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錦濤將中國社會變成高壓鍋

作者：余傑    文章來源：中國人權雙周刊    點擊數：146    更新時間：2009-8-19


2008年的北京奧運會給中國當局掙足了面子，卻並沒有讓其獲得啟動政治體制改革的自信心。一周年之後，人們發現，中國的人權狀況正在迅速惡化之中，許多方面甚至倒退到了「六四」鎮壓之後那種狀態。

北京奧運會期間，外國記者獲得了史無前例的採訪自由。以我本人的經歷而言，雖然在奧運前後一個多月的時間裡，受到秘密警察的嚴密監視，出入必須乘坐警察的車輛，且有兩名便衣同行，但外國記者來我家採訪的時候，基本沒有受到攔阻。然而，這只是給外國記者在奧運期間的「特殊待遇」，而不是中國真正的新聞自由。今年「六四」20周年期間，我受到比去年奧運期間更加嚴密的監控，不僅不能出家門，而且也不能會見外國記者，有外國記者到達我家門外，亦被粗暴阻攔。近日，北京外國記者協會主席麥斯高表示，奧運之後一年間，外國媒體記者、消息人士及中國籍助理受到騷擾的個案多達355宗，幾乎每日一宗，並有增加趨勢。部分中國籍助理經常被當局傳召問話，記者在外地採訪也常被政府跟蹤、監督，甚至受到暴力威脅和毆打。

網路上有限的一點言論自由，如今亦岌岌可危。網路輿論的隱然成形，讓當局感到寢食難安。於是，他們悍然推出「綠壩」軟體，強迫所有電腦廠商在銷售之前安裝，以之阻攔網民獲得所謂的「不良信息」。當局以「保護青少年，剔除黃色內容」為名實施網路封鎖，其實人人都知道最黃、最暴力的莫過於中國官僚——企圖強暴鄧玉嬌的，不是官員是誰？以嫖幼女為樂的，不是官員是誰？網路的言論環境日漸惡劣：繼牛博網被關閉之後，近日天益網又被關閉，就連一向循規蹈矩的門戶網站網易的某些頻道也被勒令關閉。官方開始運用管制傳統媒體的方法來對付網路，尤其是對大學校園網路和BBS等進行嚴密監控，並雇傭大量的「五毛黨」參與「引導」網路輿論的工作，希望藉此將眾聲喧嘩的網路變得萬馬齊喑。

更為嚴峻的是，當局針對異議知識分子者及維權人士的「拉、捕、封、審、判」的手段，近日有變本加厲的趨勢，頻密程度為近年所罕見。6月，發起《零八憲章》的獨立知識分子的領軍人物劉曉波，被當局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的罪名正式逮捕；7月，「公盟法律研究中心」被以逃稅的罪名查抄，發出142萬元人民幣的巨額罰款通知，維權律師、「公盟」發起人之一許志永被拘捕；8月，「六四天網」的創辦人黃琦，因在四川地震后在網上發布災區情況，並協助死難學生家長申訴，被捕14個月後以「非法持有國家機密罪」開庭受審；揭露四川大地震「豆腐渣校舍」的環保人士譚作人，被指與前學運領袖王丹聯絡建議紀念「六四」20周年，也被控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的罪名即將受審。

這些舉動表明中共這台統治機器已經完全「鈣化」。學者溫克堅曾經用「腦死亡」來形容這種狀態，其實中共不僅已經「腦死亡」，其骨骼也嚴重「鈣化」了。雖然中共掌權只有六十年的時間，但其垂老程度遠遠超過六旬老者，思維停滯且不良於行，宛如坐以待斃的百歲老人。「老馬拉破車」，夜半臨深池，誰有回頭的勇氣與魄力呢？黨魁胡錦濤的個性、知識結構和思維方式，正如趙紫陽一針見血的剖析那樣，他是在毛澤東時代成長起來的年輕幹部，那個時代給他打上了深刻的烙印，他一直是黨的乖孩子，根本不可能有改革的想法，永遠不會越雷池一步。胡錦濤寧願不斷提高對全社會的壓力，即便將中國變成一口即將爆炸的高壓鍋，也不願打開閥門，降低氣壓，緩解危機。

