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憲忠： 對政府腐敗的理性解讀

任何國家的國民大眾都渴望能夠擁有一個執政為民的政府機構和官員群體，但任何國家的政府機構活動和官員群體行為又都與國民大眾的發展要求之間存在著某種程度的偏離或背離，或者說各國都普遍地存在著某種程度的政府腐敗現象。因此，各國政府模式的差別不在於是否存在腐敗現象，而在於其腐敗現象的規模和性質，在於由制度設計給定的政府官員與國民大眾關係的背離或偏離，最可怕和糟糕的是兩者之間關係的根本對立。有效治理因兩者關係扭曲而引致的各種政府腐敗現象，既是古往今來世界各國政府創新改進的核心要義，也是國民大眾和諧發展的根本訴求。從制度經濟學的視角考察公共物品交易活動中的商業欺詐行為，進而理性解讀「政府腐敗」四個中文漢字所蘊含的內在含義，對發展中國家有著極其重要的發展意義。
     
           一、公共物品交易中的商業欺詐
   
    　　有國家就有政府，因為政府是國家和社會的管理機構。既然如此，政府就擁有管理社會和支配資源的各種強制權力(power)。但社會是由公眾構成的，是公眾繳納的稅金養活了政府官員，並承擔了政府運行的所有費用，老百姓把他們交給國家的稅金作為交易價格而支付給了政府，所要購買和消費的就是政府官員執政為民的這類政府公共產品服務。我們有充分的理由而認定，公共產品雖然不具有排他性、競爭性和增加一個消費者其邊際成本為零的特徵，但公共產品不具有免費供應的經濟特徵，其生產和提供有著很高的稀缺成本和很大的資源代價，在宏觀層面上也具有憲法合約性和經濟交易性，因而也存在著商業欺詐的可能性。
   
    　　國家是經營管理整個社會的「超級企業」，[1]政府是生產和提供公共服務產品的「廠商組織」，官員是公共服務產品的 「推銷者」或「售賣者」，老百姓是公共服務產品的「購買者」或「消費者」，稅金是公共物品的「市場交易價格」，政府官員與社會大眾之間的交易對象是「為人民服務」之類的公共產品服務。因此，政府理應為社會大眾服務，政府官員自然也就成為社會大眾的公僕。政府官員與社會大眾的關係在本質上是委託——代理關係，也就是說，社會大眾是委託人，而政府官員則是代理人，政府官員受社會大眾的委託來管理社會。組織化的國家即政府機構特別是人格化的政府機構即官員這樣的社會權力群體，理應盡職盡責地為老百姓做好事，做到想做好事、能做好事、做成好事。
   
    　　但是，從古至今世界上的絕大多數政府並不必然為社會大眾服務，其官員經常地利用人民賦予的權力來謀取自己的私利，政府也經常袒護它的官員，人民的合法權利(right)經常受到官員權力的騷擾,也就是權不為民所用，心不為民所系，利不為民所謀。當出現了這種情況時，我們就說有了政府腐敗。
   
    　　在老百姓按照政府預先制定的公共物品交易價格———稅種和稅率而交納了「商品貨款」——稅金后，政府卻向百姓交付了坑民、害民和擾民之類的「腐敗產品」，在實質上就是「商業欺詐」，並必然導致公共物品服務交易在買賣雙方之間的非常不對稱和政治市場的極端紊亂。當這種商業欺詐達到「規模經濟狀態」並持續一定時間時，就會引發整個公共物品服務市場體系的崩潰、倒塌、斷裂和毀滅之類的政治動蕩發生，其動蕩程度與腐敗程度成正相關。腐敗是對官員有利而對百姓有害的事情，而且由大面積的高度腐敗所引致的社會動蕩成本或政治危機費用最終也是由百姓全部承擔或買單。因此，百姓既痛恨政府官員腐敗，更害怕社會動蕩發生。
   
    　　政府腐敗的政治含義是官民對立，其法律含義是權力侵害權利，其市場含義是商業欺詐，其經濟學含義是存在道德陷阱，其管理學含義是信息不對稱。可以肯定，有國家就有政府，而有政府就有腐敗，就存在「政府失靈(government failure)」，這不是什麼稀罕的事情，可以理解為政府常態。政府所具有的支配公共資源的超壟斷權力特徵與政府官員的經濟人特徵結合在一起，內在地蘊含了各種腐敗的潛在巨大可能性。
   
