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門坎

石門坎？

南方周末


　　這個貴州西北角的鄉鎮在地圖上幾乎難以找到，但是，在20世紀上半葉，從歐洲寄往這裡的郵件包裹，上面的收件地址卻可以這樣寫：「中國石門坎」。


　　在數十年間，這片荒涼貧瘠得只有十餘戶人家的苗族村寨一度被建設成為「苗族文化的復興聖地」、「西南苗族最高文化區」。這裡陸續修建了教堂、學校、醫院、麻風病院、孤兒院和織布廠。在西式學校裡面，苗族人不僅學習苗文、漢文和英語，還學習自然地理、數學、音樂和衛生知識，及籃球、足球和游泳的技能。篤信教義的苗民們被要求戒酒，並被指導著修建房屋，鑿通公路，栽種洋芋、蔬菜和樹木。


　　這一切對苗族社會的意義，似乎不亞於上世紀二三十年代國內一些知識分子和民族資本家們所發起的那一場鄉村建設運動。


　　為眾人所熟知的是，1926年，晏陽初率領著一群教授和博士下到河北省定縣農村居住生活，開辦平民學校，傳授農業科技改良動植物品種，倡辦手工業，建立醫療衛生制度；翌年，盧作孚在重慶北碚的窮鄉僻壤進行了以交通運輸和經濟建設為龍頭的「鄉村現代化」試驗；到1931年，梁漱溟則在山東鄒平等縣組織鄉村自衛，建立鄉農學校，並推行禁煙、禁賭、放足、辦合作社等社會改良工作。


　　而崇山峻岭之中的石門坎卻似被霧靄籠罩著一般，以至於在歷史的語境中，教徒們的身影和社會改良的行動都是那樣模糊不清。



「苗族文化復興聖地」


　　如果從石門坎小學建成開班算起，時間距離現在剛好是100年。但更早的時間要從1904年算起。那年7月12日，威寧和水城一帶的4個「大花苗」跋山涉水走了幾天，找到了昭通聖經公會佈道所的牧師柏格理(Samuel　Pollard)。


　　大花苗人稱這年為「龍年得道」。為逃避殺戮，這支被稱為「大花苗」的族系逃到了滇黔川最荒涼偏僻的山區，他們沒有土地，靠租種彝族土目地主的土地，過著刀耕火種、結繩刻木的生活。困苦的時候，「迷失在山野里的羔羊」的傳言讓他們看到了「我們苗家的希望」。


　　這年，柏格理39歲。這個22歲就來到中國的牧師一直希望著能像至非洲傳道的李溫司登那樣引領一個民族皈依。他在昭通創立了「中西學堂」和「女子學校」，發動過「天足會」，還曾冒著生命危險到金沙江附近的涼山彝族中去傳教，但效果甚微。一直在默默祈禱著的他抓住了大花苗民伸過來的猶豫的手。


　　這年冬天，柏格理和幾名苗族、漢族信徒到了滇黔交界處的石門坎。他向彝族土目討要到了一塊地方。
　　早先的教會並未資助柏格理在苗民中的傳教工作。修建教堂和學校的100萬個銅板都是苗民們每人100個銅板捐助出來的。1906年，學校開班授課。20多個學員全部是成年的教徒。32歲的楊雅各在裡面還不是年齡最大的。他是當年最早從安順帶回來「耶穌的信息」的4個獵人中的一個。因為既能說流利的苗話，又會一些簡單的漢話和彝話，楊雅各一邊念書，一邊教柏格理苗語。


　　穿著苗族服裝的柏格理很快就會在路上給人讓道，嘴裡說著地道的苗話，「老哥得罪了」。他這種語言天賦後來被總結為———因為他是英國康沃爾郡人。這也許是很奇怪的事情，康沃爾的古老發音似乎與苗語很相似，某些語音幾乎完全相同。