今天中國當局拒不改革，大致有三大理由，此三大理由都與清末近似。其一，家天下的皇權文化和儒家學說，在西學的衝擊下早已搖搖欲墜。滿清政權之所以苟延殘喘，不是因為大臣和權貴對皇帝有多麼忠心，乃是因為特權階層拚命捍衛他們既有的權力與利益。今天的中國，經過鄧小平時代的經濟改革以及后鄧時代權力與金錢的再分配，中共原有的意識形態已徹底破產，已蛻變為牽一髮而動全身的龐大的既得利益集團。蘇聯崩潰前夕，西方學者史密斯通過實地觀察發現，共產主義意識形態實際上已經很少有人相信，首先是蘇共領導人自己就不再相信——勃列日涅夫的侄女柳芭在後來發表的回憶錄中寫到，勃列日涅夫當年曾對自己的弟弟說：「什麼共產主義，這都是哄哄老百姓聽的空話。」史密斯引用一位莫斯科的科學家的話，「意識形態可以起兩種作用 ——或者是作為一種象徵，或者是作為一種理論，兩者不可得兼。我們的領導人把它用來作為一種象徵，作為斷定其他人是否忠誠的一種方法，但它並不是這些人身體力行的一種理論。它不是活的理論」。一位高級編輯指出，現今當政的這些蘇共領導人是沒有信仰的人，「是一些對一切都無所謂的人。他們所要的是權力，純粹是權力」。這位編輯說，雖然上上下下的人都不再相信官方的意識形態，而且對各種事情也並非沒有自己不同的看法，但是一到了正式的場合，他們卻照舊舉手拍掌，重複著官方的陳詞濫調。人們明知這一切是毫無意義的，是逢場作戲，「可是你必須去玩它」。中國今日的情形，與之驚人地相似：從官僚到社會上大部分人，都過著一種人格分裂的生活，並逐漸將這種扭曲的生活當成一種常態。

既然意識形態已經破滅，剩下的就只有赤裸裸的利益的瓜分。中國當局開張了一種新式的「大鍋飯」，只有「先富起來」的特殊階層，才能得到一套餐具、才有權品嘗美食。要想加入這一盛筵，就得全盤接受其「潛規則」。比如從彼岸投誠過來的林毅夫，研究經濟學，深知今天具有「中國特色」的經濟學是一門專門為權勢階層說話的學問，20年來他賣力地「幫腔」，終於登上中國首席御用經濟學家的位置，並藉此爬上世界銀行副行長的寶座，可謂功成名就；再比如中共太子黨的代表人物、政治局委員薄熙來的兒子薄瓜瓜，不知花著哪裡來的巨款，留學英國十載，得以入選所謂的英國「十大華裔青年」，他當然知道應當「過資本主義的生活，說社會主義的話語」，在北大的一次演講中便聲稱，雖然目前還不是黨員，卻堅信共產主義。「大鍋飯」的入場券自然掌握在這些人手上。作為這席盛筵的大股東和董事長的胡錦濤，不會不知道一個少數人吃得太飽而多數人沒得吃的社會不可能持久下去，但他最大的願望只是不讓這出盛筵在自己手上砸鍋，他沒有胸襟和氣魄去徹底改變此種不公正的遊戲規則，乃至讓站在一旁嗷嗷待哺的飢餓者們也能分得一杯羹。沒有一個既得利益者願意接受必然讓自身利益受損的改革，出於捍衛個人利益而拒絕改革，比出於意識形態而拒絕改革，力量更大。所以，此時要改革比八十年代中期要改革更加困難。