    　　我們都經常與政府打交道，政府應當做什麼我們也都知道，政府也應當是我們所熟悉的東西。但政府是籠統的，而官員則是具體的，政府官員的行為在很多情況下也真是讓人有些難以琢磨：我們著實有些看不清，為什麼有些好官員為人民服務，有些壞官員為自己服務；我們確實摸不準，為什麼官員有時候好有時候壞，很多的官員晚節不保；我們常常感到揣不透，為什麼提拔的時候好好的，不久就變成了貪污犯；我們也為此弄不明，為什麼剛剛上任的政府高官，幾乎在轉瞬間就發現是巨貪；真是令人搞不懂，為什麼百姓已經繳納了公共物品的價款——稅金，而在交易公共物品時還要再另付一筆錢——送禮才能辦成事……很是令輿論嘩然、社會愕然和百姓憤然，這裡潛伏了太多太大的危險。
   
    　　當我們細心品味「政府腐敗」這四個中文漢字的時候，深感我們的先人在造這四個字的時候，也是挖空了心思的，設計得極為巧妙，已經為我們設計了一個非常科學合理並具有普適性的政府原則。或者是我們沒有意識到這四個字深刻的政治含義，或者是雖意識到但沒有做到，也或者是既沒有意識到也沒有做到。不管如何，反正是古今中外出現了大量的 「政府腐敗」現象。我們有必要看看「政府腐敗」四個漢字裡面蘊含了哪些對我們有啟發價值的政治信息，儘管這種做法看起來似乎有些牽強附會。
   
    　　二、如何分析政府的「政」字
   
    　　「政」字由「正」和「文」兩部分構成，其中的「正」就是品行端正、一身正氣、作風正派、正大光明、堂堂正正的意思，反正是不能走歪門邪道去做壞事，絕對不能去做那些對不起老百姓的事情。作為政府官員或公務員，你必須敬業盡職地為老百姓做些好事，這些好事就是你份內的事情。為人民服務的能力大小我們暫且不說，最起碼你應當心裡時刻想著僱用你的主人，儘力地想著去生產和提供「為人民服務」之類的公共產品。倒不是說像極左的政治家那樣要求他的臣民具有毫不利己、專門利人和無私奉獻似的政治覺悟、思想境界和崇高水準，而是說這是政府官員或公務員最起碼應當具備的職業操守和道德要求。百姓用稅金交了錢，你就應當及時給人家合格或優質的公共商品。如果政府官員或公務員缺乏一個「正」字，那麻煩可就大了。對老百姓來說，政府官員或公務員要麼是一群不能做任何事情的無德無才的「廢品」，要麼是一群非常能專門禍害老百姓的有才無德的「危險品」，既不是不禍害老百姓的有德無才的 「成品」，更不是能夠為老百姓做大好事的有德有才的 「精品」。「正」字對政府官員或公務員要求的是必須具備時刻想為人民服務的道德修養，更應該遵守國家法律，因為法律是道德底線和倫理下限。但是偏偏有些政府官員不上台便罷，只要一上台，就首先想著如何去干利用手中的權力，來謀取各種個人利益之類的尋租之事，既非法又缺德。就像房子是我的我就要收取房租，土地是我的我就要收取地租一樣，權力是我的我就要收權力租，於是就開始了一系列的尋租活動。什麼時候會停止尋租活動呢？就是被逮住的時候。但每到這時候又通常哭哭啼啼，一把鼻涕一把淚，後悔無窮，但為時已晚。因此我想，除了健全法制、嚴格選拔和加強教育之外，還有三個辦法可以使用：一是讓某位政府官員任職轄區的百姓對該官員的從政資格認定具有決定權；二是讓新聞媒體和輿論對該官員有無劣跡具有揭露權和監督權；三是建構新就職官員在就職前對轄區百姓的宣誓制度。這些方法雖然不可能根除官員腐敗的敗德行為，但能夠在一定程度上抑制和弱化官員的尋租活動。
   
