為什麼會有如此差別，道理很簡單，就是因為蔣介石殺的是窮人，殺的是老百姓。在中國知識精英眼裡，殺老百姓不算殺人，就如同當今右派說殺毛派不算殺人一樣。於是便開動全部媒體去美化蔣介石，老百姓日夜不停地被反覆熏陶，久而久之便逐漸接受了這種宣傳，認為蔣介石是好人。相反，JQ整的是被稱為「走資派」的官僚和被稱為「反動學術權威」的精英。這些人控制著理論宣傳、文化教育、影視藝術等整個社會輿論環境，集中妖魔化起一個人來，老百姓根本難辯真假。並且所有這些領域的人又都是老百姓敬畏崇拜的人，特別是那些被稱為「反動學術權威」的知識精英，更是老百姓頂禮膜拜的文化偶像，從小就用這些文化偶像來教育孩子，如同追星族一樣地盲目追隨這些知識精英。看到這些知識精英辱罵JQ、妖魔化JQ，便會趕時髦似的跟著辱罵JQ。所謂「百姓不知王家事，好惡只在人言中」，就是這個道理。至今許多老百姓也不知道，那些官僚和精英辱罵JQ是假，借JQ辱罵毛澤東才是真正目的。並且今天JQ已經完全變成了一個符號，一個鎮壓老百姓反抗的降妖符，無論是不是知道JQ，是不是知道文革，只要是反抗官權統治，就會被罵做是文革，罵做是JQ。JQ的符號化，就是老百姓觀念異化的結果。

可以說，中國老百姓覺醒之前對JQ和毛主席的咒罵（儘管當時罵毛主席的是一部分），是人類編年史上最大的悲劇，是中國人民最大的悲劇，特別是中國底層老百姓最大的悲劇。我曾不止一次地聽到佛家朋友說過，咒罵毛主席是要遭報應的。當然，我們可以不相信佛家偈語，但是眼下中國人民正在遭受各種災難，卻是實實在在的現實。毛主席為了中國人民翻身解放，為了讓中國老百姓也能夠像人一樣地活在世上，為此得罪了官僚，得罪了精英，得罪了剝削階級，為中國革命貢獻了6位親人的生命。可是老人家剛一去世，所剩不多的幾個親人就被投入了監獄，沒有被投入監獄的也遭受到難以想象的折磨和迫害。中國老百姓不僅沒有絲毫悲憤、悲哀和悲憫，反倒敲鑼打鼓遊行慶賀。就在那愚昧的鑼鼓聲中，人類遠古鑄就的天道、天理、天良，從中國老百姓的身邊遠逝而去，期間無論老百姓遭受多少冤屈苦難，這些庇佑人類靈魂的遠古精神卻一直沒有回歸。所謂天理難容，大概就是如此。想當初宋慶齡公開和共產黨站在一起，蔣介石都沒有對宋慶齡下如此黑手，相比之下，JQ並沒有投靠共產黨的敵人，為何要下此黑手！官僚和精英下此黑手也就罷了，因為他們本來就與JQ不共戴天，讓人悲憤難耐的是老百姓也跟著歡呼叫好，要知道，那畢竟是陪伴主席鞍馬征戰、從烽火硝煙中一路走過來的領袖妻子啊，怎麼能如此對待呢。從那時起，便註定了中國老百姓的悲劇命運。那個因為對毛澤東懷有刻骨仇恨而被專門找來以律師身份迫害JQ的漢奸分子，最近公開站在美國中央情報局的立場上發表公開信，抗議中國政府有悖美國旨意。這個當初被指使迫害JQ的兇惡打手現在公開投靠美國，向中國政府發難，具有絕妙的歷史諷刺意義：當初在法庭上控訴JQ的，和當前在政治上控訴共產黨的，完全是同一些人，區別只在於當初這些人後面站著的是老爺子，現在這些人後面站著的是美利堅合眾國。當初那些瘋狂的反毛者，現在幾乎無一例外地走上了出賣祖國的漢奸道路。