　　柏格理的語言天賦還表現在苗文的創立上。苗族原本是沒有文字的，祖先的歷史都是用古歌來口口相傳。柏格理同精通英文的漢族教徒李斯提文和苗族教徒楊雅各、張武一起研究，以拉丁字母為基礎，結合苗族衣服上的符號花紋，創立了一套簡明易學的拼音文字。為區別於1949年後的苗文，苗族人稱這套文字為「老苗文」。牧師們很快翻譯了老苗文版的《聖經》和讚美詩，學校也用苗文來編寫《苗文基礎》、《苗族原始讀物》等教材，出版苗文報。


　　「所有教材裡面，英語課本的紙張最好，就像現在的雜誌紙一樣硬朗挺括。」石門坎鄉政府56歲的老秘書張國輝是石門坎小學和中學的畢業生，他曾翻閱過他父親的課本。他的父親張文明是1909年入讀的第三批學生。《苗族原始讀本》上面除了基督教的一些常識，大部分都是苗族古史傳說、科普知識和一些生活常識。


　　「都是一問一答，問地球是圓的還是方的？是圓的。地球上有幾大洲？有七大洲。」


　　「還有歷史知識。說苗族是中國古老的民族，是從中國內地的黃河邊來的。還說中國是世界上一個古老的國家。」


　　簡陋的教室很快就滿足不了四面八方彙集而來的教徒。雲南的威縣、鎮雄、楚雄，甚至遠至紅河的苗族學生都趕來就讀。1908年柏格理回英國療傷時募集到2000英鎊，回到石門坎后，他用這筆錢修建了一幢有著煙囪和壁爐、可容納200多人的寬敞教學樓。在獲得了循道公會的津貼以後，石門坎小學相繼修建了宿舍、禮堂、足球場和游泳池。


　　與此同時，「平民教育」也在開展。教會創建「節制會」，不準皈依的苗民教徒酗酒，創建「改良會」，約束十五六歲早婚的習俗，規定「男子年滿二十，女子年滿十八然後結婚」。對於那些沒有進到學校讀書的成年人，教會開辦了「平民學校」，苗族信徒在主日進禮拜堂的時候，不僅要禮拜，還要在晚上分班學習文化，通讀苗文《平民夜讀課本》。威寧縣在1949年後的一次教育普查顯示，當地苗族接受現代教育的人口比例超過其他少數民族，甚至超過漢族。


　　為了約束「耍花山」、「宿寨房」等民俗，教會還從1910年開始將五月端午對面山坡上對歌縱情的花山節改為「同樂會」，運動會是其中的一個主要項目。比賽的項目有籃球、足球、長短跑、跳高、跳遠、爬山、拔河，也有苗族喜歡的賽馬。這個運動會開到後來就成了附近所有教會學校和教區的運動會了。1932年的第21屆運動會，就有貴州、雲南、湖南、四川100多支運動隊參加。


　　1934年第23屆運動會，更是一場盛會。就在這年，駐紮在昭通的貴州省第三綏靖區司令楊森聽聞石門坎足球隊的名聲，帶著他的部隊足球隊來參加比賽。因球場寬度不夠，球很容易滾下山，所以球員們不得不練就高超的控球本領。輸了兩場、勉強贏一場的楊森，走的時候硬是帶走了4個球員。1950年代，石門坎8名主力入選第一屆貴州省足球隊的時候，「貴州足球搖籃」的名聲不脛而走。


　　張國輝看到過他父親在那年運動會上的獎狀，游泳第一名。老人直到50多歲的時候還喜歡游泳。學校的游泳池是1913年修的，因為池子比較小，比賽的時候運動員只得逐個下水，比的是在10分鐘內能游多少圈。這個男女隔開的游泳池在張國輝他們讀書的時候都還有，1968年城裡的學生上山下鄉到石門坎以後，就把牆扒開，裡面的水也被全部放掉了。


