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大躍進和餓死人

邋遢道人：關於大躍進和餓死人

作者：邋遢道人    文章發於：烏有之鄉   


數落一下毛澤東的「錯誤」（3）　　
　 　
關於大躍進和餓死人　　
　 　
在中國文人眼裡，毛澤東所有「罪行」中，再沒有發起大躍進，餓死幾千萬人的事情大了。說起來也是，一個專制主義國家，一個人頭腦一發熱搞一場大折騰，全國餓死幾千萬人（有的說3000萬，有的說5000萬），這不是傷天害理嗎？中國歷史上有哪個皇帝干過這樣荒唐的，慘無人道的事情呢？　　
　 　
貧道不在這裡研究計算60年前後究竟餓死了多少人，因為有些人已經分析了很多。其實隨便感受一下就知道了，1959年中國人口6.7億人，如果餓死3000萬，就是4.5%，餓死5000萬，就是7.5%。每22個人或者每13個人就餓死一個。當時一個家庭平均5口人，加上近親有15-20人，差不多家家都該有近親被餓死的。現在有幾個人直接舉證哪個親戚餓死了？數學曾經在強壇上要求大家舉證，沒有一個能舉證。根據報道餓死人集中在安徽、河南、四川、湖北四省。這個時期這四個省總計不過1.8億人，如果66%集中在這4個省，這些省每9個人或者每5個人就餓死一個，幾乎家家要餓死人。河南餓死人主要發生在信陽地區，這個地區當時含駐馬店也不過700多萬人，如果給攤上300萬就死一半了。貧道前幾天回下鄉的南陽，扯到這件事，老鄉們都說餓死人了，但我們村沒有。然後問我們大隊有沒有？說也沒有。然後問你們誰家親戚有餓死的？因為農村姻親基本在外村，也沒人說有。那你們怎麼知道餓死人了？說山邊某村餓死了，還不少。我問，誰親耳聽過說他家誰餓死了？沒一個人吭氣。汶川地震中心區人口287萬，死亡加失蹤8.7萬人，占人口3%。你到中心區隨便問問，你親戚朋友有在地震中死亡的嗎？問3個，起碼有一個會說有。　　
　 　
因此，這是個疑案，是個被後來人可以隨意擺布的數字。　　
　 　
貧道想說說這樣幾個問題。首先，毛澤東確實在1957年底批判過反冒進，也在1958年批准了鋼鐵1070萬噸的高指標。那麼，是不是毛澤東天生好大喜功，又不懂經濟，很容易冒進？或者這個集團都動輒頭腦發熱，喜歡冒進？　　
　 　
這要看實際情況。首先，我們必須了解大躍進的產生前提和過程。　　
　 　
　1958年8月28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北戴河擴大會議討論並批准《關於第二個五年計劃的意見》。這個意見大幅度提高了在1956年已經制定的第二個五年計劃的各項指標，被稱為大躍進。一直到　1960年9月30日　，中共中央批轉的國家計委《關於1961年國民經濟計劃控制數字的報告》中提出了調整國民經濟的「八字方針」，作為操作方針的大躍進結束。但是慣性一直持續到1961年春。　　
　 　
為什麼1958年夏天的北戴河會議上中央提出大躍進的計劃，有很多原因。但根本原因是共產黨尚未能全面把握計劃經濟的操控特徵，而這個時期的實際操控只展現出計劃「保守」的一面。　　
　 　
第一個五年計劃是在1953年開始的。這個計劃是在1952年提出，修修改改，到1955年才算確定。形成拖拉的原因是因為朝鮮戰爭還沒有完全結束，剛解放，各種經濟數據都不落實，因此是走著說著。　　
　 　
要是猛一看，這個計劃也算是個「高指標」。按照這個計劃五年內全國工農業總產值由８２７億元增加到１２50億元，平均每年增長８．６％，其中工業總產值增長98.3%，即平均每年增長１４．７％，約70%為原有企業增產，約30%依靠新建企業。農業及副業總產值增長23.3%，即平均每年增長４．３％。具體指標為：到１９５７年，鋼、原煤、糧食、棉花的產量分別達到４１２萬噸、１．１３億噸、３８５６億斤、３２７０萬擔。在上述工農業發展的基礎上，1957年全國社會商品零售總額為498億元左右。　　
　 　
平均年增長接近9%，恐怕誰看都認為是個高指標，是冒進。估計當時共產黨領導也不會相信，當時美國人就說這個計劃一定會「失敗」。如果這個計劃中途或者某一年沒有完成，也就是實際增長低於計劃指標，就會讓計劃部門以及中央經歷一次系統控制的另一種情況，會對今後計劃制定產生影響。可惜沒有出現這種情況。結果是，1956年，中央宣布第一個五年計劃提前一年完成！1956年，工農業總產值為１２５２億元（計劃1250億）。其中工業總產值６４２億元，農業總產值６１０億元，平均每年遞增１９．６％（原計劃１４．７％）和４．８％（原計劃4.3%）。4年完成5年的計劃，而且還超出，這會給計劃制定者什麼印象和影響，是可以預見的。　　
　 　
1957年又單獨制訂了年度計劃。但是到1958年開始的時候，計劃部門發現本來就不低的計劃（工業增長7%。由於1956年的重點項目投資已經完成，1957年又沒有安排足夠的新建項目）又被突破。1957年的工業總產值（不包括手工業產值）為628億元（按一九五二年不變價格計算），超過年度計劃4.1%（增長7.2%）。超過第一個五年計劃所規定的1957年的指標17.3%。主要工業產品也絕大多數超額完成了產量計劃，比上一年，原煤增產了一千八百二十六萬噸，電力增產了二十四億度，生鐵增產了一百零八萬噸，鋼增產了約七十八萬噸，機床增產了三千一百多台，化學肥料增產了十四萬噸，水泥增產了將近三十萬噸，木材增產了約五百二十萬立方公尺。　　
　 　
貧道看，這不算什麼太好的事情。5年計劃4年完成，再做一年又超，而且5年計劃實際執行結果超出計劃17個百分點。很容易造成「是不是我們太保守了？」的考慮。如果第二個五年計劃定低了，還是年年超額完成計劃，是不是會讓人說「他們故意把計劃定低點，好每年都聲稱超額完成計劃！」。於是第二個五年計劃在1956年秋天制定時，本來就不低。貧道認為，如果在執行時出現了結果低於計劃，會給中央一個提醒。可惜不是，第二個五年計劃的第一年，1958年又超額完成了計劃。　　
　 　
願計劃５年主要指標是：1962年工農業總產值比1957年原計劃增長75%左右,工業總產值增長１倍左右，農業總產值增長３５％左右，鋼產量達到１０５０-１２００萬噸，煤產量1.9億-2.1億噸，糧食5000億斤左右，棉花4800萬擔左右。這個指標略低於第一個五年計劃。但是已經很高了。　　
　 　
但是，1958年的實際執行情況似乎在說明：「計劃又定保守了！」上半年，原計劃全年完成的600萬噸鋼指標，到年中已經接近完成。這種情況下會給計劃制定者以及主要領導什麼感覺，是可以想像的。　　
　 　