在國內問題上用權貴富豪的觀點看問題，在國際問題上就必然以美國人、以洋人人的觀點看問題，中國輿論界對日本法西斯和德國納粹的不同反應，就是用西方帝國主義觀點看問題的典型。二戰中日本法西斯殺的是中國人，德國納粹殺的是白種人，從民族感情上來講，中國人應該更加痛恨日本法西斯才對。可是輿論界反應卻完全相反，全國輿論領域特別是那些右派媒體，只是把納粹德國當成了邪惡的代名詞，很少提到日本法西斯。不僅很少控訴日本法西斯，甚至公開歌頌日本法西斯。漢奸馬立誠等人為包括南京大屠殺在內的日本人翻案，因此而紅遍中國媒體界、出版界和新聞界，如果不是中國政府「不講民主地干預」這種新聞自由和出版自由，中國新聞媒體恐怕早已把日本戰犯打造成為國人追捧的明星。可是，在歌頌日本法西斯的同時，中國所有政治派別和輿論人物，卻沒有一個人敢為德國納粹翻案，沒有一個人敢說德國納粹半句好話。在翻案妖風席捲全國、幾乎無案不翻的當今中國，居然沒有一個人為德國納粹翻案。為什麼？和前面的道理完全一樣，就是因為德國納粹殺的是白種人，日本法西斯殺的是中國人。在西方人眼裡，屠殺中國人，屠殺有色人種，都不算是殺人，就如同至今美國都不承認當初殺掉8千萬印第安人屬於大屠殺一樣；只有屠殺白種人，才算是殺人，才算是犯罪。所以才持續不斷地控訴德國納粹，把德國納粹變為罵人的口頭禪，而很少控訴日本法西斯。西方人這樣做是可以理解的，可是，那些心理已經徹底奴化、已經習慣於用白種人眼光看問題的中國人，也都跟在白種人後面把德國納粹作為罵人的口頭禪，而從來不用日本法西斯來罵人，把被日本法西斯殺害的數千萬死難同胞，完全忘在了腦後。不要小看這個問題，細節往往更能反映本質，這個問題反映了許多中國人在心理上情感上已經逐漸漢奸化了，喜怒哀樂完全與西方脈搏的跳動相聯繫，與本國本民族發展的跌宕起伏不再有任何聯繫。

用剝削階級觀點觀察世界的另一個方面，就是接受剝削階級判斷事物的雙重標準。比如在世襲制問題上，只反對權力世襲制，而不反對資本世襲制，就是接受資本主義雙重標準的結果。雖然這是個世界性問題，但是在這個問題上中國右派表現得特別無恥，特別無恥的地方就在於西方國家只是批判權力世襲制，但是並沒有歌頌資本世襲制，而中國右派卻天天歌頌資本世襲制，把資本世襲制歌頌為是人類最美好的制度。本來，世襲制的罪惡就在於讓人生來便不平等，在娘胎里沒出世之前就決定了或者是支配他人或者是被他人支配的命運，所以必須加以廢除，這是實現人類解放和實現平等、自由、民主等人權的基本條件。可是，在資本主義戰勝封建主義后，富豪資本家用「私人財產神聖不可侵犯」的道德信條，取代了封建社會「皇權神聖不可侵犯」的道德信條，不是廢除世襲制，而是用資本世襲制、財產世襲製取代了權力世襲制。對於勞動人民來講，結果和封建社會世襲制完全相同，老百姓仍然是生來就要被人支配，只是那些天生支配者的身份發生了變化，由皇親國戚變成了富豪資本家。他們所依據的理由就是資本世襲制比權力世襲制是一種歷史進步。這種歷史進步論是一種最為反動的理論，道理很簡單，歷史上進步的東西未必就是現在進步的東西，更不能成為強迫社會接受的理由，如同不能因為槍斃比凌遲處死是一種進步就可以滿街開槍殺人一樣。中國老百姓為什麼會落到今天如此悲慘的地步？就是因為中國的主流精英總是用最邪惡的事物作為參照標準，迫使老百姓只能在兩害之間進行選擇，無論怎樣選擇都是老百姓倒霉。如果誰反對這種選擇，就指控誰在維護最邪惡的事物。他們認為，西門慶佔有潘金蓮比高衙內強佔林沖妻子，比較文明比較進步，所以就必須擁護西門慶佔有潘金蓮，否則就是站在高衙內立場上支持強佔婦女。這是中國主流精英30年來不變的邏輯，就是依靠這種傷天害理的荒謬邏輯，他們把中國老百姓一步一步地逼向了災難深淵。所以，徹底清除類似傷天害理的雙重標準，將是社會主義復興運動的一個重要任務。

第二，用剝削階級的價值觀衡量世界。如果說，讓老百姓用剝削階級的觀點來觀察世界，是老百姓自我束縛的精神枷鎖和思想牢籠，那麼，比之更加厲害的，是讓老百姓用剝削階級的價值觀衡量世界。剝削階級的觀點具有強烈的階級色彩，還比較容易突破，比如現在已經有越來越多的人民群眾正在突破改革教的各種精神枷鎖，從各種束縛人民的思想牢籠中解放出來。相比之下，剝削階級的價值觀比較隱蔽，對人民群眾的精神束縛作用更大。剝削階級的價值觀比剝削階級的觀點之所以具有更大束縛作用，就在於剝削階級的觀點是從外部注入的，容易通過輿論宣傳從外部清除，而剝削階級的價值觀則會讓老百姓「自己獨立概括出」剝削階級所需要的各種觀點，表面上看完全是老百姓自己形成的獨立認識，其實，是按照剝削階級價值觀的渠道流淌出來的認識。縱觀人類歷史特別是最近30年中國歷史，剝削階級價值觀對老百姓的巨大危害，主要在兩個問題上比較突出。