    　　「政」字中的「文」就是要求政府官員或公務員要有文化修養，要具有才氣、才能和才幹，正而八經地接受過職務類別和職務層次所要求的文化教育和職業訓練，既要懂得技能性的自然科學，也要懂得管理性的社會科學。說得更通俗更清楚一些，就是要具備基本的系統知識和職業技能。不然的話，即使他們很願意賣力地提供為人民服務這樣的公共產品，但由於能力所限，也會心有餘而不足，也不可能做到很好地執政為民。我們何以評判政府官員或公務員的文化層次、能力才幹、系統知識、創新潛能和職業技能等狀況，其答案要點之一就是要看他們的學歷和學位。因為學歷和學位是最重要的人力資本信號，它反映了一個人的聰明等級和努力程度，任何一個聰明而不努力或努力而不聰明的人，或者既不聰明也不努力的人，都不可能獲得較高的學歷和學位。學歷和學位也反映了一個人的理想熱情和目標追求，一個不想做大事業的人或者一個沒有較高目標追求的人，也不會有動力去獲得更高的學歷和學位。擁有較高學歷和學位的人，不僅能夠從事簡單勞動，而且也更能從事複雜勞動。相反，沒有較高學歷和學位的人絕對不能從事任何具有科技含量的複雜勞動，而僅僅能夠從事簡單勞動。固然也存在「有水平而無文憑和有能力而無學歷」的人，而且還取得了很大成功，這樣的偶然性個別案例絕對能夠找得到，而且在芸芸眾生中還不止一個。但是，這類現象是非常偶然和極其個別的現象，屬於極小的概率事件。也就是說，有水平與無文憑之間以及有能力與無學歷之間，幾乎沒有任何科學意義上的必然聯繫，缺乏科學研究的相關度，沒有任何可檢驗的價值和含義，從這裡我們得不出具有任何科學普適價值的理論原則和政策含義。甚至我們完全可以說，在統計學上我們完全可以把此類事件置於忽略不計的地位。但是，偶然出現的諸如比爾蓋茨雖然學歷學位較低而極具創新成就的這類個別案例，在文化教育極不發達的國度里往往具有非常大的百姓交流價值和口頭談論意義，具有很「令人吃驚」的衝擊效果和宣傳效應，也很容易作為口頭信息在人們之間加以快速地相互傳遞。真是所謂的謠言千遍成「真理」。古今中外的大量可檢驗事件證明，在所有的成功者當中，雖無文憑但有水平和雖無學歷但有能力的人僅占極少數，相反，既有文憑又有水平和既有學歷又有能力的人卻占絕大多數。真正的必然聯繫是在有文憑與有水平之間以及有能力與有學歷之間，既有文憑又有水平以及既有能力又有學歷的人數，不知道要是雖無文憑但有水平以及雖無學歷但有能力的人的多少倍，這是真正必然意義上的大概率事件，只有從這種普遍聯繫的角度，我們才能找到普適性的科學研究價值和可檢驗性的推廣含義。如若不然，為什麼當代世界的所有國家都在努力普及基礎教育、奮力開展職業教育和大力發展高等教育，為什麼幾乎所有的人都想獲得正規的普通全日制高校的教育文憑和學歷，難道全世界所有的國家政府和全世界的人們都在長期地發昏嘛，毫無理性地把極其稀缺的國民資源配置在教育領域。我們絕對不能以個別代替一般、以特殊代替普遍、以偶然代替必然，極其遺憾的是很多權威性媒體長期地都在進行這種以點代面的誤導和以偏代全的宣傳。我們從科學發展觀的角度得出的結論是：文憑=水平、學歷=能力、學位=地位。
   
    　　中國人在古代發明的科舉制度，說到底就是對政府官員的文化要求和素質引導，也是國際社會公認的除造紙、火藥、指南針和印刷術之外，中國對人類文明的第五個重大貢獻。但是，令人可惜的是中國人發明的造紙技術在中國被用來製作迷信書籍、燒香拜佛和節日對聯之用，傳到西方后歐洲人用來製作學校培養人才的教科書；中國人發明的火藥技術被中國人用來製作結婚、送葬或節日使用的炮仗，傳到西方后被歐洲人用於推進工業化進程和開拓國際市場等活動；中國人發明的指南針定位技術被中國人用來辨風水、定宅基和看墓位，傳到西方后被歐洲人用於像西班牙人哥倫布1492年發現新大陸(7.96,-0.46,-5.46%)和葡萄牙人加馬 1498年發現印度那樣的遠程航海等活動；中國人發明的印刷術被中國人用來製作占卜算卦的黑色讀物和色情之類的黃色書籍，傳到西方后被歐洲人用於出版科學讀物和創辦發表學術論文的報刊雜誌之類的科技研發及知識傳承創新等活動；而中國人發明的科舉制被中國人用在僅限於文科的八股文寫作比賽和達官貴人選拔乘龍快婿的活動，傳到西方后被歐洲人用於大規模地發展基礎教育、義務教育、職業教育、高等教育和選拔政府官員或篩選國家公務員等人力資本的現代化運動。他們把市場化經濟、工業化進程、城市化運動、民主化政府、科學化管理和大眾化教育有機地結合在一起，掀起了一輪又一輪的現代化浪潮。這一系列的科技創新和制度變遷活動，造就了我們今天所能看到的一個又一個現代化發達國家，這就是西方崛起之謎。其中標誌人力資本最重要信號的學歷和文憑的貢獻率絕非一般，還可能居於首位。一般而言，具有較高學歷和學位的人，不僅願意和想著為老百姓做好事，而且也有能力或有可能為老百姓做好事，通常在事實上也為老百姓做成了一些好事情。西方發達國家之所以發達以及其國民生活水平之所以高於其他國家，其背後的重要支撐就是它們有著七八百年的高等學歷和學位教育歷史，而中國比清華大學更悠久一點的北京大學也僅僅建校於1898年，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才開始進行博士學位教育。
   