計劃經濟本來就是根據已經存在的經濟增長能力，已經存在的經濟資源來制定年度和長期計劃的。存量情況尤其是經驗指標是決策基礎。一般來說，由於投資是中央控制的，投資消費比例是計劃控制的，最終結果不應該差別很大。　　
　 　
如果實際結果明顯低於計劃指標，比如低個十幾個百分點，就會促使計劃制訂者考慮「是否有一些不可知的因素在裡面，這個因素是個負面的，使計劃難以實現」。如果這樣，接著的計劃會考慮保守點。但是，如果計劃執行結果連續多年超出計劃，總是超出十幾個甚至二十多個百分點，就一定會使計劃制訂者這樣考慮：「看來影響經濟發展的還有一些不可知因素在起作用，這種東西能夠從正面影響經濟增長，使按照物質條件設計的計劃總是被突破！」　　
　 　
計劃制定都是盡量窮盡所有物質因素來做的。右文人們說的是靠拍腦袋決定的，那是沒經歷過做決策的事情。　　
　 　
由於連續6年每次計劃都突破，很容易使毛澤東考慮是否真的有什麼蘇聯教科書沒有說的因素在中國存在。也許影響計劃的非物質因素，也就是一種精神因素在起作用。毛澤東認為，這一定全國人民建設社會主義的衝天幹勁兒。因為不這樣解釋，能找到別的解釋嗎？　　
　 　
貧道以為，這是毛澤東在1957年年底反冒進的客觀原因。　　
　 　
我們都知道，大躍進是從「鋼鐵元帥」升帳開始的。鋼產量的高指標引起了一系列問題。全民大鍊鋼鐵牽連了很多方面的資源安排，使各方面計劃都受影響。鋼鐵做元帥，在上的時候一定會吸取農業，輕工業，運輸業等大量資源（資金、人力）。同時，鋼指標上去了，輕工業、重工業、運輸業、水利等都會有更多資源，指標也只能上去。因此，可以說是鋼這個傢伙把一切都搞亂了。　　
　 　
按新計劃，原來600萬噸年度鋼產量指標加碼到1070萬噸，比57年翻了一番！冶金行業的生產能力是靠投資的，是硬碰硬的指標。沒有冶金項目的投資哪裡來什麼鋼材？二五期間，冶金工業。冶金工業部有五十七個建設項目，地方有十四個建設項目，共計七十一個。重要的有鞍山、武漢、包頭三大鋼鐵工業基地，太原、石景山、重慶、昆明、大冶、馬鞍山等鋼鐵廠，安徽、甘肅、雲南等銅礦，等等。原計劃在1958年年內建設完工的有十四個，例如大冶鋼廠，安徽銅官山礦務局，江西鎢礦和雲南鉛礦，等等；同時，鞍山鋼鐵聯合企業將基本上建設完成。因此，計劃1958年年底新增生產能力有：生鐵188萬噸，鋼116萬噸。到58年年中，原計劃年底投產的項目在年中基本完成，鋼產量超額完成年度指標，這就讓一些人興奮起來，提出1070的指標來。　　
　 　
首先我們必須了解，1956年後毛澤東已經不主持國內事務的一線工作。劉少奇、鄧小平主持一線。什麼意思呢？就是一般國內事務劉鄧主持政治局會以就決定了，不請示毛澤東。重大問題，拿不準的問題請示毛澤東，毛澤東有最後決定權。毛澤東負責外交和對台事務。也就是說，國家計劃制定是由一線人制定，一線人決定的，除了毛澤東提出異議。　　
　 　
根據資料。1958年8月召開北戴河會議，1958年全年600萬噸改成了1070。為此，毛主席專門冶金部領導談了一次。部長王鶴壽向毛主席拍了胸脯。毛主席又把幾個省市的負責人和冶金部負責人找在一起開會，一個人一個人地問。首先問上海市副市長馬天水行不行，馬天水說，可以。接著問鞍山市委書記趙敏(已去世)行不行，說可以。又問武漢市委書記，也說行。還問了太原市委書記(他那裡有個太鋼，說可以。後來又一個一個地問主要鋼鐵基地包括重慶、北京、天津、唐山、馬鞍山，大家都說行。最後問冶金部副部長劉彬，也說「可以，我們都作了計算啦。」最後問到薄一波同志，他是比較實事求是的，他不贊成1070，可是又不好說不贊成。他講了什麼呢？他說：「主席，我建議把1070登報，登報以後，大家都看得到了，義無反顧，就會努力奮鬥。」（奇怪，反對這樣做的倒要破釜沉舟）毛主席後來又陳雲同志談話時，陳雲說，我與冶金部的同志算了細帳，看起來是有希望的。　　
　 　
你看，一線工作的人定了個1070，毛澤東為什麼要一個一個不厭其煩的問呢？因為他不是搞鋼鐵的，不放心，如果放心就不這樣問。結果，一線工作的人個個都說沒問題，我們算過仗了。毛澤東能提出反對意見嗎？提不出來。但是，冶金確實是「項目」帶動的，是投資投出來的。上半年完成全年計劃，也就是全年計劃項目幹得快而已。要真正實現1070，也就是原來1962年才完成的指標，要把此後4年半的投資和項目在半年內完成。這可能嗎？不可能。真不知道當時他們是怎樣算賬的，竟然還能算出來！
　　
可以看出，北戴河會以提出1070，說明一線工作人員存在一個不好的氣氛，也就是已經浮誇起來了。600萬噸8個月完成，剩4個月提出全年900萬噸就夠冒險了，因為當年安排的投資已經用完。如果提出800萬噸，估計確實可能實現。但為什麼提出1070呢？而且全都算了帳，連最會算賬，最強調綜合平衡的陳雲都認為這帳算的合理，不是奇怪了嗎？這不正常，這屬於浮誇風，屬於嚴重不實事求是。　　
　 　
因此，把大躍進最後因為1070攪亂了步驟的責任都歸毛澤東是不公平的。一群自己的專家提出個指標，你有疑問時問他們，他們全都拍胸脯說算過帳了，還能超呢。況且這群人都是與你一起戰鬥過的哥們專家，不是那個馬寅初。而你又確實沒搞過工業，對投入產出之間關係並不熟悉，甚至他算的帳你都提不出來意見，這個時候你說什麼？什麼也說不出來！這個時候去做調查研究？已經8月了，會以還等著呢，所謂調查研究也就是問遍所有哥們專家了。你看毛澤東是不是差不多問遍了呢？　　
　 　
這裡，我們首先必須肯定一點，就是提出大躍進是正確的。因為如果沒出1070這個差錯，我國工業確實會在1958-1959年有一次大飛躍，甚至第二個五年計劃能夠提前兩年，也就是1960年完成。然後兩年調整，可以基本完成初級工業化任務。而這個任務是中國人自1840年以來夢寐以求的成就。但是出了差錯。差錯來自客觀或者運氣的是，自1953年到1958年6年中竟然沒有出現一次沒完成計劃的「差錯」，按理說計劃總該有失誤，總該有某方面冒進的事情。但是沒有，全部是計劃超額完成。如果這6年發生一次明顯的冒進，北戴河會以也會頂多提出800而不是1070的指標。差錯的主觀原因是，當時一線隊伍中有一股浮誇氣氛，一股不實事求是的氣氛。拚命抬高指標，好大喜功。　　
　 　
其實，就是這個浮誇風害了大躍進，並造成1960年前後的餓死人現象。但這個責任，恰好不在毛澤東。　　
　 　
如果把張宏志關於浮誇風資料梳理一下，就知道當時發生什麼事情了。我們可以用個表格來看。因為不把所有細節都羅列一下說不清楚的。張先生原文忘了把事情按時間排列一下。（黑色為浮誇和反浮誇言論，藍色為窮過渡和反窮過渡言論，紅色為毛澤東操作和其他人陽奉陰違行為）　　
時間地點
毛澤東
劉少奇等