一是在是非善惡的判斷標準上。古往今來，人類判斷是非善惡的標準主要是做什麼和怎麼做，做什麼反映的是品質問題，怎麼做反映的是道德問題。比如殺人搶劫強姦，便屬於犯罪；如果採用殘暴手段殺人搶劫強姦，則是特別邪惡的犯罪。可是資本主義制度確立以後，資產階級試圖改變人類社會是非善惡的判斷標準，不再用做什麼和怎麼做，作為判斷是非善惡的標準，而是把憑藉什麼來做，作為判斷是非善惡的標準。也就是說，殺人搶劫強姦以及怎樣殺人搶劫強姦，都不再屬於犯罪，判斷是否屬於犯罪的唯一標準，就是憑藉什麼從事殺人搶劫強姦。如果是憑藉權利、憑藉金錢從事殺人搶劫強姦，則不算犯罪；只有憑藉體力從事殺人搶劫強姦，才算是犯罪。雖然資本主義制度建立了這樣一個劃分是否犯罪的標準，但是在西方國家，由於受宗教價值觀的制約和知識分子良心的反抗，這個劃分犯罪的標準在實際生活中被打了很大折扣，特別是憑藉權力的殺人搶劫強姦，更是被資本主義金錢至上原則打了巨大折扣。然而，讓中國人特別不幸的是這一原則卻被不折不扣、變本加厲地搬到了中國。用權力殺人搶劫強姦，屬於履行職責；用金錢殺人搶劫強姦，屬於自由競爭；只有用體力殺人搶劫強姦，才屬於犯罪。如此一來，就只是把窮人納入了犯罪的範疇，而同時賦予了權貴富豪自由殺人搶劫強姦的社會特權。因為窮人沒有權力和財力，唯一擁有的只有體力，所以就只有窮人才會成為罪犯。對於權貴富豪來說，只要不破壞當權者和富人之間的遊戲規則，無論多大規模的殺人搶劫強姦，都不屬於犯罪。這就是30年來中國所謂法治社會和公民社會的本質和真相，我們之所以把那些《憲章》的簽署者稱為偽自由派、偽民主派，就在於他們把專門整治窮人的這種法律搬入到中國，並稱之為是什麼「法治和公民社會正在形成」。

——在此我們插一句題外話，面對那些把這套喪盡天良的法律體系搬入中國的法學精英，大概最有苦說不出來的就是中國政府了，因為那些法學精英在把這套喪盡天良的法律體系搬入中國之後，今天幾乎齊刷刷地站到了美國立場上，紛紛把這套喪盡天良的法律所造成的種種喪盡天良的罪惡現實，全部加諸到了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政府頭上，由此認為共產黨應該下台，中國政府應該解散，然後按照美國的原則重新組合。先引誘良家婦女失去貞操，然後再以失去貞操的罪名把婦女送入妓院，就是這些法學精英對付共產黨的辦法。就在我們談論中國問題的此時，那些立法把窮人變成天然罪犯，把中國變成魔獸世界的法學精英，正在聯合起來與共產黨叫板。那位參與和領導制訂了人類歷史上第一部搶劫法律的法律起草小組組長，目前正在發表公開信討伐中國共產黨，原因就是中國共產黨抵抗美國中央情報局的干預，違背了現代法律程序。估計這封公開信大概也是在完全免費的高幹病房裡起草的，這1個高幹病房至少要斷絕100個危重病人的生還希望。這幫西方豢養的政治流氓所要建立的所謂民主社會就是如此：無論是執政者還是反對者，無論是主人還是敵人，彼此都能過好日子，除了財富的創造者勞動人民之外。

