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海外民運的歷史性失敗》的批評

對《海外民運的歷史性失敗》的批評
   
   有貼曰：《中國海外民運的歷史性失敗》，並說：
   「今年是「六四」事件二十周年。各種人士在各地有很多紀念活動，也有人在反思「六四」后海外民運的高潮和失落。從1978年西單民主開始的當代中國民主運動，其主要參加者基本上都來到了海外。這其中還包括客死異域的劉賓雁、王若望等老一代自由化分子。所以，海外民運是中國最近三十年來的民運力量的匯聚之所在。
   今天我們回顧這一段歷史，可以斷言：中國海外民運已經遭遇了歷史性失敗，而不僅僅是「歷史的失敗」。「歷史的失敗」可以再捲土重來，而「歷史性的失敗」，則是被歷史淘汰，此路不通，必須放棄。」

   
   
   我說：此議是穿著開襠褲，說著愛因斯坦的話。
   
   這麼說吧：對成人，若抄襲或頂代別人的成就，一旦被發現，即便嘴硬心裡頭也難免不泛起一份愧疚。奧運會上唱歌的那位小可可，就體會不到被揭穿的苦惱，因她的理智還未成熟到發生此類體驗的水平（這事是中宣部乾的，她不知也與她無關）。我先表個態：我不是對作者人格上有任何不敬，我的批評是只就人的理性所達的成熟程度說的：青年林彪己多次打了勝仗，鋒茫顯露，可賞識他的毛澤東還說林彪是個娃娃，他懂啥？人就是這樣，不到那個年紀，再聰明也說不出長遠有效的話。我批評《海外民運的歷史性失敗》不是沖著作者，我要糾正的是大多朋友都有這個看法。其實這算不上一個看法，它是把直觀的事實當成看法來看的看法。「民運」是歷史的必然進程，是進程就不能避免。所以有個實沒實現，卻沒有失不失敗的問題。
   
   無論是人類的還是個人的理性，都處在進化中，進化表現為階段性，如同座標。即人們常說的境界。民運、歷史都是名詞，因而都須有被觀察的對象；而失敗是形詞，用為評價，評價得對著任務。該文說的一切都是作者看到的事實。試問你用什麼看到的？當然是用感性。所以他說的統統是他的經驗：經驗只應是被研究的對象，不可納為結論。
   
   因為：「無論科學還是哲學，皆系寫出或說出道理，皆必以嚴刻的理智態度表述之。……以直覺為方法，吾人可得到一種經驗（你說的那些都是經驗），若以直覺為方法，吾人可得到一種道理則不可。換言之：直覺可使吾人得到一種經驗，而不能使吾人成立一個道理。一個經驗之本身，無所謂真妄；一個道理是一個判斷，判斷必須合邏輯。各種學問的目的，皆不是為敘述經驗，而在成立道理。故其方法，必為邏輯的。」《海外民運的歷史性失敗》說的那些事，只是看到的事實，即那是些經驗。它們只應成為被研究的材料，以求從中推出道理。作者沒用邏輯去推，直接成立為道理。故不足為訓。
   
   要說某一努力已陷「失敗」，就得先弄清「失敗」是個什麼詞，幹什麼用。失敗是評價詞，評價得對著被評價的事實，那事實必須屬於人的「努力」，即必須是主觀設定。而且又必須有確實的標的，若所說連努力都算不上，又哪來的成敗？也就是敘述得證明是什麼力量、在什麼時間，通過什麼方式曾給海外民運規定或下達過「任務」，以及這任務的時限、量限，不對著要完成的任務怎麼判定它「失敗」？再，作者為文，必須保證自己是對「的」而放話。連「的」都未設定，何來的「成」？何來的「敗」？
   
   說某事失敗，就須先澄清其所說必須是主觀事實，必須屬之心裡的努力。因客觀世界只有存不存在，並無敗不敗。人上學的近期目標是考大學，沒考上大學則是失敗。蔣委員長及其領導的國府的目標是抗戰，打垮了鬼子則是成功；成功這個評判是對抗戰這個任務而言的。這一目標完成後又一目標是捍衛政權，結果卻退守台灣，這是失敗。這個失敗是相對捍衛政權這又一任務而言的。考大學、御外侵，捍政權這都是人加給自己的任務。任務所以為任務，就因它是人心的提出，是主觀的選擇，只有對著人心設定的目標（可見任務來自主觀）才有失不失敗。
   
   若要說「民運失敗」，就得保證「民運」是人心的提出，即是一個任務。可「民運」偏偏是個客觀概念，它是客觀的趨勢但不是任務。作者的理性連分清主客關係的成熟度都未達到，連什麼是事實什麼是任務都沒弄通，何敢談失敗？
   