    　　中國人很聰明，在古代造字的時候，在一個「政」字裡面，就從政治方面對政府及其官員提出了基本的從政要求，認為在國家公共機構中工作的政府官員和公務員，要具備德才兼備的從政素質。如果能夠做到這兩點，就具備了一個好政府的基本要素。如果德才兼備的人能夠被選拔為政府官員和公務員，也從人格化和主體性的意義上表徵了制度方面不存在重大問題。
   
    　　三、如何思考政府的「府」字
   
    　　「府」字由「廣」、「人」、「寸」三部分構成。「廣」是廣闊、廣大、繁雜和很多的意思，既代表政府擁有很大很多很高很強的權力，也表明政府管了很多的事情。在現代社會中政府所管理的事情越來越多，政府對社會介入的程度也越來越深，政府所佔的比例越來越大，社會變得越來越小。也許是受到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大危機的「啟發」，或許是由於凱恩斯主義干預思想的影響，政府幾乎變成了一個無所不能的機構。不論是否故意，即使是壞事情，只要政府要做，並且打著「公眾需要」或「國家利益」的幌子，也往往能夠做成。 1993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美國著名經濟學家諾思認為：「沒有國家辦不成事，有了國家又有很多麻煩為了防止受到一個效率很高但想幹壞事的(集權)政府的危害，我們故意建立起一個效率低下的(民主)政治制度」。[2]
   
    　　老百姓有很多事情自己無法解決，需要政府機構提供很多優質高效的社會公共產品服務，例如保障國防安全、生產公共產品、維護社會公正、提供公共服務等。老百姓所支付的購買這些公共產品的價格就是他們按照法律所上繳給政府的稅收。但「政府是一群人——一些是被選上的，一些是被任命的，一些是被雇傭的……」，[3]確切地說是一群擁有權力的「人」，這些「人」就是我們現今所說的政府官員或公務員。他們必須擁有權力，沒有一定的權力去支配各種資源，就不可能為社會大眾做事情。天上不會掉餡餅，國防安全、法律公正、交易秩序、公共服務等公共產品也不是天上掉下來的餡餅，只有支配、使用和消耗一定的資源，才會生產和提供公眾所需要的各種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
   
    　　但是，政府官員有了權力也不一定就為老百姓做事情。這些擁有權力的「人」也是人，他們既是「政治人」，更是 「經濟人」。作為「政治人」，他們完全有可能具有權力欲，甚至個別人會成為統治狂，因而有可能過度地使用公眾賦予他們的公共權力，從而構成對老百姓正常生活權利的不合理擾動或攪動。作為「經濟人」，他們也有妻兒老小，也有人之為人的七情六慾，也有各種各樣的私利需要滿足，馬克思老人家就認為，「人們奮鬥的一切，都與他們的利益有關，」[4]他們也完全有可能利用手中的權力，通過化公為私而極大化地謀取個人私利。這些情況都是因權力過度使用而導致了權力侵害權利，政府官員的權力侵害了社會百姓的權利。因此就需要制定完善的法規，使政府官員只能在為百姓服務的合理邊界之內有分 「寸」地使用公共權力，以防止出現「權力侵害權利」和官員禍害百姓的不良現象。這就要求在政府中工作的人必須是能夠有分「寸」地使用人民賦予的公共權力的人，當他們面對支配資源的各種權力尋租誘惑時，能夠真正做到執政為民。如果不好的人在不好的制度下通過不好的路徑進入了公共機構，就必然會不好地使用公共權力而使百姓的生活不好，從而形成和出現不好的腐敗政府。
   