1958年1-3月
批評1957年的「反冒進」，提出大躍進、總路線
  

3月成都會議
就吳芝圃提出河南今年能搞個豐產年，增產幾百億斤糧食不成問題，河南糧食很快就過關了。毛澤東不信，給他頂了回去。毛澤東說：試試看，這種人表面上「左」，實際上是形「左」實右。
  

3月成都會議
對人民日報總編兼社長吳冷西說：河南提出苦戰一年，實現四、五、八水利化，除四害和消滅文盲。遼寧要實現三自給（即糧、菜、肉自給）。我懷疑是錯誤的，河南提出今年辦四件大事，有些可能做到，有些可能做不到。就算都做到，也不要登報。《人民日報》硬是要卡住。否則這個省登，那個省登，大家搶先，搞得天下大亂。一年完成不登報，兩年完成恐怕也不要登報。各省提口號恐怕時間長一點比較好。我就有點機會主義，要留有餘地……現在報紙報導要調整一下，不要盡唱高調，要壓縮空氣，這不是潑冷水，而是不要鼓吹不切實際的高指標，要大家按實際條件辦事。提口號，定指標要留有餘地。

  

4月中旬武昌會議
　對吳冷西做5點指示：
1、近來報紙的宣傳反映實際不夠，但也有不實之處。如指標、計劃講得過頭了。現在要調整一下，要壓縮空氣。鼓幹勁的話要講，但不要華而不實。
2、報紙在宣傳的時候要慎重，比如說綠化，不能說種一些樹就是綠化，要成活，成片、成林，象在飛機上看到湘南、粵北那樣鬱鬱蔥蔥才算綠化。又如水利化，有說一年實現的，有說三年實現的，其實都不能叫「化」，只是改變一些面貌。又如說『四無』，應當相信可以實現，但也不是一兩年或三五年可以實現的。一個『化』，一個『無』不要隨便宣傳已經實現了。即使訂規劃、提口號，也要留有餘地，在時間和空間上說得活一點。否則，說一年或兩年完成，那不是以後沒事幹了嗎？要留給後代子孫一些事做。現在說苦戰三年基本改變面貌，其實只是初步改變面貌，能否做到還得看一年。
3、報紙的宣傳要搞深入、踏實、細緻。我們講多快好省的方針，報紙上不能只講多快，不講好省。我們是講好大喜功的；大而無功，其實不是好大而是好小，不實就是無功。報紙對一些問題，要由小見大，要把許多雜亂無章的事情加以概括，從理論上把事情說清楚。報紙的評論，應帶理論色彩，這就是深入事情的本質，抓住了規律。這樣把綱提起來，才能使幹部和群眾方面明確。意識形態上和上層建築的重要性就在這裡。
4、現在全國出現高潮，出現許多新鮮事物，但也魚龍混雜，泥沙俱下。記者、編輯要提高政治思想水平，能對眼前彩色繽紛的現象做出政治判斷，有遠見卓識，這不容易，但應努力做到。
5、報紙的問題帶有普遍性，不僅人民日報存在，省報也存在，今年夏天要召開全國報紙的總編輯會議，討論新聞宣傳如何改進。此事要告訴陸定一同志，並報中央書記處。
事後吳冷西把毛澤東意見回報有關領導和書記處。陸定一說：夏天太忙秋後再說。