其次，體制內沒有開明派，體制外沒有形成真正的壓力集團。晚清戊戌變法失敗之後，改良派被清洗出局，六君子死難，康梁被迫流亡海外。稍後出現的立憲派，與當權者關係過於密切，所能施加的壓力並不大。體制內，以西太后和滿族親貴為代表的強硬派牢牢掌控權力，李鴻章、張之洞、袁世凱等體制內開明派對中樞的影響有限，只能在地方上展開技術層面的改革，而無法對政治機構動大手術。而萌芽狀態的革命黨人，多是秘密會黨、江湖浪人和「海歸」，尚不足以讓朝廷畏懼。今天中國的情形更糟，「六四」屠殺之後，以趙紫陽為首的黨內開明派統統失勢，體制內不復存在改革的力量。有改革思想的人，在體制中被一眼平庸的大多數襯托出來，被歸入「異端」的行列。在基層和中層，這樣的人便飽受壓抑甚至被剔除出局，根本沒有希望像八十年代那樣，「誰改革，誰升遷」。所以，今天的體制內甚至連李鴻章、張之洞、袁世凱之類的人物都沒有。從鄧小平等八大元老共同選擇江澤民，並隔代指定胡錦濤接班，到江澤民與胡錦濤集團共同協商推出下一代接班人習近平與李克強，其考察標準不是是否具備政治家之遠見卓識，而是是否「忠心耿耿」，只要「忠心」，「平庸」甚至也成為美德。

而體制外的狀況，正如學者張博樹在《中國憲政改革可行性研究報告》中所分析的那樣，民間資本從未成為制約政治權力的獨立結構力量，知識階層在威權主義社會中患上了陽痿症，社會整體的道德狀況亦不利於憲政改革。以知識階層和文化精英而論，「六四」鎮壓之後，他們先是膽戰心驚、瞠目結舌，然後在九十年代初，又集體接受招安，過上被包養的「好日子」。就連一些當年流亡海外的知識分子，近年來亦重新歸隊，宣誓效忠，加入太平盛世的大合唱。以工農大眾而論，他們雖然困苦不堪，但由於1949年中共建政之後消滅了民間社會和公共空間，工會和農會蕩然無存，所以難以組織起來，以政黨或如美國「勞聯產聯」的模式對公共政策發揮影響力、並捍衛自身的權益。而那些墜入最底層的訪民群體，雖然其抗爭最為堅決，但受到的打壓也最殘酷，在武裝到牙齒的官府暴力面前，只能掙扎著求生存而已。

當然，中國並不是沒有自己的脊樑，體制內外都有少數勇敢者發出聲音來。比如，體制外的天安門母親群體、劉曉波、廖亦武、沙葉新等人，體制內的李慎之、蔣彥永、秦暉、盧躍剛等人。但是，他們或被撤職、或被封殺、或被騷擾、或被拘捕，在民間的影響力十分有限。這與蘇聯解體前的情形有相似之處。在蘇聯當局對異議人士潑污水的時候，在一部分人中間竟然得到某種響應。對此，異議人士瓦連京·圖爾欽指出：「人群中有一種難以相信的犬儒主義。誠實的人使得那些沉默的人由於沒有大膽說話而有負罪感。他們無法了解別人怎麼會有勇氣去干他們本人所不能幹的事。因而他們感到不得不攻擊別人以安慰自己的良心。第二，根據他們自己的經驗，他們覺得每一個地方的每一個人，都在欺騙自身之外的每一個人。蘇聯人好像妓女一樣，因為自己是妓女，便認為所有的女人都是妓女。蘇聯人認為整個世界是分為黨派的，每一個人都是這個黨或那個黨的成員，根本沒有真正的誠實，根本沒有人支持真理。如果有人說他是公正的，是只講真理的，那麼，他就是在說謊騙人。這種犬儒主義給當局幫了大忙：使知識分子就範，把不聽話的異議人士排斥於社會之外。雖然人們可以到西方去旅行和收聽西方的電台，但只要普遍存在著這種犬儒主義，他們就會認為那不過是另一派在說話，所以也就值不得當真了。這種犬儒主義提供了極權國家今天的穩定，以代替斯大林時期的大規模恐怖。」這也正是胡錦濤能夠維持「超穩定結構」的「社會基礎」。在沒有感受到來自體制內外的足夠的壓力的情形下，胡錦濤怎麼會主動去啟動「自改革」呢？