把憑藉什麼手段犯罪而不是把犯罪本身看作是確定犯罪的唯一標準，給中國社會帶來了滅頂之災，一方面，既然憑藉權力和金錢殺人搶劫強姦不屬於犯罪，只有憑藉體力才屬於犯罪，那麼，貧窮本身便成為最大的犯罪，窮人便成為天然的罪犯。於是，大家便不擇手段地拚命追求權力、追求金錢，人類社會所建立起來的所有道德倫理也就在一夜之間灰飛煙滅。另一方面，既然憑藉權力和金錢殺人搶劫強姦不屬於犯罪，而絕大多數窮人又沒有權力和金錢，便依法成為天然被殺被搶被奸的對象，只要不是被體力殺死，不是被體力搶劫，不是被體力強姦，即便全家被殺光，被搶光，被奸光，也只能抱怨自己貧窮自己無能，根本不知道向誰反抗。這就是近些年來出現所謂反社會分子的根本原因。雖然允許權力和金錢殺人的這套價值觀不是中國精英發明的，但是把這套價值觀推向極端的野蠻法律體系卻是中國獨有的。正是因為有了這套法律體系，把上萬億公有資產搶劫為私人資產，把數百萬婦女逼為娼妓，每年讓數百萬人死在醫院外面，每年讓數十萬人死在廠礦裡面，才能成為無人負責的正常現象。可以說，當今中國所有罪惡，無一不與這套保護和鼓勵權力殺人、金錢殺人的法律體系有關。

早在建國初期，黨內官僚資產階級和反動學術權威就開始把把這套價值觀搬入中國。之所以會出現這種現象，是因為中國革命與世界各國革命的一大不同，就是把舊社會的知識分子全部包了下來，而沒有像英國大革命、法國大革命和俄國革命那樣，對舊社會的反動文化精英進行鎮壓和清洗，這些從舊社會全部包下來的知識分子，自然把舊社會剝削階級的價值觀帶入了年輕的共和國。而這些舊有的剝削階級價值觀，恰恰符合了黨內那些從民主派到走資派的特權要求，於是便風助火勢、火借風威地蔓延開來，要把中國革命變成歷史上剝削階級之間的又一次改朝換代。面對社會主義大廈內部將傾的歷史危局，為了不使2800萬革命先烈的鮮血白流，為了不使老百姓再次陷入三座大山之下，毛澤東毅然發動文化大革命，徹底砸爛了上述剝削階級的價值觀，而代之以嶄新的勞動人民的價值觀，無論採用任何手段殺人搶劫強姦，統統屬於犯罪，在人類歷史上第一次結束了以權力殺人和金錢殺人不屬於犯罪的黑暗時代，如同馬克思所激動盼望的那樣，把此前的人類歷史變成了「史前史」。比如在文革時代，無論以任何方式違背婦女意志發生性關係——無論是憑藉權力、金錢還是體力——統統屬於犯罪，屬於流氓罪。其實，如果站在人類文明的角度來看，運用權力或金錢強迫與婦女發生性關係，比之運用體力強迫與婦女發生性關係，屬於更加嚴重的強姦罪行。運用體力強迫與婦女發生性關係，傷害的只是受害婦女一個人，而運用權力或金錢強迫與婦女發生性關係，傷害的不僅僅是受害婦女一個人，同時還在傷害整個婦女的人格與尊嚴，傷害整個人類的人格與尊嚴。可以說，把婦女身體當成商品買賣，或當成物品隨意支配，是最嚴重的反人類罪行，應該處以最高刑法！這個問題，應該是當今社會主義復興運動必須認真思考的問題。

文革時期之所以能夠成功地以新的價值觀取代剝削階級舊有價值觀，主要是通過「人民即法」原則實現的，所謂「人民即法」原則是指，人民的呼聲和願望就是最高法律，人民是唯一的立法者。這是中國人民對人類司法文明和政治文明的偉大貢獻，是未來整個世界將普遍實行的司法原則。在此，或許又會有人污衊說我們要回到文革時代了，每當我們提到文革對舊有價值觀的毀滅性打擊和對人類社會的偉大貢獻，就有人跳出來指責我們是要回到文革時代。按照這些人的邏輯，是不是提倡文藝復興運動就是要把歐洲社會返回到中世紀之前？明治維新中的王政復古運動就是要讓日本返回到700年以前？如此荒誕無稽的責難，居然成為當今右派的主要武器，由此也可以看出，中國右派已經喪失了任何理論能力，多半個身子已經進入了歷史墳墓。

上述是剝削階級價值觀危害的第一個方面。
二是在對暴力革命的妖魔化上。對暴力的歪曲解釋和對暴力革命的妖魔化，已成為剝削階級催眠社會、毒化青年、約束人民、鎮壓反抗的主要欺騙手段。在當今中國主流精英散布的所有反革命理論中，沒有什麼比在暴力問題上表現的最虛偽最陰險最無恥最惡毒了。