　　教會究竟建成了多少學校？這個數據一直比較模糊。關於石門坎教區的數字據說是50多所，而滇黔川毗鄰幾十個縣的數據統計下來有100多所。最精確的數字是1950年威寧縣的一次調查，有28所教會學校。柏格理的一句話在所有苗族佈道者中流傳：「哪裡有教堂，哪裡就有學校。」實際上很多村寨的教堂和學校都是同一幢建築，房頂上插著塗了紅色顏料的木頭十字架，平時做教室，禮拜天變成禮拜堂。


　　這裡面最鼎盛的是石門坎中學。1943年，華西大學教育系學成歸來的朱煥章說服了彝族和苗族知名人士出資，創辦了「西南邊疆石門坎初級中學」。他是一個無比堅毅忍耐的人，還在大學的時候他就用課餘時間編寫了《滇黔苗民夜讀課本》。董事會沒有經費支持的時候，他這個校長將教會提供的經費和學生交來的包穀，按教職工家庭人口平均分配，以保證人人都能勉強維生。遇到斷糧，他和大家一樣挖野菜充饑。就這樣，從開辦那天到1952年人民政府接辦，石門坎中學一共招收10個班400多學生，其中考入大專畢業的有23人。


　　通過學校教育，原來極其封閉壓抑的苗族社會獲得了來自外界的信息。1911年中華民國建立的時候，石門坎小學旋即決定更名為「石門坎光華小學」，意即「光復中華」。學校旗杆上的民國國旗有紅、黃、藍、白、黑五種顏色，代表漢、滿、蒙、回、藏五個民族，為此，柏格理還專門發電報給外交部長伍廷芳，建議：「西南各族同居中華領土之上，亦應有一色標記列為國旗之上。」


　　這年，柏格理的苗語老師楊雅各給自己改了一個新名字：楊雅國。1915年12月雲南蔡鍔起義的時候，石門坎教區月薪不足5元的教會職工們竟然發動募集了1000多元匯至雲南軍政府，這個消息在當時轟動一時。
　　但這個時候，「苗族的救星」柏格理已經病逝幾個月了。




「我將與你同在」


　　柏格理是在1915年照顧傷寒病人的時候染病去世的。


　　很多時候，這個牧師更像是一名熱忱勇敢的醫生。他還在昭通時就開始用簡單的西醫衛生知識給人看病發葯了。在他因生病結識了昆明教會醫院的護士海孝貞(中文名)並與她結合后，這個英國傳教士在昭通的家庭住所很快就變成了當地的西醫醫院。


　　在與當地的巫師鬥爭取得勝利之後，石門坎的藥房最初也設在他們居住的「五鎊小屋」中。這個藥房成了與教堂、學校同樣熱鬧的地方。每每禮拜之後，都有川流不息的人到藥房來求醫求葯。海孝貞通常把粉末藥物包在紙包內，液體葯則是倒進半個雞蛋殼內。


　　柏格理甚至為當地人種牛痘。他專門從家鄉帶來一批小刀片和疫苗。當自己顧不過來的時候，他就辦班培訓。很快，那些被選中的傳道士兼教師又成了接種員，揣著令人羨慕的閃亮鋒利的小刀，滿腔熱忱地到處為苗民接種。


　　「柏格理親自為我們苗家人治大膿瘡，連大麻風都不怕。」這是1957年貴州省工作組下到石門坎進行調查時所記錄的苗族教徒的話。


　　麻風病人在過去是被厭棄的群體。1914年，當柏格理聽說廣西都督誘殺活埋麻風患者的消息時，他在報刊上憤怒地譴責，英國一個麻防組織很快與之聯繫並匯來一些錢。柏格理用這些錢買了糧食和布，定期發放給附近的患者。


　　他去世后，教會對麻風患者的道義責任一直延續了下來。4年以後，繼任者張道惠向傳教團申請到了資金，購得附近一片有水源的荒地。這個滇東北、黔西北最早的麻風病院很快就容納了昭通、威寧、彝良一帶的幾十名麻風病患者。很多病人是拖著潰爛的身體過來的，在接受治療以後，就在這裡過著集體生活。至今，這個麻風村還在。