5月八屆二次會議
  
確定總路線大躍進政策，提出15年超過英國

5月下旬
通過毛澤東親自製定的綱要，即4、5、8畝產綱要
  

6月14日全國婦聯黨組會
  
提出大食堂設想，而且還會吃得飽些、好些，還節省糧食。預言15年可以趕上美國，再有15年等於三、四個美國。再有40年、50年中國可進入共產主義。

6月30日談話
  
要開始共產主義基層組織試驗，工農兵學商。提出三、四十年可進入共產主義。

7月5日石景山
  
趕上英國不是十幾年，而是兩、三年。超過美國也就是七、八年。報紙上所以不提二、三年趕英，七、八年超美，是為了麻痹敵人

7月中旬山東、江蘇
  
壽張縣彙報社幹部：玉米、穀子，畝產3萬斤至5萬斤，地瓜30萬斤，籽棉畝產1．5萬斤。說：這是「壓倒了科學」，「是一個革命」。 常熟一個鄉的黨委書記數實現稻穀畝產1萬斤。反問道，還能再多嗎，你們這裡條件好，再搞一搞深翻，還能多打些。消息見報后。全國各地的實驗田紛紛地把原來幾千斤的牌子，換上了幾萬斤。大田畝產幾千斤的報導，也跟著改變了腔調，變成了畝產數萬斤。

7月19日天津
  
並為一鄉一社，政社合一。工農兵學商，生孩子也有人管，實際是共產主義的基層結構。這是共產主義公社。

8月-9月
視察七里營，講「人民公社這個名字好」，一大二公，工農商學兵，構成社會基層單位，集體經濟。
派中共中央農村工作部副部長陳正人，帶著康有為的《大同書》到河北省徐水縣搞共產主義公社試點。徐水書記立即宣布「跑步進入共產主義」，成立公社，樹木歸集體，房屋也由公社統一分配，社員實行工資制，計劃一畝山藥產120萬斤，一棵白菜500斤，小麥畝產12萬斤，皮棉畝產5000斤。並在9月1日上人民日報。9月13日李先念視察，徐水已經是政社合一，一縣一社，統收統支，全部供給制。

8月13日天津
視察稻田，有人說畝產可達10萬斤。說：不可能的事。指著一位領導說，你沒有種過地，這不是放衛星，是「放大炮」。 」。對著《人民日報》五位小女娃站在稻秧上的照片說：娃娃，下來吧，站得越高，跌得越重哩。又說：吹牛，靠不住的，我是種過地的，畝產10萬斤，堆也堆不起來么！
找吳冷西和胡喬木談話，指出：《人民日報》、新華社、廣播電台是輿論機關，「不要講過頭的話」
  

8月30日北戴河會以結束
人民公社6條。一鄉一社，政社合一。對於萬人以上社不反對不提倡。並社不強迫，先試點逐步推廣。現為集體所有制，條件好3、4年過渡到全民所有，一般5、6年或更長一點時間。還是按勞分配。

8月北戴河
農林口上報的各地匯總的糧產指標超過1萬億斤。毛澤東說：搞不了這麼多。
  

9月10日
  
視察徐水，當地說山藥灌狗肉湯，畝產可以收120萬斤時，即說：「那麼做真有效果嗎？哈哈！你們可以養狗啊！狗很容易繁殖嗎！」消息見報。

9月13日
  
審定人民日報《高舉人民公社旗幟前進》，強調婦女全部參加生產，全部自留地、自留牲畜和大型工具公有。未請示毛澤東，刪去6條中「或者更長一些時間」一段話。

9月 24日人民日報
  
在河南發表過渡到共產主義5個條件。基本為人人參加體力勞動，勞動分工更細，搞好技術革命和教育，中心是全民所有制。沒有6條中社會產品極大豐富，道德和教育提高，消除三大差別，內部階級矛盾消失等。推廣「家庭革命」設青壯年男子班、青壯年女子班、老年男子班、老年女子班、少年男子班、少年女子班。分別各自到各自的營房住宿，每周團聚一次。

10月
毛澤東派田家英、吳冷西到新鄉調查，下去前說：「現在的問題在於：什麼是共產主義社會？現在並不是人人認識一致，甚至在高級幹部中也各說各的，其中有不少胡說。」要求帶《馬恩列斯論共產主義社會》和斯大林《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彙報后毛澤東說：
一縣一社太大了，平均分配損害富社積極性，還是搞「按勞分配」；有利於生產發展的就干，不利於生產發展的就不幹。供給制只能搞食堂，但也要粗細、忙閑、干稀搭配，放開肚皮肯定維持不下去。縣經濟只能搞集體經濟，不能搞全民。夫妻分開住，是幫國民黨忙。幾千萬人上山，農業可能豐產不豐收，食堂又放開肚皮吃，怎麼得了？這次鄭州會議要叫大家冷靜下來。
視察江蘇，講「如何建設美好的共產主義生活及培養人民共產主義精神」依然是那5個條件。在南京說：：「農民吃飯不要錢，搞供給制，鄉社幹部勢必跟著走，鄉幹部一改，縣幹部、省幹部，直到中央的也都要跟著改。地方上改了，軍隊也得改。」

11月召開第一次鄭州會議
2-10日
毛澤東指出：今年的糧食產量9000億斤，有假，最多7400億斤，把7400億斤當底數，其餘1600億斤當作謊報。人民是騙不了的，敵人看了好笑。不要把別人的豬說成自己的，不要把300斤麥子報成400斤。畝產萬斤這股風是《人民日報》颳起來的。他提醒人民日報說：要冷靜，這次會議之後，畝產廣告要逐漸減少，今年底或明年初要絕跡。否則，《人民日報》就會變成中央日報。
現在我們還是社會主義。大線是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小線是集體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這兩條線一定要劃清，不能混淆。他還肯定人民公社的性質，目前基本上是社會主義的集體所有制。現在我們有些人大有消滅商品生產之勢，不少人嚮往共產主義，一提商品生產就發愁，覺得這是資本主義的東西，沒有區別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商品的差別，沒有懂得利用其作用的重要性。這是不承認客觀法則的表現。現在還是要利用商品生產，商品交換，價值法則來做為一種有用的工具。我們國家是個商品生產不發達的國家，現在又很快的進入了社會主義，社會的商品生產，商品交換還要發展，這是肯定的，有積極作用的。……有些同志讀馬列主義書時是馬克思主義，一碰到實際問題就要打折扣，避開使用還有積極意義的資本主義範疇——商品生產、商品流通、價值法則等來為社會主義服務。
提倡實事求是，不要說慌，人民是騙不了的
21日，人民日報照樣以顯著標題報道：廣東又一個實現糧食平均畝產1000斤以上的省份，平均畝產糧食1600斤，30多萬畝晚稻特大豐收，比去年畝產增加2．2倍。