首先，是歪曲地解釋暴力，然後在歪曲解釋的基礎上加以妖魔化，表面看是反對一切暴力，實際上是只反對窮人的暴力反抗和暴力革命。從前面對犯罪標準的分析中可以看到，當今世界人們具有三種改變世界的強制力量，即權力、財力和體力，從本質上講，這三種強制力量都屬於暴力，因為他們都能夠強制改變和決定人們的命運。如果是真的反對暴力，就應該同時反對這三種強制力量。而剝削階級價值觀的荒謬就在於，他們只把體力歸結為是暴力，在此基礎上對暴力進行妖魔化，而對於權力和財力則大加歌頌。在此，主流精英對暴力概念的歪曲還在於，自由主義人士厭惡的並不是所謂暴力本身，而是採用暴力手段強制改變他人的命運。如果就暴力手段本身來講，根本無所謂好壞，人們每天都在採用暴力手段改變自然、改變環境，沒有任何人進行反對，主流精英故意把暴力抽象化的目的，就是要把權力和資本排除在外，單單把體力歸結為暴力。其實，如果站在人類文明和道義的角度來看，運用權力和資本強制改變他人命運，比之運用體力強制改變他人命運更加可怕：把身體暴力加諸於他人，主要是對他人身體的傷害；而把權力暴力和資本暴力加諸於他人，則是對他人身體、精神、情感、尊嚴等的全面傷害；如果說身體暴力只是對人的外在傷害，那麼，權力暴力和資本暴力則在對人進行外在傷害的同時，還在進行內在傷害，讓人自己否定自己，自己痛恨自己，自己把自己不當人看。所以，權力暴力和資本暴力才是最為恐怖的暴力。所有罪惡現象的絕大多數，都是權力暴力和資本暴力造成的，而來自於身體暴力的罪惡，則只佔其中很小的比例，並且這來自於身體暴力的罪惡，歸根到底仍然和權力暴力和資本暴力相聯繫。剝削階級之所以只反對身體暴力，是因為老百姓只擁有身體，不擁有權力和資本，除了用身體暴力反抗壓迫之外，其他沒有任何選擇。所以，只要單方面反對身體暴力，就能夠把老百姓永遠置於權力暴力和資本暴力的壓迫之下，使老百姓喪失任何反抗手段和反抗能力，只能任憑其壓迫、剝削、掠奪和摧殘。他們歪曲和妖魔化暴力的真正目的就在於此。

其次，妖魔化革命暴力的目的，是積極準備和堅持反革命暴力，是要用反革命暴力維護權力集團和資本集團的專制統治。觀察當今中國社會就會發現，那些高喊反對暴力的人，恰恰是那些在積極準備反革命暴力、瘋狂叫囂大屠殺的人。雖然反對暴力的人並非是主張大屠殺的人，但是主張大屠殺的人一定是高喊反對暴力的人。高喊反對暴力的目的，就是為了麻醉人民、捆綁人民，進而更方便地屠殺人民。凡是叫喊反對暴力最響亮的人，往往都是最迷戀暴力的人，最反對民主的人。反對暴力的本質就是反對民主。民主就是各個社會集團之間的相互制約，人民除了身體暴力之外，沒有其他任何手段制約權力集團和資本集團，也就無法形成各個社會集團之間相互制約的民主，社會就只能是權力集團或資本集團的專制統治。縱觀社會歷史就會發現，當今世界所有的民主制度除了印度等極少數國家之外，絕大多數都是通過暴力建立起來的，西方國家的民主制度更是幾乎全部通過暴力建立起來的，印度等極少數國家之所以成為例外，也是當時世界範圍內的民族獨立和民族解放運動，用暴力革命摧毀了帝國主義殖民體系，印度等極少數非暴力革命才能成功。當代世界的民主制度不僅是通過暴力建立起來的，也是通過暴力手段維護的。中國的右派在為美國擁有世界最大規模暴力辯護時，幾乎百分之百地認為美國的暴力是用來維護民主制度的。是非對錯暫且不論，至少右派在此承認了現代民主制度是依靠暴力維護的。

最後，集中妖魔化中國革命的目的，就在於徹底掩蓋暴力和民主的真實關係，把老百姓永遠置於民主之外，使中國的民主永遠只是精英民主，即民主地殺戮百姓，民主地搶劫百姓，民主地強姦百姓。中國老百姓的公有資產已被搶光，個人資產天天被搶，數百萬婦女成為權貴富豪的玩物，就是這種精英民主的歷史產物。中國人民必須世世代代牢記精英民主造成的這一慘痛教訓。精英民主比封建專制更加可怕的地方在於，精英民主能夠使統治集團內部空前團結一致，形成遠遠超越任何封建專制的強大力量，人民將更加難以反抗，更加看不到希望。當今中國之所以成為古往今來、古今中外最邪惡的地方，就在於當今中國是精英民主發展最充分的地方。就拿搶劫國有資產來講，無論是古代封建社會還是現代資本主義社會，幾個人私下一商量就宣布國有資產歸私人所有的現象從未有過。再拿逼良為娼來講，無論是古代封建社會還是現代資本主義社會，逼良為娼一般都限於大城市幾個集中的地方，像中國現在這樣無論大小城市還是偏僻鄉鎮，處處逼良為娼的現象，可以說是歷史上絕無僅有。精英民主的邪惡就在於此，精英民主是世界歷史上最野蠻最邪惡的制度，其邪惡程度超過了歷史上任何專制制度。