　　柏格理去世后，海孝貞帶著兒子回到了英國。石門坎的醫療條件直到1926年才重新好了起來。這年，吳性純從華西協和大學醫學院畢業，他回到石門坎將藥房擴建成為一所平民醫院。他是苗族歷史上第一個受到專業培訓的醫學院學生，十餘年後從華西畢業的另一個學生張超倫在新中國成立后擔任了貴州省第一任衛生廳廳長。


　　醫院的首字母縮略為「P.M」，這既是漢語「平民醫院」的縮寫，也是苗語「Pi－Miao　Hospital(我們苗族的醫院)」的縮寫，而另一層更深的意義，則是寄托在英文中來表達的，「Pollard　Memorial　Hospital」，翻譯過來就是「柏格理追思醫院」。


　　傷寒是在1915年7月傳到石門坎的，這是苗族人所說的最可怕的「黑病」。很多苗民和學生都病倒了，一個剛打了預防針的牧師也病倒了。學校山崖下的一個山洞作了臨時隔離治療室，在那裡，柏格理一直守護著病人。


　　他也被感染上了。9月15日，他死了，時年51歲。在長達11年的艱辛創建之後，這個相貌文弱但內心堅韌的牧師就此長眠。送葬的時候，數千苗民為之失聲痛哭，高聲唱著頌揚他的民歌。墓碑上寫著「人竟宿於石門，神將賜以木鐸」。再後來，很多苗族教民死後都葬在了墓地周圍，陪伴這個「苗族救星」。


　　後來牧師們發現，他的日記本上最後一頁，7月5日，只有寥寥兩句：「昨夜和今晨都在下大暴雨。學校里的孩子們已經開始了他們的考試。」


　　這本日記是從1887年開始記錄的，那時候，他和另一個牧師剛剛結束在安徽的漢語培訓，啟程從長江乘船到重慶再轉道到昆明。那時候他23歲，未來28年極其艱難卓絕的生活才展露出一絲痕迹。在長江一個叫「撐天灘」的險灘上，船被撞成了碎片，他幸及遇救。當乘馬行進在西南的深山裡時，他說，「我感到孤獨，但是，『我將與你同在』。」
　　
　　


鄉村建設運動


　　柏格理去世后，石門坎一度處於低谷階段。1918年糧食歉收，次年發生嚴重飢荒；1922年再次歉收，次年又發生大飢荒。面對飢荒，教會巧妙地採取了一種以工代賑的方式。熟悉歷史的張國輝說，「我父親當時就負責發糧食，每人每天領一碗包穀和一碗松籽，栽完那碗松籽，就得那碗包穀」。就這樣，飢荒之後的一年時間裡，教會組織苗民在石門坎溝腳下栽了很多樹，修築了通往昭通的一段道路，更重要的是，還修建了麻風病院和孤兒院。


　　飢荒年之後，隨處可見孤兒。教會利用以工代賑，並藉助一筆來自英國的捐款，在學校附近山泉不遠的山坡上建起了孤兒院。據說當時有20多名孤兒免費入學讀書，他們在課餘需要跟著老師在周圍開墾土地，學習農耕技術。


　　也是在這個時候，1920年以後，石門坎教區設置了「推廣委辦」。到1942年，又成立了種子試驗站和推廣布廠，專門負責培育各種農作物良種，培訓手工毛紡織技術人員，然後讓他們再到各教區進行推廣。


　　推广部的負責人是苗族人王明基。他在1939年被教區選送到南京金陵大學農學手工業技術專業學習，這是華西大學和金陵大學合辦的3年學制的專業，專門為教區培養實用人才。王明基一輩子喜歡栽樹。離開石門坎回到愛華山老家后，他教村裡人栽樹，1962年舉家遷移到紫雲縣，又在白石岩鄉承包荒山栽種。張道惠的兒子張繼喬後來寫信給王明基的孫子說，「你祖父和我是很好的朋友，父親拿來的品種，都是靠你爺爺和大家去推廣……這為發展解決苗族的生活起了不小的作用。」