    　　政府自產生以來，從未出現過其權力太小或過弱的情形，總體上來說，都是權力過大。凱恩斯主義的理論體系簡直是在為虎作倀，這也是政治家們對其具有厚愛和偏好的根本原因所在。由有分寸地使用權力的人組成的政府，是企業家和百姓的上帝或天堂，而由無分寸地濫用權力的官僚階層組成的政府，則是企業家和百姓的魔鬼或地獄。如果政府及其官員擁有過度的政治權力，同時就意味著擁有過多的干預能力，通常情況下會濫用行政權力。在政府權力急劇擴張的同時，廠商和百姓的自由選擇權益必然會受到來自其政府「代理人」的外在排擠和強力壓縮，他們的權利將會大大縮水，其結果就是妨礙廠商的經營自主和百姓的行動自由。政府是否具有適度權力，官員能否有分寸地使用權力，說到底是一個民主與法制的制度安排問題，其主要的區別就在於是民主還是專制，是分權還是極權(集權)，是人治還是法治，是權力之上還是權利至上。如果沒有相當和相應的制度創新安排，民主、法制、自由、權利都將得不到任何保障。
   
    　　在現代全球化開放框架下，國家之間日趨劇烈的國際競爭，實質上是而且首先是政府之間的競爭，更確切地說是一種更為嚴峻的制度競爭。「對(越來越多的)交易成本產生影響的各種制度現在都服從於國家間的制度競爭。全球化影響著民族國家的制度體系。……在那些正在喪失競爭地位的國家裡，在那些正面臨著可移動資本、人員和企業凈流出的國家裡……遲早，會出現外部對國內製度發起挑戰的可能性。……全球化——在近幾十年內和整體上——仍然充當了推動國家制度演變的主要動力。這種演變的方向是更少對產權進行政治性再分配和更多的競爭自由。」[5] 對發展中國家而言，任何漸進性的改革和開放安排，都不可能真正擺脫路徑依賴型的巨大「發展陷阱」，當內部安排不能適應外部衝擊時，就必須重新反思和選擇新的「發展路徑」，就需要進行制度變遷方面的 「發展革命」。切記「君為舟也，民為水也；水能載舟，也能覆舟。」當企業家和百姓負擔不起他們為政府官員支付的「代理成本」時，當他們的權利被權力壓得喘不過氣來時，他們就會選擇不再用手投票，而是用腳投票，及時終止他們與政府的「公共物品」 交易。
   
    　　

　四、如何品味腐敗的「腐」字
   
    　　「腐」字由「府」和「肉」兩部分構成，「府」是指政府或官府，也就是指官員或公務員的辦公機構。古今中外的所有腐敗現象或案例，幾乎都是發生在與支配公共資源有關的領域，或者說是發生在財產權利模糊虛置和產權邊界不明晰的地方，都與政府行為或政府官員活動高度相關。腐敗總是發生在使用公共權力謀取私人利益和不負責任地揮霍公共資源的事情上。在私人財產權利非常明晰的地方，由於產權固有的稀缺性和排他性特徵，所有財產總是監護得非常有效，一個產權主體不可能任意支配另一個產權主體的財產，不可能採取不當方式去侵吞不屬於自己的東西,佔有和消費本來就屬於自己的財產更不能稱之為腐敗。如果要想得到屬於別人的東西，就必須採用合法的市場交易方式來完成，這就意味著必須付出足夠的交易成本，人們的行為就會變得極其謹慎。在私人產權極其明晰的領域，即使發生像企業家那樣的「道德陷阱」之類的「腐敗」現象，也大大小於政府官員支配公共資源的領域。因此，通常意義上的腐敗現象，總是指向政府活動的官方場合，有著特殊的政治含義。因此，腐敗的「腐」字總是與「府」字聯繫在一起。這也是為什麼幾乎所有的人都把吏治腐敗與法制腐敗視為最大的腐敗和一切腐敗根源的原因所在，官府的「府」很好地道出了腐敗的性質、原因、領域和特徵。
   
    　　重要的是一個「肉」字，戲猜大概有這樣幾種意思：或者是指魚「肉」百姓的不良行為，如行賄、受賄和索賄等權錢交易之類的尋租活動，因為官員是靠取自百姓的稅費來養活的。也可能是指官員的生活比百姓好，官員的碗里有「肉」吃，而且還往往不要花線買；而百姓的碗里沒「肉」吃，喝點殘羹剩汁還要花個大價錢。又可能是指官員高高在上，百姓只不過是沒有思想的一群「肉」體，因而需要官員來管理、控制、支配、統治和調教。更可能是指「肉」腐爛了以後所散發出來的臭味，沒有一個人願意聞到這種刺鼻噁心的味道，都想躲得遠遠的，誰也不願靠近。還可能是指色情「肉」欲，因為確實有一些政府官員以權謀色，張五常教授就曾坦率而幽默地說道：「幾個月前，在《新聞周刊》就腐敗問題作的一次採訪中，我說了一句現在被很多人知道的話：把一個漂亮女人放在我的浴室里，赤身裸體而又要求我不要激動，這是徒勞的。」[6]美人與權力打交道，自然是為了獲得巨額的 「漂亮收益」，一旦發現某位官員包二奶和嫖娼，或者與自己的下屬有染，或者接受了別人送來的美人「禮品」，就必然存在權色交易等嚴重的經濟問題。因為官員自己的合法收入無法應付這些色情開支，官員也在合適的條件下很難擋得住美色的誘惑。官員的色情消費必須使用公共資源才能夠進行支付，但幾乎所有暴露的官員色情腐敗事件都是由於交易衝突而引發的，而不是被政府監察機構所檢查發現的。這種情況幾乎成為一個社會公認的官場鐵律：政府官員一旦存在和出現色情問題，就必定存在經濟問題，腐敗與色情之間高度正相關。
   