精英民主的邪惡不僅超越了歷史上任何專制制度，同時也能夠戰勝歷史上任何專制制度，除了人民的暴力革命之外，沒有任何力量能夠戰勝精英民主制度。這就是精英民主極其恐懼暴力革命的根本原因。中國精英集團十分清楚，民主就是暴力均衡的結果，甚至民主本身就是暴力均衡的同義語。比較人類近現代歷史上影響最大的四場革命，就會看得特別清楚。四場大革命中的三場大革命，即英國大革命、法國大革命和俄國革命，其共同特點就是對皇帝及其所代表的反動貴族和反動文化精英進行了暴力鎮壓，殺掉了三國的皇帝及其反動精英，法國大革命曾在一天之內判處死刑的反動精英就多達1400人，以充分的革命暴力與反革命暴力之間形成了暴力均衡。所以在三場大革命發生反動階級復辟以後，既沒有形成對暴力革命的控訴，也沒有形成對革命人民的清算和報復，而是在暴力均衡的基礎上建立起了民主制度。大家親眼看到的1989年俄國革命的復辟就是典型，不僅沒有對人民進行清算和報復，不僅沒有剝奪人們原有的社會主義福利保障，甚至還在人民暴力均衡的威懾下對原有福利制度不斷完善。與上述三場革命相比較，唯獨中國革命不僅沒有殺掉皇帝和反動精英，還把皇帝改造成為社會主義新人，並且把所有反動精英包了下來，給這些反動精英的物質待遇甚至超過共產黨的將軍。至於後來的文化大革命，顧名思義就已經把革命對象轉向了人的靈魂，更是沒有暴力鎮壓。結果，放手大砍大殺的歐洲革命無人妖魔化，而「一個不殺，大部不抓」（毛澤東制訂的原則）的中國革命成為妖魔化的對象，中國革命不幸成為20世紀末的烈女晴雯。晴雯可以說是大觀園裡極其少有的一個清白女子，卻硬是被大觀園裡的主流精英罵為騷貨，雖憤怒之極卻百嘴莫辯，只是在最後被逼死之前才悔恨道：「早知如此，還不如乾脆就來一個真的」，晴雯臨死前這句話，也是今天無數中國老百姓在反覆重複的一句話。

中國人民一定要牢牢記住晴雯之死的歷史悲劇，能否成功避免晴雯的歷史悲劇，是目前社會主義復興運動成敗的一個關鍵。中國人民一定要在暴力革命面前理直氣壯地挺起胸膛，用暴力消滅暴力，用戰爭消滅戰爭，用刑法消滅刑法，一直是我們老祖宗創立的東方文化的精髓；暴力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更是我們共產黨老祖宗的兩個基本命題。為什麼東西方的老祖宗都在倡導暴力革命？因為就其本質來講，人類歷史上的一切革命，都是反對暴力的革命，並且只有通過革命，才能徹底剷除暴力。在暴力和民主的關係問題上，大家應該不折不扣地向美國學習，美國是當今世界上貫徹馬克思主義暴力學說最好的國家。採用人類歷史上最大規模的暴力建立民主制度，又採用核武器、航空母艦等當今世界上最大規模的暴力維護民主制度，完全履行了馬克思主義暴力學說的基本主張：用暴力革命來實現人民民主，然後再用無產階級專政這個暴力手段維護人民民主。

第三，用剝削階級的思維方式思考世界。與前面所說的剝削階級觀點和價值觀相比，剝削階級思維方式對人們的影響較為隱蔽，往往不易覺察，危害作用更大。並且，剝削階級觀點和價值觀的影響作用，主要是讓人正面接受剝削階級的思想和方法，而剝削階級思維方式影響的特點，則在哪怕是人們反對剝削階級思想的時候，同樣會對人們產生作用，讓人們的思維按照符合剝削階級需要的方向發展。不斷地製造謠言和提出偽命題，迫使對方按照他的需要去反對他，就是把人民群眾納入右派思維軌道的主要方法。也就是把一個屎盆子扣在你頭上，無論你抹也好不抹也好，臭的永遠是你。這是當今中國右派獨有的下流手段，在此之前歷史上的右派和國外的右派，很少採用如此手段。這就是當今中國政治倫理崩潰的原因，由於政治倫理決定道德倫理，由此便造成了整個社會道德倫理的崩潰。這筆賬，中國人民是要單獨和右派清算的。並且在這方面，只有人民群眾有能力清算他們，中國右派無所不用其極的下流手段，是其他任何政治力量都無可奈何的，除非人民群眾能夠起來對付他們，否則他們絕對是打敗天下無敵手。