   為什麼說「民運」是個客觀概念：
   
   因為「民」就是人，人能不是天然的，因而客觀的事實？「運」是歷史的進程，就是說在公共領域裡的自主的要求是從「民」這個天然事實里必然地派生的。但因人是在有了能力才能有要求，既是能力在要求，能力就能感應此要求。所以我們能感知對民主的要求，卻不能感知要求是由於生命本性的必然。所謂「進程」所內涵的就是：不是人心的要求，而是人在時間前進里的不可避免。不是人「要」有歷史，而是人在了，不問高不高興自不自覺，都必然地成就出歷史。只要是歷史，又必是從昨天前進到今天，今天過渡到明天……此一秩序永恆不移，沒有什麼力量能用別針把時間別住，也沒有有什麼力量能用鋼釘釘住歷史。因而進程就是時間＋文明，這兩個要素綜合而成的時間的階段性：就像青年別於少年，壯年別於青年……不論孩時的你，少年、青年的你，還是壯年、老年的你----都還是你。嬰兒、少年、青年、…老年的不同是你這個人在時間之流里表現的階段性，不是個體的不同。可問一問自己：從襁褓到少年，到青年，再到……成長的不同階段是你主觀要選擇的嗎？能避免嗎？歷史的進程也就是人從嬰孩到少年到青年……同一個體在時間之流里留下的階段性痕迹。前進也好，進化也好，不是客觀還能是選擇？只是，歷史的進程里已綜合上文明在時間裡的過渡：從較低階段走向更高階段，從不夠成熟走向更加成熟。在個人，階段性除體現在肉身的發育，也還有理性成熟的表現。因而歷史的進程與人的生命成長雖異曲卻同工。
   
   「民運」就是永不止息的時間所必然導致的前進趨勢，以及由趨勢吸納圍繞趨勢而活動的人。它表示的只是：先天事實的「民」所具有的本然性（即生命獨立性）必然要在公共聯繫獲得體現，這一體現就是意志自主。民運說的不是人的選擇，要求，而是只要有人這種自然物質存在，就必然地要向個人自主制度前進。只要有了人，就必走向意志自主。這是自然的趨勢，不是人的故意要求，是人性不可抗性的表現。因而不是英雄創立了「民運」，是歷史的必然性機制出「民運」的。「民運」就不是什麼人提出的或分派的任務，而是時間之流的不可逃避的方向性。任何民族的歷史都是從不夠成熟向成熟的前進，從較低文明走向較高文明，從直觀有效向長遠有效，因而就是從恃力走向恃德，即從專制走向民主。這個方向是不變的，我們的視覺所看到的那些不同性只是歷史的外在面貌，不是歷史的本質。
   
   只有把歷史的趨勢（客觀必然）錯當成了主觀任務來看待，才能得出《海外民運的歷史性失敗》這個結論。
   
   請明確：無論是五十年代的章伯鈞、羅隆基、儲安平……還是李昭；六十年代的遇羅克、張志新……七十年代較早的王希哲、陳爾晉、徐水良，較晚的李家華、黃翔，魏京生、徐文立，還有在下……或八九年的民主大潮……從來設有人「想」過創立「民運」。我清楚自己：是因收聽中外廣播，閱《人民》與《光明》兩報，為華、鄧時代所表現出的可能走出專制的開明氣氛所鼓動，按奈不住內心的激動，才寫了那幾萬字的大字報。邁出了第一步，也就身不由己了。去囬觀所有人的作品，即便有「風頭」的私心，那私心也不是要建立二十多年後的「民運」。就在歷史上留下足跡的人說來，能體驗到的是自己的要求，願望、動機，他就往往從這種局限性上來看待歷史。其實不是什麼人創立了民運（不是人在創造歷史），而是歷史的必然趨勢在吸引社會智慧，使一些社會才俊圍繞趨勢來活動：只要有毛澤東的陽謀為歷史條件，即便不是五七年，也會是別的年，即便不叫右派，也會叫別的派；即便不是章、羅、儲，也會有趙、錢、孫，即便不是李昭，也必有張昭……六十年代的不是遇羅克、張志新，也必有別姓的羅克，別姓的志新，如那《美國之音》的張郎郎……王希哲、魏京生、徐文立、王炳章……都沒有創立海外民運的主觀故意，倒是「海外民運」這個詞最適合戴到他們頭上。
   
   總之，有了某類性質的活動，總得有反映這種性質的活動的名稱，是「民運」這個概念最適合反映我們這些人的意識及活動。不是我們有創立民運這個圈子的主觀故意。
   
   「民運」既不是主觀創立，不是任務，就不能避免，它非出現不可。非出現不可的潮流哪有失敗不失敗可言？是因大多數朋友把客觀必然性當成主觀任務來看待了，才得出那些對它的不當批評，說它失敗。民運不存在失敗，它必定能成功，請聽下囬分解。

歷史性的失敗

民運是走不通的一條死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