    　　一個活靈活現的「肉」字與「府」字連接在了一起，而且是「府」在上而「肉」在下，極其生動形象，會令人浮想聯翩。既會使人想到很多案例和故事，也會想到很多隻幹壞事而不幹好事的政府官員，還會想到……反正能夠勾起你的無限遐想。我們可以想象，誰也不會願意有一個與「腐」字相關的政府來管理自己，但是當一個與「腐」字相關的政府頻繁出現和「持續發展」時，那些弱小而又分散的百姓通常又無法與腐敗的政府進行社會博弈。
   
    　　通常的情況是：百姓帶著一天的疲憊、困惑、徘徊、彷徨、沮喪和迷惘進入了希望的夢鄉，有時候夜裡做夢想得明天很精彩，但早晨起來卻發現自己新的一天仍然很無奈。於是就有了做官為宦的思想，於是就想在仕途上飛黃騰達，於是就想有朝一日自己也能夠像官員那樣風光無限，於是就有了當官的熱情、志向、抱負、願望和理想，而且做得越大越高越好，即使自己實現不了這個目標，也會拍著自己孩子的肩膀，諄諄地教導他們說：希望寄托在你們的身上。
   
    　　一旦這種權力本位而非權利本位或官本位而非民本位情況，達到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規模狀態，就會徹底地固化成了社會的風氣時尚或價值標準，就會成為全社會普遍遵守的行為規範和選擇取向，官本位而非民本位就會很自然地內化為一個國家和民族的文化傳統。在這種氛圍中，人們就會普遍趨於「搶租」和「尋租」，而不是「創租」，掠奪行為就會四處泛濫，機會主義就會肆虐盛行，敗德行為就會到處蔓延，整個社會就會毫無誠信、道德和法制可言。人們因此就不會願意從事能夠把國民經濟蛋糕多快好省地做大做好的創造性生產活動，而願意選擇分割國民經濟蛋糕的非生產性「搶租 」、「掠租」、「分租」、「偷租」、「尋租」等欺詐活動。官員權力總是具有分配性而非生產性或具有消耗性而非創造性的典型特徵，最大化地獲取租金的最好路徑就是為官從政和獲得權力，越是貧窮的國家就越是如此。因為在這樣的貧窮國家中，創租總是要耗費資源和時日，不如尋租來得更快，權力比權利更有效用，權力是支配和分配各種資源和國民福利的根本尺度。到了這時候，整個社會就不再會有什麼有價值有意義的創造性活動可言了，因為創租者冒著風險辛辛苦苦創造出來的租都被有權力的人搶走了，這樣的社會就會是一個租金耗散的社會。說到底，國民經濟蛋糕和社會持續進步首先是創造出來的，而不是分配出來的，固然分配對創造也有著巨大的推動或抑制作用。在尋租活動十分猖獗的社會中，創租活動得不到很好的激勵，尋租優勢群體與官僚特權階層總是同一部分人，任何試圖把尋租活動改變為創租活動的改革努力和社會轉型，都會變得異常艱難並富有風險。而且這種傳統會具有很大的發展慣性，這就是制度經濟學上所謂的「路徑依賴性」，也是發展經濟學上頻繁出現的一個 「發展陷阱」。
   
