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 楊奎松教授《西安事變新探：張學良與中共關係之謎》

　　西安事變屬於那種為數不多的歷史事件：由於它的意外爆發，影響和推動了一個多方利益交錯局面的歷史進程。也正因為這一點，對於它的看法，向來每一方都有自己一套標準的說法。它吸引人的地方在此，使人困擾的地方也在此，因為凡是這類事件，其真相都不易為人所知。

　　然而史學的根本立足點就是就是事實真相。楊奎松的這本《西安事變新探》看來正是力圖復原這一歷史圖景，因此大量採用電文等第一手的資料，彷彿一個破案老手，竭力採用最原始材料，來探尋70年前的舊案底。作者的努力就在於回答幾個基本問題：張學良與中共結盟的目的何在？西安事變因何爆發？

　　西安事變之前的西北局勢極為複雜。1935年10月，紅軍和東北軍幾乎同時進入陝西，使地方實力派的楊虎城地位一落千丈。當時雖然陝北一帶屬防衛空虛的三不管地帶，但當地極為貧瘠，紅軍生存尚且艱難；因此中/共內部的基本共識是：留在陝北無異於坐以待斃，必須行動以解決生存問題。此時，蔣介石則期望東北軍能完成對紅軍的包圍，實現其「攘外必先安內」的夙願，同時又削奪楊虎城兵權。在這個大棋局，還有兩個幕後角色參與：中/共背後的蘇聯及積極圖謀稱霸東亞的日本，而這兩者又是不共戴天的宿敵。在這六方博弈中，每一方都有自己的利益打算，並與另外五方存在著矛盾——即使是中/共與蘇聯之間也是如此，蘇聯當時認為中/共在軍事上捲土重來已無可能，應動員國內力量拖住日本，使蘇聯避免兩線作戰，不過斯大林卻又極不信任中國的軍閥。

　　這本書看來並不準備回答以上所有問題，這個羅生門一般錯綜複雜的事件也的確是難究真相的。因此作者從西安事變中最關鍵的兩方：張學良的東北軍與中共關係入手，以尋求事變背後各方的動機。他也明白指出：西安事變的直接受益者正是中/共與紅軍，但這種勝利，實際上是因為中/共最清楚地利用了事變中另外數方的矛盾衝突。

　　中/共革命史對人的一個巨大吸引力，正在於：它奇迹般的勝利，是什麼原因造成的。長征抵達陝北時，雖然無疑是一個勝利，但陝甘寧邊區全部控制人口僅40萬，紅軍只有3萬人，當時恐怕無人能料想到，這樣一個處於絕對劣勢、幾乎完全沒有機會的政黨，在其之前的14年歷史中又一直是個邊緣化的社會異己力量，卻能在之後的14年內，越來越強大，最後竟統一了分裂數十年的全中國。在這一點上，官方強調的一直是內部因素，而這本書卻突出強調了其外部因素：西安事變和日本侵華，正是中共壯大的歷史契機。

　　當時東亞戰雲密布，人人以為戰爭難以避免（連戰出生於1936年8月，其名即因祖父連橫認為中日必有一戰），中共有效地把握住了這種心理。在打出「北上抗日」的旗號后，即將史詩般的逃亡行動長征一變而為有目的的政治行動。在後來的對日戰爭中，毛澤東一向以保存實力為先，但「抗日」卻是一個極有力的政治武器，概言之，即立場激進的小黨以意識形態來挾持大黨，使之陷於被動——就像近年來民進黨喊出「愛台灣」，也使國民黨不得不跟進一樣。

　　從當時的形勢來說，中/共意在儘快促成中日全面戰爭的爆發（1935.12.9，中共華北局策劃發動一二·九學生運動目的之一也在此），而蔣介石卻力圖延緩，以爭取更多時間來作戰備，並竭力利用國際矛盾，他早已看出，東北問題非等待東亞問題完全解決之後才能解決。法國學者Jean Escarra有一句精闢的斷言：「[1937年]中日戰爭的全面爆發，對日本來說，已經晚了兩年，對中國而言，卻早了兩年，故此曠日持久，僵持不下。」然而蔣的這一立場，在國人看來無異於軟弱賣國，東北軍中的少壯派尤其不滿（少帥張學良當時也僅36歲）。這種矛盾的全面激化，則使原本絕不可能聯合的西北三方（最初在中/共看來，張學良屬對日不抵抗、賣國、反/共），竟消弭敵我，聯合了起來，不但消解了中/共的生存危機，還一躍進入全國的政治舞台中心。

　　西安事變從爆發到談判結束，僅有短短的13天（再拖下去也會引發中央軍的全面進攻），但達成的政治協定卻有著極深遠的影響。1937年元旦，張學良發表告東北軍將士書，稱「這顯然是我們民族解放鬥爭的開端，也正是我們民族復興的起點」——他說對了，但這也是他個人悲劇的起點。張楊二人的命運結局都十分凄慘，但從另一面說，蔣介石至少也信守住了政治承諾，並未一回南京就馬上宣布興兵討伐半獨立的西北三方（毛澤東曾極擔心蔣食言）。對當時的全國局勢來說，事變的結局已經是最好的了，蔣介石被釋放后，全國上下都極興高采烈。如毛澤東總結的，事變的處理最後只能是「又要反蔣又不反蔣」，在政府問題上也是「又要政府又不要政府」，以保全各方利益的同時，調整方向，一致對外。

　　對於此事的是非爭論是永遠不會平息的。日前的西安事變七十周年，國內並沒有大動作紀念，但對此事的官方鑒定並無任何變動；而台灣方面雖然終於承認楊虎城遇害是錯殺，但國民黨黨史館館長邵銘煌仍認為西安事變不能平反。當時蘇聯官方的立場倒是更接近於國民黨，它認為事變不論其意圖如何，客觀上只會有害於中國統一抗日戰線，並將西安事變看成是日本指使的陰謀——這與中/共的立場恰好相反。

　　史學家馬克·費羅曾分析俄國二月革命后數周內工人、農民、士兵各界發往首都的電報來分析研究不同群體對戰爭和革命的態度，結果發現他們的訴求重點有相當大的差別。的確，史學的基礎是證據至上，但過分信賴「第一手資料」有時也會適得其反。本書中運用了大量的電文，但長征後期至西安事變，中/共中央幾乎每天都有電文，由於時局極端緊張，電文之間相互矛盾、茫無頭緒者所在不少。而且有些雖是密電，但真正的政治決策往往也並不出現在電報上。舉個極端的例子：無人懷疑希特勒曾想對猶太人「最後解決」，但誰也無法證實他發過這樣一條命令，事實上也不可能發現這樣的原始書面材料。

　　這本書運用的基本都是中文資料，也基本沒有談到日本——日本在這一事件中實為最大輸家。在事變發生后，中國對日態度明顯強硬，國內抗日情緒也開始高漲。雖然就本書的題目來說，不談日本也算切題——只探究張學良和中共的關係為主，不過總給人以意猶未盡的感覺。西安事變這個歷史事件，或許本來也不是一本書所能容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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