11月21日召開武昌會議
毛澤東：「現在就是吃窮飯，什麼公共食堂，現在就是太快，要犯冒進主義錯誤。」
毛澤東：「按照劉少奇、彭真的意見，是趁窮之勢來過渡，趁窮過渡可能有利些，不然就難過渡……」
毛澤東此後反覆地指出：由社會主義向共產主義過渡，是一個很長的歷史時期，必須有生產的極大發展，物質條件極大的豐富，還有一個人民覺悟的極大提高。「跑步進入共產主義」，「窮過渡」，不是馬列主義。
省委第一書記王任重講，有一塊實驗田，水稻畝產上萬斤。毛澤東說：我不相信。外國朋友問毛澤東，畝產萬斤糧的奇迹是怎樣創造出來的，他一笑置之，說：不要相信這些騙人的數字。
劉少奇插話：「農村（人均）達到150元到200元的消費水平就可以轉—批（指集體所有制轉為全民所有制）將來分批轉，這樣有利，否則等到更高了，轉起來困難多，反而不利。」
彭真插話：「我們搞土改，又搞合作社，又搞公社，只要每人到150元至200元就可以過渡。太多了，如羅馬尼亞那樣，農民比工人收入多時，就不好轉了。把三化（機械化、電氣化、園林化）的標準壓低，早轉比晚轉好，三四年即可過渡。」

11月21日武昌會議
現在有的人吹得太大了，我看不合事實，沒有反映客觀實際。社會主義建設我們沒有經驗，蘇聯建設社會主義已搞了41年，我們才搞了9年。現在一吹，吹得那麼厲害，想當先鋒，這不是頭腦發昏？人有老中青，水有溪河湖海，事情都有一定的度量，有相對的規律性，從量變到質變要有一個過程，不能隨意說過渡就過渡。從社會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不但要具備有物質條件和精神條件，而且還要有國際條件，這是不以人們意志為轉移的。

人民公社還是要議一下，總得有那麼個決議，或者搞個指示。杜勒斯、蔣介石他們都說，我們不搞人民公社還不會亡，一搞這個東西，就一定會亡。你不要說他沒有道理。總有兩個可能性，要麼亡，要麼不亡。我腦子裡頭一直在考慮這個問題。人民公社究竟怎麼辦才好？經過這次討論，如果是多數人，比如十個人裡頭有六、七個人，都說那個辦法比較好。

我再一次唱個低調，把腦筋壓縮一下，把空氣變成低調空氣，先搞少一點，如果行，有餘力，情況順利，再加一點。這有點潑冷水的味道，右傾機會主義了。不要務虛名，而得實禍。現在要減輕點任務，水利建設，去冬今春全國搞500億土石方，而今冬明春要搞1900億土石方，多了三倍。還有各種各樣的任務，鋼、鐵、銅、鋁、煤炭、運輸、加工工業、化學工業，需要多少人力財力，這樣一來，我看，中國非死一半人不可，不死一半，也要死三分之一，或者十分之一，死5000萬人。死5000萬人，你的職不撤，至少我的職要撤，頭也成問題。要不要搞那麼多，你多了也可以，以不死人為原則。你們一定要搞，我也沒有辦法，但死了人不能殺我的頭。明年3000萬噸鋼（北戴河會議決定1959年鋼產量為2700—3000萬噸——筆者注）。究竟要不要定這麼多？搞不搞得出？要多少人上陣，會不會死人？這次會議要唱個低調，把空氣壓縮一下，胡琴的弦不能拉得太緊，有斷弦的危險

恐怕明年2700到3000萬噸難於辦到，我們是不是可以的，你打我通是可以的，但是，你得打我才能通，你得說我才能服。你們現在說的那些根據我還不能服，我不僅要做機會主義，我已經是機會主義，我就是站在機會主義的立場上，為此而奮鬥，不牽累別人，將來算起賬來的時候，不打你們，打我。因為我在這裡反冒進，以前別人反我的冒進，現在我反人家的冒進。

在武昌會議決議中加入以下話：無論由社會主義的集體所有制向社會主義的全民所有制過渡，還是由社會主義向共產主義的過渡，都必須以一定程度的生產力發展為基礎。我們既然熱心於共產主義事業，就必須首先熱心於發展我們的生產力。首先用大力實現我們的社會主義工業化計劃，而不應當無根據地宣布農村人民公社立即實行全民所有制，甚至立即進入共產主義等等。
  

11月
找吳冷西談話：

做新聞宣傳工作的記者和編輯，看問題要全面，要看到下面，又要看到側面，要看到主要方面，又要看到次要方面，要看到成績，又要看到缺點。這叫做辯證法，兩點論。現在有一種不好的風氣，就是不讓講缺點，不讓講壞話，不讓講怪話。任何事情都有兩面性，好的事情不是一切都好，也有壞的一面；反之壞的事情不是一切都壞，也有好的一面，只不過主次不同罷了。聽到人家說好，你就得問一問是否一點壞處也沒有？聽到人家說壞，你就得問一問是否一點好處也沒有？大躍進是好事，但浮誇風就不好。

做新聞工作無淪記者或編輯都要頭腦冷靜，要實事求是。下去採訪，不要人家說什麼你就報道什麼，要自己動腦子想想是否真實，是否有道理。　　「毛主席說到，『據一些省委反映，《人民日報》在大躍進中搞各省進度表（如水利工程完成土石方進度表），放『衛星』（糧食和鋼鐵的高產「衛星」）等報道方法，對各地壓力很大。結果你追我趕，大搞浮誇，這要引以為戒。

歸納為三個意見。說：

第一，要實事求是，報道時要弄清事實真象，不是新聞必須真實嗎？一定要查清虛與實，是虛誇、作假，還是真實、確實。新聞報道不是做詩寫小說，不能憑想象虛構，不能搞浪漫主義。