    　　本來嘛，社會分工是社會進步的動力，政府官員作為一種職業來存在和從事，是一件無可厚非的事情，利用手中的權力為社會和百姓做些有價值有意義的事情，也能較好地體現自己的社會價值，還可能會流芳百世。更何況人是萬物之靈長，管理人也是一種極其高深的學問和本領。但是我們對此既不可過褒，也不可過貶，只是以平常的心態來看待之就可以了。學而優則仕的真正含義是：只有學而優的人才可以做官，做官的人必須從學而優的人當中選拔，這是從學而優的群體中選拔「優質高效」的政府官員的制度安排。否則，如果學而劣則仕，政府官員就會成為社會大眾的公害。但決不能將學而優則仕理解為所有學習好的人都去從政做官，所有學而劣的人都去從事其他行當。但令人可怕的是發展中國家的人們都只是想做官，就連大學教授們也是如此，而不想從事其他職業，有志之士們都擁擠在為官從政的羊腸小道上，那麼這個社會就會變得非常可怕了。似乎是人們越是普遍貧窮就越是普遍地想做官，而人們越是普遍地想做官就會越是普遍貧窮，發展中國家在很大程度上陷入了一個由官本位主導的從政做官與普遍貧窮之間惡性循環的「劣性均衡陷阱」。我們對這種普遍現象的解釋性答案只有一個，就是官本位本身就是一種腐敗制度安排，就是一種壞制度而非好制度，因為只有從政做官才能夠富裕起來，是政治權力決定了收入分配格局，權力已經長期地演化成為分配標準或根本尺度。長期而普遍地過度崇尚政治權力是一種極壞的畸形病態現象，久而久之就會必然地導致這樣一種社會惡果：一部分人先富起來變成官員階層先富起來。權力真好，「江山」如此多嬌，引無數英雄競折腰。創造財富的權利之爭，就會演化成分配財富的權力之爭。
   
    　　我們可以想象，這種全民做官運動會導致多大的資源配置浪費，也會導致多少勾心鬥角的黑暗事情發生。這種社會博弈只能帶來一個負和結局，這就是人們所不願看到的全民腐敗和國家貧困。若要防止政府官員因「府」與「肉」的結合而導致的腐敗，單靠他們的個人從政修養還是不夠的，而且也不是主要的防護屏障，關鍵還是靠制度。包括民主選舉制度、法律懲處制度、輿論監督制度、信息透明制度、明晰產權制度、市場開放制度等。只有好的制度，才能長期有效地拒絕與「肉」字有關的各種誘惑，使政府廉政，使官員廉潔，使社會廉明。使壞人不可能混進政府機構，即使有少數人混進去了，也不可能有機會做壞事，更不可能有做好人難等「逼良為娼」的事情發生。
   
    　　五、如何解讀腐敗的「敗」字
   
    　　「敗」字由「貝」和 「文」兩部分構成。眾所周知，「貝」與錢有關，在貴金屬貨幣出現以前的貨幣史上，貝殼這種在海邊湖畔俯拾皆是的東西，曾經作為貨幣來使用，因此，中文當中的很多常用字詞都有「貝」的構成部分，如「貴賤」等。可以把「貝」理解為金錢之類的東西。而「文」則代表文化、文人和教育等。在中國的傳統文化中，文人一般都比較清高，有些大文人視金錢為糞土而不屑一顧，認為名節比金錢重要，在能夠維持家庭生活的前提下，強調淡泊於名利，而專心致志地去從事學術研究和教書育人。甚至把金錢與名利對立起來，試圖不讓教書育人的崇高文化與充滿銅臭的金錢結合在一起，認為只有如此，文化才能不被金錢所污染，社會才能獲得健康發展。這種觀點固然值得商榷，我們在此不做討論，只是說明古人造字的時候為什麼把 「貝」和「文」放在一起而構成 「敗」字。似乎古人造字的時候，也想把當時社會流行的東西在文字的間架結構上表現出來，這也是中國傳統文化經久不衰的魅力和原因所在。在中國的傳統文化體系中，人們一般認為，「武不畏死，文不為錢，社會則清明也」。意思大概是說，當兵的打仗不怕死，文化人不與金錢相結合，決定社會發展的文武兩道都能各安其業，並能和諧發展，這樣的社會肯定是一個清明的社會。武裝的士兵的任務是為保衛政權而去打仗，為一個為自己服務的好政府去打仗是值得的，因此就要不怕死。如果不得不去打仗的時候，士兵如果怕死，就意味著政府壞了，不值得去為它去死，所以就怕死了。更能說明社會發展情況的是文人所從事的文化事業，這是一個國家和民族的靈魂，尤其是鑄造棟樑之才的教育事業就更是如此。一個社會如果沒有了文化教育支撐其發展，國家將會出現大的麻煩，社會就會非常昏暗，還何談清明萬里的朗朗乾坤。而文人都是視金錢為糞土的，如果政府是好的，就會尊重和關心他們，他們就會衣食無憂，文人們就能夠專心致志地去做教書育人的這項最重要的工作，而不是去把主要的精力用來下海撈錢，他們也會感到很值得去為政權培養接班人。但是，如果那麼崇高而又堅守教書育人崗位的教書先生們，他們認為政府不好了，也不關心他們了，他們就會因為需要養家糊口而既沒有心思去教書，也會感到不值得去為這個不好的政權培養接班人，於是被迫無奈，就隨波逐流而下海撈錢為生吧。教書育人這樣關乎於子孫後代和千秋大業的重要事情，都沒有人願意幹了，被棄之了道旁，這個社會不就腐敗透頂了么。於是古人造字的時候就把 「貝」和「文」放在一起而構成 「敗」字。「敗」字在今天的意思很明確，在根源上「敗」的原因是因為長期而大面積的內外「腐」爛，因腐化而敗；在發展趨勢和過程走向上是一種衰敗，因衰竭而敗；在結果或結局上就是一種失敗，因失落而敗。我們既要科教興國，更要國興科教，國興科教是因，科教興國是果，國興科教比科教興國更重要更關鍵。最迫切的是把國興科教作為最重要的基本國策，使科學研究和文化教育成為太陽底下最為陽光燦爛的事業，從而成為最受人尊敬嚮往的事業，使人們在行為選擇時把科教作為最能促進社會健康發展和個人價值實現的首選序列。
   