由於主流精英控制社會輿論，佔據輿論主導者的強勢地位，而老百姓處於輿論的劣勢地位，只能被動地跟著輿論走，哪怕是反對者也只能按照既定的輿論軌道去反對，主流精英就利用這一特點把中國老百姓逐步引入了死路。他們妖魔化什麼，老百姓就躲避什麼，他們把老百姓所有活路妖魔化一遍，老百姓就沒有了任何活路。他們這樣做的主要方法，就是抽掉所有事物善與惡的倫理性質，讓老百姓的思想根本沒有落腳點，只能糊裡糊塗地被他們牽著鼻子走。他們說，某某迫害老幹部，老百姓為了避嫌，便本能地把老幹部奉為神明，任憑老幹部騎在了自己頭上；他們又說，某某迫害知識分子，老百姓便又把知識分子送上了道德神壇；而不再區分這些老幹部和知識分子是好人還是壞人。他們說，封建社會是人治而不是法治，老百姓為了避免成為封建，便任憑他們把自己所有最邪惡的慾望，都起了個法律名稱，永遠固定下來，結果就是中國有多少個官員，有多少個老闆，就有多少個法律；他們說，改革需要明白人，老百姓為了避免成為雷鋒那樣的傻子，便紛紛接受了偽劣假冒、坑蒙拐騙；他們說，實踐是經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沒有經過檢驗的都不是真理，於是，老百姓便把自己沒有檢驗過的所有真理，都看成是騙人的玩意兒，不再相信世界上還有崇高事物；他們說，人都是自私的，於是老百姓不再相信任何英雄；他們說，現在生活比改革前好了，於是老百姓便也開始用豬的標準來衡量人。其結果，就是因為現在老百姓看上了電視，而30年前只能聽廣播，所以老百姓下崗就是應該的，房子被扒掉就是應該的，福利被取消就是應該的，妻女去賣淫就是應該的，不僅是應該的，而且是偉大的，因為老百姓過上了有電視看的好日子。如果你不服，還有三千多部法律等著你，因為我們進入了法治社會，無論你做什麼還是不做什麼，都能夠找出對付你的相關法律。

在用妖魔化手段把老百姓全部活路堵死的同時，又同樣採用妖魔化手段把自己的為非作歹的退路全部打開，為自己作惡多端的行為加上法律保險。對所謂株連政策的批判和廢除，就是為自己作惡多端行為加上法律保險的典型。先說家庭株連，中國封建社會針對「一人得道，雞犬升天」的裙帶關係，設立了「一人犯法，雞犬不留」的株連法律，這在當時體現了權利和責任相適應的司法嚴則，是完全必要的。後來資產階級革命成功后，隨著廢除封建裙帶關係，自然也就一併廢除了株連法律。所以，無論當時封建社會設立株連政策還是後來資本主義廢除株連政策，都是正確的。歷史上也沒有人控訴過株連政策。可是文革以後，卻一方面大肆發展裙帶關係，另一方面又大肆控訴株連政策，特別是知識精英採用妖魔化手段，把株連政策作為文革一大罪狀進行血淚控訴，從而在裙帶關係空前發展的情況下，單方面廢除了株連政策。於是，官場上便出現了「豁出我一個，幸福三代人」的口號，貪官污吏一邊大撈特撈，一邊把親屬和財產向國外轉移；如果退休前自己不出事，便和老婆孩子去國外盡情享樂；如果不幸自己出了事，則出獄以後再去國外和老婆孩子團聚；為此還專門制訂了一條法律，叫做「非暴力犯罪不判死刑」，也就是說，在中國只有窮人犯罪才會被判處死刑。炎黃春秋周圍那幫省部級以上老幹部，敢於順著美國的口氣向共產黨叫板，憑藉的就是這個非株連政策，認為自己已老了，反正也活不了幾年了，能夠為子女將來在西方國家生活得更好一些，豁出這把老骨頭得罪共產黨還是值得的。在此，我們看到了思維方式的巨大作用，讓老百姓在對株連政策在這一封建制度的批判中，自覺自願地幫助其創造出更大罪惡。大家可以隨便問問身邊任何一個老百姓，恐怕絕大多數都會認為株連政策是錯誤的。