第二，現在要下明礬，把混亂的思想加以澄清。聽說《人民日報》有一篇社論講人民公社從集體所有制過渡到全民所有制時把時間縮短了，說三、四年，四、五年就行了，不要北戴河決議上寫的『或者更長一些時間』那半句話了。那半句話是我加上的。當時的想法是謹慎一點好。現在看來還是太急了。你們刪去那半句話就更急了，不知是聽了那一位政治局委員的意見。

第三，我在成都會議上就曾說過，不要務虛名而得實禍，現在就有這個危險。杜勒斯天天罵我們，說明他恐慌，害怕我們很快強大起來，美國人會想到是不是對中國發動預防性戰爭。這對我們不利。何必那樣引人槍打出頭鳥呢？何況我們的成就中還有虛誇成分呢！即使真的有那麼的成績，也否要大吹大擂，還是謙虛一點好

新華社和《人民日報》，記者和編輯頭腦都要清醒多開動自己的腦筋，獨立思考，不要人云亦云，隨聲附和。要調查，追根到底。要比較，同周圍比較，同前後左右比較，同古今中外比較。唐朝有位太守，他審理案件，先不問原告和被告，而要先了解原告和被告周圍的人和環境，調查好了才去審問原告和被告，這叫做勾攤法，也就是比較法。記者和編輯要學會這種調查研究的工作方法，其實這也是思想方法，是實事求是的方法。記者，特別是記者頭子』——這時毛主席指我說，『像你這樣的人，頭腦要清醒，要實事求是。

現在宣傳上要轉，非轉不可。如果不轉，《人民日報》就有變成中央日報的危險。
對於毛澤東說宣傳上要轉，不轉就變成國民黨《中央日報》的意見。劉少奇說：『不能馬上轉，不能全面轉，而是要逐步轉。』

1959年3月第二次鄭州會以
從去年9月人民公社成立后，颳起了一股「共產風」，主要有三條：一是窮富拉平，二是積累太多，三是豬、雞、鴨、（有的部分，有的全部）無償歸公社，還有部分桌椅、板凳、刀、鍋、筷等無償歸公社食堂，還有大部分自留地歸公社……。這樣一來，「共產風」刮遍全國。無償佔有別人勞動成果，這是不允許的。我們對民族資產階級的生產資料都還採用贖買政策，怎麼可以無償剝奪農民的勞動成果呢？這樣做，實際是搶產，沒給錢，不是搶是什麼？這樣下去，一定垮台！

我代表1000萬隊長幹部，五億農民說話，堅持右傾機會主義（按：當時如果誰反對劉少奇推行的「共產風」就被他們批判為右傾，所以毛澤東這樣說——筆者注），貫徹到底，你們不跟我貫徹，我一個人貫徹，直到開除黨籍，要到馬克思那裡告狀！
  

4月29日上海會議
發布了致六級幹部的公開信。

省級、地級、縣級、社級、隊級、小隊級的同志們：

我想和同志商量幾個問題，都是關於農業的。

第一個問題，包產問題。南方正在插秧，北方也在春耕。包產一定要落實。根本不要管上級規定的那一套指標。不管這些，只管現實可能。例如，去年畝產只有三百斤，今年能增產一百斤、二百斤，也就很好了。吹上八百斤、一千二百斤，甚至更多，吹牛而己，實際辦不到，有何益處呢？又例如，去年畝產五百斤的，今年增加二百斤、三百斤，也就算成績很大了，再增上去，就一般說，是不可能的。

第二個問題，密植問題。不可太稀，不可太密，許多年青幹部和某些上級機關缺少經驗，一個勁兒要密植，有些人竟說愈密愈好。不對，老年人懷疑，中年人也有懷疑的。這三種人開一個會，得出一個適當的密度，那就好了。既然要包產，密植問題就得由生產隊、生產小隊商量決定。上面死硬的密植命令，不但無用，而且害人不淺。因此，根本不要下這種死硬的命令，省委可以規定一個密植幅度，不當作命令下達，只供下面參考。此外，上面要精心研究，到底密植程度以何為好，積累經驗，根據因氣氣候不同，因地點不同，因土、肥、水、種等條件不同，因各種作物的情況不同，因田間管理水平高低不同，做出一個比較科學的密植程度的規定，幾年之內達到一個實際可行的標準那就好了。

第三個問題，節約糧食問題。要十分抓緊，按人定量。忙時多吃，閑時少吃，閑時半干半稀，雜以蕃薯、青菜、瓜豆、芋頭之類。此事一定要十分抓緊。每年一定把收割、保管、吃用三件事（收、管、吃）抓得很緊很緊，而且要抓得及時，機不可失，時不再來。一定要有儲備糧，年年儲一點，逐年增多，經過十年八年奮鬥，糧食問題可能解決。在十年內，一切大話、高調切不可講，講就是十分危險的。須知我國是一個有六億五千萬人口的大國，吃飯是一件大事。

第四個問題，播種面積要多少的問題。少種高產多收的計劃，是一個遠景計劃，是可能的。但在十年內不能全部實行，也不能大部實行。十年內，只能看情況逐步實行。三年以內，大部不可行。三年以內，要力爭多種，目前幾年的方針是：廣種薄收與少種多收的高額豐產田同時進行。

第五個問題，機械化問題。農業的根本出路在於機械化。要有十年時間，四年以內小解決，七年以內中解決，十年以內大解決。今年；明年、後年，這三年內，主要依靠改良農具，半機械化農具，每省每地每縣都要設一個農具研究所，集中一批科學技術人員和農村有經驗的鐵匠、木匠，收集全省、全地、全縣各種比較進步的農具，加以比較，加以實驗，加以改進，試製新式農具。試製成功，在田裡實驗，確實有效，然後才能成批製造，加以推廣。提高機械化，用機械製造化學肥料這件事，必須包括在內，逐年增加化學肥料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

第六個問題，講真話問題。包產能包多少，就講能包多少。不講經過努力實在做不到而又勉強講做得的假話。各項增產措施，實行八字憲法，每項都不可講假話。老實人，敢講真話的人，歸根到底，於人民事業有利，於自己也不吃虧。愛講假話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總是吃虧的。應當說，有許多假話是上面壓出來的。上面，一吹，二壓，三許願，使下面很難辦。因此，幹勁一定要有，假話一定不可講。