第三，國際社會選擇對華全面綏靖的政策。清末，列強為了享有在華的種種利益，忽視和不支持中國的進步力量，竭力維護滿清這一孱弱而腐朽的政權。如今，在全球經濟危機的打擊下，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希望在經濟和環保等領域得到中國的合作，遂避開人權與宗教信仰自由等核心價值，以功利主義為考量，對中國當局實施如同上個世紀三十年代對德國納粹的那種綏靖政策。於是，中國當局以「低人權優勢」生產出來的廉價產品風行世界，其中甚至包括諸多監獄和勞改營中的囚徒生產出來的產品。於是，西方跨國公司在中國設立工廠和店鋪，放任共產黨在其中建立黨支部，以黨組織監控員工。以顛覆資本主義為黨綱的共產黨，居然搖身一變成了資本家最好的搭檔。馬克思若復活，看到此種情形，必定困惑不解，甚至要拋棄自己的學說了。

正是在奧巴馬上台之後的大半年時間裡，中國當局敏銳地捕捉到美國對華政策的轉變，並發現美國的轉變必然帶動其他西方國家對華政策的大幅調整，遂進一步增加了強硬鎮壓國內反對派，打壓公民社會和公共空間的信心。於是，不僅對劉曉波等過去倍感棘手的獨立知識分子領袖下手，即便是一些援助艾滋病患者的溫和的NGO組織也趕盡殺絕。可以說，這一輪新的鎮壓浪潮，奧巴馬政府有不可推卸之責任。西方國家對中國「英雄不問出處」的政策，雖然在短期之內可能受益，卻傷及其核心價值與長遠利益。在國際社會，中國取代蘇聯成了若干流氓國家的幕後支持者，如果沒有中國的力挺，北韓、緬甸、蘇丹等國一天也維持不下去；而在中國國內，貧富懸殊、官民對立已經臻於臨界點，一旦星星之火成燎原之勢，「黃禍」未必不會由一個喊了若干個世紀的「狼來了」的故事，變成觸手可及、影響全人類的災難。在這個意義上，中國問題將比巴勒斯坦問題和巴爾幹問題等重要得多。

以上三大理由的支持，使得胡錦濤的強硬政策直追「六四」之後作為「民主殺手」的鄧小平、江澤民和李鵬。但是，這種強硬政策真的能讓中共的統治實現「長治久安」嗎？一篇紀念齊奧塞斯庫垮台20周年的文章指出，威權獨裁者主要依靠製造「無知」和「沉默」、依賴「順從」和「刀劍」，來保持其統治。如果失去了「無知」這一幫手，公眾不再「沉默」、「順從」，那麼只有憑藉「刀劍」的武力來維持統治，弄成「強權即真理」。齊奧賽斯庫垮台前幾年，羅馬尼亞已經開始悄悄流傳各種政治笑話，民眾不再是「敢怒不敢言」。其中一個笑話是這樣說的：一天大清早，在一家肉鋪前許多人排長隊等候買肉，十分辛苦，但能否買到還是未知數。一個人罵罵咧咧地說：「市場供應這麼糟，全是齊奧塞斯庫搞的。現在我去把他幹掉！」說完便走了。過了一會兒，此人返回，繼續排隊。其他人就問他是否把齊幹掉了。他一言不發。大家就罵他是膽小鬼，放空炮。此人實在忍受不了了，就大聲說：「那裡的隊伍排得比這兒還長！」

類似的笑話正是今天中國人生活中最大的娛樂，而胡錦濤正是這些笑話的主角之一。那些在公共場合道貌岸然的官員，也在飯局中肆無忌憚地講這些笑話取樂，我曾經遇到一名省會城市的宣傳部長，便是編造和講述這類笑話的高手。這些笑話以幾何級的速度在網路上和手機簡訊中傳播，許多官員在開會的時候以用手機編輯和轉發此類笑話來打發無聊時間，以致於某地專門制定「土政策」約束公務員發此類簡訊，以致於薄熙來號召官員們多發「紅色簡訊」。今天中國民眾心目中胡錦濤的地位，與昔日羅馬尼亞民眾心目中齊奧賽斯庫的地位相近，當愈來愈多的民眾戰勝恐懼的時候，高壓鍋爆炸的那一刻就來臨了。

高壓鍋沒閥，那是爆得快啊。

胡緊逃說不定就是中共的「溥儀」，這個表象越來越明顯。

胡緊逃說不定就是中共的「溥儀」，這個表象越來越明顯。
lyazh 發表於 2009-8-20 00:05

好事情。

連當 光緒的 勇氣都沒有！唉，一代不如一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