　　讓苗民們獲益的洋芋和各種蔬菜水果大多是張道惠夫婦從英國帶來的。張道惠夫人布萊恩是康沃爾郡一個農夫的女兒———她被所有人形容為一個能說一口好苗語、時常笑聲朗朗的婦女。還在1906年，布萊恩就將洋芋帶到石門坎。比蕎麥等農作物成熟早的洋芋，在地處高寒、土地貧瘠的石門坎一帶很容易生長，所以，直到現在洋芋都是滇黔川一帶農民除包穀之外最主要的食物。


　　除了洋芋，張道惠夫婦從英國帶來的還有數百根水果樹的枝條，他們把這些枝條嫁接到當地的野生樹榦上。張國輝現在還記得，原來學校下面有七八畝地是專門的菜園和果園，菜園裡有西紅柿、卷心白、胡蘿蔔，還有蔥和蒜苗。果園裡面有櫻桃和幾種不同的蘋果樹，還有一種形狀像馬奶子葡萄但顏色卻是紅彤彤的名叫「吊果」的東西。1952年威寧縣第一任縣長到石門坎視察工作，也驚訝地說，他這輩子從來沒有見過這樣的植物。遺憾的是，這些果樹在後來一次火災中被燒掉了。


　　但很多技術都被保留了下來。王明基的孫子還記得，小時候在家裡見過齒輪這樣的小零部件。他後來弄清楚了當時爺爺他們所推廣的「機床」和老織布機的不同工作原理。原來的織布機是靠雙手穿梭大梭子這樣一根一根地織的，速度很慢。而半自動化的「機床」靠的是腳踩手拉，左手拉扯一下，梭子就自動沿著一個梭槽來回穿梭，腳上踩的踏板則推動經線交織。當地人說，老式的織布機一天織兩尺，而新式的機床一天能織一丈五六。另外，原來的毛線是用手來捻轉的，而新的紡毛機是用腳蹬皮帶然後帶動輪子捻轉羊毛，這樣，效率提高到一天能紡半斤羊毛。


　　1946年，石門坎中學校長朱煥章去南京參加國大代表會議的時候，身上特別穿著用這種紡線機和織布機織成的「人字呢」的大衣。


　　從很多方面看，這個區域的苗族社會都在發生著一場社會改良的運動。此前，因為不會說漢話，不會計數，怕受彝族漢族欺侮，苗人幾乎不趕鄉場，柏格理和教會親建了「公益場」，用來給苗族人進行商品交易，這個鄉場後來發展成為威寧縣最大的鄉場。教民們後來在《溯源碑》上將這些實業措施總結為，「文章機杼特操實業經綸」。


　　王明基1942年擬定的《西南教區鄉村教會推廣實施大綱》說，「中心業務是辦理模範教會和成立生產合作社」。仔細看來，推广部的實業內容跟上世紀二三十年代國內知識分子們所制訂的鄉村建設規劃大體相當：「1.生產方面：指導特約農家，試辦小規模農場；2.教育方面：輔導小學施與生產訓練，推廣鄉村民眾教育；3.衛生方面：協助鄉村衛生工作」；4.在經濟領域，「與政府商議成立合作指導室，辦理、調查中心推廣區之農家經濟與生產品之銷售情況。」


　　但這已經到了1940年代。「九一八」之後的石門坎已經極不平靜。「每逢趕集，(石門坎教會學校)師生整隊出發宣傳，情緒激昂。」有8個年輕的教徒熱情澎湃地報名參軍到抗戰前線去了。石門坎中學的校歌天天被學生們大聲唱著：「八方天地亂紛紛，侵略野心正勃勃」。


　　張國輝的父親跟他說，那時候他就看到過《挺進報》了，那是張斐然帶回來的，這個教會學生後來成為當地第一個苗族共產黨員。


　　另一個時代即將到來。一個文明的光芒在時代交替的塵埃中漸被掩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