以上六件事，請同志們研究，可以提出不同意見，以求得真理為目的。我們辦農業、工業的經驗還很不足。一年一年積累經驗，再過十年，客觀必然性可能逐步被我們認識，在某種程度上，我們就有自由了。什麼叫自由？自由就是對必然的認識。

同目前流行的一些高調比較起來，我在這裡唱的是低調，目的在真正調動積極性，達到增產目的。如果事實不是我講的那樣低，而達到了較高的目的，我變為保守主義者，那就謝天謝地，不勝光榮之至。
  

1959年6月
58年講話后，《人民日報》和新華社並沒有很好的貫徹執行， 1959年6月，毛澤東責成主管宣傳口日常工作的中央書記鄧小平和彭真，要他們立即研究宣傳工作如何轉向的問題。
6月14日，根據毛主席的意見，彭真同志召集書記處會議（鄧小平同志摔傷了腿，住院治療），討論宣傳工作怎樣轉向問題。經過討論，最後決定由胡喬木、周揚和我準備一個文件，書記處再研究決定。我們起草了一個關於宣傳上如何轉向的問題通報（草案），17日彭真同志再次召開書記會議，討論這個通報（草案），作了一些修改後，準備以中央名義下發。彭真同志將修改後的通報送給劉少奇同志審批，劉少奇同志認為通報本身沒有什麼問題。但此事關係重大，需要毛主席召來政治局會議時通過。

6月20日政治局會
批評浮誇風和高指標之後，轉而談到宣傳問題時，指出：現在宣傳上要轉，非轉不可』，『如果不改，《人民日報》就有變成中央日報的危險，新華社也有變成中央社的危險…公開的宣傳，不論新華社或《人民日報》或廣播電台都要來一個轉變，不能像目前這樣不顧左右而言他。
  





看完以上毛澤東和主持工作的一線領導在這個時期說的話，做的事情就可以看出來，浮誇風究竟是怎麼颳起來的。毛澤東在這裡起了什麼作用。都是明白人，貧道也不再分析了。　　

　 　

從道理上講，「浮誇風」來自「高指標」，高指標來自「窮過渡」。也就是說，由於劉少奇為了在幾年內「實現共產主義」，一方面把農村經濟組織調整為一種准軍事化的供給制體制，一方面聲稱會在很短時間超英趕美，並且在報紙上報道「衛星」指標，造成為了達到這個指標的浮誇風。浮誇風是個正反饋體系，你的衛星高，我只能比你還高，我放的高了，第三個只能更高。只要報道衛星，就等於讓大家比著放了。最後形成餓死人，主要與窮過渡與浮誇風有關。　　

　 　

中國是個自然災害頻發國家。地上一條世界含沙量最大的黃河，天上是西北冷空氣與西南暖濕氣流交匯形成降水（不像美國和歐洲主要是一個大洋來的氣流），今年西北冷空氣強了，降水就在南方。明年印度洋阿拉伯海的水汽足了，就下在黃淮海。因此，古代中國三年兩災。因此，中國很早就形成了救災機制。這個機制包括三個部分。首先是中央政府賑災。世界上只有中國古代皇帝每年都留有足夠就在錢糧。一旦某地受災，一是賑災，而是減賦。救災是中央政府一件大事。第二是親友救濟，窮幫窮富幫富，隨便調劑一下總不至於馬上餓死人。第三是國家組織災民到受災輕的地方逃荒要飯，古代叫「就食」。正是這三個機制，中國並不容易餓死人。　　

　 　

但是，窮過渡一下子堵住了兩個口子。各家的都沒有了儲備糧，甚至連鍋都砸了，誰救濟誰？其次，軍事化組織使逃荒要飯難度很大，就算跑出去了，別的地方也是食堂制，給誰要？而浮誇風堵住了第三個，也就是最重要的口子，就是賑災。信陽事件就是典型，更吹出1959年糧食增產那麼多，怎麼好意思接著就報災荒？於是，在儲備糧根本存在餓死人可能情況下，沒有發放。餓死人有7天就夠了！　　

　 　

這就是為什麼當時會有餓死人現象。　　

　 　

看完上面的表，會發現毛澤東早就看出了問題，而且早就試圖糾正，而且一是批判窮過渡，二是批評浮誇風，還能抓住解決問題的要點——人民日報和宣傳口徑。但是，問題照樣發生了。毛澤東有責任沒有呢？貧道看也不能說沒有。毛澤東的責任就是過早交班。1949年中國革命結束了，1953年反帝任務結束了，1956年社會主義改造任務結束了，剩下的就是建設了，而且第一個五年計劃執行得很順利。這就讓毛澤東覺得現在的夥計們還行，讓年輕點的早點接手對長遠有好處。這就造成劉鄧二人急於表現他們能力的狀況，於是一下子變得極左起來。最主要的是，這倆人沒有自知之明，自以為方向問題是把握的住的，操作層面更不用說。加上周總理在1957年反冒進被批評，能力受限制后，這倆人算不知道自己是誰了，以為要出劉克思，鄧格斯了。因此，他們基本屏蔽了毛澤東對中央工作的干預渠道。因此，毛澤東實際是無能為力的。　　

　 　

毛澤東1958年4月就意識到高指標和浮誇風有苗頭，指示吳冷西把他要求實事求是，降低調子的意見告訴書記處和宣傳部門領導。但是宣傳部長陸定一竟然說「夏天太忙秋天再說」。9月派田家英等調查后，毛澤東發現窮過渡危害很大，於是10月，11月連續召開中央全會的方法以進行糾正。而且再次對吳冷西說，在窮過渡、高指標、浮誇風三個方面調子都要轉。這可是秋天了吧。結果彙報時劉少奇一句「不能馬上轉，不能全面轉，而是要逐步轉」。不全面轉也要指出來那部分轉吧，逐步轉也該有個步驟安排呀。結果都沒有，繼續拖到1959年，指標還高得嚇人，窮過渡一點不變，浮誇風照刮不誤。於是毛澤東3月、4月連續召開第二次鄭州會議和上海會議，以至於不得不用「公開信」方式來推行自己政策。一直到1959年6月14日書記處才第一次開會研究1958年4月毛澤東要求「轉」的問題。整整拖了14個月！而這正是最關鍵的14個月。都說毛澤東專制，帝王思想，霸王作風。別說霸王了，就算一個董事長也不能被這樣冷落呀？　　

