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相：《紅燈記》是江青一手抓出來的嗎？

1964年9月，江青交給時任中宣部副部長兼文化部副部長的林默涵一個滬劇劇本《紅燈記》，建議改編成京劇。中國京劇院副院長、總導演阿甲接受了改編任務。

《紅燈記》公演后，江青對劇本及演出百般挑剔，導致《紅燈記》一改再改。同時，江青不斷發動對阿甲的批鬥，否定他的勞動成果並宣布其為反革命分子，押入幹校進行改造。

江青為什麼要這樣做呢？阿甲認為，江青死死抓住《紅燈記》不肯放手，原因其實很簡單，那就是為自己政治上進行「原始資本積累」，《紅燈記》是江青這種「積累」中所挖的「第一桶金」。

江青知道，要想達到自己的目的，她沒有任何的政治資本。建國前她沒有經過二萬五千里長征，也沒有到前線去打過仗，更無所謂戰功。別說是與那些戰功赫赫的開國元勛相比，就是與高層領導的夫人們相比，她也沒有鄧穎超等一批黨內女中豪傑的資格與資本。建國后她一不懂經濟，二不懂建設，唯一一點就是曾經唱過京劇，演過電影，所以她不得不把自己的「寶」押在這上面。

其實在1962年前後，江青對於現代京戲並沒有興趣，當時中國京劇院想將話劇《迎春花》移植成現代京劇，江青知道后不但不支持，反而給以否定了。

與此相反，曾經演過傳統京劇的江青對於古裝戲卻情有獨鍾。江青為什麼後來又來了一個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彎呢?

1963年9月，毛澤東在中央工作會議上指出:「戲劇要推陳出新，要出社會主義之新，不應推陳出陳，光唱帝王將相、才子佳人和他們的丫頭保鏢之類。」

12月12日，毛澤東為中共上海市委第一書記柯慶施的一個報告寫了批示:「各種藝術形式——戲劇、曲藝、音樂、美術、舞蹈、電影、詩和文學等等，問題不少，人數很多，社會主義改造在許多部門中，至今收效甚微。許多部門至今還是『死人』統治著……至於戲劇等部門，問題就更大了。社會經濟基礎已經改變了，為這個基礎服務的上層建築之一的藝術部門，至今還是大問題……許多共產黨人熱心提倡封建主義和資本主義的藝術，卻不熱心提倡社會主義的藝術，豈非咄咄怪事。」

根據毛澤東的指示、政治局委員烏蘭夫提出明年(1964年)在北京舉行全國京劇現代戲觀摩演出大會的建議，很快得到了採納。

江青作為第一夫人，長期以來幫助毛澤東從事整理文件的工作，隱性地位很高。由於「得天獨厚」的條件，毛澤東對於文藝界的一系列指示和烏蘭夫的建議江青很快就知道了，她感到這正是自己大出風頭、「建功立業」的好機會。

阿甲等劇組人員對於《紅燈記》的改編成功，使江青見「桃」眼開，但又不便強奪，於是就隨心所欲地橫加挑剔，數百次地改來改去。美其名「千錘百鍊」，目的仍是削弱原改編者的影響，凸顯她自己的作用和影響，這就是江青不斷實施的「《紅燈記》戰略」。

關於江青對《紅燈記》的「指示」，是所有「樣板戲」中最早也是最多的。這些「指示」的一個中心，就是她曾為這部現代京劇「嘔心瀝血」。江青在對「樣板戲」《智取威虎山》作指示時就說:「《紅燈記》這個戲走了彎路，弄成了畸形，光剩下李鐵梅，把李玉和給砍掉了……建議他們改，也不願改，阻力很大。」

1965年6月1日，江青在給雲南省京劇團的「指示」中自吹自擂地說:「為了使《紅燈記》的思想性、藝術性比較統一，比較高，我是付出了很大的代價的。因為京劇院的同志都是搞老戲的，他們本身既缺乏工農兵的生活經驗，缺乏革命鬥爭經驗，所以他們不能接受我的意見。」1968年9月16日，當《紅燈記》已取得了社會的認同並引起強烈反響之後，江青就將阿甲點名為「阿甲是個叛徒，也可能是個特務。要徹底打倒他，他就把這戲搞成修正主義的」。

江青講這些話的時候，阿甲已被剝奪了發言權，因此人們聽到和看到的，都只是江青的一面之詞。加之在那個特殊的年月，江青利用手中控制的強大輿論工具，在全國上下大造輿論。所以多少年以來，人們還存在著許多錯覺，認為《紅燈記》是江青一手抓出來的。

那樓主的意思是除了《紅燈記》，其它七個樣板戲都是江青抓出來的，是不？

八個大規模的戲劇表演，單憑組織能力這一條，說江青是總導演我認為一點都不過分。你可以說那時除了她誰還能搞，可事實就是江青搞了而且還搞成了，並且搞成了紅色經典，這樣的事實你能否認嗎？就算江青是個挂名的，可那些文藝工作者沒有她點頭同意，能出來演樣板戲嗎？八個樣板戲紅了所有的主角，除了他們自身的能力，我們是不是也要想想這樣一句古話，『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

像樓主轉發的這類文章，越讀越能讀出很多信息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