    　　在現代知識社會中，創新浪潮此起彼伏，制度創新以及由此決定的知識創新和創新知識已經成為獲取核心競爭優勢的第一工具，也是國家和民族命運的決定因素。知識就是力量，創新就是財富，人才資源是最為寶貴的首要稀缺資源，而知識分子群體既是知識創新的主體，更是創新知識的能動載體。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在制度安排方面的核心要義在於，就是讓人才群體和知識階層先富起來，任何其他階層都雖具有先富起來的願望，但不具有先富起來的更好理由。
   
    　　現代國際競爭的核心首先是制度競爭，其次才是教育競爭和人才競爭，最後才是其他競爭。著名經濟學家張維迎教授就曾經精闢地說道：「……人才的競爭、科技的競爭，都是表面的，國與國之間的競爭核心是體制，是制度。如果一個國家的制度使得優秀人才都往外流，就非常有問題了。」[7]制度現代化以及由此決定的教育現代化和人的現代化，是遠比農業、工業、國防和科技現代化更具有決定意義的現代化，是所有現代化系統中最重要支撐和最關鍵構件。這三個現代化不僅是和諧發展的根本創新路徑，更為重要的還是一切和諧發展的終極目的。不可能存在比這還重要的事情，除非背離了科學發展觀的核心要義。
   
    　　六、結束語
   
    　　全球化帶來的制度競爭，使發展中國家的人們有可能在政府機構和公共產品方面，得以在開放中比較和選擇，並在選擇中模仿和創新。我們離不開政府，我們更需要好的政府，但絕對不能期望獲得沒有任何腐敗的政府。只有上帝是不腐敗的，但上帝又是不存在的，或者遠離我們生活的現實世界。在我們現實世界中，因為政府擁有各種強制性壟斷權力，權力與腐敗之間存在著高度正相關的必然聯繫，因此，政府腐敗是普遍發生的事情，具有某種必然性。正如美國著名管理學家彼得•德魯克 (Peter F.Drucker)所言：「政治學的一條公理就是：任何人，不管他多麼善良、多麼聰慧或明智，一旦擁有了不受控制的、不負責任的、不受限制的或無法合理確定的權力，便必然會迅速變得獨斷專行、冷酷無情、毫無人性和反覆無常，即必然會馬上變為一個暴君。」[8] 通過民主與法制等領域的制度創新安排，弱化和限制政府權力，監督和懲處不好的官員，我們就有可能得到一個雖然存在著某些腐敗，但我們可以容忍的政府，可以不炫耀權力和不故意做壞事的政府，我們可以為這樣的政府支付得起委託代理成本，這樣的政府基本上能夠做到把購買和消費公共產品服務的消費者——企業家和百姓視為上帝。在現實生活中，既不可能得到完美的政府與不完美的官員之間的公共組合；也不可能得到不完美的政府與完美的官員之間的公共組合；更不可能得到完美的政府與完美的官員之間的公共組合；僅僅能夠得到不完美的政府與不完美的官員之間不盡完美的公共組合，關鍵在於不完美的程度。問題在於如何使不完美政府與不完美官員兩者結合的恰到好處，盡最大可能將不完美政府和不完美官員的負面效應降至最小，而不是疊加至更大，將二者的正面效應疊加至更大，而不是抵消至更小，這正是現代民主政體中內含的「哥德巴赫難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