　 　

共產黨的老幹部經常說，中國革命離不開毛澤東。歷史證明，中國革命凡是離開毛澤東領導的時候，要麼失敗了，要麼損失慘重。凡是毛澤東領導的時候，革命就順利，就能從絕境中走出來。其實，大躍進的例子依然在證明這一點。　　

　 　

在革命戰爭中，在中國人為了獨立和解放的鬥爭中，毛澤東不領導的時候，成千上萬的人死了。一次渡湘江，紅軍就死了4萬多將士。國民黨與日本硬拼的時候，上百萬將士戰死。蔣介石渡了論持久戰後，才懂得仗怎麼才能打贏，八路軍也才能從幾萬人打到上百萬人。也可以說，中國離開了毛澤東會死人，會死很多的人，上百萬上千萬的死。在中國革命時期，這是用血換來的教訓。建設時期不是這樣嗎？想象把大躍進變成窮過渡就知道了。一樣會死人的！　　

　 　

但是，為什麼我們都認為大躍進和餓死人是毛澤東做的孽呢？這除了七千人大會上劉少奇使壞以外，1959年廬山會以彭德懷質疑大躍進期間錯誤被打到，是個重要佐證。蘇小康那本書，起的作用不小。說不清楚這些問題，一樣會心存疑慮。　　

　 　

其實，即使蘇小康的書也有自己說不囫圇的地方。毛澤東上廬山是為了解決窮過渡、浮誇風等左的問題的，這一點連右派也承認。但是僅僅因為彭德懷提了點意見，毛澤東就突然把反左改成反右了嗎？假如毛澤東真的這麼輕率，這麼沒個正性，中國革命經歷了那麼毛澤東主持的事情，怎麼會成功呢？誰想過這些問題呢？　　

　 　

當然，貧道也不知道廬山當時究竟發生了什麼，和蘇小康知道的差不多。但是貧道比蘇小康多知道一個事情，就是一些最知情人的回憶。　　

在彭德懷意見書被毛澤東當作會議資料批轉為會議材料，在全會基本按照既定的糾正浮誇風、窮過渡初衷進行萬以後。李銀橋回憶：「……回到住處，毛澤東本是吩咐我們收拾東西，準備散會走人。是有些領導同志不幹了，提議解決彭德懷的問題。當天晚上，我便正式得知不下山了召開中央全會，……」「毛澤東沒有參加中央全會。會議吵得很厲害，吵得聲音很大。吵聲傳來，毛澤東睡不著覺，他睡不著覺是要發脾氣的，叫我去看看。我跑步去了，見許多人同彭德懷吵。回來學一遍舌。毛澤東發火了，寫了批示。中央全會期間，在毛澤東住的房子里，開了幾次政治局會議。……政治局討論決定：只免去彭德懷國防部長職務、軍委副主席職務，仍保留政治局委員和副總理職務。生活待遇不變。」（權延赤：《走下神壇的毛澤東》）　　

當然，只要當年的材料不解密，所有的細節和過程只能猜測。但是，有幾點基本是可以確定的。　　

首先，彭德懷的意見書是對著誰的，這一點毛澤東也知道，彭德懷也知道，其他參加會的人同樣心裡明鏡似的。因為他們都參加過兩次鄭州會會議，武昌會議，南寧會議 ，上海會議。　　

其次，毛澤東在批轉彭德懷意見書後，並沒有任何否定已經就準備收拾行李下山了，是其他人先挑起批判彭德懷，毛澤東是被「捲入」這場鬥爭的。　　

第三，還有一些現在被披露的資料：　　

8月1日預備會上對彭德懷說：「我66歲，你61歲，我快死了，許多同志有恐慌感，難對付你，許多同志有此顧慮。」（李銳：《廬山會議實錄》，第193頁） 　　

「1965年10月，毛澤東同志在彭德懷同志出任大三線副總指揮前，和他談了話。毛澤東說：『我們共事幾十年了，不要廬山一別，分手到底。』我們都是六七十歲的人，應當為後代多想事、多出力。廬山會議已經過去了，是歷史了，現在看來，真理可能在你一邊。對你的事，看來是批評過了，錯了，等幾年再說吧，但你自己不要等，要振作，把力氣用到辦事情上去。』」（《中華人民共和國大事記》<1949—1980)第122頁）　　

這些資料與毛澤東批左為初衷，轉發彭德懷意見書，已經準備下山的資料是一致的，是可以聯繫起來的。　　

只有一點只能推測，就是毛澤東為什麼會在廬山批判了彭德懷而不是支持彭德懷解決劉少奇等人問題。關於廬山會議，張宏志和黎陽最近的文章的推測比貧道周延的多了。況且貧道不喜歡猜測。　　

過節呢，今天就聊到這裡。明天再接著數落。　　

　 　

補充一點，文革期間，毛澤東給江青的信中有一句話，就是「人貴有自知之明」，我老爸經常用這句話教導我，只要我稍微有點非分想法這句話就來了。後來都說毛澤東這句話是說給江青、林彪的。可能吧。但就算是說給江青、林彪的，也一定是從劉鄧的事情上想到的。　　

　 　

確實，自知是最難的。沐猴而冠，就以為自己是孫大聖了，這種人還是多。

11月21日武昌會議
現在有的人吹得太大了，我看不合事實，沒有反映客觀實際。社會主義建設我們沒有經驗，蘇聯建設社會主義已搞了41年，我們才搞了9年。現在一吹，吹得那麼厲害，想當先鋒，這不是頭腦發昏？人有老中青 ...
雲海暖流 發表於 2009-8-18 19:55

看來老毛是在廬山會議也保不了彭德懷過關，還附和著劉鄧，說朱德批判老彭是隔靴搔癢，說老彭裡通外國的罪永遠不能反案，眼睜睜看老彭被打上了反黨。在
文革也保不了彭德懷，眼睜睜看老彭被折磨至死。而為老彭平反是只能讓老鄧來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