再說政治株連，中國封建社會針對任人唯親的人治特點，設置了政治連帶責任，即誰提拔的官員出了問題由誰負責，這本來是世界各國都在普遍繼承的一個積極的文明成就，包括現代經濟中的「三包」法律規定，就是對政治連帶責任繼承發展的結果。可是文革后，卻把政治連帶責任作為封建法西斯的罪行扣在了JQ頭上，後來又扣在了整個文革頭上，在恢復任人唯親的同時，對政治連帶責任進行了徹底批判，使當今中國成為人類歷史上第一個官員任人唯親而又不承擔任何責任的國家。改革教的理論家們天天講，市場經濟的基本法則，就是每一個當事人都要對自己的行為負責，包括路邊炸油條賣煎餅的攤販都要對自己的產品負責，可是，社會最重要產品「官員」的生產，卻無人負責。由於無需對提拔的幹部承擔任何責任，於是便誰給錢多就提拔誰，形成了中國最大規模的市場——烏紗帽市場。在此我們看到，中國官權階級突破人類文明底線獲取巨大利益的條件，幾乎都是在批判和妖魔化文革中建立起來的，如果沒有妖魔化文革這個幌子，中國官權階級違背人類基本文明的諸多行為將很難堂而皇之地大行其道。就這一點來講，僅僅就這一點來講，中國貪官污吏的胡作非為，在很大程度上是中國老百姓賦予的權利。沒有中國老百姓對妖魔化文革的默許和贊同，中國不可能建立起超越任何歷史時期的權貴天堂。

中國主流精英為自己罪行上保險（歷史保險）的另一種方法，就是把人道主義待遇說成是慘無人道、滅絕人性的野蠻迫害，利用人民群眾的善良秉性，在人民群眾大腦中劃出一條無形底線，一旦觸到這條底線，人民群眾就會自動停下來，從而為他們將來失敗以後的生活保留一條小康之路。對文革的控訴就是典型。可以說，右派對文革迫害的極端控訴，幾乎用盡了詞典中所有恐怖的形容詞。可是如果撇去這些控訴表面上的情感泡沫就會發現，他們在遭受慘無人道、滅絕人性的殘酷迫害過程中，仍然有飯吃，有房住，有醫療，甚至有廚師，有保姆，有服務員，所謂殘酷迫害不過只是從事了一些力所能及的勞動而已，這些遭受殘酷迫害的人後來大都活到八九十歲以上就是證明。之所以還要持續30年控訴文革的殘酷迫害，其實是控訴給老百姓聽的，是要在老百姓觀念中劃出一條不可跨越的鴻溝，在老百姓心靈中強行種下雙重標準的概念，認為他們上等人落到普通人的地步，就屬於殘酷迫害，就屬於處罰的極限，因而會止於這個界限。中國老百姓對精英集團這一觀念上的認同感，為自己帶來了災難性後果，它使得精英集團在勝利時可以無所顧忌地胡作非為，因為即使失敗后也能夠保留一個普通人的生活。它也使中國老百姓和精英之間處於了極不均衡的兩個命運極端：老百姓造反的上限是普通人生活，下限是無底的災難深淵；精英作惡的上限是無邊享樂，下限是普通人生活。這就是中國老百姓在造反面前，與西方國家老百姓選擇截然相反的根本原因。這就是為什麼西方國家老百姓動輒造反，而中國老百姓寧可投河上吊也不敢造反的根源。

當今中國的現實矛盾，迫切需要重新學習和思考馬克思的《共產黨宣言》，著重思考其中「要同傳統的觀念實行最徹底的決裂」的論斷，《宣言》中唯一的主張，就是消滅私有制；唯一的途徑，就是暴力革命；唯一的手段，就是無產階級專政。《宣言》中這三個唯一，今天已經很少有共產黨人敢於公開宣傳了；不是《宣言》過時了，而是這一代共產黨人在觀念上被打敗了。當今大眾政治時代的世界現實，特別是當今中國和美國的現實證明，儘管佔有制的具體形式改變了，暴力革命的具體形式改變了，階級專政的具體形式也改變了，甚至已經改變的面目全非，但是，《宣言》中三個唯一的基本精神沒有變，「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的歷史要求沒有變，作為一無所有的勞動者，在強大的權力集團和資本集團面前，他們除了自身體力和聯合起來的集體力之外，絕沒有其他任何力量，也就絕沒有其他任何選擇。不是主觀上不想選擇，而是客觀上沒有其他任何選擇。所以，《共產黨宣言》在世界範圍內的復興，社會主義運動在中國的復興，必將成為不可阻擋的歷史潮流。

2# houton2008

請教一下，什麼叫「反動」？

3# yantes


請教一下，什麼叫「反動」？


找本字典，查查就知道。教你識字不是我的義務。

檔棍，毛賊，
你應該去小學教政治課的！
信息發達了，人民覺醒了，你這文章能騙誰？

5# Sinoken


沒有挖你家祖墳，你不要氣急敗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